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们都是孤儿。我们觉得自己像孤儿，应该得到孤儿们所获得的怜悯，可实在尴尬的是，我们有父母。我甚至还有两个。他们绝不会放我走，所以我没有告别；我就收拾了一个小包，留下一张纸条。在去皮普家的路上，我兑现了我的毕业支票。然后我坐在她的门廊等她，假装我只有十二岁，或者十五岁，甚至十六岁。在所有这些年纪里，我都向往着今天；我甚至想象着坐在这里，最后一次等待皮普。而她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她的妈妈会 放她走。她妈妈有双巨大肿胀的腿，这是一种严重病情的征兆，而且她还整天过量使用大麻。
我们要走了，妈妈。
去哪儿？
去波特兰。
你能先帮我做件事吗？你能把那里的杂志递给我吗？
我们像无依无靠的人一样急切地想要开始自己的生活。要找到一间公寓很容易，因为我们没什么要求；我们只会惊叹，这是我们的 门，我们的 破地毯和我们的 蟑螂虫害。我们用纸横幅和中国灯笼来装饰房子，合用原本就摆在屋子里的古董床。这对于我们中的一员来说非常刺激。我们中的一员一直爱着另外一个人。我们中的一员生活在永恒的渴望里。但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了，似乎注定只能像孩子那样睡在一起，或是像是在性革命前就在一起的老年夫妇，面对新玩意儿面红耳赤。
我们为找工作而兴奋不已；不管去哪里都要填上一张求职表格。而当我们被雇用做家具打磨工人时，又无法相信竟然有人能整天干这个。每件被我们想当然认为是这个世界本身的东西，其实都是别人的劳动成果。每根人行道的横线，每块咸饼干。每个人都得为破地毯和门付钱。我们吓坏了，赶紧辞职。一定还有其他更体面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时间来思考自我，想出一个有关我们是谁的理论，再配上音乐。
心里抱着这样的目的，皮普想出一个新计划。我们决心要实现它；一连三个星期，我们写啊写，不断给当地报纸投发广告。最后，《波特兰周报》刊登了出来；这不是公然的卖淫广告，但我们的读者自然会明白它的意思。我们把目标瞄准爱女人的富婆。真有这样的事吗？我们当然也接受有存款的普通女人。
广告刊登出来才一个月，我们的语音信箱就被弄爆了。每天我们都要在上百个男人里筛选那个愿意为我们付房租的特殊女人。可是她姗姗来迟。或许她根本不读免费周报的广告。我们焦虑起来。这是我们在不自我妥协的前提下赚钱的唯一手段。我们能把失业食物券当租金付给房东希尔德布兰德先生吗？我们不能。他会喜欢皮普的祖母借给她的旧相机吗？他也不会。他希望我们用传统方式付钱。皮普严肃地开始在录音留言里翻找一位绅士。她听留言的时候，我望着她男孩子气的脸，意识到她很害怕。我想着她糕点般的小屁股，两腿间错综的温暖世界。我祈祷那是个衰老的男人，只想要看我们穿着内衣跳来跳去而已。突然，皮普咧嘴一笑，写下一个名字。利安娜。
正如利安娜在电话里描述的那样，公车把我们放在石子车道的尽头。我们告诉她我们的名字是阿斯特丽德和塔卢拉，我们希望“利安娜”也是个假名。我们希望她穿着吸烟夹克，或者戴着长围巾。我们希望她熟悉阿娜伊斯·宁的作品。我们希望她不是电话里听起来的那样。不穷，不老，不随随便便付钱给任意一个愿意开车到尼黑勒姆这个人口只有210人的地方来陪伴她的人。
皮普和我沿着石子路走到那幢小小的棕色房子前。已经闻见一股难闻的烹煮食物的气味。一个皱着眉的女人来到门廊。我们带着优越感无法辨识她的年纪，我们在生活中从不曾留意衰老的身体。她或许和我妈的姐姐一个年纪。而且跟林恩阿姨一样，她穿着紧身裤，宝蓝色的紧身裤，以及一件宽大的绣花纽扣衬衫。我的头脑因为紧张害怕而膨胀。我看着皮普，有那么短暂的一秒，我觉得在我生命的宏图里，她并不特殊。她只是一个在跳河的时候把我绑在她腿上帮助她下沉的女孩。然后我眨眨眼睛，又再次爱上了她。
她挥挥手，我们也挥挥手。我们挥着手走向她，直到近得可以说你好，于是我们说你好。现在我们靠近得足以拥抱对方，但是我们没有。她说，进来吧，里面漆黑一片，没有孩子。当然不会有孩子。皮普像我们事先说好的那样立刻要了钱。开口索取总是令人难堪。我们希望自己像壁画一样，一无所求。可是就连壁画也需要修复。利安娜招呼我们坐下，说我们比她想象得更年轻。我们坐在一张旧的皮革沙发上，她离开了房间。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房间，杂志堆得到处都是，家具像是从汽车旅馆搬回来的。我们不看着对方，也不去看任何反光的物件。我只好盯着自己的膝盖。