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园艺中心（Garden Centre），功能上，相当于我国的花鸟市场；外部装潢上，却是花鸟市场的“高大上”版。园艺中心是优雅的，高冠锦簇的插花，几乎可以和18世纪法国贵族的假发媲美；鸟笼也是金色的，花圃里的仿真臭鼬加点笔触，就是一幅荷兰静物画。假如将园艺中心变成一只水晶球，它里面陈列的，就是一个伸手可及的中产梦：一座花园，一把阳伞，一只毛发油亮的狗。
这种生活，在英国，也只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才能真正拥有。而我发现，最有余暇和闲钱逛园艺中心的，竟然是“二战”前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那一拨人。
他们中最殷实的，本地有两三栋宅邸，在西班牙还有度假屋，可以没事就到园艺中心喝杯咖啡，吃个午餐，见见老朋友什么的；他们中算不上太富裕却也不愁吃穿的低中阶级（Lower Middle Class），也可以每季度来个一次性大采购，备齐应季鲜花、营养土、鸟食和供养松鼠的花生米。下午茶、三明治加果酱，18英镑两位；或一杯4.95英镑的咖啡加块司康饼，临走时顺便买盆“买一送一”的兰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据说这个国家除了疯子，没人会嫉妒女王，但嫉妒这拨老人的年轻人，却大有人在。
2018年3月，全球房产咨询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发布调查报告，英国40%的国民财富（nation’s wealth），约1.6万亿英镑，掌握在65岁以上的退休人士手里。这个数据让我有点吃惊，也十分好奇。用英国历史学家艾伦·谢德（Alan Sked）的话说，“战后的英国几乎破产了”，而“中产阶级的队伍却稳步壮大”。为什么？是什么塑造了英国老一辈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幸福，还是资本主义挽歌里的一朵昙花？
一圣诞前夕是园艺中心的黄金时间，圣诞老人迈着阔大的“之”字步，在顾客丛中不停游走，忙不迭地送上金币巧克力，生怕自己那毛茸茸的眉毛碍了眼力，错失了商机。和奥威尔笔下的旧杂货店截然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就连头戴小红帽的货架员，浑身上下散发着泡沫薄膜的气味，也像是从刚拆开的礼盒里跳出来的一样。
玛丽正推着购物车，在园艺中心里如醉如痴地漫游着。她刚过80岁，正处于逆生长期，那些我看几眼就迷糊的玩意儿，乌龟玩具、树脂小松鼠、司南、指南针等等，她能一件件地琢磨上半天。购物车代替助行器，稳住了她的重心，却稳不住她的记忆，每隔一小会儿，她都会急躁地问我，我妈妈上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那些大口瓶里的彩色软糖，似乎安抚了她的焦虑。她把手伸了进去，瓶身的凸镜效果，使她的手看起来像戴了一只皱巴巴的皮手套。她抓起一把软糖，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塞进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里。
玛丽小时候没怎么拥有过糖。1938年，玛丽出生在萨福克郡的一个小镇上，大萧条还没过去，“二战”旋即披着狼烟来了。玛丽的父亲入伍前，在肉铺帮工，每天扛着屠宰好的猪进进出出；母亲曾是女仆，生了孩子后，就没了固定工作，再往上玛丽不太记得了。玛丽家属于小镇平民，房子是租的，能按时交租，不算贫穷，但也绝对谈不上中产。按英国全国读者调查（National Readership Survey）半个多世纪前的划分法，那个年代只有建筑师、律师、教授、经理之类的人，才算经济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大萧条年代，电台和杂志不断向主妇们传授“萧条之道”：“没钱买大块的肉？那就煮‘焙盘菜’嘛！或用奶油沾上牛肉末，涂在吐司上也可以啊……”焙盘菜，多是鸡肉丁混土豆泥，或豆蔬炖牛肉末之类的杂烩，素里一点荤腥。玛丽不喜欢，玛丽长着一口甜牙，她喜欢糖。可糖哪能想吃就吃？毕竟她只是个帮工的女儿。战争开始后，糖自然更是成了稀缺品。纳粹德国每天疯狂轰炸英国轮船，战争才打响一个月，原本5500万吨的食品进口量，就被减到了1200万吨。粮票如雪片般飘来，浅黄色的给成人，绿的给母婴，蓝的给儿童和青少年。儿童和青少年的待遇稍好些，一天能有半品脱牛奶。大体来说，一般家庭每周的供给量不超过“1个鸡蛋，4盎司人造黄油，4片火腿，1盎司芝士”。至于糖，每家每月最多只能买到225克砂糖，以及350克甜品（如果有钱买的话）。
1953年2月6日，玛丽15岁，糖票总算寿终正寝。那天下午，放学的钟声刚刚敲响，孩子们便从校门里涌出来，千军万马，奔向那久违的甜。那时超市还未占领大街小巷，卖糖的基本上是些老式的杂货店。水果糖、乳汁苹果糖、牛轧糖什么的，全都装在圆鼓鼓的玻璃糖罐里，卖时掏出几颗，撒在老黄铜秤上称重，称完了再放入油纸袋。廉价、体积大，那种蜡像一样能放几个世纪的硬糖，最抢手。
很多眼前的事，玛丽都不记得了，比如家里的地址，比如把塞入口袋里的软糖如数交出递给收银台之类，但清晰地记得各种糖的味道。她曾神秘兮兮地告诉过我，有一种糖，甜得相当枯燥，因为那种甜不是甜菜根（sugar beet）里榨出来的，充其量只是甜味的替代品而已。糖的诱惑对玛丽来说似乎是永恒的，只要站在它面前，她便从一位吨级老太，瞬间变回了那个15岁的纤巧萝莉。
21岁、只受过初小（junior school，面向8—11岁儿童）义务教育的玛丽，到剑桥市中心广场旁的多萝西大舞厅［今天那里变成了水石书店（Waterstones）］去跳舞，不久后就收获了她人生中最甜蜜的一颗糖，托马斯。
那是1959年，托马斯还在英国皇家空军部队服役[1]，穿着皇家空军的制服，非常英俊，条件也还过得去，上过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祖上有间牛奶铺，父亲是某家小电器铺的经理，家里还有自己的房子。
托马斯一退役，玛丽就嫁给了他，从了夫姓，由无产者进入小商贩阶层，在阶级之梯上，上升了一小步，但离“中产阶层”还相距甚远。托马斯只有一张文法学校的毕业证书，上面从英语到法语，从地理到数学，全都印着“一般”（Ordinary）。上大学不太可能，他也不想上。小时候，他经常跟在父亲后面，走家串户，提着无线蓄电池，上门为收音机充电。那还是煤气灯摇曳的时代，家庭用电尚未普及，错过了充电日，就等于错过了一场魂牵梦绕的足球赛。寂静的小石巷里，父子俩一边走，一边轻轻地哼唱赞美诗（Hymns，一种基督教的祷歌）：
仁慈之主，优雅之主，
在我们归家之路上，你张开双手和臂膀，赐予我们希望……
——《希望之主》（“Lord of All Hopefulness”）
