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浑身着火的人是什么样子？”我问苏尼尔。
那是1996年12月，我正和湿婆军的成员一道坐在安泰里[119]的高层公寓，听他们讲述巴布里清真寺被毁后爆发的一系列印穆冲突。
和苏尼尔一同前来的另两个湿婆军互看一眼。要么是他们还不够信任我，要么是我带来的白兰地还没把他们灌醉。“我没在事发地点。湿婆军没有参与暴动。”其中一个人对我说。
苏尼尔听不下去了。他重重放下酒杯，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在那里。一个浑身着火的人先是爬起来，然后跌倒，他想要逃命，再摔倒，接着爬起来，继续逃。”
苏尼尔意有所指地看着我，说：“见到那种场景，你是受不了的。那很可怕。有油从那个人的身上滴下来，他的眼睛是两个窟窿，然后窟窿越变越大，你看到白森森的骨头，你一碰他的手臂——”他做了个挥手的动作，“骨头就露出来了。尤其是鼻子这里。”他又作势用两根手指搔鼻子，像要把皮肤抓破，“油从他身上滴下来，水从他身上滴下来，骨头都露了出来。”
“可是那时候，谁也顾不得多想。”苏尼尔继续说，“我们五个人烧死了一个穆斯林。在听到拉达筒子楼的事情以后，大概凌晨四点，人群聚集起来了。我从没见过那种阵仗，男男女女抄起手边任何能当武器的东西，朝穆斯林住的地方直冲过去。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碰见一个面包师傅，他骑着自行车。[120]我认得他，我从前每天都到他那里买面包。”苏尼尔举起正吃着的波夫巴哈吉[121]里的面包卷，“我把他点着了。我们往他身上倒汽油，我满脑子都是‘这人是个穆斯林’，他在颤抖，在哭泣，他说：‘我还有孩子，我还有孩子！’我说：‘你们放火烧拉达筒子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们的孩子？’那一天，我们让他们领教了什么是因果报应。”
印穆冲突（1992-1993）巴布里清真寺所在的阿约提亚[122]位于孟买以北数百公里处。清真寺纵然被毁，其残垣仿如印穆之间难以打破的壁垒，依旧高高耸立。印度教徒坚称阿约提亚是罗摩[123]的诞生地，在此修建了罗摩庙。莫卧儿[124]皇帝巴布尔[125]占领这片土地时，推倒了罗摩庙，在其原址上兴修了巴布里清真寺。1992年12月，受到唆使的印度教暴民将巴布里清真寺一举拆毁，彻底激化了印穆双方为争夺圣地长达百年的冲突。整座城市一分为二，上演全武行，一系列随之而至的暴乱导致千余人丧生。四年后我回到孟买，打算就此写一篇文章。我提议在下周五，即12月6日[126]前往市政办公厅，当时接受我采访的贫民区妇女听后陷入了沉寂。她们不安地笑一笑，随即撇过头去。终于有一个人说：“那一天，没有人愿意走出家门。”
1992—1993年的印穆冲突是一部三幕悲剧。第一幕时，印度警方和穆斯林的关系在巴布里清真寺事件后陷入紧张，危机一触即发。而在1993年1月，第二轮更为惨烈的暴动席卷城市，经由湿婆军党魁巴尔·萨克雷煽动，穆斯林遭湿婆军大规模屠杀，他们的房屋被焚毁，商店被劫掠。第三幕则是来自穆斯林的血腥报复。同年3月12日，一个周五，当与往常无异的礼拜钟声响起时，穆斯林黑帮引爆了十枚威力巨大的炸弹，一枚在孟买证券交易所，一枚在印度航空总部大楼，其余分散城市各处，安装在汽车下或三轮车底。此次连环爆炸导致317人死亡，其中很多是穆斯林平民。
我想和一手促成暴乱的湿婆军成员——巴尔·萨克雷的追随者对话。萨克雷在1966年组建了民族主义[127]政党湿婆军，又称希瓦吉[128]军。最终一统印度中土的希瓦吉曾在十七世纪时组织起散兵游勇，对抗北境穆斯林，其剽悍作风令强硬的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129]都心生忌惮。而自称向英雄希瓦吉致敬的湿婆军究竟是如何策划又如何实施暴乱的，实在勾起了我的好奇。
有一天，我同阿希什在他公司的机房谈起这件事。“我可以带你去见湿婆军。”有人在我们身后说。我转过头，见一个瘦弱的、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正对我们微笑。他二十来岁，露出两排洁白但乱糟糟的牙齿。他叫吉里什·塔卡尔，是阿希什手下的程序员。“到乔格什瓦里[130]来。”吉里什说。乔格什瓦里是孟买的贫民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那里分区而治。1993年1月8日晚，一户普通的印度人家正在拉达——恰好位于穆斯林区的筒子楼里酣睡。有人从外面封住了这户人家的房门，朝窗内扔了一枚汽车炸弹。一家六口人被爆炸声惊醒，尖叫着试图逃出去，未果，最终被活活烧死在屋里，其中包括这家人的女儿，一位残疾的印度少女。拉达筒子楼的这把火，从乔格什瓦里的穆斯林区直直烧到了每个印度教徒的心里。
我和吉里什在傍晚时分到达乔格什瓦里，坐在他位于贫民窟的家中，和他的家人谈起孟买的暴乱。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苏尼尔。他是吉里什的邻居，静静坐在一边的椅子上。苏尼尔年近三十，留着小胡子，个子不高，体格健壮，穿衣风格略显招摇，一举一动也带着浮夸。他是湿婆军在乔格什瓦里分支的副手，深得赏识，若他的上级赢得此次的议员选举[131]，苏尼尔将有望接替他的位置，接管整个分支。
那一晚我们走出吉里什家，头顶是高速公路，前方则是一大片圆形的开阔地，苏尼尔说他持有整片空地的停车许可。这位在党内前途大好的年轻人邀我和他一同解手。我们走到相对隐蔽的角落，解开裤链。我很紧张，我还记得苏尼尔在吉里什家说的话：“任何上门的人，面包师也好，送奶工也罢，我们都要检查他的身体。一旦发觉不对劲，马上干掉他。”受了割礼[132]的穆斯林因为没有那层皮，白白丢掉了性命。而我也没有那层皮。几秒钟内，我已经准备好了说辞：我五岁时因为细菌感染，不得不切除包皮，我的父母为此痛心疾首。而我已极力弥补——在成为父亲后，绝不让我的儿子再遭此不幸。[133]天地可鉴，日月为证，倘若这还不够，我愿为印度献唱一首输洛迦短颂[134]。
我一定是通过了考验，因为苏尼尔带我去了他家。我们进屋的时候，扬声器里正放着这样的歌词：“我既不在神庙里，也不在清真寺[135]……”苏尼尔的父母照看着他两岁的女儿。他上前去逗弄女儿，像驯兽师训练小狗。苏尼尔对她下指令：“说你好。”小女孩就把手掌放到脸颊边，做了个打招呼的姿势。苏尼尔又说：“握手。”小女孩便握住了我的手。苏尼尔的一个手下过来，把她抱走了，出门去给她买气球。
这之后不久，苏尼尔带着两个手下到阿希什位于安泰里的半山公寓，同我们一道喝酒。他们满意地四处打量。公寓座落在六楼，底下是车水马龙的高速公路。苏尼尔从窗户往外看，随口说：“不错的狙击点。”一边模仿冲锋枪开火时“哒哒哒”的声音。我从没有这样看待过这间公寓。当然，我走进一个陌生的地方，也不会第一时间查看它是否处于有利的战略地形，进攻或撤退的路线又是什么。
苏尼尔认定：在拉达筒子楼遇害的残疾少女，生前公开遭受过性侵。他们没有证据，警方的报告对此只字未提。苏尼尔说，仅乔格什瓦里地区，暴乱前后就有近二十名妇女遭到强奸。对此，警方和媒体也闭口不谈。不论属实与否，这已经构成极为震撼的画面，是强有力的催化剂：身患残疾的印度少女被摁倒在地，带着淫笑的异教男性轮番上前对其施暴，她的惨叫和她被锁在屋内、任火舌舔舐的亲人的哀哭一起，响彻天际。不管是真实发生过，还是仅仅流于想象，战争往往是由这幅画面触发的——对其忍无可忍的男人遂揭竿而起。
苏尼尔用的字眼并非“动乱”，而是“战争”。他说在格兰特医院，他看到的是战时才有的场面：满目死尸，不论男女，没有姓名，唯有编号。而在库珀医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同时入院，施暴者同受害者并排躺卧，于是新一轮战争在病房爆发。一方拔出输液针头，将生理盐水瓶朝敌人狠狠砸去。
苏尼尔的一个手下在市政府工作。“这些人哪里是穆斯林，分明是印度教徒。他们每一个都是改信穆斯林的叛教徒！”他愤愤地说，“应该统统滚去巴基斯坦。”[136]他的抱怨无非是：这些人总在印巴板球[137]对决中为后者加油助威。而伊斯兰教允许他们娶四个老婆，所以他们会生更多的孩子。印度教徒生三两个便打住了，他们一生就是十几个。已经人山人海的孟买被异教徒挤占，是可忍，孰不可忍。“用不了几年，穆斯林的人数就会超过我们。”在市政府工作的小伙子一脸阴沉地断言。根据他的说法，穆斯林百般不好，黑帮横行不说，还杀人如麻。不比印度教徒，杀生前总要三思而行。
未见得三思而行的苏尼尔夺穆斯林的命，也救过穆斯林的命。他有一个朋友，是个穆斯林女孩，他送她回家。一进他们社区，苏尼尔便被一群穆斯林男子围住，眼看凶多吉少了。好在女孩的奶奶出面劝解，又把苏尼尔藏在她的罩袍[138]里偷运出去，他才捡回一条命。你知道吗，苏尼尔说，拉达筒子楼边上有棵菩提树，一边的叶子全黑了，另一边还是绿油油的。有一次，苏尼尔的女儿久病不愈，一直哭泣，医生也爱莫能助。有人告诉苏尼尔，说穆斯林的巫医有办法。于是他带着女儿来到筒子楼附近——菩提树的边上。巫医拿着一瓶水，在他女儿的头顶绕了三圈，每绕一圈，瓶子里的水就减少一点。苏尼尔的女儿很快痊愈了，对此“他们分文未取”。苏尼尔说：“即便你去达吉[139]，他们也不会开口向你要钱。穆斯林在这方面是无私的。”
苏尼尔带病中的女儿前往求医的，正是他在暴乱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地方。这其中的讽刺，苏尼尔怕是没有看到。他平日经营一家有线电视公司，为乔格什瓦里和附近地区播放节目。他的客户当中不乏穆斯林，他经常和他们一起吃饭，“保持生意上的往来”。暴乱并未阻止苏尼尔和穆斯林继续做买卖。他会在上午去市中心的穆罕默德阿里路，到穆斯林那儿采购鸡肉。正午把鸡肉运回乔格什瓦里，卖给当地的印度教居民。下午再出门对付穆斯林，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卖鸡肉给苏尼尔的穆斯林也并不在乎他是否印度教徒。在孟买人看来，生意至上。他们首先是商人，其次是孟买人，最后才是印度教徒或穆斯林。
苏尼尔问我，人活于世，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回答说我想让孩子们生活的世界更美好一些。他点点头，说他同样希望如此。“但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你这一生究竟想达成什么？”我的回答没能让他满意。苏尼尔想要的是比家人的幸福更远大的东西，他想让整个印度民族强大起来。他哀叹甚至连湿婆军都未能逃开腐败的侵蚀。“在孟买，金钱就是上帝。”他用英语对我说。在苏尼尔看来，生而为人的最高境界乃是无私。他想成为（也自认为是）无私的人，愿意为崇高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希望我能给出的回答，正是如此。
我在湿婆军和拉加夫的带领下参观他们的战场。拉加夫是个计程车司机，身量不高，却颇为结实，穿着印有“救世主”字样的牛仔裤。他不是湿婆军的一员，但在湿婆军有需要时随叫随到。
拉加夫和两个湿婆军带我穿过狭窄的贫民窟，通道甚小，不容二人并行。他们一开始显得很警惕，但当我们经过某座清真寺时，拉加夫笑起来：“这里是我们大干一场的地方。”另一人面带警告，瞪了他一眼。还是苏尼尔稍后向我解开了谜团：“我的手下炸毁过这间清真寺。”他自豪地说。显然这是整场战役的高潮部分，苏尼尔在回忆时语带欢欣。他说，其中一个湿婆军带着液化气罐，拧开阀门，点燃火柴，接着把液化气罐推进了清真寺。那个人后来当上了警察，混得很不错。
我们并非在后厢房窃窃私语，而是在光天化日、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讨论这一切。拉加夫很坦诚，他既不夸夸其谈，也不避重就轻。随行的两个湿婆军则明显放松下来，这里是他们的地盘——印度教徒在乔格什瓦里的聚集地。他们指给我看唯一留存下来的穆斯林商店，一家曾叫做加富尔的绸布庄。在暴乱当中，一些湿婆军主张杀掉店主，另一些人和加富尔是发小，他们虽未保住加富尔的绸布，但至少保住了他的性命。逃过一劫的加富尔重新开张，改店名为“马拉提床垫”。拉加夫指着旁边的一家小店说：“我抢过那间卖电池的铺子。”
他又带我走到一片空地，眼前的场景分外吊诡：我们的这一侧是经棚火车站，脚下的污水管错综排列，不远处设有铁轨和转向架[140]，更远一些的地方是一座座高楼。我们的另一侧是巨大的垃圾场，一群男孩在那儿打板球，拾荒者拿着铁镐，正遍地梭巡。而一周前我站在对面，一个穆斯林指着我现在的方位对我说：“他们就是打那儿来的。”
他们——拉加夫和湿婆军在这里抓到过两个误闯地盘的穆斯林。“我们烧死了他们。往他们身上倒煤油，然后一把火烧了。”拉加夫说。
“他们发出过惨叫吗？”我问他。
“没有。我们把他们揍昏过去了。事后，他们的尸体让人扔在铁轨边上，都腐烂了，有整整十天的时间。乌鸦来吃他们的肉，野狗来吃他们的肉。警察不肯把尸体移走。乔格什瓦里警局说这里是戈尔冈[141]警局的辖区，戈尔冈警局说这里是铁路警的辖区。”
拉加夫还告诉我，有一个穆斯林老头往湿婆军身上泼热水。于是他们闯进他的家，将他拖出来，拿了邻居的毯子裹住，然后放火烧。“就像看电影一样，不过是无声的那种，也没有什么剧情。有人被烧着了，我们躲在一边，警察赶过来……有时我会无法入睡，想着就像我刚刚烧死了别人那样，也会有人来烧死我。”
我问拉加夫（就在我们看着对面的垃圾场时），他们烧死的那些穆斯林是否向他们求过饶。“当然，他们会说，可怜可怜我们吧。但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怒火，眼前是拉达筒子楼那幅惨烈的画面。即便我们当中有人说，放了他吧，也会有更多的人说，不，杀了他。所以我们必须杀死他。”
“那如果他是无辜的呢？”
拉加夫看着我，一字一顿道：“投胎成了穆斯林，就是罪人。”
维克多·雨果这样写道：“所有伟大的城市都患有精神分裂。”而孟买罹患的是多重人格分裂症。在暴乱期间，城里的印刷机夜以继日工作，为每位访客配备两张名片，一张上面印着你的穆斯林名字，另一张上面则是印度名。若你在城里被人拦住盘问，是生是死，取决于你信奉罗摩大神还是真主阿拉——人格分裂成了保命的手段。
人们口口相传，说巴布里清真寺被毁彻底激怒了穆斯林，他们正招兵买马，一场血战在所难免。消息不胫而走，从小商铺传到火车厢，又传到办公楼的茶水间。每到夜晚便有车队驻扎希瓦吉公园[142]的海滩，面朝广阔的阿拉伯海打开远光灯，整夜维持警戒。人们放哨瞭望，提防据说装载了各式导弹枪械、仅一港之隔的伊朗[143]舰队前来宣战。
暴乱之后，有二百四十个非政府组织通力协作，试图让孟买恢复旧貌。整座城市竖起人墙，市民用实际行动展示团结的决心。名为默哈拉·伊克塔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孟买警方，将小范围的骚乱掐灭在萌芽状态。吉里什的父亲就是伊克塔在乔格什瓦里的一员。孟买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动乱，但经此一役，断层线[144]已昭然若揭。穆斯林自觉难以融入孟买，哪怕他们本就在孟买土生土长。
“滚回巴基斯坦！”湿婆军对穆斯林高喊。但对他们的这种叫嚣，雅拉·汗感到十分为难。因为和“滚回巴基斯坦”恰相反，他的母亲在十二岁时由巴基斯坦来到了孟买。他问我：你听说卡拉奇[145]的消息没有？“孟买还稍微强点儿。”雅拉·汗住在马希姆的穆斯林贫民区，他想让我见见他的母亲。我走到里间，看见低矮的行军床上躺着一个人。那是位老迈的妇人，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她的手畸形了，腰部以下高位截瘫。她叫罗斯汉·简，今年已经九十岁了，她人生的前八十六年都过得很平静。罗斯汉·简谈起英属印度的旧时光，语气里充满怀恋。她说那时候的孟买多好呀，大米多香呀，小麦雪白雪白的，你带着家当走在街上，不会有人过来抢。对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新不如旧，过去永远比现在好。
罗斯汉·简八十六岁时还和街坊四邻走动。她会大宴宾客，杀两只羊，做好印度香米，把客人们喂得饱饱的，包括上门来的印度教徒。1948年甘地遇刺后，担心遭迫害的穆斯林都很惊慌，因为一开始，人们以为刺杀者一定是个穆斯林。但到头来风平浪静，并没有发生暴动。
直到1993年1月的一个晚上，一群印度教徒冲进罗斯汉·简的家，举起这位八十六岁高龄的老太太，把她摔在了水泥地上，弄断了她的脊椎骨。现在她躺在行军床上，告诉我那些参与了暴行的印度教徒还曾若无其事地向她行触脚礼，寻求她的祝福。[146]她自然祝福了他们，她宁愿他们当时就杀了她，总好过现在这般模样。
穆斯林引爆的复仇炸弹震碎了雅拉·汗的儿子就读的学校窗户。雅拉奔出去，把儿子接回了家。即便惊魂未定，雅拉仍从心里涌出了自豪感：“那些印度教徒常咒骂我们，穆斯林女人坐火车，要被他们扯开罩袍检查。如果爆炸没有发生，兴许我们都活不了。但现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了。”
暴动发生时，穆斯林室内装潢公司的女老板杜里娅·帕迪瓦拉正在家中。暴民从孟买南部的塔迪欧、拜库拉一直往北走，直穿过穆罕默德阿里路。“你能算出他们什么时候会到你家门口。”而当危机愈发接近的时刻，住在一楼的马拉提邻居为杜里娅一家提供了庇护，两家人躲到了街对面湿婆军分支所在的大楼。“我们猜他们还不至于袭击自己的房子。”不过和杜里娅家相邻的建筑就没那么幸运了，那里正好是个废纸回收站，易燃的纸张遇见汽车炸弹，后果可想而知。第二天，杜里娅在自家阳台看见有人正拆除回收站的墙体，结果一只断臂掉了出来。
“这场暴乱改变了很多有思想、有文化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平素有教养的人也变得仇穆和反穆了。”杜里娅既不穿穆斯林罩袍，也不穿纱丽克米兹[147]，她不用指甲花染发[148]，甚至看上去都不像穆斯林。她对我说她会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比如五星级酒店的休息室听到人们这样的评论：“穆斯林啊，他们活该。”但她不敢反驳，“我太害怕了。”她说。就因为经营的是一家穆斯林公司，杜里娅遭遇了各种歧视，客户拖欠款项不说，自从印穆矛盾激化，相对于其他供应商，她必须支付更高额的订金才能确保生意正常运行。
三个月后的一天，杜里娅走出办公室，打算取一些文件，她才跨出门，身后的天花板瞬间坍塌——她所在的大楼发生了炸弹爆炸。而她的哥哥在证券交易所上班，地下室的炸弹被引爆后，震碎了走廊的窗玻璃，玻璃碎渣一股脑砸在他的身上。即便如此，杜里娅心中竟有一丝快意。
“我没法为爆炸案找借口。”她强调说，“以眼还眼很可怕。”但与此同时，和杜里娅一个办公室的穆斯林坐火车时，明显感到了来自印度教徒的畏惧。“穆斯林的自尊心恢复了。”在印度，火车厢是一个人有无尊严的试验场，如今的穆斯林终于能再一次抬头挺胸了。弱势群体对强大起来的渴望，宁愿压迫别人而不受压迫，早已不是新鲜事。几乎每一个同我在孟买交谈过的穆斯林都同意，暴乱摧毁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他们不得不无助地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儿女被屠戮、他们的财产被付之一炬。而当复仇的爆炸声响起，印度教徒或穆斯林纷纷倒地，他们方才找回往日的力量，用鲜血的代价提醒印度教徒：我们不总是无助的，我们不再是无助的。
