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
约瑟夫·奈
在实践中，理论不可避免。为了完成目标，人们至少需要一种原始的因果认知，还需要一种简化和解读现实的手段。如果我要求你描述过去一个小时发生的事情，你必须加以简化，否则你就得重述过去一个小时每一分钟的细节。如果我要求你做某件事情，那么你就需要关于采取何种行动以达成某种目的的想法。这是一种基本智慧，也是构成约翰·M.凯恩斯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的基础：“认为自己在相当程度上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务界人士通常都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1936，383）问题并不是理论是否与实践相关，而是哪些理论与实践相关，以及实务界人士如何意识到他们不可避免使用的理论的来源和存在的局限。理论被理解为一整套可以概括使用的因果关系命题，其在适用范围、简约法则、解释价值以及规范性和描述性的内涵上存在着巨大不同。一些理论关注国际体系，一些理论着眼于国家，还有一些理论则关注个人层面。一些理论关注实质，而另一些则注重过程。一些理论十分抽象和概括，一些理论则提供中观层面的解释（mid-level explanations），还有一些理论的范围相当狭窄（George 1993, Walt 2005，第26页及以后，另请参见Lepgold 2000, 363）。由于简化难以避免，在选择哪些理论具有相关性、哪些需要放弃时，偏见也就无法避免。意识到我们的这种偏见是很重要的。
正如斯坦利·霍夫曼（2006，4）在三十年前指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非常强的美国化倾向。“这个学科仍然深受美国科学主义的影响，只有英国学派是个例外，因为该学派建立在一种国际关系的观念之上，而该观念重视政治哲学、历史和规范化考虑，还整合了现实主义和格劳秀斯自由主义的因素。”例如，国际关系学科中前10名的期刊中有9份出版于美国；最近一项针对1 084名学者的调查也发现，在25位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中，来自美国东海岸学术机构的男性学者占据了绝大多数（Peterson,Tierney, and Maliniak 2005, 62；另请参见Wæver 1998）。
考虑到上述数据，人们可能以为至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乐于与理论家互动，但是这种互动却十分罕见。正如亚历山大·乔治（1993）指出，一提到理论，政策制定者就目光呆滞了。保罗·尼采（Paul Nitze 1993, 3）是一名学者型决策者，他曾经指出“自二战以来，美国人以‘政治科学’为题所撰写和教授的内容，大多与经验和常识相悖。作为实际执行政策指南，这些内容即使没有产生反作用，其价值也很有限”。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没有比美国好多少，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常常更大。很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理论家和实务界人士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扩大。约瑟夫·雷普戈德（Joseph Lepgold）和米洛斯拉夫·宁契奇（Miroslav Nincic）认为“学术界和实务界之间的职业鸿沟在最近几年里不断扩大，许多学者不再试图关注象牙塔以外的事情，而官员似乎越来越乐意于忽略这一现象”。或者，就像布鲁斯·詹特森（Bruce Jentleson 2002, 169）指出的那样，“问题不仅是理论和政策间存在着鸿沟，而且近几年在不断扩大”（另请参见Kruzel 1994; Newsom 1995—1996）。
美国素来的政治任命传统比具有强大文官传统的欧洲、日本或其他国家更适合理查德·诺伊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所称的政府与学术界的“旋转门”制度。尽管“英国学派”与政策制定有关联，但英国传统中的理论家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关联比美国还少。过去，一些重要的美国学者，如亨利·基辛格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等，都曾担任高层外交政策岗位，但这条路径渐渐变成了一条单行道。现在没有几个一流学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也很少有人重新返回学术界进行理论研究。在《外交政策》列出的25位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中，只有四位身居决策层，其中两位在美国政府，两位在联合国。也许理论在实践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大多数实务界人士似乎避免与理论界发生直接接触。
1 理论与实务之间的鸿沟有问题吗？有些学者赞成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适当的鸿沟。毕竟，理论家和决策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认为，如果学者寻求“理论与政策的相关性，即使只是为了向社会证明我们存在的正当性，那么维护知识一体性就会变得更加困难”（1994，16）。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四个世纪前所发现的，当你置身于权力斗争的中心时，试图向当权者说真话是危险的。这里不仅存在着理论家为迎合政治流行风气而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风险（即“学术腐败—相关性权衡”［corruption-relevance trade-off］），而且还存在一种更微妙的风险：寻求短期相关性会使理论家们放弃抽象和高雅这些有时对于学术进步来说十分根本的东西（学术严谨—相关性权衡）（感谢沃尔特就上述两种权衡做了区分）。从这个角度看，象牙塔的与世隔绝可以起到抵御这些诱惑的缓冲作用，并且鼓励一种有益的劳动分工。