托马斯的父亲在五个兄弟姐妹里排行老三，虽然成绩不错，却没钱上文法学校，所以14岁就辍学进了电器铺，起早贪黑，胼手胝足，半个世纪就过去了。“耳朵聋了，脾气不好，嗓门极大，特别节俭，把1先令硬币大的巧克力切成4小粒，分给我们吃。”这是托马斯的儿子克里斯对爷爷的回忆。托马斯不怕劳累，只希望能活得比父亲稍微“宽裕”些。“过上勤劳而宽裕的生活”，恐怕就是他的全部理想了——对于他那一代的英国人而言，也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在英国八年，我不止一次听到长辈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他们的工作、闲暇和娱乐，比起后者，工作才是生命的点金石。他们对自己的首要定义，基本上就是吃苦耐劳者（hardworking man）。诸如《资本主义价值观：勤劳礼赞》[2]之类的文章，也不谋而合地应道。再比如，号称自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于闲适慵懒、几乎不工作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推崇，引来诸多非议；那些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异化的理论，甚至通过立法减少工作日的举措，都把工作看成了“诅咒”，全然忽视了它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你看，就连马克思主义者E.P.汤普森（E. P. Thompson）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广大劳动者，也逐渐适应了资本主义的这套价值观：守则守时，严肃对待贸易交付时间、工厂纪律，以及对稳定、持续工作的需求。
懒惰是可耻的，生于1941年的亿万富翁山姆·泽尔（Sam Zell）在一次访谈中说：“你这个懒虫，对，我说的就是你。你是那99%没错吧？你的年薪少于393941美元吧？你真懒啊，我们这些1%的可比你忙碌多了！”
二这种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呢？翻开英国历史，我发现，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工厂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海量而低造价的工业产品，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涌入市场。铁路的发明缩短了运输时间，大量的农民离开了庄稼地，奔赴城市。短短几代光阴，英国便由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城市，成为黄金中的黄金。
以伦敦为例，从1800到1850年，伦敦人口暴增一倍。贫民窟丛生，老旧的下水道不堪重负，粪便囤积在自家粪坑里，不管童工们如何彻夜挑粪，也还是无法改变伦敦的卫生状况，泰晤士河成了化粪池，连井水也浸满了排泄物，鼠蝇肆窜，霍乱蔓延。英国作家李·杰克逊（Lee Jackson）在《又老又脏的伦敦》（Dirty Old London）中写道：“尿液不但让大气中充满了氨分子，连店铺的油漆都被浸到褪色了。空气有多脏，看一眼摄政公园（Regent’s Park）里的羊就知晓，从一头白羊变成黑羊，只需几天时间。”人模狗样的才俊们，一天得洗好几次脸，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摄政公园的羊……
当时新修葺的议会大厦，直面一汪粪水。封窗闭户，喷足石灰，都不顶用。遗弃大厦另辟新址，还是留下来和臭味厮守？议会就此展开了一番“臭气大讨论”（The Great Stink Debate）。结果可歌可泣，权贵们貌似终于明白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道理，决定掏出300万英镑，重金重修伦敦下水道。这个历时十四年的巨大工程，不但大大降低了霍乱和伤寒的死亡率，也让上流精英们，总算吸到了“没有黄金味”的空气。
原来，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到头来谁的日子都不好过——社会改革家们善于抓住启示，于是便出现了像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那样的改革家，他支持19世纪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Chartism），憧憬一个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否定出身论，认为贫穷始于懒惰和不负责，只要努力工作，改变颓丧的人生态度，就能为自己找到上升空间。1859年，他出版了一本书，《自助》（Self Help）。在书中，他用“五条箴言”，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底层人民指出了一条通往中产之路——“勤劳，坚持不懈，节俭，审慎，自力更生”。塞缪尔·斯迈尔斯的母亲便是该书的活广告，在其夫因霍乱去世后，她靠经营一家小杂货店，不但养活了9个孩子，还支付了塞缪尔·斯迈尔斯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学费。这本书让塞缪尔·斯迈尔斯一夜爆红。
于是人们将自己投入工作的熔炉。工人苦拼，文书更拼。19世纪的文书，通常先从学徒做起，积累了一些实地考察和数据分析的经验后，再向上爬，进入企业中层。文书们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加班是家常便饭，就当做弥撒，且通常没有长期合约，雇主多是铁道商、煤老板、房建商或投机商等。当时的威尔士艺术家弗兰克·布朗温（Frank Brangwyn），就非常善于描绘这一充满斗志的时代风貌。他那些关于造船、修铁路、建博物馆、炼钢之类的作品，大气恢宏，肌肉勃张，还有点蒸汽朋克的味道，尽管你在他的画里看不到一张清晰具体的脸。
当时的环境，也确实为新兴中产阶级的诞生提供了一些土壤。工业革命的隆隆车轮，加上各种划时代的发明（如抽水马桶、照相术、香皂、冰激凌、剃须刀、电影……），加速着经济繁荣，亦带动了海外贸易、殖民地贸易、军工业、金融业、保险业、航运业、铁路和旅游业等新行业的发展，对文员、秘书、经理、教师、工程师、律师等白领工作的需求随之而生。与此同时，不断革新的社会制度，比如1832年保护中产阶级利益、抑制大地主和贵族勾搭的《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1867年进一步推动工人取得选举权的《1867年改革法案》（Parliamentary Reform Act 1867），1870年规定5—13岁的孩子必须上学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1870），以及在整个19到20世纪初不容小觑的“妇女选举权运动”（Women’s Suffrage Movement）和1928年妇女投票权的全线确立……都在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推波助澜。
当时有多少人通过苦拼跻身中产呢？无从考究。但中产阶级人口毕竟没有想象中的繁盛，通过“仆人人口”可见一斑。BBC的纪录片《英国仆人：楼下生活的真实故事》（Servants: The True Story of Life Below Stairs）中提到，资产阶级和贵族家中通常有60—100个仆人，相当于一个小军营，中产家庭则有五六个仆人，低中阶级家庭至少也有一个仆人，1891年全英的仆人人数约138万，而全英总人口为3788万。难道主人比仆人还多？这不太可能。可见新兴中产阶级（当时被称为“the middle sort”）正浮出水面，确实不假，但和贫困人口的数量一比，它仍只是九牛一毛。
我从不反对“工作本位，勤劳致富”的价值观，但我质疑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长情况。托马斯·哈代的伤心小说《无名的袭德》里的男主裘德·福雷（Jude Fawley），不甘贫穷，悬梁刺股，自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著作，妄想考入牛津那样的大学并立志当一名教师，还兴冲冲地跑到大学附近做石匠，半工半读，却自始至终遭人鄙视嘲笑，屡次落榜，终身未能致富。
