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灭亡以来，北伐金国、恢复中原，就成了南宋君臣间一个讨论和争执得最多的话题，诤臣冒死谏言、文人诗词呐喊、百姓热切盼望，无不高度集中于这一永恒的主题，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范成大“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等等皆是。可以说，北伐是南宋朝野军民和沦陷区老百姓最集中、最迫切、最响亮的呼吁。当然，南宋一百五十余年间，确也有过几次大张旗鼓的北伐，如“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不过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然而，同是宰相，推动“隆兴北伐”的张浚成了皇帝褒奖、百姓景仰、后代歌颂的大英雄，富贵善终，而推动“开禧北伐”的韩侂胄却上了“奸臣谱”，载入《宋史·奸臣传》，不但身首异处，而且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遭到时人的围剿和后人的唾弃。那么，韩侂胄这个响应时代号召、奋力北伐的宰相，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吗？
一、定策功臣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出身于宋朝名门望族，其曾祖父是任过多年宰相、死后追赠魏郡王、有着“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誉的北宋名相韩琦。他的父亲韩诚，官至宝宁军承宣使。他的母亲，是宋高宗皇后吴氏的妹妹。所以，韩侂胄既为名相之后，又是外戚世家，这注定了他一出生，身上就闪烁着异于常人的耀眼光环。
宋朝重文章，出人头地靠“拼文”，很多读书人如杨亿、欧阳修、苏东坡等，无不是因应试时一篇文章而名满天下、考中进士而走上仕途的。但同时，也有很多人靠“拼爹”，即通过享受“恩荫”入仕。宋朝的“恩荫制度”，是科举之外另一种入仕途径，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亲属等享受此特权，机会包括：圣节荫补（每年逢皇帝诞辰时），大礼荫补（每三年逢郊祀时），致仕荫补（官员告老退休时），遗表荫补（官员死后上遗表时）。凡遇这种大节庆期，皇帝都会施恩一定级别官员的子孙，特许他们入国学读书，并入仕。韩侂胄虽是文人的“粉丝”，陆游、杨万里都是他仰慕的对象，但他自己的文章却不入流，很难“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以“恩荫”享受特权入仕。入仕后，他历任阁门祗候、宣赞舍人、带御器械等武职。宋孝宗淳熙（1174—1189）末年，又以汝州防御使知阁门事（阁门司长官，掌供奉乘舆、朝会、游幸等礼仪事）。
就在同一年，宋孝宗禅位于太子赵惇，是为宋光宗。当了二十七年皇帝的宋孝宗，自号太上皇帝，提前退休了。宋光宗虽以四十三岁盛年继位，但他却似乎是位隐藏很深的精神病患者，继位前对宋孝宗毕恭毕敬，继位后却敬而远之，每月四次例行请安都借故回避了，躲在深宫之中，神龙见首不见尾，既无孝道，又不理朝政，宋孝宗伤心不已，百官也惶惑不安。绍熙五年（1194）六月，宋孝宗去世，作为儿子的宋光宗竟然称疾，让灵柩摆在宽大而清冷的殿堂之中，不着丧服、不执丧礼，朝野为之震惊。这种行为在以孝治天下的当时，堪称大逆不道。于是，群情鼎沸，中外汹汹。
太上皇去世，皇帝不执丧，谁敢越俎代庖？大臣们屡屡请示，宋光宗要么不接见，要么不搭理。结果，宋孝宗六月九日去世，至七月二日，停尸近一月，无法成礼，气得左丞相留正当即称病辞官，拂袖而去。而朝中百官更是人心浮动，无所适从。同时，关于拥立宋光宗次子、嘉王赵扩的议论一时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宗室子弟、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赵汝愚与掌管禁军的殿帅郭杲、工部尚书赵彦逾、参知政事陈骙、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临安知府徐谊等密议，准备请太皇太后吴氏出面，设法使宋光宗禅位于嘉王赵扩。但问题是，谁去将这个等同于“宫廷政变”的建议向太皇太后提出来呢？与议者都没这个胆子，于是，他们想到了韩侂胄。
