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Paul Manson）拄着拐杖，从起居室出发，向5米外的厨房走去。对这个体型庞大却只有半条胫骨还勉强管用的老人来说，这段路程像是走了一个世纪。我总觉得他会砰然倒下，但每次都是幻觉，就像一头牝鹿突然撞上挡风玻璃——你一边急刹车，一边惊魂未定地睁开眼睛，却发现前方没有鹿，只有一团浓郁的、英格兰深秋的雾。
2015年10月，一心想逃离城市的我和我的诗人先生离开剑桥，在东安格利亚的一个小村庄哈德纳姆村（Haddenham）买了一套骨架尚存的小瓦房。村子不大，人口不到3500，从南到北一个小时即可走完。人影也不多见，车轮碾过沥青马路的声音，只有上下班时才能听到。感觉远离尘世，实际上离伊利[1]只有7英里。对于我们这种急于避世却又无法像梭罗（Henry Thoreau）那样彻底退隐的折中派来说，这个古老僻静、外表看起来像装在过期罐头里的小村庄，简直就是天堂。
我们把后院分成三块，一块用来种番茄和南瓜，一块种向日葵和野花，另一块种黄瓜、青椒和小尖椒。一边除草，一边望着渐变成火山石色的爬山虎，置身世外的幻觉让人陶醉，以至于在最初搬进去的日子里，我给友人写信，还引用过R.S.托马斯（R.S.Thomas）的诗句：“很少发生什么，一条黑狗，在阳光里咬跳蚤就算是历史大事。”
然而这点“小确幸”掩盖不住这个动荡时代的底色。2016年6月以后，英国便陷入“脱留”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彼此构怨连兵、白刃相向，极右翼势力也趁机崛起，试图掀起一场“移民与狗不得入内”的回潮，与此同时，英镑大跌，物价一点点地上涨。缩水的钱袋、未知的工作前景和危在旦夕的国民医保，让我们本来就悬在半空中的心更缥缈无依。“留欧派”认为，一切都是脱欧的错，将公投定性为“被全球化淘汰的中老年白人‘loser’们掀起的一场仇外/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闹剧”——这个定性，在强烈赞成脱欧的特朗普执政后更不容质疑。控诉“脱欧派”的狭隘、愚蠢和反智，成了“留欧派”的道德使命。遇到保罗之前，对此我也从未有过异议。
87岁的保罗是哈德纳姆村的退休农民，独自住在一栋残破的平房里。他大部分时间坐在一张杂物成堆的餐桌前读报，偶尔拄着拐杖，穿过挂满旧照片的走廊，颤颤巍巍地走进另一个房间。有时候他也在村里的斯巴超市（SPAR）露面，庞大的身躯陷在窄小的电动残疾车里，车头挂着一袋面包。有两个集会他是不会错过的，村民自发组织的“历史小组”和“自然保护小组”的每月集会，他是资深会员，也许是最年长的会员，虽然其他会员看上去也和他一样白头豁齿，蹒蹒跚跚。和所有的会员一样，他对哈德纳姆村的历史和生态充满激情，他还是英国自然科学丛书中《金莺》（The Golden Oriole）一书的作者之一。
为了融入乡村生活，初来乍到的我，让自己尽可能频繁地出现在这些小组集会上。会员们对我这个有着东方面孔的外来者十分友善，保罗是最友善的那一个。对我的白痴问题，他有问必答，一口BBC《少儿动物世界》（Wild Tales）的口音，缓慢而精准，有一次花了近10分钟的时间向我描绘一只蜻蜓，仿佛那是他的一段初恋。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者。‘一战’时父亲因为拒绝参战而被抓进监狱，坐了两年牢。被放出来后，没有工厂愿意接收他，他只好自己开了一家小作坊，制作医用毛刷，也为飞机涂料制作毛刷。他的毛刷卖得不错，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一家已经从工人阶级上升到低中阶级。我在伦敦东北部的哈克尼（Hackney）长大，童年时印象最深的是Doodlebugs。你肯定不知道它是什么，它不是虫，而是一种带翅膀的炸弹，里面装着整整一吨炸药，出现时像一颗着火的彗星，远远地只能听到一点嗡嗡声，飞近时却震耳欲聋，简直像直接开入你的耳道。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飞行轨迹，却永远也估算不准它会在哪儿被引爆。我吓得只好闭上眼睛，留给耳朵去面对，这是最恐怖的。从1940到1941年，哈克尼被德军轰炸了700多次……”
老派的英国人，在提及创伤时，语调总是平实寡淡，保罗也一样，几乎不带一丝情绪的泥水，跌宕的记忆变成一张被熨斗熨平的旧报纸。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闻到它辛腥的油墨味。伦敦东区最惨烈的一次伤亡，是1943年的贝思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地铁站踩踏事件。成百上千具肉体，以电动绞肉机的速度，试图在同一秒钟挤进作为防空洞的地铁站，173人被踩死。更有悲剧意味的是，那只是一次防空洞避难演习。