19世纪的英国漫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曾画过一幅《蜂箱图》（“The British Beehive”），试图用“蜂后—雄蜂—工蜂”这个高度严密的等级结构，来阐释裘德式的悲剧。在《蜂箱图》里，高高在上的，是女王及其皇亲贵族，嫡传蓝血，神授君权，凛然不可冒犯；往下是上议院（House of Lords）和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再往下是所属的各种机构：传道、司法、立法机构等等，这些机构的掌权者，组成了英国的精英统治阶级；再往下，是上流社会的腹地，统率医学院、科学院、人文学院、媒体、艺术学院等各大阵营；再往下，是商人和小资产阶级，比如茶商、糖商、作坊主、肉贩和小农场主等；蜂箱的底层，是洗烟囱工、砖瓦匠、矿工和马夫等，即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不是塞缪尔·斯迈尔斯打鸡血似的“五条箴言”，而是“搞清楚你在蜂箱第几层”（Know your place）。而向下等人传道的经书都是这样写的：“主啊，请让我在你安排的位置上心满意足吧！不嫉妒比我有钱、比我地位高的人，此生此世，让我在穷困和孤独里知足吧！”
哈代毕生反对阶级固化，也反对阶级固化与宗教保守主义之间的依存关系，很多权贵都很恨他，《无名的袭德》还被一位主教烧了。哈代叹道：“也许是没办法把我给烧了吧！所以只好烧书了。”[3]
前现代时期的英国，在我看来，是个非常奇葩的社会。不管你有多踵行“五条箴言”，权贵和宗教裁判所却总有办法让你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God gives and God takes away）；一旦你陷入贫穷，此前的辛勤付出全不算数，你穷，只有一条解释——懒惰。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将穷人划分为两种，一种是老弱病残，值得施舍；另一种是懒惰者，不但不值得施舍，还须严惩。在英国社会现实主义电影大师迈克·李（Mike Leigh）的历史巨作《彼得卢》（Peterloo）中，某个穷伙计，冷得受不了，偷了件外套，就被判了绞刑，而大英帝国近三个世纪的殖民掠夺，在近355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杀人越货，却不算“窃”。曾做过女仆的玛格丽特·鲍威尔（Margaret Powell）在回忆录里描述她的工作：“看完长长的工作清单，我还以为那是一周的工作量，结果却是一天的！于是我只好从凌晨5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一周七天，没有休息，不停地干，在地下室里，除了窗栏杆外川流不息的行人的脚，什么都见不到”——都已经累成狗了，仆人们还经常被主人视为懒惰，至于那些不肯为只买得到猪食的薪水卖命的异见者，就更懒得没边了。而钟鸣鼎食之家里每天饭来张口的贵族，却“克勤克俭”，理应得到奉养和尊敬。
当然，19世纪也有一些例外人物，比如查尔斯·狄更斯。可12岁辍学、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每周挣6先令的童工里，又有多少人可以成为狄更斯呢？大部分的穷人，别说跻身中产，能活到30岁，就已经很值得庆幸了。[4]对于女性来说，情况更惨。受过教育，当上家庭教师（governess），并嫁给富豪男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恐怕除了简·爱，再没几个。大部分的家庭教师，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不能和主人同台用餐，亦备受仆人冷落，孤零零地夹在两个阶层中间，薪水低得补不起靴子，也付不起手套的干洗费。[5]19世纪，普通白领文员，周薪不过5英镑5先令，连伦敦巴士司机的收入都不如。[6]亿万富翁山姆·泽尔大概不晓得，今天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去，很多人打三份工，别说年薪393941美元，就是国民基本收入也达不到。同样，绝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山姆·泽尔出生于富裕的犹太商人之家，其父是成功的粮商和珠宝批发商。
托马斯读书时，学过一些木工，他想学得更精深一些，退役后便去当了学徒。学徒生涯长达六年，周薪只有5英镑（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的平均周薪是14英镑2先令）。[7]玛丽在电话公司做接线员，工资也不高，每到农忙季节，还得趁节假日去果园摘水果，挣胭脂粉饼钱。但19世纪继承下来的“五条箴言”，在那一代人的主流世界观里，却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坚信，只要足够拼，就能过上中产好生活。
三我把玛丽在园艺中心挑选的东西，一一放入托马斯的后备厢，然后打开车门，扶着玛丽上了车，旋即钻入后座。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玛丽和托马斯邀请我去他们家玩，对此我求之不得。自从在园艺中心几番促膝谈心之后，这对老夫妇就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好朋友，尽管玛丽总是忘了我是谁。
这是2019年的初春，天空是冰蓝色的。那些具有猫性、喜欢在树林里玩失踪的鸟，例如柳莺，因不堪忍受大工业种植后那一马平川的袒露，早就冲进云霄见上帝去了。只剩下麻雀、黑鸟、灰鸽之类的平庸之辈，在花园里好死不如赖活地栖息着。托马斯打开一袋新买的鸟食，像挂灯笼似的，把它们一一挂在树梢上。玛丽则坐在敞开的阳光房里，忙不迭地朝花园里的松鼠扔花生米。
环顾四周，他俩的中产梦貌似已稇载而归：两层洋房加小花园，客厅阔大明亮。一套20世纪90年代的真皮沙发，摆成老牌英剧里的“凹”形；橱柜里的酒具，阅兵仪式似的一字排开。唱片机旁摆放着吉姆·里夫斯（Jim Reeves）的《电台时光》（Radio Days）或埃迪·卡尔弗特（Eddie Calvert）的《金喇叭之歌》（Golden Trumpet）。虽然没人会弹钢琴，角落里却摆着一台电钢琴。厨房有阳光房那么大，内设食物储藏室和两台大冰箱；车库里还有一台巨无霸雪柜，不时发出匪夷所思的呻吟。我竖起耳朵跟在托马斯身后，看他用蛮荒之力掀开雪柜的棺盖，刚想趁机把脑袋伸进去看个究竟，柜门就重重地合上了。
“这里面都是啥？”我问托马斯。“哦……当然是吃的啦！有什么问题吗？”托马斯递给我一根从那里面掏出来的雪糕，脸色有点异样。“你家可以开家超市了”，我开了句玩笑，旋即偷看雪糕纸上的日期，过期一年。看来中产的地位，还是没能战胜饥饿的记忆呵。
“这房子是你刚工作时买的吗？”我咽着雪糕。“是啊，1974年买的！”托马斯露出些许得意的表情。玛丽在一旁将信将疑：“这房子是我们的吗？”“当然是啦，我们已经在这儿住了四十五年了！”托马斯拍了拍她的手背。
我又环顾了一下四周，这一切，难道真的是全凭“五条箴言”打造出来的吗？
“托马斯，给我讲讲你过去的工作好吗？”我恳求。
“说来话长了……我的前东家，是我在文法学校的老师，他在自家后院搭了个棚子，让我做点茶几之类的家具。做好了，我俩就把成品扛上小拖车，拿到镇上去卖。有的商店需要展示台，看我的茶几做得好，就买下了……”托马斯从我手中接过小笔记本，一边讲述，一边试图记下自己承星履草的四十八年。
“自己的作品，要是别人说不要，岂不是很难堪？”