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她去哪里了，然后慢慢地，我能够感觉到她就站在我们身后。我意识到的时候，她的指甲正要穿过我头发。我不觉得她性感，但现在我明白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好戏开始了，每过去一秒钟我们就更接近终点。我对自己说长指甲等同于财富；想起财富总能让我平静下来。我假装自己闻到香水味。如果我们都用了昂贵的洗发水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整天开玩笑，什么都不在乎会怎么样。我的头脑放松下来，做起那套想象自己成为甜心的练习。我的思维已经慢到无法为其他任何工作运转的速率。每四秒里只有一秒是活着的，一个小时里只有十五分钟有意识。我看见她穿着件不怎么干净的吊带衬裙站在我们面前，我死了。我看见皮普脱下她的鞋子，我死了。我看见自己正捏着她的乳头，我死了。
在长长的回家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们像是两个往相反方向飞去的风筝，线却拽在一只手里。我们刚刚赚来的钱也在那只手里。皮普在路上买了一包薯条，于是我们的房租又少了1.99块。很显然我们应该多要一些。皮普把钱装在一个信封里，写上希尔德布兰德先生 。我们分开站着，身上有瘀青，闻起来像利安娜。然后我们背转身去，各自抽紧所有痛苦的细小绳索。我去洗澡。正要踏进浴缸时，我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脚步停在空中；她走了。有时她会这样做。当别的情侣争吵或者和好的时候，她会离开我。我一只脚踩在浴缸里，等着她回来。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长到我明白她今晚不会回来了。但如果我一直等下去，如果我赤身裸体站在这里一直等到她回来会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等她走进大门时，我可以结束这个姿势，蹲进已经冷掉的水里。我以前做过这种奇怪的事情。我在车底下藏好几个小时，等着被找到；我把同样的词语写上七千次，试图使时间变形。我研究着自己在浴缸里的姿势。浸在水里的脚已经起皱了。当夜晚到来的时候我会有怎样的感觉？她回家以后要等多久才会走进浴室？她是否会明白她一离开时间就停止了？而即使她真的意识到我为她做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壮举，又怎么样？她从不感恩也从不怜悯。我飞快地洗了个澡，用夸张的动作缓解身体的麻痹。
我在我们狭小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完全没想过要出门；没有她在，我在城市里会找不到方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做，所以过了一会儿，我躺倒在沙发上，开始做这件事。我闭上眼睛。在泛黄的记忆里，我们差不多是六到八岁的样子。我们躲在她妈妈那张折叠沙发的罩子底下，或者在我的双层床的上铺，或者在她家后院的帐篷里。每个地点都有自己的优点。不管我们在哪里，总是皮普先在我耳边轻声说，跟我做吧。她很快压到我身上；我们用胳膊抱住彼此的后背。挨着对方小小的髋骨揉搓自己，以产生摩擦。当我们找对地方的时候，一种洞穿全身的晕眩会突然到来。
在我就快要找到感觉的时候，空中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这个声音轻轻地持续着，使我分神。我抬头去看。五只中国纸灯笼正在我头顶一齐轻轻摇摆。我伸出手时，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会这样，但已经来不及收手。我碰了其中一个灯笼，蟑螂从底下的洞里涌出来。往下掉的时候还在爬。它们着地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不管落在哪里都要占为己有。落地以后它们没有摔死，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要死。一溜烟地就跑了。
皮普终于回家以后，我们都同意利安娜的活不值那个钱。但几天后，我们在《德州巴黎》 [1] 里看到娜塔莎·金斯基。她穿着件长长的红毛衣表演窥视秀。我认为只要哈利·迪安·斯坦顿不出现，这个工作就显得特别简单，但是皮普不这么想。
想都别想。我才不干。