为了安全，年少的保罗被父亲送到了英国乡下。英国诗人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说：“城市是人创造的，乡村却是神创造的。”但凡到过英国乡村，见过它那优雅而迷人的四季的人，想必都会对此深信不疑。“战争结束后，我决定永远留在乡下。我辍学了，那是一所文法学校，是培养律师、医生和银行家的地方。父亲当然失望，但听我说未来要在农业和畜牧业上有一番建树，他改变了态度，还把我送到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农场当学徒……”学徒生涯是艰苦的，保罗被师傅打发进一间木棚里，天不亮就起床，干上一整天的活，晚上端只盘子，独自缩在棚里吃饭，寒冬也一样。1951年，保罗学有所成，父亲掏出500英镑，买下哈德纳姆村的5英亩耕地和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农庄，送给了他。农庄要翻修才能住人，耕地也只是小小一块，但对于21岁的保罗来说，它们就是全部的新大陆了。
二哈德纳姆村是东安格利亚的一块高地，所谓高地，只是比它附近的低洼地带高出37米而已。在尚未搬入哈德纳姆村之前，我对东安格利亚的地貌和历史一无所知，住下来才知道，这个高度对于总体低于海平面的东安格利亚来说，相当金贵。
“洪水来时，谁都难以幸免，我们村却因为高出这么几米，水淹不过房顶，让人觉得逃生有望。”村里的老人们告诉我。
原来东安格利亚是英格兰一块古老的沼泽地，位于沃什湾海岸，覆盖整个林肯郡、剑桥郡、诺福克郡和部分萨福克郡，总占地面积近3900平方公里。因为低于海平面，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接受洪水的洗礼。洪水袭来，它便被厚厚的水被压住，像盖着一层昏黄色的、密不透风的咒语。洪水消退，芦苇丛、黑泥沼、几座零星的古撒克逊人建的修道院，便像孤魂野鬼一样，一点一点从地平线上冒出来。
东安格利亚沼泽地的治水史，始于罗马帝国占领时期（公元43—410年）。罗马人修建了几座防洪堤，成效却并不显著；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为了发展农业，加大了挖渠建堤的力度，但也没带来多少改变。东安格利亚历史学家爱德华·斯托里（Edward Storey）在其著作《沼泽地的精神》（Spirit of the Fens）里这样形容当时的悲惨画面：“一场洪水过后，时光便倒退三百年。”
17世纪，英国从荷兰请来治水专家，挖了千万条排水沟渠，想方设法把涝水引入大海，并将挖出的泥炭土收集起来，用以填充耕地。就这样挖填了几个世纪，献上了无数沾满淤泥的身躯，东安格利亚终于变成桑田。肥沃的黑色耕土，使它成为英格兰的农业重地之一。小麦、土豆、甜菜、草莓、蓝莓、苹果等作物的种子只要被撒进去，就会茁壮成长。因此这片土地又有“英格兰的面包篮”（the bread-basket of England）的美称。
土地来之不易，农民们自然惜土如金，耕作时也分外卖力。
这是收藏于东安格利亚沼泽地博物馆的一段当地农民的日记，来自牧羊人之子约翰（John Thompson），他没上过几年学，笔迹笨拙，在父亲的督促下痛苦不堪地写完了四页纸：
我父亲每周挣12先令，从早上4点忙到晚上8点。他为农场主看养4头牛、1000只羊和一支马队。每天他分得两加仑牛奶，有时候也分得一只羊头。他经常会带一只被淹得半死的羊回来，我们叫它“涝羊肉”，我们用大麦面包蘸羊肉汁吃。7岁我就开始下地干活，每天和20个左右的人给10—15英亩[2]的地除草。1863年，我8岁，第一次见到日食，以为太阳下山了。12岁时，我已经能干一个大人的活了。大人们常常和我打一个便士的赌，看我犁的地够不够直，我总是赢。我母亲也在地里劳作，此外她还得做饭。她得烤15个面包才够我们一家老小吃一天。周日最常见午餐是野兔派（Rabbit Pie）。1869年，我14岁，作为一家大农场的雇佣工，我一年能挣6英镑。16岁时涨到一年9英镑，每天我还分得半品脱啤酒……
在农业还没有迈向工业化的时代，但凡有一点家底的东安格利亚农民，都会先租种庄园主的耕地，除去生活开销，收入的一部分用来交租交税，另一部分则攒下来，待攒够之后，再从庄园主那里买些耕地，将身份从佃农变为农场主。工业革命中后期，一些隶属“贵族保有制”（Tenure）的英国庄园纷纷没落，其耕地以每英亩几十英镑不等的价格，落入中小农场主手中。完全没有家底的农民，单纯靠出卖体力，也能活下来。村委会编撰的《哈德纳姆村地方志》（The Haddenham Chronicles）上，记载着老农夫大卫（David Fairchild）给青年农民的告诫：“农民是土地的保管人（Custodians）。我们耕种，如果运气好，就要努力把耕地传给下一代，像血脉一样传下去。当你的体内流着农民的血，你就会尽一切可能不让土地荒芜。”
对东安格利亚人来说，农业不但是生计，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生活方式。据说在各种失传的节日中，始于公元5世纪异教（Pagan）时代的“丰收节”是最热闹的。秋分前后，当地农民便会将自家产的作物和果蔬，摆成色彩浓烈的对称样式，在教堂里或集市上展示和出售，并伴着两天两夜的中世纪歌舞、管风琴和铜管乐演奏。
在哈德纳姆村，有一家循道宗教会的教堂。它是一栋建于1768年的红砖建筑，低矮、宽厚，远没有大教堂的斑斓和辉煌，不同明度的土烧红砖，在垒砌时稍稍转换角度，便构成简单重复却相当耐看的几何纹样。吉米（Jim Mullin）是该教堂的牧师，你很难看出他是牧师，因为大多数时候，他几乎不戴那种石膏般坚硬的白色假领，我每次在路上见到他，他都穿得像个卡车司机，尽管他拥有博士学位。村民们也从不叫他“Elder Mullin”，而是叫他“吉米”。