我们还可以就大学是独特机构的观点阐发很多看法，但却没必要对想象中的学术腐败与关联性之间的取舍做这样非此即彼的界分。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坚持一种“居间立场”，就是我称之为的“平衡组合法”（balanced portfolio approach）。但是，只有当一些人在不同时期能够在学术与实务这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工作，并能够担当理论与实务之间的桥梁时，这种组合法才能发挥最佳效果。然而，正如前文引证的材料所表明的，同时对理论和实践都有所贡献的“进出者”越来越少了。
过去，学术界对政策的制定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有益贡献。几十年前，诸如阿诺德·沃尔弗斯、卡尔·弗雷德里希、麦克乔治·邦迪、托马斯·谢林这样的学者和其他学者都认为，学者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是可取的。正如兰多夫·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 2000）业已指出的，一些学术观点对政策的制定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通过将撰写学术论著与进行实务咨询结合起来的方式，谢林、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和其他学者提出并完善了各种有关核战略和武器控制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冷战时期得到了实务工作者的广泛使用。最近，在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鲁道夫·鲁梅尔（Rudolph Rummel）、安托尼·莱克（Anthony Lake）、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和其他学者的推动下，康德（Kant）的民主和平理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易爆发冲突”）得到了更新，并已进入大众政治话语和政府政策之中。
除了上述那些宏大理念之外，学者们还提出了很多中程理论（middle-level theories）以及基于具体的功能知识或区域知识的一般性观点，而这些理论和观点的作用也已经为决策者所证实（关于区域专业知识的事例，请参见Lieberthal 2006）。有关威慑、恐怖平衡、相互依存和两极体系等理论，也帮助形成了决策者们赖以使用的词汇。历史类比法是决策者们常用的一种阐发思想的形式，但他们采用的方式却常常是粗陋和误导的。学者们可以帮助他们对这些历史类比法的使用和误用进行规范（Neustadt and May 1986）。正如厄内斯特·J. 威尔逊三世（Ernetst J.Wilson III 2000, 122）所指出的，学者们即使在自己无法做出回答时也可以通过框定、厘清和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帮助公众和决策者。
从一种规范的角度来看，上述观点也可以用来支持如下论点：作为公民，学者有义务尽其所能去帮助完善政策理念。再者，参与政策辩论也能提升和丰富学者的学术工作，进而提升学者教授下一代人的能力。戴维·D. 纽瑟姆（David D. Newsom 1995—1996，64—65）写道：
大学学者日益退缩到理论与模型建构的幕后，如果他们不关注新一代的培养问题，如果学术共同体未能影响公众和官方对国际问题和事件的认识，那么这种退缩就不会有更广泛的意义。老师们播下塑造每一代新人思想的种子，而这很可能是学术界最持久的贡献。
另外，人们还可以争辩说：虽然理论与政策之间的鸿沟在最近几十年中一直在扩大，并可能伤及政策，但是日益扩大的鸿沟却产生了更好的政治理论，而这要比理论是否与政策相关重要得多。
2 现实世界对学术理论的影响姑且不论人们对学术界与政策的正确关系持有何种规范性看法，国际关系这一学术领域，并不像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的那样，远离现实世界的影响。我们可以改写前述凯恩斯的那句名言，自以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免受任何实践影响的学院派理论家，通常都是那些隐而不见的更大的世界事件的奴隶。学术思潮或趋势被证明不时地受到各种事件的深刻影响。651国际关系学术领域的理论趋势总是受到外部世界的强烈影响。根据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和约翰·贝利斯（John Baylis 2005，4）的观点，“国际政治作为独立的学科始于1919年，当时阿伯里斯特维斯（Aberystwyth）大学创建了国际政治系”。该系由一名威尔士实业家创建，而其目的则是为了防止欧洲刚刚经历的战争再次发生。在一战与二战的间歇期间，很多论著都在自由主义法律传统和理想主义的氛围中受到了伍德罗·威尔逊的影响，也受到了为维持国际联盟所做的各种努力的影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诸如E. H. 卡尔和汉斯·摩根索这样的理论家所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之前，很多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都有欧洲背景，而且反映的也是欧洲的观点。实际上，在摩根索主张“国家依据由权力定义的利益而行动”是一种近乎自然法的理论以后，他不得不因为美国人未能遵循其理论的各种假定而对他们进行指责。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发生的若干事件，暂时废黜了现实主义理论的统治地位。