没你我自己也能行。
她气坏了，开始洗盘子。我们从不洗盘子，除非想要寻开心或自暴自弃。我站在门廊里看着她擦拭已经发硬的面条，试图终结我们的沉默。事实上，除了我的父母，我并没有学会去恨任何人。我怀着爱意站在那里。我甚至不是真的站着；如果她突然走开，我就会跌倒。
我不会去做的，别担心了。
你听起来很失望。
我没有。
没关系；我知道你想让他们看。
谁？
男人们。
不，我没有。
如果你去做了，我就再也不能与你在一起了。
这大概是她对我说过的最浪漫的话。说明我俩住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一起长大，是彼此唯一认识的人，而是因为其他什么。因为我俩都不希望男人盯着我看。我告诉她我永远不会去表演什么窥视秀，她放下手里的盘子，说明她已经不在意了。但我还是在意。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只触碰过对方三次。
1. 她十一岁时，她的叔叔企图猥亵她。当她告诉我时，我哭了，而她一拳打在我下巴上，我蜷成一团，待了四十分钟，直到她掰开我的身体。她把我的膝盖从胸口拉开时我始终闭着眼睛，我能感觉到她注视着我的身体，我也知道如果我一直闭着眼睛，就会发生些什么，然后真的发生了。她的手滑进我的紧身裤里，四处摸索，直到找到那个她自己身上也有的地方。然后她像动物般粗暴地晃动着手指，迅速给了我一个熟悉的高潮。当事情结束的时候，她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知道她指的是跟我在一起，还是她叔叔的事情。
2. 十四岁时我们第一次喝醉，在差不多九分钟的时间里，一切看起来皆有可能，于是我们接吻了。这件事情仿佛再正常不过，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期待着更多的吻，或许还可以交换戒指和挂坠之类的。但任何事情都没有改变。我们继续保持着过去的样子。
3. 在我们高中的最后一年，我短暂地有过另外一个朋友。她是个普通女孩，名叫塔米，喜欢史密斯乐队。我绝不可能爱上她，因为她跟我一样可悲。每天她都告诉我她在想着的每件事，我猜想大部分女孩在一起时都这样。我也非常渴望谈谈我自己，却不知道从何说起。这方面她总是远远超过我，从她根据梦境而写下的诗歌的细节里就看得出来。所以我只是瞎玩，随意模仿着皮普。而皮普并没有太在意塔米，她只是对于普通的友谊感到稍许迷惑。
你们在一起都做些什么？
没什么。听听磁带什么的。
就这些？
上个周末我们做了花生奶油饼干。
噢。这听起来有意思。
你是在挖苦我们吗？
不是，真的挺有意思。
所以我再去塔米家玩的时候，她也来了。这让我有些紧张，因为塔米的父母总是在身边。父母们一般都不明白皮普是怎么回事，她看起来更像是男孩而不是女孩，母亲们因此而显得轻佻，父亲们则觉得哪里不对劲，像是受到威胁。但是塔米的父母正在看电影，我们进来的时候只是心不在焉、头也不回地挥挥手。我们像预想的那样听听磁带。皮普问是不是要一起做花生奶油饼干，但塔米说她没有准备好材料。接着她躺倒在床上，问我们是不是一对，还是怎样？一种骇人的空洞填满了房间。我盯着窗户，然后在脑袋里重复着那个词语“窗户”，我已经准备好要无限地重复窗户窗户窗户 ，但是突然，皮普回答了。
是啊。
酷。我有一个同性恋表亲。
塔米告诉我们她的房间很安全，我们没有必要假装，然后她给我们看一张她表亲寄来的荧光粉红贴纸，上面写着“去你妈的性别”。我们都静悄悄地看着那张贴纸，理解它的两层意思——至少 有两层意思，或许还有更多。塔米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好像皮普和我一读到贴纸上大胆的命令就会顺从地推倒对方一样。我知道我们温顺地坐在床边让她失望了。皮普一定也感觉到了这个，因为她突兀地把胳膊搭到我肩膀上。这从未发生过，多么合情合理，我完全僵住了。然后我非常缓慢地把身体重新调整到一个平常的姿态。我叹气的时候皮普只是眨眨眼，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腿上。塔米注视着这一切，甚至微微点头算是默许，然后把注意力转回到音乐上。我们听着史密斯乐队、地下丝绒，还有方糖合唱团。皮普和我一动都不敢动。一个小时二十分钟过去以后，我的背开始疼，我麻木下流的手仿佛已经跟身体的其他部分失去联系。于是我礼貌地为自己找了个借口。
浴室布满尘埃的温暖让我愉快。独处令人突然肆无忌惮。我锁上门，对着镜子做出一系列不受控制的怪异动作。我发狂地对着自己挥手，又把脸扭曲成癫狂的令人憎恶的表情。洗手的时候把手当作孩子，轻轻抱着一只，再抱另一只。我感受着自我的爆发。科学上把这样的痉挛称为告别演出。而这种感觉很快消逝。我用一块小小的蓝色毛巾擦干手，回到卧室。
