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座城市的历史中都会发生一起标志性的事件，就像每个人这一生都会围绕某个中心点展开一样。对现今的纽约而言，这起事件是2001年的“911”世贸大楼恐怖袭击。对我记忆中的孟买来说，则是1993年的暴乱和此后的连环爆炸案。1947年印巴分治时，孟买并未遭遇大难。我这一代人唯一有印象的战时画面，源自1971年的孟加拉国解放战争：一架巴基斯坦飞机在夜间误闯印度领空，空袭警报过后，拉吉总统府——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所在地立即下令发射追踪器。爸爸赶紧让我们藏到床底下，学校也在后来的防空演习中教我们如何躲在课桌下避难。
预想中的轰炸却并未发生。不过事实上，孟买早在更久以前就经历过爆炸的创伤，这一事件也标记了孟买的新旧更替，那便是1944年4月14日的“斯蒂金堡号”事故。
斯蒂金堡号是一艘装载了生棉花包的货船，和百余艘等待进港的船只一样静静停靠在外海。船舱底部压强巨大，加上当时的极端高温，导致棉花包开始自燃。若单纯如此，情况尚可控制，至少对不在船上的人员不会造成威胁。但是斯蒂金堡号上恰恰还有一个秘密集装箱，正值战时[250]，集装箱里满载弹药，以及价值两百万美元的金条和银币[251]——这笔巨额财富是英国政府从伦敦运来预备注入孟买市场，以期稳定不断下挫的卢比汇率的。发现船只着火后，当时的消防队做出了致命的误判：他们非但没把燃烧着的船只留在外海，反而把它拖进了港口。当天下午三点四十五分，一声巨响过后，浓烟四起，附近古堡区的房屋窗户都能感觉到震动。二十五分钟后，又是一声巨响，古堡区的房屋窗玻璃全被震碎了。斯蒂金堡号上的秘密弹药烧着了火，整艘船在码头炸裂开来，而码头上满是不知大难临头的搬运工人和消防队员。爆炸即刻造成298人丧生。
然后，天空开始下雨。
金条和银币伴随无数碎石、砖块、钢筋以及人的断肢，纷纷如大雨般洒落，连孟买最南端的克劳福德市场[252]也遭波及。扎维里集市[253]的珠宝店店主正端坐办公，突有奇重无比的大块金条击穿屋顶，重重砸在他的面前。钢筋呼啸着划过城市上空，撞破了孟买最大的火车站——维多利亚终点站的天棚。又有大铁盘锋利如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削掉了马匹的头颅。码头上血流成河，遍布残破的人类遗体。整座城市仿佛被轰炸过一般，直至今日，孟买都再未见到如此惨烈的画面。
斯蒂金堡号的后遗症仍然留存。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码头工在清淤作业时，依旧能挖出当时船上运载的金条。而爆炸过后，无人打捞的船体沉入海中，残骸洋洋可观，英政府决定干脆填海造陆。他们把曾经遍布红树林的后湾[254]用土填平，这片小小陆地成为后来全印度规划得最糟糕的办公区域——纳里曼区，可谓现代化的孟买所能想象的最大噩梦。
在卡玛大院[255]二十三号楼的入口处，挂着这样一块引人注目的告示：
敬告：
此楼系危楼，随时可能倒塌。凡入内者后果自负。业主不为任何由此产生的生命或财产损失负责。
——业主特告
如果沿着狭窄的木质楼梯往上走，你会看到这幢危楼里各式各样的招牌，显示这里遍布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商业银行……这些办公室装饰一新，内有空调，电脑主机箱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发着光。但办公室外的公共区域则破败不堪。一楼本应是窗户的地方现在是几个大洞，墙上同样贴着“此楼系危楼，随时可能倒塌……”的告示。囿于孟买法律，业主出租房屋几乎没有收益，其唯一抗议的手段就是不对自己的房屋做任何维修。他们四处张贴警示，不过是希望吓退楼上众多租客的客户。
二战结束时，孟买又遭迎头痛击。1947年颁布的《孟买酒店及公寓租赁控制法案》（简称《租赁法》）不啻一场连环爆炸，令这座城市至今满目疮痍。法案于1948年正式生效，从此将孟买酒店及公寓的租金定格在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收费水准。而针对其他性质的出租房屋，法院又通过了一项附加的收费标准，规定一旦确定价格，永不能涨价。《租赁法》甚至允许房屋以此固定标准出租给现任租客的合法继承人。只要租客支付租金，房东就无权赶他离开，租赁期满后也将自动续约。《租赁法》的出台原本只是权宜之计，为在五年内保护租客不受二战时通货膨胀和投机买卖的不利影响。二战初期，孟买车来人往，军队多在此驻扎，因此租房市场供不应求。外国富佬纷至沓来，有房出租之人自然不会放过发战争财的机会，开始坐地起价。倒是外省市的印度人来到孟买，才发觉自己根本住不起房子。战时的短租客反逼得本国人民流落街头，因此有了《租赁法》的出台。