湿婆军一手策划的暴乱带来了他们未能预料的后果：穆斯林黑帮借由混战，为自己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我就遇见了其中一位，代号黑眼，是达乌德·易卜拉欣[149]帮派的职业杀手。1992年，才十五岁的黑眼和家人住在人口密集的纳加尔（一大型住宅开发区）。一个周五，他们的邻居兼朋友——一些马拉提湿婆军绕着开发区标记了所有穆斯林的房子。这一片区约有五千穆斯林。周六，湿婆军举行了公开法会，唱诗游行，一时锣鼓喧天。周日一早，黑眼在家看动画片，忽然有人敲门：“我们是政府派来的。”一个声音说，“开门，出示你们的配给证。”黑眼的父亲当即用铁棍卡住大门。外面的人用力拍门、推撞，最终破门而入。他们抄起铁棍，当着全家人的面毒打黑眼的父亲。“那个打人的男孩子是我的朋友，我们一起玩过板球。他在古尔邦节[150]的时候还上我们家来吃过饭。”黑眼于是抱住头，向昔日的朋友求饶：“你以前来我们家做过客不是吗？”那个朋友瞥了他一眼，让他滚。瘦小的黑眼一路逃到了叔叔家，哭喊着请叔叔帮忙。他的叔叔拒绝了：“我还想活命呢。”他说。
黑眼的母亲和妹妹则把自己锁在卧室，手中握紧了杀虫药，如果暴徒强行闯入，她们预备吞药自尽，总好过惨遭蹂躏。但湿婆军并未对她们下手，在痛打了黑眼的父亲后，他们将家里的一切砸得粉碎。黑眼和家人别无选择，只得弃家逃到难民营，在那里待了三天。附近的餐馆甚至不肯给他们一口水喝，他们就靠烂番茄过活。但最糟的还不是这个。“暴乱之后，不管去哪里，我们都要乞讨。”黑眼说，这么多年过去，他回忆当时的场景，眼圈还是泛红了。“我们不得不伸手向救济站讨几块饼干吃，要几件衣服穿。”就这样迅速长大的黑眼辍了学，加入了穆斯林黑帮，开始了他的杀手生涯，他枪杀的人里包括虔诚的印度教徒兼乐坛巨星高尔杉·库马尔[151]。“因为暴乱，我们小区的绝大多数穆斯林都加入了达乌德帮。我也是。”
孟买警方向来视穆斯林为罪犯，就像美国警方视黑人为罪犯一样。1996年12月的某报头条这样写道：“忠言逆耳——穆斯林更易犯罪”。报道称，据一项警方内部的问卷调查显示，不足孟买五分之一人口的穆斯林却创下了全城三分之一的犯罪数量。印度教徒被控的往往是意外伤人、诈骗或偷窃，而穆斯林的罪行要暴力得多。报道还引用卡夫大道警局某位探长的原话说：“穆斯林所犯的罪行包括敲诈勒索、强奸、谋杀、黑帮火并、有组织汽车盗窃等。印度教徒所犯的则通常是诈骗、性骚扰、偷盗或者抢劫。”
“警方对湿婆军大开绿灯。”苏尼尔曾对我说，“能在暴乱时期接到巴尔·萨克雷的电话指示，对警局来说是件风光的事。”
1993年1月10日到18日间，人权活动家蒂斯塔·塞塔尔瓦德[152]录下了警方无线电频道的通话，以下是特警队和调度室就暴乱期间警力部署的一部分谈话内容：
东革里一号呼叫调度室：有军用卡车接近，车上装有牛奶和其他配给。赛义德·拉赫马图拉少校带队……人群聚集起来了……请求增援。
调度室：他妈的为什么给穆斯林发牛奶？是不是找死，不知道那里是谁的聚集地吗？
当天晚些时候——
东革里一号：领牛奶和补给的人已经散开。
调度室：谁允许发奶的？你们他妈的听不懂吗？不许给那些狗发牛奶！
东革里一号：是两辆……军用卡车，赛义德·拉赫马图拉少校带队。
调度室：截住车。搜他的身，去他妈的少校，他是个穆斯林！
另一地区——
维帕路一号呼叫调度室：马拉提车库外有暴民聚集，地点：加斯加利区，拉明顿路，可能会放火烧车库。请求支援。
调度室：穆斯林的车库，烧就烧吧。他妈的，千万看好了，马拉提人的车库不准碰，是穆斯林的车库就尽管烧。
阿萨德·本·赛义夫是个致力于消除印穆仇恨的非政府组织成员，他带我前去拉达筒子楼。和这座人格分裂的城市一样，拉达筒子楼也有两个名字，楼外有块牌匾，上书“甘地筒子楼”。一个名为“正道委员会”的女性组织为我安排了这次会面。她们的办公室就设在当初发生惨案的那层楼。
在她们到达以前，我坐在一家六口曾被活活烧死的房间，听一个穆斯林老人对我说：“先生，请做点什么，挪走这里的人心中的仇恨，恒河和贾木纳河[153]才能一起流淌。毒素已经侵入人心了，但你还年轻，可以做一些事。”我们所在的房间让“育娃”[154]的志愿者改造成了图书馆和社区活动室，同时也充当日间照料中心。眼前的穆斯林老人是当年受害人的邻居，这里的图书管理员。说是图书馆，藏书不过一纸箱，书的标题（诸如《与社区和非政府组织携手共建发展项目——政策制定者的行动议程》）解释了为何此地读者寥寥。老人告诉我，他在孟买出生，他用印地语称呼这里为“祖国”。他用颤抖的嗓音唱道：“我的祖国印度，世上最好的地方……”我听着听着，眼眶竟湿润了。这位老人家并不愤世嫉俗，也毫无讥讽的意味。他只是一个在穆斯林贫民窟工作的穆斯林图书管理员，即便他管理的书没有一本是用乌尔都语[155]写的，他仍然衷心为他的祖国印度唱响赞歌。
1993年1月17日，阿德瓦尼——彼时的印度人民党主席、湿婆军同盟、巴布里清真寺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来视察甘地筒子楼，宣扬湿婆军的暴行之余也在穆斯林的伤口上撒盐。阿瑞发·汗去见这个声名赫赫的政客。他正从车里出来，四下打量着贫民窟。阿瑞发·汗本不打算说话，这时忍不住开口道：“你现在才来管什么用？”这个娇小俊秀的穆斯林女人对一心想成为印度总理的政客朗声说道：“要不是你下令开炮[156]，又借乘车节[157]推波助澜，这里的悲剧本不会发生。”她指的是阿德瓦尼此前不断煽动印度教徒的愤怒情绪，任由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游行，并最终指示湿婆军将巴布里清真寺拆毁的恶行。对阿瑞发的这番评论，阿德瓦尼无话可说，他回到车上，和他的随行人员、安保卫队一起，沉默着离开了乔格什瓦里。
我和穆斯林老人说话间，阿瑞发·汗和大约二十个穆斯林妇女一块儿到了，同来的还有一对印度教徒夫妻，另有两个不请自来的穆斯林少年，穿着隆基，一脸凶相。阿萨德·本·赛义夫向大家介绍了我，妇女们开始向我倾诉她们的难处：她们的丈夫被印度警方或湿婆军杀害了……此时，附近的清真寺传来宣礼塔[158]的钟声，女人们赶紧戴上了头巾。[159]暴乱过后，虽情非得已，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大多水火不容，这是不争的事实。哪怕住在同一社区，宵禁时，印度教徒也拒向穆斯林出售食品，这让我眼前的妇女很感受伤。
阿萨德问她们，有没有想过回巴基斯坦？
“这是我们的祖国。不管它变成什么样，都是我们的印度。”其中一个女人说，她有权住在这里，她是印度公民，她参与了选举投票。“如果我们都不投票，他们又哪里来的席位？”
印度拥有1200万穆斯林，占总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而孟买近1/5的人口为穆斯林，高出全国1.5倍。在印巴分治后的半个世纪，印度的穆斯林数量仍高于巴基斯坦[160]，选择留下的人们用脚投了票。但正如巴尔·萨克雷在巴布里清真寺被毁后宣称的：“巴基斯坦没必要跨过边境对印度发起攻击，千千万万对巴基斯坦忠心耿耿的印度穆斯林迟早会武装起义。他们就是巴基斯坦的第七枚原子弹。[161]”萨克雷的观点正是大多数印度教徒的观点，那就是穆斯林不可能爱国。萨克雷在他的党报上接着写道：“不管身处何地，穆斯林首先是穆斯林，国家和民族对他们都是次要的。”
印度人民党刻意挑唆，煽动群众对穆斯林的普遍畏惧，就好像他们是全无分别、追随穆罕默德的一个集合体。但事实上，穆斯林内部彼此仇视，比他们仇视印度教徒更甚。孟买的穆斯林也是全印最多样化的。他们不只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分[162]，还有达乌迪博拉派、伊斯玛仪派、迪奥班迪复兴派、巴雷利派、梅蒙家族、莫普拉派、阿赫迈底亚派等等。是印度教徒发动的暴乱将四分五裂的穆斯林联合了起来。马拉巴尔山的达乌迪博拉派发觉他们和马丹普尔贫民窟的比哈尔逊尼派必须一致对外，因为值此大难，他们作为印度公民的权利受到了根本挑战。他们发觉原来只要身为穆斯林就被人定了罪。
坐在我对面的穆斯林少年说他的哥哥在暴乱中身亡，却无人因此受罚。但同一幢楼里的印度教徒一家被害，先后有十一个穆斯林遭到逮捕，且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听说湿婆军的法人团体带着那位残疾少女的尸首在孟买示众，导致群情激愤。“拉达筒子楼死了一个女人，他们就恨不得把我们斩首。”愤怒的少年说，“但我们死了五十个人，什么也没发生。法律是他们制定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天理何在？要么还我公道，要么血债血偿。我们和他们拼了！”渐渐地，房间里的女人停止了说话，那对印度教徒夫妇悄然离开，愤怒的穆斯林少年控制了谈话的走向。
他们在离开前还不忘警告我。“你可想好了再动笔。”其中一个笑道，但笑意并未抵达眼底，“如果你一个字都不写，那也可以。”
他们离开后，房间里的气氛才轻松起来。有穆斯林妇女代他们向我道歉：“他们被怒火蒙住了眼睛。”其中一个说，“所以我一开始不想带他们来的。”
另一位妇女告诉我，她答应过来和我见面，家里却还有要紧事。“我人在这里，心思在别的地方。我在想待会儿还打得到水吗？是不是又要等上两小时？”在贫民窟要用水，女人们必须排队取号。三十人一组，每人两个水桶，打来的水全家省着用——多久洗一次澡、如何上大号，大有学问。“在印度教徒的聚集地，每条弄堂都有水龙头，但在我们这边，十条八条弄堂共享一个水龙头。在他们那儿，公厕遍地都是，但在我们这里，公厕已经堵塞一年多了。”
贫民窟就是垃圾场。污水露天排放，污水管在棚户间穿行，孩子们在附近玩耍，一不小心就会跌进水里。政府即便派人来清理管道，也不过是把里面蓝灰色的淤泥挖出来，随意堆在茅房外。我没法上这里的公厕，我试过一次，里面有两排蹲坑，每个坑位都充斥粪便，甚至满溢出来，弄得整个隔间都是。之后的几小时里，不管是吃饭还是喝水，我都无法忘记那幅画面，也总是闻到那股恶臭。不是我矫情，而是通过粪口传播，伤寒会在贫民窟肆虐。各处的泥污和积水孳生疟疾，令很多孩子患上黄疸病。肉铺里摊放着动物尸体，上面叮满密密麻麻的苍蝇。整个地区都弥漫着“久而不闻其臭”的可怕气味。
人们向我抱怨，说市政公司[163]的法人（一个穆斯林女人）和国会议员（一个湿婆军）对他们的困境置之不理。所以阿瑞发·汗只得和另外八个同样来自乔格什瓦里贫民窟的女人组建了“正道委员会”。这个组织从1988年的九名成员扩展到目前的十五名，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她们一开始只是想解决如厕难的问题。孟买有两百万人无法在家中解手。每天清早，许多人不得不徒步来到铁路边，手中拿着水杯，一路沿铁轨寻找，指望有这么一小块空地可容他们蹲下身来解手。一个女人一早跑到外边，只为找到方寸之地，或者上大号，或者在经期略作清洗，实在泯灭尊严。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何况是像孟买这样富庶的城市）有借口让女性遭受这样的对待。乔格什瓦里的女人或许更幸运，她们有市政府出资建造的公厕，只不过一旦堵塞，市政府就再也不管疏通的事了。历届选举期间，都有不同的领导班子跑来贫民窟，承诺他们会尽快疏通管道。这样的承诺每一次都是空头支票。所以女人们聚集到一起，前往市政府办公厅争取她们的权益。“我们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她们说。任何同印度的官僚机构打过交道的人，都很熟悉“跑断腿、磨破嘴”的意思：你必须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带着你的请愿书，直到获批，不然绝不放弃。这些女人没有放弃，她们终于让一部分公厕得到了疏通。
这次成功鼓舞了她们，她们又转战贫民窟的用水问题。这里的供水时间每天只有两小时，而当人们手提水桶、在公共水龙头后排起长队时，供水会突然中断。这是当地的水管工惯用的伎俩，他们和政府供水单位串通一气，借此中饱私囊。水管工漫天要价，譬如接一段四分管要向居民收取一万六千卢比。无奈之下，四户人家只得分摊费用，每户出四千卢比。于是私接的水管蛇行在贫民窟的狭窄弄堂，纵横交错，犬牙相制。“正道委员会”为此进行了抗议游行，迫使市政府不得不增加了供水量。
居民们开始为各样和暴乱相关的问题请求委员会的帮助。一个眼见丈夫被吊在树上烧死的妇人发了疯，无法领取政府发放给暴乱受害者的抚恤金，委员会出面替她做了争取。她们工作的范围越来越广。离了婚的女人来找她们——根据穆斯林法律，一旦丈夫给出口唤，即连说三次“我休了你”，他就可以解除同妻子的婚姻关系。委员会于是请来律师，为这些女性提供法律援助。她们当中的五个成员还组建了一个咨询团队，为婚姻触礁的夫妻做调解。“我们听取双方的说辞，根据实际情况给出意见和指导，试图让他们和好。如果发现丈夫有违法行为，我们会建议妻子向法院提起诉讼。”“正道委员会”的下一个目标是解决配给证的问题，而在上一次地方选举时，她们还大力支持了来自贫民区的一位人民党[164]女候选人。
我问这些女性，她们的丈夫是否支持她们的工作。她们笑道：“他们一听我们提工作就骂骂咧咧的。”当地的穆斯林联盟[165]则散播谣言，说她们好出风头，成天和男人打交道，伤风败俗，不知羞耻，然后派人砸掉了她们的办公室。
这些女性还经营着一个日间照料中心，原本的地点并不在这里。暴乱之后，社区里不服管教的穆斯林少年变本加厉，愈发胆大，他们以刀相胁，逼她们让出房间，好给他们作吸食大麻之用。“正道委员会”才不得已迁到了拉达筒子楼的案发地。她们不久后又要去市政府请愿，主张拨给她们一间更大的、带锁的房间。如果孟买还有任何指望，是因为所有和这群贫民窟女性一样、目不识丁但勇敢果决的巾帼英雄。基础设施的严重缺乏对她们而言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一天都面临的生存难题，对此她们比男性体会更深。若要确保划拨给某个贫困地区的资金得到妥善运用，把这笔钱交给那里的女性准没错。
我问“正道委员会”的其中一员，为何不搬去稍微体面一点的单元房，而宁愿待在生活如此艰辛的贫民窟？市政府有意规划建造安置贫民窟住户的新公寓，但这里的人一个也不肯搬。“那里太孤单了。公寓楼家家大门紧闭，你死了都没人知道。而这里——”她满意地环顾四周，“这里人多热闹”。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我们习惯于把贫民窟看作这座城市的毒瘤，我们以为住在那里的人一无所有，终日凄凄惨惨戚戚。但我们似乎忘了，除了简陋的生活设施，贫民窟的人和我依恋尼皮恩航海路的家，如巴黎人不愿走出他的舒适圈一样，对门前的空地、他们熟悉的左右四邻、亲手建造起来的城中村……无不充满眷恋。“我喜欢这里。”阿瑞发·汗这样评价道，“这里是我的家，我的社区。我认识每一个人，也用惯了这里的设施。”任何一厢情愿的都市再规划项目都必须充分考虑到贫民窟的人们想要紧密维系的特殊愿望。对乔格什瓦里的居民来说，比露天的排污管和堵塞的公厕更可怕的，是大城市里虽然整洁但空荡荡的一间房。
湿婆军的成员多是马拉提人，皆为印度教徒，自称“土地之子”。他们在孟买出生，也在孟买扎根，一心一意守着这片土地，世世代代替人打杂。他们的愿望很简单，也很务实：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要太长，中午有从家里送来的盒饭[166]吃，一周去看一到两次电影，将来孩子们能在政府部门找个铁饭碗，谈一门好亲事。他们从不奢望名牌服装，也没想过要在泰姬陵酒店吃昂贵的西餐。
我认识的马拉提人很有限。我自小长大的世界在尼皮恩航海路上，马拉提人则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来洗我们的衣裳，查我们的电表，当我们的司机，住我们以为噩梦一般的贫民窟。我们的孟买和马拉提人的孟买，完全是两码事。他们是我们的帮佣，是楼下卖香蕉的小贩，是我们在课本上读到的“山里人”。我们称马拉提人为“山里人”，而“山里人”也渐渐成为佣人的代名词。我四年级的时候，马拉提语成了必修课。竟然要学习佣人的语言，这让我们牢骚满腹。我们彼此开玩笑，编造马拉提语的起源说：从前啊，印度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只除了马拉提人。于是他们来到湿婆神面前，求他赐给他们一门语言。湿婆神环顾四周，看见一些鹅卵石，就把石子扔到铜壶里，晃了晃，对马拉提人说：“喏，这响声就是你们的语言。”那时的我们如此轻狂，对这门孕育了诗人纳姆代沃、杜卡拉姆、迪利普·契特和达萨尔的语言一无所知。
但马拉提人始终存在，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势力在我们的脚下暗自涌动、偷偷壮大。如今他们获得了政权、力量和急不可耐的自信，开始一步一步逼近我所成长起来的、名利双收之人的世界。与其说尼皮恩航海路的居民为马拉提人追杀穆斯林的暴行错愕，不如说他们对“山里人”竟敢堂而皇之闯进高楼大厦而不忿。马拉提人生活着的那个孟买，终于入侵我所熟知的孟买。而这个陌生的孟买隐藏在街角，潜伏于人群，它看不惯我们高高在上的态度，不时要痛打我们来出气。1992—1993年的印穆冲突是这座城市的地震纪念碑。一座清真寺的倒塌，放出了贫民窟里嗜血的怪物，让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自此纠葛在了一起。
我在加尔各答的爷爷和我在孟买的叔叔都在暴乱时打开家门，为穆斯林提供过庇护。叔叔还借用耆那教的寺庙，在那里备好食物——每天五千袋大米、面包以及土豆，然后冒险送到为宵禁所困的穆斯林贫民手中。
叔叔告诉我，暴乱给了他们这样的教训：“即便受过教育之人如我也不得不同意，唯有湿婆军才对付得了狂暴的穆斯林。湿婆军的确是疯子，但我们需要疯子来对付疯子。”
我从苏尼尔的手下——那个在市政府工作的小伙子那里听到过相似的理论：是勇猛的马拉提人保护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孟买商人。“要不是我们湿婆军，和白种人做生意的古吉拉特人也好，马瓦里人也罢，早就被穆斯林打死杀光了。生意人有什么用？”小伙子的语气里带着鄙薄，“他们只知道赚钱。”
我的叔叔越过我，看着窗外暗下来的天。他说在加尔各答的时候，他有一个穆斯林好朋友。他们一起念初三，那时才十五岁。有一天，他们去看电影，正片放映以前，银幕上进了一段新闻片[167]，里面有一个镜头，展示了穆斯林在礼拜时跪下祷告的场景。叔叔在一片昏暗的影院里脱口而出，也不知是讲给谁听：“一枚炸弹就能送他们上西天。”
话音刚落他就意识到不妥，因为坐在他身边的好朋友正是穆斯林。但这个朋友一声不吭，假装充耳未闻。“但我知道他听见了。”叔叔说，即便在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坐在孟买的公寓里，他的悔意依然显而易见。“我感到无地自容，我没有一天不为此羞愧。我开始想，为什么我心中会有这种仇恨？然后我意识到，原来我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的想法。也或许是印巴分治带来的不快，也或许是他们的饮食习惯——穆斯林杀生吃肉——总之父母亲告诉我，不能相信穆斯林。甚至我自己的儿子，我都对他说：‘一旦你结婚，就离你的穆斯林朋友远点。’印巴分治让我们忘记了圣雄甘地的教导。我的爷爷和伯公是甘地忠实的追随者，但一谈到穆斯林，他们就勃然变色。我们从小不被允许到穆斯林家玩，更不用说带穆斯林朋友回自己家做客了。”