在我看到这一幕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我知道我会看到她俩像这样躺在床上，我知道我会不知所措，我知道她们会弹开然后擦嘴。皮普不会直视我的眼睛。我再也不会跟塔米说话。我知道我们都会从高中毕业，我知道皮普和我会像计划的那样住在一起。我还知道她不想以那种方式要我。她永远不会。她会想要其他女孩，任何女孩，但不是我。
既然我们付了房租，就应该有权利向房东提一提蟑螂的事。他说他会派人过来看看，但我们最好不要抱太大希望。
为什么？
哎，又不仅仅是你们的公寓；整幢楼都遭了殃。
那或许你得派他们来把整幢楼都处理一下。
那不管用；它们会从其他楼里过来。
整个街区都这样？
整个世界都是。
我告诉他那算了吧，在他听到皮普敲锤子的声音前赶紧挂了电话。我们在重新装修；确切地说，我们在搭一个地下室。我们的公寓很小，但天花板很高，头顶上有块格外撩人的空余空间。皮普觉得嬉皮士才住阁楼，所以即使我们的屋子在二楼，她还是画了张设计草图，让我们能够住在天花板低矮的底层，如果觉得压抑，就从梯子爬到地下室去。我们会把重的东西放在下面，像是冰箱或者浴缸，而其他的一切都放在楼上。我们俩在脑海里把地下室勾勒得很完美。那里有一股潮湿的岩石气味。温度和光线从天花板渗透进来。那上面就是家。晚饭在上面等着我们。
决定要搭建地下室的重要理由之一，是我们能搞到免费的木头。皮普认识一个女孩，她的爸爸经营着贝里曼木材供应厂。她叫凯特·贝里曼。她比我们小一岁，在皮普外婆家隔壁的私立高中念书。我从没见过她，但我很高兴我们能利用她。我们实践着一种非常宽松和零散的阶级斗争形式，允许任何种类的偷窃。无论是从精神层面还是从历史角度来看，每个人，每桩生意，每个图书馆、医院或者公园都从我们这里偷走过东西，因此我们永远都在努力夺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凯特费劲地把大块夹板从她父母的旅行汽车后备厢里拖出来的时候，她或许觉得在这场赔偿战役中，她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她把东西放在我们楼后面的小巷子里，走的时候按三下喇叭。一听到她的信号，我们就溜出大楼，假装散个步，有时甚至还停下来买个苏打水，然后才仿佛心血来潮地决定随意漫步到小巷子里。我们拖着木板上楼，非常确定骗过了所有人。我们总是能够蒙混过关，但这也意味着总有人在留意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独。
每天早晨，皮普都会列一张今天我们需要做什么的清单。第一条通常是去银行 ，那里有免费咖啡。后面几项往往含糊不清——研究一下失业食物券，图书卡？ ——但这张清单依然能让我感觉温馨。我喜欢看着她写，知道有人在操控着这一天。晚上我们讨论如何装饰地下室，而白天则进展缓慢。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木板；它们靠在墙上，斜在沙发上，像没有训练过的狗。
当皮普决定我们需要一个托架时，我们正试图把一根柱子钉在厨房的油毡地板上。
你确定？
当然。我给凯特打电话，她会带来的。
她不是在学校吗？
没关系。
皮普打完电话去冲澡。我继续锤长钉子，使长钉子将柱子固定在地板上。柱子稳固了。我感到满足。它经不起任何重量，但是它自己站在那里，几乎跟我一样高，我忍不住要给它起个名字。它看起来该叫格温。
门铃响了，皮普湿着身体跑去开门。是凯特。我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抬头看她。她穿着一身校服，手里并没有拿着托架。或许她把它们藏在裙子里了。
托架呢？我问。
凯特看看皮普，眼神里闪着惊恐。皮普握着她的手，转向我，说，我们有些事情必须要告诉你。
我顿时打起寒战。我的耳朵太冷了，不得不用手捂住它们。但我立刻意识到这让我看起来仿佛是要遮住它们，害怕听到什么似的，像只不愿意听到坏事的猴子。所以我搓搓手掌，问，你们的耳朵冷吗？皮普没有回答，但是凯特摇摇头。
那好，继续说吧。
凯特和我要一起去她父母家住。
为什么？
你什么意思？
嗯，我很肯定凯特的爸爸在你偷了他那么多东西以后，不会希望你住到他家去的。
我会去贝里曼木材厂工作赔给他。我甚至还可能会赚够钱买辆车。
我想了想。我想象着皮普开着辆福特T型车，戴着护目镜，围巾迎风飘在身后的样子。
我能不能也去贝里曼木材厂工作？
皮普突然发起火来。拜托！
干吗？我不能去吗？如果不能的话就说我不能。