但是一经出台，要废除《租赁法》则变得难如登天。租客永远比房东多，孟买的两百五十万租客也是这座城市最大的选举人团。为了笼络民心、争取票数，所有政党都铆足了劲、团结一致地保护租客的利益，《租赁法》的有效期被足足延长了二十倍。租客还向房东这样建议：将房屋以高出固定租金一百倍的价格卖给我们，我们成为新的房主，你们也再不用为永不涨价的租金烦恼了。租客这如意算盘打得响，若当真如此操作，便意味着他们可用低于一间贫民窟住房的价格购置这座城市黄金地段最昂贵的房产。所以留房添堵、卖房吃苦的房东别无选择，只能张贴警示、拒绝维修房屋。因此岛城孟买的住房存量不会增加，房屋质量也难有根本改善——或者确切地说，房屋质量正每况愈下。全孟买有两万间被认定为危房的建筑，需要政府机构出资修缮，但真实的维修数量每年还不足一千。
只要《租赁法》实施一天，租客和房东之间的收入差异，不论多么巨大，都可忽略不计。《租赁法》实施的对象也涵盖商业用房，因此大的跨国公司和政府企业只需支付微薄的租金，便能无限期使用最豪华的办公楼。这座城市最富裕的阶层住在马拉巴尔山受《租赁法》保护的一栋栋别墅里，而这些豪宅是他们从当年作为租客的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孟买始终难以振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租赁法》的存在。它打击新移民、年轻人以及穷困阶级。爱侣在孟买无法筑起爱巢，外来者在孟买找不到出租房，因为所有最好的房产都已被中产阶级和富人牢牢占据。这是一个外来者要支付的最终极的学费。可叹的是这不能动摇他们前来孟买的决心，只会让他们在孟买过得很惨。
三十年代时，孟买到处张贴有“房屋出租”的告示。那时很少有人买房，房贷的概念也不存在。向银行贷款买房在今日的孟买仍是少见的做法。大多数人买房都选择全额付款。白纸黑字签好支票，以固定税率支付房产税，然后手捧装满花花绿绿卢比的购物袋来支付房款。而《租赁法》生效后，所谓的“贿金体系”也开始运作。房东会贿赂租客，让他搬出受《租赁法》保护的房屋。为维护对自己房产的正当权益，他们反要向本不想干的租客付一大笔钱。这种“贿金体系”自然是非法的，但在民间的操作又太过普遍，以至于1999年时，政府不得不将其合法化。法院受理的因《租赁法》产生的纠纷，不亚于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争。政府近来正考虑修改《租赁法》，觉得可能失去保护伞的租客们暴跳如雷，令某业委会主席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足不出户在家躲了一个月。有人曾告诉我，《租赁法》是一团拆解不清的乱麻，哪天理出头绪了，所有相关人员也就失业了。
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公民应该享有对其名下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且有完备的法律依据可作参照。房东理应能在租约期满后收回对房屋的使用权。若在市政规划中，一片土地是做公共绿地之用，则市政府有权拆除这片土地上所有挪为他用的建筑。但在1979年，印度政府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公民财产权是其“基本权利”、在私人用地被政府征收后理应得到补偿的条款。在印度，已付诸实施的法律——比如《租赁法》和《城市用地限额监管法案》——打着制度化的旗号将私有产权不断收归国有。它们使产权所有人永远有这样的疑问：我的土地真的属于我吗？也正是这一疑问，令这座城市的六成人口无家可归。没有地产开发商敢在真正需要住宅的地方造房子，唯恐下一刻被告知：这片土地的公契持有人不再是你。
大孟买地区的房屋年淘汰量是四万五千间。而每年新建的房屋数量连需求的一半都达不到。这四万五千间淘汰了的房屋于是被划分到贫民区一栏，用规划局的术语来说，就是民众对房屋的需求“能在非正规市场得到满足”。每十年，这种“非正规”贫民区的数量便翻一番。同时，孟买也有四十万间空关着的住宅，因为房主害怕一旦出租房屋就再也无法收回，所以宁愿空关。假定每间房屋可以容纳一个五口之家，四十万间房屋能为两百万人口提供住所。若《租赁法》当真允许，这座城市四分之一的流浪人口立即能有房住。