欧洲共同市场的进展，使得诸如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和卡尔·W. 多伊奇（Karl W. Deutsch）这样的学者提出了各种一体化理论，开始重点关注功能主义和各种沟通理论。与此同时，跨国关系也正在日渐增多。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复苏给美元造成了压力，而且美国也不再有能力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越南战争越来越不得人心，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引起了抗议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导致了能源领域中充满戏剧性的权力再分配和富裕国家严重的经济混乱（“滞胀”）。贫穷国家呼吁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摩根索（1974，56）把上述这些变化称为“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间功能关系上所出现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断裂”。上述情势引发了新一轮有关经济关系政治学的理论浪潮，更一般化的是有关权力与相互依存的理论思考（参见Keohane and Nye 1977）。比如说，国际组织（及同名杂志）这个领域开始减少对联合国集体安全角色的关注，而对跨国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分支领域和各种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关注越来越多。
国际关系缓和的弱化、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使得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冷战”（the little cold war）时期中又开始重新关注安全议程。人们对爆发核战的恐惧逐步升级，世界各地的民众抗议活动都要求“核冻结”。基金会开始资助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项目，学术杂志也希望发表更多有关安全问题而非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文章。理论家也分裂成两个分支派别，其中以安全研究的一派占据支配地位。肯尼思·沃尔兹在其《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偏重结构的新现实主义，摒弃了许多古典现实主义的内容。诸如罗伯特·基欧汉（1986）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以一种自由主义的变异形式展开回应：为了能够在新现实主义者的理性主义基础上对新现实主义者做出回应，新自由主义者摒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很多背景（另请参见Nye 1988）。正如迈尔斯·卡勒（MilesKahler 1997, 38）所指出的，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论辩的展开，“原本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理论论战被缩减到相当狭窄的范围，因为这两派观点只是在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模式内部发生分歧”。
冷战结束时，国家关系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又发生了变化。学者们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展开批评，认为它们是静态的理论，无法对晚近国际关系史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做出预测或解释。一些观察家质疑道，这些业已发生的事件是否证明了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无关。一群被笼统地称为建构主义者的理论家们，着重研究思想或观念在塑造国际政治现实和国际政治话语中的重要性。他们拒绝把既有的各种理论偏好视为当然。相反，他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如身份（或认同）、规范、文化、国家利益和治理是如何被塑造和如何被改变的。尽管建构主义有时被称作一种研究进路，而不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理论，但它已成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理论的重要补充（参见Finnemore and Sikkink 2001）。理论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国际关系学不是一门实验室性质的科学，历史学与其最为接近，但当然并没有对照标准。因此，即便日常政治中没有变化趋势，基金会资助没有倾向，或者学术刊物主编在论题偏好上的习惯思维也没有改变，理论也是注定要变化和发展的。于是，沃尔兹一书所用的书名“国际政治理论”，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种狂妄，因为他实际上只是对现在已成过去的两极时代做了一种偏重结构的分析而已。今天，所有试图根据结构极化对后冷战时代进行描述的努力，都必须考虑军事单极性、国家间经济关系上的多极性以及跨国层面上权力分配的无序性。结构现实主义者曾经将跨国关系视为由大国构成的世界中的一种附带现象而不予理会，但是他们现在面对的却是这样一个世界：一个非国家形态的网络组织在2001年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中杀害的人，比日本政府在1941年发动的珍珠港袭击杀死的人还要多。正如历史学家早就知道的那样，每个时代都会重写历史，因为世界看上去是不同的，而且每一代人都会提出新的问题。外部世界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作如是观。在这个意义上，我要把本章的开篇语“在实践中，理论是无从避免的”重新表述如下：在理论中，实践是无从避免的。