你根本没懂我在说什么！
什么？
她举起凯特的手，与自己的扣在一起，在空中晃动。
我的耳朵突然发烫，像是沸腾起来，我得用手在脑袋两侧扇扇才能让它们冷却。皮普已经受够了；她抓起她的背包，冲出公寓，凯特跟在她身后。
我不能让她离开这幢楼。我奔下大堂，扑在她身上。她把我甩开；我用胳膊死死抱住她的膝盖。我号啕大哭，不是动画片里面的那种——而是真正的号啕大哭。如果她走了，我会变成哑巴，像是那些目击了可怕暴行的孩子。除了那些孩子，没有人会理解我。皮普把我的手指从她的小腿上掰开。凯特蹲下来帮她，她的皮肤布丁般的触感让我恶心，想要刺破它，我往她的胸口撞去。皮普抓住这个机会奔下楼梯，凯特紧随其后。我手里抓着凯特的羊毛衫。然后我追上她们，眼睁睁看着她们钻进凯特的车里。在车子开走前，我闭上眼睛把自己横倒在人行道上。我躺在那里，这是我最后一线希望——或许皮普会同情我。我听到她们的车空转着。我聆听着车辆和来往行人在我身边小心经过的声音。我几乎能够听到凯特和皮普在车里的争吵，皮普希望下车来帮我，凯特则催她快走。我祈祷着把脸颊贴住地面。有高跟鞋咔嗒作响朝我走来，然后停下；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声音，问我是不是还好。我轻声说我没事，默默希望她赶紧走开。但这个女人坚持着，所以最后我睁开眼睛叫她走。凯特的车已经不见了。
我把电话机拉到床上，睡了三天。时不时醒来，我会睁开眼睛，直到回忆起发生的一切，才又跌回到昏沉里。在梦中，我知道自己正在挖一条通往她的隧道——如果我挖得足够深，就能找到她。我越是往前爬，隧道越是狭窄，直到变成一团打着死结的头发，只能用力撕扯。
第三天下午，电话铃响了。我把电话从被子底下拉出来。我希望她从听到我声音的那一刻起就知道，我正在死去。我打了个招呼，那么懦弱，那么悲惨，像鹅卵石一样穿过语言。我说，你好。
是房东希尔德布兰德先生打来的。在奇怪的，另外一种，科幻的现实里，又该付房租了。一个月之前，我们才刚刚掀起过利安娜肮脏的睡裙。我挂上电话，环顾四周。我的柱子还站在厨房里，乖巧地沉默着。一个高高的桌子般的危险搭建物在房间中央摇摇欲坠。这是楼上的第一个平方英尺。我在底下爬来爬去，想象着皮普和凯特正与贝里曼夫妇一起吃晚饭。皮普常常描述这样的场景。我们每次经过一幢漂亮的房子，皮普都会幻想只要房子主人知道她还是单身，就会邀请她与他们同住。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迷人的流浪儿，是有钱母亲们的小宠物。这是一个骗局。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骗人的。没有什么真的重要，也没有什么能够失去。
我走进浴室，把一捧捧的水浇在脸上，这很简单。事实上，我能做任何事情。我脱下睡觉时穿着的牛仔裤和T恤衫。光着身体蹲在地板上，用一把美工刀把裤腿裁了下来。再穿上的时候，裤子变得那么短，短得不能再短。我又把T恤剪开，把那行“如果你爱爵士乐”扔在地板上。而那句“按喇叭”勉强盖住我的小乳房，但是，嘿。嘿，我正在离开公寓。我正在走向大堂，邻居家门口摆着一小篮放了些日子的苹果，旁边写着，“给我的邻居们，请拿一只吧”。嘿，我饿坏了。我拿起一只，然后门开了。我从没真正见过这位邻居，但现在我知道她是个捡破烂的，一个上了年纪的捡破烂的。她穿着的那件毛衣我知道是她从门廊里捡来的。那是凯特的羊毛衫。她叫我再拿一只苹果，接着请求我拥抱她一下。我一手拿着一只苹果，用力地拥抱了她。上个星期我还害怕触碰到她，但现在我知道，我能做任何事情。
我没钱坐车，只好走路。距离远得不可思议。就算是一匹马奔到那里也累坏了。鸟飞过去，能被称为迁徙。但这没什么难的，只是要花些时间而已。穿着条超短裤和一件上面写着“按喇叭”的半截T恤穿越城市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人们甚至都没有看清T恤上的字就乱按喇叭。我总是觉得自己会被箭或者枪从背后射中，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而这个世界并没有比我以为的更安全；相反，它实在太危险了，我几乎全裸着走路却仿佛正正好好，如同车祸，每天都在发生。
我去的地方在购物中心里，夹在一家宠物商店和一个支票兑现处中间。我问柜台里的男人他们还招不招人，他给我一张夹在写字板上的表格叫我填写。我交回去的时候，他盯着看了会儿，眼睛却根本没有转动，我不禁想他大概不识字。他说如果我九点过来的话，今晚就能开始。我说，太好了。他说他叫艾伦。我说我叫格温。
