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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者

驻村者

在我申请去“恶魔之喉”通过后两个月,我向妻子吻别,离开城市,驾车往北朝向皮××山脉开去。我以前参加的女童子军就是去那里露营的。

那封信就放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上,用笔记本压住。那张纸几乎跟布料一样厚,不像那种比较轻、比较便宜的纸品随风翻动,它只会偶尔因为风而抽搐一下。纸张顶端有金色叶子浮雕,还有一只老鹰正把挣扎的鱼从水中啄出来的剪影。“亲爱的梅××小姐。”上面写着。

“亲爱的梅××小姐。”我一边开车一边喃喃自语。

风景变了。我很快开过郊区和大卖场,接着是一片片的树林和矮丘,然后穿过一条浸泡在钨丝灯光内的隧道,车子的速度开始减慢,再逐渐沿着蜿蜒的路往上开。这些山其实很近,距离我家车程才两小时十五分钟,但我最近很少见到它们了。

路边的树木逐渐消失。我路过一个招牌:“欢迎来到雅××!我们很高兴看到你来这儿!”这座小镇很破败,看起来灰突突的,就像散落美国各地的许多老旧的煤矿和钢铁小镇一样。我会把中央大道旁的房子描述为摇摇欲坠,但这个词本身暗示了某种魅力,而此处并没有。一个红绿灯挂在杳无人迹的十字路口,除了有只猫从垃圾桶后方冲出之外,这里毫无动静。

我在一个加油站停下,这里价格比全美平均价格高上整整八十美分——我在出发前查过油价。我走进便利店付油费,然后拿了瓶水。

“这是买一送一的。”看起来很阴沉的少年在柜台后说。天花板下悬吊着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我没见过电视上播的节目。

“什么意思?”我说。

“你可以再拿一瓶水,不要钱。”他说。一堆脓包挤在他的下巴上,以仙女星系的椭圆形状散落开来,每颗看起来都是顶端呈黄绿色的半圆球。大概任何人都会想知道,他怎能抗拒挤扁这些脓包的欲望。

“我不需要两瓶水。”我说,然后在柜台上把钱推给他。

他看起来有点迷惑,但还是拿起钞票。“你要去山上吗?”他说。

“对,”我说,因为他开口询问而松了口气,“要去‘恶魔之喉’那里驻村。”

他的手指在收款机的按钮上颤抖,仿佛因为疼痛而蜷曲起来。他揉揉下巴,接着抬头看我,表情难以判读。一颗痘子爆了,脓汁在他皮肤上留下一条彗星尾巴。

我本来打算问他有没有去过山上那一块,但此时我们头上的电视发出婉转乐音。屏幕上有名年轻女性穿着睡袍,光脚站在一片树林中。她慢慢从身体两侧举起手臂,双手在空中摸索着,接着百无聊赖地挥动手臂,像只刚撞到窗户被吓傻的鸟。她张开嘴仿佛要求救,但又只是沉默地闭上嘴,再次张开,仿佛有秘密想说的临终病人。

镜头跳接到树木后方,有群女孩正望着那名可怜的年轻女子,她踏出蹒跚的一步,接着又是一步。其中一人凑近身旁的人耳边,悄声说:“不是每个人天生就能做好,我猜。”

接着一阵狂笑在音轨里炸开,柜台边的年轻人一边按收款机的按钮一边跟着猛笑。“这是什么节目?”我低声问,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回放。”他咕哝。他找给我的零钱因汗水而潮湿。我走出去后摸摸脸,惊愕地发现脸上有泪,温度就跟血一样。

没过多久,我的车子就又开始往高处驶去,我又开始往山上爬了。

当我还是个少女时,每到秋天就得花上为期三天的长周末,跟队友一起参加女童子军露营,时间通常是十月底。而等我们离开学校抵达山里时,墨黑的夜幕早已落到我们身上。泽××太太小面包车后座的女孩们早已安静下来,沉沉睡去,毕竟已经坐了很久的车,我们的话题早在离开文明世界前就已聊完。自从那场意外后,我总是坐在副驾驶座。这样也好,反正比起同龄人的陪伴,我向来更喜欢跟成年人待在一起。

车里唯一的光线来自发光仪表板。泽××太太直直盯着前方,而她的女儿——她跟我不和,但长得很好看,个子很高,头发是栗子棕色——通常一定会在后座睡着。每次车子撞到路上突起,她的头骨就会敲在玻璃窗上,但她从未因此惊醒。她身边的其他女孩目光放得很远,又或者也在打瞌睡。至于车外,车的头灯切开暗夜,照亮一条如同胶卷般不停往后转动的路面,也照亮坠地的枝条和被吹落的叶子,偶尔还有上次暴雨时就死在路边血肉模糊的雄鹿。

有些时候,泽××太太会望向我,先用鼻子吸一口气,再喃喃吐出一些泛泛的关怀问候。(最常说的就是“学校生活如何?”。)我知道她之所以这么小声,是怕吵醒女儿,或者不让女儿发现她在跟我说话,所以我也会同样回复一些泛泛的话。(“很好呀。我喜欢英文课。”)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向这个女人解释,学校是个适合学习的地方,但其他一切都很惨,而她那嘴甜的女儿(她生下来,多年来抚育、喂养、关爱的那个女儿),则是让我的学校生活变得悲惨的重大因素之一。然后我们会再次安静下来,窗外森林持续绵延不尽。

道路两侧的白色树干微微照亮了黑暗,就像在半夜里靠着相机闪光灯短暂看见了世界。我能看到一两行树,更远处的朦胧阴暗则让我不太舒服。秋天是去山里最糟的时候,我心想。在万物枯萎、努力求生时驱车开入荒野,感觉实在很不明智。

我关掉空调。真希望那些女孩能看见现在的我:我是成年人了,已婚,成就斐然。

我已经把广播转到古典乐电台,现在正播放一首华丽、活泼的曲子。就在我开过一个个弯道时,不规则的旋律又是下坠、又是翻升,感觉就像一部老片的开头:一辆汽车沿着道路蜿蜒前行,在白色字体的演员名单卷起时朝着目标驶去。等演员名单卷完后,车子会停在一栋农舍旁,我会下车,从头上拆下白色头巾,呼喊一位老朋友的名字。而她会挥着手现身,然后我们一边叽喳谈笑,一边拿着行李箱走进屋里。这画面完全不会让人意识到,骇人的故事齿轮早已开始转动。

“刚刚是伊萨克·阿尔韦尼斯——”主持人低声庄重地说,“——所创作的《西班牙狂想曲》。”过了一阵,尖锐杂音开始打断乐曲,最后只剩静电噪音。我把广播关掉,摇下车窗,手肘靠在窗框胶条上,感觉非常惬意。

然后我注意到后面有辆车:那个白色、低矮的庞然大物跟得太近了。我的肚脐后方出现一种漩涡在转的奇特感受,那种往下旋的感觉通常是恐惧或兴奋的前奏。然后我在脑子还没搞懂前就已察觉情况突然有变。红蓝交错的灯光洒入我车中。

那名警官坐在我身后的车内整整两分钟,接着才开门,慢慢朝我的方向走来。

“午安。”他说。他的眼睛很小,但态度异常亲切,嘴角有块红斑:那是个即将破裂的疱疹。

“午安。”我回应道。

“你知道我为何拦下你吗?”他问。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说。

“你超速了,”他说,“你在时速四十五的路段开到五十七。”

“啊。”我说。

“你要去哪里?”他问。

就在我们说话时,那块红斑似乎感应到我的存在,开始往外扩张,就像一只阿米巴原虫准备好要繁殖。他手上戴了婚戒,那么,除非他最近出了什么意外,不然,应该有个配偶就在今天早上目睹过这片红斑。我想象她(你可能会觉得我太武断,毕竟考虑到我个人的情况,怎么可以假定这名配偶一定是女性?但他的举止中有些特质,让我觉得他以前若是碰过男人,一定是带着怒气、暴力或焦虑的,而现在当他无意识地用大拇指摩挲婚戒时,表现出的却是一种亲密情感,甚至可能和情色回忆有关)是个跟我完全不同的女人;也就是说,她是个不怕被传染的女性。我想象她亲吻他的嘴唇,之后还从一篮子乳液中拿了一小管唇膏,涂抹红斑,再说些安抚他的话(“没人会注意到的,我保证”),接着亲昵地捏捏他的肩膀。或许他们两人就是不停地把这个口疮传来传去,仿佛轮流拥抱一个婴孩。

当我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来时,他的车已经开出我的视线范围之外。我看着他递给我的那张纸:警告。“务必缓慢行车,安全抵达。警官莫××。”这句话以哀伤、方正的手写体出现在纸片最上方。

我很快就抵达一个T字路口,根据路标指示,从这里左转就是通往恶魔之喉的路。另一个方向则会将我带回过去,也就是那座破败的营地,在那里,许多事出了错,也有许多事终于走上正轨。

最后这段路是整个车程最美的一部分。树木屈服于早晨的热气,如同仆人般对道路鞠躬。极度浓密的光滑树叶遮住天空。我可以听见蝉在高声尖叫,但对我来说有抚慰效果。我在这条路上开车时感觉自己焕然一新——这简直就是通往天堂的道路!这是即将看完一本小说的节奏!我这辈子一直在想象,到了某个时候,我将不再仰赖他人的慷慨,而能以艺术家的身份自立自强——我指的是自己出版小说(发行之后得到的响应不算太热烈,但评价都很好——我也没那么傲慢,没自以为能靠这本书点亮世界),然后在我想去的地方教书,学生少但工作体面,并因此赚到不多但仍体面的薪水。而此时此刻,这一切就在触手可及之处。

有个生物冲到我车子底下。

我猛踩刹车,车头偏离原本方向,我可以感觉到车子发出抗议的摩擦声,车体还发出遭到金属重击的声响。若现在地面结冰,或正在下雨,我一定会直接拐弯撞上最近的树然后死掉。而现在的我则是急刹车停在路中央。

我看向后视镜,很怕去辨认躺在路中央的是什么。

结果什么都没有。

我下车检查底盘下方。我看到一只兔子,它黑黑的眼睛毫无生气。它的身体下半部不见了,切口干净利落,仿佛被撕成两半的纸。我起身绕过车子,寻找着另外半截身体。我甚至跪到地上在车子迷宫般的底盘里搜寻。什么都没有。

“我很抱歉,”我对着它空洞的双眼说,“你不该遇上这种事。你的下场至少该比我好。”