3 对日益扩大的鸿沟的解释那种认为在学术界与政界之间存在鸿沟既是自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无益处的观点，乃是以我们努力在此鸿沟上架设桥梁为前设的。但是近年来，鸿沟却日益增大，而且架设桥梁的努力也变得更为困难。知识专门化的日益发展，学科日益以科学方法论为导向，以及新的制度性的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s）的发展，都有助于说明上述变化。
然而，学术界与实务界间鸿沟的某些方面并不是新近出现的。学院派理论家的世界与政策实务工作者的世界始终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30年前，当我以学者身份进入美国国务院的决策层时，我对这样的情况感到震惊：这个官僚机构是一架生产大量纸本文件的庞大机器，但最高决策层实际上却是一个信奉口头文化的世界。一如我在描述那种经验时所指出的，“那种工作节奏不允许人们广泛阅读或深入思考。我常常被那些给我送来他们认为对我有帮助的三四十页论文的同事们弄得不知所措。我所能做的也只是浏览一下我的各种特别助手圈出来供我在一天中的一两个小时内可能读完的一部分情报简报和政府文件，而这已经是很好的情况了”（Nye 1989, 206）。结果，有效的政策备忘录通常只有一两页长，而且简明扼要的口头汇报也常常比书面备忘录更有影响力。正如傅高义（Ezra Vogel）（2006，33）根据他于20世纪90年代以学者身份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验所指出的那样，“一般而言……学术著作和论文对决策者来说是没有用的。即便它们并不充斥着决策者所认为的，只是写给其他学者看的各种神秘理论和深奥细节，这些出版物对于决策者来说也是太冗长了，他们根本就无法像大海捞针一般从中找到有用的东西”。
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别乃是它们对时间的重视程度不同。对学者来说，时间是次要因素，而精准和高雅则是首要因素。对实务工作者来说，适时就是一切。如果总统在下午三点会见外国政要，那么一份写给总统关于此次会面的备忘录简报即使是B等的备忘录，只要及时送达总统，它就是一份成功的备忘录；如果这一备忘录四点才送达总统，那么即使它是一份A等的备忘录，它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在大学里，考虑的优先顺序（正好）相反。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与个人原创性相对立的团队作业的重要性。在大学里，剽窃是一种重罪；在政府决策工作中，思想或点子是一种公共物品，而且不分你我也常常是最有效的。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最后一个差别是，在学术界，最高的价值是无视具体政治，向掌权者陈述真相，而在决策部门，搞点权谋和对“实用真理”的认可也许对政策有效制定和实施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横跨这两种文化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我在《权力游戏：华府的故事》一书中，以虚构的方式戏剧性地表现了其间所存在的一些道德困境（Nye 2004）。
然而近年来，理论界与决策界间固有的文化鸿沟越来越大，其主要原因是各学科思潮以及外交决策机构的倾向发生了变化。正如斯蒂芬·沃尔特（2005，26，38）所解释的那样，学术界的激励结构和专业道德观（ethos）发生了变化，而且连接理论和政策的“涓滴”（trickle-down）模式作为一种传送带也弱化了。按照他的观点，“学术生活中的主导规范已越来越不鼓励学者从事直接与决策者相关的工作”。诸如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这样的一般理论已变得更为抽象，而一些理性选择模型虽然会刺激理论家，反映的却经常是霍夫曼（Hoffmann 2006，4）所谓“经济学艳羡”（economics envy）的东西。中程理论的概括、历史案例和区域性专门知识——这些理论类型最易进入实践并对实践最为有用——在学科声誉排序中名落孙山。方法论强化了上述趋势。正如詹特森（2002，178）所指出的：“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方法论路径对政策分析漠不关心，即对提出战略问题和评估政策选择方案的分析技巧漠不关心。培养今后主要为了从事学术事业的博士是一回事，而在实际上把这当作绝大多数国际关系/政治科学博士项目的唯一目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就业市场对新毕业博士的需要，也促进了这种激励结构的运转。”（另请参见Zelikow 1994）现在的教授们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再生产“小教授”之上。
学术行话的使用以及学者没有兴趣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与政策相关的群体传递思想，使得上述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了。正如乔治（George 1993, 7）所指出的：“不少阅读学术文献的政策专家得出结论认为，多数大学教授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为他们彼此写作，而且他们很少有意愿或有能力用易于理解的语言把他们的知识传递给决策者。”对年轻学者的评价和晋升，根据的是他们在匿名评审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量以及他们的文章在同类杂志上被其他学者的引证数，而那些杂志并不怎么看重作者是否用清楚明白和易于理解的英语写作。如果年轻学者把文章投给面向更广泛受众的政策性杂志，那么他们是很难获得什么学术声誉的。