根据《哈德纳姆村地方志》的记载，吉米的教堂曾组建过好几代合唱团。清一色的本地村民，农闲时排练，节假日献唱，收入所得捐给慈善机构。1988年的初夏，村合唱团还自导自演了根据法国古老传说改编的中世纪歌剧《小杂耍人》（The Little Juggler），当时的歌手伊丽莎白曾甜蜜地回忆道：“童声合唱团站在最前排，乐队伴奏在后方，我们站在最中间……那可是真正的好时光。”
耕种，放牧，祈祷，歌唱……这些与土地密切相关的集体行为，加上抗洪必需的凝聚力，曾经塑造过一个自成一体的东安格利亚农耕社会。爱德华·斯托里视它为“一个珍稀的部族社会”。在《部落之末》（“Last of the Tribe”）一文中，他写道：“不管是那些老实巴交、只会埋头苦干的农民，还是那些通过能源和技术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农业专家，他们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特质’（denominator），它比伤感的怀旧之情，比对老时光的眷恋都要显著。它不仅仅是对一个地方，比如对‘家园’的忠心，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在东安格利亚，这种认同是部族式的，是一个部族社会得以长久生存的要素。”
我这个身上背负着不到五两传统的异乡人，独自走在哈德纳姆村的林间小道上，像一只失了网的蜘蛛，时常带着羡慕的心情，品味着数月以来在东安格利亚所观察到的一切。那是一种地道的田园（idyllic）生活的底色，从文艺复兴时代到浪漫主义时期，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甚至对“英国性”的形成，都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当我渐渐爱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才知道它一半以上的原住民，包括我的忘年交保罗，全都是坚定的“脱欧派”。公投后公布的数据显示：“90%年龄在65岁以上的退休人士，都投了脱欧一票。”对我们来说，90%和65，这两个数据显得相当残忍。也许哈德纳姆村历史小组和自然保护小组的所有成员——那些友善的老人，甚至包括我的公婆在内，全都无视我们的未来，投了脱欧一票。“中老年白人失败者（loser）”，除了“失败者”一词值得商榷之外，“留欧派”果然描述得差不离。然而我们就把这些人通通“标签化”，从现实里彻底删除吗？常识告诉我，当你面对的人变得真实、具体，像棱镜一样具有多面性时，任何一种标签都是粗暴的。
保罗终于走到了灶台边上，用颤抖的、爬满老年斑的双手，为自己泡了一杯红茶。向上氤氲开的蒸汽，令他那因年迈而失控的泪阜，看起来湿漉漉的，像刚刚哭过一样。
我站在他身旁，一边静静地吸着一瓶苹果汁，一边在他的目光无法触及的地带，敲下一个既同情又不解的问号。
“你说你想和我聊天，你想聊什么？”他问，语气里掺杂着与我的疑惑不相上下的好奇。
“和我说说你的5英亩地吧。后来它怎样了？你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吗？”我没有开门见山地质问，你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躲在套子里的人，怎么会选择脱欧？
“呵呵，这得说上好几天……”把自己吃力地塞进一把同样上了年纪的扶手椅之后，保罗双目低垂，陷入了漫长的回忆。
“我这辈子几乎哪儿也没去过，就待在这个小村庄里，守着21岁时父亲赠给我的5英亩地。
“5英亩耕地，固然很小。但在英国农村，流传过这么一句话，5英亩养活一家人没有问题。‘二战’后，英国被蹂躏得囊空如洗，小麦、白糖、肉类全得用粮票才能买到，很多人就在自家后院种地养鸡，一个不足1英亩的后院能救活一家四五口人的命。我的5英亩，相比起来，已经算是很大了。当然我得用它来创业，于是我就想到了养猪。20世纪50年代，政府对农业相当支持，颁布了强力的农业补贴政策[3]，买农药有补贴，买耕犁机器有补贴，猪牛羊等畜牧业也有各种补贴。1950到1960年，家禽家畜的收购价格是政府规定的，完全不受市场影响。辛苦养大的猪被砍到跌破底价这种事，我那时可是丝毫不用担心。
“来到哈德纳姆村的第二年，我就在村俱乐部里交上了女朋友，就是农闲时大家都凑去喝酒跳舞的那种俱乐部，当然现在没有了。她是土生土长的哈德纳姆村人，我们第二年就结了婚。因为和本村女孩结婚，村里人渐渐地便把我当作自己人，针对我的那些闲话也慢慢消失了——毕竟我是伦敦来的。20世纪50年代，村里几乎没有外来人口，来了一个外地人，大家难免会在背后议论。我那时处于创业阶段，钱都花在猪身上了，所以我们没钱拍结婚照，但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她有一双冰凉的手，凉手心揉出的面皮才能做出来好吃的苹果派。她为我和我们的两个女儿做了很多年的苹果派。她是过完我们的金婚纪念日之后才走的。