韩侂胄时任知阁门事，虽管朝仪，但不过一小小五品官，按品级，无论如何没有资格参与这种“惊天阴谋”。然而不要忘了，韩侂胄是太皇太后吴氏的外甥，朝中大臣，再也没有谁与吴太后这么亲近，加上平日吴太后对这个外甥亦颇为眷顾，好说话。赵汝愚们打下如意算盘：办砸了，罪归韩侂胄；办好了，功归设谋者。于是，赵汝愚召来韩侂胄，委托这重要机密事。而韩侂胄呢，正因为官小、人亲，反而无所顾忌，慨然应允。
韩侂胄领命后，赶到吴太后居住的慈福宫外，找到自己的好友、慈福宫内侍张宗尹，托他就此动议报告太后。张宗尹进去报告，结果遭拒。第二日，韩侂胄又去，依然遭拒。正要悻悻而退，恰巧重华宫提举关礼路过，问何故。韩侂胄毫无城府，立即如实相告。关礼曾是宋孝宗时代太监中的红人，为人通达，办事干练，深得宋孝宗赏识。他听后，马上进入慈福宫，面见吴太后，将赵汝愚、韩侂胄所议，悉数告之。而且，关礼泪水长流，痛心疾首地说，光宗不治丧，宰相留正已辞官而去，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也准备步其后尘，百官惶惶，人心离散，如果不果断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吴太后这才感觉到事态的严峻，稍作沉吟，便同意了此议。韩侂胄快步流星报告赵汝愚，赵大喜，马上召来陈骙、余端礼等商议，着郭杲分兵把守大内，着关礼连夜赶制黄袍。
绍熙五年（1194）七月五日，太皇太后吴氏在宋孝宗梓宫前垂帘，传旨时年二十七岁的赵扩即皇帝位，是为宋宁宗。随即，宋宁宗下皇帝诏，尊父亲宋光宗为太上皇帝，母亲为太上皇后，并册立韩侂胄的侄孙女崇国夫人韩氏为皇后。这时，深居后宫的宋光宗还在蒙在鼓里，当他得到消息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被禅位”，但也无可奈何，不几年，就病怏怏去世了。
于是，韩侂胄因扶助宋宁宗上位而成为“定策功臣”。
二、擢为显要
宋宁宗继位后，大赏功臣。升赵汝愚为右丞相，陈骙为知枢密院事，余端礼为参知政事，郭杲加“节钺”，为武康军节度使，赵彦逾以端明殿学士出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据《宋史·赵汝愚传》记载，当宋宁宗提出要拜自己为相时，赵汝愚以“同姓之卿，不幸处君臣之变，敢言功乎”推辞，并请求宋宁宗召还留正，仍居相位。赵汝愚还做韩侂胄的思想工作说：“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宋史·韩侂胄传》）赵汝愚的意思极明白，我是宗室，你是外戚，同是皇族一家人，不应争功求赏。因此，韩侂胄仅加宜州观察使，略加待遇而已，却仍只是个五品官。
赵汝愚这番措置，一方面说明他胸怀大度，而另一方面，又说明他气量狭小。何以出此矛盾之言？因为，在他自己这方，主动推辞，当然是大度，但韩侂胄自诩为“定策功臣”，指望着加“节钺”、当封疆大吏。而观其当时冒死向吴太后进言的风险和推宋宁宗上位的功劳，也并非过分要求，如今一官未升，仅加待遇，可见赵汝愚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有失公允，也太小气了。而且，失措还不止此，赵汝愚请辞右丞相后，宋宁宗改升他枢密使（枢密院最高长官，佐皇帝，执兵政）一职，赵汝愚却坦然接受。这怎么看都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韩侂胄大失所望，从此心生怨恨。
韩侂胄虽仅一侍从小官，但由于帮助宋宁宗继位，功劳大、名声显，遂经常主动过问朝政，让宰执们颇为不悦。有一次，韩侂胄又在政事堂指指点点说东道西，归来后仍为左丞相的留正竟然派小吏对他说：“都堂公事，非韩知阁往来之地。”从此，韩、留之间，亦生嫌隙。