我在购物中心里闲逛了三个小时。宠物商店关门了，但是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的兔子。我把手指按在玻璃上，一只古典垂耳兔疲惫地朝我蹦过来。它用一只眼睛看着我，然后换另外一只。它的鼻子颤动着，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它认出我来。它以前就认识我，像是我过去的某个老师，或者我父母的朋友。兔子的眼睛看穿了我的衣服，嗅到我疯狂而悲伤的急迫，猜到我不是去干什么好事。然后我站起来，拍拍膝盖，走进那家“偷窥先生成人录像商店和其他”。
那个“其他”部分在商店背后。艾伦把我跟一个名叫克里斯蒂的女人留在那里。她坐在一把绿色的塑料阳台椅子里，穿着粉红色的奥史考士牌背带裙。看着背带裙上结实的金色纽扣，我心想，或许我熟悉的一切其实都属于隐秘的色情的地下世界。她带我走进小隔间，然后把假阴茎、瓶子和珠链都塞进阿迪达斯运动包里。阿迪达斯。她的工具全摊在一块旧的花毛巾上，我猜想这毛巾闻起来一定是一股我外婆的味道。外婆。克里斯蒂把毛巾裹在一个小小的空果冻罐头外面。
这是干吗用的？
小便。
就连小便都是标价的。她给我看价目表，还有那个可以塞钱进来的槽口。她抬着手，告诉我窗帘怎么卷起来。她用清洁剂和纸巾把电话听筒擦干净，叫我永远不要把它搞脏。接着，她飞快地把稀疏的长头发扎成马尾，把阿迪达斯背包往肩上一甩，走了。
商店变得非常安静，像个图书馆。我坐在绿色的塑料椅子上，调整T恤和短裤。荧光灯亘古永恒地嗡嗡作响。我抬头看着它们，想象着是它们取代了星星，悬挂在漫长的世界文明中。它们经历了冰河世纪和尼安德特时代，如今在我头顶嗡嗡作响。我站起来，走进我的小隔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摊在毛巾上的；我甚至都没有毛巾。我只有一把公寓的钥匙。如果我今天赚不到钱，就得一路走回去了。晚上。还穿成这样。我在这种独一无二的处境里，必须得给出一场绝妙的现场秀，才能保证我的个人安全。
我练习把电话从听筒架上取下来。我做了五次，一次比一次快，就好像别人会因为这个技巧而付钱给我似的。我想了想我能够对着话筒说的话。除了赌誓的词语外，我从来不说这样的话。我试图把它们都想得性感些。我试图对着话筒性感地说出来，但结果说的都是吞吞吐吐的喃喃自语。如果我说不出来怎么办？那该多尴尬？男人会把钱要回去，我就不能坐公车了。我惊慌失措地在一句长长的咒骂里把我知道的所有脏字都塞了进去：吮鸡巴蛋的妓女婊子，舔下体的操蛋家伙 。我挂上电话，至少我还是能说得出口的。
我在塑料椅子里坐了超过三个小时。这期间，两个不同的男人走进商店。他俩都从录像带架子上偷窥了我，但没有走到后面来。第二个男人离开以后，艾伦从柜台后面对我大喊。
这已经是你放走的第二个了！
什么？
你要主动些！别只管坐在那里。
明白！
二十分钟后，一个穿着黑色运动衫的男人走进来。他从杂志架子上打量我，我起身朝他走去。他的衣服上印着银河系的图案，一个箭头指着个小圆点说，“你在这里”。这个男人抬头看到我，假装很惊讶的样子。我想象着他出于本能地在女士跟前摘下帽子，但他并没有戴帽子。
你对绝妙的现场秀有兴趣吗，先生？
是噢。不错。
他跟着我走到商店后面。我们分开了一会儿，重聚在小隔间里，中间隔着层拉了帘子的玻璃。我听到尼龙搭扣的钱包被打开，二十美元轻轻掉进锁着的塑料盒子里，然后帘子升了起来。他已经把阴茎掏出来了，一只手握着电话。我拿起话筒。但正如我所害怕的那样，我完全说不出话来。我瘫痪地站着，仿佛站在冰冷湖泊中的一块石头上。我从不擅长跳入其中，放开一样东西去接纳另一样。我可以整天站着，任凭其他孩子永远跑在我前面。他上上下下套弄着，真是一幅奇怪的场景，绝不是你每天都能看到的；事实上，我以前从没见过。他对着电话说了些什么，但我没有听清。尽管我们挨着那么近，通话质量都不太好。
不好意思？
你能把衣服脱了吗？
哦。好的。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不要在陌生人跟前脱衣服。实际上是文明准则的第一条就是穿着衣服。即便是一只鸭子或者一只熊，只要穿上衣服也会显得体面些。我脱下牛仔短裤，把T恤拉过头顶。现在我光着身体站在那里，像是一只熊或是一只鸭子。男人无情地专注地看着我，苍白的乳房，两腿间的一捧毛发，他的目光来回游走。他不时检查一下我是否也同样在看他。我认真地盯着他的阴茎，希望能让他满足，但是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喜欢我所看到的。我再次站在了那块石头上，孩子们在下面把水溅得我满身都是，大叫着，跳啊！但是我知道跳下去就跟寻死一样，我将不得不放弃一切。我想了想我拥有什么。她没有打来过电话，她不会打的，我孤身一人，我在这里——不是什么抽象的意思，不是在地球或者宇宙的某处，而是真的在这里，赤裸地站在这个男人面前。我把手放在两腿之间，说：你那又大又硬的玩意儿真让我兴奋。