我把身体用力甩入驾驶座,牛仔裤多了两大片污渍。沮丧的情绪如同一波晕眩感淹没了我。我希望这不是某种凶兆。

前方路标上的箭头指向右边,上面写着“恶魔之喉”。我却已经感受不到先前的惬意。

我开车绕过那一整片土地的边缘时明白了,待在这儿的时间里,我只可能见识到其中一小部分。整片地有好几百英亩,大部分尚未开发。恶魔之喉曾是一个湖畔度假中心,专门为纽约的百万富翁服务,但业主过度扩张投资,最后在大萧条时期倒闭。现在的业主是一家机构,他们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奖金以及创作时间和空间。在收到申请通过的信函之后,我很快又收到一封信,其中有张地图,我在地图中认出驻村地就位于这片度假胜地的最南侧:那里聚集了一批工作室,另外还有之前那座奢华旅馆的主建筑。那些工作室沿着一座湖的边缘延伸,最富有的驻村者往往会在湖边待上一整个夏天,就这么在闷热的暑气中闲晃。

我终于沿路开到树林往两边分开之地。前身为旅馆的建筑仿佛传染疾病般从地面膨胀隆起,扰乱了林中的安宁。那显然曾经是栋华丽的建筑,设计也前卫,一看就知道设计者是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而且当时还没因为多年的默默无闻而崩溃,也还没被无数无法完成的蓝图击垮。

有两辆车随意地停在旅馆旁,其中一辆看起来旧旧的,车体的蓝色感觉很脏,另一辆红车则在阳光下闪耀。我把车停在红车旁,接着感到一阵紧张,又把车开出来,决定改停到蓝车旁。突然,我对自己后备厢和后座中的个人物品数量感到很不自在。毕竟现在我得把东西搬下车,而且得用六趟才能搬完。

所以我下车,把所有东西留在车上就走了。

旅馆的一楼看起来很平常但又透着优雅,用了深灰色的石材和黑色泥灰填料,长窗呈现出精选的内装场景:红丝绒、木嵌板墙,又或者边桌上被人留下的咖啡马克杯正冒出热气。不过旅馆的二楼让整栋建筑像一大块被疯狂揉捏过的盐水太妃糖。跟一楼相比,二楼的窗户及墙面全以奇特角度倾斜着,不是朝前就是朝后倾斜。你可能透过一扇窗看见地面的面积比天空大,接着透过另一扇窗看见天空的面积比地面大。其中有个房间扭向周边树林,但和树林太近,有根枝条直接刺向窗玻璃,只差一阵强一点的风就能将其往前挑动。上方的屋顶倾斜着往上,再往上,所有线条螺旋汇聚到一个顶点,像团乳霜的尖端。最上面有颗巨大的玻璃球。

通往前门的阶梯非常宽,站在正中央完全不可能碰到两侧把手。我贴着右侧走上去,手沿着把手往上滑,结果被一块碎片扎入手掌。我抬起手,查看着那块插在我的“感性线”和“理性线”之间的碎片,然后捏住那块木片露在外面的部分,用力拉。围绕着那个伤口的肌肉缩了一下,但没流血。我踏上最后几步阶梯,来到门廊。

我在那个奢华的入口前犹豫了一下,不喜欢从两片门板接缝中伸出来的仿佛活物一样缠绕的木雕触须,因为看起来就像有只章鱼藏在里面,先往外伸出它的触须和吸盘。我的妻子总爱笑我感受和理解事物的方式:我总能立刻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厌恶什么,但得花上好几个月思考才能解释清楚。我就这么在门前不知所措了十分钟,然后一名穿着绑带乐福鞋的英俊男子开门走出来。他看到我时似乎吓了一跳。

“你好。”他说。他听起来像个酒鬼,八成是个同性恋。我立刻就确定自己喜欢这个人。“你要——进来吗?”他往旁边一站,几乎要消失在门后。

“我——没错。”我说,然后跨过门槛。我跟他说了自己的名字。

“噢,对!是这样——”他转向后方空荡荡的空间,“是这样的,我们以为你明天才会到。或许是沟通上的误会。”

通往隔壁房间的入口突然有了忙乱的动静,我才意识到他在跟三个女人说话,只是她们刚好站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其中一个女人纤瘦、苍白,身穿看不出身形的僧袍式服装,衣服上画满不规则的碎片形状;这些碎片在她身体上旋转,形成一个个孔洞,看了立刻让人焦虑起来。另一个高高的女人头顶上盘着细发辫,脸上带着大方的微笑。第三个女人我认得,但我确定自己从未见过她。

穿着令我焦虑的女子说她叫莉迪娅,是名“诗人作曲家”。她光脚没穿鞋,很脏,仿佛想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波希米亚人。很高的女人说自己叫阿内勒,一名摄影师。那名我认得又不认得的女子也做了自我介绍,但她的名字我听过就忘了。我不是故意的,也不是没注意听,只是当她说出名字,而我的心智也即将抓住那项信息时,她的名字就像指尖碰到的水银一样闪身滑开。

刚刚开门的男子接话:“她是一名画家。”他说自己叫本杰明,是雕刻家。

“你们怎么没在工作室里?”我问,但才说出口就为这个鲁莽的提问感到后悔。

“日子无聊嘛。”阿内勒说。

“驻村的日子无聊嘛,”莉迪娅更精确地指出,“我们大多都在闲扯,”她指了指身边的人,“有时候会在这边的大厅吃午餐,以免闲得发疯。”

“我们才吃完午餐,”本杰明说,“我正要回去。但我敢打赌,你只要去厨房就能找到埃德娜,她能帮你弄点吃的。”

“我带你去。”阿内勒说。她用手臂勾住我的手臂,把我带走。

就在走过门厅时,那个我似乎无法得知名字的女子让我感到一种全新的恐惧。“那个画家——”我开口,希望阿内勒能提供一些有用信息。

“嗯?”她说。

“她很——可爱。”

“她是很可爱。”阿内勒同意。她推开一扇双开门。

“埃德娜!”

一个瘦而结实的女子在水槽边弯着腰,似乎正望向水槽内的泡沫深处。她直起身子,看向我。她的头发是火焰般的红色,用一条黑丝绒缎带绑在脑后。

“噢!”她一看到我就惊呼出声。

“你到了!”

“我……没错。”我给了她肯定的答复。

“我是埃德娜,”她说,“是驻村地的主任。”她把手上的黄色橡胶手套拉下,伸出一只手,我也握手回应。她的手冰凉、潮湿,就像刚拧干的海绵。“你到早了,”她说,“早了整整一天呢。”

“我一定是把信看错了。”我悄声说。我的脸红透了,耳边简直可以听见妻子的笑声。大家显然都能看出我有多惊讶。

“没事的,”她说,“你没造成任何麻烦。我会把你带去房间。你的床可能还没床单——”

回到门廊时,本杰明脚边已经放满我带来的所有东西——我的行李箱、洗衣篮,甚至车上的紧急补给背包,而那东西根本不该离开我的后备厢。

“我没锁车门吗?”我问。

“在这里何必锁车门?”他欢快地说,“东西都在这儿了。”他弯腰抬起我的行李箱,我拿起洗衣篮。埃德娜则弯腰去拿背包,但我说:“背包不用拿上去。”于是她重新挺直站好。我们一起爬上楼梯。

我在太阳下山后醒来,当时最后一丝光线正从天空移走。我感觉很混乱,仿佛在派对中睡着的孩子,衣着整齐地在某个空房间醒来。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找妻子,结果摸到高针数的床单,以及一只十分蓬松的枕头。

我坐起身。壁纸颜色很暗,上面缀着一丛丛绣球花。我可以听见一楼传来的声音——朦胧的闲谈、银器和瓷器彼此敲击声。我嘴巴里的味道很糟,膀胱快爆了。如果我能坐起身,就有办法去厕所。如果我用了厕所,就能打开灯。如果我打开灯,就能找到放在行李箱中的漱口水,然后弄掉口中那股霉味,还能下楼跟其他人共进晚餐。

我把一条腿伸到床下,眼前却出现了恐怖的幻象:有只手从床裙底下突然伸出来,抓住我的脚踝,把我拖进床底,而餐厅中欢愉的喧闹声淹没了我的惊恐尖叫,但幻象终究过去了。我把另一只脚伸下去,在地面站好,接着在一片黑暗中跌跌撞撞走向厕所。

就在清空膀胱时,我思考了一下我的小说内容,不怎么样——成堆的笔记和塞在笔记本里的纸。我思考了一下主角露西尔和她的困境。实在太多了。

我走下楼,漱口水的余味还刺激着我的口腔。眼前有张深色木制长桌——樱桃木吧,或是核桃木;总之上面沾了一抹深红色污渍——桌边坐了七个人。跟我一样的驻村者一群群聚在房间角落聊天,手上都拿着葡萄酒。

本杰明喊了我的名字,举起玻璃杯向我打招呼。阿内勒往上看,微笑。莉迪娅在和一个纤瘦、好看的男人热烈聊天,男人的手指沾满某种深色物质——墨水吧,我想。他害羞地朝我笑了一下,但没说话。

本杰明递给我一杯红酒。我还来不及跟他说我不喝酒。

“谢谢。”我说,而没有说“不,谢谢”。我听见妻子温暖的嗓音,仿佛她正在我的耳边低语。好相处一点。我相信我妻子就爱我本来的样子,但也很确定她更喜欢我放松一点的样子。

“你都收拾好了吗?”他问,“还是刚刚在休息?”

“休息。”我说,然后啜饮了一小口酒。酒里有种薄荷的酸味,我快速吞下。“我猜是因为开车太累了。”

“那段路实在太难开了,无论从哪里开来都一样。”阿内勒表示同意。厨房门突然被推开,埃德娜手上拿着一大盘切片火腿出现。她把盘子放到桌上,于是所有人就像接到指示般立刻结束谈话,开始聚到桌边,坐在各自的椅子上。

“你都收拾好了吗?”她问我。

我点点头。我们全坐下了。手指有污渍的男子把手越过桌子伸过来,没什么力气地跟我握了一下手。“我是迭戈。”

“大家的创作进行得如何?”莉迪娅问。

所有人都仿佛要避开问题似的低下头。我拿了一片火腿,又舀了一大匙土豆。

“我明天早上就要出发,”埃德娜说,“周末才会回来。当然,所有买来的食材都会在冰箱里。有谁需要来自文明世界的补给吗?”