其实，无论是留正还是赵汝愚，他们无一例外地忽视了韩侂胄在朝中的背景和影响。他的姨妈是扶持宋宁宗上位的吴太后，他的侄孙女是宋宁宗的皇后，这亲上加亲的关系，随时可以成为左右皇帝陟罚臧否的筹码。再说，韩侂胄后来又兼任枢密都承旨，手掌承接、传宣机要密命，负责向皇帝汇报、取旨，与皇帝接触频繁，有“私聊”或“聊私”的机会，可无形中影响皇帝的取舍。当时，宋宁宗下诏召回留正后，就有御史论留正“擅去相位”之罪。他复相后，做事说话也多不合宋宁宗胃口，加上韩侂胄推波助澜，宋宁宗随即将他罢相，让他以观文殿大学士出任建康知府，差不多是贬出京城了。留正七月归朝，八月即罢相，这就是后来朱熹所谓“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宋史·赵汝愚传》）一说的来由。
随着留正的快速去位，赵汝愚顺理成章上位，被宋宁宗拜为右丞相。赵汝愚力辞，宁宗不许，随即就职。此时，在政府周围，大都是赵汝愚推荐提拔之人，他们唯其马首是瞻，赵汝愚的权势和威望，如日中天。然而，赵汝愚在主持推赏“定策功臣”时，还得罪了另外一个功臣，那就是同为宗室的赵彦逾。赵彦逾参与“定策”，当然也有盼望，但赵汝愚却也对他说：“我辈宗臣，不当言功。”（《宋史·赵彦逾传》）让他出京，平调为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与对待韩侂胄几乎如出一辙，甚至还有点不升反贬的味道，令赵彦逾非常不爽。为此，赵彦逾在向宋宁宗辞行之时，便列了一长串新进者的姓名，皆指为赵汝愚朋党，宋宁宗疑心顿起。
宋朝台谏言官制度颇健全，台谏官员可“风闻言事”，用道听途说的传闻弹劾，且常常以论罢宰执重臣为荣，倘若台谏官员求进太切，则往往望风承旨，上书不断。庆元元年（1195），将作监李沐因韩侂胄的助力而升右正言，亲韩侂胄而恶赵汝愚的他，觉察到宋宁宗已对赵汝愚起疑，便乘机上奏说：“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乞罢其政。”（《宋史·赵汝愚传》）
确实，宋朝对宗室任官有所限制，包括：“宗室不得为执政，宗子不得为将官”等等。而且，赵汝愚在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三月拜同知枢密院事、晋升宰执行列时，监察御史汪义端，就曾以“此国朝典故所未尝有”为由上章弹劾过他。不过，一则祖宗成法早已执行不力，二则这也确实不算什么过失，故宋光宗置之不理。后又提拔赵汝愚为知枢密院事，独掌全国兵柄，手握军权。
然而，此时弹劾赵汝愚，乃是宋宁宗生了疑心之时，正中宋宁宗下怀。于是，一些察言观色的大臣更是投皇帝所好，纷纷添油加醋，落井下石，以所谓“唱引伪徒，谋为不轨”等罪名弹劾赵汝愚。庆元元年二月，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不久，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今湖南永州）安置。庆元二年（1196）正月，忧愤难当的赵汝愚暴毙于贬途之中的衡州（今湖南衡阳），一代“定策功臣”，就这样被大臣们的“唾沫”给淹死了。
赵汝愚绍熙五年（1194）八月拜相，至庆元元年二月，不过半年时间，就匆匆罢去，对照留正复用一月后即罢相，可见宋宁宗的心机和手段，他到底不放心能随意“进退皇帝”的宰相们。试想，赵汝愚既能以一知枢密院事随意“进退皇帝”，如今身居宰相，追随者又如此之众，再加上一个宗室的身份，作为刚刚登基的宋宁宗，想想都会汗出。所以，与其说赵汝愚是被大臣们的“唾沫”给淹死的，毋宁说是给宋宁宗的“暗箭”给射死的。
随着赵汝愚的去朝，坐收渔翁之利的，自然是韩侂胄。庆元元年六月，宋宁宗提拔韩侂胄为保宁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年余又重用为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后加少傅、少师，封平原郡王，连连加官晋爵，权重一时，过于宰相。
三、大兴党禁
韩侂胄之所以怨恨赵汝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赵对自己的排挤，二是赵对朱熹及其门徒的重用提拔。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载：“赵汝愚首裁抑侥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裁抑侥幸”，非常明显是指韩侂胄；“四方知名之士”，则是指朱熹及其门徒。赵汝愚扶持宋宁宗刚一上位，就保举朱熹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道学。其间，还大力推荐道学之士入朝为官，力擢显要。