“那就多走几家呗！整个埃塞克斯郡，我俩都走遍了。一家家敲门，喜欢我的家具的人，还真不少呢！没过多久，我俩就搬到镇中心的一栋库房里了，团队的规模也壮大到10个人。1966年，我还去了伦敦进修，获得了皇家特许的一级木工许可证，接着又拿到了英国家具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看我挺卖力的，前东家就把我提拔为经理了。那时候，大家都没防尘概念，顶多也就戴个口罩。车间里弥漫着厚厚的木灰，我们看上去像长了身绒毛，吸尘管道和鼓风机什么的，都是后来的事了。20世纪70年代，工厂壮大到近百人，我们的家具开始销往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在苏格兰还设了分厂。每周，我都要开车去一次苏格兰，单程五六个小时，监工完了再开回来，到家都快凌晨了。那时我一周工作6天，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忙到傍晚6点，午间只有30分钟的吃饭时间。别人有双休日，但我们没有……”
“那你的工资一定很高吧？”
“哪里啊，在中等收入水平里，算低的吧！”托马斯苦笑。“我们的家具做工精细考究，所以很受欢迎。比如我做的书柜，今天大学里的图书馆都还在用。1977年，我亲手制作的木匣子，还在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纪念日（Silver Jubilee）上，被当成我们镇的贡品，献给了女王。”托马斯打开橱柜，想找那个贡品的证书，一本体积像火柴盒般大小的迷你《圣经》，不经意地从橱柜里掉了出来。“算了，估计找不到了，”他把《圣经》轻轻拽在手里，继续说道，“20世纪90年代工厂达到了全盛，此后就慢慢萧条了……”他那亢奋的语调终于缓慢下来，目光有些黯淡。
“怎么会呢？”
“唉……主要是前东家的两个儿子太讲排场，花了上千万英镑，定制了一艘大船，要开着船，带着我们的家具展示品周游世界。结果船没造好，开到了布里斯托尔港（Port of Bristol）就挂了。”
“你没法阻止吗？你管着一百多号人的饭碗啊！”
“没办法……”
托马斯的儿子克里斯后来告诉我，那俩小子是在别墅里长大的。他小时候和父亲去过一次他们的宅邸，忘了为什么去了，只记得那是一座园林中的大房子，有自己的人工湖泊和黑天鹅，还有直升飞机。我随后得知，托马斯的前东家，那个曾和托马斯一起、走家串户卖茶几的人，就是已故的英国家具大亨N.V.佩德利（N.V.Pedley）。
“你在这家工厂，见证了它从白手起家到国际化的过程，作为经理，工作了近半个世纪，一定拿到了不少养老金吧？”我问。
“没有，一分钱的养老金都没有。我退休时是2002年，英国还没颁布强制性的雇员职业养老金（Workplace Pension）法案。我们这一代人，只有国家养老金（State Pension）。玛丽也一样，她先是做接线员，然后进了一家生产塑料薄膜的工厂，之后在我的前东家那里帮工，然后又去了房建公司……除了带孩子的那一两年，她这辈子都在工作，所以她也有养老金。对吧，玛丽？”托马斯自豪地拍了拍玛丽的肩膀。
国家养老金诞生于1908年，最初，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领到，且只有5先令一周。1948年，工党政府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改为男性65岁，女性60岁，并推出了国民保险契约。按此契约，托马斯和玛丽从工作第一周起，每周缴纳一定数额（约中位数周薪的5%）的国民保险金（National Insurance），缴足30年，到达退休年龄后，每人每周就能拿到125.95英镑的满额养老金——这是2016年之前的待遇。2016年后升了点儿，有164.35英镑。国家养老金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管你是清洁工，还是银行经理。对于不得不辞职在家照顾0—12岁孩子的妇女也一样，照顾了多少年，就能获得多少年的国民保险积分（National Insurance credits），凭积分同样也能领到一定数额的养老金。除了养老金，托马斯和玛丽那代人还有冬季供暖费（65岁以上200英镑/户，80岁以上300英镑/户）；因玛丽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和膝关节严重劳损，托马斯作为她的全职看护，每周还能获得64.4英镑的看护费——这笔钱，正好够付私营护理中心每周上门三次、每次45分钟、每月230英镑的洗澡费。此外，65岁以上老人的巴士费，75岁以上老人的电视费，也是全免的，坐火车还有三分之一的折扣……
“你生老大的时候，胎位倒转，加上一堆并发症，几天不省人事，差点连我都不认识了，记得吗？”托马斯握着玛丽的手，试图唤醒她的记忆，“生老二老三时，也是大坎，双胞胎、足斤足两，助产士们频繁探访，还提前把你送进了医院，不记得啦？”
“玛丽进的是全民医疗服务的医院吧？”我问，旋即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多余，在英国，只有10.6%的人用得起私人医保。
“当然是全民医疗服务啦！”托马斯笑眯眯地说，随即秀出一叠玛丽的尿片。Attends牌，柔软厚实，5片7.39英镑，托马斯却不用付一分钱。尿片也好，轮椅也好，助听器也好，全都是全民医疗服务提供的。全民医疗服务不但提供终身免费医疗，还免去了16岁以下儿童、60岁以上老人，以及残疾人和孕妇的处方费。
听着托马斯如数家珍地回忆孩子们出生时的光景，我突然茅塞顿开，脑中闪过英剧《呼叫助产士》（Call the Midwife）里那些紧张催泪的画面。什么全靠个人打拼？斗转星移，这世上基本上还是只有两类人呵！一类是托马斯，另一类是他那拥有直升飞机的前东家。只是比起19世纪，两者之间多了一种饱受争议的建制，它就是英国工党“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
只需掐指一算，就能算出来，倘若没有全民医疗服务，托马斯和玛丽一家五口，随便谁，一场大病，房子估计就保不住了吧？不单是全民医疗服务，还有每个孩子16岁前，每周15英镑左右的儿童补贴，还有三个孩子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失业和残疾救济金，以及让这对老夫妻此刻赖以为生的国家养老金和各种补助……这里面，没有一样，是托马斯的前东家，即资本家提供的。所有福利和保障，是托马斯和玛丽用其辛勤劳动，用近半个世纪的基本收入税（basic income tax rate，20%—30%不等），以及一个运作精密的福利制度换来的。从中抽取任何一项，托马斯之家的中产地位，是否还能固若金汤呢？
四为了寻找答案，接下来，我把焦点放在了托马斯和玛丽迫在眉睫的养老问题上。玛丽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记忆和自理能力，为了照料她，托马斯曾一度累得晕倒，要不是被家猫舔醒，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后果不堪设想。假如两人同时失去自理能力，该怎么办呢？