话虽如此，租客的焦虑情绪也并非毫无来由。在孟买，人们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流落街头。在纽约时，我曾在接待流浪汉的公益组织做过志愿者，三年的时间里，我渐渐和这群人熟悉起来。我发现无家可归会变成一种身份，没有“家”的外在事实会渐渐入侵一个人的思想，直到变成他的内在认知以及自我定位。在你自称是个待业的文员，或你父亲的儿子，或你妻子的丈夫，或一个孟买人，甚至是一个人之前，你首先会觉得自己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而住在破布搭起来的窝棚或睡在窝棚外的泥地上，其实并无差别。露天睡，空气可能还更好一些，尽管下雨时有几块破布挡雨，总比任凭大雨淋湿来得稍强一点。小时候，我们曾在家后面的建筑工地上搭起这样的小窝棚。我们用任何可以拿到的材料：纸板、破布、砖块垒起三面墙，铺好屋顶，然后钻进去，五六个小男孩挤挤挨挨地躲在里面。大孩子总要嘲笑我们：“看苏科图，人家是建筑师。这是迪利普，我们的大工程师。”但我们躲在自己搭建的小小世界里，觉得更安心，更有归属感。在学校，我们会在课桌椅上画“三八线”，明确自己的领地。在孟买，即便是小孩子也已学会如何争取更多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一旦争取到了，你要好好守着，千万不要被挤出去，否则马上会有人来抢夺原本属于你的空间。
《租赁法》导致的家不成家的怪相是孟买独有的。每年的4月1日，一列列计程车队会载着位于肯普斯角[256]佩蒂帕西疗养院的住客，浩浩荡荡地向在班德拉的索拉布吉疗养院进发。四个月后，同一群人则会迁徙到约胡的贾汉吉尔·巴格疗养院。再过四个月，他们又会回到一开始的肯普斯角。人群在三所疗养院间轮转，通常每一次都会回到同一幢楼的同一房间。疗养院的业主是当地村委会，他们知道如果让租客久住，租客就会变成事实上的业主，所以提供住所之余，村委会强令租客每四个月就搬一次家。部分家庭搭乘这大挪移式的“旋转木马”已长达半个多世纪。每次搬家，他们都要开出疾病证明，好为重新申请疗养院找到正当的理由。他们暂时搬走后，可把部分家具和行李留在原来的房间，但冰箱不行。装了冰箱就相当于拥有房屋产权，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因此没有冰箱冷藏牛奶的住户只得靠奶粉过活。
另一由《租赁法》衍生的乱象是孟买的客房和其中的房客。我在寻找有无办公室出租时，中介向我介绍了这样一种“客房”，即借宿某户人家的某个房间。这座城市有一大群忍辱负重的房客，通常是外地来的年轻从业人员，不得不忍受每一天来自房东的刁难：最晚几点必须进门，什么样的客人才能带上门做客，一次从冰箱最多拿走多少冰块，听音乐的时候只能开到多响……每个印度人都要恭恭敬敬接待三尊神：你的父亲、母亲，和客人。但房客不是客人，房客不是神，甚至算不上人。
民主制有这样一个弱点：如果某条荒谬的法规背后有足够多的钱或足够多的人撑腰，它就不会被废除。这就造成了最不合情理的法规却能持续得到实施的困局。在美国，我可以走进一个枪展，以比吃双人套餐更低廉的价格买到一把手枪，哪怕我神志不清或有犯罪记录。在孟买，我可以走进一间公寓，说好租一年，但在那里度过余生，再把房子传给我的儿子，业主绞尽脑汁都不能“合法”地把我赶走。上述两种情境中，我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为我背书。
于是这座城市充满了鸠占鹊巢的人。租客一旦入住，便能理直气壮地将房屋占为己有。工人为了不失业，主张持续亏本的企业不得关门。贫民窟的住户以非法手段窃取公共用地上的水和电。政府官员花着纳税人的钱，在早该退休时依然霸占职位。乘客要求铁路局进一步降低车费，尽管印度的车资已属世界最低。影迷恳请政府冻结票价，终年不变……印度政府一直以来生活在“供需平衡”的幻觉里。事实上，你为一件商品或一项服务所支付的费用，和它的生产成本丝毫不成比。
我去象岛参观那里的石窟时，曾走到一处位于侧面的庭院，在那里我可以看到两组石柱。在我右手边的石柱是由八世纪的罗湿陀罗拘陀[257]国王下令修建的，而在我正前方的石柱是由印度考古调查协会新建的。从右到左环视庭院，我看到的正是印度文化的迅速倾颓。右侧的石柱建于千年以前，它们比例匀亭、造型精美，柱身如婴儿的肚子微微向外鼓起。我面前的现代石柱则是毫无美感的石墩，且歪歪倒倒，每一根的大小、形状和颜色都不同，上面也无任何雕刻——亏得没有，否则天晓得他们会雕出什么可怕的图案来。千年前巧夺天工的手艺，现在连拙劣地模仿都做不到了。印度出产过古代文明中了不起的艺术珍品，但外族入侵、殖民主义和现代化的强势冲击让我们甚至造不出五根像样的石柱来。
