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13.2 离婚：结婚的另一个理由
离婚的征兆
不论文化背景如何，总有些婚姻很成功，有些婚姻则以失败告终。正如你所预期的，这些婚姻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差别长久以来都是人际关系科学研究的兴趣所在。有人提出各种模型来详细解释离婚的某些根源，而值得注意的纵向研究现在跟踪某些婚姻已经长达20多年了。在本节我们就来考察能识别某些离婚征兆的理论和研究结果。
障碍模型
乔治·莱文杰 (George Levinger, 1976) 是相互依赖理论的倡导者，他在其离婚的障碍模型中利用我们在第6章描述过的一些概念来识别影响关系破裂的三类因素。第一类因素是吸引力。莱文杰认为，亲密关系提供的奖赏 (比如令人愉快的相伴、性满足、安全感和社会地位) 能提升吸引力，而亲密关系付出的代价 (如惹人生气的矛盾与投入亲密关系的时间和精力) 则会减弱吸引力。第二类影响关系破裂的重要因素是个体拥有的替代选择。最明显的就是可获得的其他伴侣，但任何能替代现有关系的事物，比如单身或事业上的成功，都可能吸引个体离开现有的伴侣关系。最后，在亲密关系的周围存在着许多障碍，使得个体很难逃脱亲密关系；包括维持婚姻的法律和社会压力、宗教和道德约束、打赢离婚案子和抚养两家子女的经济负担。
莱文杰模型的重大贡献在于强调了这一事实：本想分手的不幸伴侣却因为离开的代价太大而往往仍然在一起。他还雄辩地提出离婚的许多障碍都是心理上的而非物质上的；苦恼的夫妻因为没有足够的金钱离婚，或许肯定还得维持婚姻，但他们还会因为离婚使他们感到内疚和尴尬 (或者使其他人，尤其是子女这样) ，所以可能仍旧在一起，即使他们有充分的经济资源离婚 (Poortman & Seltzer, 2007) 。
的确，根据夫妻们的报告，存在很多阻遏他们离婚的因素。一项对结婚12年的夫妻调查表明，担心孩子受苦、失去孩子的威胁、宗教规范、对配偶的依赖、对经济困境的恐惧都是离婚的重要障碍 (Knoester & Booth, 2000) 。然而，在整个12年研究期间，一旦其他危险因素诸如教育程度低和父母亲离异等考虑进来的话，那些认知到的障碍，只有两项，即对伴侣的依赖和宗教信念实际上能区分夫妻是否会离婚。并且如果人们对婚姻真的不满足，甚至这两项障碍看起来也无关紧要：一旦他们想要走出婚姻，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他们 (Kn0ester & Booth, 2000) 。
因此，人们通常能意识到想要离婚就必须克服的各种障碍，但一旦婚姻处在危机之中，这些障碍看来并不重要。莱文杰的模型有助于提醒我们离婚的障碍物会萦绕在我们的心头，但该模型可能没有完全认识到，一旦婚姻的不幸开始并延续，这些障碍物是多么无效。
脆弱一应激一适应模型
本杰明·卡尼和托马斯·布拉德伯里 (Benjamin Kamey & Thomas Bradbury, 1995) 建立了不稳定婚姻的一般模型，强调了另外三个促成离婚的因素。他们认为，某些人步人婚姻时就带有持续的脆弱 (enduring vulnerability) ,这种脆弱增加了他们离婚的风险。这类脆弱 (易受伤害性) 可能包括个体成长家庭里的不幸经历、受教育程度低、适应不良的人格特质、拙劣的社交技能或者对婚姻起反作用的态度。这些特征并不会使离婚必然发生，但它们会严重影响伴侣所遭遇的环境，还会影响到人们应对紧张的适应过程。如果伴侣足够幸运，遭逢的困难较少且较轻，即使那些应对和沟通技能拙劣的人也可能幸福地白头偕老。
然而，几乎每一桩婚姻都必然会面临偶尔的压力事件，这需要伴侣彼此提供支持并适应新的环境。有些应激源 (比如一段时期的失业或重病在身) 只会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婚姻上，而不会出现在其他婚姻上，但另一些应激源 (比如怀孕、分娩和养育) 则普遍存在。不断重复出现的小打击结合起来也会出人意料地令人紧张 (Bodenmann et al., 2007) 。当出现压力事件时，伴侣必须应对和适应，但根据伴侣们的脆弱性，有些人比另一些人处理得更好。不能成功地应对压力事件会使得压力更严重，如果应对不力引起婚姻质量的下降，伴侣的应对能力或许会进一步受损 (Ne£f & Kamey, 2004) 。最终，绵亘延续的不满就必然会引起婚姻不稳定和离婚。
请看图13. 2,从顶端开始跟踪箭头路径。我们过去的经验和先天的特质使我们具备了亲密伴侣的优点和缺点，有些缺点也就是能破坏我们有效应对压力和变化的“脆弱性”。有些脆弱还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紧张——但不管我们是谁，压力总会发生，我们的应对技能和其他“适应过程”决定了压力是加剧变重还是被控减少。最终，每位伴侣成功适应的能力影响了他们婚姻的质量，同时婚姻质量反过来又影响伴侣的适应能力。
图13.2婚姻的脆弱一应激一适应模型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Kamey & Bradbury, 1995.