在研究机构方面，学术界与政府间的传送带也发生了变化。与过去相比，大学现在已不再是政策思想或理念的主导来源。在传统模式中，教授生产理论，而这些理论则将通过他们撰写的文章和他们培养的学生而逐渐“涓滴”进政策界。正如沃尔特（2005，40）所指出的：“涓滴模式的假设是，新思想先从学术‘象牙塔’中涌现（也就是抽象理论），尔后逐渐渗透到应用分析家（尤其是那些在公共政策‘智库’中工作的人）的工作中，最后达致决策者的认知和行动之中……但是在实践中，思想理念形成政策的过程要远比上述假设特殊和随意得多。”或者，正如詹特森（2002，181）所指出的：“三四十年前，学者是政府和国际机构以外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国际事务专家群，但当下的世界却是一个思想理念和专门知识竞争更加激烈的市场。”
甚至当学者通过在政策性杂志上发表论文，在报纸和博客上发表专栏文章，以及给候选人或官员提供咨询等方式来补充上述涓滴模式时，他们也发现，在吸引关注力方面存在着较多的竞争对手。这些传送带中的一些起到了普及学术思想之额外输出通道的作用，但是很多传送带都带有其创始人和资金赞助者的偏见。仅美国一国就有超过1 200家智库，它们在研究范围、资金来源、意识形态和地理位置上都迥然不同，但是一般而言，大学所提供的是更为中立的观点。智库不仅提供思想，而且也提供随时可以发表评论和咨询意见的专家（Haass 2002）。此外，新闻记者、公共知识分子、非政府组织、贸易协会、私人承包商和其他人士也都参与提供政策理念。正如威尔逊三世（2007）所指出的，尽管参与决策的机构多元化有益于民主，但是很多非大学机构却都具有狭隘的利益，它们会裁剪其政策建议以符合某种特定的议程。由于学术共同体的退出，民主国家中的决策过程日益缩减，而我们知道，学术共同体有着更宽泛的议程和更严格的学术标准。
将思想从学术界传送到政府最有效的传动带之一，也许可以被称作往返学界和政界的精英们心智中的“嵌入式资本”（embedded capital）（亦即沃尔特在很大程度上所忽略的那种机制）。正如基辛格曾经指出的，施加给决策者的时间压力意味着，他们所依凭的思想和知识资本乃是在他们进入政治领域之前就被创造出来了。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认为基辛格的上述说法是有道理的。下面我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20世纪70年代，我负责卡特政府核武器不扩散政策的制定工作。当时，我们那些不鼓励建设核反应堆或反对将钚用于商业用途的政策在各次国际会议上都遭到了其他国家的谴责，如1977年在伊朗波斯波利斯召开的那次国际会议。由于我的学术理论背景是跨国关系，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次会议是一场代表性会议，而是一次跨国结盟的会议，它赋予一种特定的、传统的、支持核武器的观点以力量。因此，提出另一个可以让更多的外交官员和安全官员参与讨论的焦点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种做法可以被认为是“建构主义”这个术语还远未被发明出来之前的一次建构主义实践）。通过创建一个多年期的国际核燃料的循环评估体系，美国能够创建另一个信息交流论坛，连同一个由诸多安全官员组成的跨政府网络（对这个问题更详尽的说明，请参见Nye 1981）。
第二个例子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助理国防部长的经验，当时我负责设计东亚安全战略。那时有很多人都担忧中国力量的崛起，因此一些人主张在中国变得太强大之前就先对它采取遏制政策。在我看来，这种做法肯定会招致中国的敌意，并不必要地令两国可能良好的未来关系打折扣。然而，将中国视为朋友也不能保证带来友谊。于是，我们设计了一种既有现实主义考虑又有自由主义考虑的战略。通过与日本重建安全关系，我们能确保中国不会打“日本牌”来反对我们。该项战略的第二部分依凭的是自由主义。我们避免使用遏制这样的语言，与中国相互开放市场，并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关于这个问题的更为详尽的描述，请参见Nye, Jr. 1995; Funabashi 1999）。我把这个政策称之为“拢而隔之”（integrate, but hedge）。如果中国随着实力增强而变得具有攻击性，那么日本将成为我们构建遏制政策的关键伙伴，但如果中国随着繁荣以及与美国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深而变得成熟稳健，那么整个世界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前景。未来仍有各种不确定因素，但这项政策活力十足，不致失败，并且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另外有种与之对立的观点则是以进攻性的现实主义学术理论为基础的，请参见Mearsheimer 2001）。上述两个例子的要点乃在于说明，在大学中产生并储存起来的知识资本和理论思想在改变华盛顿政策时是多么有用。政治科学理论对我以何种方式框定和提出解决实际政策问题的方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方式较少来自外界文章和咨询意见（尽管它们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更多是以根深蒂固的知识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就前面的讨论而言，一些评论家可能会说这种机制成本太高，我还不如待在大学里提出更多的学术思想，那样可能会更好。也许是吧，因为选择涉及权衡，而且机会成本总是存在的。但是，我很高兴我为此有所付出。我不仅能够就我关注的重要问题建言献策，而且我相信，当重返大学后，这样的经验使我的写作和教学变得更加丰富，而不是枯燥乏味。