我们建起了科纳克太阳神庙[258]、亨比村[259]和泰姬陵。然后呢？孟买的建筑质量呈现严重倒退：如今的建筑比五十年前的糟糕，五十年前的建筑又比一百年前的糟糕。维多利亚中期（约1870年）时的孟买，其公共建筑无不包含哥特式教堂的元素。“并非为了宣扬基督教。”一位历史学家向我指出道，“在孟买兴修这些建筑的英国人，单纯认为那就是最佳品位和最美设计的代表。”所以才有了古堡区有着巨大拱门的哥特式建筑群，其下设有各色本地摊贩，打不跑赶不走，俨然都市一景。对处处透着维多利亚时期殖民审美的火车站、大学和法院大楼，你要么热爱，要么厌恶，端看你的喜好。但当你注视它们的时候，确实能感到来自那个时代的庄严宏伟。而孟买的现代建筑是没有灵魂的。
这没有灵魂的现代建筑就是我儿时的孟买印象：本地化包豪斯[260]式的外观，动辄几十层楼高，今日孟买新贵的红顶平房与之相比，不免黯然失色。我叔叔家的门前就有这么一幢摩天楼，只不过烂尾了，主体框架十多年前已经完成，楼里却至今空空荡荡。孟买有好几幢这样的烂尾楼。当初买下地皮花了大价钱，但楼房始终未能投入使用，因为大楼超出了城市的房屋限高。建筑商也知道楼房超高，但依然把它们建了起来。本以为待生米煮成熟饭，只要塞点钱打通关系，就能扫清障碍，拿到批文。但偏偏市政公司相当强硬，要么下令拆除了整栋非法建筑，要么不许工程继续下去。这件事后来交由地方法院裁定，拖成了旷日持久的官司。幸存下来的超标建筑命运几何？只怕是要服无期徒刑了。
这个国家最古老的建筑依然安在。摩亨佐-达罗[261]的城墙历五千年不倒，但七十年代建的公寓已是危房。一整天里，我们的小区你来我往，仿如耗子大军的男男女女拿着铁锹榔头，拆东墙补西墙，把房子挖得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坑，然后用比原先更不耐用的建材填补这些坑洞。印度没有专业的土木工程师认证机构，所有人接受的培训都不合格。拌在水泥里的黄沙从野外淘来，带着盐粒、淤泥和粪便，因此哪怕是新造的房子看上去也饱经风霜，如被鼠啮虫蚀。很多新大楼至少有一面墙终年盖着油毡布，窗户一年四季不能打开，外面搭着脚手架，工人往外墙蛛网般的裂缝里不断注入花岗岩颗粒，堪堪将房子支撑起来。一面墙补好了，居民终于能打开这一侧的窗户，另一面墙又盖上了油毡布。如此循环往复，四季不绝。
这已是拉胡尔·迈赫罗特拉在孟买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了。他那融合了各种科技元素的建筑设计尤其受到业内的好评。此外，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孟买都市规划机构的工作上，而这一部分的工作是无偿的。但凡有人愿意听——政府、记者、扶轮社[262]社友……拉胡尔就愿意说，说要怎样把孟买好好建设起来。“如果说得够久，或许哪一天就能成真。”他在位于塔迪欧的新办公室里这样和我说道。办公室的装潢带有他标志性的、强烈的现代主义风格，而孩子们的相片为冷峻的办公室平添了几分温馨。“我们作为孟买的城市规划者，却遇到了特殊的难题。”拉胡尔说，“如果我们把这座城市建设得更好，让它变得更适宜居住，有更宽敞的公路、火车厢、住宅区，更多的外地人会被吸引过来。”我明白了拉胡尔的意思。那样一来，因为更多的人口，孟买会再一次不堪重负。这就好比造公路，路越多，蜂拥而来的车也越多，于是道路再次拥堵。“在孟买，城市规划必须将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情况纳入考虑。”除非孟买限制移民（这倒和湿婆军的打算不谋而合），否则想要让城市变得更适宜居住，完全是徒劳的。戈勒克布尔特快列车上的比哈尔打工者还是会源源不断涌进孟买城，若他们知道一下火车就有政府出资为他们建造的房屋住，来势会更凶猛。尽管不愿意承认，但孟买的命运确实和印度的命运绑在一起，不可分割。
拉胡尔认为，孟买的衰颓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1964年，由拉胡尔的岳父——杰出的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带头接受政府委托，要打造一个“新孟买”。按照柯里亚的设想，新孟买将座落在海滨大道对面、孟买岛以东，它会是孟买腾飞的希望，一座政府拥有土地权、精心布局规划的魔力之城。它有无限扩张的可能，因为它背朝整个印度大陆。
但六十年代末，政府背信弃义，把原本要建在新孟买的办公区挪到了孟买岛最南端的纳里曼。私人企业于是纷纷仿效。“他们破坏了对纳里曼区最初的规划，也等于打了新孟买一记响亮的耳光。政客和建筑商之间的金钱往来以及人情交易足以让他们弃城市规划于不顾。”拉胡尔一一点名了和当时的首席部长奈克沆瀣一气、毁掉新孟买的五个建筑商：梅克、拉赫贾、达拉马、米塔尔、图斯尼。他们在纳里曼区建起的办公大楼将永刻他们的名字，而这片区域在最初的方案里，是作教育机构和综合性住宅区之用的。