若在19世纪，这份重担通常由儿孙担负；贫困的孤寡老人，就只能往济慈院之类的慈善机构里送了。济慈院条件极其恶劣，为了便于埋尸，旁边通常就是墓地。富人是不需要养老院的，因为他们有大宅和仆人。[8]养老院是20世纪20年代晚期，随着民主和现代化进程，逐渐出现的产物。它最初由公共援助机构（Public Assistance Institution）掌管，1948年，英国工党推出《国民援助法》（National Assistance Act），要求地方政府通过整合税收，为老幼病残提供援助。1960年，只有10.3%的老人住在私营养老院里，地方政府出资或慈善机构开设的养老院，在养老业中占了绝大比例。但这一自由主义加民主社会主义的运行模式，很快便被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自由市场为核心价值观的新自由主义摧毁了。国民养老资金被削减，纳税人扶持的养老模式危在旦夕。1985到1990年，撒切尔执政时期，私营养老院的比例急剧上升，增至82%。[9]2016年，公共养老资金被保守党的紧缩政策砍去50%。英国养老院共计11300家，其中纳税人支持的养老院只剩5%，剩下的95%，则掌握在私营集团和少数慈善机构手里。与此同时，老人的数量却仍飞速增长。2016年，65岁以上的英国人口占总数的18%；2015到2025年，85岁左右的老人，将从150万增加到200万；预计到2039年，英国的某些地区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超过65岁。
人类寿命攀上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投机商眼中，真是百年难遇的商机。很多投机商不惜举债大开养老院，一旦陷入经营和债务危机就逃之夭夭，扔给当地政府一个烂摊子。一家名为“山谷之景”（Valley View）的养老院，倒闭前一周，竟让老人们速卷铺盖，自行撤离。
我一边脑补驼背鹤发们“飞越老人院”的情景，一边四处走访私营养老院，为了一睹其真颜，谎称为我的婆婆寻找“最后的避难所”。
和想象中冰冷孤清的色调不同，今天的养老院，大多色彩浓艳。在“莉莉之家”（Lily House）养老院，我仿佛走进了一间托儿所。为了让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能够找到自己的房间，每个房门都涂了不同色的油漆，姹紫嫣红，还挂上了照片和名字。此外，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布置房间。接待人员推开一扇扇房门，炫耀道：“你看，每间房都不一样！”
虽然里面布局不同，内容却大同小异，打开来仿佛一只记忆的套盒：结婚照、毕业照、全家福、旅行纪念品、风铃、婴儿推车……咦，为什么还有婴儿推车？“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妇女们，经常以为自己要生了，不然就是以为自己在度产假……你看，这些洋娃娃就是她们的宝宝。”接待人员露出苦笑。我凑近去看，小毯子底下果然盖着几只洋娃娃，眼珠又蓝又大，闪烁着塑料花般的蓬勃生机，和老人们那灰暗迟缓的目光，形成突兀的对比。
虽与闹市一墙之隔，私营养老院的内里，却像是一个隐秘失声的世界。一般访客要在门卫处填表，表明亲友关系，才能进来。一条狭长的走道，前后左右都是“铁门”，需要密码才能出入。接待人员对我说，这是为了防止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人逃跑，或趁机溜进厨房（捣乱）。英国“助老爱老”慈善机构“用心关怀”（Chosen with Care）的创始人黛比·哈里斯（Debbie Harris）曾在TED演讲中倡议，养老院应对外开放餐厅，让人们自由地与老人们共进午餐，这样一来，养老院的饭菜就不会那么难吃了，老人们再也不用眼巴巴地与外界隔栏相望。而从我的实地观察来看，这一倡议显然并未得到多数养老院的支持。
我把录音笔藏在围巾底下，跟在接待人员的后面，走进了电视厅。电视声音开得震耳欲聋，却没有多少老人在看，他们或是凝视着自己的鞋子，或是用失焦的瞳孔望着我。也许是因着公共空间的缘故，里面散发着一股比单人卧房更浓重的老人味，一种只有在很深的皮肤褶子里，或在过期瓜果中密封多年的体液里，才能闻到的气味，一种与阶级再无干系的气味。
我趁接待人员不注意，半跪在地上，握住一位老奶奶的手，“你好吗？”我问。“不好……”她的泪腺立刻充盈起来，“我的背好疼，这里也很疼……”她伸出脚，脚踝肿得厉害、轻轻颤抖，让我想到了19世纪那头用来做电击实验、叫托普希（Topsy）的大象，惊恐万分地沉浸在某种静止的战栗里。接下来她又说了一些什么，我听不清，她的声音如此稀薄，犹如阳光下的雾水。
这家养老院的收费是998英镑一周。我倒吸一口凉气，问：“没钱怎么办？”接待人员说，可以卖房，或者先住上，死后再用卖房款来偿还。
在另一家私营养老院“薇拉·詹姆斯之家”（Vera James House），接待人员用钥匙打开一间单卧后，似乎才意识到秀错了房间，只好尴尬地向我解释，病人刚走，他们正打算重新装修……可惜已经晚了，空荡荡的房间和厕所里，飘出一股刺鼻的尿味，我捂着鼻子逃了出来，想起常年小便失禁的玛丽——我可从未在她家闻到过一丝腥臊。
秀完阳光充沛的图书馆，接待人员又热情地向我秀一只高科技坐垫。这种据说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设计的坐垫，坐在上面的人只要一站起来，就会传出“离开座椅”的信号，这家养老院收费比较高，要1096.54英镑一周。
我偷偷拿出房产地图计算了一下，托马斯和玛丽的房子，目前市场价约50万英镑，如果他俩都要住养老院的话，每人只能住上个四年左右。除了房子，他俩那些不算贵重的红酒杯、鸟雀标本以及各种廉价的旅游纪念品，全部加起来，再折旧，估计也只能在养老院度个周末而已。
托马斯和玛丽那一代的中等收入阶层是幸运的。“二战”之后，百废待兴，家园重建需要一套新的政治话语，战后工党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半计划经济，加上医疗、铁路、水电、矿业、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国有化，缓解了巨大的就业压力。与此同时，从美国借来的43.4亿美元的战后重建资金，也及时注入了英国市场。重建需要大量劳力，加上工会一度掌权，对学历无高要求的低技能工作，也能带来体面的中等收入。此外房价也不高：20世纪70年代，英国国民平均周薪约32英镑（当时100英镑相当于2019年的1519英镑），彼时一栋两层小洋楼，只要不在黄金地带，最多只要4975英镑。托马斯和玛丽的房子，当年买的时候还不到5000英镑。房价低，利息也低，还贷自然不太吃力。据《电讯报》报道，“二战”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雪莉（Shirley）和彼得·克鲁克（Peter Crook）也一样，他们在1982年花23000英镑买的房子，十三年后就还清了。
托马斯和玛丽也是不幸的，假如失去自理能力，不得不住私营养老院的话，仅需四年，他俩仅有的资产，一栋漂亮的小洋楼，这枚中产身份的标志，就没有了。
说起房子，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的工党参议员候选人莉迪娅·希尔（Lydia Hill）告诉我，1976年，她以7500英镑的市场价，卖掉了伦敦的一套一居室；同年，又用17900英镑，在伦敦特丁顿（Teddington）买了一套维多利亚时代的三居室。2017年，那套三居室升至110万英镑，比1976年涨了61.45倍——而那掌握在退休人士手中、占全英40%、约1.6万亿英镑的“国民财富”，不是别的，正是房产，房产而已。
当一套套房子，以50万英镑左右的市场价值，以四年一套的速度，源源不断地落入私营养老院（仅仅是养老院，还不是医院）之手的时候，你是否会终于产生某种国民财富众流归海，最终纳入那1%的既视感？
有人说，房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都到这个分上了，临终关怀更要紧——人活一世，不就为了这点体面吗？然而当人类的一切，从健康到尊严，全都可以待价而沽时，现实给出的，却是另一个答案。
