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女人中有几个真的是缝纫高手，你不由得想，她们为什么还要来参加初级缝纫班？我倾向于认为那是因为她们的自我评价太低。她们看起来尽在掌握，生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剩下的人感觉自己笨手笨脚，但是内心深处，她们的自我认知扭曲反常。至少我了解自己的技术水平。我真的是个很糟糕的缝纫工。然而有趣的是，我还不是班里最糟的，我隔壁那个矮小的亚洲女人才是。我很肯定她以后会是个真正的缝纫高手，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衣服都是亚洲女人做出来的，而且，谁会更擅长做一件和服呢，是我，还是某个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好家伙，她是不是灌输给了我一些种族歧视观念。她是正试图做一件和服风格的袍子吗，还是她觉得我们在做狗窝？我一度被她弄得极其分心；我惊讶于她对所有指导的理解。比如老师说，修剪多余的布料，这个女人便小心地把她的粉红色法兰绒对折起来，用针别住，然后坐坐正，等待下一步指示。如果所有的事情你都对着干会怎么样？她怎么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做完？为什么没有人来管管？我要不要做些什么？我又该怎么做？但是有一天老师走过来，叫我拆掉最后五个缝口，我简直要叫出来，我的 缝口？至少我的缝口是为两足动物准备的，怎么不看看她最后五个缝口？老师像是立刻读懂了我的心思，把手放在那个女人的肩膀上说，苏，你真是个艺术家。于是苏笑起来，老师也笑起来，她们一起大笑。所以随便吧。显然，我一无所知。但没关系，我不是为了学习缝纫来参加这个班的。我有我自己的理由。
他以为我完全不懂电脑，我却足以知道他整天都在发邮件。我知道电子表格和电子邮件之间的区别。他甚至都不把电脑的声音关小些，我整天都听到那句“你有新邮件”。我还不得不假装这是算术的声音。他与我待在一起时不拘一节，所以我知道他几时收到火辣性感的邮件以消解心脏的狂热。我并不想显得诗意。但我能看到他的心脏正隔着他的衬衫口袋剧烈跳动。我了解这个男人，他盯得我紧紧的。我是他的秘书。
他曾经租了两间办公室，自己一间，另外一间小小的给我。但是之后他又说最近手头紧，我们要合用一间办公室。手头紧。他计算13加72。2加3等于5，查看一下邮件，1加7等于，查看邮件，8，查看邮件，最后得到总数，他妈的我到底是谁，总数85。他就是这样分割他的一天的，用最痛苦的方式，一刻接着一刻。一个更强大的男人会直接毙了它，结束它的苦难。而一个更好的会计师会自己干活，而不是雇用另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会计师，并且对差异视而不见。你表现得很吃惊，但是你肯定知道。会计师们总这么干，印度餐厅也一样。豆腐乳酪？点得好。然后服务生把点的单交给厨子，厨子再交给打杂的，打杂的一路小跑穿过街区，从另外一家简陋的印度餐厅里点了豆腐乳酪外卖。这就是为什么越昂贵的餐厅要花越长时间才能端出食物。都用在路上了。这么说来，我就是那个打杂的，是我雇了真正的会计师，分给他屈辱。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做，克服种种麻烦假装成一个会计师，不假装不是容易多了嘛。因为你已经无法脱身，你说你会做，于是你就不得不去做，接着他们还都指望着你去做，那还不如就去做吧。我估计他在第一次约会时告诉她自己是会计师。接着他印了名片，上面写着“里克·马拉索维奇，会计师，236-4954”，他给了她一张。然后他为了这个号码搞了一台电话，又为电话搞了一张桌子，再为了桌子搞了一间办公室，接着是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俩都在为她打工。