如果这五位建筑商没有单方面撕毁合约，所有他们在纳里曼区建造的办公楼本应在新孟买拔地而起。这样一来，粗具雏形的新孟买会让一切变得不同。旧孟买是南北走向的，住在城市北边的人每天坐着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火车赶往南孟买上班。这座城市若要真正崛起，则必须把它的通勤路线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孟买大都会区是印度最大的城区，其中32%的人住在市区，42%的人住在北郊，只有18%的人住在后来的新孟买。然而，孟买72%的工作地点都集中在南部，每天要有无数人进出这弹丸之地，其交通运输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拉胡尔看来，建筑商之所以放弃新孟买而选择纳里曼区，原因很简单：“越是供不应求，越是有市无价。这五个年轻人私下一合计，决定把规划的范围缩小——相比之下，纳里曼用地紧俏，楼房更能大卖。”被迫让位的新孟买反而沦为了郊外的住宅区。
拉胡尔摊开一张孟买地图，指出了另一种解决办法。他方才起草了一个方案，欲开发孟买岛东面的滨水区。这一大片区域如今为孟买港信托基金所有。拉胡尔把注意力转向东面，这和我们的日常习惯恰好相反。“西面确实开阔，那里的日落很美，微风徐来。”拉胡尔解释说，但一旦打开东面的通道，“就能把孟买市区和新孟买连通起来，你在巴拉德庄园[263]便能直接看到新孟买”。可惜孟买港信托基金强烈反对拉胡尔的提议。“他们开始像当年的建筑商一样，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不顾城市的死活。”
孟买以东有数千公里土地，但孟买不会因此满足，它要一路飞驰向西直到阿拉伯海，方肯停下脚步。在孟买，我们从小就学会了朝西看，因为只有看那里时，我们的视线才不受遮挡。如果孟买人走上阳台环顾四周，很快地，他们的眼睛会自动向西远眺，西面是大海的方向，有无限可能的地方。
初中二年级时，我的自然常识课老师从江河宫的窗户往外看，然后对我说：“我们面前的这些建筑”——江河一楼和二楼，“都会垮掉，倒进海里。”我很惊慌，我的爷爷和我暗恋的女生就住在那两幢楼里，而我的老师断言说那两幢楼不久会倒下，因为它们建在从海里“收复”来的陆地上。老师用“收复”这个词，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曾拥有那片陆地似的。
最初的最初，孟买是由七座多丘陵的小岛组成的，后来人们铲去丘陵，把小岛修平，然后填海造陆，将七座小岛连成了一座大岛。孟买的高度降低了，与此同时，它的面积扩大了。孟买的建造史是一系列人与大海的抗争史，就仿佛小孩子站在海边往里扔鹅卵石（正如我在江河宫后边的礁石上所做的那样，企图填平面前的小小池塘），这源自人类想要扩张大陆、征服海洋的原始欲望。
以造出奇形怪状的建筑物（比如贝壳状、蘑菇状……）闻名的设计师哈菲兹因同政府过从甚密，竟妄想“收复”孟买西海岸近五百英亩的人造陆地。他的这份狂妄将始终受到来自大海的严酷挑战。海水报复在我们的建筑身上，它腐蚀它们的外墙，水气爬进墙壁，让我们的薯片和豆饼受潮变软，并最终以液态从天花板渗出。每一个雨季都是大自然发动的对孟买的无情袭击，暴雨是对我们竟敢忽略基本的建筑原理的冰冷审判。政府做不到的事，大雨做到了：它能毫不费力地摧毁摇摇欲坠的危房。海水、雨水和下水管道里人类的排泄物一起，紧紧环绕着我们、我的床、我家的每一个房间，它们无处不在，穿透我苦心建起的防护，通过千百微小的漏洞，日复一日浸润干燥的墙面、地面……除了水龙头里没有水，别处都是湿的。
我十四岁时见证了一个奇迹。我打开水龙头，有干净的自来水哗哗流淌出来。我站在杰克逊高地的公寓厨房里，目瞪口呆。来美国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在孟买，水龙头即便工作，放出来的水也不能直接饮用。孟买的水以最原始的形态呈现，必须对其进行复杂的加工。首先要用一层细纱布过滤肉眼可见的沙土，再将水装进一只大大的白色器皿，插入烛形过滤器进一步过滤。然后我们会把水烧开，尤其是在雨季的时候。最后则要把水灌进空的威士忌酒瓶，放入冰箱冷藏。或者像我爷爷奶奶会做的那样，把水装进陶壶冷却，再喝的时候就有淡淡的甜味。从放水到喝水，至少要花费二十四小时。而我是喝着隔夜水长大的。
孟买用水，完全依赖内地。它是印度唯一一个要从百公里外的湖泊将水输送进来的城市。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孟买尚有井水和蓄水池可用。但1896年爆发的霍乱令市政府不得不就此停止从被污染的井水和蓄水池取水。现今，孟买市政公司日处理及供水三十亿升，而这仅能满足市民七成的用水需求。无水可用的贫民窟居民不得不从流经他们所在地的、为合法用户输送水源的管道偷水。自来水公司近三分之一的供水就这样被偷走。即便是在诸如巴扬达[264]等中产阶级地区，也不时因为严重缺水爆发骚乱。最近，巴扬达的百姓因断水愤而焚毁了火车厢，警方用催泪瓦斯才驱散了他们。