“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也谈不上拮据。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政府农业扶助政策的鼓励下，几百家小型屠宰场在全国各地冒了出来，从猪圈到屠宰场的距离，最多不超过15英里；肉店也到处都是，单我们村就有两家肉店。我的猪赶上了好时光，落地就满地乱跑，吃得也很好，都是货真价实、不含激素的饲料，头头精瘦健壮。有一年，我的猪还拿下了英国皇家农业竞赛的‘配种冠军’，苏联都派代表团访问过我的养猪场。
“20世纪60年代，政府逐渐取消了对猪肉收购价格的硬性规定。猪要经过几道经销商的手，才能到达屠宰场，经销商为了从中赚钱，把价格压得很低。我觉得那样对我们不公平，就发起了一个类似‘联合供销社’那样的协会，请专业人士给猪肉做等级鉴定，以半年或一年内固定的价格，向屠宰场直接销售。第一次集会是在我家厨房里举行的，一下子就来了十几个人，他们都是东安格利亚地区小养猪场的农场主。1963年，我们壮大到21人，一起出主意，解决各种技术和销售上的难题，并给自己正式命名为‘安格利亚优质肉类协会’（AQM），我们协会最兴旺的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保罗递给我一叠厚厚的资料，封面上印着一枚金色勋章，恍如一个乡村养猪专业户的“奥斯卡奖”。
四“厄运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讲到这里，保罗突然停了下来，目光移向窗台，视线穿过布满微尘的阳光，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继续说下去。
“20世纪90年代，超级市场开始主导整个英国的农业。”
超级市场是一条食肉的尼罗河鲈鱼，只要把它放进河里，所有的原生鱼都会死光——这并非只是我或保罗的个人见解。
以英国五大超市之首的乐购为例，20世纪20年代，它还只是伦敦焦橡街（Burnt Oak）上的一家小杂货店。到了20世纪50年代，它就已经以购买和兼并的方式吃掉了附近的所有对手，包括70家威廉姆斯（Williams）、200家哈罗（Harrow）和97家查理·菲利普斯（Charles Philips）零售连锁店。随着资本力量不断壮大，自20世纪60年代起，它便以雨后蘑菇一般的速度生长。1968年，它在英国萨塞克斯郡开设了第一家“巨型超市”，20世纪90年代，这只患有肥大症和强迫症的巨兽便全线占领了英国所有的大小市镇。20世纪90年代末，它扩张到了包括东欧和东南亚在内的13个国家。在美国，它叫“鲜易”（Fresh & Easy），在中国，它叫“乐购”。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实体店数量从2008年的3751家飙升到2016年的6902家。
根据村史记载，20世纪90年代以前，哈德纳姆村曾拥有14家店铺，包括两家肉铺——卖着保罗和他那“安格利亚优质肉类协会”出品的优质肉类和家禽，一家保罗的老丈人开的制衣店，一家水果店，一家面包店，一间小零售店，一家热带鱼店，一家旅行用品店，一家干洗店，一家古董店，一家理发店，一个加油站等等。今天，除了理发店和一家惨淡经营的肉铺，其余店铺全都消失了。几张珍藏在村图书馆的零星照片，记录着店主和顾客们谈笑风生，用秤砣过秤后的白糖在黄油纸里亮晶晶的样子。
“超级市场要海量供给，要稳定的供应链，最关键的是，要最便宜的出品价格，所以根本没有人打得过它。”保罗说。
超市的出品价格到底有多便宜？英国作家、《卫报》记者乔安娜·布莱斯曼（Joanna Blythman）在《买买买：英国超市的惊悚力量》（Shopped: The Shocking Power of British Supermarkets）一书中写道：“1英镑1串的香蕉，超市能净赚40便士，却只肯付给蕉农1便士。”2016年，超市里的猪排最便宜的价格也是平均每公斤5英镑左右，而生猪的收购价格仅为每公斤1.387英镑。[4]
“很多中小型农场主，一心想节约成本，不舍得给猪圈垫草，为了防止没有干草垫护的小猪们在水泥板上互相撕咬，小猪一出生，就立刻被剪掉尾巴，以免造成感染。还有的农场主为了节省饲料，到中餐馆买潲水，煮都不煮就拿来喂猪，猪吃了这些潲水会中毒，人吃了这样的猪肉，也会生病……”保罗告诉我，“这些招数，我想都没想过。”
尽管如此，在那些大量雇佣廉价劳工、大剂量使用催肥饲料、完全改用试管授精的大型生猪工厂面前，这点省钱的小心眼，还是不堪一击。
保罗的竞争对手不再是邻村的养猪场，而是那些向英国超市源源不断供应廉价肉类的欧洲和南美洲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东安格利亚的小农场主们，大多身处同样的苦海。萨福克郡的奶牛农场主托尼·吉利斯（Tony Gillies），受近年来牛奶每升仅25便士的超低收购价冲击，负债累累，不得不关闭祖上经营了四代的草原牧场。他那些以花命名的奶牛，康乃馨、冬青花……被送到拍卖场贱卖。BBC广播一台把失落的托尼请到牛奶出品价格更低廉的美国，参观芝加哥某家大型奶牛工厂，站在罗马广场式的环形工厂底端，仰望着被阶梯形钢铁牛栏圈养在半空中、插着24小时挤奶器的奶牛，托尼眼圈发红，双唇颤抖，完全说不出话来。