在脆弱一应激一适应模型中存在反馈回路和影响因素的重叠，但归根结底，我们婚姻的质量取决于我们是谁 (脆弱) 、我们遭逢的环境 (应激) 和我们应对环境的方式 (适应) 三者的相互作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重要的因素还会彼此影响。离婚的根源有可能追溯到始于童年的不安全型依恋或者在充满冲突的家庭中习得的经验教训，但如果上天让我们的婚姻一帆风顺，或者我们与伴侣一起努力并很好地克服了婚姻中的危机 (或者可能只是选修了大学亲密关系的精品课程) ，离婚并不必然发生。
亲密关系适应过程 (Pair) 项目结果
数十年来，泰德·胡斯顿 (Ted Huston) 和他的同事追踪了 168对在1981年结婚的夫妻 (CaUghlin & Huston, 2006) 。该研究项目集中关注夫妻们一起适应他们婚姻生活 (或者适应不良) 的方式，因此被称为亲密关系适应过程 (Processes of Adaptation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Pair) 的研究项目。这类纵向研究有着巨大的价值，但他们的结果有点沉重。的确，在Pair项目中，仅仅13年之后，35%的夫妻就离了婚，另外20%的夫妻不幸福；只有45%的夫妻的婚姻可以说是幸福快乐的，但即便是他们也并不如刚结婚时那般满足和爱恋。我们应该提醒你，这些都是典型的研究结果。请翻到第6章图6. 7:婚姻满意度通常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
为什么会这样？胡斯顿及其同事考察了婚姻失败的三个不同解释。其中一个解释——使人想起卡尼和布拉德伯里 (Kamey & Bradbury, 1995) 提到的持续的脆弱 —~认为那些注定不满足的夫妻比起那些婚姻最终成功的夫妻，在婚姻一开始就爱意不足，彼此矛盾重重。这一解释即持续的动力 (enduring dynamics) 模型，认为伴侣把求爱期间就浮现出的问题和矛盾带入了他们的婚姻之中；而且，伴侣甚至一般在结婚之前就意识到这些失败和缺点。根据这个模型，走向离婚的婚姻在一开始就比其他婚姻更脆弱。
相形之下，第二种解释被称为突现的危难 (emergent distress) 模型，它提出最终毁灭伴侣的问题行为始于结婚之后。随着时间推移，有些夫妻陷入婚后日益增加的冲突和否定的覆撤之中，而这些在婚姻开始时并不存在。因此，与持续的动力模型不同，突现的危难模型提出，在婚姻开始时，在成功和失败的婚姻之间并不存在可辨别的差异；颠覆某些婚姻的困难一般都是在婚后才出现的。
最后，第三种解释是幻灭 (disillusionment) 模型。这种观点认为伴侣们在婚姻开始时，常常对他们的亲密关系有着美好、浪漫的看法，这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伴侣们不再彼此努力维持可爱、迷人的形象时，现实就逐渐侵蚀了这些恰人的幻想。当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伴侣关系并不像起初看来的那般美好，任何婚姻中存在的浪漫都会消退，从而会感到失落，但对于某些夫妻而言，“婚姻证书上的戳印几乎还没干，对婚姻和伴侣的怀疑和幻灭就开始出现了” (KaySer & Rao, 2006, p. 206) 。
这三个模型的观点都很有意义，因为每一个都启示了改善婚姻、减少离婚风险的不同方法。根据持续的动力模型，困难重重的求爱引起了糟糕的婚姻，婚前干预能防止彼此有着矛盾情感的夫妻结婚，从而能避免随后出现的离婚事件。相比之下，突现的危难模型主张夫妻应当防范婚姻缓慢滑坡，出现痛苦不悦和消极否定，鼓励夫妻保持愉快、大度、关注和友善的干预措施能把离婚拒之门外。最后，幻灭模型提出对自己的爱人和关系的冷静而精确的知觉，能防止随后的失望，它和超脱幻觉的觉醒一样能预防离婚。
所有这些都是合理的解释，但胡斯顿及其同事发现三种解释中只有两种很好地符合了他们跟踪研究的婚姻结果。 (我们且稍停片刻，你认为哪两种模型是胜出者?) 首先，与持续的动力模型相一致，研究者断定与那些几年之后仍幸福的夫妻相比，不幸的夫妻在他们的婚姻一开始时就缺少爱意和温情，彼此对对方有着更多的矛盾情感和负面态度。那些注定苦恼的夫妻在一开始就缺乏慷慨和温柔，更加不确定和多变。因此，人们在订婚时就面临的任何怀疑或困难，即使在他们结婚之后仍不会消失。相反，任何犹豫或矛盾都会完全带人他们的婚姻关系之中，因此他们在婚后的岁月仍会感到不太满意。
所以，持续的动力模型能预测婚姻将来的幸福程度。然而，对夫妻实际上是否会离婚最好的预测因素是幻灭模型。某些夫妻在婚姻的头一年，婚姻满意度的下降要比其他夫妻更急剧和显著，他们是最容易离婚的夫妻。这些夫妻并不像突现的危难模型所预期的那样必定变得暴躁或仇恨；相反，他们只是经历了彼此浪漫情感最强烈的变化。他们的爱意比其他夫妻的浪漫情感消退得更快。