拉胡尔说，孟买建筑行业的失败，在于不能让普通市民对城市规划产生兴趣，也没能让民众意识到建筑问题其实和民生息息相关。在孟买，连最权威的建筑学院（詹姆斯·杰吉伯伊帕雷尔学院）都不能系统地教授都市规划课程，何况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呢？如今的年轻人鲜有到拉胡尔的机构来与他共事的，所以我很疑惑，他要如何拯救孟买？
拉胡尔的回答出人意料地简单：开辟更多空间。拥塞的城市要维持正常运转，只有两种办法，要么开发新土地，要么利用旧土地。新孟买适合第一种办法，大片荒废的耕地如能有充足的水资源、完善的下水管道和公交系统的支持，就能开拓成为广阔的新空间。至于第二种办法，拉胡尔表示尚在调研。这种办法是对已投入使用的土地（譬如帕雷尔地区的工厂或孟买港的后码头）进行改造，旧地新用，好更符合孟买当下的需求。譬如在巨大的工业园区建学校、医院、剧院、公园……以弥补工业区的先天不足。另一类可以充分利用的土地则划归铁路局名下——铁轨沿线已成贫民窟违章搭建的重灾区，正因如此，苏尼尔之流方能毫无愧色地侵占公共空间。
孟买人对基本需求和奢侈品的概念完全是颠倒的。乔格什瓦里的贫民窟几乎家家有电视，简陋的窝棚上丛生着银色的电视天线。中产阶级则户户有摩托车甚至汽车。孟买人吃得好，即便是贫民窟的人也不会在吃上面委屈自己。和贫富无关，真正的奢侈品是自来水、干净的卫生间、顺畅的交通以及适合人居住的房屋。如果你住在城郊，要么每天恼火地驱车四小时上下班，边开车边骂骂咧咧，要么选择搭火车通勤，挤得透不过气来——即便是头等座也不例外。而在孟买，最最贵重的奢侈品还属能够独处的空间。人口如此稠密的城市本没有私密性可言。没有独立住房的人又何谈独处，何谈能不受干扰地上大号、写诗或做爱？一座理想的城市应该允许它的公民有独处的空间，应该有各式公园或海滩，让年轻的情侣能在稍许僻静的一隅接吻。
眼下，政府雇用的规划者正试图将孟买打造成“多核城市”，也就是把商业区逐渐辐射到南孟买以外的其他地方，比如班德拉-库尔拉、安泰里或欧什瓦拉。但孟买最有可能开辟出新空间的地方还是它的厂区。五十二家工厂占据了整整四百多英亩土地，其中仅少数几家还在运营。厂区里零星散布着高耸入云、色彩缤纷的后现代建筑，楼门前是香蕉树或狭窄的公路，在一片连绵起伏的工厂屋顶及二层楼高的筒子楼里显得格格不入。这些后现代建筑多是豪华的公寓，曾经百万人工作的厂区如今只有几千人居住。我到其中的一栋楼里看过房，我首先注意到的是设计师多年不变的平庸想象力：狭小的房间里安着不成比例的巨大窗户，在这个人们对毒辣日晒避之唯恐不及的热带国家毫不实用。
工人们依旧希望工厂复工。他们不认为孟买作为工业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政府于是为工厂起草了这样一份计划书：把三分之一的旧厂房改造成面向低收入或下岗工人的经济适用房。允许厂长将另外三分之一的厂房作为住宅或商业用地对外出售，所得收入部分投入对厂房的现代化改造。最后三分之一的厂房收归国有，作为公共用地重新招标。这些工厂的薪资名册上仍有四万工人的名字，厂长巴不得工人早日退休或离世，工人们则说工厂的土地是由政府为增加就业率划拨的，不应该由厂长决定是否出售。自愿退休的工人拿着不足两拉克的退休金，很快把钱花完了，然后要么去当三轮车夫，要么变成酒鬼，要么替黑帮卖命。这和《租赁法》一样，同是孟买最突出、最悲哀的社会问题：当初建设了这座城市的人们一旦被城市抛弃，要如何确保他们获得公正的对待？
在大框架以外，拉胡尔还有一系列小步骤可以实行，他把它们叫做“微观措施”。拉胡尔表示，私人公司如果想在孟买获得回报，理应承担起相应的义务，譬如投资这座城市的市容美化工程。我们的《公民宪章》里也明确了当地政府对市民应尽的责任，因此双方皆可参照《宪章》来更好地沟通、协商。但拉胡尔最最想要的还是一个“整体性的”孟买市规划，目前的规划远不能达标，这从要如何解决天桥问题上便可见一斑。湿婆军在孟买造了五十五座天桥，想要分流人群、缓解城市的交通拥堵。需知天桥只是交通信号灯上架起的简单通道，但听上去很了不得：天桥！到底这些通道有没有改善孟买的交通，实在见仁见智。五十五座天桥多位于城郊，而市中心已无新桥可造。所以在我看来，所谓天桥，不过是让你以更快的速度抵达下一个塞车路段而已。