感谢席卷全球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20世纪90年代初，保罗告别了“5英亩养活一家人”的古老传说，那时年近五旬的他不得不靠各种短期合同工熬到退休。1996至2004年，英国失去了约8万个与传统农业相关的工作岗位。
五“魔鬼在细节里”（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英语谚语，它改变了我在一个极速发展的社会中养成的那种“观光客式”的观察方式。为更进一步了解超级市场及其背后的全球化垄断意识形态如何将农民逐出土地，我起了个大早，去拜访哈德纳姆村的山行果园（Hill Row）。它在一片山坡顶上，是全村最高的地方。果园的主人叫史蒂芬（Stephen），像所有准时、守信的东安格利亚人一样，他早早就站在果园的入口等候我。2017年初春的寒风，刮着他泥塑般粗犷、浓眉大眼的脸庞。
“你是我在哈德纳姆村见过的最年轻的农民。”我如实相告，在拜访史蒂芬之前，我走访了附近几个农场，农场主清一色全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根据英国“企业观察”（Corporate Watch）组织的报告，2017年英国农民的平均年龄是59岁，而史蒂芬看上去只有50岁。
“对不起，我是全职的货车司机。”他尴尬地说，“果园养不活自己和家人，周一到周五我都在开车，只有周末才有时间打理果园。”
“你的果园有多大？”
“80英亩。”
“是祖上传下来的吗？”
“是啊，太爷爷买了200多英亩，父亲继承了120英亩，欧盟政府规定不能全拿来种地，所以父亲用40英亩来种草，80英亩种果树。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父亲过世后留给我的果园。”
一棵棵果树排列成行，齐整地呈现在我面前。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果园。哈德纳姆村还有另一个健在的果园，在一座废弃的风车底下，果园的主人罗伯特·诺曼斯（Robert Normans）像守陵人似的看着它。我经常在村里的主街道上买他的苹果。芳甜的苹果，用塑料袋装起来，每袋10到12个，1英镑1袋，堆在一辆生锈的手推车里，标好价格的木牌搁在手推车旁，地上摆着一只小小的铁盒子，用来放钱。没有人，铁盒子里也没有多少硬币。入冬以后，手推车里仍堆着很多卖剩的苹果，塑料袋上结满白霜，令人不免为苹果主人的冬天担心起来。
“这是桃子，这是苹果，这棵李子树大概有两百多岁了，你看它的树干，全是粗结和皱纹……”史蒂芬指着他的果树，一一向我介绍。
“你的果子都卖到哪里？”
“这些年，我也正在为这个问题发愁呢。父亲在世时，我们的水果曾卖给当地的农贸批发市场，再由农贸市场卖到水果摊上。”
“不可以卖给超市吗？”
“我们的品种太旧了，都是二三十年前的。而且数量也不够。要种出超市喜欢的水果，就得更新到最新的品种，洒更多的农药，给水果的形状定型，果园面积至少得扩大几十倍，还得建个有温度和湿度控制的巨型仓库，用于存放——因为超市需要来自世界各地且一年四季都不腐烂的水果。到了超市那里，被虫咬过一丁点的、长得不够圆的，都得被退回来。总的来说，要花一大笔钱。”
“欧盟没有补贴吗？”我望着每棵果树下厚厚一层腐烂的水果，心疼不已。
“每年每英亩20英镑。”
“英国政府呢？”
“一分补贴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要投脱欧一票？”
“补贴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
史蒂芬也许是对的，尽管根据实况网（Full Fact）提供的数据，欧盟补贴对英国农民来说必不可少，比如2015年，英国农民在生产农产品上获得的净收入平均只有2100英镑，而拿到的人均欧盟补贴竟高达28300英镑。听上去似乎还算充裕，但因为欧盟补贴是按土地面积支付的，对于只有120英亩地的史蒂芬来说，能拿到的不过2400英镑，如果他的果园无法盈利的话，这笔钱估计也就仅够除草、施肥和支付抗洪费。
《被俘的国家：公司接管英国》一书的作者、英国作家乔治·蒙比尔特披露：“农业补贴是一场公然将钞票送给富人的交易。当我们的政府说，我们要帮助农民，其实是在说‘我们要帮助那1%’，因为我们的土地大部分归极端富裕的人所有，他们很多是外国的族长、政治寡头和大矿主，他们也许完全无须缴税，却可以拿到数百万欧盟农业补贴。”此话并非凭空捏造，打个比方，产权归英国前劳动秘书部长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的几位近亲所有的斯旺伯恩家园农场（Swanbourne Home Farms），过去十年间累计拿到的欧盟补贴高达117535欧元，尽管伊恩在“缩减公共福利开支”上向来狂热不已。
“你认为怎样才能解决问题？”我望着一脸无奈的史蒂芬问道。
“欧盟太庞大，太遥远……我想回到过去，回到一个以地方为中心、地区掌握自治权的时代。”
我无言以对。我看到的和他看到的，是多么不同的两个世界。全球化自由主义、多元文化、跨国交流、思想碰撞、力量联合……一切如此美好，却同时面临着像铅壁一样灰暗而有毒的现实。
“你父亲在世时，是全职的果农吗？”
“他没兼过职，一辈子都在这山坡上忙碌。我就是这果园养大的。”