然而，这些人上台后，与吏部侍郎彭龟年、国子司业叶适等朝中大臣遥相呼应，纷纷对外戚出身的韩侂胄大肆攻诘。朱熹多次向赵汝愚建议对韩侂胄采取“厚赏酬劳，勿使预政”的策略，又向宋宁宗上书“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乱”来影射韩侂胄。彭龟年更是弹劾韩侂胄“窃弄威福，为中外所附”。因而，韩、赵矛盾开始由私怨渐渐演变成了朋党争斗、路线倾轧，随即便开启了“庆元党禁”。
当然，“庆元党禁”的开启，自有宋宁宗的主导作用，他若不主导，韩侂胄纵然口诛笔伐，也不可能推动这起惊动朝野、牵连广泛的权力斗争的，这一点，读史者不可因一叶而障目。宋宁宗为什么要主导“庆元党禁”呢？一者，宋宁宗本人很不喜欢道学，从绍熙五年（1194）八月，赵汝愚推荐朱熹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给宋宁宗讲授道学，至当年十月，两月不到，宋宁宗便罢朱熹之官，让他卷铺盖走人，足见他是多么讨厌道学或说朱熹了。二者，道学在朝中影响太巨，上至宰相，下至百官，许多人对道学如痴如醉，这是令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舆情。三者，宋宁宗年纪轻轻，也希望有一番作为，也就是说，他有北伐中原、恢复山河之念想，从后来他支持韩侂胄发动北伐就是明证。而道学提倡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过分强调内心修为，这种自我的、内敛的取向，与挥鞭北伐、跃马疆场的张扬外向是背道而驰的。四者，新皇继位、根基尚浅，此时提高向心力是关键，不可能容许过多的杂音，更不可能容许赵宋皇帝之外还立一个“道学尊神”。五者，赵汝愚及其“朋党”与道学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打击道学，对于清除赵汝愚和依附于他这一派官员的影响，自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至于说韩侂胄挟公器以报私怨推动党禁，在宋宁宗看来，则是再正常、正确不过的事情了。有韩侂胄参与，胜算更大，清除更彻底；无韩侂胄参与，“庆元党禁”也照常会开启无误。归根到底，“庆元党禁”不过是宋宁宗为反朋党、巩固权位而采取的一项主要措施而已。
于是，朝廷自上而下，斥道学为“伪学”，禁道学专著，科举考试、荐举改官之中，都赫然规定勿用“伪学”之人。庆元三年（1197）十二月，宋宁宗下诏，置“伪学逆党籍”，入籍者上自曾任宰执大臣的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等四人，中自待制官以上如朱熹、徐谊、彭龟年等十三人，下自刘光祖、叶适、吕祖俭等四十二人，共计五十九人，对他们或罢官，或远谪，或逮捕，或充军，一律做不同程度的处罚，史称“庆元党禁”。
《宋史》及诸多野史把开启“庆元党禁”作为韩侂胄的罪状大肆渲染，以韩侂胄报赵汝愚私仇为开启党禁之因，而综上所述，真有点张冠李戴之嫌。倒是后来为道学平反昭雪，却反而得益于韩侂胄。嘉泰二年（1202）初，韩侂胄准备北定中原、恢复故土，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遂指示侍御史林采等人上书，说道学先生们已经“人之趋向，一归于正”。于是，宋宁宗特下诏旨：弛伪学、伪党之禁。接着，对于死去的赵汝愚追复资政殿学士，后追赠少保，朱熹追复焕章阁待制，对于在世的徐谊、刘光祖、叶适等人，先后复官自便。一场吵吵闹闹七八年的反道学运动，终于随着对北伐战争的积极筹划，落下了帷幕，其间人上人下、人入人逐、人死人活，让人颇有白云苍狗之叹。
四、推动北伐
赵汝愚庆元元年（1195）罢相，从彼时到嘉泰四年（1204）这八九年间，余端礼、京镗、谢深甫、陈自强等人先后或同时任左、右丞相，成为政府首脑。韩侂胄一再升官加爵，不过，由于他比宗室更加为人所忌讳的外戚身份，始终没能登上宰相之位。所以，对于政府的大事，他只能幕后施加影响，不能于前台直接操盘，于他，乃是遗憾。