孟买无法自治，也不懂随机应变。它曾建筑在纺织业之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需要重建在别的材料上，比如说信息。上一代人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偌大城市，五百万工作岗位，竟要建立在抽象如信息这样的概念上——不是能亲手握住的纸张，而是电脑屏幕上转瞬即逝的字符。以工人为代表的人群还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思维模式，他们示威游行，严正抗议新经济体的入侵。他们没有看到的是，这座城市若要蓬勃发展，其经济重心必须从能用手感知的实体（布料、皮革、汽车）转移到只能用脑处理的虚拟图像和势不可挡的跨境电商业务上来。孟买必须做出改变。它不能再靠出卖体力劳动，以手工生产商品，它要靠出卖脑力劳动，传播理念、数据和梦想。而为了达成后者，它的外在结构也必须发生转变，人们工作的地方不得不从工厂改为办公室。
拉胡尔曾就读于哈佛，他最近回到那里，发觉在他离开的十年间，那座城市丝毫未变。他一个月后回到孟买，却已认不出家门前的人行道。人们把路面挖开，重新进行了铺设。孟买的外观时时刻刻都在翻新。
拉胡尔也为这种翻新不断做着努力。他为保存并修复历史街区积极奔走。“我们自问，在不同地区，黑马街区的艺术区也好，古堡区的银行区也罢，又或者是泰姬陵酒店附近的旅游区……我们的现代工具要如何为老建筑带来新生？”托拉胡尔的福，我有幸经历了在孟买最美好的夜晚。那是在邦干加[265]一座十二世纪寺庙的阶梯井[266]边举行的印度古典音乐会。这古老的阶梯井正由拉胡尔的机构协同国际银行出资修缮。但当我走出场外，环绕邦干加的贫民窟的恶臭扑鼻而来，提醒我黄粱一梦，皆是有钱人创造的美丽——两家国际银行赞助了邦干加的市容美化项目，以及那一晚的古典音乐会。它当然是美好的，因为衣衫褴褛的穷人和穷人家的孩子被拦在了门外。我在巴黎也见过相似的场景，巴黎如此美丽，因为它的穷人同样被拦在城外、困在郊区。我1977年抵达纽约时，发现纽约脏乱一如赈济所和孤儿院，而美国的任何一座城市皆是如此。孟买亦然，它兼有美丽和丑陋。美和丑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寸土必争，你进我退，至死方休。
每天早晨我从书房的窗户往外看，总见人们在海边的礁石上方便。一天两次，潮涨潮落，可怕的气味便从礁石升起，向东弥漫在整个高档公寓楼群。导演普拉拉德·卡卡尔曾拍过一部叫做《孟买》的纪录片，探讨的正是在孟买如何上大号的学问。卡卡尔用隐藏镜头拍下人们在孟买各地的公厕上大号的画面，但他告诉我那只是冰山一角。“孟买有一半的人口无公厕可上，所以只能在野外就地解决。假定有五百万这样的人，如果每人每天拉一斤屎，就有五百万斤屎堆在野外。真正的故事你在纪录片里是看不到的。我没有拍摄任何女性上大号的画面。她们若要在户外方便，只能选择凌晨两点到五点间——她们唯一比较能有隐私的时段出门。”卡卡尔之所以对孟买人的如厕规律如此熟悉，是多亏了他的司机拉索尔·米安。米安总在接送卡卡尔的间歇去上大号，卡卡尔回来时常被锁在车外干等，而不一会儿，米安会小跑回来，边跑边道歉：“对不起啊老板，我拉屎去了。”米安不论把车停在哪儿，都熟知就近最佳的拉屎地点。他为自己的消化系统着想，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做好了侦察。
最近，世界银行派来一批专家，试图解决孟买的卫生问题。现如今，世界银行的项目受益人不再被称为穷鬼，而叫做“客户”。但在这个项目里，它的客户不是个人，而是整个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银行的解决方案是建议在孟买多造十万公厕。这实在是条荒谬的建议。我见过贫民窟的公厕是什么样的：它们无一能正常使用，因为粪坑经年累月堵塞，人们只得随地方便。多造十万公厕，就是把这一问题放大百倍。印度人和诸如北欧国家的人对公民意识的理解很不同。在这里，你应当保持清洁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仅此而已。我们楼里的每户人家，家里一尘不染，因为佣人每天扫地、拖地，可达两次之多。但是公共空间——走廊、楼梯、大堂、天井则满是槟榔渍，地上沾着湿垃圾、塑料袋、人类以及动物的唾液、尿液、粪便。整个孟买，即便是有钱人的住处也是如此。
这种公民意识的缺乏，或者说国民性格的缺陷是从英国人到印度民族主义团体都指出过的问题。它在潘奇拉特纳大楼——孟买钻石协会的重地也有明确的体现。大楼内的办公室装潢一新，但公共区域犹如垃圾场。一到六楼的业主因中央空调的电费太过高昂（共计五十五拉克）已停止付费，因此大楼不再为空调供电。有窗户的办公室于是安装了窗式空调，倒也相安无事。没窗户的办公室则安装了分体式空调，进气口在大楼外，出气口却对着走道。穿过走道等电梯的人便不得不在空气本就不佳的楼梯间忍受浑浊的滚滚热浪，几分钟内汗出如浆。空调的出气口对着走道，而滚烫的排气管在密布于天花板的电线间穿行，这也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我的叔叔在这幢楼里有办公室，他不得不威胁物业说要提起诉讼，这才让他们移走了排气管。但孟买大多数楼房在筹集资金进行整修时都会遇见重重困难，因为费用须众人分摊，所得利益也由众人分享，心不齐则事不成。
