第十九章 第三道山谷

第三章
邮差

毕业后，我向3家公司投了简历：业内最老牌的经纪公司WMA；由曾在美国音乐公司任职的弗雷迪·菲尔茨和戴维·比格尔曼联合创办的新兴人才机构“创新管理协会”（Creative Management Associates），也就是CMA；广告公司智威汤逊。只有WMA回电让我去参加面试。我穿着99美元的海军蓝西服套装、正装男鞋、白色扣角领牛津衬衫，打着条纹领带，前往其位于比弗利山的办公室。我看起来像个联邦调查局的菜鸟探员。

在WMA，几乎每个员工都要从公司收发室职员做起。一两年后，实习生会被送到秘书学校学习速记，也就是“快速书写技能”，回来后就可以给经纪人当秘书。如果表现出色，就会当上助理，然后是初级经纪人，最后是高级经纪人。成为初级经纪人可能需要花上3年，要当上能够自己签客户的高级经纪人则还要再多4年——而且，超过80%的实习生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在WMA，走捷径的方法是靠裙带关系：人人都是某个关系户的侄子。那是一个陈旧、疲软、腐败的地方。

我没有高枝可攀，所以我需要想出别的方法引人注目。我告诉人事主管：“我有个提议。我认为我可以在120天内学会成为经纪人所需的全部知识。如果我没做到，我就把你付给我的全部工资都退给你。”我使用了经纪人的谈判方式，而他也很清楚这一点。他爆发出一阵大笑。“这是我听过的最疯狂的想法，”他说，“但是我决定雇用你。你星期一开始上班。”我的薪水是每周55美元。

我说：“我想明天就开始上班。”我7点就来到公司，比正常上班时间提前2个小时来让自己熟悉公司大楼的布局。9点半，我们会接到当天要完成的任务。几个高级实习生抢走了担任替补秘书的美差，这是给经纪人留下印象的好机会。剩下的人都钻进公司提供的大众轿车，开始给制片厂、电视网、律师和客户送去上午的一批文件。送件的路线一共有3条：圣费尔南多谷、好莱坞和比弗利山。在传真或电子邮件尚未出现的年代，所有电话不能处理的业务都要通过人工递送备忘录和合同来进行。我们的文件袋又鼓又沉。

收发室一共有20名实习生，这意味着我要打败19个竞争对手。我的目标是用规定时间的一半把送件的路线跑完。我拿着自己那本螺旋装订版的《托马斯指南》，把路线标在城市道路图上，我要玩一个被我称为“持续前进”的游戏。制胜的关键是避开红灯。我在中午之前就回到了办公室，比其他人提前很多，好帮老板们到公司内部的各部门跑跑腿。他们会派我去会计部或法务部，我也因此了解到这家错综复杂的大公司业务上的来龙去脉。大家开始依赖我。很快，他们就不再把我派到比弗利山之外的地区，还把我的工资涨到了每周75美元。这么低的工资让我觉得非常难堪，因为我带朱迪外出吃饭只能去最便宜的墨西哥餐馆。在皮克大道的“埃斯科巴之屋”餐厅，五道菜的晚餐套餐只需要3.95美元。点两个套餐、两杯啤酒，再加上小费，我们在这里约会一次的总成本是16美元——比我在WMA一天工作12个小时赚到的工资略多。但是朱迪跟我说过一句话，此后我在CAA招聘初级岗位员工时也会重复说给他们听：你是在投资你自己的人生。

我鄙视收发室，但爱上了它所服务的世界。在WMA工作是我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我想接近那些有创造力的客户，他们做出了我自己永远无法做出的成就。我不想像公司里的很多经纪人一样，当一个叼着雪茄的懒汉，而且，听说了某位经纪人的行径之后，我极为反感：他签下那些有追求的女演员，只是为了和她们上床，过后就把合同丢在一边。那时的经纪人行业属于职能部门，只是负责帮客户处理送上门来的工作机会，他们在创作界得不到尊重，同样，他们也不太尊重他们的客户。他们从不挖角，因为他们没有进取心。他们满足于工作的数量而非质量。你经常会听到的两句话是：“只要客户开心就没问题”，还有——如果送来的是一个垃圾项目——“捏着鼻子卖掉就好”。