不过，以韩侂胄的功劳和权势，任相是迟早的事情，因为不断加官的他，其显要和权重早已过于宰相而无不及了，任相，也不过是在他多得不可计数的高帽子上再顺势扣上一顶而已。开禧元年（1205）七月，宋宁宗诏韩侂胄以太师、永兴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平原郡王拜平章军国事。这个平章军国事的官儿，是宋宁宗专为韩侂胄增加的新官名，之前宋朝只有平章军国重事、同平章军国事，是皇帝优待元老重臣的加官，施宰相之权而位在其他宰相之上。宋宁宗授韩侂胄平章军国事，亦有待之以元老、擢为首相的意思。
从此，韩侂胄“三省印并纳其第”，立班丞相之上，三日一朝，赴政事堂治事，一切政务处置，都开始名正言顺起来。自然，他梦寐以求的北伐，也已然进入实际操作程序，这是宋宁宗倚他为元老重臣、授他以宰相实权的根本原因，正如前文所述，宋宁宗亦有“北伐中原、恢复山河之念想”，君臣同心，自然加重权柄。
韩侂胄最感骄傲的事，莫过于他的先祖韩琦。当年，北宋与西夏作战，曾有两位名将威震西北前线，民谣说：“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范”是范仲淹，而“韩”，即韩侂胄的曾祖韩琦。其曾祖既为名相，又是名将，朝野传颂，百年不衰，这无上的荣光如同韩家的金字招牌，让他们代代自豪。不过，韩家的后代虽承祖荫庇护，朝廷关爱，有爵有禄，但子孙中争气的不多，荣光不继，韩侂胄如今高居相位，手下有那么多拥护他的将领，宋宁宗又是大力倡导者和极力支持者，韩侂胄便萌生了渡江北伐的想法。加上，从庆元到嘉泰这十年间，政局相对平稳，江南风调雨顺，国家财力渐厚，一大批主战人士先后入朝，北伐遂随着文人们的诗篇和大臣们的奏章，俨然集聚成一股疾风一样的诉求，可谓同仇敌忾。鉴于此，北伐便成了他响应时代号召、树立个人威望、提振民族信心、光大韩家门楣等于公于私皆一举数得的好抓手。
在看似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宋宁宗和韩侂胄未雨绸缪，起用大批主战人士进入江淮沿线重镇执掌兵权，其中，以张岩、程松、丘崈、辛弃疾、李奕等，分任淮东、淮西、明州、浙东、襄阳等地主帅。宋宁宗还下诏，要求“沿江、四川军帅简练军实”，命令所有长江沿线以及四川的部队加紧练兵备战。又创建国用司，以韩侂胄兼国用使，手掌兵马，广积钱粮，积极准备北伐，将朝野内外的北伐呼唤，转化为自上而下的官方行动。
与此同时，加强舆论引导。嘉泰四年（1204），在韩侂胄等人的提议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追封“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为鄜王，赠曾刺杀金主、在金国英勇牺牲的宇文虚中为少保，立韩世忠庙于镇江，大力弘扬抗金志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后又以“秦桧首倡和议”之罪，削去秦桧王爵，改谥号为谬丑，斥为奸佞。从此，秦桧正式被官方确定为误国奸臣。
当时，金国所面临的形势亦有利于南宋北伐。金人统治北方，严刑酷法，横征暴敛，沦陷区的老百姓生不如死，反金起义此起彼伏。再有，蒙古崛起于漠北，对金国构成威胁，时人曾上言：“金为北鄙鞑靼等部所扰，无岁不兴师讨伐，兵连祸结，士卒涂炭，府库空匮，国势日弱，群盗蜂起，民不堪命。”（明人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使臣邓友龙使金归来，向宋宁宗汇报说：“金为蒙古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同年，六十五岁的辛弃疾被宋宁宗召见时也信誓旦旦地说：“金国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这些大臣的言语，既代表了当时士大夫的呼声，也增加了宋宁宗的信心。开禧元年（1205），新科进士毛自知殿试对策，言“当乘机以定中原”，被宋宁宗钦定为进士第一，高中状元。这表明，宋宁宗已对北定中原踌躇满志。