2014年5月，BBC《全景》（Panorama）节目借家属在某养老院的偷拍镜头，曝光了一位叫伊冯娜（Yvonne）的90岁高龄老人晚饭后上厕所的全过程：呼叫“护士”321次，叫“我要上厕所”45次，用茶杯敲饭桌26次。期间看护来过一趟，只抛下一句“等5分钟吧！你以后应该尿到尿片上！”就走了。20分钟过去了……直到过了晚上10点45分，伊冯娜才终于被粗鲁地搀进了厕所。该节目说，像这样不合规范的私营养老院，在英国多达1100家。2017年，《全景》节目再次借用偷拍技术，这次拍到的是看护不停地扇老人耳光（6次）的画面。
波兰公民马丁·普罗赫尼茨基（Marteen Prochnicky）曾在英国从事过看护工作，他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我的采访。“虐待或忽视老人的事件，在私营养老院真的很常见吗？”我问。
“在我工作过的养老院，虐待事件是普遍存在的，作为目击者，我曾向主管举报过两次，上头却威胁要炒掉我。我说，如果你们不干预，那我只有报警了。”
“是怎样的虐待？”我追问。
“比如一位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失明老人，我的领班一边给他洗澡，一边呵斥他，一会儿命令他坐下，一会儿命令他站起来，还不许出声！接着用沾满肥皂泡的毛巾捂他的眼睛，猛搓他的脸部皮肤，故意激起他的反感情绪，以期达到‘我这么做理所当然’的目的；另外还边给患者洗澡，边打电话，同时还教育我如何对付这类‘麻烦分子’之类……在我的坚持举报下，这个领班终于被开除了。”
“你觉得这些虐待事件的根源是什么？”
“一部分是因为看护工资太低——肯定有看护会说，屎一样的工资，不做也罢。当然，大部分的看护还是有良心的，尽管薪水低得匪夷所思，比如像我这样追求人间和谐圆满的白痴。老实说，那种圆满带来的满足感，还真能让人变得有点强大，感觉做完一个12小时轮班，还能去一趟健身房。”
除了工资低，似乎还有另一个原因。网名为Ymimad49的观众，在看过《全景》节目后留言：“我曾在养老院工作过，那里的员工非常少，根本没法完成任务。我们每天凌晨4点起床，要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所有照顾老人穿衣洗漱的工作，并赶上8点的早餐。”伦敦大学学院精神病学系的克劳迪娅·库珀（Claudia Cooper）博士也证实了这一点。
工资低，雇员少，全英99%的养老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虐待[10]，这听上去不是无证黑店的勾当吗？然而不少被曝光的养老院，却系出名门。比如马丁·普罗赫尼茨基曾举报过的那家，就隶属保柏国际医疗集团（BUPA）。保柏是跨国医保集团，有320万顾客，覆盖190个国家，在英国拥有超过250家养老院，除了养老以外，还经营保险业务。[11]如此阔绰，付给看护的薪水却只有平均每小时7.85英镑，低于2019年4月开始的、全英25岁以上员工的最低工资水平（8.21英镑/小时），而付给高管的平均工资每年却高达37500英镑。[12]用谷歌搜“大牌养老院虐待事件”，就会跳出各种指控，凄凄厉厉，掷地有声，像极了一幕为吸血鬼哥特剧制作的片花。
这家不好，换一家可以吗？新自由主义不是提倡“竞争机制”吗？可转了一圈，你就会发现，6家大集团分别掌控数百家养老院，占全英养老业份额的17%。不过17%而已，不至于让人成为惊弓之鸟吧？话说1931年，伦敦华特林街（Watling Street）第一家乐购超市刚开业的时候，人们大概也不会想到，日后它竟变得如此肥大，甚至不得不要从“垄断”（monopoly）这个词中，衍生出一个新词“Tescopoly”，才能比较确切地描述它。英国深度调查记者乔治·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在他1999年的著作《被俘的国家：公司接管英国》（Captive State: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里，也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资本扩张中的肥大症，并举了威尔士山区牧羊业被垄断经济生吞活剥的例子：“……上周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没法儿，羊卖得太贱），那哥们儿走到畜棚里，把自己吊死了。”多讽刺的一幕，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说，上帝没死，他只是化作了金钱，接着地平线就升起了一幅老人和羊像韭菜一样被作为牧羊人的上帝收割的画面。
五养老院再糟糕，托马斯和玛丽也算是付得起四年看护费的那个阶层，并非所有的同代人都像他俩那样幸运。每次去诺福克（Norfolk）海岸，让我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它的钴蓝和浩渺，还有那些在沿海小镇摆地摊的老人，那帽檐底下颤动的白发、钉螺壳似的颈纹、脸部凹陷之处风干的微笑。一捆彩色橡皮筋，1英镑；一顶遮阳帽，2英镑；灰不溜秋的石膏小天使，50便士……在英国，有190万退休人士挣扎在贫困线上，占退休人口的16%。法律规定，对于房产和存款总值少于23250英镑的老人，地方政府有义务为他们支付部分护理费，无奈政府采取的财政“紧缩计划”一直在加剧地方政府的赤字。据慈善机构“老年英国”2017年公布的数据，无房可卖却又急需看护的老人数量超过100万。
彭妮（Penny）就是这些无房老人中的一位，她70岁出头，丈夫去世后便寡居在英格兰东部的一个乡村里。英格兰地方民间传说里，有不少关于寡妇的故事。[13]有个寡妇，穷得一无所有，只有一个被叫作“高个子汤姆”（Long Tom）的儿子。汤姆四肢发达，肩膀宽阔，扛几百斤秣草不在话下，但偏要和人打赌，扔下十字架，夜闯湿地，结果在某棵白柳下，被一只不见躯干的枯手抓走了。剩下那可怜的寡妇，哭得整个人都缩小了一圈。彭妮住的村庄，腹地也是一片湿地，走在冬日的田埂上，看寒风压断芦苇，仿佛还能听见那哭声……那是前现代社会的回声。
彭妮曾随做饰品生意的丈夫在津巴布韦生活多年，不幸遇上了2000年津巴布韦经济大崩溃，独裁统治的老大哥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为了讨好盟国，在民不聊生、无税可征的情况下，竟然想到了印钞。于是，一筒卫生纸涨到417津元，相当于1.2美元。生意毁了，丈夫又不幸病逝，彭妮不得不只身逃回了英国。
“那是噩梦般的一年，我们在津巴布韦的房子，四室一厅，加一个花园，只卖了400英镑，几十年的积蓄一夜间成了废纸，”彭妮边说边站起身，给我看摆在火炉上的三只瓷碟，“只剩几只碟子，实在不舍得卖，千山万水带了回来。你看看，它们像不像你们中国清代的东西？”
那三只瓷碟，描着繁复的晚清（或明治时期）纹样，又混合了不少西方元素，极有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香港制造的。果如其然的话，三只加起来也不过200英镑。
“回英后，您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不知所措地转移了话题。
“工作！当务之急肯定是找份工作。我先是在某个大学做前台，然后又到全民医疗服务体系里的一家诊所做前台，一直工作到67岁。可惜正好碰上了2008年经济危机，所以退休前一直没有任何涨薪机会，拿的职业养老金就比较低……”
职业养老金，是2012年保守党政府为减轻国家养老金负担，要求雇主必须向员工支付的一种养老金。理论上按工资和工龄计算，工资越高，工龄越长，养老金就越多。
“诊所七年，职业养老金是每月246英镑；大学三年，职业养老金每月69英镑。此外我还支付了十多年的国民保险金，所以现在每周有89.25英镑的国家养老金。统统加起来是671.96英镑……”