隔天，叔叔坐在他设有神龛的房间做普迦[168]，我坐在一边，开着手提电脑工作。“别把我告诉你的那些写下来。”叔叔见我在打字，如此嘱咐道。
我问他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这些事。”
是通过对我的诉说，令叔叔开始明白他心中仇恨的源头。
我还记得在我所长大的那个孟买，一个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只是个人癖好，像可以随心选择的发型。我们班上有个男孩，叫做阿瑞夫。现在回头看他的名字，我才意识到他肯定是穆斯林。阿瑞夫是写打油诗的高手，他会教我们把爱国主义歌曲的歌词改头换面，将里头战功赫赫的民族英雄替换成绯闻缠身的电影明星。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是穆斯林、他不爱国。他这么做，仅仅因为他是个十二岁的、调皮的男孩子。
但放到现在，这就是死罪。因为巴尔·萨克雷说这是死罪。
乔格什瓦里的湿婆军分支大楼，内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两侧挂满巴尔·萨克雷和他已故夫人的相片，另有一尊希瓦吉胸像，以及好些健美比赛的海报。每天晚上，分支头目比库·卡马特坐在书桌后，像杜尔巴[169]王公那样聆听来自民间的请求。有前来应聘打字员一职的残疾人、希望家中能早日通电的居民、争吵不休请求调解的夫妻……大楼外还停着一辆救护车，和分布全城的几百辆湿婆军救护车一样随时待命，将贫民窟里的危急病人送往医院，并且只象征性地收点费用。
在像孟买这样市政服务有名无实的城市，湿婆军是民众获得公共福利的必经桥梁。湿婆军分支相当于平行政府，就如同美国部分城市里帮助移民再就业或负责修理街灯的政治机器[170]。但湿婆军自认不是政党，而是一个大型综合社会服务机构。它拥有并管理着超过八十万人的工会、学生团体、女性组织、就业中心、养老院、合作银行以及报社。
比库·卡马特很有外交手腕，热情地带我参观分支大楼。他素以廉洁著称。“湿婆军里像卡马特这样的人，实在不多了。”苏尼尔说，“他们家看的还是黑白电视。”但到了必要时刻，卡马特也会摇身一变成为地方恶霸。他和政府关系紧密，足以为苏尼尔提供政治庇护。“国会议员是我们的人，警方对我们俯首帖耳。如果我被捕，一通电话就能让我重获自由。”苏尼尔夸口道，一边点点头，“我们有代权。”
他把这个词重复了好几遍。苏尼尔雇了一个当地的穆斯林青年替他的有线电视业务跑腿。“他家还有十二个兄弟、六个姐妹。我付他钱，送他的兄弟烈酒。他为了我，揍自己的亲兄弟都没二话。这就是代权。”同样地，根据苏尼尔的说法，治好了他女儿的穆斯林巫医也有代权。我忽然就懂了这个词的意思。代权，是“代理权力”的简称。它并非你本身就有的权力，而是你代替别人行使的权力，譬如听令代为签发文件、释放通缉犯、治病救人，又或买凶杀人。一个政客唯一拥有的权力就是代权，这种权力是他的选民赋予他的。所谓民主制，归根结底是行使这种代权，不管它合法与否。在孟买，湿婆军便是这样一个有代权的组织。湿婆军里最有代权的，自然是他的党魁巴尔·萨克雷。
萨克雷极度膨胀的自我，从他幼时起就已注定。他的父亲自认是社会改革家，崇拜《名利场》的作者——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小说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遂改姓氏为萨克雷。萨克雷的母亲一连生了五个女儿，迫切地求神赐一个儿子。巴尔·萨克雷的出生被看作来自上天的莫大恩德。如今年逾古稀[171]的萨克雷是个介于帕特·布坎南[172]和萨达姆·侯赛因之间的复杂人物。他有着漫画家特有的夸张性格，热衷于戏弄媒体。他公开表明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称许，令西方记者一片哗然。他曾在印穆冲突最激烈之时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被问及印度穆斯林是否自比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他答：“穆斯林如果和犹太人一个德性，受迫害理所应当。”乔格什瓦里贫民窟的妇女评价萨克雷“比穆斯林更像穆斯林”。萨克雷执著于穆斯林群体，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他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如何吃饭、如何祷告，他都观察。如果他没在报纸头条看到‘穆斯林’三个字，那报纸休想发行。”萨克雷经营湿婆军党报《对抗报》，有马拉提语和印地语两种版本，足以将其仇穆的言论传遍整个马哈拉施特拉邦。
和其他黑帮成员一样，萨克雷也有好些代号：大佬、掌门、遥控器、老虎……其中，老虎也是湿婆军的标志，它是萨克雷最重要的公众形象：报纸上的他和老虎同框，广告牌上的他与老虎并列。他甚至出席了老虎保护基地的开园仪式，不遗余力和老虎扯上关系。萨克雷是个神秘的自营品牌——他喝热啤酒，抽烟斗，和自己的儿媳有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
苏尼尔和他的手下这样向我形容萨克雷：和湿婆军大佬有话直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像卡马特那样善于言辞、无所畏惧的分支头目，在萨克雷面前也难免结巴。萨克雷会训斥他：“站直了！你怎么搞的，变傻了？”所以无人敢直视他的眼睛。而另一方面，“他又欣赏你同他有话直说。你最好单刀直入，他不喜欢别人吞吞吐吐。”
苏尼尔手下的小弟为每年萨克雷生日时的壮观场景激动不已。他们前往萨克雷的别墅，见证孟买最有钱有势之人排着长队向萨克雷致以问候。“我们看到那些大人物，议员啊，商人啊，在他面前跪下行触脚礼。再有头有脸的人都要先行礼，然后才能同他说话。”
“受各国总统接见的迈克尔·杰克逊到孟买时没有见别人，就见了我们大佬。”另一个小弟补充道。美国的商业巨擘——安然公司的总裁来见萨克雷，好确保拿到在孟买的能源合同。大明星桑杰·杜特（看不惯湿婆军暴行、愤而辞职的国会议员苏尼尔·杜特之子）获释后不是先回家，而是来见萨克雷，向他行礼。每一次当企业龙头、影视圈大腕、德里政要在萨克雷面前叩首，湿婆军们就感到一阵自豪。在他们眼里，萨克雷的代权在人们的朝拜中，一次又一次得到了巩固。
他们还告诉我，如果见到萨克雷，我该说些什么。“你告诉他：‘即使在今天，在乔格什瓦里，只要您一句话，我们愿随时慷慨赴死。’你问一问大佬：‘为实现印度民族主义，在暴乱中为您而战，不惜让双亲成为失独老人的弟兄们，您的湿婆军能为他们做什么？’”
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了热血青年和他梦中女神的信使：“告诉她，我愿为她而死。”但热血青年的语气里有太多的哀怨，他们责怪大佬忽视了他们为爱赴死的牺牲，战友们献上的血祭没有得到大佬肯定的答谢。
1995年3月，印度人民党的主要同盟——湿婆军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崛起了。其时，孟买政府已为他们马首是瞻长达十年。政府看一眼困扰孟买的诸多问题：每一级办事机构积习已深的腐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毫不犹豫向湿婆军拱手交出了大权。为讨湿婆军的欢心，他们甚至把孟买市名改成了印地语拼写的“孟巴”。
一旦掌权，湿婆军决定先从艺术家，尤其是穆斯林艺术家下手立威。印度最知名的画家马克布勒·菲达·侯赛因在二十年前画过一幅妙音天女[173]的半裸像，因此遭到湿婆军的控告。当傀儡政府着手准备起诉时，湿婆军的喉舌《对抗报》则忙着左右公众的观点。《对抗报》称，侯赛因画半裸的印度女神像，“其劣根性表露无遗。”然后它建议：“若侯赛因真有胆量，为何不画伊斯兰先知和猪[174]交媾？”《对抗报》的编辑兼国会议员桑杰·尼鲁帕姆还落井下石：“印度教徒，切莫忘记侯赛因的罪行！我们绝不原谅。等侯赛因回到孟巴受审，把他押往烈士广场[175]，让他公开接受鞭刑，直至血肉模糊，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为艺术。将我们的女神描绘成半裸的手指，统统应该砍下。”尼鲁帕姆的提议最令人吃惊的一点，不是其残忍，而是其主张对侯赛因实施的刑罚，直接来源于伊斯兰教律法。
湿婆军对什么是印度文化能接受的，显出明确的崇洋媚外的倾向。迈克尔·杰克逊的印度之旅就是很好的佐证。1996年11月，萨克雷宣布竭诚欢迎杰克逊来印度巡演。这和杰克逊承诺将演唱会的全部收入（逾一百万美元）全额捐献给湿婆军的青年就业项目是否有关，我们不得而知。杰克逊的演唱会据说冒犯了不少人，包括萨克雷自己的兄弟，杰克逊所代表的美国价值观在他看来很是怪异。“迈克尔·杰克逊是何许人也？他和印度文化有什么关系？湿婆军和萨克雷为什么这样起劲？”
对此，萨克雷的回应是：“杰克逊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我们要以艺术家的规格接待他。他的舞姿非比寻常，鲜有人能毫发无损地模仿。”然后萨克雷指向了问题的关键：“文化又是什么呢？杰克逊代表的某种美国价值观，印度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很乐意接受杰克逊以及他所代表的美国文化。”据传杰克逊为了感谢萨克雷的盛情，在从机场去酒店的路上特意绕道萨克雷的别墅。萨克雷在事后得意地向媒体展示了杰克逊当晚借用过的小便池。
另一种为萨克雷所喜并且同他相得益彰的文化，是大买卖、大生意、大手笔。湿婆军试图挤占左翼阵线[176]企业在当地的市场份额，而由湿婆军所控制的工会因为资金雄厚，腰杆子也更挺。这大笔的资金自然不是湿婆军一党缴纳的，而是孟买的商业权贵贡献的：汽车经销商、航空公司老板、宝石商……因此萨克雷的反对者不是孟买的精英阶层，而是市郊的平民、中产阶级，以及马拉提人权作家。王子犯法，尚与庶民同罪，目无法纪的萨克雷却能不动如山。1993年6月，他曾公开表示：“法院判决于我如无物。法官多像瘟疫缠身的老鼠，必须采取行动，将他们斩草除根。”
斯里克里希纳法官身体抱恙，他坐在新哥特式的法院办公室，按着腰，痛得直皱眉。医生嘱咐过他不得太过劳累。但近四年来，他都独自一人调查孟买暴乱案。政府在暴乱发生后不久，指名斯里克里希纳接手这一繁重的任务。“听到那些孤儿寡母的陈述，再听警方说是人群自己发了狂，暴乱没有预谋，无人幕后策划，我实在很难相信。我不单是个法官，也是个有常识和同理心的普通人。”但斯里克里希纳没有法官应有的权限。政府请他出具调查报告，给出专业建议，而没有请他开庭审理。如果以法官的角度看待案情，斯里克里希纳说，他会判处那些当着他的面还无耻撒谎的警察以藐视法庭罪。
我问他调查工作何时能结束。他抬头看着墙上的挂历，说：“最多还有半年吧。我已经烦透了。”湿婆军掌控下的孟买政府于1996年1月停了斯里克里希纳的职，迫于民众抗议的压力才又撤销了停职处分，但额外加给他调查1993年孟买爆炸案的工作量。斯里克里希纳却无权传唤爆炸案的证人，因为案子进入特定的反恐诉讼程序后，旁人不得介入。照他的说法，这两个案件本就应该分开受理，政府乱来一气，可见印度的司法体系操作之荒谬。譬如针对前总理拉吉夫·甘地遇刺一案，特设的调查委员会直到1995年——事件发生整四年后才开始传唤证人。
我问斯里克里希纳法官，他的苦心调查最终能否有一个好的结局。他想了一会儿，说：“再不济，这对我的良心总算是个交代。”
印度无需向他人学习何为包容，它自己就是绝佳的例子。孟买城里百族济济，绝大多数彼此敌视，但每个群体深知其余群体的行为准则，几个世纪以来互相忍让，直到最近。我的爷爷固然不喜欢穆斯林，但对他们的习俗一清二楚，也愿意加以尊重。他穿剪裁精良的舍瓦尼[177]，会讲给我听穆斯林先贤的故事。在我还小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穆斯林要吃肉。爷爷解释说：“他们受的教导便是如此。”在那个年代，最虔诚的耆那教徒——不折不扣的素食者是穆斯林纳瓦卜[178]的臣子。他们帮助君王处理政务，但从不和食肉的君王同席进餐。或许正因为严格遵守耆那教的清规戒律，划定楚河汉界、不越雷池一步，两者才能和平共处。
两者本应和平共处——拉达筒子楼的人们告诉我，孟买城的暴乱如果放到农村，是那里的人绝难想象的。在印度农村，人们朴素安稳，不需要通过屠杀异教徒来彰显自己的信仰有多坚定。穆斯林少年对我说：“如果村里有穆斯林家庭，村长会一视同仁。在城里，政客和警察却不断骚扰穆斯林。”他还解释说在农村，鸡犬相闻，每家每户对邻居知根知底。农村的流动性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坊四邻发生流血冲突，是绝对要避免的事情。
照这个说法，在1995年的选举中，孟买有近百分之五的穆斯林投票给了湿婆军，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打了一个这样的比方：“如果把金库的钥匙给了强盗，他还有什么必要用抢的呢？”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挤挤挨挨的贫民窟，人们最关心的是治安，是稳定。比起用水、住房和就业问题，籍籍无名的孟买人更在乎的是人身安全。根据阿斯加尔·阿里·安吉尼尔[179]的研究，湿婆军和其扶植的印度人民党一经上台，确实大幅减少了孟买的社区骚乱。[180]倒不是穆斯林在湿婆军的管控下更有安全感，雅拉·汗也说了：“我们始终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而是正如湿婆军能煽动暴力、引发骚乱一样，他们同样可以遏制暴力、暂缓骚乱。他们不忘隔三差五地提醒民众：若是惹他们不快，他们会做出什么——殴打报社的某某编辑，杀死某个顽抗的租客……使暴力为其所用的湿婆军还不曾命令苏尼尔和拉加夫之流摧毁整个社区。只要握有政府金库的钥匙，它就不必非用抢的。于是孟买暂时恢复了宁静——暴风雨前的宁静。
大选（1998）史上最大规模的权力让渡发生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脱离殖民统治后，巨大的权力转移已经产生。但更大的权力转移发生在五十年后：印度共和国把选举权真正移交给了它的十亿人民。被认为秽不可触的“贱民”达利特、历来受歧视的表列种姓及部落[181]，连同理应获平等对待的其他落后阶层[182]一起，组成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民。千年以来，高种姓阶级——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独揽政权。但二十世纪末，低种姓的时代到来了，他们第一次参与了政治进程，对由谁来做他们的领导人有了发言权。1997年，科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当选为第一位达利特出身的印度总统。属婆罗门的议员纷纷向他行触脚礼，寻求他的祝福。国会亦提出法案：在这个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为女性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该法案的通过不仅指日可待，且前所未有。
2000年夏天，印度的报纸头条这样写道：“五千万人恐遭饥荒”。大地久旱，但饥荒并未到来。政府足够重视，为颗粒无收的人们送去了大量赈灾物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还随处可见民众饱受饥荒之苦的画面，但在如今的印度，因饥荒而死的人已屈指可数。一旦发生（或疑似发生），媒体的报道便铺天盖地，反对派会立即跳出来揪住问题不放，政府要应对各方质问，会处于相当难堪的境地。印度竟得以基本消除饥荒，这令孟买的精英阶层大为诧异。毕竟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未来普遍持悲观态度。
然而新上任的领导人极端腐败，比昔日班底更甚。在英国顶尖学府接受教育的旧时政客，其高贵出身及显赫家境不足以令他们穷极手段搜刮民脂民膏。撇开政客不谈，如今的“落后阶层”同为一丘之貉。他们走后门、搞配额，在政府机构捞足了油水。作家阿南德穆尔提告诉我，印度行政服务局的达利特官员曾向他解释过：为何他别无选择，只得贪污腐败。因为他是麻雀窝里飞出的金凤凰，能到“皇城”德里谋得一官半职，每次回村，他的家人乃至整个贫民社区都眼巴巴地盼着他带回各种“贡品”。那位官员说：“我就像是掉进蚂蚁堆的一大块方糖。”
我在1998年2月回到孟买，正值大选。选举委员会却大幅缩减开支，选举低调，几不可察。至少在马拉巴尔山地区，要不是打开电视，你竟不知尚有此事。我唯一在小区看到的竞选海报是由美国音乐电视网和李维斯牛仔裤联合赞助的，上面画着戴甘地帽[183]、留小胡子的男人，自称睡衣党[184]候选人，竞选口号是“但求动议通过”[185]——也只有这两家财大气粗的赞助商有钱有闲，打趣印度大选。
当年总理的热门人选是拉吉夫·甘地的意大利籍遗孀索尼娅·甘地，以及印度人民党的中坚力量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186]。热心政治的中产阶级不待见索尼娅。他们自诩爱国分子，不想连总理都要像二合一收音机或名牌牛仔裤一样从意大利进口。他们不认为索尼娅是印度人，因此她在马拉巴尔山和乔巴[187]的支持率很低。真正欢迎索尼娅的是农村地区，她上台发言时会这样开场：“我的丈夫使我的人生圆满了。”于是站在人们面前的不再是那个说着生硬印地语的意大利移民，而是印度贤妻良母的典范萨维特里[188]。她的先夫是否克什米尔和波斯混血、曾做过飞行员……都不再重要。对印度人来说，一个意大利女人嫁给了她的印度丈夫，她在意大利的一切便失去了意义。任何人都能到印度来，在这里安家落户，即便是那些离开故土二十一年的人也一样。
我如约走进办公室时，加娅万提·梅塔正坐在富美家[189]的书桌后。人到中年的加娅万提既是家庭主妇，也是南孟买选区的印度人民党议员。她此次的竞争对手是国民大会党[190]的穆利·德奥拉。要不是让加娅万提在1996年打破了不败纪录，德奥拉本可以连任七届国会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热火朝天进行着“拍卖”——加娅万提和答应为她提供竞选捐款的商人正就金额讨价还价。“你说过出三点七五的，还差一点二五呢。”“不不，我们说好了就三拉克的！”一个男人急忙说道。“我们说好的是不少于五拉克！”加娅万提丝毫不让步。一拉克相当于十万卢比，也就是四千美元。我们所在的这间办公室是眼前这个男人办公的地方，他是孟买钻石协会的官员。他和他的父亲以及妻子是印度民族主义的推崇者，但他们又自恃身份，不肯趟选举的浑水。印度人民党有意推他的妻子上台，她拒绝了，说“那都是些肮脏的勾当”。官员似乎终于妥协了，他从桌下掏出一个白色的塑料购物袋，摔在加娅万提面前。后者碰也不碰，瞧也不瞧，直接吩咐：“送到我车上。”
