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南京大屠杀》一书的过程中，我获得了许多人的帮助。很多组织和个人自始至终给予我无尽的支持。虽然无法向数年来所有为我奉献宝贵时间和专业知识的人一一致谢，但我依然要特别感谢一些人。
我的父母张绍进和张盈盈博士最先告诉我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并向我强调其历史重要性。他们花了大量时间阅读本书初稿，为我翻译重要文件，并在长时间的电话讨论中提供许多宝贵意见，这一切都令我深受感动。他们是大多数作家梦寐以求的父母——睿智、热情并给人以灵感。在写作过程中，只有我自己能真正体会他们给我的帮助有多大。
我的编辑苏珊·拉宾娜也认识到这本书的重要历史意义，并给予我很多鼓励。她不仅花费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认真校阅本书手稿，还以她的真知灼见为本书增色不少。苏珊作为编辑部主任，行政工作繁忙，后来在离开基本局局之前还承受着巨大的个人压力，尽管如此，她依然为我做了这一切。在当今出版界，很少有人像苏珊这样，兼备文学天赋和严肃非小说类作品的专业知识，并真正关心作者。能够与她进行如此深入的合作，不仅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殊荣。
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亚洲史维会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为我提供了许多照片、文章，并向我介绍遍布世界的重要联系人。我要特别感谢史维会的丁元夫妇（Ignatius and Josephine Ding）、臧大化和吕建琳（David and Cathy Tsang）、张碚（Gilbert Chang）、魏乐（Eugene Wei）、J·J·曹（音，J. J. Cao），以及张国灏（Kuo-hou Chang）。
许多人帮我翻译重要文献，为本书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为完成本书，需要使用四种语言（英文、中文、日文和德文）的原始资料，我不得不依靠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善意的帮助。我的朋友芭芭拉·梅森（Barbara Masin）是位杰出的高科技行政主管，精通五种语言，她花费许多宝贵时间，将大量德国外交报告和日记翻译成英文。圣迭哥的杉山智子（Satoko Sugiyama）不仅自愿为我翻译日军的战时日记，还帮我翻译与日本老兵东史郎之间的通信。
汉堡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和玛莎·贝基曼帮我找到了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后人。非常感谢约翰·拉贝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她为我详细描述了拉贝的生平，并为我提供了拉贝的日记和报告的复印件。还要感谢《朝日新闻》的杰夫·海嫩（Jeff Heynen），他出于友善之心，极其出色地翻译了拉贝的文件。
幸有几位朋友的帮助，我在美国东海岸的研究之行非常成功。在纽约，汤美如借给我许多与她杰出的纪录片《以天皇的名义》相关的资料。邵子平及其家人热情好客，慷慨地为我提供在纽约的住宿，甚至把他们的汽车借给我，方便我前往纽黑文的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我在华盛顿特区逗留期间，《华裔美国人论坛》的前出版人李圣炎夫妇（Shen-Yen Lee & Winnie C. Lee）和历史学家玛丽安·史密斯（Marian Smith）无私地为我提供出行工具和住宿，并给予我情感支持。在国家档案馆，约翰·泰勒指导我查阅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帮我找到了当时的军事和外交报告、美国拦截的日本外交部门的通信、美国战略服务处的录音和文字记录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相关文件。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档案保管员琼·杜菲（Joan Duffy）和玛莎·斯莫利（Martha Smalley）非常友好，孜孜不倦地向我介绍传教士的日记和南京大屠杀的照片。
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资助了我的亚洲之行。在南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孙宅巍教授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向我提供了宝贵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国档案，并带我全面考察了当年日军在南京城内的处决现场。翻译杨夏鸣和王卫星长时间陪我工作，帮我翻译了许多档案和采访幸存者的录像资料。
在中国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恩涵研究员安排我在那里继续研究南京大屠杀。《中国时报》记者卡洛琳·林（Caroline Lin）慷慨地向我提供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并向我介绍相关联系人。老兵林保丁、林荣坤、王万勇和刘勇忠都慷慨地让我使用了他们的资料。
多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克服过去的恐怖阴影，向我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他们是：洛杉矶的钮先铭，南京的陈德贵、侯占清、李秀英、刘芳华、刘永兴、潘开明、唐顺山、夏淑琴，以及台湾的商兆福（音）和朱传玉（音）。
欧美大多数在世的南京大屠杀目击者及其家人都极为慷慨地奉献他们的时间和资料，接受我的电话采访，向我提供照片、文献资料，甚至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他们是：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莫顿·贝茨（Morton Bates）、丹耶·康登（Tanya Condon）、弗兰克·提尔蔓·德丁、马里恩·菲奇·埃克斯特（Marion Fitch Exter）、罗伯特·菲奇、玛吉·加勒特（Marge Garrett）、彼得·克勒格尔、艾玛·莱昂（Emma Lyon）、戴维·马吉、安吉·米尔斯（Angie Mills）、哈里特·米尔斯（Harriet Mills）、弗雷德·里格斯、查尔斯·索恩（Charles Sone）、利兰·斯图尔特（Leland Steward）、伊迪丝·菲奇·斯瓦普和小罗伯特·威尔逊。
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和克里斯汀·耶森–克林珍堡（Christian Jessen-Klingenberg）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的卡罗尔·葛拉克（Carol Gluck）和哈佛大学的柯伟林，在本书出版之前花费时间进行审阅，并提出了一些学术性建议，令本书增色不少。
在旧金山，几个日本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找到我，向我谈论了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否认战争责任的看法。非常感谢村川治颜（Haru Murakawa）帮我组织1997年3月30日的研讨会，并感谢奇塔尼·塔姆（Citania Tam）慷慨地提供会议场所。还要感谢研讨会的参与者，他们是：度沼彰（Akira Donuma）、伊藤景子（Keiko Ito）、冈健二（Kenji Oka）、秦健（音）、川末子（Sueko Kawamshi）、康妮伊（Connie Yee）、山路津（Hirokiu Yamaji）、山路纪子（Noriko Yamaji）和山路康弘（Yasuhiro Yamaji）。
我写作该书期间，其他的以各种方式给予我帮助的人还有：西蒙·埃文（Simon Avenell）、玛里琳·博尔（Marilyn Bolles）、弗兰克·博林（Frank Boring）、马克·卡西告（Mark Cajigao）、朱利叶斯·张（Julius Chang）、芭芭拉·卡利顿（Barbara Culliton）、吉姆·卡尔普（Jim Culp）、爱德华·多得斯（Edward Dodds）、马克·艾克浩特（Mark Eykholt）、戴维·法恩斯沃思（David Farnsworth）、罗伯特·弗里德里（Robert Friedly）、理查德·富莫萨（Richard Fumosa）、克莉丝·葛弗（Chris Goff）、保罗·戈洛布（Paul Golob）、吉尔伯特·海尔（Gilbert Hair）、井口弘（Hiro Inokuchi）、罗恩·肯（Ron King）、彼得勒斯·刘（Petrus Liu）、戴维·麦克维特（David McWhirter）、丹尔·迈哈瑞德（Dale Maharidge）、卡伦·帕克（Karen Parker）、阿克塞尔·施耐德（Axel Schneider）、约翰·斯维尼（John Sweeney）、寺尾茂久（Shigehisa Terao）、马乔里·特拉沃索（Marjorie Traverso）、王鄂、盖尔·温斯顿（Gail Winston）、吴天威、尹集钧和史咏。
最后，感谢我的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博士。在研究南京大屠杀过程中，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故事给研究者带来无尽的精神折磨，他毫无怨言地陪我承受着这一切。他的爱、智慧和鼓励给了我完成本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