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实践是一种日益深入但日渐窄化的经验，因为在政府部门里，很少有时间，也不允许进行大学中那样的自由探索。例如，在处理核不扩散问题时，当外国官员问及为什么美国在拥有核武器的同时却要努力阻止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时，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涉及范围极广的伦理问题。在重返大学后，我在没有时间压力和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开设了一门有关核伦理的课程，随后撰写了一本名为《核伦理学》（Nuclear Ethics）的书（Nye, Jr. 1986）。此后，当我从五角大楼和东亚问题的工作中抽身又回到大学以后，我把注意力转向了写作一本有关未来权力分配的书，这就是《美国权力的悖论》（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Nye, Jr. 2002）。不论好坏，这两本著作都深受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影响。
我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富有成效的互动经验可能是主观的，但它也具有典型的意义。正如傅高义（2006，34）所指出的：
当我去华盛顿工作并第一次不得不写一页纸长度的简报时，我对用只言片语的套话来代替真正的思考深感绝望。但我逐渐认识到，写这些一页纸的简报可以强化知识规训。这种篇幅上的限制不仅迫使我们去思考什么是我们想传达的绝对最重要的一个或两个想法，而且也迫使我们去决定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将这些思想传达给他人。因此，当我重返大学后，我也开始鼓励学生花更多的时间去压缩他们的想法，更努力地用简练而准确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想法。
威尔逊三世（2000）、詹特森（2000）和其他学者也都坦言有类似的经验。
4 结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如果上述经验是学院派理论与政策实践之间可以产生良性双向互动的明证，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增进这种互动并缩小两者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呢？在实务这一方面，前大使戴维·纽瑟姆（David Newsom,1995—1996）建议他的同事们扩大国务院的科研资助范围，增加学者—外交官项目，鼓励高级官员参加学术会议。情报部门，尤其是国家情报委员会，与学者举行定期的公开研讨会和会议。如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助的外事奖学金这样的实习和交换项目，在把年轻的美国学者介绍到政策部门工作的方面也起到了帮助作用，尽管在十多个年度奖学金中来自大学的比例已逐年下降。从侧面进入政府中层的人数增加，既对政府有好处，也对学术界有好处，但是这在具有强大文官传统的国家里却尤其困难。互联网和博客也为学者们参与全球范围的政策讨论提供了各种新机会。从大学这一方来说，沃尔特（2005，41）主张，“要有意识地努力改变学科的主流规范”。各院系在决定聘用和晋升教职人员时应该更加重视他们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和影响，而且学术杂志在评审投稿的文章时也可以更加重视它们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大学可以更多地激励资历尚浅的教员参与现实世界的活动来激发他们对现实世界的兴趣（Walt,2005）。由于很多年轻学者都不愿意冒险（这可以理解），所以我们需要对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立场给予更大的宽容。
人们还可以提出很多类似的有益建议，但是年轻人却不应该坐等它们实施。不管如何，学术生活的趋势似乎正在朝着与此相反的方向发展。当年轻学者问我如何把理论兴趣与政策实践结合起来时，我会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首先建立你的学术资历。稳妥工作直至获得终身教职。学术界与实务界之间的联系乃是一条单行道，所以你必须切实地完成你的学术资历。从学术界进入实务界要相对容易些，反之则困难得多。
第二，学会用清晰的英文和尽可能少的学术行话撰写文章。这容易使你的思想为决策者所理解，为你的学术论著赢得更多的读者，同时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
第三，选择那些在内容和方法上都令你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在选择论题方面要谨慎，不要选择那些太易于驾驭以至你会对越来越细小的内容说越来越多的话的论题（这是目前的一个学术通病）。“对一个重要问题给出大体上的回答，要好过对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给出精准的回答”（Putnam 2003, 251）。
第四，参与公共政策辩论。偶尔写写时评专栏、博客和政论短文，但不要过多地占用你撰写学术论文的时间。
第五，参与政策网络和专业的政治科学协会。这样的交往很有用处，你能从中学到一些可以增进你学术工作的东西。
第六，理解联结理论与政策的传送带以及它们各自在时间和声誉方面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第七，明确把握那些使你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第八，付诸行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