她的助理拿出一本收据簿。加娅万提向每一位出资人提供收据。然后他们会进一步协商，有几成资金直接给付现金，几成是开支票。茶水送到了，加娅万提抿一口茶，邀我和她一起为竞选拉票。她离开的当口，我坐在那儿，面前放着那只还没送上车的塑料袋。我凑近快速瞟了一眼，里面少说也有几万卢比，用报纸一捆一捆扎着。塑料袋上印着这样的标语：“哈尔迪拉姆调味品——千家万户的选择”。
我接受了加娅万提的邀请，一早和她约好了碰头。我无需走出很远，她的拉票地点就在江河宫后、环绕马拉巴尔山的城中村。我们走在海边的礁石上，这里已建起大片的棚户区。多数居民对加娅万提的到来无动于衷。一个男人挖苦道：“你比这里的水来得勤快，我们这儿五年才供一次水呢。”但有一户人家对加娅万提顶礼膜拜。她们端出装有椰子、油灯和线香的铁盘，在她面前做了普迦，又跪下行触脚礼。加娅万提祝福了她们。她的追随者所喊的口号也因住户的不同，从马拉提语切换到印地语，又换成英语。
居民们在加娅万提面前毫不畏缩。我们来到“空中花园”[191]附近，一个古吉拉特妇女从窝棚走出来，指着面前的一根水管说：“水库就在那里。”她指的是为整个南孟买供水的马拉巴尔山水库。“我却没有水用。我不得不辞掉干了二十二年的工作，不然我六点钟就要出发，好在七点半赶到在安泰里的单位。”她必须守在家里，在运水车开到这儿的时候拿水桶接水，不然就无水可用。加娅万提承诺她会尽力而为。然后这个女人问她：“你能解决我女儿的入学问题吗？”
“她是想进教会学校、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
“沃尔辛厄姆。能把我女儿弄进去吗？你给个准话。”沃尔辛厄姆是全孟买最好的女校之一，我的妹妹曾就读的学校。这个女人如此要求，可说是强人所难了。
“既然是私立学校，就不会有政府津贴，我只能说我会尽力而为。我可以糊弄你，告诉你进沃尔辛厄姆不是问题，但我不愿意这么做。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马拉巴尔山水库附近还有其他的城中村。其中一个格外美丽，竞选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甚至彼此打趣：“要不要干脆到这儿住？”蓝粉二色的塑料袋散落一地，其上种有榕树，亭亭如盖。砖瓦结构的民房错落分布，屋外绿草如茵，公鸡和小鸡自由奔跑。极目远眺，可见蓝色大海上闪着金光的船只正穿梭往来。许多人家的门前停放着崭新的山地自行车，居民穿着得体，孩子们活泼健康，小区里并无露天排污管（虽然路边躺着一只硕大的死老鼠，我们不得不从它的尸身上跨过）。这些贫民区是在我离开后建起来的，它们并非临时居所，有水有电，密密麻麻包围了马拉巴尔山。整整一天里，加娅万提串街走巷，和马拉巴尔山十四个贫民区的人们见面，倾听他们的诉求。她一次也没有踏进过和贫民区一街之隔的高档住宅区。
“为什么不呢？”我问竞选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有钱人不肯下来投票的。”他答。在马拉巴尔山的富人区，此地“合法”居民的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十二。而在相邻的棚户区，投票率是百分之八十八。因为对那里的人们来说，某个人当不当选意味着他们会否流落街头。当天晚上，我到班德拉和一个记者朋友见面。他找出了一本1995年他当投票站检察员时的选民名册。选民的名字以住宅区为单位，边上打了红勾，表示他们投了票。他给我看那些高档小区的选民名单，边上只有零星几个勾，最多不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参与了当时的投票。而在“纳瓦吉万筒子楼”这一页上，每一个名字边上都打了勾，那里的每一位居民都投了票。这就是美国和印度——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不同：在印度，投票的都是穷人。
一个杀人犯不仅仅是杀人犯。在他夺取别人的性命后，他的属性之一确实是杀人犯，这让他和普通人有所不同。但他不只是个杀人犯，他也同时是某人的父亲、朋友，是爱国者和情人。当我们试图了解一个杀人犯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这重身份就是他的全部。我们紧盯着这重身份，于是很难理解为什么他和你、和我不同，最终要走上谋杀的道路。苏尼尔是个杀人犯，但我也想认识他除此以外的其他身份，想知道孟买暴乱后他是否别来无恙。所以在1998年的选举日那天，我决定回乔格什瓦里一趟。我打电话给吉里什，约好在教堂门[192]车站见。吉里什还是精瘦精瘦的，脸上带着笑，他带我回到了城郊。
我在乔格什瓦里重新见到了苏尼尔，以及曾一起喝酒的他的手下。在我们分别的一年半里，苏尼尔过得如鱼得水。他穿着雪白的衬衫和黑西装裤，戴着墨镜，一边甩着新摩托车的钥匙。三十岁的苏尼尔有了一儿一女。他一点不显得生分，马上向周围的人介绍我说：“大作家，来写孟买战争的。”——他还是用了“战争”这个词。认出了我的人们纷纷对我微笑。湿婆军的分支头目比库·卡马特也在，他从三轮车上下来，握着我的两只手热情地打招呼。
苏尼尔邀我和他一起为拉姆·奈克——印度人民党的另一候选人拉票。“肯定会有一些不中听的话。”苏尼尔笑道，“去拉票就是这样的。”投票站方圆两百米内的马路都画了白线，不许车辆通行。身边的所有人都想让我去见识一番，热心地为我带路。我在设为投票站的学校门前排队，随着涌动的人潮逐渐往里走。和我同行的还有吉里什的哥哥达门德拉。我站在门槛边，颇为感慨地看着达门德拉。手指沾满墨水印的工作人员首先核对了达门德拉的身份，然后用钢尺压住选票，撕下给他。达门德拉接过选票和一个橡皮图章，到齐胸高、用纸板搭起来的栅栏后给选票盖章、折叠好、塞进投票箱。然而对这座城市的很多人来说，投票并没有这么简单。他们千辛万苦来到投票点，却发觉自己的名字边上已经打了红勾，别人以他们的名义替他们投了票。在这个理应民主的国家，有人窃取了他们的权利，代替他们做出了选择——对他们而言唯一有意义的选择。在那个时候，他们能否证明“我是我”已经不再重要。他们迟到了。
在投票站外核对身份信息、提供相应票据的检察员是由竞选办公室独立雇用的。印度人民党的检察员一天的工资是五十卢比。国民大会党的检察员一天的工资则是一百卢比，另有普里饼、蔬菜和希拉甜点[193]等福利。我当即知道湿婆军所扶持的印度人民党稳操胜券：要人支持明摆着会输的一方，才需要多付钱。我和国民大会党的工作人员闲聊，他叫巴提亚。尽管从小就是国大党的支持者，巴提亚却对此次竞选不甚上心。但是他给出了一个拥护现任执政党——国大党的有趣理由：“国大党已经吃饱了，湿婆军还没有。他们都是强盗，可如果上台的话，国大党肯定比湿婆军的胃口要小。”
我欲借机多了解苏尼尔，所以请他还有吉里什到罗翰瓦拉[194]的一家高档餐厅吃午饭。餐厅格调高雅，点着蜡烛。“就是为了省电嘛。”吉里什说。为了掩饰不自在，他装出凶巴巴的样子，一有机会就对侍应生挑三拣四：“菜上得太慢了。”
“吉里什是大人了呀。”我说。
“他现在可有钱了。”苏尼尔表示赞同。他想说的，是吉里什也有代权了。
1991年，吉里什从伊斯梅尔·优素福学院毕业，拿到了经济学本科学位。但找工作并不顺利。“早知如此，我当初应该念一所名气更响亮的学校。”他又学了计算机编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股市大好的时候当上了证券经纪人。吉里什就是这样发达起来的，所有在那时冲进股市的人都是这样发达起来的。在水资源稀缺的印度，他每天都喝得起果汁。“即便想喝香蕉汁，我们也会选更贵的香蕉买。”可惜1993年的连环爆炸案后，股市一落千丈。吉里什自那以后就给电脑软件公司打工，也接各种私活。
“金钱就是上帝。”苏尼尔又说。他去过比这间餐厅更高档的地方。他到泰姬陵酒店用过餐，至今保留着当时的收据。如果乔格什瓦里有人不信（吃顿饭能用掉两千四百卢比？），他便拿出收据给那个人看。我在孟买遇见的追名逐利的人们，都把泰姬陵酒店——这座象征帝国威荣的堡垒作为他们力争上游的标杆。因为同他们一样，泰姬陵酒店生于寒微。十九世纪时，波斯实业家贾姆希德吉·塔塔来到孟买，欲入住当时最豪华的酒店马亨德拉别馆，却被酒店以“只接待白人”的理由拒之门外。塔塔发誓要一雪前耻，于是在1903年建起了万中无一的泰姬陵酒店，其规模、装潢和消费等级令马亨德拉别馆望尘莫及。泰姬陵酒店就这样成为了自强不息者的标识。而酒店大堂和附设的洗手间是检验一个人自尊心的绝佳场所。理论上来说，任何人都能进大堂纳凉，又或者到洗手间方便。但你需要由内而外的自信，好在奢华的沙发座上、金碧辉煌的卫生间里，在阿拉伯的顶级富豪、风情万种的社交名媛、穿梭往来的门童和清洁工的注视下毫不露怯。你若不能坚信自己属于这里，又如何叫别人相信？然后你才意识到：原来最不近人情的酒店接待不是别人，正是你内心那个自卑的声音。
苏尼尔在远离泰姬陵酒店的贫民窟长大。小学二年级时，他的双亲病重。他的父亲在卓越汽车修理厂上夜班，薪资微薄，先是得了肠溃疡，后来发展成阑尾炎。他的母亲“胃里长了一颗瘤子”。三年间，父母频繁进出医院，父亲一度被诊断为“时日无多”。家里除了苏尼尔，只有一个比他稍长一些的姐姐，姐弟俩相依为命，亲戚则冷漠以对——如果他们父母双亡，叔叔能继承一笔三拉克的遗产。苏尼尔的父母住在库珀医院，伙食糟糕是出了名的，所以绝大多数病人都让家属送饭。学校十二点半午休，苏尼尔跑出来，坐253路公交车回家，姐姐在保温盒里装好了饭菜，正等着他——她早上七点上学，中午回家做饭。苏尼尔再带着保温盒，赶在下午两点探视时间结束前冲到医院。可他往往差那么一会儿，就被门卫拦在外头，告诉他要等到四点（探视时间重新开始）才能进去。他苦苦哀求，说父母亲就在二楼的病房，饥肠辘辘，翘首以盼，但门卫毫不通融。苏尼尔是个身无分文的孩子，只得坐在医院的大门边傻等两小时，任凭饭菜迅速冷却。他看着别的病人家属给门卫塞钱，他就二话不说放他们进去。“可我连十卢比都拿不出来。我当时想，如果给爸妈送饭都做不到，我活着还能干什么？一个人要活，那就得活出个样子来。在孟买，你必须会赚钱。而只要能赚钱，杀人放火我也干。”
印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平均年龄低于二十五岁，苏尼尔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这一代人，太希望能比自己的父母亲过得好了，一旦这种期望落空，他们的愤怒无处宣泄，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或社会能够抵挡这股怒火。
在印度，无业青年如同活在炼狱。十八岁以前，你作为儿子被抚养长大，家人尽己所能给了你最好的。每天你总是第一个吃饭，然后是你的父亲、母亲，最后才轮到你的妹妹。家里本不宽裕，你的爸爸只得少抽几包烟，你的妈妈舍不得买新纱丽，你的妹妹没有学上，只为把钱省下来供你念书。所以当你十八岁成年后，你背负的是整个家庭对你的殷切希望。你不敢转身回头，你知道家人的梦想是什么，你亲眼看到这么多年来他们低三下四，吃得苦中苦，只盼你成为人上人。你从小享福，为此满怀内疚，现在到了你报恩的时候。你的妹妹要结婚，妈妈又病重，爸爸即将退休，是该由你接过这个家庭的重担了。于是你带着毕业证书、怀揣本科学历去找工作，却发现大公司要么不招人，要么已经撤离印度市场，小公司只雇用现有员工的亲属，而你是个赖加德[195]或比哈尔的穷小子，在孟买没有一丁点人脉。你别无选择，唯有铤而走险。你必须安抚家人说：他们在你身上的投资没有白费。你可以挨打，可以被拒，但你无法不履行自己身为儿子的义务，无法面对家人失望的面孔。早出晚归或晚出早归都不要紧，只要能赚到钱供养家人。这是你欠他们的，这是你的命。
年少时，苏尼尔开始替多拉斯[196]帮跑腿，为他们买吃的，一边观察他们在孟买赚钱的方式。他初中毕业考一次没过，重考才合格。等到高考的时候，苏尼尔“放聪明了”。根据他的说法，拼命复习、考不过、再补考——“傻子才会这么做。”他伪造了准考证，请了枪手代考，顺利拿到了优等。高中毕业后，苏尼尔加入了湿婆军。他屡次需要输血时，是湿婆军的弟兄们捐血给他的。这让苏尼尔深受感动，他说他们是过命的交情，实打实的亲兄弟。
再后来，苏尼尔发迹了。他不再是街头混混，他的有线电视业务拓宽了，开了一家小型钢笔厂，平时兼卖芒果，还买了面包车接待旅游团。混得有头有脸的苏尼尔出面摆平了不少地区纠纷，同警方的关系日益密切。曾有小流氓和三轮车夫起了冲突，苏尼尔为息事宁人，出让了自己的停车场准他们免费停车。他的口袋里有厚厚一沓名片，最显眼的一张上面印着“特许行政长官”。“有这张名片在手，我就是孟买的大法官。”苏尼尔得意地说，尽管他顶多是个挂名的公证人。某个政党一旦掌权，笼络底下人的方式之一就是为他们加官晋爵，所以会有百来个“特许行政长官”或“执行法官”招摇过市，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劣迹斑斑。单从法律角度来说，这样一张名片并不能赋予苏尼尔实权，但也正是这样一张名片给了他渴望已久的身份和底气。当他亮出名片时，人们一见到上面的政府印章，便不会再深究“特许行政长官”的确切含义。
苏尼尔在医院的待遇也不可同日而语了。最近他的父亲又接受了一次手术，切除左侧的睾丸。手术花费一万五千卢比，这对现在的苏尼尔来说完全可以承担。他把父亲送进了孟买最好、拥有五星级设施的辛杜佳医院。没有人再让苏尼尔等在大门外。“我可以自由进出任何医院，就算是辛杜佳也不在话下。我向巴尔·萨克雷开口，萨克雷一通电话，医院只得乖乖听命。”
女儿古蒂打来电话，苏尼尔格外开心。不完全是因为听到女儿的声音，更因为他有机会向我炫耀昂贵的手机。他把手机递给我，让我和古蒂说几句。古蒂就读于圣泽维尔学院，一所全英语教学的精英学校。入学事宜是某个国会议员一手促成的，该名议员也在苏尼尔因参与暴乱被捕后把他弄出了看守所。作为回报，只要议员阁下有需要又不方便出面，苏尼尔和他手下的小弟一定愿供驱使，效犬马之劳。
但苏尼尔也有不在行的事情，比如圣泽维尔学院的家长开放日。那一天，苏尼尔到学校看古蒂。桌上放着从日本进口的各种图书，古蒂把其中一本塞进了书包。老师用英语说了句什么，苏尼尔没听懂，然后她要求苏尼尔签一份申明，她始终面带微笑，摸着古蒂的头说“看爸爸对你多好呀”。“我当时就陶陶然了。”苏尼尔回忆道，他二话不说签了名，带古蒂回家的时候，手里还握着那本进口书。第二天，一个快递员敲响了他家的门，砰地扔进来一整套百科大词典。苏尼尔这才明白他昨天同意买下了整套书，一共花去四千五百卢比，也就是至少一千一百美元。
苏尼尔和他的太太是在他代表校队参加卡巴迪[197]时认识的。他在决定娶她为妻前，已经同她相识近十年了。她和他同一种姓，但出身更为贫寒，因此遭到苏尼尔父母的反对。“我太太长得不好看。”苏尼尔说。但她最近作为市政厅的独立候选人[198]，在议员竞选中仅以八十票之差惜败湿婆军和印度人民党。若非后者因地制宜、联名竞选，苏尼尔的太太未必会输。我问苏尼尔作为湿婆军的一员，对妻子参选是否感到为难。“我们家讲究民主。这是她的选择，我能怎么办？”在下一轮竞选中，湿婆军将不得不考虑是否倒戈支持苏尼尔的太太，或买通她自动放弃选举。然而首轮选举的威力已初现端倪，苏尼尔的太太成了远近闻名的妇女纠纷案的仲裁员。年仅二十三岁的她作为最年轻的地方候选人，在三年后的换届选举中将是湿婆军不可小觑的对手。苏尼尔用蹩脚的英语告诉她：“一次一次选，输了也别哭。”
对参政的好处，苏尼尔最有发言权了。两天前，他和太太为儿子的生日派对出门采购。他们从商店出来，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站在路边等三轮车。一个孕妇和三轮车夫发生了争执：她要去乔格什瓦里的拉达筒子楼一带，他嫌那里不安全，拒载。苏尼尔的太太请交警相帮，警官对她不理不睬，她铩羽而归。苏尼尔告诉她，再去找那个警官，这次这样说：“我是议员候选人，在这个地区握有八百七十张选票。只要我想，随时可以关停三轮车站。”小交警诚惶诚恐地过来帮忙了，孕妇如愿坐上了三轮车。“我让我的妻子意识到，她手上握有怎样的权力。”苏尼尔说。
送我去三轮车站的时候，苏尼尔又指着他拥有停车许可的那块空地，对我说他光是收取停车费，每月就获利颇丰。他的有线电视生意月入过五万，加上其他合法或非法的买卖，又有两万五千卢比进账。
“至少七万五啊。”我快速算了一下，“比很多大老板都赚得多了。”
“老子能耐着呢。”苏尼尔答。
我不得不承认，苏尼尔终有一日会称霸孟买。因为火烧穆斯林的“义举”，在湿婆军掌权后，他被任命为“特许行政长官”。苏尼尔冠冕堂皇成了公众寄希望的人。他浑身是劲，每天十点出门，横跨孟买奔东跑西，从乔格什瓦里直到达希沙[199]，甚至更远的果阿邦[200]或赖加德，却仍然能在夜里赶回家去陪伴女儿。他不畏政治斗争中的种种丑恶，相反，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其中，还鼓动自己的妻子参与竞选。他对这个民族持理想主义，对个人前途又极端务实。苏尼尔是在资本主义的孟买成功逆袭的典型。
这座城市新的继承者和从英国人手中接管印度的昔日权贵大为不同。他们没在剑桥上过大学，未必听说过内殿[201]的响亮名头。如苏尼尔之流——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为人所鄙夷，不学无术且不择手段，他们缺乏都市人的感性，却在最大程度上代表了这座城市的草根阶级。事实上，像苏尼尔这样的杀人犯能通过玩弄权术，在孟买通行无阻，既是民主制的胜利，也是民主制的失败。尽管并非所有政客都像苏尼尔一样双手沾血，但他们不得不倚靠苏尼尔之流才能当选。大多数孟买政客都需要庞大的竞选献金，而他们的工资以及所在党派能公开募集到的，不过是九牛一毛。所以他们不得不妥协。
并且这种妥协无处不在。我所熟知的那个孟买正经历一种深刻的悲伤：对失去自主权的悲伤，以及不得不交出金库钥匙的悲伤。我们的政治生活不再为帕西人、古吉拉特人、旁遮普人和马瓦里人所掌控。对此，纳维尔·塔塔给出了最好的脚注。1971年，富可敌国的实业家、泰姬陵酒店的继承人纳维尔·塔塔代表南孟买——印度最小、最富裕的选区参与议员选举。他依然落选了。和美国不同，在印度，巨额财富本身并不能为你赢得选举。现如今，上流社会想要走仕途的唯一方式，是获国会上议院的直接提名。
对传统的特权阶级而言，所谓的孟买新贵是擅闯城门、胆敢在天子脚下安睡的蛮族。对这些“山里人”，孟买唯有厌恶。它略微能自我安慰的地方，是南孟买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因此得到了扩充。这也是孟买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买断一个女佣一整月的苦力，比在泰姬陵酒店吃一顿早饭更便宜。孟买的政治也是如此。它成了你一旦有钱可以雇人，就马上指派给帮手或下属完成的粗活累活，和打扫厕所、算账、接电话或在政府部门排队并无二致。“派个人过来。”我需要处理手机业务或从银行转账时，但凡打电话去，工作人员便这样告诉我。“我没有人派给你。”我告诉他们，“我就自己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经商也好，从政也罢，只要可能，所有人都习惯了“派个人过来”。在孟买，派别人能做的事，没有人会亲自上阵。