桌边陆续传来一阵阵“不用了”。我把手伸到裤子后方口袋,掏出一封给妻子的信,这封信已盖过邮戳,写上地址,内容也写好了,目的是让她知道我已安全抵达。“你可以帮我寄这封信吗?”我问。埃德娜点点头,把信放进她搁在走廊的手提包里。

莉迪娅张着嘴咀嚼。她从两颗臼齿间挖出了些什么——原来是块软骨——然后用舌头舔过牙齿,又啜饮了一口葡萄酒。

本杰明又为我倒了一杯酒。但我竟不记得刚刚把酒喝完了。我觉得牙龈很软,仿佛是一层丝绒包裹着牙龈。

所有人开始用那种被酒精催化出来的姿态聊天:闲散、松弛。我后来得知,迭戈是名职业童书插画家,现在正创作一本图像小说。他说他来自西班牙,不过成年后大多住在南美洲和美国。他和莉迪娅调情了一下,我对两人的评价因此降低。阿内勒跟我说了个尴尬的故事,跟某次她遇见的一名获奖小说家有关,但小说家的名字我不认识。本杰明描述了他最近进行的雕刻作品:翅膀用碎玻璃拼成的伊卡洛斯。莉迪娅说她花了一整天“乱敲钢琴”。“我没打扰到你们谁吧,是吧?”但她说话的口气其实是根本不在乎有没有打扰别人。接着她开始解释自己在创作一首“诗之歌”,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歌”的部分。

这些墙都有隔音效果,埃德娜向她保证。就算你在屋里被杀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莉迪娅倾身靠向我,脸上表情极度满意。“你知道那些钱多得流油的家伙,在玩垮这个地方之前,都叫这个地方什么吗?”

“天使之口,”我说,“我小时候参加过童子军活动,那时候每年都会来这里。我一直没忘记我看见的那个招牌。”

“就是天使之口呀。”她几乎是大吼了,仿佛我刚刚没说话一样。她狂笑着拍打桌面。她的牙齿看起来很糟——上面沾了一层梅子色。我真恨她,然后有点惊愕地意识到这个事实。我从没恨过任何人。确实曾有人让我不舒服,让我希望自己能一眨眼就消失,但对我来说,恨是一种全新的、酸苦的情绪。让人余恨难消。而且我还醉了。“你们那些女童子军都在做什么?”本杰明问,“游泳?徒步?”

“彼此干来干去吗?”迭戈打探道。莉迪娅调皮地拍打他的手臂。

我啜饮了一口酒,但现在已经尝不出味道。“我们会用亲手做的工艺品赢得臂章。生火煮饭。讲故事。”以前我最喜欢的就是讲故事了,“活动通常会在秋天,游泳的话太冷,”我说,“但我们确实会沿着湖滨线散步,有时候还会在码头玩试胆游戏。”

“所以你才特地跑来这里驻村吗?”阿内勒问,“因为你对这一带很熟?”

“不是,”我说,“纯粹是凑巧。”我把眼镜放下,但没对准桌子,眼镜几乎掉到地上。

莉迪娅刺耳地大笑出声。迭戈把脸埋入她的长发,还对着她耳朵说了些私下观察的细节。她看着我又笑了。我脸红起来,开始忙着进食。

阿内勒的酒喝完了。迭戈本想拿起瓶子为她添酒,但她把杯子盖住,转向我。“我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名为‘艺术家们’的计划,”她说,“你愿意花一个下午让我拍摄肖像吗?不行当然也没关系,不用有压力。”

我确实觉得压力很大,但脑子有点昏沉,又已经开始觉得阿内勒讨人喜欢。她跟我以前喜欢的一些人很像,看起来永远充满善意,而且有着无法否认的惊人美貌。我看着她期待我答应的眼神,发现自己毫无理由地微笑起来。我用手掌揉揉有点僵麻的脸。

“我很乐意。”我回答时不小心咬破脸颊内面的口腔,搞得满嘴都是铁味。

隔天早上,一股凉意笼罩了皮××山脉,厨房窗外的地面也覆上一层雾气。

“你喝咖啡吗?”阿内勒在我身后开口。我才稍微点了点头,她就已经把一个温暖厚重的马克杯放入我手中,而我也没怎么看就啜饮起来。

“我可以陪你走到工作室,”她说,“我很乐意。如果不清楚路线的话,这段路并不好走,就算没被雾挡住视线也一样。你睡得好吗?”

我又点点头。有个小生物在我脑中躁动着,带着某种意图——阿内勒对我这么好,我该对她道谢才对——但我实在无法把视线从白茫茫的窗外移开。没想到雾气能如此轻易地抹消一切。

前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时,我雀跃不已。站在阶梯上方只能看见树木轮廓,而我们得穿越整片树林才能抵达湖畔。阿内勒走进林间寻找小径。她轻松地跳过一根倒下的树干,绕过一整簇肥厚、闪着水光的蘑菇。我们一度经过一条细长的白色长凳,从设计和长宽比例来看不是给人休息用的。她没有回头,只是用手指了指长凳。“这条长凳大约位于湖和旅馆之间的中间点,就是给你参考一下。”

等树林被我们甩在身后,我看见一些非常模糊的建筑影像。其中一栋就出现在我们正前方。然后我第一次没遵从阿内勒指示,直接往前走了几步,希望接近建筑后能看得更清楚。

“老天!”阿内勒抓住我的背包背带,把我往后拉,“小心点。你几乎直接走进湖里了。”此刻我面前的空气就像牛奶一样——根本看不见什么建筑物。

她用手往右指,那里有一连串往上攀升通往暗处的阶梯。“这是你住的小屋对吧,‘哀鸽’?”

“没错,”我非常肯定,“谢谢你为我带路。”

“小心一点,”她说,“如果需要回旅馆的话——”她指向我们来时的方位。透过雾气仍能看到那颗发亮的光球。“那就是旅馆。就算天气不好,那道光也会在夜里闪耀。所以你一定能找到回去的路。祝写作愉快!”

阿内勒消失在雾气中,不过在她离开很久之后,我还是能听到卵石在她的脚步下滚动的声音。

我的小木屋是栋非常宽敞的建筑,里面有间足以俯视湖畔的办公室——应该说以后可以俯视,毕竟得等雾气散去。屋子甚至还附有一座小露台,若太阳不大,或没下什么雨时,你可以在露台上工作、休息,或者观察环境。屋子是有点年头,但非常稳固,令人心安。我在屋里四处走动,试图理解每个接头、每道栏杆,然后摇晃它们,确认是否有什么地方腐烂,以防它们像麻风患者烂坏的四肢一样被我扯下。不过一切似乎都很稳当。

屋内有一串木牌坐落于书桌上方的架子上。我乍看以为是摩西的十诫,但站到椅子上端详后,才发现是一连串人名清单——有些看起来很清楚,有些难以辨识——总之全是之前驻村者的名字。那些人名、日期和玩笑话,连在一起就像某种达达主义诗作。

所罗门·塞耶——小说作者。昂丁·勒·福尔热,画家,六月十九日——。埃拉·史密斯“充满爱的夏天!”悉××

我皱起眉头。有个人的名字跟我一样——另外一名驻村者——而且也住过这栋小屋,不过是多年前的事了。我用手指抚过我的名字——抚过她的名字——然后在牛仔裤上抹了抹。

这个概念真有趣,驻村者。乍看会觉得一切皆为偶然,就像捡到一块石头,但把石头翻过来又发现底下充满生命。驻村者有自己本来居住的地方。你一定是某座小镇或某栋房子的“居住者”,但又在此地成为这个空间的居住者。你确实住在这里,但当然也不完全定居在此。你是来此地造访之人,但又跟“访客”不同,因为访客通常代表会在晚上离去后一路驱车驶入黑暗,而驻村者会把电水壶带来布置好,并在此地待上好一阵子——你居住在此地,同时居住在自己的思想中。你得找出这些思想,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不过一旦精准找出这些思想的所在地,就再也不用驱车离开。

书桌上有封信,内容是欢迎我来到哀鸽小屋,另外鼓励我将名字留在最新的木牌上。坐在书桌前,我能看见一半门廊,浓厚的大雾吞没了栏杆和后面一切光景。

我打开背包,把笔记本放在电脑旁,电脑在桌上发出如同某种预兆的巨大嗡嗡声。小说呀。我的小说呀。

我开始工作。我决定把我的小说大纲列在索引卡上,这样才能随意改变它们的顺序和位置。整个墙面都是软木板,所以我把卡片以网格结构排列,钉在墙上,把露西尔的磨难与胜利以容易操作的方式放上去。

有条蜈蚣在墙上爬,我用一张卡片钉住它,露西尔意识到自己的童年始终是个糟糕的谎言,从头到尾都不例外。我把蜈蚣的身体在墙面上抹烂,但它的脚仍在抽动。我又写了一张新的卡片,丢掉。钉在正中央的卡片写了露西尔在秋天的湖边发现了自己的性向,而故事情节就在此戛然而止。我的目光扫过这些卡片。巴克斯特逃走,被一辆车撞了。露西尔的女友因为她有“派对恐惧症”而分手。露西尔入选艺术季。我很满意目前的进度,但还是有点担心,因为不太确定要怎么最大限度地强化露西尔经历的苦难。没得到艺术季的最大奖还不够,应该是吧。我泡了一杯茶,坐下,在晚餐之前一直盯着卡片瞧。

我在天亮前惊醒,感觉臼齿附近出现一种肥皂的味道。我从床上蹒跚爬下,还没走到厕所就已跪到地上。一阵温热的嗝涌上来,暗示着即将到来的惨况,而我的脑中还在努力推开梦的余绪。

我以前也生过病,但没生过这种病。我实在吐得厉害,甚至把马桶坐垫扯出一条可怕的裂缝。我把头抵在冰凉的瓷砖上,等了一阵子,觉得好像吐干净了,太棒了,但才坐起来就发现还想吐,怎么可能还有东西可吐?但呕吐物仍一股劲地从体内涌出。为了让自己冷静,我爬进浴缸,抬头望向莲蓬头,但就在它喷出抚慰我的清凉水柱前几秒,我看着那个黑黝黝、围着一圈钙化石灰的莲蓬头,感觉好像七鳃鳗那张能够吸附其他生物的怪嘴,结果又吐了。等我确定体内没东西可吐之后,我爬回床上,拉起厚重羽绒被盖住身体,重新将意识沉入体内。