此外，胡斯顿及其同事发现幻灭的突出特征是，那些注定要离婚的夫妻在婚姻刚开始时比大多数人更加充满深情。那些婚姻短暂的夫妻——在6年 (或更短时间) 内离婚的人——与婚姻成功的夫妻相比，在婚姻开始时通常具有较少的爱意和更多的矛盾情感。 (于是，你能明白当幻灭降临时他们为什么相当快地离婚。) 然而，那些经历较长时期却最终离婚的夫妻——在7年或更多年的婚姻之后——在他们的婚姻刚开始时显得特别深情款款和浪漫温馨。平均来看，他们比其他夫妻更加爱慕，因此当蜜月期开始之后关爱行为通常下降，将来还会进一步减少 (这可能让他们比大部分夫妻更吃惊) 。他们结束婚姻时彼此之间感情并不比其他夫妻少，但他们体验了浪漫行为最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最急剧的下降) ，这些变化能预测较长时期之后的离婚。
总的来说，就当前阶段的Pair项目看来，有两个结论看来是正确的。首先，浪漫爱情变化的规模和速度能最好地预测夫妻是否会离婚，其次，夫妻们带入婚姻的问题决定了发生离婚的快慢。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比如Arriaga, 2001; Kurdek, 2002) ,所以我们有把握断言夫妻体验到的满意水平和满意的时间变化是影响关系结果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注定要离婚的夫妻并不总是变得暴躁和仇恨，但他们通常的确会失去他们曾经体验到的快乐 (Gottman & Levenson, 2000) 。
婚姻早期岁月 (Eym) 项目结果
另一项著名的纵向研究是由泰瑞·奥布琪和约瑟夫·威若夫 (Terri Orbuch & Joseph Veroff) 主持的婚姻早期岁月 (Early Years of Marriage, Eym) 研究项目，该项目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附近抽取了自1986年结婚的199对白人夫妻和174对黑人夫妻 (Orbuch & Brown, 2006) 。Eym的研究者特别关注夫妻面临的社会条件对婚姻结果的影响。某些社会学上的变量非常重要。在2002年，该项目进行16年之后， 46%的夫妻已经离异，但夫妻们的种族因素也造成巨大的差异：只有三分之一略多 (36%) 的白人夫妻离异，但超过一半 (55%) 的黑人夫妻解除了他们的婚姻关系。
为什么黑人夫妻更容易离异？原因很多。平均来看，黑人夫妻在婚前就已同居了很长的时间，更可能已经生育了小孩。他们的收人也更低，更可能来自破碎的家庭，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个体离婚的风险有正相关 (Popenoe & Whitehead, 2007) 。
夫妻受教育的年限也很重要。一般而言，妻子和白人男子在学校的时间越长，他们离异的可能性就越小；奇怪的是，教育与黑人男子离异的风险并无相关，这个事实可能反映了社会条件和种族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 (Tucker, 2000) 。不过总的来说，Eym项目表明，正如其他研究一样 (Cutrona et al., 2003) ,夫妻们构筑亲密关系的社会背景对他们的婚姻结果有重大的影响。不管伴侣们是多么尊重和珍视婚姻，贫穷和教育缺乏可能把任何夫妻都置于离婚的风险之中 (Kamey & Bmdbury, 2005) 。
个体对自己婚姻问题的知觉
目前为止我们考察的各种模型和研究证据都表明，有三大类因素影响婚姻的结果 (Levinger & Levinger, 2003) 。文化规范和其他变量确定了婚姻发生的基础，是最广泛的影响因素。无过错离婚法、性别比率和影响教育和经济机会的歧视都是文化背景支持或损害婚姻的示例。
更特异化的因素是我们的个人背景，即家庭和朋友的构成以及我们居住的邻里环境。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与许多有趣的男同事一起工作的女性比那些居家不上班的女性更容易离婚 (Smith et al., 2001) 。最后，关系背景指伴侣们通过对彼此的知觉和相互作用缔造的亲密环境，是第三个影响因素。这些个别特征使得我们长期以好心情或者悲观的警惕对伴侣作反应，它们是构成弥漫于伴侣关系的特定气氛的基础。