但也正是这些颐指气使的有钱人为孟买创造了财富以及就业岗位。他们让流落街头的孤儿寡母能在雇主家躲避风雨。富人先享有豪宅和白兰地，才轮到穷人有房住、能吃上饭。在这个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我们不再相信让富人变穷足以使穷人变富，重新分配资源，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观念上的根本转变，这个国家上下为此激辩，至今未有定论。就好比国有银行的一贯态度，我们的政府对外商投资既爱且怕、左右矛盾——右翼纵然亲外，难免举棋不定，左翼始终排外，又无法理直气壮。在试行了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后，谁能面不改色地说计划经济便是消除贫困的良方？今年大选期间，我唯一没从任何党派听到的竞选口号就是“消除贫困”，似乎所有人都已经默认了：我们的贫困是无法消除的。所以我们还是先来解决别的问题，比如腐败，比如民族冲突，又比如在阿约提亚是要建罗摩庙还是清真寺。
和美国在上世纪之交所经历的转变一样，印度也正经历相似的转型。在打着民主制旗号的政治机器迅速崛起，为新移民带来工作机遇和政治权力的同时，它也不惜以暴力压迫的手段不断铲除异己。最终，在美国的那些城市会掀起改革的浪潮，会推举新的领导班子，除旧迎新，势不可挡。但在孟买，这一切尚未发生。“社会底层的渣滓一跃成了社会顶层的败类。”人权活动家、守旧派代表格森·达昆哈如是对我说。当南孟买的人们为这座城市失去了以往的风华哀悼，他们真正哀悼的是他们失去了对这座城市的话语权。而对那些必须仰人鼻息、寄人篱下的外乡人来说，孟买从来都不是一座风华绝代的城市。相反，它是极度排外的、对异己除之而后快的。孟买的新继承者恐怕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学会如何管理家园，并且管得井井有条。但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怪罪他们？我们当了这么多年的城主，却仍旧不懂如何好好维护，我们把家拱手相让时，家里早已年久失修。
苏尼尔和另两个湿婆军在铁路用地上搭了三间茅屋，我请他带我去那里看一看。我们穿过一条漆黑的弄堂，进入一片空地。那上面的水泥矮房是铁路局员工的宿舍，其间零星分布着最近被拆又重建起来的茅屋。再走过去是一片更大的空地，是铁路局的垃圾场。露天排污管上架着木板，我们踏着木板走到垃圾场的边缘，从这里能看到郊区火车经过时亮起的灯光。才下过大雨，地面一片泥泞，我穿着凉鞋的脚溅满淤泥，以及其他我不愿去想会是什么的污迹。“那里——”苏尼尔指给我看，“亮着油灯的那三间。”就是他名下的茅屋。“我们拿下了这块地。”
苏尼尔把三间茅屋——妥妥的违章建筑免费让给贫民住，好确保他对这块土地有使用权。铁路局方面派人来拆了两次，两次他都把茅屋重新搭了起来。这三间屋子靠墙而建，墙是隔壁工厂的水泥墙。屋前有两根竹竿，撑起各式各样的纸板，黑色的油毡布一层一层覆在屋子外面。这些简易建材是苏尼尔从戈尔冈弄来的，前后只花了一千五百卢比。如果被拆，重建的时间不过一小时。“你多踢两下，屋子就倒了。”苏尼尔说。如果茅屋第三次被拆，他依然会把它们再建起来，这次会考虑砌点砖。
茅屋顶上是蜿蜒曲折的电线。“那是我的有线电视线。”苏尼尔说。他带我走到空地的另外一侧，那里有一堵墙，分隔出给铁路局官员造楼的工地。我们站着的地方不久会开出一条新路，和将来官员们的住宅连通起来。苏尼尔说如果真是那样他就走运了。路一开出来，他会派人过来摆摊，摊贩哪怕被赶走，还能一次又一次回来——摊位的租金就进了苏尼尔的口袋。他的茅屋用水不是问题，一墙之隔的工厂后边有水龙头，但用电稍微有点麻烦。如果住客私拉电线，电网公司只会以为是铁路局员工——这里的合法住户偷电，一旦闹起来会很难看。所以非法住户用的是煤油灯，苏尼尔只不过确保他们有居住权。“我们在这一带说了算，没人敢欺负他们。”日后，等苏尼尔决定拆掉茅屋（改造成永久性建筑）时，会付给现在的住客每户五千卢比，请他们搬走。我们沿着漆黑的弄堂原路返回，隐约看到有人从我们身边经过。苏尼尔说，假使湿婆军也能拿下上议院[202]，他可以立即把茅屋改建成砖房，从此以后，违章搭建就是合法建筑，临时居所变成永久住宅，不会有人再多说什么。即便不成，他还能卖掉这块地，净赚十二拉克。
最近一次的大规模拆违是在1998年大选之后开始的。五十余处铁路沿线的违章搭建遭到拆除，其中有九处是苏尼尔的“私人产业”。他到负责管事的印度人民党议员家，警告他的女儿道：你转告你的父亲，让他立即收手，“否则休怪我不客气了。”
“怎么个不客气法？”议员的女儿问他，让苏尼尔在会客厅干等。
苏尼尔告诉她：乔格什瓦里的投票站是他的地盘，票统统投给了湿婆军的同盟——印度人民党。他会让底下的人制造骚乱，令投票站不得不关停。他的那些小弟会在监狱里待上几个月，出来后又是一条好汉，但作为参选人的这位议员……苏尼尔问他的女儿：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在投票站关停的四个小时里，会损失多少张选票？
“有好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苏尼尔回忆道，“然后她说：‘你跟我来。’我说：‘从今以后，拆不拆房，当不当选，端看你们的选择。’”苏尼尔对谈话的结果充满自信：“他们再也不敢了。”
他们真的“再也不敢”，就任凭苏尼尔作威作福吗？我拜访了人称“拆违大王”的葛文德·拉戈·凯尔纳，从侧面向他打听。“我工作了二十年，总共拆过二十八万五千处违章建筑。”凯尔纳对我说。他是市政厅拆违办的专员，因为铁面无私的一贯作风，在湿婆军和其他政党中树敌无数。凯尔纳向我解释了拆违的整个过程。孟买市共有二十三个行政区，每个区都设有专门的拆违分队，可事实上，孟买的违章建筑是在政府和警方的纵容下才建起来的。拆违的常规操作是提前七天发出声明，要求住户出具相关文件，若七天后仍无法提供有效房产证明的，拆违就势在必行。“但我们的办事人员投鼠忌器。”何况还有吃里扒外的问题，“声明一旦发出，就会有人用钱疏通关系。”拆违办的员工“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因为一栋违章建筑收受的贿赂可能比他在部门干一辈子拿的钱都多。
即便嫉恶如仇，凯尔纳也不会在房屋还有人居住的情况下进行强拆。他和他的拆违分队在城里执法，很清楚他们的工作可能带来的后果。住茅屋的人大多一贫如洗，他们往往会破罐子破摔，暴力抗拒执法。他们朝凯尔纳扔石头，有时甚至火烧自己的茅屋。因此在拆违前，凯尔纳总要先下令移走屋内的炊具。他向我形容他的工作，就像形容一幕幕电影：“有个女人站在那里，穿着脏兮兮的纱丽。她都没有水喝，哪里还有多余的水洗衣服？孩子们赤身露体，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他们家徒四壁，而我们像张牙舞爪的魔鬼，冲进来，要把他们仅有的也夺去。”
还有一次，凯尔纳在达拉维[203]执行公务。一个妇女眼看自家的房子要被拆掉了，拦在凯尔纳面前，把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举过头顶，她抓住婴儿的腿，就那样在空中抡起来，下一秒便要把孩子狠狠砸到地上，“幸亏我们及时制止了她”。
然而拆除了的贫民窟，很快又会在原地摇摇欲坠地建起来。“贫民聚集地是很难真正拆除的，他们会不断地建、不断地建。”凯尔纳曾痛下决心，要拆除马希姆区的一个违建点。但是每次拆掉、离开，几小时后，人们就把屋子重建了起来。“我们有时一天会去两次、三次，他们就两次、三次地重建。我们拆的时候，他们躲在铁轨后面，我们一走，他们就回来了。”每拆除一间违章建筑，市政厅要花费一千卢比。而单单马希姆区的违建就有近两千处，即便是“拆违大王”也只好望洋兴叹了。
凯尔纳1976年入职。1985年，湿婆军入主孟买市政公司，凯尔纳曾被“传唤”到萨克雷位于马托什里的别墅。其时，他正要拆除一家违章经营的酒店，怎奈酒店的持有人是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的继子。萨克雷于是要求凯尔纳“放聪明一点”，而凯尔纳自然没有听从。十一天后，凯尔纳在办公楼门前停好了车，枪声陡然响起，两枪打中了一个过路人，第三枪击穿了凯尔纳的小腿。
伤愈复工后，凯尔纳非但没有学乖，还愈挫愈勇，和孟买教父达乌德·易卜拉欣干上了。达乌德有一栋违章搭建的酒店，登记在妻子的名下。拆违的前一天，警方牵着缉爆犬，在整幢大楼内寻找有无爆炸物。拆违当天，凯尔纳带着包括边防安全部队在内的四百名官兵到达现场，用三吨重的落锤破碎机[204]砸毁了达乌德的酒店。从1992年至今，他总共拆除了达乌德名下的三十栋非法建筑。拆违办的同事不断受到达乌德帮发出的威胁，恳求凯尔纳莫再一意孤行。为他提供拆违器械的承包商也因为害怕，提前终止了合同。
凯尔纳成了媒体报道的热门人物。但拆违办却开始找他谈话，说上层因为他的鲁莽举动遭受了极大的压力。办公厅决定委派职级更高的专员来监管凯尔纳小组的行动，实际上是把他架空了。凯尔纳愤而向媒体曝光了这一做法。他开始在公开场合言辞激烈地指责政府的不法行为，而孟买的中产和特权阶级将凯尔纳看作对抗腐败的孤胆英雄。市政厅要求凯尔纳立即停止这种“违反工作纪律”的做法，未果。1994年，凯尔纳终因“拒不服从上级命令”遭到停职。之后的几年间，他坐在办公室，身后的墙上挂着辨喜[205]的半身像，无事可做的凯尔纳干脆将人权运动进行到底。他建立了非政府组织，专门捣毁卖淫窝点，营救未成年女性。2000年，凯尔纳官复原职，他以莫大的热情重新投入拆违工作，也回到了报纸头版，再次成为中产阶级眼中的民族英雄。当然，中产阶级已经有房有车，且无需凯尔纳来拆。
暴乱发生五年后，整座城市屏息以待：斯里克里希纳法官的调查报告即将公布。“我们已经磨刀霍霍了。”报告公布的前一晚，马丹普尔的一个穆斯林青年如是说。警方严阵以待，湿婆军政府再也无法拖延。斯里克里希纳法官恳请人权组织起诉他，只为逼迫政府将一压再压的事件报告公之于众。
斯里克里希纳法官当初说，再不济，这份报告也是对良心的一个交代。事实上，这份报告做到的还有太多，孟买人应该为此感到自豪。“斯里克里希纳委员会”对1992—1993年的孟买暴乱做了详尽的调查取证，也明确了萨克雷一党和孟买警方作为事件责任人的归属。报告称：“湿婆军党魁巴尔·萨克雷如久经沙场的老将，指挥旗下忠心耿耿的湿婆军发动对穆斯林的打击报复。这是精准的军事行动，有组织、有预谋，非但如此，湿婆军还掌握了各辖区的投票人和其住址名单。”
对报告的一系列指控，湿婆军政府矢口否认，指责斯里克里希纳有反印倾向。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尊敬的斯里克里希纳法官是梵文学者[206]，也是比推崇极端民族主义的巴尔·萨克雷虔诚得多的印度教徒。
在报告中，斯里克里希纳罗列了三十一位参与了暴动的警察姓名。他们要么曾枪杀穆斯林平民，要么曾积极协助湿婆军的暴行。但最终，这份报告无法令任何人受到法律的严惩。根据“斯里克里希纳委员会”成立时的相关规定，报告所涉及的口供均不能作为呈堂证供。因此，即便囊括了五百份口头取证及将近一万页证词，若要起诉参与了暴行的警察、政党头目或街头混混，斯里克里希纳法官所做的全部调查必须从头来过。所有证人要再次作证，并请律师出面代为递交他们的书面证词，案件极有可能从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层层上诉到最高法院。如果一个警察遭到起诉，作为公务员，他所服务的政府机构仍保留对他的制裁权。而法官要如何界定该名警察的所作所为并非执行公务，在本案中实非易事……所以这份如此翔实而准确的报告只有参考价值，而无法律效力。但是对暴乱的多数受害者家属而言，政府能够承认他们的受害者身份，法官愿意倾听他们的证词，已经足够了。他们对司法体系的指望仅此而已。
为了回应斯里克里希纳的调查报告，《印度时报》发表了题为“疗伤处方药”的社论，他们呼吁民众尽早忘掉悲伤、走出阴霾，却只字不提未能实现的司法公正。报社的一名记者告诉我，上头有令，对暴乱事件务必轻轻着墨、手下留情。一切相关报道，哪怕是斯里克里希纳法官的简介，在刊出前都必须经过总编的审核。管理层给出的理由是：任何公开支持调查报告的言论都可能激化穆斯林的敌对情绪。而《印度时报》在孟买的记者当中，只有一位穆斯林。
报告发布几周后，我在象头神节[207]的最后一晚回到了乔格什瓦里。人们正在那里集会，卡车载着两股人流缓缓开上了十字路口。其中一组带队的是阿莫尔，一个留着长发的大高个，我在调查孟买暴乱时就见过他。阿莫尔热血冲动，唯一能劝住他的只有邻居吉里什的妹妹拉珠。他把拉珠当亲妹妹看待。苏尼尔是阿莫尔的合作伙伴，他们的生意有合法的，自然也有非法的。他告诉我说，阿莫尔一旦喝醉，狂性大发，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他一个就杀死了他们三个。”苏尼尔用食指摸摸鼻子，暗示我那三个人都是穆斯林。“其中一个骑着摩托车，阿莫尔往他身上浇了汽油，烧死了他。”但就是阿莫尔这样状似狂热的印度教徒，却会定期赶两天的路，到拉贾斯坦邦的阿杰梅尔神社参拜穆斯林圣者的墓，还许了愿。阿莫尔的胡须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已经蓄了八个月的须，且戒烟戒酒，等到还愿的那天他会剃下胡须，献给那名苏菲派[208]的圣者。
阿莫尔的队伍里有装扮成希瓦吉、舍地的赛巴巴[209]和提拉克[210]模样的人，他们立在车头，威风无匹。他们的四周挤满老少，总有五十人，其中一马当先的三人要么戴着红白蓝三色的英国国旗帽，要么绑着同色的头巾，乍一看酷似早期的“辣妹合唱团”[211]的造型。车流加上人流慢慢向附近的清真寺进发，他们所在的这条主干道也通往警局。“离到达清真寺还有一小时，经过它则要三小时。一旦经过，车开出十五米远，人群就散开回家了。”阿莫尔对我说。
我们接近清真寺的时候，行进的队伍几乎完全停下了。鼓手疯狂击鼓，人群随之乱舞。也难怪，很多人在来之前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尽管队伍末尾有一小群妇女（其中一人挥舞着巨大的橘色湿婆军旗帜），但男人们对舞伴无所谓挑剔。他们扭腰摆胯，搔首弄姿，种种动作不堪入目。一个孩子用手捂住了脸，也不由随着鼓点躁动。如烟似云的侯丽节彩粉在舞者中间抛洒。然后爆竹响了。轰隆——噼啪，礼花点燃，映红了整座清真寺。空气中是浓重的硫磺味，露天排污管散发的恶臭，还有人群的汗馊味。这么密集的人群，如此大量的烟花，竟没有发生烧伤事故，实乃奇迹。阿莫尔在此时爬上了卡车车顶，抓过麦克风，扯着嗓子喊道：“伟大的希瓦吉国王万岁！”
人群大声附和起来。
“伟大的印度教万岁！”
橘色的旗帜疯了一般挥舞，随着高高的旗杆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
“印度教万岁！希瓦吉万岁！”这是湿婆军的口号。
阿莫尔从卡车上跳下来，但人们仍在一遍遍高喊口号。在清真寺前，另两位民族英雄——赛巴巴和提拉克被人遗忘了，只有抗击穆斯林的希瓦吉的名字不断回响。有穆斯林在一边沉默地观看，他们身前是封锁了两旁道路的警察。湿婆军发出的呐喊响彻天际。随着密集的鼓点，随着爆开的烟花，随着飘扬的旗帜，随着呜呜吹响的牛角，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首胜利进行曲啊。
庆祝象头神节不会催生这样的狂热。在印度神话中，象头神是个耽于享乐的饕餮，而非一心屠戮人间的罗刹。但在乔格什瓦里的集会上，象头神正襟危坐，他的坐骑老鼠不见了，换成了四只状极凶恶的石膏狮子。卡车后的人们开始分发普拉萨德——祭神结束后食用的椰片和希拉甜点。刚出清真寺所在的街区，正如阿莫尔说的，人群渐渐散去，卡车加速驶向大海，好把象头神送入水中。而象头神节的高潮和真正意义就是经过清真寺的那一段游行。人们已经告诉穆斯林：湿婆军赢了。这个国家的暴动多是这样开始的。一个民族疯狂且近乎野蛮地庆祝某个神祇的节日，只为公开奚落那些与之作对的人。
清真寺又传来了宣礼的钟声。警方的疏散很及时。乔格什瓦里警局的负责人、一级警督达威尔满意地坐在警局外的椅子上，享受夜晚的凉爽。警察以最快的速度引导湿婆军的车流通过清真寺，便衣警指挥人群向前，催促卡车快开，制服警则封锁了道路两侧，不许任何人接近清真寺。穆斯林志愿者组成了人墙，站在露天排污管上，黑暗中不时有跌跌撞撞的湿婆军狂欢者倒进他们的阵营。
象头神节的集会不总是这样放肆的。在1993年的暴乱发生以前，阿尔菲·巴努——默哈拉·伊克塔委员会的志愿者还记得，游行的人们在抵达清真寺前便会停止发声，更不用说燃放烟花爆竹了。他们会快速且安静地经过清真寺，以示对穆斯林的尊重。这样喧闹的示威活动是在暴乱之后才发生的，有几年，场面极度失控。穆斯林朝游行的人群扔石头，新的冲突随时可能爆发。往年游行的人数众多，警力更多。阿莫尔会爬上卡车顶，用口号煽动人群最原始、最盲目的狂热。今年，警方要求他在车队经过清真寺前就从车上下来，他照做了。因此，尽管今晚的集会已足够嚣张，希瓦吉的名字被时时提起，爆竹声声燃放，人群的舞姿粗俗不堪，却是如今的孟买所能期望的最好局面。无人高声辱骂穆斯林，也无人朝清真寺投掷猪肉，甚至有四个穆斯林走上前来，和阿莫尔等五年前屠杀了他们家人的印度教徒共舞了一阵。
送我回家的计程车司机在车上安了一个小小的神龛：亮着灯的拱门下是一尊赛巴巴像，旁边则是一节用阿拉伯语书写的《古兰经》经文。“那是什么？”我用手指一指，在即将下车的时候问道。“这个吗？”司机回问我，一边摸了摸小拱门。他以为我指的是拱门上的彩灯。
“是那个。”我又指了指那节阿拉伯语经文。
“这是穆斯林的经文。”
“但你也在旁边供奉赛巴巴？”
“是啊。”他回过头来，脸上带着笑。我忽然就高兴起来，觉得生活仍有盼望。
我到贫民区看望阿莫尔，他和家人住在一起。我进门的时候，他刚洗了澡，全身上下只裹了条毛巾，露出结实的胸膛和粗壮的手臂。他在高速公路边上的一家大型乳制品厂上班。他的弟媳递给我一杯放了糖的热牛奶。那是浓稠的水牛奶，半固体的奶液凝结成块，上边还有黑色的斑点，我觉得难以下咽。但这是阿莫尔家的待客之道，不能拂了主人的意，所以我还是喝了。阿莫尔问我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我说不用了。他的弟媳笑着用马拉提语对他说：“他看到咱们家这样，吓都快吓跑了。”
阿莫尔的家比隔壁吉里什的家更小，但必要的电器一应俱全：冰箱、电视、电话。有楼梯通往二楼的房间。阿莫尔七个月大的侄女趴在地上，伸手去够用来装水的威士忌酒瓶，她的手太小，握不住瓶身，于是哇的一下哭起来，着实可怜又可爱。阿莫尔的弟媳马上把女儿抱了起来。在这里，孤独感很难留存。阿莫尔能在婴儿的哭闹和电视节目的声响中安然入睡。近些日子他昼伏夜出，有个朋友替他到牛奶厂做工，阿莫尔付他工资，好把晚上空出来专门闹事。
和苏尼尔一样，阿莫尔为闹事而活。他们不能想象一个岁月静好的世界。他们能有今天的地位、获得相应的尊重、过上体面的生活，都要归功于这些年来他们闹的事。既要闹事，且能得以持续闹事，是敌是友就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对他们而言，朋友、敌人乃至人命都是相对的概念。他们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努力确保自己不要站错队：谁和谁结盟，谁最有可能当选，让谁抽成——是工会，是警察，是政府官员抑或敌人——只为确保对方暂时不来寻仇，都大有讲究。
在孟买话里，闹事叫做拉弗达，它也有婚外情或恋爱纠葛的意思。哪里有拉弗达，哪里就有好事的围观者，一大群人聚在一起，最好凑近了眼也不眨地看热闹，生怕错过一秒。“在孟买，每天至少得有十多起拉弗达。”阿莫尔猜。而拉弗达的主力军就是街头混混。道上的大哥或政客正需要他们来维持自己的地位。阿莫尔是个混混。他太沉不住气，当不了狙击手；太不懂婉转，当不了政客；也太不精明，当不了大哥。他总是喝醉，然后赤手空拳，又或者抄起手边的任意物品：路边摊上的玻璃罐、木棍、铁棒……和人打架。他在街头混混中很有名气，也颇有追随者，但他永远爬不到苏尼尔的高度。苏尼尔闹事从不受伤，阿莫尔却带头冲在最前面，苏尼尔擅长背后算计人，阿莫尔却难防伤人暗箭。聪明人总是早早做好了下一步的打算。所以当湿婆军的分支需要继任人选时，比库·卡马特选择了苏尼尔。愤怒的阿莫尔在下一轮议员选举时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苏尼尔灌醉了阿莫尔的竞选团队，阿莫尔输得很惨。