开禧二年（1206）五月，宋宁宗正式下诏伐金，史称“开禧北伐”。之前，宋宁宗曾召辛弃疾出任绍兴知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但此时辛弃疾已六十七岁高龄，“廉颇老矣”，又疾病缠身，无法赴任，更遑论渡江杀敌。于是，以程松为四川宣抚使，以信王吴璘之孙吴曦为副使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从四川出击；以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兼山东、京、洛招抚使，挥师渡淮；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副使，北向取唐州、邓州。总体部署是以江淮兵马和四川兵马两路出击，至金胜利会师。开始，江淮郭倪部进展顺利，成功攻取泗州。随即，又迅速拿下新息县、褒信县、虹县等地，官军节节胜利，一路凯歌，大有当年岳飞“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的豪气！
然而，开局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这边江淮兵马大肆北伐之前，部署在四川的吴曦却以向金求封蜀王为条件而变节投敌了。金军既无西顾之忧，自然全力以赴对付江淮宋军，因此，北伐宋军接连遭到金兵重创。随后，金人兵分九路反攻南宋，连陷枣阳、江陵、信阳、襄阳、随州、和州、滁州、真州，淮西重镇，尽归金人所有。至此，南宋的北伐，已经演变成金兵的南侵，形势急转直下。开禧二年底，金左副元帅布萨揆在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形势下，特派使者与南宋佥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丘崈接洽，密议讲和，而提出的条件是，让南宋：“称臣、割地，献首谋之臣。”“首谋之臣”指谁？当然是宰相韩侂胄。韩侂胄得知后，大怒，自捐家财二十万为军资，打算做最后的反攻。然而，四川吴曦投敌之时，已经注定了这次北伐的失败，如今大势已去，韩侂胄哪怕倾其所有，也终究无法挽回颓势和败局。后经过一段时期的交战后，“开禧北伐”以兵败求和告终。
有人评价，“开禧北伐”政治上准备充分，军事上准备草率，将北伐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军备不足。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的原因是南宋君臣内部不和，吴曦叛变就是一例。兵败后，宋宁宗在朝会上对大臣们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其终始参差、苍黄反复的态度可见一斑。皇帝如此，其他百官可知。
五、身败名裂
对于韩侂胄来说，北伐的失败，是他人生的关键转折点。战前，他是功臣、宰相，一人之下、万民拥戴；战败后，他是首谋、罪魁，成了众矢之的、百官唾弃。尤其重要的是，战争失败了，就要向金求和。当时，南宋派萧山丞方信孺以假朝奉郎、充枢密院参谋官赴金打探金人议和条件，金人提出五条：一是割两淮之地，二是增岁币，三是斥资犒军，四是索取北方归正人（指从金国沦陷区回归南宋的人），五是将韩侂胄“函首以献”。可见，除了索国土、增岁币之外，金人还将当年杀岳飞作为宋高宗议和条件的故事如法炮制，逼迫南宋“函首以献”，要韩侂胄的脑袋，并且威胁说：“五事不从，兵即南下。”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按照敌国的要求斩杀本国的大臣，是比割地、赔款更加屈辱的事情，当年宋高宗向金人求和，冤杀了岳飞，早已成为南宋军民心中一块擦也擦不去且时时作痛的旧伤疤。如今，金人又要斩杀韩侂胄“函首以献”，这更是奇耻大辱。然而，南宋君臣就有这般“奇葩”，“奇葩”到为了求和，什么耻辱都能接受，且接受得面无惭色，淡定自如。
说到南宋“函首以献”这桩奇葩事儿，不能不说到一个关键人物，她就是宋宁宗的第二任皇后杨氏。庆元三年（1197），太皇太后吴氏去世，庆元六年（1200），宋宁宗皇后韩氏去世。多年来，韩侂胄之所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断加官晋爵，与他姨妈吴太后、侄孙女韩皇后位居后宫不无关系。