“那不是交完房租就得去割野菜了吗？”
“所以我得申请住房补贴啊……目前，东剑桥郡议会（East Cambridge Council）为我支付一部分房租，每月504英镑，剩下的得自己付。要是没有这笔住房补贴，我可能就得和孩子们挤在一起住了。孩子们的居住条件也相当局促。”
“你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住进养老院吗？”
“没有钱，就先不去想这个问题好了……过一天算一天吧！”
独身的凯茜，也几乎从不去想这个问题。此刻，她正穿着从旧货店淘的绿色晚礼服，戴着艳丽的棕红色假发，在舞池边缘左顾右盼，目光像渔网一样四处挥洒。
“阿根廷探戈的传统，女伴不能邀请男伴，非得男伴请女伴，怎么请呢？全靠眼神放火，四目对视。像这样……”凯茜一边狩猎她的舞伴，一边向我解释。“可惜我已经75岁了！你看你看，他们只请那些妖媚的年轻女孩儿，唉，真讨厌！”凯茜是被20世纪60年代各种革命思潮洗礼过的人，喜欢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常跑到伦敦尤斯顿车站（Euston Station）旁一家叫“改变一切”（Transformation）的酷儿老店玩换装，所以她一有机会，就会犀利地抨击阿根廷探戈中那种“根深蒂固的男性主导观念”，却又无法逃脱探戈的魅力，像掉进了《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兔子洞”，被某种曲折婉转又看不到底的美迷惑，再也分不清身处陷阱还是仙境。
每个周末，她都会跑到剑桥的一个舞蹈班学探戈，65岁以上有折扣，但一节课的学费至少也要8—9英镑。为此，她很省，总是吃那种一小块就能让人产生饱腹感的高热量袋装甜点。也没见她买过什么昂贵衣服，除了舞鞋。“一双探戈舞鞋最少也要90—100英镑，好鞋就是好脚，省不了啊！”72岁时，她迷上了探戈，这致命的爱，一点都不比17岁的初恋省心，何况她还患有帕金森病，双手必须紧握在一起，才能防止它们弹簧式地抖摆。但这又如何呢？被美蛊惑的女人是迷人的，当她陶醉地欣赏着阿根廷舞蹈大咖胡安·曼努埃尔·阿科斯塔（Juan Manuel Acosta）和马霍·卡瓦列罗（Majo Caballero）的舞姿时，我透过黑压压的观众席，发现几个年轻的女孩儿也在偷偷地凝视着她。
凯茜一生都在工作，可惜都是那种兼职或“零合约”工作，所以她一辈子都没什么积蓄。像托马斯和玛丽的情况一样，凯茜到退休年龄时，职业养老金还未强制普及（即使普及，该法对低收入者也不适用，月收入达不到503英镑的劳工没有职业养老金），她自然也没有职业养老金。至于国家养老金，必须每周交纳国民保险，交足35年，才能指望上。对于周薪1000镑的中产来说，87.6镑的国民保险，不算沉重，但很多劳工，比如“零合约”的清洁工和看护，有时连162镑周薪也挣不到。周薪不足162镑，没有余钱交国民保险的人，老后只能申请养老金补助（Pension Credit），它的数额因人而异，最近几年来，还要通过各种脑洞大开、有伤尊严的经济状况调查（means test），你最好配偶仙逝，子女双亡，脚瘸再加聋哑，这样才能比较保险地拿到全额养老金补助。凯茜目前拿的，就是非全额的养老金补助。这点收入，谁敢轻易退休？所以凯茜直到今天还在工作。2017年毕马威的数据显示，21%的英国在职人员，因为工资太低，处于在职贫困（in-work poverty）之中。
每天早上，凯茜会离开她的廉租房，钻进一辆灰色的破车，到威尔伯顿（Wilburton）给一个大户人家遛狗。“我本来是清洁工，但是自从得了帕金森病之后，他们就不让我搞卫生了。他们也是没办法，这么大的房子，要15个小时才能搞完。”凯茜边说边给一只灰毛狗拴上绳子，她要带我去这户人家的树林里遛狗。
“遛狗也不错啊，轻松，又可以锻炼身体！”我安慰她。
“嗯，是啊，10英镑一小时，一个月有200镑呢，我的雇主算是很慷慨的了。假日或圣诞节什么的，他们还请我看房子，也是10英镑一小时，感觉像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几分钟后，我们就来到了树林里。这是一片广阔的、可以狩猎的私家树林。榉树、松柏、白面子、黑樱桃……层层叠叠，像一幅无尽的卷轴画，在我们的身边展开。
“我死之后，如果能埋在这里就好了，”凯茜亲密地揽过一截枯枝，“有时候，我觉得这里就像我自己的家一样，漫天的树叶，无尽的阳光。”
六有人说，福利制度专养懒汉和寄生虫。我所看到的是，没有福利制度，托马斯和玛丽那一代人的中产地位就岌岌可危，而像彭妮和凯茜这样的无产老人，能否活下去都得打个问号。前爱丁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英国福利改革中心（Centre for Welfare Reform）的总监西蒙·约翰·达菲（Simon John Duffy）说：“福利制度还不够完善，福利太低才是困境的根源。英国的就业率非常高，但工资却非常低，很多人打几份工，并由于工作缺少保障而频繁更换工作。大部分救济金都是在职救济（in-work benefits）。最近四十年来，只有最富有的那15%的人获得了真正的收入增长，剩下的人全都遭遇了相对的收入萎缩。正因为福利太低，穷人才离不开低薪工作，结果变得更穷，同时雇主们也懒得在更富有成效的方式上投资。”
今天，千禧世代[14]中的低中阶级，面临着托马斯和玛丽无法想象的生存困境。先是撒切尔政府砍断了工会的胫骨，让劳工丧失了话语权；接着是水电、电信、铁路、石油、钢铁等公共资源的私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垄断；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出台“廉租房购买权政策”时，仍有650万套廉租房，而到了2017年，廉租房几乎被贱卖了约69%，其中超过40%在私人房东手里。“廉租房购买权政策”推出不久，又刮来了鼓励私人购房风，房贷手续被一简再简，炒房人士乘虚而入，终于形成了高房价的困局。此时，相比退休人士手中1.6万亿英镑的房产值，35岁以下的工薪阶层，仅拥有2210亿英镑的抵押资产净值（equity）。年轻人沦为高价租房奴，基本可以抛弃买房幻想；20世纪70到80年代的降税政策[15]，更加剧了贫富分化——就连彼时英国在北大西洋北海石油开采所获的近1660亿英镑的税收（亦被称为“天降之财”），也在减返富人税、私有化中的产业结构重组，以及购买近千家豪车的代理权中被耗尽了；然后又是股市平民化，口袋里只有5英镑的人都被诱去炒股；这时又来了次贷危机和2008年金融风暴、财政紧缩、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受到私有化的蛊惑、高昂的大学学费和高利息的学费贷款、最富有的1%[16]的悄然崛起、移民歧视、新纳粹、极左和极右的互撕，眼下还有一个举国跳崖式的无条件脱欧……
对年轻的低中阶级收入者来说，托马斯和玛丽那一代曾拥有过的阶级上升空间，似乎只成就了一朵半个世纪的昙花。今天，不要说低薪阶层担心老无所依，就是年轻的大学讲师们也如履薄冰。2018年3月，我在为《英中时报》采访“英国大学教职员工职业养老金被裁”事件中得知，几乎每所大学都在想方设法取缔全职合约，因为这样一来，就能省掉不少职业养老金了。爱丁堡大学的讲师玛丽昂·施密德（Marion Schmid）曾私下告诉我，现在很多大学老师拿的是小时工资，和“零合约”几乎没有区别：“这和我们的付出实在是太不成比例了，你得先读到博士、博士后，人生头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就过去了。然后代课、试用、签短期合约……工资从不曾丰裕，现在他们又发明了小时工！”在“大学讲师小时工”（Hourly Paid Lecturer Jobs）的网页上，果不其然，罗列着各种各样的小时工工作……引用《观察者》的诠释，职业养老金小猪罐里的钱，都拿去买风投了。而风投这种东西，据说坏起来，堪比1929年灰飞烟灭的华尔街。也许，这就是国民养老金加入自由市场机制之后，必将经过的地雷阵吧！