我的病持续了好一段时间。我发了高烧,身旁空气简直就像沥青路面的热气一样闪着微光。我觉得自己该去医院才对,我的心智就像身体一样被烘烤着,但这些思绪都太微弱,就像诺亚方舟经历的洪水中的小枝条般忽隐忽现。我一下冷到不行,只好把自己埋在毛毯里;一下又感觉正被活活烧烤,只好把全身衣服脱光,而汗水在我的皮肤上结晶。情况最糟时,我甚至感觉自己正把手伸到床的另一侧抚摸自己的脸部曲线。我确信自己大喊过妻子的名字好多次,但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叫得有多大声(如果我真的叫了的话)。我相信下过雨,因为窗外有些什么湿答答的东西一阵阵敲击玻璃。烧到温度最高的时候,我相信那一波波的声音是海潮,而我正沉入海中,正从热气、光线和空气中消失。我很渴,但当我试图从颤抖的手掌中小口喝水时又吐了,我的肌肉因为不停呕吐而疼痛。我要死了,我心想,这就是我的尽头。

我在晨光熹微时醒来,有个人正轻轻拍打我的门,喊着我的名字。是阿内勒。

“你还好吗?”她隔着木门问我,“我们都很担心你。你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吃晚餐了。”

我无法动弹。“进来吧。”我说。

门打开,我听见阿内勒猛地倒抽一口气。我后来才知道她为何如此:室内很热,而且气味酸馊,混杂着热气、臭汗、呕吐物和泪水的气味。

“我一直,”我说,“在生病。”

她来到床边,我想这是十分体贴的了,毕竟还存在着各种被传染的可能性。“你——我该找埃德娜来吗?”她说。

“如果你能为我拿杯水来的话,”我说,“就太感谢了。”

她仿佛是从我床边融解消失了,接着拿了个玻璃杯回来。我喝了一小口,我的胃几天以来第一次没有因此出现任何动静,只是发出饥饿的哀号。我喝光了整杯水,虽然无法解渴,但感觉活力又重新爬回体内。

“再来一杯,麻烦了。”我说,她又把杯子装满。

我又喝光了,感觉焕然一新。

“不需要找埃德娜来了。”我说。

“你确定就好,”她说,“还需要什么吗?都可以跟我说。”

“有我的信吗?”我问。妻子的信能让我备感安慰。

“没有,一封也没有。”她说。

那个下午我开始写作。我的腿还有点软,胸口仍有种怪异的刮擦感,但我仍能够断断续续地写,大多时候感觉也过得去。那个画家来我的小屋拜访,敲了我的门。我受到惊扰,吓了一跳。她说了几句话后递给我一小盒药,我没伸手去接。我的脑子一直不让我记住她的话。我的脑子到底要阻止我知道什么?

她又说了些话,然后再次对我摇摇药盒。我接下。她伸手抚摸我的脸,我退缩了一下,她的手指冰凉、干燥。她走下楼梯,往湖边走,然后俯下身从草丛中捡起了什么东西,再用力把它甩进水里。

我把一颗药丸从吸塑包装的锡箔纸下拆出来,检查。药丸是长椭圆形的,上面没有数字或字母,它是橘红色的,但又有点紫紫蓝蓝的,转动时还能看到一抹绿,但放到阳光下又像阿司匹林一样变成白色。我把盒子扔进垃圾桶,药丸则扔进马桶,它们像蝌蚪一样在水面上到处浮游,然后我把它们全部冲掉。

等身体越来越强壮之后,我开始沿湖散步。湖比看起来还要大,就算花一小时也只能沿湖走上一小段。就在这趟旅程的第三天,我走了两小时,发现一片沙滩,有条独木舟半沉没在潮汐中。当水流温柔推动,独木舟就轻缓地摇摆,让我回想起之前露营时,树冠也会在风中轻缓摇动。沙——沙——沙——沙。

我年轻时去的女童子军营地也有一片湖。当时的扎营处有没有可能就在湖的另一边?如果我走的时间够长、走得够远,会不会就能直接走到那座码头?多年前那个爽飒秋天的夜晚,我的一切偏好就是在那里确立下来的,也是在那里遭到嘲弄的。我能找到那段浪漫、恐怖的田园牧歌吗?我之前从未有过这种想法——我一直以为两片湖不一样,营队去的那片湖应该在更高的山上——但我望着湖水拍打湖岸的节奏,再比对脑中有关营地树林的回忆,似乎能够确认我是重回旧地了。

也是到了此时我才想起,自己也曾在营地病过一次。我怎么可能忘记这种事?这就是驻村难以言明的乐趣:过去的回忆突然有机会涌现心头。我还记得一名领队替我量体温,看到数字后啧了一声。我还因此感到绝望。此刻在沙滩上,那种绝望感清晰如昨,仿佛我花了数十年搜寻手机信号,而此刻才终于进入信号塔的发射范围。

我又走得更远了一些,注意到沙滩的石头间有个红红的东西。我跪下,捡起一颗小小的玻璃珠子。看起来像是从营队成员的手环上脱落,又被水流冲到这边的珠子。完全为我而来的珠子。

我把珠子放进口袋,走回我的小木屋。

那天晚上,我正准备更衣上床,注意到大腿内侧有个小小突起,然后感觉一阵剧痛几乎要劈开我的腿。等痛楚过去后,我观察那块突起,它很柔软,仿佛充满液体或某种凝胶。我感觉我的手指因为想去捏它的欲望而抽了一下,但忍住了。不过隔天又出现了一颗突起,然后又是一颗。它们聚集在我的大腿上,也在我的乳房下方爆发。我开始有了警觉。或许这里有某种我之前不知道的昆虫,绝不是跳蚤或蚊子。某种有毒的蜘蛛?但我回想自己睡觉的方式,回想自己还穿着长袍睡觉,实在无法想象怎么可能被叮咬。这些突起不痒,但很肿,仿佛急需被释放。

我坐在浴缸边缘用打火机烧别针的针尖。被烧过的金属有点发黑,我吹吹针柄,用指腹试了一下温度。确定针已冷却并足够卫生之后,我把针头刺进那颗首先出现的讨厌鬼。肿包抗拒了一下——就像屈服于重拳前的那一瞬间——接着内部液体流出。一条孱弱的脓血先是沿着针杆往上攀爬,接着因为自身重量沿着我的腿往下流,仿佛没处理好的经血。我浸湿了半卷厕纸——便宜的厕纸,但毕竟还是花了半卷呀——里面全是我的血。然后就这么将它们一个个歼灭。结束之后我感到令人愉快的酸痛,但总之干净多了。我为每个伤口擦药,平整地贴上一小片绷带。

阿内勒在某天傍晚来到我的小屋,准备进行我之前答应过的肖像拍摄。她看起来大汗淋漓,但得意扬扬,身上交错着好多大台相机的背带。我瞄了她身后一眼,远方有暗云聚集。有风暴要来吗?

“还有好一段时间才会来,”她仿佛能读透我的心思,“至少还需要几小时。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我保证。”我们先是往旅馆的方向走,接着走上岔路,到了大约半英里外的一片草原。随着我们往前走,草变得越来越高,最后已到达腰际,我不止一次弯腰把长裤裤脚往袜子里塞好,以免又被跳蚤咬。第三次这么做时,阿内勒停下脚步看我。她微笑,然后继续往前走。

“你喜欢参加女童子军活动吗?”她问,“参加了多久?”

“从幼女童军直到资深女童子军。大学毕业前几乎都参加过。”“幼女童军”(1)这个词在我嘴里碎裂开来,仿佛某种令人倒胃口的酸馊食物,我往地上吐了口口水。

“你看起来不像个女童子军。”她说。

“什么意思?”我问。

“你似乎有点——脱俗?我大概一直以为女童子军总是精力充沛,又热爱户外活动。”

“童子军活动可能同时带有两种特质吧。”我停步低头看自己的腿,一截创可贴从我的短裤底下探出头来。阿内勒没停下脚步,我赶紧跟上她。那些草突然就没了。我们站在一棵巨大的榆树边。树干前面有张被漆成白色的熟铁椅。

“噢,时机正好,”阿内勒说,“光线正好。”我不是摄影师——我从未将自己视觉上的观察能力专业化,我关注的是理论、视角问题和一些叙事冲动——不过此刻她也无须对我多做解释:太阳很低,万物都沐浴在蜜色光线中,包括我的肌肤,而即将来袭的风暴涂暗了树木后方的天色。若我们往风暴的方向驾车而去,只要拍摄后视镜,就能展现出来自过去的光,以及在未来等待的黑暗。

阿内勒递给我一条白床单。

“你可以穿上这个吗?”她问,“只穿这个。就把床单缠在身上,用任何你觉得舒服的方式。”她转身开始设置相机,“跟我聊聊幼女童军的生活。”她说。

“噢,”我说,“幼女童军就是一群小女孩。都是幼儿园的年纪。她们也被称为布朗尼,名字取自那些住在人类家里、为了交换礼物而工作的小精灵。那个故事很长,总之就是有对调皮的兄妹贪玩,不想帮爸爸清理屋子。”我解开上衣扣子,打开胸罩钩子,“然后奶奶出现了,她说附近有只老猫头鹰,要孩子们去问有关小精灵的事。虽然实际上,两兄妹都听到她这么说了,最后却是小女孩去找猫头鹰——”

我把床单紧紧包在胸口,像是非深夜时段电视节目中矜持的情人。“我准备好了。”我说。

阿内勒转过来。她走过来帮我摆弄头发。“她找到那只猫头鹰了吗?”

我试图稍微皱起眉头,但阿内勒已经开始往我嘴上抹唇膏,动作很笨拙。“找到了,”我说,“她找到了,于是获得了谜语,就是让她找到布朗尼的谜语。”

“天杀的。”她喃喃自语。她在我的嘴唇外围擦来擦去,指尖因为化妆品的蜡而滑溜溜的。“抱歉,我把唇膏涂出去了。”她重新开始擦,“那个布朗尼谜语的内容是什么?”

