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顶途中的四条危险岔道
随着逆境增加，登顶之路变得更加严峻。你背负着日益沉重的负担，每天面临着挑战。前行的道路会受阻于变革带来的巨石；会被洪水般的恐惧感冲刷；会被激化的全球化竞争所炙烤；会被曾经失败的尝试所侵蚀；还会被时间的狂风所摧毁。然而，你必须向上攀登。放弃攀登无异于放弃潜能、放弃贡献、放弃生命。
任何偏差都会在时间、生命和机会上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然而，道路日渐 艰难，越来越多的人会放弃攀登，于是他们可能选中其中一条危险的岔道。其实，这些可能有害的应对方式都是可以避免的。
岔道一：攀登者变成扎营者
山峰看起来高不可攀。登顶过程中的困难越来越多，攀登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胆量和冒险精神。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向前走、向上攀，而是选择了难度较小的道路（参见第1章中的图1-2）。无论是在成长、事业、人际关系、贡献方面，还是自我意识上，他们爬了一段就停下来，支起营帐，误以为自己在山中的小营地会永远安稳。
安营扎寨的举动可能会让这些人的精神、身体、思想和情感发生退化。扎营者可能会失去攀登的能力。他们牺牲掉梦想、满足感和自我实现，想要维持用辛苦工作换来的舒适安稳的表象。
然而，对于扎营者我们不应太过苛责。他们是社会和职场中的主流。越来越多做出相似选择的人会加入扎营者的阵营。扎营者在做一个看似合理的决定，想要抵御不断冲击帐篷的变革强风。然而，在现实中，风暴永不止息。他们等待风暴结束，就是在等待生命终结。亘古不变的是不断改变。
营地十分诱人。在营地里等待变革之风结束或纯粹是逃避攀登过程的持续挑战，这件事的确非常有吸引力。可是，扎营的后果很严重，而抗拒诱惑、不沉溺于坦途带来的喜悦则更强烈。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在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工作。我在本地的烧烤店当服务员。有一天，一位从纽约来的魁梧男士带着家人来到店里。他挥手示意我过去，“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他不耐烦地问 道。我微笑着指向群山。“噢，我们可没那个体力爬山！”他大声地说。我对他说，要是他出发得早，慢慢地爬，他和家人就可以领略到群山的魅力，可能还能看到一些野生动物。他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
第二天早上，我启程前往大提顿山，打算爬个22英里，就看见这位男士和他的家人站在路中间，一动不动。原来不到20码 [1] 开外，有只公麋在骄傲地展示着宽大的鹿角。这只麋鹿摇晃着缓步走远，消失在晨雾中。我走过那位男士身旁，他随即转过身，微笑着说：“现在我明白了。这就是爬山的意义。”然后他和家人继续探索前行，虽然缓慢却很勇敢。
起码从这一刻起，他开始从扎营者变成攀登者。
岔道二：科技万能
第二个令人担忧的危险岔道是，人们开始寄希望于科技而不是人类自己来解决问题。随着攀登过程日渐艰难，人们容易从依靠自己的使命感和能力转而依靠科技。但这一转变会让人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非常危险。通过分析从首个地球日以来这30年有关环境运动的文献资料，我的观点得以印证。在1971年，人们相信可以靠政治家、领导人、社区参与和草根运动来拯救环境。简言之，人们会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决心站出来反抗、团结一心、拯救地球。
现在，我们几乎一致认为，在环保方面的罕见成就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我们随处可以看到风能、太阳能、核废料清除事宜、电动汽车和海水淡化处理厂的发展的相关报道，好像我们根本没有增进合作、提高敏感度从而实现双赢一样，这些成就全靠科技发展。
如今的商业环境也是如此。我在新泽西州遇到玛氏公司（M&M Mars）的一位销售经理，他把这一转变说得很清楚。“什么都无法与科技创新匹敌，”他说道，“不出50年，我们还在市议会上相互吵嚷的时候，一小群天才早已悄悄把真正的大难题解决掉了。”人们说，解决重大问题靠的是科技，而不是团队的合作。有人会说，我们更相信机器，而不是我们自己。
从前，人们会认为一起努力可以解决问题，现在则打算什么也不做，等着别人来解决问题。这样的转变危机四伏。这样的转变表明，我们既不想承担责任，也不想解决问题。一个人一旦推卸了责任，也就丧失了掌控力、权力和担当。现在世上的硅晶片超过3500亿块，微处理器超过150亿个。据《新闻周刊》报道，世界上每个人都配备两个以上的硅晶片大脑。新思公司（Synaptics, Inc.）CEO费德里科·费金（Federico Faggin）认为，很快就会出现智能机器人，你只需告诉它们要做什么，它们就会想办法完成。科技将操纵我们的汽车、手机、空调、数据库、通信线路、飞行线路和国家安全系统，这些是很多科幻故事里的情节。我们已经将自己对于生活中很多事情的控制权移交给千篇一律配备“智能”芯片的机器。对很多人来说，权力不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而在科技手上。结果就是无助感加剧，行动力减退。