我渴望有一天能创建自己的公司，但这要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我估计我要在WMA工作20年才有出头之日。公司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收发室的员工只能开大众；年轻的经纪人可以报销油费；当红的经纪人可以开别克；高级经纪人开凯迪拉克。洛杉矶办公室必须向仍然在统领全局的纽约办公室汇报工作。而电影人才经纪是我们最威风的部门。大制作电影的经纪人在一层办公，和高管们的办公室离得很近；电视经纪人被赶到二层。虽然《布里安之歌》这类电视电影打破了影视的界限，但在WMA，这两部分业务仍然壁垒分明。WMA在电视、音乐、文学（被改编成影视剧的书）、夜店、剧院和拉斯韦加斯的经纪业务领域独占鳌头。但是，在电影方面，创新管理协会正在要我们的命。因为没有挖角文化，我们没有计划改变创新管理协会的主导地位，然而，我们的旗舰部门却是实力最弱的部门，这一事实造成了巨大的内部压力。

有一天，我被阿贝·拉斯特福格尔叫住了，他是公司的名誉主席，也是威廉·莫里斯本人在世时认识的人。他交给我一部电影剧本，让我送到比弗利威尔希尔饭店沃伦·比蒂的公寓。经过别人帮忙指路，我才找到了通往比蒂顶楼公寓的秘密通道，他在那套公寓里招待过朱莉·克里斯蒂和其他许多人。公寓大门是开着的，透过屏风，我看到陈设简单的一居室套房。沃伦身穿牛仔裤和T恤衫，光着脚来到门口，他身后有个女人，但我认不出是谁。他收下了剧本，还问候了我几句。他的态度好得不得了。一个住在顶楼公寓、无忧无虑的男人的形象——有着《商海情深》主人公卡什·麦考尔的影子——让我印象深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约15年后，我会成为沃伦的经纪人。

还有一次，我奉命给制作过《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桂河大桥》的著名制片人萨姆·斯皮格尔当司机。他年近古稀，却老当益壮——因为擅长在出租车后座上搞风流韵事，他得了个外号叫“天鹅绒上的八爪鱼”。我滔滔不绝地和他攀谈，竭尽全力想给他留下好印象，但是萨姆打断了我。

“孩子，”他一边吐着雪茄烟雾一边说，“想听个建议吗？”

我兴奋地点头。

“好吧，孩子，听好，”他说，然后抽了一口烟，又抽了一口烟，“如果你有机会睡个姑娘，你就睡她。别让她跑掉。”

事实上，演艺界的很多建议到头来都是关于怎么上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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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档案室的长度和一个篮球场差不多，里面排列着很多钢质文件柜，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硬盘阵列，每个柜子里都装满了米色厚纸文件夹，过去70年的档案都在其中。尽管这些文件杂乱无章，但我仍然将其视为娱乐业的大百科全书，于是我去帮助档案室的管理员玛丽油印文件。我还经常送她一些小礼物——一盒糖果、一条丝巾之类的。有一天，我说：“你知道吗？有一些文件我挺想看看的。”她让我随便看，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到一周，她就允许我在她下班后独自留下。再之后，她干脆给了我一把钥匙。

其他实习生还在坐等别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读什么、学什么的时候，我每天早上7点和晚上下班之后都会来到玛丽负责管理的地方。我用10周把所有文件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包括客户的档案和与电视网及制片厂签订的合约。我把疑问记录下来，然后向电视业务部门的法务负责人萨姆·萨克斯请教。萨克斯很高兴我对这类事情感兴趣，于是借给我一盒他在南加州大学讲授娱乐业合同法的录音带。我回家听过之后，带着更多问题去找他。他又给了我九盒录音带。