我的下半身露出来了。有那么短短一秒,我确定自己看到远方有闪电伸出来弹了我一下,仿佛一根上帝的手指。

“我不记得了。”我悄声说。阿内勒的目光离开我的嘴。在把唇膏管旋转关上前,她意味深长地盯了我一秒钟。

“你很美。”她说,这语气究竟是仰慕还是安抚?我实在很难确认。她把我推到那张椅子坐下,然后回到相机旁。因为天热,我皮肤上出现一层光滑的汗。一只蚊子从我耳边尖啸而过。我还来不及把它赶走就被咬了一口。然后我第一次注意到相机的存在。她一定是在我换衣服时架好的。那看起来是台老式相机,拍照前,阿内勒似乎得先躲进一块厚重的布,眼睛紧贴相机,拍照时还得按压一条软线末端的按钮。我不知道还有人在用这种相机。

她发现我猛盯着看。“这叫大画幅相机。用的负片跟你的头差不多大。”她把我的下巴往上抬了点。

“那么,”她说,“我需要你跌下来。”

“什么意思?”我问。我感觉有一股雷鸣的波动穿越椅子骨架。她原本的要求中并不包含这个细节,我很确定。

“我需要你跌下椅子,”她说,“无论你如何落地,总之维持那个姿势。眼睛保持睁开,身体不要动。”

“我——”

“我们越快做完,被雨淋湿的概率就越小。”她的语气坚定、友善。她给出一个大大的微笑,接着消失在相机的盖布底下。

我迟疑了。我看着地面。草看起来反射着日落光线,但我仍能看见下面的泥土和石块。我不想弄伤自己。老实说吧,我甚至不想把自己弄脏。

阿内勒从盖布底下走出来。“一切都还好吗?”她问。我望向她的脸,接着望向地面,然后不小心跌倒了。

事情实在发生得太快:首先,地面没想象中那么硬,反而像肥料土般凹陷下去;躲在阿内勒身后的阳光则在此刻从她腿间绽放光芒,仿佛某种神秘的请求。我听见快门被按下的清脆咔嗒声,仿佛有某种昆虫咬了什么一口。当时出现一道闪电,形体清晰,叉子般的形状划过天空,就在远方旅馆上头。太多征兆了。我在那里感到异常满足,就在地上,仿佛再待上几小时也没问题,仿佛可以就这么听着蝉鸣,观赏光线不停变化然后消失。

然后阿内勒跪在我前面,扶我重新坐起来。“我们得跑起来!快跑!”她说。就算我感觉到一丝怒气或诡异,这些感觉此刻也被她如同小女孩般的呼喊给捻熄了。她把我的衣服丢给我,收起相机。在那一刻,那天的最后一丝热气消散,仿佛被吸入排水孔,取而代之的是下雨前的凉气。阿内勒开始跑,我跟在她后面,把衣物紧紧抓在胸前,床单在我身后拍打飘动。我感觉轻盈、优美。我大笑。我没有回头望向天空,但完全能在脑中想象那个画面,仿佛我早就看过了:云朵如同酒吧中的男人向我们席卷而来,令人窒息,而我们一边笑着一边躲开。然后我听见雨声,听见有什么被撕裂,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跑上旅馆门廊。等我转身时,远方的树、天空,甚至就连我们的车都已被大雨抹消。我全身湿透。现在床单很脏,沾满东西,半透明地贴在我身上,仿佛一只保险套。我觉得自己好几个月没这么雀跃、开心了,甚至可能好几年都没有过了。

这算友情吗?生活原本就该是这样吗?这感觉就像我狂喜地撞见了幸福,一切感觉都很对、很正确。阿内勒看起来很美,几乎没喘气。她对我微笑。“谢谢你帮忙。”她说,然后身影消失在旅馆中。

我的小说有了进展。我发现是索引卡阻碍了写作,所以干脆逼自己坐在键盘前努力工作,写呀写,直到从卡住我的壕沟中爬出来为止。我有时会坐在门廊上,假装自己在接受公共广播电视台的名人专访。

“写作时,我感觉像是被催眠了。”我告诉特里·格罗斯。

“那一刻到来时,我就知道一切即将有所改变。”我告诉艾拉·格拉斯。

“腌渍物,还有虾。”我告诉琳内·罗赛托·卡斯珀。

我会撞见其他吃早餐的人,但频率不高。某天早上,迭戈跟我聊起前一晚的社交活动——我没去参加,因为我的小说快写到高潮,所以宁可处理露西尔的社交活动——然后在谈话间提起了一个令人在意的词:殖民者。

“殖民者?”我说。

“我们组成了一个艺术家聚落,”他说,“这个聚落占领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算是殖民者,对吧?就像哥伦布一样。”他喝光橙汁,起身离开餐桌。

我想他应该只是想说些有趣的话,但我深感惊骇。驻村者这个词带有居民的意味,是一个意义丰富又妥当的称谓,就像我去哪里都乐意带着的一把伞。但现在,“殖民者”这个词却露出尖牙在我身边落了脚。我们殖民了什么?殖民了彼此的空间吗?殖民了荒野?我们自己的心智?虽然根据我之前的定义,“殖民”跟“定居”在自己心智中并没有太大差别,但这个想法仍令人困扰。驻村者代表的是,有扇门被装在你大脑前方供你打开走进去观看,而你走进去时面对的是你之前遗落的各种东西。“我记得这个!”你可能会拿起一只小木蛙这么说,又或者是一只没有脸的、软趴趴的破布娃娃,又或者是一本绘本,而当你逐页翻开时,之前阅读的感觉和印象会全部重新涌现——比如一朵伞上缺了一角的毒蘑菇、随风飘动且闪闪发光的秋叶,或者是和马利筋一同舞动的夏日微风。相反,殖民者听起来相当恶毒,仿佛你是踢开自己心智的大门,然后发现里面有不认识的一家人在吃晚餐。

此后只要开始工作,我就会在自己的心智入口处感到不对劲。我难道真的只是个入侵者吗?难道我只带来了有天花病毒的毯子(2)和谎言吗?我心智内尚未被发掘的秘密和神秘之处又是什么?

我还是感觉很虚弱。我把在那间窗幔环绕的心智空间里的自己当作是死了,于是现在每天在键盘前弯腰苦干的不过是个鬼魂。这个鬼魂跟她的创作绑在一起,完全无视自身尘世苦难中的琐碎细节。

我呻吟着醒来。我站在一道阶梯底下,光脚,身穿睡衣。我绑在脑后的发髻松了,发丝垂落颈项。我看见走廊墙面上的木头嵌板,月光从围绕着门两侧的窗户流泻进来。我已经好多年没梦游了,但此刻我在这儿,直挺挺地站着,而不是在床上。

我又听见了那个声音。我以前就听过类似的声音。当时我还小,而我家的猫刚吃掉整条面包。那是一种暴食后深感后悔的声音,是正在哀叹自己过度进食的声音。我的脚轻踩过硬木地板,安静无声。

走廊被笼罩在阴影下。月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嵌了木板的墙上切出三根银条。到了走廊最末端,我走下阶梯,随声音走向餐厅。我站在门口,可以看到迭戈躺在桌上,莉迪娅骑跨在他身上,而她身上泡沫花纹的睡袍下摆已拉到屁股上。她的脚底正对着我,它们因为尘土而脏兮兮的。

随着莉迪娅的身体上下起伏,我注意到一片片月光从她身后闪现又消失,就像是被她黑暗的身影截成两半。我的意识模模糊糊的,一次又一次尝试要醒来,仿佛难以发动的引擎,接着突然活跃过来。他抓住她的屁股,把她往自己拉近后又推开。那节奏如此自然,就像风在水面上吹出的涟漪。

他们似乎没注意到我。莉迪娅看着其他方向,迭戈的眼睛闭得紧紧的,仿佛如果他张开眼睛,就会失去一部分快感。

月光如此专横,硬是打亮所有几乎不可能打亮的细节:他光滑的身体,以及仿佛光圈一样围绕着她肉体的单薄布料。我知道我该走了——我该回卧房去,说不定也会把这一波波节节升高的愉悦和恐怖从脑中抹去,好好睡觉——但我没办法。他们的做爱没有停止的迹象,而且两人似乎都没到高潮,只是以不可思议的稳定节奏不停进行下去。

一段时间后,我丢下他们回到房间,然后开始爱抚自己——好久没这么做了呀!——我的脑中出现一大堆静电般的噪声。我想到我妻子,想到她深色的乳头,然后她的嘴张开,叫喊像丝带一样从她口中展开、落下。

隔天,薄雾又来了。我醒来时,薄雾正在房间敞开的窗口盘旋,就像一个有什么话要告诉我的热心的精灵。我使劲把窗户关上,窗框都震动了。前一晚的事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吗,要他们更小心一点之类的?又或者根本不是他们的问题,而该怪我自己不小心撞见他们?莉迪娅在厨房煮咖啡,但我始终没跟她对视。

回到小木屋后,我试着集中注意力。我站在屋外阳台上努力往湖的方向看,但什么都看不到。天气让人疲倦,所以我躺在地上。从这个角度看出去的房间完全不一样,变化好大。我感觉像被某种力量卡在天花板上,这力量跟重力一样强,只是方向相反。我还能从这个角度看到家具底下的隐蔽空间:一座老鼠的巢、一张陌生人的索引卡,还有一枚落了单的沿着中央轴线倾斜的骨白色纽扣。

我又因此不知多少次地想起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当你无比逼近某事物,无比缓慢地观察,那么事物就会开始扭曲、改变,并获得新的意义。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现象时年纪太轻,无法理解,当然也因为太年轻而不知该去查阅什么书。就在那样的第一次,我躺在地上查看家里冰箱的沾满灰尘和头发的金属和橡胶制脚座,接着以此为参照点往外看,一切其他物体都有了改变。那个脚座不再无足轻重,比如不再只是四个脚座的一个,反而突然成了至关重要的存在:位于巨大山峰底下的它就像一座坚忍的小小房子,你几乎能看见一小抹盘绕的炊烟升起,还有闪烁、发亮的一扇扇窗户,就是那种终究会有英雄现身的房子。脚座上所有刻痕都是一片阳台或一扇门。冰箱底下的碎渣成为饱受毁坏、摧残的土地,而广阔的厨房瓷砖地板就像一座等待被救赎的苍茫王国。我的母亲发现我时,我就是这样蜷曲身体盯着冰箱的脚座,而且因为太用力而有点斗鸡眼,双唇还以几乎无法察觉的方式翕张着。第二次的经验就不值得详细解释了,虽然正是因为那次经验,泽××太太的女儿从我们一起上的高中英文班上转走了。而经历第三次这种体验时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已经能够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也开始更有意识地这么做。这个过程对写作很有帮助——事实上,我相信自己的天分不是来自某种灵感或创造精神,而是能够操控事物质地和时间的能力,但这一点对我的人际关系造成了压力。我怎么会跟现在的妻子结婚的?这对我而言一直是个谜。

我在天黑很久后结束了写作工作。由于大雾在正午消散,此刻所有景象都无比清晰、线条锐利。月亮快圆了,反射在湖面水波上的倒影被风搅动。我走入林间,脚步因为踩着石头而发出咔拉咔拉的声音。轻薄的银色光线照耀一切。我想象自己是一只猫,是夜视能力使本来该是秘密的一切闪闪发光。远方旅馆发着光:那是一座召唤我回家的灯塔。