凌晨五点，我坐着公车在夜晚滑翔。公车只是一种形式，我真的在空中飞行，我有九或者十二英尺高，比大部分人都高。我能飞，我能跳过那些轿车，我能饥渴地、温柔地、羞怯地、严厉地说出“鸡巴”这个词，我能飞。我的口袋里还有325美元。单腿站在浴缸里直到她回来不仅仅是让时间停止的方式，还是让她回来的仪式。在她回家之前我就是格温。
我买了件青柠色的长睡衣，一根用来给自己破处的假阴茎，和一顶栗色波波头式样的假发，我叫它埃朗。我痛恨这个工作，但又很高兴自己能胜任。我过去相信自己有珍贵的内心世界，现在不了。我曾以为自己是脆弱的，但其实不是。这就像是突然之间擅长起运动来。我从来不关心橄榄球，但如果能参加全国联盟大赛确实棒极了。我围绕我那永远湿漉漉的下体讲冗长而曲折的故事。我打开身体的每个部分，我告诉客人我想他们，于是客人就变成常客，常客又变成跟踪犯。我学会在公交车到站的那刻才走出门，飞奔过那些潜伏在停车区的人，挥手大喊，星期四见！
而我太想她了。
有一天晚上公车来迟了，一个客人尾随我来到马路边。他在公车站挨着我站着，我没有理他，他就开始吐口水。一开始他吐在人行道上，接着随意吐在半空中。我感到细小潮湿的唾沫星子吹到我的脸上，不由得紧闭嘴唇往后退了退。他也一样，往后退了退，继续对着空气乱吐。他的骚扰基于一种我看不懂的逻辑，使我失去了判断力，我不能判断这是在威吓还是在犯傻，直觉告诉我应该回到商店里去。我走了两步开始奔跑，在身后砰地甩上门。但是偷窥先生并不是个安全的避风港，我不能永远躲在这里。我叫艾伦去外面看看那客人还在不在。他还在。艾伦就不能叫他走吗？艾伦觉得不行，因为：a）他并没有触犯法律，b）他是个好客人。艾伦觉得我应该打电话叫个朋友或者叫辆出租车来接我。
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我惊讶于这一切就那么自然地发生了。我一般会想象自己中毒或者是被车撞了。某个官方的人，警察或者护士会问我说，有没有什么人需要他们打电话通知，我会喘着气报出她的名字。她在贝里曼木材供应厂工作，我会这么说。现在情况没有那么悲惨，但也涉及人身安全，更要紧的是，给她打电话并不是我的主意。是我老板艾伦让我这么干的，几乎算是命令。
我飞快地打给贝里曼木材厂，心神不宁的，假装自己是那种想要咨询有关锯条替换问题的人。但是当电话铃开始响起来，我的知觉膨胀了，听不到除了铃声与心跳声之外的一切声音。
贝里曼木材供应厂，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我想要找皮普·格里利。
请等一会儿。
一会儿。两个月。一生。一会儿。
你好？
是我。
噢，你好啊。
这一点也不好。这个“噢，你好啊”。我不该是那个得到这样回答的人。我把假发摆摆正，对着空气微笑，像是对着那些解开皮带的客人一样，我让眼睛也充满笑意，仿佛一切都映射出美好时光。然后我重新开始。
嘿，我这里碰到些麻烦，你能帮我个忙吗？
嗯？怎么了？
我现在在这个叫作偷窥先生的地方工作。外面有个变态一直不走。你能开车来接我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几乎能够听到偷窥先生这个名字在她脑子里振动的声音。这名字勾勒出一个眼睛大得像口钟的男人。她终其一生躲避这位偷窥先生，现在我却在这里与他一起玩。我要么是叫人讨厌，要么是愚蠢透顶，要么是其他什么，要么是出人意料。我屏住了呼吸。
她说她大概能去借辆货车，她要二十分钟后才下班，问我能不能等一会儿。我说行吧。
在货车里我俩谁都没有说话，我也没有看她，但很多次我都能感觉到她正迷惑地看着我。我通常会在回家前换衣服，摘去假发，而这天晚上我没这么做是对的。我望向窗外，寻找其他也爱着他们司机的乘客，但是我们都伪装得很好，我们假装无聊，祈祷交通不要太糟。当她过去的家跃入视野时，她突然往左急转弯，问我想不想看看她现在住哪里。
你是说凯特家？
不是，那件事情最后没成。我住在一个同事家的地下室里。
好啊。
这个地下室称得上是“未完成”。都是灰，四处扔着木板，孤零零地摆了一张床和一些牛奶纸箱。她晃着手电说，这里每个月只要75美元。
真的啊。
是啊，整间房间！这里有超过1500平方英尺，我想做什么都行。