我们后来是在附近的一家餐馆吃的晚饭。阿莫尔承认苏尼尔有着政客的头脑。“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国会议员了。”从崇尚真刀真枪的阿莫尔嘴里说出这话，并非恭维，尽管他是个婆罗门，而苏尼尔是马拉提“山里人”。但今日的孟买正是山里人的天下，由婆罗门充当佩什瓦[212]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对他们共同从事的非法营生，苏尼尔是那个决定如何分赃，且从中多多牟利的人。阿莫尔不是不知道苏尼尔分赃不均。有时，敌对和不快的情绪也会沸腾，他们难免要翻脸。可但凡有人对苏尼尔语出不敬，阿莫尔一定会冲上去把人教训一顿。“苏尼尔是我的上级，我的大哥。”
阿莫尔对湿婆军大佬失去了信心。“我曾经把巴尔大佬看得比天还高。但我们在牢里让人揍得半死的时候，他却坐在马托什里[213]的别墅，喝着小酒，搂着女人。我要把巴尔大佬的照片从墙上拿下来，换成我自己的。国大党在位四十年没能耗光的资源，湿婆军上台三年就耗光了。”阿莫尔留意到大公司纷纷撤出了孟买，他看到所在地区的就业率愈发低迷。像阿莫尔这样的人并不奢望搬进马拉巴尔山的富人区，他们的梦想更贴近现实。阿莫尔划出了家门前的一小片空地，他想把家扩建到那里，再砌一个阳台。享乐对阿莫尔之流来说，就是能去酒吧喝一杯。他们不算最虔诚的印度教徒，但也毫无怨言地遵循印度教的规定。他们对印度民族保持忠诚，但不会想以爱国之名加入军队。
阿莫尔显得若有所思。他用餐叉和汤勺吃饭，慢慢低下了头，他说：“危险的日子还在前面。”
“为什么这么说？”
“人们失业在家。男人终日无所事事，但去哪儿都要花钱。如果一个年轻人决定去夜总会喝几杯消遣，那他就没有钱供养家人。你让他习惯了去夜总会消遣，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为了维持这种生活，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所以？”我问阿莫尔。
“所以为了赚钱，杀人也行。一条人命两百卢比。”
“一个人怎么就能杀人呢？”我问，“他怎么狠得下心？”
“你是个作家，几杯黄汤下肚，你会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写点什么出来。如果你是个跳舞的，几杯黄汤下肚，你会觉得，不如跳支舞吧。如果你是个杀手，几杯黄汤下肚，你会想，杀人算得了什么。”阿莫尔活动了一下手臂，“是什么人，就会做什么事。”
为了不让底下的人净为黑帮招募，巴尔·萨克雷不得不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发泄暴力的新渠道，于是也不断制造出新的假想敌。最容易下手的目标就是艺术家，反正大字不识几个的湿婆军看不懂艺术作品。1998年，巴基斯坦知名的加扎勒诗[214]歌手古拉姆·阿里在孟买开演唱会，忽有湿婆军冲上台去，宣称“我们也能唱”，然后齐齐高呼“马拉提人万岁！”他们说湿婆军大佬有令：巴基斯坦艺人不得在孟买登台，巴基斯坦运动员也不得在孟买比赛。孟买大众未及反应，就没有演出和赛事可看了。警方发言人却告诉报社说，主办方不曾收到任何投诉，整个禁演禁赛的过程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当然没有。这可是个杀人犯能大摇大摆走在街上，并且在最高立法机构占有一席之地的城市。他们有的是代权。
湿婆军大佬强烈抵制的，还有加拿大籍印度导演的作品《爱火》。该片描绘了德里一对妯娌间打破禁锢的同性恋情。“就因为女同性恋文化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婚姻不幸的女人就不该全心倚赖丈夫了吗？”萨克雷质问。他表示印度社会不能容忍“这种把结婚离婚当儿戏的西方进步思想”。因此，湿婆军在萨克雷的指示下砸毁了所有上映《爱火》的影院，并且强制电影在全国撤档。英语报纸自然一如往常发表了抵制萨克雷的社论，但苏尼尔、阿莫尔或湿婆军的任何小弟都不看英语报纸。
然而1999年1月，湿婆军终究铸下了大错。他们挑错了下手的对象——全印最受追捧的巴基斯坦籍板球运动员萨辛·坦都卡。因不满印度板球委员会向巴基斯坦板球队发出的巡回赛邀请，暴怒的湿婆军闯进委员会办公室，四处打砸，甚至毁掉了1983年印度获得的板球世界杯冠军奖杯。坦都卡不得不寻求警方保护，而湿婆军和印度人民党的头目迅速和此次暴行撇清了干系。萨克雷骑虎难下，但他的胯下之虎——湿婆军的暴民显然已无法完全为其掌控。这次的突袭不再为某个领袖马首是瞻，或出于某种特定的执政理念，而仅仅是乌合之众为满足对权力的渴望，实践他们因无能而愈加残暴的可怕妄想。他们是一群马拉提年轻人，每天干十二小时的粗活累活，忍受有钱上司（“又不是咱们本地人！”）的羞辱责骂，然后搭火车回家。火车厢仿佛蒸笼，空气浑浊，带着各种体味和汗水的恶臭。他们回到在贫民窟的家，父亲母亲、奶奶外婆追问他们今天赚了多少工钱。他们被时刻提醒他们的无能，他们唯一感到自己还是个男人的时候，是在暴乱的人群里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声称为民族荣誉而战时，他们闯进剧院、高档公寓、受万人追捧的板球皇帝的办公室，砸碎别人的奖杯，痛揍开豪车的大人物，为依然能全身而退洋洋自得。每一天的每一天累加起来的屈辱、他们受到的呵斥、这座从来不属于他们的腐朽都市带给他们的失望……统统因着暴力的宣泄得到了洗刷。暴民的愤怒就是合理的，人群越是聚集，他们就越是暴怒。这样一个集合体煽动愤怒、消化愤怒、进一步助长愤怒，并且愤怒也反过来壮大这个集体。突然之间你不再感到无能，你觉得自己战无不胜，你觉得这座城市不再是别人的，它终于是你的了。
你有权愤怒，也因着愤怒，让城市属于你。
阿希什给了我他在安泰里的公寓钥匙，我和苏尼尔还有吉里什过去小坐。正是11月，外面下着雨。孟买的夜空电闪雷鸣，蔚为壮观。我们在阳台喝威士忌。苏尼尔脱下衬衫，穿着背心坐到扶手椅里。他不断瞥向他的新手表，不是要看时间，纯粹为了欣赏。我不止一次注意到，苏尼尔的志得意满同高楼大厦紧密相连。他这样出身的人，极少有上过三层楼的。
“孟买还会经历很多斗争。”苏尼尔说。在十年的打拼后，他决定为了孩子们的安全着想，要把事业的重心从孟买逐渐转移到赖加德。他常听闻孩子被人贩子拐走、倒卖器官的消息。在苏尼尔看来，一座城市想赚多少钱，取决于它能喝多少酒。“物价飞涨，压力倍增，于是人们借酒浇愁。年纪轻轻的股民喝起啤酒来，都是六瓶六瓶干的。”而一旦借廉价啤酒消愁，也就离用传统烈酒[215]买醉一步之遥了。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在这个季节有点反常。“是因为我们犯的罪吧。”苏尼尔自言自语道，“即使是上帝都不能原谅孟买。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但没法接纳孟买。”苏尼尔对犯罪一点不陌生。每周三、五、日，他会在他的有线电视台播放色情影片。向他提出这种要求的通常是女性观众。他去圣母玛利亚女子学院附近，那里的女人嗔怪他：“苏尼尔大哥，你没好好照顾我们。”这是个暗号。当天晚些时候，苏尼尔便会兑现“好好照顾”的承诺，在电视屏幕的一角标记星号，或在屏幕下方滚动播出这样的消息：“英国广播公司×频道改在××时段播出，敬请留意。”这同样是个暗号，知情人心领神会：某个特定频道的特定时段会播放淫秽节目。而这个特定时段必定是孟买人醉生梦死的时候。不会是周二，因为周二是拜象头神的日子。不会是周四，因为周四要纪念赛巴巴。也不会是周六，因为很多人在这一天要守哈奴曼的节期。更不会是周一，“因为整个周末的狂饮让人宿醉不醒。”所以在苏尼尔的孟买，周三、周五和周日是畅饮之夜、三级片之夜，人们欢迎前者，继而享受后者。
苏尼尔从事的有线电视业务让他在婚外情一事上从不缺乏对象。“谁能登堂入室呢？送奶工把奶送到就走了。洗衣工把熨好的衣服送来也走了。但我不一样，我能进她们的房间，甚至是卧室，待在那里修理电视。”苏尼尔承认他借“修理”有线电视之名，总共睡过十三个家庭主妇。“不过是我看上眼的，精挑细选的。”苏尼尔有自己的偏好，“一定要是古吉拉特女人。她们最欲求不满。”
“我和小区里的五个女人都搞过。”苏尼尔吹嘘道。在孟买，“搞过”可以指偷情，也可以指杀人，在苏尼尔看来，这基本是一码事。“已婚男人多久满足一次自己的婆娘？一周两次、三次？女人总是欲求不满的。”照苏尼尔的说法，他从不采取主动，也不会毛手毛脚。“我不想搅黄了生意。是这些女人先打电话给我，说我的有线电视网不工作了。她们在我身边坐下，她们先把手伸过来，但我不会一次就遂了她们的愿，总要多等两天。”苏尼尔不在意对方的年龄，他和年过五旬的主妇上过床。他说真该带我们去孟买城外阿裹力[216]人的村子看看。阿裹力人的身体异常柔软，做爱的姿势神乎其神：阿裹力男人会让女人抱住一棵树，然后把她的双腿架在自己肩上。“我做不来这种特技，但我搞过一个阿裹力女人，确实让人难忘！”
有一个人名叫桑托什，苏尼尔和吉里什谈起他的猎艳史，带着惊叹又带着窃笑。“他是我们那一带最会鬼混的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淫棍。”桑托什声称把邻居拉吉的太太当妹子看待，而对方也以兄长相称，每年去求辟邪的彩绳系在他的手腕上。拉吉夫妇相信桑托什，允许他自由进出家门，却不料引狼入室，桑托什强暴了他们的女儿。“他口口声声叫侄女的那个孩子。”苏尼尔特别指出。一天，桑托什偶然发现了拉吉的太太和某医生邻居的奸情，他威胁要告发两人，以此强迫拉吉的太太也同他保持不正当关系。打那以后，桑托什会在上午溜达到拉吉家，和他叫做“妹子”的女人苟合。下午两点同自己的母亲去庙里做法事，装模作样地念一小时经。从庙里回来后去健身房，和附近的地痞流氓厮混一阵，再折返拉吉家，等着他的“侄女”五点半放学。趁“侄女”关窗换衣服时硬挤进她的房间“来一发”，在拉吉下班回来前大摇大摆地离开。
这还不算完，桑托什家隔壁住着一个未成年的比哈尔女孩，他在小姑娘月经初潮后两天强奸了她，并且逼迫她维持这一关系长达五年。桑托什恶狠狠地威胁她说：“不让我搞你，我就杀了你。”他趁女孩的酒鬼父亲不在家或醉倒的时候偷偷爬进她的窗户，然后毫无人性地强暴她。贫民窟里的这种性关系谈不上丝毫温柔，它发生时不单掩人耳目，且充满兽性。某户人家的夫妻有靠着大门席地而睡的习惯。一群小流氓不知怎么知道了，便跑去偷窥，桑托什也在其中。他们透过门上的邮件投递口，看到丈夫一手搭在妻子的一只乳房上。桑托什竟恬不知耻地把手从投递口伸了进去，握住那个女人的另一边乳房。她没有惊醒，以为那是丈夫的手。但当她感觉到揉捏的力道变重，睁开眼睛，顿时吓得惊叫起来。但她不敢摇醒身边的丈夫，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一个女人在贫民窟遭受污辱，往往是打落牙齿和血吞。因为正如苏尼尔所说的：“她总觉得，家丑怎么能外扬呢？”所以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专挑这些最为弱势的女性下手：幼童、少女、父亲或丈夫是酒鬼的、神志不清甚至智力有残疾的，这些人不会揭露他们，不能揭露他们，不敢揭露他们。别人会有怎样的闲言碎语？无力保护妻女、任人欺凌耻笑的男人又会有何等感受？当他们发觉事情的真相后，也大多保持了沉默。
我问苏尼尔和吉里什，桑托什“搞过”这么多女人，是否因为他相貌英俊？完全不是，他们说，桑托什是个跛子，“连初中都没毕业”，平常给大楼当保安。但他很会说话，他会到某个女人的家里，每天都去，坐在那儿拉家常：他和这家人的丈夫聊天，和他的妻子聊天，也和他们的女儿聊天。他专挑他们爱听的讲，渐渐就和他们熟络起来，然后看准了时机下手。“所以看到他在我们家出入，我有点紧张。”苏尼尔承认。
但最终，苏尼尔和他的湿婆军会安渡难关的。“湿婆军的未来大有可期。这就是孟买。”苏尼尔说，又马上用印地语纠正了“孟买”的发音：“这就是孟巴。”刹那间，外面的天空有五彩的烟花升起，随即四散开来，应该是有人正举行婚礼。烟花散尽后则是漫天银白的闪电，照亮了这座对苏尼尔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或许这是第一次，他从这样的高度俯视脚下的孟买——那令人炫目又令人蹙眉的纷乱。苏尼尔醉了，他边看边口齿不清地说：“这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世界。”
有两个年幼好动的孩子在身边，在家工作对我来说变得益发困难。叔叔替我在班德拉物色到一间精装公寓，让我用来办公。我搬进去的时候，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幅画，是伟大的自由卫士提拉克的肖像。我以为那是幅炭笔蚀刻，但又不完全像，于是凑近了细看。
“那是用人的头发绣出来的。”我的房东——一个女医生自豪地介绍道，“提拉克是我先夫的高祖父，你可以留下这幅画。”
我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
这间公寓位于班德拉的商业中心——人满为患的尔科商场楼上。楼下便是西郊知名的美食一条街。女人们在尔科商场购物，讨价还价，乐此不疲，逛累了便走到美食街，要一份普里球[217]，再来一杯库妃法鲁达[218]。周四的夜晚，附近的赛巴巴庙里传出不成调的响亮诵经声，人们纷至沓来，因为法事结束后，庙里会分发普拉萨德（当作供品祭神的面包干和蔬菜）。寺庙外的小吃摊刚在大选前被政府下令拆除，如今以浩大声势卷土重来，林立更胜往昔。但当我打开两居室的公寓大门、走入其中，顿时就把嘈杂声关在了门外。世界清静了，我的办公室自带厨卫，阳台外还有棵枝繁叶茂的老树。
苏尼尔和阿莫尔来我的新办公室同我喝酒。阿莫尔正戒酒，也就是说他不喝威士忌。我给他倒了杯葡萄酒——葡萄酒不算酒。阿莫尔把葡萄酒杯捏在指尖，小口啜饮。看留着大胡子的阿莫尔小心翼翼喝红酒，像看他出现在画廊开幕式或英式下午茶会那样不协调。
他们二人环顾我的办公室，面露赞许。阿莫尔在纳拉索帕拉[219]有间公寓，苏尼尔的公寓则在达希沙。但他们都没想过要和家人搬离贫民区。我问他们为什么。
“你可以给我黄金地段的公寓楼，尼皮恩航海路也好，班德拉也罢，但我不会离开乔格什瓦里。”阿莫尔说。
“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认死理。”苏尼尔解释道，“不能接受住在其他任何地方。就像你的孩子不会接受住在贫民区一样。在那里，我的孩子能在凌晨一点敲开邻居家的门，问他们要吃的。如果他们不爱吃妈妈今天做的饭，他们可以上邻居家吃。在我们那儿，上门来的孩子都是贵客，他们到哪儿都会受到款待。但你们这里不行。如果你的孩子凌晨一点敲响邻居家的门，你肯定会打他们的手心。‘不可以！’你会教训他们。因为你不想让邻居觉得你家孩子连饭都吃不饱。”
“我们那儿设施齐全。”阿莫尔补充道。“设施齐全”是地产广告里常用到的词，指的是房屋有现代化的厨房、室内管道及电梯。但贫民区的“设施齐全”另有深意。“你下班回来，遇见了邻居，你站在走道上和他寒暄。但在我们那儿，如果你有急事要去医院，打声招呼，邻居二话不说会来帮你看家。”
我又问他们为什么贫民区的人们反而更团结，更令人有家的温暖的感觉？
是因为公共设施的存在，苏尼尔说。“你上公厕，难免看见形形色色的人。你跟对方打招呼：‘哎呀，两天没见了。’用水也是。女人们提着水桶，挤在一个龙头下面等着打水。她们互相交谈：‘我外公病了。’‘我儿子在农村老家，是个酒鬼。’”而在公寓里，人们有独立的洗手间，互相碰不到面。“在公寓的楼道里，人们谈论的是哪家的卧室新装了空调，或者更换了大理石台面。在贫民区的龙头下面，人们谈论的是某一家的婆媳矛盾，媳妇多烧了一口饭，婆婆怪她浪费……在公寓里——”苏尼尔总结道，“人们谈话的层次总要更高一点。”
那为什么不卖掉贫民窟的房子，去农村老家住呢？那里宽敞多了。
苏尼尔解释说：“在农村，家家户户九点就关门了。”
“哪里是九点。”阿莫尔摇头，“最多七八点。”
不一会儿，阿莫尔起身去用卫生间。“你家厕所不用冲水吗？”他回来的时候问我。
我抬头看着他，一时没有听懂。“要冲啊。”我说。但苏尼尔听懂了。他领着阿莫尔回到卫生间，示范给他看如何冲水。他教阿莫尔：按下旋钮，杠杆带动水箱出水，不用特地舀水冲进马桶。
苏尼尔的生意蒸蒸日上，在孟买的地位也举足轻重，他现在要的是一份安稳。若非不得已，他不想再闹更多的事了。“一天下来，谁不想吃顿安稳饭，然后睡个安稳觉？如果还参与暴乱，无非是想赚更多的钱。”卡吉尔冲突[220]期间，印度政府下令禁播巴基斯坦的电视节目。但爱国如苏尼尔者也强烈反对这一禁令。他问，如果观众想看，政府凭什么要他的有线电视禁播巴基斯坦的节目？“观众付了钱，就有权看电视。”苏尼尔的经商之道足以令他把政治理念和对穆斯林的憎恶放在一边。为什么要和钱过不去，花花绿绿的卢比远比一个人在游行时举什么颜色的宗教大旗来得重要。孟买以更强有力的诱惑——贪婪让苏尼尔甚至能放下家仇国恨。
阿莫尔却对孟买的现状有更清醒的认识。“暴乱随时可能发生。”他说，“今晚就可能发生。”
喝酒没有下酒菜，大家都饿了。我们三人离开办公室，坐三轮车到了一家餐馆。阿莫尔吃了几口黄油鸡，突然抬头问我：“你那儿二十四小时都有水？”他还在琢磨抽水马桶的事。
我点点头。阿莫尔百思不解。苏尼尔在一边猜测说，屋顶上一定有什么水箱吧。
又过了一会儿，阿莫尔接着问我：“那你晚上一个人睡？”
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在旁敲侧击，打听我是否有情人一起过夜。但当我强调我确实一个人睡的时候，阿莫尔马上照实说：“我从来没有单独睡过。房间里总有其他人在。”这个火爆脾气的大个子觉得不可思议，我没有母亲或妻子或吵闹的婴孩在身边，究竟要如何入睡？凶神恶煞、打起架来天不怕地不怕的阿莫尔却最怕黑。
1999年，第二轮大选开始了。乔格什瓦里在选举日那天又热闹了起来。天下着小雨，却浇不熄蜂拥而至的选民们的热情。竞选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各就各位，撕下一张张小小的选票，递到选民手中。比库·卡马特让苏尼尔和阿莫尔做投票动员，于是我们再一次走入了贫民区。苏尼尔熟悉那里的每一个人，他和阿莫尔用古吉拉特语同古吉拉特人打招呼：“你好啊！”和比哈尔人则说印地语，和自己的同乡说马拉提语。他们催促人们快快前去投票，“投给边上有蝴蝶结记号的。”他们嘱咐道。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人口不识字，光和他们说候选人的名字并不管用。这一天走过贫民窟时，我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寂静，这才意识到除了偶有播放的全印电视台[221]的节目外，几乎无人观看电视。苏尼尔临时关停了他的有线电视网。“苏尼尔，给点节目看吧！”一个老人央求道。“等你投完票再说。”苏尼尔如此回答。
