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独腿婆子”法蒂玛以兄妹的心态，去爱她那上了年纪的穷丈夫。婚后，她才得知其他方式的恋爱。这种爱的滋味是莫大的发现，无法隐藏。到她三十五岁左右，安纳瓦迪居民公认她的性需求就像她的口红一样明目张胆。如果她是正常的女人，她的风流韵事可能就是纯粹的丑闻；而她的身体缺陷，则使这些韵事成为笑话。还有她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发飙场景，为安纳瓦迪的许多傍晚带来活力。
鉴于生来膝盖以下的腿短小如鳍状肢让她承受了许多侮辱，法蒂玛早年即把她的语言兵工厂提升至炉火纯青的地步。三十岁时，她的骂人功力甚至凌驾于泽鲁妮萨之上。当一项政府措施为她提供一副金属拐杖时，她便具备了双重武装。肩膀强而有力的她会举起拐杖使劲朝她认为无礼的邻居打下去。她还能神奇地瞄准目标，甩出拐杖。“一定是私酒。”有人窃窃私语，为她的脾气提出解释；尽管整个安纳瓦迪的私酒，还没多到能让法蒂玛保持这种火爆脾气的程度。
她有残缺，她直言不讳地承认。她不识字，这点她也承认。然而，如果说她无礼又野蛮，那简直是一派胡言。她的愤慨，绝大部分来自她迟来的觉醒—自己和任何人一样都是人。
有时候，共度午后的男人会留给她钱；但多数人穷得没钱给她。然而，即使是当中最穷的人，也能帮她领会到父母从她手上夺走的东西—那两个感到羞耻、本身也同样令人羞耻的父母，把法蒂玛这个残疾女儿藏在屋里。
看着她的兄弟姊妹跑去上学，放学回家接受父母的爱，是她每天必须承受的惩罚。“我那时多么憎恨自己，”法蒂玛告诉让她既信赖又恼恨的泽鲁妮萨，“我听到的，全是我的出生是个错误。”如今，当她母亲搭火车到城市这头来看她时，总要把法蒂玛妹妹拍摄的艺术照拿出来传阅—她是一个双腿健全的美人，戴着光彩夺目的鼻饰。“这是个好女孩，”她母亲喜欢这么说，“瞧她多么好看，皮肤又白。”
“像‘独腿婆子’那样长大，她本来可以变得更坏。”泽鲁妮萨对阿卜杜勒说道，尽管她私下认为，一个成年妇女还在抱怨自己的童年，不免稍嫌任性。泽鲁妮萨不禁讲起自己早年在巴基斯坦吃“水泡麦壳汤”的日子，而后媒妁婚姻才使她越过边境，来到这里。安纳瓦迪很少有女人的年轻时代十分甜蜜。不过，法蒂玛认为，早年的坎坷岁月，该用几年的好日子加以平衡，而她根本还没有享受到。
她没兴趣扮演某些慈善家期待残疾人士扮演的角色：曳足而行、心怀感激。想在贫民窟维持尊严已经很不容易，就连吃苦耐劳的女人，也因料理家务精疲力竭。雨季期间，法蒂玛的早晨往往这么展开：用一条腿和两根拐杖，提着重达五公斤的用水泵打上来的水，踩着泥泞滑溜的道路，然后“啪嗒”一声跌倒在地。此外还有她追赶不上的小女儿们—那些贫困又放纵的小家伙，让她在追赶之中丑态百出。唯有在老公上工去、女儿上学去之后，别的男人来访，她才会感觉自己献出的身体部位，比她欠缺的部位来得更重要。
六月，为期四个月的雨季就此展开，每个怀有危机意识的安纳瓦迪居民都忧心忡忡。这处贫民窟是个淹水盆，四面环有高墙和成堆非法倾倒的建筑碎石。二〇〇五年一场让整个城市陷于停顿的洪灾使法蒂玛家失去大部分财物，就像侯赛因家和其他许多安纳瓦迪居民一样。两个居民淹死—原本可能淹死更多人，多亏兴建洲际酒店加盖区域的建筑工提供绳子，把贫民窟居民拖离洪水，送到安全地带。
今年，云层提早出现，雨水像铁钉一样倾盆而下，持续一个礼拜。安纳瓦迪外围的建筑工程停顿下来，领日薪的工人做好挨饿的准备。棚屋墙壁因发霉而变绿变黑，公厕的秽物排向广场，霉菌如同小型雕塑般从脚上鼓出──这对有戴脚趾环传统的人来说尤为痛苦。