“没想过将果园卖掉？”
“从没想过。”
“为什么？”
“它就在我家屋后的山坡上，什么时候想看月亮，我就走上来。只有在这里，我才能看到最美的月亮。”
六保罗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别为无人采摘的水果发愁，在最寒冷的冬天，这些在泥土中发酵腐烂的水果，能为两三千只北欧田鸫和黑鹂提供食物。我这颗从小铭记“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的脑袋，才逐渐放松下来。食物浪费是人类对大自然最不敬的行径之一。
史蒂芬估算，哈德纳姆村的农业人口比例已经从半个世纪前的95%减少到1.5%，我到詹妮（Jenny Manning）那里去求证。年近六旬的詹妮每周在哈德纳姆村教区居民委员会上三天班，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姑娘。她和她的姐姐希拉（Sheila）还一起经营着一个二十多英亩的小农场，为十几匹马和毛驴提供食物、草地和茅棚。虽然驴马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马的主人们却不舍得将它们放弃，偶尔骑一骑，它们大部分时候都被寄养在姐妹俩的农场里。一匹马一个月的伙食费是60英镑，姐妹俩赚的钱相当于“花生米”，所以只好把几间破旧的牛栏改建成仓库，租给人存放大型土建器材。
从马草场到詹妮的家，要经过一条泥泞小径。小径边上有棵樱桃树，詹妮和希拉的父亲，据说是哈德纳姆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农夫，此刻就埋在树底下。简洁的墓碑旁放着一张长椅，献给每一个疲倦的路人。我拂掉长椅上的落叶，轻轻坐了上去。马儿跨过早春的薄冰朝我跑来，马蹄富有节奏地敲击着土地的心脏，时光如白驹过隙，土地那忧伤的回响却经久不散。
詹妮从我手里接过一份哈德纳姆村过去五十年间的农场名单，一边轻轻地念着那些名字，一边把它们一个个划掉。
“粗算了一下，我们村的农业人口估计只剩下2%左右，没错。”
“农民们都去了哪里？”
“退休了，或者去世了。像我父亲，他是十几年前走的。”
“那村里的人靠什么生活？”
“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在从事其他职业……”
希拉在一旁接话：“务农的收入很低，所以很多农民的后代都出去了。人走了，土地和房子便进入了市场。这里的房价比大城市低一些，很多在伦敦上班的人，就搬了进来。每天早上开车到伊利，再坐火车去伦敦。”
“那单程可是近两个小时。”我咋舌。
“那也没有办法。”希拉苦笑。
“父亲在世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担心过钱的问题，对吧？”詹妮把话头抛给姐姐，比起希拉，詹妮显得内向多了，眼角的鱼尾纹里藏着一缕缕游不走的哀伤。她结了两次婚，第二任丈夫几年前去世了。虽然居民委员会的工资还不错，但因为不是全职，似乎总让她安不下心，而且她也快到退休的年纪了。“有的事说不准”——她总是淡淡地说道。
“那可不是！我们小时候生活得多好！钱的问题，父亲可是一天都没有担心过。爷爷留给他的一小块地，在他手里扩大到两百多英亩，种过土豆、甜菜和豌豆，养过牛……”希拉应和道。
“这些地都去哪儿了？”
“大部分都卖了。父亲老了，两只膝盖全都坏掉了。时代在变，我俩谁也不想继承他的事业。”
时代确实在经历着一场剧变，根据BBC《乡村档案》（Countryfile）节目2015年11月的报道，英国平均每周就有一个农民因破产自杀，空气里弥漫着蓝色的忧郁和某种类似“1943年地铁站踩踏事件”的恐慌。即使在哈德纳姆村这样的“鱼米之乡”，也开始出现食不果腹的现象。这几年来，牧师吉米不是在忙着组建唱诗班，而是忙着为村里的食物银行筹集食品，帮助那些最不幸的村民渡过难关。
七迈克尔（Michael Church）是20世纪60年代从农业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出任哈德纳姆村最大的农场——隐士农场（Hermitage Farm）的总经理，该农场走大规模（Mega）路线，从中型规模扩展到4000英亩。
不单只是小农场主为钱发愁，为了保住超级市场这个唯一的买家，就连大农场主也在想方设法减缩成本。“超级市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砍价什么的，我们根本不占上风。有一年，乐购说要800吨土豆，我们把土豆装好车，他们又说不要了。”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
“没有原因，它不需要给你原因。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只好把800吨土豆倒回泥里去。”迈克尔那双锐利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过来人”的无奈。
“据移民观察组织（Migration Watch）的数据显示，2017年英国95%的农业季节工来自欧盟国家、澳大利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