我们回到投票站，一个湿婆军头目正和阿莫尔商量：午饭后再进行一轮投票动员。到那个时候，检票员根据手上的名册，已经能统计出谁投过了票，谁还没有。“四五个人不管用，我们需要一群弟兄。”阿莫尔这样建议，“弟兄”这个词他说的是英语。“那行，我叫上我手下的弟兄。”小头目语带笃定。这群“弟兄”会回到贫民窟，挨家挨户敲门，但凡没有投票的都会遭到他们的威吓。“就是制造点紧张气氛。”阿莫尔解释说。
尽管是竞争对手，苏尼尔却和国大党附近选区的候选人相交甚笃。此人名叫玛玛，从事电缆生意，是小拉詹[222]团伙的头目。玛玛年方而立，他在孟买出生，他的父亲幼时从种姓意识浓厚的北部迁来孟买。玛玛是低种姓，但英雄不问出处的孟买给了他和他的家人新生。“在农村，低种姓只配给高种姓做牛做马。在这里，低种姓照样称王称霸。”通过玩弄权术，低种姓掌控了这座城市。
玛玛向为他提供政治献金的捐款人痛陈利害。“你今天给我五拉克。”他对一个建筑承包商说，“我当选后，五天内就把这笔钱还给你，而且马上批准你们建公厕的合约。”苏尼尔嗤笑说，玛玛向他的选民立下的承诺是：“你们选我，就不用另交保护费。”作为黑社会头目，玛玛承诺选区内凡归顺他者皆受其保护。既然警察无能，没法制止流氓对当地居民的敲诈勒索，不如就选流氓本人当他们的官长。一样要交保护费，不如花钱买太平。1995年大选时，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让百分之五的穆斯林把票投给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湿婆军。
与此同时，一个马拉巴尔山从事广告摄影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破天荒打算投一次票。“我就在以前你们家住的那块地方。”他在手机的另一头说，投票站设在沃尔辛厄姆女子学校。“我面前有两个投票箱。一个上面写着人民院，另一个上面写着联邦院。到底哪个是中央政府，哪个是邦政府？”他十分困惑地问我，对选举常识一无所知。
在乔格什瓦里，没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我问玛玛，你觉得孟买是谁的？是马拉巴尔山的富人的，还是如今翻身农奴把歌唱的马拉提人的？
玛玛笑起来：“孟买要么属于吃瓦达餐包的人[223]，要么不属于任何人。”
这些年来，孟买经历了三次大选。印度为了表明其忠于民主制的决心，不断做着无比痛苦又坚持不懈的努力。它必须一次又一次证明：我们是民主国家。而这个国家的人民所具有的耐心，实在让我惊奇。年复一年，别无选择，也无怨无悔，他们履行着自己投票的义务。1991年，57%的公民参与了投票。1996年，投票人数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到1998年，这一数值进一步上升，六亿印度人当中的62%行使了他们的投票权。而1999年的大选有何意义呢？斥巨资、冒酷暑在全国上下游说拉票，可选来选去，在德里执政的不就那么几张面孔？都说今年不会有人投票了，民间会刮起抵制的风潮，但最终，1999年的投票率只不过略有下滑。人们依旧忍受着高温，在投票站前排起长长的队伍。这或许便是这个国家的命数。人们不问他们为何投票，他们只管投就是了。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自1995年上台的湿婆军及印度人民党联盟输掉了1999年在该邦的选举。他们曾对贫民区的选民承诺：要建四百万套房屋造福大众，但最终建起的房屋数量不足四千。
大佬“你几时去见巴尔·萨克雷？”人们不断问我。
“去机场前。”我答。若访谈时不慎得罪了萨克雷，我不想在孟买久留，自找麻烦。因此，2000年6月的一个晚上，我订好了四周后回纽约的机票，把行李打包完，在同萨克雷颇有私交的马拉提报社编辑的引荐下，出发面见这位湿婆军大佬。
萨克雷的别墅戒备森严。总共179个保镖（包括154名警员、19名副警司、3名警司以及3名副警督）守卫他的安全。不论由谁执政，萨克雷出行皆乘坐防弹车，且由警方全程护送。政府还另外拨款，为其在马托什里的宅邸配备全天候安保。虎啸阵阵，老虎却只敢在重重防御的铁笼后发威。
萨克雷的别馆位于僻静的卡拉格尔路深处，带有浓重的政府规划的痕迹，号称专为艺术人士打造的住宅精品。其外墙通体雪白，处心积虑地炫耀着暴发户的品位——这种标准的孟买式的浮华让整栋建筑比实际面积看起来更为庞大。萨克雷本是寒门子弟，骤然发达，竟不知如何挥霍才好。他和家人购置了多辆三菱帕杰罗，不顾此等大型越野车在孟买只是形同摆设。马拉提的报社编辑还对我耳语，说萨克雷在屋里堆满了现金。
进屋前要过安检。金属探测仪在我身上扫来扫去，我的包被当场翻查。我们随后前往候客厅，厅里挂满希瓦吉的巨大肖像，中央是一排椅子，正对一扇紧闭的大门，在椅上就座的人目不转睛盯住大门，期望它尽早开启。我们方才落座，大门应声打开，唯有我们二人得以进入里间。那是个稍小的接待室，挂满萨克雷亡妻的相片。萨克雷曾在妻子死后一蹶不振，并与儿媳的关系日益亲密。在萨克雷的幼子乌德夫的强烈要求下，这个女人不久前搬离了这里。接待室的咖啡桌上另有两块铭牌，白色较小的那块上书：“召之来战，战则必胜，深得吾心！”金色较大的那块则用红字刻着：“敢不从命，休得见我。”
几分钟后，萨克雷走进了接待室。“马拉提人万岁。”他问候道，与我同行的编辑忙随声附和。我趋近，同一力毁掉我的孟买的罪魁握手问安。
萨克雷在一张茶几边的扶手椅上坐下。茶几上放着一手持矛、一手举盾的马赛[224]武士的雕像。
我开口道：“我在写一本关于孟买的书……”
“是孟巴。”萨克雷立即纠正了我的发音。
“我在写一本关于孟巴的书。”我并不坚持。
但在我们的其余谈话中，萨克雷都断断续续说着英语。他中等身量，瘦骨嶙峋，有着和古稀之年并不相称的浓密乌发，戴着遮住半张脸的方框眼镜。穿本白色丝绸库塔[225]、着同色隆基与凉鞋的萨克雷不时要伸手到衣裳底下，“嗤啦”一声撕开尼龙搭扣——显然他贴身戴着腰托。九十年代时，萨克雷经历了“民族主义信仰的觉醒”，他自此脱下西装，开始穿代表湿婆军的橘色传统服饰，还在颈上挂长长的金刚菩提子念珠。
空调的温度设定得很高，萨克雷自然舒适，我却汗流浃背，人中上挂满汗珠。佣人奉上的茶和湿婆军分支大楼的茶水如出一辙，汤色深浓，提神作用堪比红牛饮料。萨克雷则用玻璃杯喝某种灰白色的乳饮。他叼住烟嘴，燃起一根雪茄，我说那是古巴最好的雪茄烟。他问我美国人抽不抽雪茄，我说古巴雪茄在美国是禁运品。
为什么呢？他问我。我试图解释“禁运品”的含义。他咀嚼着我的话，显得兴致勃勃：“如果一个美国姑娘和古巴小伙结了婚，他们要怎么办呢？他在美国这么多年了，现在政府要赶他回古巴去吗？”
古巴人可以来美国，但是古巴的产品不行。我又解释说。
“那不错。”萨克雷若有所思地评价道，“是个好主意。”我却唯恐自己无意间给他出了什么馊主意。
萨克雷同我分享了他的童年故事。他的父亲是个老师，但在萨克雷的讲述中——“他是社会改革家、作家，无所不能。”萨克雷的母亲希望儿子当公务员，这在当时是光耀门楣的好差事。但他的父亲说：“我的儿子怎么可能做个区区的书记。我要他成为艺术家。”在他们家，父亲的话就是圣旨。“他一发火，我们会吓得尿裤子。”父亲给萨克雷买了一把印度班卓琴，那是种用双手弹奏的弦乐器，而萨克雷显然对音乐毫无天分。“我努力再努力，一只手练好了，配上另外一只手就不行。练好另外一只手，这只手又不听使唤……”他的父亲勃然大怒，按着儿子的手狠命往下压，直到萨克雷的手指被琴弦割破，流出血来。“我一哭，爸爸就说：‘蠢货！滚出去！’”
与此同时，二战爆发了。萨克雷会饶有兴致地看《印度时报》头版的班伯里漫画，他的父亲则在一边观察他。他命儿子每天临摹这些漫画，他当晚要一一检查。通过临摹，萨克雷也渐渐看懂了孟买城的政治斗争：城里的古吉拉特人和马拉提人争执不下，都说孟买应归其所有。萨克雷的父亲积极响应马拉提团结运动的号召，在位于达达尔的家中秘密举行会议。萨克雷耳濡目染，不出几年，他开始为《自由新闻日报》画时政漫画。到1960年，他开辟了每周漫画专栏，继续为马拉提人的权益发声，这一专栏后来成为“土地之子”——马拉提团结运动的主阵地。但事实上，主张“把孟买留给孟买人”、自称当地土著的马拉提人或许并不清楚：孟买的土地最初是由英国人在七岛城的基础上填海造陆而来的。
可不管怎么说，马拉提人打败古吉拉特人，赢得了孟买之争。同样在1960年，他们照自己的语言划定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地界，并将孟买设为该邦的首府。不过萨克雷的读者仍不满意，他们给他写信说：“现在我们有马哈拉施特拉邦、有孟买了，但我们的工作呢？”有人给萨克雷寄来一本电话黄页。“我打开一看，哎呀，太吃惊了。那上面都是外邦富豪的名字，南印度的大老板，叫帕特尔[226]的最多，其次是沙赫[227]。”这件事促使萨克雷开办了最初的马拉提人就业中心，也为日后建立湿婆军奠定了雏形。他们为马拉提人的就业权利不断斗争，迫使孟买市场八成的职位都雇用马拉提人。但那八成职位也是孟买最低端的：打字员、速记员、营业员……“这怎么行。但除非你掌权，否则马拉提人的社会地位不可能提升。”尽管打心眼里不情愿，意识到这一点的萨克雷还是在1966年组建起了湿婆军。在他看来，这座城市如今的乱象正是由各党派造成的，“也包括我的湿婆军在内”。要执政，就必须巩固地位、笼络人心，这让萨克雷分外厌恶：“就为了多拿几张选票，把这个国家和我们的城市弄得乌烟瘴气！”
入主政坛后，湿婆军为马拉提人争取权益的重心并未转移。1998年，沃顿商学院[228]欲在新孟买建立分校，未得湿婆军政府批准，因学校拒为马拉提人开放特招。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229]闻讯，向沃顿抛出了橄榄枝，且不设附带条件。新孟买坐失复苏良机。
同行的报社编辑告诉我，萨克雷对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地理知识竟一无所知，着实令人诧异。湿婆军的大本营在孟买，但孟买的马拉提人正迅速向外流失。孟买已不能称为马拉提人的孟买。在团结运动时期，孟买的马拉提人数量过半，是工厂雇员的主力军，而随着工厂不断倒闭，这些人不得不离开孟买另谋生路。马拉提人现在只占孟买人口的四成，另两成是古吉拉特人，剩余则是穆斯林、北印度人、信德人、南印度人、基督徒、锡克教徒、帕西人……等等。截至2000年7月，湿婆军向上议院提名的议员中有古吉拉特人、孟加拉人、帕西人、北印度人，唯独没有马拉提人。萨克雷的党派正试图扩大阵营，将触角伸往印度各地，因它深知仅有马拉提人的拥护，它已无法在印度立足。
我问萨克雷，孟买是否仍是马拉提人的天下？他毫不犹豫且气势汹汹地回答：“这一点毋庸置疑。孟巴是马哈拉施特拉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的斗志还在。湿婆军掌权一天，就无人敢在孟巴撒野。”我踩到了萨克雷的痛脚。他和他的湿婆军多年以来，所为无非地盘之争：谁有权住在孟买？马拉提人和他们的湿婆军从根本上是被排挤的“山里人”，于是更要争取发声，虚张声势地宣布这个民族或那个群体不属于这里。他们和古吉拉特人斗，同南印度人抢，先后逼走了共党、达利特，现在开始迫害穆斯林。孟买和印度的其他城市一样，遍布着追问“我是谁”的人。并且这些人相信，一旦他们找到答案，也就能解答“谁非我族类”这个问题。但萨克雷一党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坚信若采用排除法，先给出“谁非我族类”的回答，自然而然就能知道“我是谁”。
报社编辑离开了，留我和萨克雷独处。我问他：为什么人们源源不断来到孟买？
“因为这里是罪犯的温床。”他答，“想不劳而获，就来孟巴。火车站是扒手的天堂。”敲诈勒索也大有市场。“你给人打电话：‘我几点要多少钱，我的人在那里等。’”出于恐惧，人们会乖乖照办。根据萨克雷的说法，犯罪成本低是吸引人们移居孟买的最大理由。这不无道理。他还指出孟买的警力严重不足，而犯罪率居高不下。“来自贫民窟的‘威暇’——”（他把“威胁”念成“威暇”），“来自贫民窟的‘威暇’节节攀升。那里的罪犯和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你做了坏事，哪怕是杀了人，也可以安然无恙地走开，躲进贫民窟。”正像他的手下苏尼尔做的那样：在暴乱中杀人放火，依然可以躲进贫民窟求得脱身。
萨克雷告诉我什么是拯救孟买的良方：“必须严格把控移民政策。把穆斯林赶走，不单赶出孟巴，也赶出印度，让他们滚回孟加拉。找出谁是他们当中的坏分子、三军情报局[230]的走狗，绞死那些人。不要遣返。绞死。我的做法就这么简单。”萨克雷对美国的出入境检验极为欣赏，外国人办理签证手续繁杂，移民更是难上加难。不像印度，他说，任何持有“移民许可”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在这里常住。萨克雷表示，孟买应该有自己的签证系统。马拉巴尔山的富人——和萨克雷政见相左的特权阶级在这一点上完全赞同萨克雷的看法。
此外，这位湿婆军大佬也极度厌恶“印度”这一称谓。他怪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那个人在印巴分治以后对穆斯林百般纵容。穆斯林管这块地方叫印度，所以我们就变成了印度人。我讨厌这个称呼。”萨克雷坚持“印度斯坦”才是这个国家最初以及最确切的名称。“我们有信度河[231]，我们有信德省。看到没有，信度，信德，一样的发音。”但信德其实是巴基斯坦的一个省。
萨克雷不依不饶，他说我们都是印度斯坦人，这是有宪法依据的。“第十九条第一款。真是怪了，他们只看第一款，那后面的二三四五六七款呢？每一款都清清楚楚地写明，移民印度的前提是不得扰了当地人的清静。这个你们怎么不提？为什么只给我看第一款，后面的就不管了？”
或许是因为——印度宪法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条款。事实上，萨克雷所指的应当是宪法第十九条的第四和第五款，确保公民在印度领土内享有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而第十九条第一款则规定所有公民享有言论和表达自由，这一点却是萨克雷压根不允许的。他自己发明了宪法。他手下又有哪个人会去查看，好验证他的断言其实并不准确？印度宪法是世界上最长、可能也是最少有人阅读的宪法。萨克雷可以随心所欲地拆解它。
如果不是在家乡混不下去了，又为什么非要到孟买来？萨克雷质问：“那些外地人，他们的首席部长在做什么？出入有警车，住豪宅，花政府的钱，却照顾不好底下的老百姓。”他又一次把孟买的一团乱怪到了其他政客身上。“不单是孟巴，每个地方都可以是国际大都市。班加罗尔是，加尔各答也是。我们对外地人客气，他们就把客气当福气了。又不是下雨，对吧，雨水来自来、去自去，就像那首童谣里唱的一样：雨呀雨呀走开吧，请你改天再来吧……天要下雨，我们无法可想。”
我突然有种萨克雷得了失心疯的荒谬感觉。
我问他他的人格魅力从何而来。
“如果你拿着一朵花，这朵花有香味，你又做什么问香味从哪里来？眼睛看不见香气，魅力也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人格魅力。我不知道魅力是什么，是否有任何人拥有它。是魅力还是美丽，如果是美丽，那个人肯定是卡浦尔[232]——”提到这名性感女星时，萨克雷为他小小的谐音游戏得意地笑起来，“美人，美名，妙。”
我问萨克雷想以何种方式为后世所纪念。
他说他不介意被人遗忘。“我能含饴弄孙，已经足矣。”他说他不会写自传，不会参与竞选。“那是我的决定。”萨克雷不直接参政是确保其在党内威望的手段——老虎凌驾于政治之上，又能随心操控所有政客。他曾公开表明他可以遥控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首席部长。“我厌恶政治，我不是政客，我是时政漫画家。”
他怀念旧时的孟买，怀念他还是漫画家的那段时光。“我在《自由新闻日报》那会儿……孟巴的人口已经很多。但那时的辉煌和激动人心，是现在不可比拟的。慢慢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孟巴，情况急转直下。我记得那时，大约是1942年吧，只要我们说有老鼠，市政环卫署的人就会过来。他们带着消防软管，把管子接在路边的消防栓上，然后对准老鼠洞，打开水龙头。一部分人原地待命，手上拿着木棍。龙头一开，水管里的水就冲出来，冲进老鼠洞里。老鼠会从其他洞口逃走。水如果从这边冲进来，它们就躲到另一边去。一旦它们逃出了洞口，就有木棍伺候。那时，我们一次性能打死十几只老鼠。现在缺水缺得厉害，不能这么干了。但我住在达达尔的时候，还是让人在后院装了消防栓，只要一打开，就有强劲的水柱喷出来，那是1945还是1946年的事了。现在你很少看到消防栓了，贫民窟的那帮人滥用资源。他们把龙头打开，再也不去关上，水就源源不断地一直流、一直流。”
这突如其来的长篇大论令我摸不着头脑。“孟巴还有严重的鼠患吗？”我问。
“鼠患是一定会有的。”萨克雷答。他突然从另一个更贴近民生的角度看待问题：“要不是孟巴的市政机关，老鼠会吃我们的粮食啊。粮食我们还是有的。”萨克雷的独白到此为止，他停下了，留我咀嚼其中的深意。
佣人来报，说又有访客，是电影导演维杰·阿南德。萨克雷神秘兮兮地凑过来，悄声对我说：“他的儿子在蹲大牢呢。”事实上，蹲大牢的是阿南德的侄子。“这个人一进来，就要对我百般讨好了。”萨克雷笑道。
阿南德的侄子被控谋杀了他父亲的情妇。但阿南德进来时，对此只字未提，他说的是另一件不相干的事。阿南德经营一家影院。他的助理到制片人维纳亚克·劳特的工作室录音，结果那里的设备坏了。劳特从昨天下午起就扣留了这名助理，并送信来要阿南德支付三万五千卢比的赔偿金。阿南德把信给萨克雷看。劳特还放厥词说他当过萨克雷本人的保镖，出面替萨克雷和他“在道上混的”侄子拉吉·萨克雷收过赎金。
萨克雷拿起了电话。他记得阿南德的每一句话，于是如此这般吩咐手下：“明天正午我要见到这个劳特，任命他做敲诈勒索部部长。”一个指令外加一点风趣，有权有势的湿婆军大佬便拨乱反正了。人会带到，事情会办好，问题会得到解决。
这是尤其让萨克雷自豪的一点，他说电影明星、导演、制片人“都来找我，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崇拜我、尊敬我，我也确实帮他们解决难题。”报社的编辑告诉我，萨克雷对德里的政客不置可否。如果印度总理前来，他不会出门恭迎。但如果阿米塔·巴强[233]来到此地，他一定会腾出时间而且满怀期待。这就是典型的孟买处世哲学：娱乐第一，政治第二。当电影明星桑杰·杜特因参与“九三”连环爆炸案而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后，唯萨克雷有此能耐，保他出了狱。萨克雷告诉我：他的死对头苏尼尔·杜特在儿子被捕后来见他，“泣不成声，坚持要在我妻子的遗像前做火祭[234]。”八、九个制片人在候客厅焦急地等待他的消息，但杜特手持油灯，在萨克雷妻子的遗像前一遍一遍绕圈。因为桑杰被捕，他参演的作品不得不全线叫停，且面临撤资和下档的危机。是萨克雷的一句话让桑杰重见天日。
我问他是否认为桑杰有罪？
“他们找到一把拆开的AK-420步枪[235]，就因为这样要告他？”在萨克雷看来，桑杰是被当时的首席部长萨拉德·帕瓦尔陷害的。帕瓦尔和桑杰的父亲正为国大党党魁一职展开激烈的角逐。但如果法庭当真宣判桑杰有罪——“那就绞死他。”这是萨克雷常说的一句话。在萨克雷的词典里，“绞死”是解决穆斯林问题、桑杰·杜特问题或任何什么问题的万能药。湿婆军的大佬从不在理论和过程上浪费时间，他会立即采取行动：绞死他们。这样的领袖是胸无点墨又满心怒火的年轻人最能认同、愿意跟随的。