我想知道她是谁。她是否有着惊人美貌？她是否太无知，不配知道真相？或者她是否也是骗子，这是他俩合伙一起干的？我不相信心理学说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你自己。这太不对了。我们是社会动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其他人，因为我们爱他们，或者我们不爱。她从未来过办公室，有时候她会打电话来。通常他会让我告诉她，他不在。
里克·马拉索维奇办公室。
达娜，我是埃伦。
你好啊，埃伦。
（里克点头就表示他在，摇头表示他不在。）
里克在吗？
他不在。要我带个话吗？
能让他在回家路上顺便帮我拿一下花朵精华素吗？
花朵精华素是什么？
是一种从花朵里蒸馏提取出来的药剂。
像是玫瑰水？
嗯，差不多，不过是粉红色的猴面花。
这药有什么用？
克服身体的羞耻感。
哦，我会告诉他的。
（或者还有一次）
你好，里克在吗？
他不在，要我带个话吗？
你能让他尽快打电话给我吗？
哪里着火了？
什么？
什么事那么着急？
我无所事事。
哦，我会告诉他的。
所以这些年来我开始了解她。不同于我了解他的方式；我没有日复一日看着她的涓涓汗水流进流出。但我们就像常春藤一样只要有空间就生长。她仿佛为我留着空间；她从不在可以找碴离开的沉默间歇里离开。她从不询问，也从不退避。这正是我看重的品质，不退避。有的人得在他们面前摊开红地毯，他们才能往前步入友谊。他们看不到四周向他们伸出的小手，无处不在，如同树上的叶子。
里克·马拉索维奇办公室。
达娜，我是埃伦。
你好啊，埃伦。
里克在吗？
他刚刚出去。要我带个话吗？
你能不能告诉他我要晚些回家？
怎么了？
我要参加一个初级缝纫班。
在哪里？
成人教育中心。
好的，我会转告他。
这是一只伸出的手，女人干燥的摊开的手心，而我握住了它。我早早回家，赶在上课前再打量一下自己的房间。我想要用她的眼睛来审视一切。把一个新人带入我的生活之前，我常这么做；我想要感知一下自己是谁，好让他们更容易地了解我。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透过一个有身体羞耻感和对缝纫有兴趣的人的眼睛观看。我把厨房里的东西换了换位置，把我最好的毛衣随便扔在床上。我掸了掸电视机上的灰尘，再把书桌上的纸弄弄乱。她不会来这里，但是见过她之后，我会回到这里，我知道我将感激自己的先见之明。
我没法立刻知道谁是埃伦，因为上课前我们没有玩名字游戏。过了一定的年纪，他们就放弃名字游戏了，这对像我这样喜欢围成一圈谈论自己的人来说，多少有些遗憾。我希望有这样一个班级，我们可以一直围着说话，一圈又一圈，直到最后我们说完了关于自己的一切。这个班坐成一排排，很难看到所有人的脸。教室里放着十四台胜家牌缝纫机，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台。不知怎么的，我并不太喜欢机器；我脑海中浮现出针线，女人们坐在一起，一边缝线一边聊天。我猜想那样才更像是缝纫聚会。但是老师走来走去看我们每个人用缝纫机缝出直线时，我侧耳聆听，前面那枚柔软的棕色脑袋喃喃自语着，她搞不定线轴穿线，她把“线轴穿线”说得像是“粉色猴面花”。一枚亲爱的棕色脑袋，温柔的棕色头发，亲爱的亲爱的头发，亲爱的温柔的脑袋。第二天上班时，我重新打量他，试图从他身上找到一些优雅，找到能让那种温柔着陆的东西。或许它就在那里，就在那里，而我作为一个多多少少有些恨他的人，只是无法透过自己的视角看到而已。
接下来的周末，我去布料商店买红蓝相间的格子布，我离开商店时，她正迎面从车里走出来。我停下脚步，又意识到她认不出我，因为上课的时候我坐在她身后。我让她走了。我看着她像自然纪录片里的动物一样，自在地走进商店。第二天上课时，她拿出一块最惊艳的布料。上面有羽毛的图案，地球上所有不同种类的鸟儿的所有不同种类的羽毛。从我坐着的地方看过去，它们就像是照片一样。能做到吗？把照片印在法兰绒上？我想象她绕着世界飞行，为所有的鸟儿拍照。它们聚拢在她身边，它们教她飞翔，她穿过身后的空气，一点都不害怕。这个星期她还是搞不定线轴，跟我一样。苏把自己的线轴整个拿了出来，放在地上。她不用线轴，自信无比。这个苏啊。