在帝制时代，皇帝一句话可断人贵贱和生死，谁经常在皇帝身边，讲话又能起到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最紧要的，倒不是姨妈和侄孙女的去世，而是取而代之的人，与韩侂胄的关系如何。然而，恰恰是这个继之为皇后的人，对韩侂胄恨之入骨。为什么？韩皇后去世，朝议皇后人选，身为贵妃的杨氏是候选者之一，对于杨氏，韩侂胄却极力反对。但他极力反对的杨贵妃，却于嘉泰二年（1202）冬被宋宁宗立为皇后，加上杨皇后为人精明，善于算计，记仇记恨，睚眦必报，最后，她为报复韩侂胄，竟然动了杀机。
开禧三年（1207）十月，在急于向金求和、金人又多次要求杀韩侂胄的情况下，杨皇后联合其兄杨次山和主张妥协投降的礼部侍郎史弥远，通过反复做宋宁宗的思想工作，在宋宁宗的默许下，命令主管殿前司公事的夏震，带兵埋伏在韩侂胄上朝的必经路上，待韩出现，士兵们一拥而上，将韩侂胄挟持到玉津园夹墙内，将他暗杀致死。嘉定元年（1208）五月，南宋应金人要求，命临安府“斫棺取首”，将韩侂胄的头颅割下，派专使王楠送至金国。随后，向金称伯，增岁币为三十万，赔款三百万两。于是，金人撤军，“和议”达成。而这位顺应朝野呼声、捐献家财锐意北伐的宰相韩侂胄，没有死在敌人的刀枪之下，却死在了自己人的阴谋诡计之中，可怜、可惜、可叹！
可以查证一下朝廷杀害韩侂胄的理由，或者说杀害韩侂胄的人总结出来的罪状，看看他是否死有余辜。先前，杨皇后、杨次山、史弥远，还包括后立为太子当时为荣王的赵询，他们向宋宁宗建议杀掉韩侂胄的理由是：“侂胄再启兵端，将不利于社稷。”这个理由成立吗？肯定不成立。为何？因为即便“启兵端”有罪，但“启兵端”的真正决策者是宋宁宗自己，韩侂胄北伐，是宋宁宗主导的，北伐的诏书是宋宁宗自己下达的，倘以此作为杀韩侂胄的罪名，那么置皇帝宋宁宗于何地？何况，因北伐失败而斩大臣以取媚金人，这本身就是一件自取其辱，并且是逆时流、背民意、亲者痛、仇者快而招人耻笑的事情。
随着韩侂胄被暗杀，密谋杀害他的史弥远由礼部侍郎官立升礼部尚书，第二年又骤然拜相，任相期间，为秦桧平反，恢复秦桧谥号“忠献”。此后，这位靠出卖同僚起家、以出卖国土上位的宰相，独相擅权近二十年，成了南宋末期的一大“官蠹”。而他上位的方式以及生前、死后的经历，与秦桧何其相似乃尔！卖国求荣的史弥远未上奸臣谱，倾力北伐的韩侂胄却上了奸臣谱，值得深思。史弥远逝后，与秦桧一样被当朝赠谥号“忠献”，同样值得深思。
六、忠于其国
说到韩侂胄，我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想到一句话：“出身害死人。”确实，韩侂胄外戚出身，又未曾通过科举上位，这让他在以读书人为主的士大夫集团中成了异类，直不起身子，挺不起腰杆。同时，韩侂胄因助宋宁宗兴党禁，得罪了以朱熹为首的众多读书人，当时和后世的文人们更是将那些本来是宋宁宗或其他人所做的恶毒事，全部栽赃到了他的头上，他因此进了《宋史·奸臣传》。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韩侂胄伐金而败，与张魏公（张浚）之伐金而败，一也。后人责韩不责张，以韩得罪朱子（朱熹）故耳。”可谓一针见血。
自韩侂胄去世后，朝廷上自宋宁宗，下至史弥远，为了“漂白”杀害韩侂胄的罪过，亲自组织编修国史的官员们对韩侂胄事迹进行改写。嘉定元年（1208）二月，宋宁宗下诏史官：“自绍熙以来侂胄事迹，悉从改正。”于是，给韩侂胄正式定罪，其罪状主要有两条：一说韩侂胄与吴曦串通谋反；二说韩侂胄家藏器物僭越，有篡位之心。不仅如此，那些读书人甚至还杜撰可笑的故事来丑化韩侂胄。比如，元人脱脱所著《宋史》及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之中，就载入了很多这种可笑故事，如“赵师睪犬吠”“许及之屈膝”之类，说士大夫为了巴结韩侂胄升官，躲在草丛中学狗叫，参加他的生日宴会钻狗洞等等。
