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格雷西正坐在客厅里看《第一脱口秀》（The One Show）[1]。
“红毛！”她跳进我的怀里，身上洋溢着番茄酱和学校的味道，“去打鼓吗？”
“当然，”我一边说，一边稳稳地把她抱起来，“妈妈在哪儿？”
“在浴室，”格雷西被我抱着上楼时告诉我，“爸爸回过家了！他还带了比萨！”
“是吗？”我冲她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他在哪儿？”
“不知道。可能又出去了。”看起来只要爸爸带回了比萨，她就不在乎他去了哪儿。这很有趣，不管父母有多烂，小孩子都会一样爱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分不清好坏。不过总有那么一天，一切都变了。这让我感到悲哀。我真不希望那天到来，到那时候，爸爸二十分钟的陪伴，外加一个比萨，就再也无法让她如此兴高采烈了。
“那你先去我的房间准备好，好吗？”
我站在浴室门外面。
“格雷西要去打鼓，之后我会哄她睡觉。”我隔着门说。
没有人回答。但我能听见水流的哗哗声，随后水龙头关上了。我只好耸耸肩，去房间找格雷西。如果想在家里打鼓，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耳机接进音响设备，然后在鼓架上装上隔音垫。我把格雷西抱上高脚椅，给她戴上耳机、连上音响，再找出几首她最爱的硬摇滚。我按下播放键，她开始了自己的表演，疯狂地敲击着我的架子鼓。我注视着她，她闭着眼睛，脸上挂着一个大大的傻乎乎的笑容。说真的，我应该多花点时间陪她。我要确保她一切正常。我的意思是她看起来一切都好，但她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没事？我又怎么知道？
她敲呀打呀，而我的眼前突然又浮现出与萝丝在一起的情景，一阵悸动的渴望涌上心头。我为此感到内疚。我知道萝丝遭遇了什么，也知道我们之间的友情对她意味着什么，但我还是渴望着她。这种渴望是如此强烈，有时候甚至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疼痛。
“格雷西在哪儿？”妈妈在我门外喊道。
“这里，”我说，“我说了，我会哄她睡觉的。”
“过来。”妈妈一把扯掉耳机，不顾格雷西的抗议，把她往自己的卧室拖去。
“我在跟红毛玩呢。”格雷西哭喊道。
“我说了，我会哄她睡觉的！”我又重复了一次，但妈妈没有理睬我。有时候我在她眼中就像个隐形人，不过至少她还得花点力气故意对我视而不见。我这是两头不讨好，妈妈一边忽视我，一边又不放过我，总是把自己的怒火发泄在我身上。
“好吧。”我说着，重重地摔上了门，重到足以激怒她。
我坐在床上，翻了下手机。
大家都不在线。
我感到一阵焦躁不安，觉得自己既无能又愚蠢，被困在自己的躯壳里一筹莫展。就像那次学校组织去美术馆时我看到的一幅画：一个骨瘦如柴、肤色惨白、满头红发的年轻男人，了无生气地倒在床上。也许是死了也说不定。我觉得自己跟他有点像。像是一个诗人，或是一个画家，注定了永远为情所困。我对萝丝产生的这种情愫打破了我内心的宁静。这让我既恐慌又兴奋。但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理由，让我必须克服这份不应该存在的情感。
我不是萝丝喜欢的类型，一星半点都不是。
就算我是，我也太了解她了。我了解她最不为人知也最致命的一面。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相信我，我知道一些关于萝丝的真相。
除了她本人，还有对她做出这些事的人，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她十四岁那年遭遇了什么事的人。这件事永远地改变了她。
[1] 英国BBC第一频道的王牌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