法务办公室与一层的高管办公室相邻，WMA在洛杉矶级别最高的负责人、全球电视部门主管萨姆·韦斯伯德每天出去吃晚饭并返回时都会路过这里。他的习惯比较固定。每天晚上6点半，他会准时离开办公室，去和拉斯特福格尔先生——大家都这么称呼他，包括萨姆本人在内——共进晚餐。7点，高级经纪人都下班了，只有著名的电影经纪人斯坦·卡门会带着轮班的助理一起回电话到8点。然后办公室就没人了，直到萨姆吃完晚餐回来继续3个小时的收尾工作。

我找了一个他绝对能够注意到的办公隔间坐好，还把我的文件都摊开来让他看见。过了一周之后，一天晚上9点左右，我终于等来了他的召唤。“你能帮我个忙吗？”萨姆说。那只是一项文书工作，但是整座大楼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而且他肯定不会亲力亲为。

我的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极为工于心计。我敢肯定萨姆知道我想干什么。他也知道深思熟虑和工于心计是从事经纪人行业的先决条件。所以，在WMA工作3个月后，我成了萨姆·韦斯伯德的手下。我自然而然地做起了他加班时的助理，没有正式任命，也没有工资可拿。每次经过他的办公室，我必定会探头看看他有没有事情要吩咐。他的秘书请病假或者休假期间，他会让我代班。我是个糟糕的秘书，也是个出色的助理。因为我应付不来逐字逐句地听写，萨姆会说：“我想让你处理一下什么什么事，再转告他这个那个意思。”之后，我再自己把信写出来。

服务机构的生死存亡取决于时间管理。我把待处理的备忘录按照优先级顺序排列，在萨姆的办公桌上摆好，用马克笔标好主题，等萨姆在文件右上角潦草地写完答复，我再亲手把文件交还给发件人。我在他的冰箱里放满了胡萝卜汁和芹菜汁，那是他当时的健康饮料。我给股票经纪人打电话，帮萨姆打听股票买卖的消息。简而言之，我让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他的秘书回来时，萨姆让我按照我的工作方法重新培训她。

尽管萨姆风流成性，但他从没结过婚。他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和拉斯特福格尔先生，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为之奉献的两者之间就产生了冲突。经纪人需要在晚上5点半到7点回电话，这是各位客户离开片场之后到出门吃饭之前的空当。但萨姆不可能在他约好的晚餐时间之前打完所有电话。他有一只眼睛不太好，紧张时会抽搐，到6点10分，那只眼睛就开始痉挛着乱转。他是引导我思考该如何为全公司创造工作机会的经纪人——他是WMA里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但他只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把一切完成。晚上6点20分，身高约1.65米的拉斯特福格尔先生就会溜达着走进萨姆的办公室。他会对萨姆微笑一下，然后径直进入厕所并关上门。然后他会洗干净手，踱步出来，再点点头。这个时候萨姆会放下手里正在做的任何事情，甚至话没说完就把电话挂断，然后给我一个无可奈何的眼神，就陪着老头子出门去了。

开始为萨姆工作之后，我构想了一个新的长期目标：我想管理WMA。为了让我接触交易过程，萨姆让我去给电视经纪人弗雷德·阿波罗当助理。弗雷德打电话的时候我在一边听着，之后很快我就开始代表他与电视网把交易谈定了。在WMA工作了7个月之后，22岁的我被提拔为初级经纪人——这是一个很贬低人的职称，我们后来在CAA把这个职位取消了。我的工资翻了一倍，达到了每周150美元。尽管我的升职速度已经破了纪录，但我还是没能在自己设定的3个月期限内完成。我觉得自己必须在世界离我远去之前加速追赶。

我被分配到音乐经纪部门，工作内容是安排公司签的音乐人参加诸如《卡洛尔·伯纳特秀》和《格伦·坎贝尔的欢乐时光》之类的电视综艺节目，同时负责照顾他们的现场演出。一天晚上，我来到英格尔伍德的论坛体育馆，到那里举办的斯莱和斯通一家乐队（Sly and the Family Stone）演唱会现场去工作。我接到的任务是向斯莱介绍我自己并照顾好乐队，然后要清点门票收入，确保音乐人们得到的酬金数目正确。（在售票网站尚未问世的年代，乐队分票房的时候经常被亏待。）我把通行证挂在脖子上，到观众席下方的后台区，在各种通道组成的迷宫里四处走，询问有没有人看到斯莱。10点左右，原本安排的上场时间已过，我遇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头上高耸着非洲式圆蓬发型，脖子上挎着把吉他——是斯莱。他两眼发直，走路几近蹒跚。