我们的政府无法让孟买变得更好，但它能给孟买起新的名字。整座城市陷入了大规模改名的狂潮。每个月，市政公司要受理超过五十起为道路重新命名的申请。在1996年4月到1997年8月间，孟买道路协会批准了123项此类申请，花费九成的工作时间将路名改为当地有权有势之人亲属的名字，并因此收到重谢——以贿赂来的方式纪念先祖，着实疯狂。然而这座城市能改名的道路终究是有限的，但等着要用父亲、上司或老主顾的名字命名道路的人还有很多。城市无路名可改不要紧，政客们高兴地发现每两条路会组成一个十字路口（是建寺庙或开伊朗餐馆的福地），这样的路口自然也可以拿来命名。孟买要如何纪念尚卡尔和佳吉杉[267]每日到盖洛德餐厅喝咖啡一事呢？最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是否以此二人命名？恐怕不行，因为它最近已改名叫阿利亚·霍尔卡[268]了。那么隔开两条马路的那个路口就叫做尚卡尔-佳吉杉吧。
这样一来，想要以地图或路名为指南在孟买找到某个地方，几乎变得不可能了。这座城市又一重的人格分裂体现在它的两套路名上。一套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另一套印在明信片上。一座孟买是官方的，另一座则是民间的。这座城市真正的路名就像神圣的《吠陀经》，只得口口相传。孟买的很多街区是以那里最具标志性的树木命名的。因为种有坎姆巴尔树，所以有了谐音的科隆巴拉山。因为种有刺槐（又称巴布），所以有了巴布纳斯区。因为种有班迪树（又称雨伞树），所以有了班迪集市。因为种有罗望子树，所以有了罗望子小径。因为种有长在伊罗柯树下的塔迪树（意为糖棕），所以有了同名的塔迪欧。因为种有榕树，所以有了后来的沃里[269]。而最初的椿象村变成了同样发音的钦奇伯克利区。当年的树已经不在了，但以树命名的路还在。每当欣欣然念起，不免唤醒一丝怅惘、一缕怀念。
名字就是这样，若你听久了，会对它产生感情，不论它的出处是什么。我在尼皮恩航海路上长大，而现在这条路的名字改成了拉克什米·雅穆罕达夫人路。我并未见过当年的厄内斯特·尼皮恩爵士，也不认识现今的拉克什米·雅穆罕达夫人，我只是对最初的路名深有感情，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改动它。岁月流转，一个路名在听者心里产生共鸣，这和它的出处无关。就像巴黎的帕斯卡路、纽约的西四街，或旧金山的梅登小径对那些从小听惯了它们的人一样，我已习惯尼皮恩航海路的发音。它是我住址的一部分，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它始终存在，只要我想，能随时回家。若某个市政官员决意向历史寻仇，一定要把它改名为拉克什米·雅穆罕达夫人路，他也同时侵犯了我的记忆。
印度的改名风潮大行其道。金奈从前不叫金奈，而叫马德拉斯。英国人建起来的加尔各答如今改名叫卡利卡塔。一位印度人民党议员甚至提议印度改国名为巴拉特[270]。这不仅是全印上下消除殖民痕迹的过程，也是印度去穆斯林化的过程。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不仅想回到过去，还要回到最理想的过去、最印度的过去。但是要改名，不论是对一个人、一条路还是一座城市来说，都需要有很好的理由。硬把孟买改为它的印地语拼写“孟巴”，并没有什么好的理由。非要说“孟巴”才是孟买最初的名字，完全是无稽之谈。孟买其名由葡萄牙人所起，孟买其地由英国人所填，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就理应有命名权，这天经地义。古吉拉特人说古吉拉特话，或马拉提人说马拉提语时，的确按照印地语的发音念孟买为“孟巴”。但我们说英语的时候，就用英语念“孟买”，这无可厚非，并没有必要二选一。可是1995年上台的湿婆军命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在我们所有的语言里，孟买都要改名为“孟巴”。这就是山里人向我们复仇的方式。他们用自己的名字为孟买的道路重新命名，然后甚至强行为这座城市改名。即便住不起马拉巴尔山的房子，至少他们占据了马拉巴尔山的路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