一直以来，萨克雷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十六到三十岁的青年。“热血冲动又失业在家的年轻人正如干火药，随时可能爆炸。”当他们年纪渐长，变得稳重，也就往往失去了对闹事的热情。萨克雷的支持者是年轻人，但他对他们颇有微词：“这一代人没有文化，缺乏教养。教养这个词在英语里没有对等的表达。”[236]最相近的大约是“三观”。萨克雷的三观异常地黑白分明：印度电影和迈克尔·杰克逊是好的，情人节则大大的坏。提及此事让他分外恼怒。“情人节！我明年就取缔它，等着看吧。他们再也不敢了。我要撕掉那些情人节卡片。情人节是什么东西？荒唐！大学生口袋里有几个钱，父亲给他们的零花钱，也不知道这钱合不合法。哎呀不得了了！要和女朋友享受生活。现在的女孩子也是这样。这代人，你们叫他们什么，可乐一代[237]，是吧，不管是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都穿着——”萨克雷面带厌恶地比一比腿，“牛仔裤！”
萨克雷说到做到，隔年2月14日，他取缔了孟买城的情人节。湿婆军接获指令，打砸了售卖情人节贺卡的商铺、摧毁了推出情人节套餐的饭店。远在土耳其、南非及澳大利亚的报纸都在头版位置报道了萨克雷的暴行。
但萨克雷终究老了。他是个疲倦的、上了年纪的法西斯。每当怒气冲冲发表一番言论后，他又会轻笑起来，显得不那么具有“威暇”。开着影视圈人士的玩笑、抽着雪茄烟的萨克雷乍看还颇有几分慈祥。所以我很难把面前的这个人，和当初鼓动苏尼尔之流发起种族屠杀的暴君联系起来。他毕竟七十三岁了。“我可以遥控政府。”萨克雷告诉我，“但我无法遥控自己的年龄。”
不过当话题转回他最热爱的对象时，怒火也重新回到了萨克雷身上。“孟加拉的穆斯林来到这里，我不知道他们在印度斯坦受到怎样的教导。”萨克雷说，德里才发生了一起爆炸案，大约二十人在爆炸中受伤，警方逮捕了一名穆斯林。有人被捕的消息在穆斯林当中传开，清真寺的大喇叭马上吹响了冲锋的号角。根据萨克雷的说法，一群穆斯林暴民，大概有一千五百人，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男子，他们冲进警局，强行带走了嫌犯。“我们要容忍这种胡作非为到什么时候？”萨克雷厉声质问，“穆斯林是谁？你们有什么权利？为什么不回孟加拉去！这真是太糟糕也太让人痛心了。”
这样的事件有可能在孟买发生吗？
“只要湿婆军在，除非跨过我们的尸体。”萨克雷骄傲地宣称，自从湿婆军上台，再没有发生过社区暴乱。
“你如何解释1992到1993年发生在孟巴的暴乱呢？”我问。
“巴布里清真寺。”他答，“这里的穆斯林没人知道勒克瑙[238]的确切位置，却非要把清真寺建在那儿。”但显然，萨克雷自己也弄不清楚：巴布里清真寺位于阿约提亚，离勒克瑙尚有数百公里远。萨克雷说，巴布里清真寺本就是废弃了的，但它的下面埋着一座罗摩庙，还是有印度教徒去那里参拜祷告。后来，清真寺被拆毁，孟买的穆斯林开始聚众闹事。“但你们有胆做没胆认，你们说闹事的不是我们，是从比哈尔和北方邦过来的穆斯林。这些人凭什么来孟巴，煽动这里的人？就应该当场杀死他们。所以湿婆军采取了行动。要不是我的手下，我敢肯定，印度教徒早就被穆斯林杀光了。”
萨克雷说湿婆军要打击报复，“用的是随便什么趁手的东西。石子也好，日光灯管也好，又或者是铁棍。但穆斯林有枪支弹药，早晚会把印度教徒屠杀殆尽。你随便去问谁，古吉拉特人也好，这个那个人也罢，他们都会说多亏了巴尔大佬，才保住了我们的性命。”的确，我的叔叔也说过类似的话。
“然后他们就推选了你。”
“并不是。你得救就是得救，随你怎么样。我们救人之前不会讨价还价，不指望他们答谢。在那样的时刻，救人是我们的义务。”照萨克雷所说，湿婆军脏了自己的手，打响了我的古吉拉特同胞没胆打响的战役。他们不介意像帕尼帕特[239]的马拉提先祖一样，和穆斯林血战到底。团结运动时期，马拉提人从古吉拉特人手中夺走了孟买。他们走在街上，见古吉拉特人就揍，一边恶狠狠地喊：“你好吗？我很好！待我用棍打断你的腿！”[240]如今他们则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地为昔日对手提供保护。
萨克雷警告穆斯林：“不要让我们起疑。你们就坦白说话，老实做人。不要老喊‘伊斯兰不保了’，我们做什么要为伊斯兰操心？我们又不是伊斯兰教国家。”他反对穆斯林“身在印度斯坦，心在巴基斯坦。我会毫不犹豫地让他们滚蛋。”萨克雷说，穆斯林在印度本就不合情理。“什么叫印度穆斯林群体？印巴分治以后，他们就应该回巴基斯坦去！”
“你觉得孟巴还会发生类似的暴动吗？有没有不稳定因素在暗中发酵？”我问他。
“我不是占星家，也不会看手相，不能预测未来。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你叫它预言也好、我的直觉也罢：如果现任政府倒台了，一定会有暴乱，然后就是内战。你听清楚，是内战。”萨克雷的语气很平静，他没有提高音量，也不曾语带威胁，只是告诉我他确定会发生的事。“到那时你就会知道，我今天所言不虚。神明保佑，我不希望战争发生，但我也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穆斯林会冲进来，不只是孟巴的穆斯林，整个印度的都是，届时便是一场全国上下的恶战。”
湿婆军会在内战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我们会竭尽所能战斗。竭尽所能战斗。我们不得不为印度而战。复仇是我们生而有之的权利。生而有之的权利。”
我提醒萨克雷他方才对我说过的话：穆斯林有枪支弹药。
“我们静观其变吧。静观其变。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
马拉提报社的编辑后来告诉我，他曾和一群记者一道同萨克雷谈话，这位湿婆军大佬宣称他可以预见未来。他说他“看到了异象，眼前血流成河”。编辑作势用手抹过自己的眼睛，仿佛手掌上当真沾染了一片血红。
编辑还告诉我，萨克雷从不读书。确实，我没有在他的别馆看到一本书。他不时提及的都是电影和漫画。萨克雷和文人相看两厌，他讽刺作家德斯潘德[241]，说他的名字谐音“垮掉的桥”。他撤走全印马拉提文学家峰会的微薄资金，然后讥笑与会者是“待售的公牛”。萨克雷喜欢的是电影人，也为电影人所喜，他们才是他的手足同胞。实打实的画面和行动力让他安心，抽象概念则不能。他的谈话常涉及印度影星乃至童谣，很多时候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只是把那个时刻出现在脑海的零星想法一吐为快罢了。
我的编辑朋友早已指出，也格外让我惊异的正是这样一种不协调：一个思维如此狭隘的人却掌控着如此庞大的都市。“萨克雷缺乏被布什总统称为‘远见’的那种东西。”报社编辑评价道。对这座城市错综复杂的问题，湿婆军大佬的解决办法是短、平、快的。消防栓打开要有水，这样就能冲走老鼠。情人节要取缔，这样青年男女会懂洁身自好。除了对过度移民和穆斯林的一再抱怨，对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孟买发展的脚步，萨克雷不能给出全面的说明。他没有对历史进程的整体概念，不理解所有大大小小的环节是如何共同运作，好支撑起这座城市巨大又脆弱的经济体系的。他唯一关心的就是马拉提人有没有钱，他的解决之道是以武力相胁，迫使用人单位必须把一部分职位留给马拉提人。
萨克雷要的是特事特办，强硬下达，立即执行，只顾眼下。甚至是正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也不过是从民族志愿服务联盟[242]和印度人民党那里借用过来的概念。萨克雷本人无法引用任何理论，来解释环环相扣的社会事件之间的关联。
1984年，萨克雷曾邀请印度共党领袖什里帕德·阿姆里特·丹吉到湿婆军的例会上发言。尽管和丹吉是老冤家，但他和萨克雷都参与了当年的团结运动，同样自认是争取马拉提劳工权益的斗士，因此两人相见总有几分惺惺相惜。丹吉走上台，对萨克雷坦诚相告：“湿婆军没有自己的理论。而一个组织没有理论，是不可能一直存活下去的。”
第二天，萨克雷回应道：“丹吉说湿婆军没有理论，又说一个组织没有理论活不下去，完全暴露了他这个人的傲慢。如果真是这样，过去的十八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呢？”紧接着，萨克雷又捅了丹吉一刀，这一刀是致命的，他说：“你们的组织倒是有自己的理论，那为什么到头来它还是完蛋[243]了呢？”
湿婆军不单存活了下来，且日益壮大，恰恰因为它没有一套固定的理论。它现在走的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路线，但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萨克雷曾为“实用社会主义”着迷。湿婆军总是搭着时代的顺风车，时代变成什么样，他们就顺应什么样的理论：反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反移民，如今则高举印度民族主义大旗，公开反穆斯林。湿婆军当然不需要理论了，它只负责实践就行。萨克雷最喜欢的，不正是“召之来战，战则必胜”的人吗？
我也会有这种直接采取行动的渴望。在这个动荡的城市奋力奔忙一天，我对其拖沓的官僚作风、腐朽的政治局势充满愤恨和沮丧。夜里我躺在床上，唯有赋予自己想象出来的独裁权才能稍得安慰：我要废除《租赁法》。市中心车辆限行。我要把高等法院的法官席一一填满，好让积压多年的案件得到受理。我要把市政府移到新孟买，把邦政府迁到浦那[244]。我要拆除工厂，造公园，造学校，更重要的是造住宅区——成千上万幢六层楼房，每六幢共享一个小型游乐场。我要建起巨大的莱维顿[245]社区，外观高度统一，造价低廉，能快速完工。已经在孟买的人理应都有房住。其他人还不能进来，我要再加把劲，再腾一点空间。我的市政规划要颠覆整座城市，但不需要执法部门的批准，不需要和任何人达成共识，因为我说是就是。废话别讲，直接行动。只有这样想，我才能渐渐睡去。
2000年起执掌邦政府的国大党，其当选的原因之一是曾承诺选民会采纳斯里克里希纳调查报告的建议。国大党对选民睁眼说了瞎话。“报告发布四年多了，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仍未采取任何有效行动。”国际特赦组织如此报道。
斯里克里希纳的报告罗列了31位警察的名字，指出他们滥杀无辜或有明显渎职行为——协助或直接参与了孟买暴乱。31人中，有17人在2000年受到正式指控，但截至2003年，尚无一人接受审判，其中10人还加了薪、升了职。暴乱参与者因违反《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预防）法案》遭到起诉，这一法案通常被媒体冠以“严苛”之名。即便如此，十年间，提起申诉的相关案件共计2267起，其中六成被检方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定结案（仅894起留有控告记录）。截止1998年3月，仍有853起案件处于未决诉讼状态，42起接受了开庭审理：其中30起宣告无罪，3起撤诉，8起宣判有罪——罪名是谋杀一千四百位穆斯林。多么荒谬。作为受害者时，孟买出动了最精英的警力，一心扑在案子上，所以“九三”连环爆炸的主谋要么被捕，要么潜逃出国。但作为施暴者且导致更多人丧生时，孟买却放任其主谋稳坐市政乃至国会议席。“对孟买暴乱的制造者整十年来的有罪不罚，向这个民族传达了令人深感不安的信息，也粉碎了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国际特赦组织总结道。
巴尔·萨克雷遭到十四项指控，湿婆军政府设法撤销了其中的十三项。国大党上台后，申请恢复诉讼，控告萨克雷在暴乱期间以《对抗报》社论为媒，煽动民众的仇穆情绪。这实在是十四项指控中最轻微的一项，如果发生在美国，大概会有不明内情的人权斗士积极奔走，为萨克雷辩护。而萨克雷从未遭到拘捕。新上任的首席部长查干·布吉巴尔早些时候叛出湿婆军，倒戈向国大党阵营，如今一心一意想扣押昔日的首领，哪怕一个小时也好。布吉巴尔放话说他至少要执行一项斯里克里希纳报告中的建议：逮捕湿婆军的大佬。
“这从来没有发生过，将来也不可能发生……如果把我送进大牢，送我进去的人也休想好过。”在希瓦吉公园一年一度的十胜节[246]聚会上，湿婆军大佬振振有词。如果他被捕，萨克雷在《对抗报》上写道：“不仅是马哈拉施特拉邦，整个印度都要遭灾。这是穆斯林和亲穆人士以宗教之名发动的战争，所有人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然而湿婆军成员、国会议员尼鲁帕姆却看到了萨克雷被捕的“好处”：“‘九三’暴乱之后的那次竞选，我们赢得了下议院三十四个席位中的三十席。”他向我指出道，“如果这就是民主，显然人民用投票表达了他们的意志。再发生一次暴乱的话，只会对我们巩固政权更加有利。”
湿婆军的其他头目没有这么乐观，他们生怕被捕，将大部分活动转入了地下。苏尼尔接到指令，也躲了起来。他间或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乔格什瓦里的手下时刻警惕，不断搬家，不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他们十五到二十人一间房，出行开小型车或摩托车。他们还身负秘密任务，瞄准公共设施：公交车、火车、市政府办公大楼……发动袭击。若能栽赃穆斯林，让人误以为这是因宗教问题引发的民族冲突那就更好了，苏尼尔认为：这样一来，印度教徒才会团结一致。“如果上升到宗教层面，你就会忘记你是古吉拉特人还是比哈尔人。你们都是印度教徒，要一致对外抗击穆斯林。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孟买。”整座城市的湿婆军都在为下一次战争摩拳擦掌。
周六的晚上，我接到苏尼尔的电话，他对我说他要和手下一起封锁孟买。在湿婆军分支的晚间会议上，他们得到消息称：萨克雷第二天一早会被逮捕。我能从背景声音里听到老虎的军队那愤怒的咆哮。我从电话另一头的苏尼尔身上感受到全新的活力，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往日的时光。
第二天，苏尼尔不时来电，告知我最新的进展。他和手下被派到了戈尔冈，而戈尔冈分支的人则来到了乔格什瓦里。这样一来，始终和他们亦敌亦友的当地警方就认不出他们来。在苏尼尔的手下发起大罢工的时刻，两百名戈尔冈警察只能在一旁观看，他们发出无用的呼喝，威胁要记下苏尼尔等人的姓名，然后逮捕他们云云。苏尼尔的小分队拦下一辆公交车，司机告诉乘客速速下车，而后不得不看着车辆为湿婆军烧毁。小分队还走进有着整面玻璃墙的商店，威胁店主若不马上关门，他们便要用石子砸碎玻璃墙。未免更大经济损失的店主只得照办，拉下了卷帘门。近八百名湿婆军分散在乔格什瓦里，截停火车，迫使出租车和三轮车停业。他们冲进当地的公交总站，车站经理亲自出面，恳求湿婆军手下留情，允许他召回所有公交车辆。就这样，整座孟买城陷入了瘫痪。
但最终发生的不是湿婆军所预言的内战，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萨克雷主动表示愿意配合出庭，由五百名警察护送着（至少表面上像后来拘捕查干·布吉巴尔时那样），声势浩大地来到法院。法官宣布驳回上诉，并进一步说明针对萨克雷的指控已超出追诉时效。萨克雷当庭获释，所用不过三刻钟。孟买城又开始呼吸了。
卡夫大道已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为祖国赢得新一届环球小姐美誉的拉腊·杜塔即将凯旋。此时此刻，“整个孟买唯一关心的——”正如专栏作家肖芭·德所称，“是谁获邀参加拉腊·杜塔的归国派对”？
种族屠杀是源于想要净化、追求纯正的病态欲望。在一些人看来，因为紊乱和混杂才导致融合与不洁。伊克巴勒[247]与真纳[248]之所以要求从印度分裂出去，是因为他们想在所谓的“圣洁之地”上建立正统的穆斯林国家。而印度的社会价值观（一个用滥了的词）从根源上就是海纳百川的。但如果客观地看待孟买，你又不得不承认它确实太拥挤了，必须有一部分人要离开。那么是谁呢？你可以从最穷的人开始算，或者是最新来的，或者是离你最远的，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地位。所有移居孟买的人都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名正言顺地拒绝别的新移民，能扬眉吐气地告诉下一个试图挤上火车的人：“下去，回老家吧，你不能待在这里。”只有到那时你才确定：你是这座城市真正的“本地人”。
1992—1993年的暴动对孟买来说是双重的灾难：对已经住在这里的人而言，这座城市变得每况愈下。而对所有想南下进入孟买的人而言，这又并不足以减少孟买的吸引力。即便再发生一次暴乱，情况依然不会改变。孟买会变成一座更糟糕的城市，同时却不会吓退那些想挤进孟买的人，甚至丝毫不能减缓新移民涌进来的速度。
迈入新世纪的湿婆军经历了重重艰险。穆斯林黑帮对其分支进行报复时，它无法快速做出反应。一些分支头目被杀，一些受到恐吓。乔格什瓦里分支的比库·卡马特收到来信，照苏尼尔的说法，是用“穆斯林黑话”写的。他们告诉卡马特：他就是下一个目标，因为他在暴乱中杀过穆斯林。穆斯林黑帮的作战指挥官沙基尔[249]做了孟买政府没能做到的事。冤有头债有主，他为暴乱的死伤者复仇，而且找对了人：那些确实有罪的人，比如斯里克里希纳报告中提及的前孟买市长米林德·瓦伊达。沙基尔比照报告，竟成为替斯里克里希纳进行宣判的大法官。
湿婆军的分支头目和副手做出了极不明智的选择：躲在重重保镖身后，寻求警方的保护。此举最易让他们失掉民心。保镖人数从179人降至149人时，藏在洞穴里的老虎哀叫起来。直到陆续有分支头目被害，保镖人数又恢复到了从前。老虎的牙掉了，心脏也不好，他的儿子和侄子为了争夺继承权打得不可开交。多年的养尊处优让湿婆军的首脑们变得肥胖、富有且软弱。他们一手培植起德里的政客——这个国家的内阁成员，如今反受其牵制，凡事不能出格。印度人民党成了湿婆军和其乌合之众的调解员。而在萨克雷之子乌德夫的领导下，湿婆军正彻底沦为又一个充斥无能政客的地方党派，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年事已高的萨克雷斥责下属把湿婆军变成了“发放养老金的臃肿机构”。
这座城市的草根阶层需要新的发泄怒火的渠道。如果湿婆军提供不了，兴许黑帮能。湿婆军必须跟上群众的愤怒累加的速度，它无法压制这股怒火，不能妄图烧尽它、消化它。诸如苏尼尔之流——“八〇后”“九〇后”的那一代，他们为湿婆军受过苦、打过仗，如今功成名就，成了“特许行政长官”、成功的资产阶级商人。他们招摇过市，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国际学校。后来的小弟眼见这等风光，自己又升官无门，是不会甘于现状的。若湿婆军无法浇熄他们的怒火，总有别的力量可以。这一次，可能不再是某个政党，不再是某个宗教，不再是某个黑帮。这座城市的年轻人缺乏思想，没有信仰，有的是无形又无来由的怒火，随时可能爆发。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在多重人格分裂的挣扎中，茫然不知“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