我意识到，如果演出无法继续，我肯定会挨骂，于是我深吸一口气说：“斯图尔特先生”——他的真名叫西尔维斯特·斯图尔特——“我是WMA的迈克尔·奥维茨。”

“发生什么事儿了？”

“斯图尔特先生，”我说，“你来得有点儿晚。我不想催你，但是演唱会到点儿必须结束。”这是一项执行非常严格的社区法令。“如果你想演得尽兴一些，或许你现在就该上台了。”

他呆呆地盯着我所在的大致方向，然后说：“哦——我很快就上台。不过，你能去看一眼我的乐队吗？他们在湖人队的更衣室里。”

我又七拐八拐地经过更多的通道，找到更衣室并打开了门。里边挤着大约50个衣服脱到各种程度的男女，他们都被包围在毒品的烟雾中。

离我最近的女人看到我，大喊：“缉毒警察来了！”所有人都四散奔逃。我能听到马桶冲水的声音。

我关上门，直奔停车场，然后开车回到WMA，用打字机给我们部门的负责人写了一份备忘录，讲述了我在斯莱和斯通一家乐队演出现场的遭遇，并提出，或许我的服务能力在其他地方更能发挥作用。第二天，我被调到了电视打包策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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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里没人能喝酒。父亲带我们出去吃饭时，会给我和马克各点一杯秀兰·邓波儿无酒精鸡尾酒，他自己点一杯施格兰7号威士忌加苏打水。他慢慢地啜饮自己那杯鸡尾酒，然后把杯子递给服务生再续一杯，但从来喝不完。我也一样。我在兄弟会的派对上大醉过一次就够了。我不喜欢失去控制的感觉。

托尼·范托齐是个在一层办公的经纪人，他手上的客户名单令人羡慕，包括导演比利·弗里德金和女明星卡罗尔·钱宁。托尼又高又瘦，留着一大把毛茸茸的八字胡，极具个人魅力。我调到电视部门几周之后，托尼让我跟他一起去和制片人哈尔·格雷厄姆吃午饭，这样他就可以处理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些工作实际上是格雷厄姆需要他完成的事务，比如帮着谈一些交易，给他的电视节目寻找人才，等等，只不过现在托尼根本不屑亲自去做。我激动不已。

中午12点半，我们在日落大道上的“公鸡与公牛”英式酒馆见面，那里的自助餐非常有名。我从早上7点就一直在工作，对一个新陈代谢旺盛的人来说，算是很久没吃东西了。走进餐厅时，我能闻到烤牛肉和烤鸡的味道——真香啊。我迫不及待地想去拿吃的，但托尼却不急不忙地抽起了雪茄，还给大家点了马提尼，我只好先作罢。半个小时过去了。同桌其他人的酒杯都空了，我的还有五分之四。托尼又要了一轮酒。

大家聊得越来越热络。托尼要了第三轮酒。眼看着附近桌位的人们都端着堆满食物的餐盘回来，我感到头晕目眩。托尼要了第四轮酒。2点45分，第五轮酒端上来的时候，我面前的酒杯已经排成一排，像是洛杉矶国际机场等待起飞的航班。我很遗憾要错过这场饭局之后的精彩时刻了，我感到很难堪，不知道这样是否显得失礼，但还是站起身，找了个适用于一切场合的脱身借口：办公室还有特别多的工作等着我处理。

从那以后，每次托尼让我跟他出去应酬，我都会先买个三明治，利用路上的时间在车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为了在饭局上全程保持不倒下，我会假装不慎把酒洒在地毯上，或者把马提尼倒进我的水杯，然后要求服务生换一杯水。我对托尼的崇拜与日俱增。他可能会脚底打晃地回到办公室，但是两杯咖啡落肚就可以再次开足马力。