埃伦先接近我。事情总是这样的，因为我个子大。小东西总是朝大东西靠拢，就拿大海和河流来说，小东西与大东西合而为一。我们没有合而为一，但是我们在课后彼此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是她丈夫的秘书。我告诉她是她启发了我参加这个班，我希望我们能够彼此了解。在诚实的基础上建立友谊很重要。她点点头，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很迷人。我不是要在这里谈论女同性恋，尽管我并不反对这个，而且我猜想如果一个女人在我面前的烛光里跳一段特别缓慢又有技巧的脱衣舞，有些微妙的身体接触，我可能会被勾引。我对新事物保持开放，但目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第二堂课以后，我们一起回到我的屋子。我带她参观了一下，当她瞥进我的卧室时，视线落在了我那件最好的毛衣上，我每天都重复把这件毛衣扔在床上。她说，真温馨，一种温馨的感觉围绕着我们。当她看到我乱糟糟的桌子时，她说她的也是这样，而且电视机上没有灰尘，以及我很容易去爱。人们只是需要一点点帮助，因为他们已经太习惯于不爱。这就像是在陶土上做个记号，好让另一块陶土与它粘在一起。
我用浓缩果汁来做橙汁，还教给她从一只真的橙子里挤果汁兑进去的技巧。这样能消除冰冻的口感。她为此惊讶不已，我大笑着说，生活就是这样简单。我的意思是，你在这里，生活变得简单，等你走了，就又艰难起来。这一天过得像个生日，我们的第一个生日，而我们自己就是礼物，被一次又一次地打开。我们试穿了彼此的鞋子。我的鞋差不多是她的两倍大，仿佛还不错。这不仅仅是我的鞋子；这是我的脚，也是我身体所有其他的部分。她的胳膊挨着我的胳膊，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胎儿挨着一个孩子。她说她或许还在长个子，我们又把腿挨在一起，它们同样也根本就是两个尺寸，我们的好奇心像玫瑰般盛开，我们想知道，我们真的想知道，有关彼此还不被了解的一切，我们如何相同，我们如何不同，或许没有人像我们这样。我们想在黑暗的水中激起闪电，哪怕只有一秒钟，也要看看水底的整个世界，那里有颜色和形态各异的一亿种生物。此刻向我们展示生命吧。我们把肚子和嘴唇挨在一起，它们也是不同的尺寸，但我的嘴唇差不多与她的耳朵一样大，而她的胳膊抱住我的腰时感觉很长，更重要的是，很温暖。我们沉默着，注视着对方。望进彼此的眼睛太危险了，但我们正在这样做。你能注视另一个人多久？当你不得不再次想起自己之前，这就像是把画笔浸回去吸收更多墨水。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无须更多的墨水，也没有理由需要任何其他东西，因为她和我一样好，和我一样住在这个地球上，和我一样经历痛苦。她移开视线，把床单拉到下巴。
之后我倒了更多橙汁，教她如何做橙汁冰块。但她说她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她穿上了她的裙子和袖珍鞋子。突然已经很晚了，从我坐着的地方看过去，我能看到灰尘开始重新聚集在电视机上。我或许再也不会给电视机掸灰了；我没有理由这样做。这让我感到剧烈的悲伤，于是我拿起一块布，立刻开始四处掸灰，我这么做的时候，她说，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我说，什么？她说，你还会碰女人吗？我停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个答案，我只能认同。我说，不，应该不会，除非有人跳缓慢而有技巧的脱衣舞，即使这样也应该不会。她说，我也是，我不再掸灰，把抹布折成小小的方块，握在手里。