“我们不可能雇佣本地劳工，”迈克尔辩解道，“成本问题，雇不起。事实上，我们全职的员工也只有5个人。”
“5个人种4000英亩的地？”
“没法相信吧？今天，技术已经发展到只需轻轻触屏，就可以完成大面积耕种的地步。我们的机器如果出了问题，只要在电脑上输入代码，屏幕就会出现修复程序。只有像摘草莓、采青蒜之类的精细工种，才需要一些季节工。移民工不但有价格优势，而且非常卖力。你如果见过那些来自东欧的移民工，就知道本地劳工根本无法和他们相比。约了移民工早上6点到达农场，凌晨5点就可以在田垄上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非常敬业，一直工作到太阳下山为止。”
“我以为本地劳工也很敬业……”
“你说的是过去，现在这些人有福利可吃，当然更愿意坐在家里看电视。”迈克尔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他是我遇到的哈德纳姆村65岁以上的前辈中唯一的“留欧派”。
对此，莉迪娅·希尔完全不认同。她是哈德纳姆村的工党会员，骨子里继承了纯正的反全球资本主义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血统：“吃福利？在公共福利基金首先用来保释（bailout）银行家的时代，有多少人能申请到福利？不是本地劳工怕辛苦，而是本地劳工如果拿移民工的工资，根本活不下去。六七英镑一小时，还是季节工，住在十几个人的篷车里，移民工可以忍受，因为再苦再累，也比待在家乡强。何况赚够了钱，他们就可以回家。而拿同样的低薪，本地劳工既付不起房贷，也租不起房子，哪里有家可回？”
莉迪亚说得没错，只不过移民工也未必有家可回。英国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他的著作《第七人》里，用语言和逻辑的手术刀，详细地解剖了“廉价欧洲移民工”的历史和成因：“现代乡村的贫困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制度。在一个只为全球垄断资本家牟利的制度里，农民们如何将石头变成面包？”在《回归是虚构的》一章中，他写道：“……并没有回归，自他离开的那天，他的村庄就已经在悄悄地衰退。过去没有生计，现在更没有。回家，只能让他成为经济停滞的受害者，而正是同样的原因，迫使他接受了最初的背井离乡。”
今天，尽管有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那样的诺奖经济学家在质疑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但在大范围内，对它的批判仍是一个禁忌。也没有多少人同情背井离乡的移民工，以及那些被战争和环境恶化逼向绝路的难民。在制度和其受害者之间选替罪羊，被选中的总是受害者。奥斯卡·王尔德说“在乡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好人”，亦无疑是一句谎话。大部分的“脱欧派”都对移民不满，就连不少生性淳朴的哈德纳姆村村民也不例外。一旦“移民”的话题被激活，他们脸上的淳朴，就会像月食一样，被《每日邮报》的尖酸刻薄所遮蔽。“太多移民了！我们的住房、医疗、学校都被占满了！还有一支难民大军！难民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英国必须脱欧！英国曾经很伟大，英国可以再伟大起来！”
我听说“二战”结束后，这片土地曾收留过一位叫亨利（Henry Beusch）的德国战俘。亨利来自德国的一个小乡村，在被征入伍前是个放牛娃，纳粹把他作为杀人武器派到英国，他却爱上了东安格利亚的沃土。1947年，他放弃了遣返回国的机会，主动留在一家甜菜农场做苦力。劳作令他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20世纪60年代，他获得了英国国籍，开垦了自己的农场，种了40万棵花椰菜。过去，人们可以原谅一个前纳粹士兵的罪行；今天，人们却不愿对炮灰和死海中逃生的难民表露丝毫的同情。
排外情绪助燃着潜伏多年的种族主义的人种学和纳粹思想，哈德纳姆村也难逃它们的魔爪。2016年9月，约350名自称“血和荣誉”（Blood & Honour）的新纳粹分子，从欧洲国家及英国本地涌入村里的一块草坪，点燃篝火，对移民、有色人种、穆斯林和犹太人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口头“狂殴”，让这个默默无闻的村庄上了一回BBC。
这就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邪恶之处：垄断市场，兼并土地，大搞农业工业化，让可持续发展的地域经济窒碍难行；将失去土地的农民逼成“移民工”，将贫困归罪于懒惰，将资源的缺失嫁祸于移民；用最少的土地、最高端的科技、最低的人力投入，炮制最高产、品质低下甚至有毒的廉价农产品，将绿色食品变成少数人餐桌上的特权……
事实上，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缺乏想象力是正常的。牛都在水泥模具里，也许很多人一生中从未见过牛。