但接着在我眼前,有片液状的影子泼洒过我走的小径,颜色比黑暗更暗。我试着让视线穿越影子。如果我能走到长凳,就能抵达树林的另一侧。但挡在两者间的树林黑得彻底,令人害怕。我把袋子紧抓在身边。

你真傻,我对自己说。你书读太多了,心智就像上得太紧的发条。你沉溺于回忆太久。你的妻子要是知道你的心思飘得这么远,一定会为你感到丢脸。

但我无法把目光从那张长凳上移开。它的白色有了变化,变得像是骨头而非上漆的木头。仿佛有个生物在千年前预见我将来到此处,于是从湖里爬出来恰好死在此地。我身边有黑漆漆的矮树丛在风中喧腾。我没看见任何一根刺,但还是不小心摸到一根。那根刺扎入我的食指,我只好边走边吸吮伤口。说不定因为这血的献祭,就算附近真有什么东西,它们也都必定不会再蠢动。我吸了又吸,终于走到了影子另一侧。月光再次出现。我没有回头看。

阿内勒提议大家在某天晚餐时分享一下目前的工作状况。我有点犹豫,但其他人似乎很有兴趣。“不然就今天晚餐之后?”莉迪娅提议。我把鸡肉在盘子里推来推去,就希望有人能意识到我的不悦,但似乎没人发现。

于是明明是饭后消化时间,我们却得盯着迭戈的画作:那几幅画描绘的是反乌托邦的世界,领导者是一群求知若渴的僵尸。然后,“那名画家”让我们进入她的工作室,但没对自己的画作说一个字。她的工作室从墙面、地板到天花板都覆满小小的方形帆布,每幅画上都仔细地画上了令人不安的红色图样。那些图样很像手印,但多了一根手指,尺寸跟人类相比实在太小。我完全不敢近距离观看,就怕发现它们每个都的确一模一样。

我们走进本杰明的工作室时,他正在扫出一块空地以供大家站立。“小心,”他说,“地上很多玻璃。”我站在靠墙的地方。他创作的雕像由黏土、碎瓷片和窗玻璃碎片组合而成,体积都很巨大。这些雕像大多是神话人物,但另外还有一尊腿间卡了一片锯齿状玻璃的美丽裸男。“我把那座称为‘威廉’。”本杰明发现我在看那座雕像时这么说。

阿内勒的工作室里有很多照片。“这是我最新的系列,‘艺术家们’。”她说。所有人都先移动到自己的照片前仔细品味,然后才开始观赏其他邻近的作品。莉迪娅笑了,仿佛想起某段令人开心的童年梦境。“太喜欢了,”她轻声说道,“这些作品经过设计,但不刻意。”

每幅照片都被放在工作室的不同位置。在照片中本杰明躺在湖畔,一身是泥,看不出手脚的身体裹着好几条脏兮兮的麻布,仿佛一只被蜘蛛网包起来的苍蝇。他张开的双眼紧盯天空,但眼神呆滞,眼里映出一只鸟的影像。迭戈瘫倒在旅馆阶梯下面,身体笨拙地往不同方向突出,深色虹膜随瞳孔扩张而膨大。莉迪娅则在照片中站着,脖子上有根套索绑在树墩顶端,她的身体往前倾,双臂往两侧伸展,脸上出现宁静的微笑。至于我的,怎么说呢。

阿内勒走到我身边。“你觉得呢?”她问。

我已经记不太起来那个下午的事了——在我们气喘吁吁冲过草原之前,一切曾经存在的动态都像一幅模糊的水彩画——而此刻在照片中的我看来死气沉沉,而且是无从挽回的那种。我的身体跟迭戈一样瘫倒在地,仿佛原本端庄地坐在椅子上,但忽然心脏遭到枪击。照片上能看见我身上的许多绷带。我的乳房从床单底下滑了出来——这部分我没印象了——而我的眼神中一无所有。或者更糟:我的眼神中有着空无。不是少了些什么,而是展现了空无。我感觉正预先目睹自己的死亡,又或者看着早已忘记的糟糕回忆。

就跟其他人的照片一样,构图非常美,颜色的饱和度完美无缺。

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难道该说她彻底背叛了我的信任?说我们美好的下午被她毁了?说我感觉在没有准备的状况下被人揭露了隐私,而她该为此感到羞愧,即便她显然毫无感觉?我无法看她。我跟着人群走向莉迪娅的工作室,她在那里为我们演奏了部分曲子。那段演奏优美得令人生气。她先用一首歌的几个乐章描绘了一个意象:有个女孩逃出庄园后误入附近森林,差点在上涨的河岸边死去,接着化身为老鹰。接着她开始陈述“诗”的部分,在诗中,一个年轻女性在太空中漂浮,她思索着各个星球,以及自己在意外被发射出运行轨道前的人生。

轮到我的时候,我拘谨地读了一个短短的段落,场景是露西尔拒绝了她以前的钢琴老师给她的礼物,接着又闯进钢琴老师的屋子取回礼物。

“站在火焰炽烈的炼狱之前,”我如此作结,“露西尔意识到两件可怕的事:她的童年无比寂寞,而她老去之后,若真有机会老去的话,情况只会更糟。”

所有人礼貌地拍拍手,然后就呆站在那儿。我们走回旅馆的餐桌边休息,开了几瓶酒。

莉迪娅把我的酒加满到杯子边缘。“你是否曾担心,”她问我,“自己其实就是个阁楼上的疯女人(3)?”

“什么意思?”我说。

“你是否曾担心,自己写的是那种‘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故事?”

“我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知道的呀。就是那种老派的桥段。去故意把一个女主角写得超级古怪。实在是老套得令人感觉有点疲乏,而且,玩不出新花样了吧。”——她在讲到这里时做出一个手势,因为太用力而把几滴红酒洒到桌上——“你不觉得吗?还有那种疯狂的拉拉角色?不觉得也算是某种刻板印象吗?你就没想过吗?我是说,我也不是拉拉,就是表达一下看法。”

空气瞬间出现了一拍子的静默。所有人都在仔细盯着自己的玻璃杯。迭戈把手指伸进酒杯,把某个看不出来的渣渣从液体表面捞起来。

“她不古怪,也不疯狂,”我最后终于开口,“她只是——只是一个容易紧张的角色。”

“我从不认识这种人。”莉迪娅说。

“那个角色就是我,”我进一步解释,“多少有点像我。她只是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莉迪娅耸耸肩。“那就别写你自己。”

“男人就能写私密的内心世界,但我就不行?我这么写就是自我中心吗?”

“身为一名艺术家,”迭戈插话,试图改变话题的方向,“你一定要愿意拥有强大的自我,并愿意把一切赌在这个自我上。”

阿内勒摇摇头。“你必须努力创作。自我只会制造问题。”

“但如果没了自我,”迭戈说,“你的创作只是一堆写在笔记本上的胡言乱语。你的艺术也只是随笔涂鸦。自尊心会敦促你拿出够重要的作品,也是你收了钱得交出的成果。”他指了指环绕我们周遭的旅馆,“自尊心敦促我们说出重要的话,而且是足以出版或展现给世界看的话。”

“那名画家”皱眉,说了一些我自然是听不见的话。所有人都喝了一大口酒。

那天晚上,我听见莉迪娅走过我房间外面。我可以透过门缝看见她的脚在硬木地板上摩挲前进。她在走廊里脱下睡袍,那具裸体在闪入迭戈房间时就像一把出鞘的刀。

某种感觉流过我的身体。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我会在拜访祖母时把袜带蛇吓出草丛,而它会为了保命蹿入堆积密实的木柴堆下,由于动作很快,那条充满肌肉的身体会瞬间绷直,然后窸窸窣窣消失于黑暗。我现在的感觉就是那样,仿佛迅猛地坠入某个地方,速度已快到身体失去控制。我爬回床上。我做了个梦。

梦中,我坐在妻子对面,她没穿衣服,但身体上包着某种薄纱类的布。她一只手拿着写字夹板,另一只手上的铅笔一路往下移,仿佛正一一确认某张列表上的项目。

“你在哪里?”她问。

“恶魔之喉。”我说。

“你在做什么?”

“拿着一只篮子穿过森林。”

“篮子里有什么?”

我低头看,东西就在那儿:四个美丽的球体。

“两颗蛋,”我数着,“两颗枣子。”

“你确定吗?”

我没有再往下看,害怕看了就得改变答案。

“确定。”

“穿过森林会有什么?”

“我不知道。”

“穿过森林会有什么?”

“我不确定。”

“穿过森林会有什么?”

“我无法判断。”

“穿过森林会有什么?”

“我不记得了。”

“穿过森林会有什么?”

我没能回答就醒了。

那些讨厌鬼又回来了。这次数量更多。它们蔓延到我的肚子上、我的腋下。它们长得更大,变成一节节的,当它们被我切开时会一节节崩毁,就像某位探险者正狂热地拆毁一座寺庙。我可以听见它们体内的声音。它们细碎的爆裂声就像流行摇滚乐。我可以听见它们的动静。我记得多年前的自然课上学过,衰老的行星会在临终时膨胀、变大、崩毁,然后成为超新星。“超新星”。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仿佛我的太阳系正在死去。我在浴缸的水中浸泡了一阵子。

就在同一天,我开启了我的心智,回忆起女童子军时期的好几个画面。我想起一支烤过的棉花糖掉进火坑里,但总之我还是吃下去了,而炭化糖粒和石子以同等强度在口中嘎吱作响。我想起曾和友伴们分享我背下来的一连串有趣的冷知识:大部分白狗听不见声音;你永远不该叫醒正在梦游的人,但或许能把仍在睡觉的这具形体慢慢引导回床上;腰果和毒漆藤有亲戚关系。我想起我曾把指导员藏在塑料食物桶底下的全麦饼干吃光,而我在她问是谁拿走饼干时没有回话。我还记得,比之前那些回忆更清楚地记得,我在那里生了病,所以整天都睡在地铺上聆听鸟儿和远方同伴的吼叫。光是想到所有活动进行时我不在场——因为没有身处同样的情境,所以无法分享大家共同经历的事件和喜悦——就让我痛苦不已。我一度深信自己身体好了,但起身时又十分眩晕,只好倒回紧绷的床单上。我感觉就像别人剧本里的一个边缘角色,而剧情就需要我此时待在那儿,无论如何抗拒都没用。或许这正是我悲伤的来由。

在这里,在恶魔之喉这里,一切感觉都不对劲。我厌恶自己戏剧化的想象,所以试着去想象跟自己体验相反的感受,想象我当下的巨大痛苦其实一点也不要紧。想象让我感觉渺小的不过是某种最微小的琐碎细节,比如昆虫的复杂喜剧和悲剧。如同原子们舞动。如同一粒中微子钻过整颗地球。

为了把注意力从我的问题上转开,我决定继续探索这片湖。我离开我的小屋,往我先前看到独木舟的地方前进。独木舟已经不在了,但我仍认得那里水流涌动的节奏,以及湖岸往远方蜿蜒而去的轨迹。我沿岸又走了大约半小时,查看岸边的卵石和沙子,折断那些破坏树林轮廓的枝条。终于,我来到一个小码头——这里也没有船,但我几乎能感觉到船身的硬木纹理摩挲着大腿后侧——有条细长的红缎带绑在树干上,标记出树林间的一道裂口。有条小径。

我开始沿着小径走。我几乎能确定就是这条路。确实,我每转一个弯之前就能记起这里有个弯,只不过之前是从另一端走过来的。我搭船游湖过吗?又或者只是坐在码头上?而我身边——当时在我身边的又是谁?