年轻人的困境，老一代人并不见得都能感同身受。他们中不少人，从不看经济或政治类的书，也不爱与儿女讨论社会问题，家里除了娱乐为主的电视节目，唯一了解外界信息的渠道，不是右派的《每日电讯报》，就是《每日邮报》，而且主要用来玩填字游戏。看2017年的英国大选，69%的70岁以上老人选了提倡紧缩的保守党；60—69岁的选民中，选保守党的占58%；50—59岁的，则占47%。为什么火鸡总为圣诞节投票？原因诸多，但有一点非常显著，绝大部分的老一代人，尽管他们像托马斯和玛丽一样，曾是福利制度这颗糖的甜蜜受益者，却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的中产好生活是“个人打拼”的结果，这是资本主义自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推广以来，在价值观上取得的最大胜利之一。年轻的低中阶级收入者还因此得了一个花名“雪花”（Snowflakes），意即“虚荣、懒惰、易碎，妄想不劳而获”。如果年轻人抱怨薪水太低，老一代人的解决方式是，那就脱欧，脱欧之后，移民们就不会再来抢你们的饭碗了。所以你会看到65岁以上的选民，64%选择了脱欧，和保守党138个议员的选择不谋而合（相比之下，工党只有10个议员投了赞成票，自由民主党、苏格兰民族党和绿党的议员全部反对），用《独立报》专栏作家安德鲁·库珀（Andrew Cooper）的话说，它是资本主义在“国家主义”价值输出上的巨大成功。
在一个崇尚《济贫法修正案》和“国家主义”的社会，善往往是一种施舍。比如保守党不是没有修建过廉租房，只是更倾向于使用廉价建材。1968年因豆腐渣工程造成的东伦敦罗南角（Ronan Point）大楼倒塌悲剧，2017年在格伦费尔塔（Granfell Tower）大楼的火灾里再次重演，因防火板报价330万英镑，保守党嫌太贵，为省130万英镑，将项目给了报价更便宜的公司。这还是2010年以来，砍掉了90%的廉租房预算之后精打细算的结果。对本国的穷人尚且如此，对别国的穷人可想而知。难民要通过“齿检”，确认是儿童，才相对有机会入境并申请庇护。
今天的资本主义，从农业资本主义（agrarian capitalism）时代算起，已经400多岁了。一具400多岁的残躯，内部癌瘤众多，积污累垢，印裔美国作家阿南德·吉里达拉达斯（Anand Giridharadas），原《时代周刊》的主笔之一，甚至用“新封建主义”（New Feudalism）来形容它的退化，而大多数人，却仍在沿用19世纪的价值观，加剧着它的衰老和腐败。
（注：文中托马斯和玛丽为化名。）
注释：
[1]根据英国的征兵制度（National Service），1939至1960年间，每个健康的英国男子都要服兵役。
[2]Miguel Anxo Bastos Boubeta,“The Values of Capitalism (II): in Praise of Hard Work”, xoandelugo.org, 12 December 2016.
[3]Michael Pennington,“The Book the Bishop Burnt,”Radio Times, 26 January 1986.
[4]Liza Picard,“Health and Hygiene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ish Library, 14 October 2009.
[5]Kathryn Hughes, The Victorian Governess, Bloomsbury Academic,2002.
[6]Liza Picard,“The Working Classes and the Poor”, British Library, 14 October 2009.
[7]National Average Wages, Parliament.uk., 29 November 1960.
[8]Judith Flanders, The Victorian House: Domestic Life from Childbirth to Deathbed, Harpercollins, 2004.
[9]Sheila Peace,“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ial and Nursing Home Care in the UK”, 2003; Jeanne Samson Katz and Sheila Peace, eds.End of Life in Care Homes: A Palliative Care Approach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42.
[10]May Bulman,“Abuse taking place in 99% of care homes amid‘chronic’underfunding, survey shows”, The Independent, 22 March 2018.
[11]数据分别源自Harcourt Matthews与BUPA官网，2019年。
[12]数据分别源自Breakroom、英国政府官网和glassdoor官网，2019年。
[13]英格兰地方民间传说中关于寡妇的故事，可参见 Kevin Crossley-Holland,The Old Stories, Cambridge, 1997。
[14]千禧世代（Millennials），指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即2000年）以后达到成年年龄的一代人，即今天的“80后”“90后”。
[15]1979年，英国最高收入税从83%降到了60%，基本收入税从33%降到了30%。到了1988年，最高收入税已经降到了40%，基本收入税降至25%，具体可参看Alan Manning，“The Top Rate of Income Tax”，CEP Election Analysis Papers 029，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LSE，2015。
[16]在200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中，阿尔·戈尔指责乔治·W.布什宁可支持“最富有的1%”，而不关注其他人的福利。2006年，制片人杰米·约翰逊制作了一部名为《百分之一》（The One Percent）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是关于最富有的人和平民之间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纪录片的标题是指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在2011年占了美国收入的38%。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11年5月写了一篇名为《在1%中，由1%，为了1%》（“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的文章，宣称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了美国收入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