她带我在房梁间来回走，描述着她的计划。楼上的马桶在冲水，我几乎能看到她的同事在我们头顶走动。他停下来，沙发嘎吱作响，电视机被打开了。播放的是新闻。她把手电吊在一个挂着的绳圈里，微弱的光束照在她的枕头上。我在床上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她注视着我的整个身体。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待在这里，如果你累了的话。
我只想打个瞌睡。
我得打扫下房间。
你打扫吧，我睡一会儿。
我听着她扫地的声音。她越扫越近，把床垫周围都扫了一遍。然后她放下扫帚，爬上床与我躺在一起。我们躺着，屏气凝神，很久很久。终于，楼上的男人咳嗽起来，掀起一波能量。皮普调整了一下她的肩膀，这样她T恤的边缘擦到了我的胳膊；我动了动腿，不经意地用我的脚踝抵住她的小腿。又过了五秒钟，时间像是重低音鼓的鼓点，我们三个都一动不动。接着他在沙发上挪了一下，我们立刻转向了对方，嘴对着嘴，手急切地握在一起，甚至有点痛。起初仿佛有必要表现得粗暴，模拟愤怒，绝不妥协。可是一旦我们纠缠搏斗至夜幕降临，打开电筒，我惊讶地看见她温柔的注视。
所以我并不是我。而皮普还是皮普。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我自始至终都戴着假发。我相信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并且我觉得自己是对的。这顶假发和我甚至都没有哭的事实，尽管我那么绝望地想要大哭，想要告诉她我过得多么悲惨，想要抓住她让她保证永远都不再离开。我想要她求我辞职，然后我会想要辞职的。
但她没这么做，事实上，偷窥先生是必不可少的。每天晚上她开贝里曼木材厂的货车来接我，把我带回她家，与我做爱。每天早晨我回到家，摘下假发，挠挠汗湿的头皮，让脑袋能在坐公车去上班前的两小时里透口气。我像这样度过了美妙的八天。第九天，皮普提议在我开工前一起去吃个早餐。
我很想去，但我得要回家做准备工作。
你看起来棒极了。
可我要洗头。
你的头发看起来也棒极了。
我摸摸假发，大笑起来，但是她没有笑。
真的，看起来很棒。
我们的目光交汇，彼此产生出敌意。这当然是顶假发——我知道她明白这一点——但是她突然决定要戳穿我。我想象着我俩正在决斗，高高举起精致的花剑。
那好吧，我们去吃早饭吧。
我之后可以送你到偷窥先生。
好的。谢谢你。
谁都知道就算一个人的全身涂满油漆，只要脚底不涂，他就不会死。这么一件小事就能杀死一个人。我一直戴着那顶假发差不多有三十个小时，一边还要脱衣服，摇摆，呻吟，我开始感到热，实在太热了。到了中午，汗水从脸颊两边淌下来，但是男人们络绎不绝，生意好得不可思议。我走的时候，艾伦甚至拍拍我的背，说，好样的，冠军。皮普正在货车里等我，但是走去停车场的路感觉漫长而陌生。我以为那是个客人正蹲在他的轿车旁边，但不是，那只是一个正在把什么东西塞进车厢里的普通人。他喃喃自语着，这就对了，我们带你回家。
皮普直接把我带上床，甚至从她楼上的同事那里借了支温度计。但是她没有提议我摘掉假发，我即使发着烧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握着把枪站在空地上，而我看都没看就知道自己两手空空。但是只要假装有把枪我就能赢。我说砰砰，让她朝我开枪，我就能赢。如果我就这样以格温的名义死了，那么剩下的我是不是还能继续活着？而剩下的我是什么？我想着这个问题睡过去，在黑夜里挖掘隧道，不断撕扯打结的头发，直到假发掉下来。早晨我没有再戴上假发，皮普也没有问我感觉怎么样；她能看出来我没事了。她没有送我去上班，我俩都知道她再也不会去接我了。
我坐在荧光灯下的绿色塑料椅子里。这是特别缓慢的一天。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没空自慰。我想象着他们在外面做着正经事，处理犯罪问题，教他们的小孩侧空翻。这是我八小时工作时间的最后一个小时，我连一个秀都没有做成。简直诡异。我看看钟，又看看门，开始在它们之间下注。如果接下去的十五分钟里没有客人来找我，我就要大喊艾伦的名字。十五分钟过去了。
艾伦！
怎么。
没事。
现在只剩下二十分钟了。如果在接下去的十二分钟里没有人来，我就要喊“我”，不管所用的词是“我”“本人”还是“自己”。七分钟以后，门响了，进来一个男人。他买了一盒录像带就走了。
我！
怎么啦？
没事。
还有最后八分钟。如果没有客人进来，我就要喊出“辞职”。意思是说不要了，够了，我要回家。我盯着门看。我每呼吸一次，时间每过去一分钟，它都有可能打开。一。两。三。四。五。六。七。八。
[1] 维姆·文德斯1984年的电影，男女主人公分别是哈利·迪安·斯坦顿和娜塔莎·金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