有一天，托尼说：“我需要你帮我处理几个做日间电视节目的人的事。”这是个奇怪的要求，因为除了一两部老掉牙的肥皂剧在自生自灭，WMA几乎不碰我们所谓的“日间节目”。但是高层要求托尼帮助杰克·巴里和丹·恩赖特这两个在20世纪50年代末因为操纵电视智力竞赛节目结果而曝出丑闻 [1]的人重返行业。“他们的复出之路困难重重。”他说。

丑闻曝光时年纪还很小的我傻乎乎地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重大机会。我根本不知道杰克和丹的名声败坏得有多彻底。我四处游说推销“巴里-恩赖特”组合，但一直遭到冷遇，不止一两次，而是八次，甚至十次。我满腹疑惑地缠着我的老板们，让他们联系那些不接我电话的电视网高管。他们不想参与，但是也不想得罪萨姆·韦斯伯德的手下。我们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才在CBS争取到一档叫作《倾家荡产》（Break the Bank ）的节目，杰克不仅会担任制片人，还会主持。

人才代理是一种商品交易。如果你签不到客户，那么无论你在别的地方做出了什么贡献，你都是废物。我先从那些没人在乎的人才入手——比如肥皂剧和游戏节目制片人，特别是连续剧的编剧。日间节目虽然没什么魅力，但利润丰厚。我注意到，项目源自创意，而创意来自编剧。我对那些凭空就能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敬意。一个周六的晚上，朱迪和我躺在床上收看本地的一档电视综艺《洛曼和巴克利》（Lohman and Barkley ）。节目里有一段小品，里边有个身材瘦长、滑着旱冰的拉比，脑袋上戴的假“佩亚” [2]一直拖到地上。他让我们俩笑疯了。

周一早上，我的第一通电话就打给了这档节目的办公室。我找到了扮演拉比的那个家伙，我说：“我是WMA的迈克尔·奥维茨，我认为你很有疯劲儿。我想和你见个面。”就这样，一位名叫巴瑞·莱文森的电视编剧成为我的第一个客户。没过多久，我就帮他加入了《蒂姆·康威秀》——在当时，这已经是我能力的极限。

不过当时我已经认识了一些后来在业内叱咤风云的新秀。有一天，我在我们一档游戏节目试播集的拍摄现场碰到了迈克尔·艾斯纳。当时他在ABC主管日间节目。我问他觉得我们的节目怎么样，他含糊其词地说：“嗯，我太太喜欢。”于是我给简·艾斯纳送去了玫瑰花，还附上了问候卡片。然后迈克尔打电话给我说：“别来经营我太太！”他对此有点儿生气，但是这个小花招儿也让他记住了我的名字，艾斯纳和我很快就成了朋友。我总是难以抵挡聪明人的魅力，而迈克尔·艾斯纳就是个聪明人，他在东海岸上的大学，在纽约的公园大道长大——正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成长的地方。他有工作人员帮他打点家里的一切需求。他带着纽约人特有的苍白面色。他在孩子气的尴尬与油滑的微笑之间自由切换，甚至比我更善于操纵别人——他的一切都让我倾倒。我们在商场上打了不少交道，朱迪和简也变得非常亲密。此后很多年，我们两家人都会一起到阿斯彭和夏威夷度假。迈克尔和我甚至会找同一位内科医生看病。有一天晚上，艾斯纳的一个正在青春期的儿子失踪了，当时朱迪和我正和艾斯纳夫妇一起看麦当娜的演唱会，迈克尔和我立刻离开，开着车在城里到处找，最后毫不意外地在一个派对的现场把他找到了。