一只动物发出惨叫,我停步。那是出于受苦、恐惧或交配发出的声音,客观上令人感到恐惧。是渔猫吗,还是熊?

但接着,我看到有个年纪很小的女孩站在树旁,顶多五六岁吧。她的双眼张得很大,眼眶湿润,仿佛之前正在哭,只是因为听见我笨拙地踩在森林地面的脚步而停下。她穿着短裤、及膝袜和球鞋,荧光绿的汗衫上用泡泡图样的字体写了“没错我可以/成为顶尖的饼干销售员”。

“你好,”我开口,“你还好吗?”

她摇摇头。

“迷路了吗?”

她点点头。

我走向她,伸出我的手掌。“如果你愿意,可以牵住我的手,我们可以一起走去营地。你是跟女童子军一起来的,对吧?”

她又点点头,然后把柔软的小手交给我。我没预料到我们的两只手能这么紧密地合在一起。我们开始走。我想起曾和阿内勒提起“布朗尼”的故事,当时我无法回答她的问题,但眼下却遇见了能回答的人,实在太幸运了。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

她慎重地点点头,但没看我。终于——总算有个人跟我个性相合了。

“在布朗尼的故事中有一条顺口溜,你知道吗?”

我可以感觉一阵战栗穿过她的身体,然后通过她温暖、湿润的手传入我的身体。

“抱歉,”我说,“你没必要唱出来。”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小段路。这边小径的杂草长得太高,实在不像个适合年轻人露营的地方。

“扭扭我,转转我——”女孩开始念。她的声音钢丝般纤细有力。她结巴起来,我也没逼她。我们继续走,只有在必须避开一片毒漆藤时才打断行走节奏,当时有束阳光让一整片油滑的叶面闪闪发光。

“扭扭我,转转我,让我看看小精灵,”她继续往下说,“我望向水里呀只见——”

她停住,我想起来了。

“我自己。”我低声说。

太吓人了。简直古怪至极。难怪我的记忆自动删去这条顺口溜。怎么会派小孩去找一只受人控制的神秘小精灵,还让她念那条顺口溜?就算那孩子没掉进池塘里淹死,没在夜里迷路,最后也只会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受人控制的小精灵。而且不是她的哥哥,容我提醒各位,是那个妹妹。在那个故事中,所有成人和会说话的动物都是嫌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这位主角,就是主动把她送上那条面对伤害的颠簸道路。

“我懂。”我对她说。

小径变宽了,接着我们抵达目的地,就站在营地边缘。远处,有个军事风格的大型平台帐篷围住了黑漆漆的火坑。附近有一批刚劈好的柴,上面披着一张蓝色油布。我们左边有座低矮、宽大的建筑,建筑前方有群十几岁的女孩聚集在好几张野餐桌边。声音在她们头上如同烟一般聚拢:交谈声、野营餐具的碰撞声、汤勺敲到汤锅的声响、长板凳的吱吱嘎嘎,还有豪迈的笑声。我们从林间走出来时,有个女孩跳起来,她身材高瘦,皮肤是晒过的褐色,身上穿着一件画了熊的宽大T恤。

“埃米莉!”她说,“你是怎么——?”

“她在树林里乱晃。”我说。我等着她问我是谁或从哪里来,但她没问。她稍微歪着头,长相中有种比她的年龄更成熟的气质,某种反常但又得体的姿态。或许她在等我问大人在哪里,但放眼望去一位也没有,至少我没看到。这个问题可以说几乎毫无必要。如果文明世界终结,这些女孩将永远在此地与这些野营餐具、营火、急救用品和故事待在一起,而大人在哪儿其实无关紧要。

“谢谢你带她回来。”她说。她牵起埃米莉的手。

“你们看起来都好开心,”我说,“很满足的样子。”

女孩淡漠地笑了一下,双眼因为某个还萦绕在脑中的笑话而发亮。

“谢谢你刚刚跟我聊天。”我对埃米莉说,她对我眨眨眼,接着跑向野餐桌,在那里,年纪比较大的女孩们七嘴八舌地跟她打招呼。“再见。”我对那个大一点的女孩说,接着走回树林。

等我从另一端走出树林时,光线已经改变。我脱下鞋子走向水边,再走入水里。湖水一波波涌上来拍打我的双腿。

“扭扭我,转转我。”我喃喃自语,站在石子堆上缓慢旋转。许多小石子卡进我脚跟柔软的凹槽。“让我看看小精灵。我望向水里呀只见——”

我俯身搜寻自己的脸,却只看到天空。

八月的第一天,我打开工作室的门,发现一只兔子的下半身躺在门廊阶梯上。身后电脑屏幕上的光标正在一个尚未完成的句子中闪烁:“露西尔不知道门的另一边有什么,但无论是什么,她知道将会揭晓——”

我在那只不幸的生物前跪下。风吹动它的皮毛。它的后腿松松垮垮的,仿佛正在睡觉,露出来的器官像焦糖一样闪烁光芒,闻起来是铜的味道。

“我很抱歉,”我悄声说,“你不该遇上这种事。”

整顿好心情后,我用一条浴巾包起它。我把兔子带到旅馆餐厅。莉迪娅、迭戈和本杰明正拿着马克杯谈笑。我把那一包搁在桌上。“那是什么?”莉迪娅语调轻佻,掀起布边一角,倒抽一口气后从椅子上跳起来,胸口因为作呕的冲动而起伏。

“什么——”迭戈也靠近了点看,“老天爷。”

“她根本他妈的疯了!”莉迪娅嚎叫。

“我发现,”我说,“它就躺在我的工作室前面。”

“应该是老鹰之类的生物搞的,”本杰明说,“我在附近看到很多。”

莉迪娅吐了一口口水。“噢,老天。我真是受够了。你疯了。你疯了。你走到哪里都喃喃自语,而且一天到晚盯着人看。你有什么毛病?你真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我朝她走近了一步。“就算我想像疯女人一样隐居在自己内心的阁楼里,那也是我的权利。那就是我的权利,”我说,“不善社交也是我的权利,让别人跟我相处时不舒服也是我的权利。你仔细听过自己在说些什么吗?这也疯了,那也疯了,对你来说,什么都是疯的。但这是根据谁的标准?你老是说我疯,但反正,疯疯癫癫是我的权利。我不觉得羞耻。我这辈子有过很多感受,但没有过羞耻。”我说话的音量让我踮起脚尖。我不记得自己曾如此大声吼过,从来没有。“你可能觉得我必须对你负责,但我向你保证,就算我们被硬凑在一起,也不会出现什么向心力。我这辈子从没比现在更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了,你这好斗的平庸女人。”

莉迪娅开始哭。本杰明抓住我的肩膀,有点用力地推着我走到门廊。

“你还好吗?”他问。我想要回答,但头感觉有千斤重。我朝向他弯下腰,头用力顶在他的衬衣上。

“我觉得很不舒服。”我说。

“或许你只是需要待在工作室,好好工作一段时间。或者睡个觉之类的。”

我感觉有团黏液从鼻子里流出来。我用手擦掉。

“你看起来糟透了。”他说。我听到这句话时一定露出备受打击的表情,因为他立刻换了个说法。

“你看起来有心事。你有心事吗?”

“我想一定是有吧。”我说。

“你上次接到妻子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我闭上双眼。我寄了好多信呀,但都被无视了。我从没收到回信。

“你真是个好人。”我对他说。

那天晚上,我坐在工作室的露台上想着那只兔子。我想象一撮撮被风吹散的兔毛飘过树林,我回想它躯体上那个黑黝黝的开口。我把水倒入酒杯晃了晃。

好多年前,我在码头上亲了泽××太太的高挑女儿后,感觉体内有些什么如同晨晖乍现,那天晚上,我在一片黑暗中醒来。

我怎么可能知道她丝毫没有像我一样狂喜?我怎么可能知道她只是好奇,接着又感到害怕?

我当时醒来的感觉,跟在祖母家的客房醒来,或在装饰过的地下室地板上醒来、发现同学们睡在身旁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不过不一样的是,在之前那些时刻,原本困惑的我会转而意识到自己正在放假,或者睡过头了,而当天晚上那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却找不到解答。因为在我入睡时,心灵沉醉于喜悦,身体被尼龙制的茧包得很暖,耳中则是小木屋内那些女孩发出的干燥的细小低语声。而现在醒来的我站得笔直,冷得要命,身边环绕着失眠患者最渴望的那种黑暗:那种黯淡无光、足以吞噬一切的无意识。

我怎么可能知道她们看到了我做的事?

我身边不是缺乏声音,而是充满一种“缺乏”的声音:有种丰盈的静默紧贴着我的耳膜。接着有阵风吹动树枝,叶子闪烁细弱的光芒并发出一阵低吟。我颤抖。我想抬头看。我希望看到月亮或众多星星,或者某种能让我知道身在何方的标志物,但我吓得浑身僵直。

我怎么可能知道她们一路引导着我毫无防备、正在梦游的身体,不但带我走出小木屋,还穿过了整座森林?我怎么可能知道她们就蹲在距离我几英尺的地方,看着我在空地上飘来荡去,仿佛出轨卫星一般在黑暗中缓慢盘旋?