八“过去的田野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科林（Colin Bidwell）一边说，一边转动着方向盘。他说这话时，我正望着车窗外飞过的黑鸟。
我从沉思中扭过头来，迷惑地看着他。
“过去我们什么都种，一块田里种土豆、番茄、豌豆……甚至还养花，有的还在周边养上几头猪、几头牛、几十只鸡，万一哪种作物收成不好，我们还有其他的保底，不会颗粒无收。过去的田野景观是丰富的，到处都是篱笆和沟壑，植物和作物相隔交错，高低不齐。不像今天，大机器拉犁，大面积收割，我们当然也只能种单一作物。”
今天，横亘在我们眼前的田野平坦而单调，像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涂层，因为缺少变化，绿得单调而孤单。
科林是哈德纳姆村柳树农场（Willow Farm）的农场主，他主动驾车带我去参观他的土地。他有340英亩地，三分之一租给他人种土豆，剩下的用来种甜菜和大麦。甜菜直接卖给糖厂，大麦则卖给饲料公司。生存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忧心的是没有人愿意继承他的田地。他从来不请帮工，现在已过了退休年龄，劳累无止境地拉扯着他的身心，像是要从一匹老驴身上扯下一张缩水的驴皮。他的孩子们全都在伦敦打拼，脱欧公投的第二天，他的儿子吼道：“我这周还有份工打，下周就不知道了！多亏了你老爸，投了脱欧一票！”“留欧派”们大多认为，只要看见经济衰落下来，“脱欧派”们就会回心转意，然而这么多个月过去了，科林丝毫没有动摇。
工业化种植不仅永久性地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也破坏了土壤结构。曾经绵如丝缎的湿地土壤，在大型农机的碾压和农药的逐年渗透下，变得僵硬贫瘠。因为风蚀，还产生了地表下陷的危险，对洪水来说，这简直就是重返江湖的绝佳时机。蜜蜂和鸟类也在急速减少，哈德纳姆村湿地里曾随处可见的、从俄罗斯北部飞来的天鹅，为了逃避西伯利亚冰骷髅的追捕，迁徙500英里，在星辰的指引下终于到达这里，今天却几乎销声匿迹。大量土生土长的野雁、丘鹬、黑水鸡也因小农场的消亡，失去了植篱和小溪的庇护，不得不在沉睡的覆羽中，向人类告别。
生态的多样性在消失，传统的多样性也在消失。几乎没有人在村里庆祝丰收节了，村合唱团早就不复存在。2016年的圣诞节前夕，我去伊利市的循道宗教堂听“伊利民间合唱团”（Ely Consort）的演唱。演唱者大部分来自周边各个乡村，穿着像琴键般漆黑的礼服，根据音高排列成一架精美庞大的人声乐器。当第一声歌唱绕过教堂顶部的撞钟，传入我的耳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美妙的和声是经由人体发出的，Biorhythmic（生物节律）——这种无法以汉语传达的感受，刹那间传遍我的全身。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五首希伯来情歌，以及根据莎士比亚的佳句创作的歌曲《我知道一处野百里香招展的河岸》（“I Know a Bank Where the Wild Thyme Blows”）。然而让人难过的是，合唱团里几乎全是年过六旬的老人。
约翰·伯格去世前一直住在法国的阿尔派（Alpine）乡下，说要用后半生时光见证“田园的消失”，而我这代人出生得晚，几乎一出生就直接看到了它的消失。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就更别提有多惨烈了。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曾暗示，脱欧是“一种部族式的对抗方式”。东安格利亚人的对抗方式，和他们试图传递的视角是吻合的，只是“部族”这个词，在学者的语境里包含着某种贬义，而在我看来，它却是美丽的，是当地历史学家爱德华心中的理想国。尽管在外人看来，一层自我毁灭的阴影笼罩着这种美。
“我们所热爱的一切正在失去”，保罗在给我的一封长信里写道。词语间凝聚着化不开的焦灼：“脱欧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获得的唯一一次发声。”我欣赏他发声的勇气，可惜脱欧的前景并不乐观。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总结公投问题时已经预测过了：“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没有人可以单独活下来。不改变垄断在少数人手里的国际格局，只谈地方自治或单一民族国家自治是没有作用的。”
注释：
[1]伊利（Ely），英国剑桥郡的著名小城，城内有始建于中世纪的建筑物。
[2]1英亩等于4046.86平方米。
[3]指英国1947年的《农业法》（Agriculture Act 1947）。
[4]数据源自statista官网，“Average farm price of pork in Great Britain(UK)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