岔道三：打鸡血
主题为“向弗雷迪·萨维奇 [2] 学习终极力量”的活动在凤凰城会议中心（Phoenix Convention Center）举行。这是一场盛事。弗雷迪的一位打扮精致的随行人员把我领到座位上。这时候，通过超级碗级别的音效系统播放出的摇滚乐明显降低了音量。一位主持人拿起台上的麦克风。
他讲开场白的时候，我环顾场内。我看到了全场观众——这些人在随后的自我介绍里说自己是学生、专业人士、企业家，以及暂时没有工作的人（优秀、认真的人）、管理人员、销售人员、退休人员、工人和家庭主妇。他们把辛苦挣来的钱花在这里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想找到他们沿途丢失的东西——他们的动力。他们想逃脱无处不在的无助感。他们想过得开心。他们想拥有掌控力。
主持人宣布：“终于要开始了，你们期待已久的重大时刻即将到来。让我们有请成功之王、个人能力学教授、动力巨人……弗雷迪——萨——维奇！”全场沸腾。
他登场了，与众不同，他就是弗雷迪·萨维奇。他在舞台上跑动，然后抓过麦克风。“Yes!”他的声音隆隆地传出来。
“Yes!”观众大声回应。
“都站起来！”他发号施令。全场2000人立刻站起来。“现在，三个人组成一组！”我们分成三人一小组。“让一个人站中间。快！”一个人跳到中间。“给那个人做全身按摩。快！”
我和一个穿西装的小伙伴把一位素未谋面的社区大学秘书从头到脚搓了一遍。“感觉好吗？”弗雷迪问道。
“好。”300人回答道。
“不是这样，感觉好——吗——？”弗雷迪质问道。
“噢——！好——！”666人大声喊道。
“坐下。”弗雷迪发出指令。所有人都坐下来。
“你们掌控着自己的命运。你们拥有掌控权！”他停下来，对着崇拜他的粉丝闪现一个价值百万的微笑。“你可以跟野牛一起翱翔，可以跟老鹰一起游泳，可以跟鲨鱼一起漫游（诸如此类）。”就这样持续进行了11个小时。2000 个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在认真听取每一个词的时候，我在观察着。全场显然活力满满。我从未见过那么多辛苦工作的人一天搞了11个小时的活动后还能如此精力充沛。他们都像打了鸡血似的！但他们有所改变吗？
在应对日益加剧的日常困境时，人们都想要过得开心。然而，在你坚持不懈地应对日常挑战时，这种“打鸡血”的感觉会持续多久呢？为什么要打鸡血呢？同理，为什么书店的励志图书区会日渐扩大呢？这个趋势显而易见。生活艰难，我们在寻找某样东西，可以带我们挺过去。
越来越多的人偏离了登顶的道路，想要逃离攀登的艰辛。励志的培训项目和产品似乎就是灵丹妙药。寻找见效快、打鸡血的解决办法已然成为登顶路上一条特别危险的岔道。很多人把这看作捷径，但这其实就是死路一条。
当一些技术娴熟的励志大师给你灌输“有价值的养分”时，你得仔细思考一下，或许你也已经体会到这些项目的潜在缺点了，就是鸡血很多而可持续的内容很少。可惜，对很多人来说，某一类书籍、某种程序化的肯定或者某位大师给予的激励可能更像是早晨喝的一杯咖啡，能暂时提提神。你得到了一点点迫切需要的某样东西，于是在一段时间内心情变好。然而，一旦这样东西耗尽，你又迫切地想要一点。
我在博士论文里探讨了拓展训练等领导力和自我发展项目的有效性。这些项目让人去淌沼泽、爬峭壁，并且带上最少量的补给独自生存，项目结束时群情激昂。这种激昂状态叫做后群体兴奋（Post-Group Euphoria）。虽然拓展训练之类的项目有个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让人们经历难关并挑战极限，但我发现，鸡血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改变生活的动力很快就消亡了。
我在无数场合亲眼见过这种励志现象。激励及其带来的希望会逐渐消退。然 而，人们一直在买励志培训班的长期票，还安装卫星电视天线，每天看励志类节目，从而每个月或每天晚上都能打鸡血。对于产值为240亿美元的励志行业来说，打鸡血行为已成为推动其发展的引擎，而且打鸡血会上瘾！
岔道四：无助-无望
美国各大企业的各级人士对于工作越来越无助。他们奋力应对无穷无尽的变化，还要承受越做越多、越赚越少的压力。相当多的人认为做什么都没用。无助的情绪得不到纾解，就会演变成无望。这就是绝望循环（见图2-2）。通过借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马丁·塞利格曼博士所做的重大研究，著名的未来主义者、《心智模式》一书的作者乔尔·巴克把无助和无望之间的关系描述成一种反馈环路。无助让人丧失希望，而无望则变成自证预言，证明一个人究竟多么无助。无助和无望相互证实，彼此促进。
图2-2 绝望循环
无望是心灵癌症，会吸干一个人的生命力和活力。全社会的人大都觉得现在还不如他们小时候，就更别说超越了。他们怀疑干出一番事业没什么用，而自己又在碌碌无为的海洋中浮浮沉沉。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未来以及孩子的未来越来越感到绝望。
这条岔道往往会出现在挑战最大、潜在回报最大的地方。很多人不去克服生活的难关，而是斗志涣散，甚至干脆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