我们之所以要介绍这三个不同水平的分析，是因为当人们对他们的婚姻问题进行解释时，往往只关注其中一个。另一项由保罗·阿玛托和艾伦·布思 (Paul Amato & Alan Booth) 主持的著名纵向研究，即生命进程中的婚姻不稳定 (Marital Instability Over the Life Course) 项目，自1980年起每隔几年就对1 087名美国人组成的随机样本进行电话访谈。当问及那些离婚的人离异的原因时，提及次数最多的原因全部包含他们婚姻关系的某些特征，如表13.1所示。女性比男性更多抱怨不贞、物质滥用 (substance use,指包括酒精、影响精神的药物和其他化学品如挥发性溶剂的滥用一译者注。) 或者虐待行为，而男性比女性则更可能抱怨沟通不良或者宣称他们根本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平均而言，前妻的怨言要多于前夫，但男女两性的解释，都极少承认他们亲密关系发生的文化和个人背景可能带来的影响。
表13.1 “你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 总体被试 (％) 男性 (％) 女性 (％) 不贞 22 16 25 感情破裂 19 19 19 酗酒或其他物质滥用 11 5 14 心生隔阂 10 9 10 性格问题 9 10 8 沟通困难 9 13 6 身体或精神虐待 6 0 9 爱情消失 4 7 3 不知道 3 9 0 表中数值反映了随机样本中208对美国夫妇对离婚原因的回答。其他理由如经济困难或家庭干涉也会偶尔提及，但这里列出的是9种最常见的原因。 资料来源：Amato & Previti, 2003.
尽管如此，这些更广泛的背景可能也很重要。伴侣的收入越高，就越少认为虐待作为是他们离异的原因，而更多地提及个性的冲突。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经常抱怨与前配偶感情的破裂。于是，伴侣的社会经济地位 (包括教育和收人) 有助于预测他们遭遇的婚姻问题。伴侣结婚的年龄也有影响：结婚时越年轻的人越有可能分手，越容易存在酗酒和吸毒的问题。
当伴侣们对婚姻不满时，他们常常抱怨伴侣关系中的个别特点 (Bodemnann et al., 2007) 。但更广泛的影响因素也很重要，我们下节会谈到。影响伴侣离异的各种因素不仅包括使他们或喜或忧的日常交往；而且周围的环境和文化也会损害或改善他们的婚姻 (Sprecher et al., 2002) 。
特定的离婚信号
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变量会使人们面临离婚的风险，我们稍后会把它们列举在一张大表格里面。然而在此之前，我们还应该注意研究离婚面临着特定的挑战。首先，有些研究把分居和离婚视为同样的婚姻结果，但并非所有分居的伴侣会在法律程序上离婚。虽然这两种情况下婚姻都是失败的，但离婚者和分居者在某些重要方面可能存在差别。
其次，研究离婚的被试样本只有极少部分是多样化的样本。卡尼和布拉德伯里 (Kamey & Bradbury, 1995) 对115项纵向研究项目进行元分析发现，75%的研究主要关注中产阶级的白人，只有8%研究特意招募了黑人和白人。此外，只有17%的研究采用了全美有代表性的样本。要获取多样化的样本是昂贵和困难的 (Kamey et al., 2004) ,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离婚的了解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对白人研究的基础上。
最后，一般趋势的结论有时可能掩盖了某些重要的限制性条件：没有一个概况化的结果适用于每个婚姻，某些预测信号可能适用于某些团体或婚姻的某些阶段，但却不适合其他情况。具体研究中的某个特定变量的影响，可能反映了与之形成对比的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离婚的某些典型相关因素 (如低收入) 可能在年轻人的婚龄较短的婚姻中很有影响力，但在已经经历了一些岁月的婚龄较长的婚姻中却未必有太大的影响 (Booth et al., 1986)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最初经历了某些应激源的考验还能维持下去的婚姻，在数年之后就不太容易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在检视表13. 2的时候请牢记这一告诫，表中罗列了现代研究识别出的影响婚姻稳定性的重要预测信号。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因素的影响效应在数十年来并未有太大改变 (Teachman, 2002b) 。大部分因素对男同和女同在亲密关系中体验到的满意度和稳定性也有类似的影响 (Gottman et al.,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