我在WMA的下一位导师是资深的电视节目打包策划人霍华德·韦斯特。他的工作是把WMA的客户（编剧、导演、演员）合理配置在一起，然后把已经组建好创作团队的电视项目卖给电视网。霍华德能把最模糊的概念打造成一个可行的电视节目，比如《吉姆·内伯斯秀》（The Jim Nabors Show ）或《笑声》（Laugh-In ）。经纪公司对其策划的每档节目收取10%的成本费（一半预付，另一半推迟到节目赢利之后再付），所以如果某节目的成本是100万美元一集，那么我们每周就能从中赚到10万美元。相对于单纯代理个人客户的业务，这种方式的套现速度快得多。

霍华德负责与电视网谈判，我则代表制片公司或主要演员谈判。有时候，交易双方都是WMA的客户，比如在《格伦·坎贝尔的欢乐时光》里，我们是节目制片人的经纪人，也是格伦·坎贝尔和杰里·里德这些需要和制片人谈酬金待遇的艺人的经纪人。所以，我要代表我自己的客户，并且为了我个人的佣金与WMA的其他经纪人谈判。这类谈判是所有交易中最难搞定的。不过，这一经历后来也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在CAA时期，当交易各方的业务都由我们代理时，我们会在内部解决一切冲突，然后把佣金全部收入囊中。

霍华德教会了我如何把客户安排在一个策划案里并让他们满意，如何调解问题，如何监督预算。他总是挤出时间来教我。（后来我在CAA时也以他为榜样，亲自带了几个实习生。但恐怕我的耐心差很多。）在后续跟进、演说和随机应变等方面，他都是模范。而且，他教我要告诉客户真相。经纪人在随口胡说“你在样片里看起来很出色”或者“你的剧本太棒了”之类的瞎话时，总是会被揭穿。

但是霍华德不擅长签客户，所以他在WMA也没有再升迁的机会。有一天晚餐时，他告诉我他准备离职，和他的朋友乔治·夏皮罗一起创立一家管理公司。（后来他和乔治成为史上最成功的电视打包策划项目《宋飞正传》的执行制片人。）这个消息让我震惊，我们喝光了两瓶白葡萄酒。那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大醉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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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A在某些类型的节目打包策划方面非常出色，但我们的影响力远远不及环球电视（Universal Television），后者基本上能够定夺NBC的节目阵容。5月底会在纽约举办为期一周的大型电视节目展示会，届时各家经纪公司都会为了争抢秋季电视节目的档期而竭力兜售自家客户的试播集。环球电视公司拥有大量演员和一家功能完备的制片公司，像福特汽车流水线一样源源不断地推出新节目。由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禁止电视网参与自家节目内容的制作——这一规定直到1995年才被完全废止——NBC全靠卢·沃瑟曼手上的节目活着。

我们WMA的特遣队住在第五大道的荷兰雪梨酒店，在展示会的那一周内，酒店里全是从洛杉矶过来的人。一连好几天努力地推销我们的试播集之后，就在秋季档节目定档公布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看到卢·沃瑟曼大步流星穿过酒店大堂回到他的套房。几分钟后，NBC负责节目排期的副总裁就被人带进电梯，上楼前往卢的房间。从第二天公布的节目表里，显然可以看出楼上发生了什么。

NBC：“我们需要一部侦探剧放在周三晚上。”

卢：“我们可以给你彼得·福克，再加上丹尼斯·韦弗和罗克·赫德森。”

于是，轮流播放《神探可伦坡》《麦克劳德》《麦克米伦夫妇》 [3]等电视电影的《NBC神秘之夜》（The NBC Mystery Movie ）节目就这么安排妥当了。或者卢也可能会说：“我们给你一个合家欢节目吧，罗伯特·杨在里面演一个真正关心病人生活的医生。”——咻的一声，《维尔比医生》出现了。不管是周四晚上的喜剧片还是周末播放的西部片，他们想要的内容卢手里都有，卢甚至还会告诉他们该要什么：菜单是卢定的，NBC只管吃就行了。

NBC用环球电视的节目把档期填满了，我们其余的人只好去拼抢剩下的档期。尽管WMA已经很强大，但和美国音乐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垄断人才经纪行业或者环球电视公司如今一统电视行业的方式相比，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

你不可能赢得了卢·沃瑟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