接下来我感觉自己喝了太多的橙汁，果酸正在摧毁我的胃，以及我其余的部分。我静静坐在那里，试图维持人形，不释放任何气体。我低头看着自己粗壮的大腿，它们让我想起她的丈夫。她正在收拾她的钱包和钥匙。我直起背来，向她走了两步，说，我现在要告诉你关于你丈夫的十件真实的事情。我举起一根指头。第一：他不是一个真的会计师。她说她已经知道了，其他九件事是什么。我说实际上只有一件，其他的都是些相关细节。我问她有没有想到过印度餐厅的类比，她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了一下，她问我是不是在说种族笑话，我说，不是的，这是一个秘密的事实。但是我们不再对秘密的事实感兴趣，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真相。
她离开以后，我站在客厅中间，我觉得只要我愿意，站在那里多长时间都没关系。我以为自己会渐渐感觉无聊，但是我没有变得无聊，只是变得更糟糕。我依然抓着那块抹布，我知道我只要松开它，就又能挪动身体了。但我的手像是为了永远握住这块抹布而造。我当了他三年的秘书，每一年都是由无数个时刻组成，如果不是为了她，所有的时刻都难以忍受。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我们，或者至少是我，是为了她而工作。就像是母亲为养活孩子而工作，丈夫为妻子而工作。我感到地基开始摇晃，我对自己说，快跑！但是我不能跑，不能从这个我花了三年建造的地方逃走。我握着抹布，听任所有东西掉在我头上。我的膝盖弯了，我扑倒在地板上。我用英语哭泣，用法语哭泣，我用所有语言哭泣，因为全世界的眼泪都是一样的。世界语。
第二天我出于好奇去工作，像是人们在战后回到村庄想看看还剩下些什么。胶带座还在那里，我的椅子和桌子、他的椅子和桌子也在。但是其他东西都不见了。一切无法察觉的东西都不见了，在它们原来的位置，只剩一个糟糕的会计师和他的秘书。他中午走到我桌边说，埃伦告诉我说你们俩有一个小小的tête-à-tête [1] 。我盯着他的袖子，好像那是他的脸似的。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那么糟，羞辱会在杀戮中起舞。我甚至不知道“tête-à-tête”是什么意思。我想立刻辞职，想剪光自己全部的头发，还有他的。我想把我们的头发都剪了，混在一起点火烧掉，然后再辞职。但我没有做这当中的任何一件事。
最后一天上课，提供水果潘趣酒，我们都穿上了自己做的袍子。我们把袍子从缝纫机上取出来，熨烫好，套在自己的衣服外面。我们看起来像是一群彼此熟识的女人。早晨一起醒来，伸个懒腰，披上袍子。苏格兰格纹袍子，桃红色袍子，她的羽毛花纹袍子。我站得离她远远的，她站得离我更远。我转向另一个女人，摸着她腰间的带子，问她怎么能把包角处理得那么笔挺。她说她用了枚大头针，就那么简单，她能教我怎么做。她把我腰带的末梢放在她的膝盖上，开始挑出包角。每一个动作带来的微弱震颤都通过腰带传递到我的腰肢；我希望埃伦在看。空气里流动着法兰绒的温柔；模糊了成人教育中心的冷漠气氛。两个女人正温柔地擦拭着把潘趣酒溅在自己身上的第三个女人的胸口。一群更年轻的女人在互相编辫子。而我与埃伦之间的那块油毡地板依然保持着平整和光洁。然后苏突然拿着袍子从洗手间里赤裸地走出来。她发现她没法穿上那件袍子，因为那根本不是一件袍子，那什么都不是。所有女人都停下来，陷入沉默，埃伦和我迅速地看了对方一眼。我们想起彼此的裸体，像是空气里的一阵抽搐。她的眼神里没有歉意，也没有爱意或者关心。但是她看到我了，我存在着，肩头的压力消失了。不费吹灰之力。苏大胆地穿过房间，把她那团法兰绒放在地板中央，仿佛一个粉色的蜂巢或是一只巨大的郁金香球茎。所有女人都围坐过来，如同围着火焰，我们都知道最好不要去触碰，却无法移开目光。
[1] 在法语里的意思是“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