我的身体好冷。我感觉所有边界正在消失,仿佛海岸线正在蒸发。这种感觉跟喜悦正好相反。喜悦能让体内的血液快速流动,能让作为哺乳动物的人热起来。但身处此地的我感觉自己只剩下皮肤,然后只剩下肌肉,接着仿佛只剩下骨头。我感觉脊椎被往上拉进头骨,脊骨咔拉咔拉咔拉,仿佛云霄飞车的车厢正缓慢爬上第一座陡坡顶端。接着我只剩一颗到处盘旋的大脑,只剩意识,而且如同泡泡一样脆弱,到处漂浮。最终我什么都不剩。

当时我才懂了。我终于看清自己过去和未来的轮廓,也才真正明白自己头顶上的是什么(是无数的星星,是无从计量的空间),以及脚下的是什么(是数英里无关紧要的尘土和石头)。我明白知识是一种足以矮化、清除并吞噬一切的事物,尽管拥有知识能令人感激不已,但也会令人大大受苦。我是个如此渺小的生物。我困在某种无情宇宙的缝隙中。但此刻,我明白了。

我听到一阵轻微但逐渐变大的笑声,还听到有人在奔跑。我想对她们喊话——“我能看到你们,朋友;我知道你们在那里。这个可笑的恶作剧会让我更勇敢,终究会的,而我应该要为此感谢你们,朋友——我的朋友?”——但我只勉强发出了类似呻吟的叹息。

矮树丛底下有个钻出的东西朝我跑来。不是女孩,不是动物,而是某种介于女孩和动物之间的存在。我回过神来,开始尖叫。

我不停地大叫,当指导员到现场时——手电筒的光线仿佛狂乱的萤火虫在黑暗中上下浮动——有个人为了避免我吓到人,试图用手掌捂住我的嘴。我像野人一样反击,瞬间爆发出一阵拳打脚踢,接着瘫软下来。她们把我带回小木屋。虽然我僵麻的四肢几乎感觉不到人的碰触,但还是非常感激有她们帮忙。

隔天早上,指导员告诉我,我梦游走入森林深处。她们让我自己休息。我再次醒来后被一阵高烧袭击。我精神上的觉醒如此强烈,以至于身体出现免疫反应,抗体被召唤出来与新认知对抗,有如中世纪战场上交战的大批军队。我躺在那里,想象在我窸窸窣窣深入森林时,她们之间的每一句对话。我睡着后梦到整个房间的猫头鹰,它们反刍后吐了好多小球在地板上,而我打开后发现里面全是兔子头骨。我醒来,发现手臂上有长长的刮伤。树枝刮的吗,还是自己的指甲?没人能告诉我。

有一次我醒来时看见有人挡在门口。黝黑身影背对着温和的秋日光线。

“我很抱歉,”她说,“你不该遇上这种事。不该——”

她的身后有人细碎低语。门被摔上。之后,所有成年人在隔壁房间讨论了我的处境,认定我还没准备好参加露营活动,至少那年还没准备好。

隔天,泽××太太很早就开车送我下山回家。我断断续续睡了好几天,而且坚持睡在地板上的睡袋里。然后我又开始发烧,我拖着颤抖的身体走到梳妆台前,望向镜子,然后生平第一次,看见自己一直以来寻找的目标。

等回到餐桌上吃晚餐时,我发现莉迪娅没出现。餐桌上甚至没有她的餐具。

“莉迪娅呢?”我问。

阿内勒皱眉。“她离开了。”她说。

“离开了?”

阿内勒正努力不对我摆臭脸,我看得出来。“我想她应该是又累又不舒服,所以提早离开。她开车回布鲁克林了。”

“而且也很沮丧,”迭戈说,“她很沮丧。因为兔子。”

“那名画家”正在切牛肉。那牛肉太生,让我觉得吃起来不安全。“噢,反正,”她说,她的声音低沉、清晰,“不是每个人都是这块料吧,我猜。”

我的酒杯倒了,但我不记得它怎么倒的。酒渍像血一样从我这儿蔓延开去,如我预料的那样。

“你说什么?”我问“那名画家”。

她本来盯着叉子的眼睛抬起来。一方红红的牛肉正在盘上渗出血来。“我说,不是每个人都是这块料吧,我想。”其他人的话总能理所当然地留在我脑中,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话。她把肉送入唇间,开始咀嚼。我可以清楚听见她在磨烂食物时挤压、撕裂的声音,仿佛啃咬的是我的喉咙。一阵凉意从我的肩胛骨下面荡开。我仿佛又受到新一波高烧的袭击。

“那句话是——因为什么有感而发吗?”我问她,“我是说你那种情绪?是看了一场表演,还是——”

她把叉子放到盘子上,吞下食物。“不是。你是在指控我做了什么吗?”

“不是,我只是——”这群人的脸上全都缀满疑惑,仿佛还抹上了一层担忧。我站起身,从餐桌边退开。当我把椅子推回去时,椅子刮地的吱嘎声让大家都紧张了一下。

“别怕,”我对他们说,“我不想怎么样。不像之前那样了。”

我快速走出餐厅,抵达前门,走下阶梯,不小心跌在草皮上,又吃力地想站起来。在我身后,本杰明开始缓慢跑下阶梯。

“别走,”他大叫,“回来呀。你就让我——”

我转身跑向树林。

在智性和理性的领域中,就逻辑而言,有些事物的合理无须理由(符合自然规律),有些事物的合理需要某些理由(蓄意设计的欺瞒),但毫无理由的不合理似乎违反常理。要是你在自己的心智中殖民,并在进入时发现家具全贴在天花板上呢?要是你踏进去,并在碰到家具时意识到一切全是纸板剪出来的,手指一压就坍了呢?要是你进去时发现没家具呢?要是你进去时,发现只有你坐在里面的椅子上,腿上搁着篮子,正用手把篮里的枣子和鸡蛋转来转去,口中还哼着一首小曲呢?要是你进去,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门还被人闩上锁起来了呢?

要是情况更糟呢?要是你被困在自己的心智之外,又或者被困在里头呢?

哪个情况更糟呢?写了一个公式化的角色,还是成为一个公式化的角色?要是不只成为一个公式化的角色呢?

我最后一次走向我的小木屋。我终于把我的名字加入书桌上方的木牌。悉××·梅××,我继续胡乱涂写:驻村殖民者兼殖民驻村者兼自己阁楼上的疯女人。

我把我的小说笔记和笔记本电脑丢进湖里。等水花泼溅、涌动的声音退去,我听见了女孩的声音,是笑声。又或者只是鸟在叫吧。

我在清晨的昏暗天色中驾车离开恶魔之喉。车子高速行驶在原本看似充满可能性的诱人道路上。我就这样往山下开,似乎借此将自己倒带,送回到一切的开端——不只是这个夏天的开端,还是这辈子的开端。树木咻咻咻地往后闪过,就是我曾坐在一名中年女子车上观察过的同一批树。现在我成为那个年纪的女人了,但疯狂加速的车子让我觉得树木闪过的速度快得让人反胃。车里没有恬静的女儿睡在后座,也没有陌生的少女坐在身旁,浸淫于噩梦般的心事中。(你不就是因为那些心事变得温柔、脆弱的吗?那不就是来自你的心智,足以软化组织的腌渍液,那种流沙般危险的精神放纵?)

我得回家。我得回家跟妻子待在一起。我得跟她一起待在属于文明世界的家里,远离其他艺术家——至少得远离那些幽居避世的艺术家。管他什么将死的技艺,管他什么死气沉沉的旅馆。之前是我太蠢。

在我穿过雅××时,有块立在橘色支架上的标志出现在路边,上面写着限速四十五英里。标志下有个暗色数码屏幕等着告诫(闪烁)或赞美(不闪烁)接近它的司机。接近屏幕时,我等着我的车——现在已接近时速六十英里——被感应到,但屏幕一片漆黑。我在呼啸而过时有了一种奇怪感受,仿佛有人用一片薄膜压住我的喉头,害我吸不到空气。一切来得太突然,我的车几乎因此驶出道路。我用手指压住喉咙,脉搏在皮肤底下低吟,速度很快但还存在。我活着,确实活着。

我离开两人共同居住的小屋多久了呢?上次看到妻子的脸又已是多久之前?要是我走错一步,永远错过了她,在无法逆转的一幕戏中如同从梦中醒来一般失去她呢?

我踩了一下刹车,又踩了一下,车后道路被红色灯光淹没。光线中有群鹿如水流穿越路面,每踏一步,它们的眼睛都闪耀出光芒。

两小时后,我把车停在人行道旁。许多人在沿街晃荡,或者站在自家草皮上望着我。我不记得他们是不是我之前的邻居。上次看见他们的前门和栏杆感觉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我走下车,往家的方向前进,有个身穿蓝裙子的女子跪在泥土地上,脸庞被头上的遮阳帽隐去。我妻子觉得清晨空气令人神清气爽,也对健康有益,所以总在一大早莳花弄草。她有件类似的裙子,也有类似的帽子。那是她吗?她的肩膀随着年龄增长而弯曲、变形了吗?又或者只是因为跟我这种人结婚,才显得如此精疲力竭?

我走上人行道,呼唤她的名字。

那女子的身体僵住,头抬起,遮阳帽也跟着往上抬起。我等着她的脸部轮廓从帽缘浮现:就为了确认我仍被人需要,为了确认我还存在。

我知道身为读者的你在想什么。你在想:这个女人的性情适合来我们这儿驻村吗?毕竟她这次可是彻底失败了。当然她是太脆弱、太不对劲,又太疯狂,不适合跟其他艺术家在同一个地方吃、睡、工作。又或者,你要是少一点点宽厚,或许会觉得我这人就是陈词滥调的化身——是个带有青春期创伤的软弱、颤抖的小东西,简直像哥特小说里走出来的角色。

但我问问你们,读者们:你们这群陪审团辩论了这么久,但谁曾见过任何人认识了真实的自我?我确定有人做到了,但不多。我这辈子见过很多人,但几乎没见过什么人被狠狠击倒之后,还能像树一样修剪自己的枝条,好让自己长得比之前更健壮。

我可以无比诚实地告诉你,在森林的那天晚上是老天给我的礼物。许多人从来不想,或者一辈子都没在黑暗中真正面对过自己的内心。我也祈祷能有一天,你会在水边转圈,俯身,然后能和其他幸运的人一样,看见自己。

(1) 幼女童军的英文是“brownies”,跟名为“布朗尼”的巧克力蛋糕的拼写一样,作者在此处使用了同一个词的双重含义。

(2) 在历史上,欧洲殖民者曾将带有天花的毯子交到美国原住民手上。

(3) 这是一个早期的女性主义概念。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 1936— )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1944— )在1979年出版了《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一书,其中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作家常将女人分为“天使般的纯洁女性”和“反叛的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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