就其罪状来说，与吴曦串通谋反，并无实据可查；器物僭越，真正有心篡位的人，又何必于器物上僭越，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昭示？至于《宋史》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之类的记载，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假。南宋周密《在齐东野语》“诛韩本末”一条中就说：“至如许及之屈膝、费士寅狗窦，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这说明，南宋末年的史学家，不仅对国史所谓韩侂胄谋反、篡位之说不信，就是对韩侂胄与那些朝臣间荒诞不经的交游故事亦不信，认为不过是为报私仇者的杜撰和丑化而已。其实，如果说韩侂胄当权和北伐期间真有什么不可原谅的过错的话，那就是不该命吴曦守蜀，错在用人不当，而这一条，错不至死，亦不够背上“谋反”骂名，贴上“奸臣”标签。可见，朝廷给韩侂胄所定罪状和那些所谓的民间传说，皆为“欲加之罪”。
所以，“函首以献”后，一群太学生作了一首诗曰：“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於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晁错已应叛乱者要求诛杀了，但叛乱者依然叛乱；太子丹将樊於期的头送给了秦王，燕国也没改变为秦所灭的结局，对“函首以献”这种可耻的行为予以了极大的讽刺。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斩良将，函首于敌国的行为，带来的不单单是国耻民辱，还有士气的低迷和节操的沦丧，更是加速了国家的灭亡。当时，百官集议韩侂胄的“脑袋问题”，吏部尚书楼钥说：“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宄已毙之首，又何足惜！”（毕沅《续资治通鉴》）权兵部尚书倪思说：“有伤国体。”楼钥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与其亡国，宁若辱国。”那些峨冠博带的大臣们竟然纷纷附和。太子侍讲王介实在忍不住，抗声道：“今日敌要韩首不足惜，明日敌要吾辈首亦不足惜耶！”其语意深远，掷地有声。然而，大家都赞同满足金人的要求，倪、王孤掌难鸣，遂“函首以献”。从此，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骨气尽失，对内互相倾轧，不断内耗，对外卑躬屈膝，进退失据，后来采取“联蒙灭金”的策略，结果“送走一只狼，迎来一只虎”，不久即走向了灭亡，宋朝数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因而，从南宋处置韩侂胄的荒唐举措当中，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地看到国家灭亡的必然。
有趣的是，韩侂胄的脑袋送到金人手里，金主召集群臣商议韩侂胄的谥号，金臣竟然异口同声地说韩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即善于谋国，不善谋身，是南宋的大忠臣。于是，金人封韩侂胄为忠缪侯，并将他的首级安葬于其祖韩琦墓旁。可见，对于韩侂胄，金人反倒更客观、更公允。
清朝史学家钱大昕曾在河南安阳韩琦墓前凭吊韩侂胄，有感而发，写下《过安阳有感韩平原事四首》（钱大昕《潜研堂诗续集》）：
其一
十年富贵老平原，
一著残棋一局翻。
毕竟未忘青盖辱，
九京不愧魏公孙。
其二
胸无成算掷千钧，
壮志区区那得伸？
一样北征师挫衄，
符离未戮主谋人。
其三
匆匆函首议和亲，
昭雪何心及老秦。
朝局是非堪齿冷，
千秋公论在金人。
其四
成败论人亦可嗤，
谁持秦镜照须眉。
如何一卷奸臣传，
却漏吞舟史太师。
好一句“朝局是非堪齿冷，千秋公论在金人”！钱大昕在诗题下的注中说：“相传金人得韩侂胄首，葬之安阳祖墓，谥曰忠缪，谓其忠于谋国，缪于谋身也。”作为大史学家，钱大昕认为金人对韩侂胄的评价“忠于谋国，缪于谋身”乃“千秋公论”。然而，这“千秋公论”非特不是出自于熟读孔孟文章、倡导仁义礼智信的南宋当局和士大夫，反而出自于一再索要韩侂胄头颅的敌国君臣，后人读史，真有难抑悲愤、齿冷心寒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