“这双脚会害死我。”一个妇女说道，她在雨中排队打水，脚上的霉菌像蝴蝶翅膀一样呈扇形散开。“照我的孩子们那样吃下去，我存的米可撑不到两个星期。”在她身后的妇女说道。季节性的牢骚愈演愈烈。“我不想跟我老公一起在家困好几个月。”“至少你老公不是坎伯先生，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那边‘心瓣膜’。”然而，就在妇女们纷纷加入发雨季牢骚的节奏中时，雨停了，由淡黄色的太阳所取代。随后，妇女们又希望再度下雨；在她们看来，这么多天没下雨，似乎有违天理。
孩子们则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雨停。新的学年即将开始，好天气容许他们最后一次大玩特玩。阿卜杜勒的弟弟米尔基利用旗杆和破裂的自行车内胎，在广场发起巨型套圈游戏。
“算你侥幸。”米尔基对拉胡尔说道，拉胡尔的内胎一抖一抖地滑下旗杆。
“才不是侥幸，”拉胡尔抗议道，其他男孩则群起欢呼，捶打他的背，“看我的，我可以再来一遍！”
泽鲁妮萨出来看他们玩，她一边看着生气勃勃的儿子，一边拭去眼泪。米尔基似乎已经忘记他没通过九年级考试这件事给家里蒙上的阴影。泽鲁妮萨一直认为他是她最聪明的孩子，甚至希望他将来能当上医生。如今，他突如其来的失败使家庭危机晋升为三个，另外两个是：她的丈夫在医院与死神抗争；还有她的大女儿克卡珊，结婚一年就离开了自己的丈夫。
米尔基的欢天喜地，和他姐姐返家大有关系。侯赛因家的每个孩子都很高兴看到她。不只是因为她能代替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医院的母亲烧饭打扫。对弟弟妹妹们来说，克卡珊就像第二个母亲，而且比真正的母亲更有条理、更有活力。不过，她回来时，眼里带着心痛的神情。
克卡珊的丈夫也是她的表哥。泽鲁妮萨和她的一个姐姐在她们孩子两岁时，安排了这门婚事。然而丈夫手机里的亲密照片让婚后一直困扰克卡珊的问题有了答案，即使照片里的人并不比她漂亮—她的新婚丈夫为什么不想做爱？“有一次他告诉我：‘因为你很早睡。’于是我很晚才睡，”她对母亲说，“后来，他晚上不再回家。他说：‘不要指责我，你没权利管我。’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她婆家的妇女施行严格的深闺制度，也就是足不出户，除非由男性陪同。“因此我窝在家里，完全依赖这个男人，”她说，“结果发现，他的心从来没跟我在一起过。”
泽鲁妮萨希望克卡珊能让女婿迷途知返，可对于女儿最紧迫的问题──“怎么可能强迫一个人来爱我？”—她没有答案，因为她自己丈夫卡拉姆的缺点，并不包括缺少爱。
克卡珊的返家，吸引了印度教板球手们的注意，他们断定，这位穆斯林女孩光彩照人的容貌，胜过她食用山羊和住在垃圾堆的污点，即使现在她已被认定不是处女。男人盯着她的屋子瞧；克卡珊则别开眼去。有时为了寻求平静，她恨不得自己其貌不扬。
泽鲁妮萨责怪法蒂玛把那些发情的公狗引到他们家门口。她曾经揍跑法蒂玛的一个情人，因为他不断绕过来色眯眯地看着她的女儿。好在他因吸食海洛因身体软弱无力，若换作其他男人则有可能还击，法蒂玛也可能找她麻烦。克卡珊遭受的打击、米尔基的失败、要她照顾的学步儿、住院的丈夫，还有她持续不退的低烧，凡此种种，都让泽鲁妮萨已经没精神和“独腿婆子”争斗了。
泽鲁妮萨试着不去评断法蒂玛的私德，她知道这个女人渴望被爱、被尊重。然而，当泽鲁妮萨想到法蒂玛的孩子们时，她的尊重便流失殆尽。近来，法蒂玛会拿拐杖扑向她八岁的孩子努俪，使劲之猛，让泽鲁妮萨和另一位妇女不得不出面阻拦。还有法蒂玛两岁的女儿梅迪纳，这个小女孩罹患肺结核后，法蒂玛一直担心自己被感染。随后，梅迪纳就溺死在水桶里。
“事情发生时，我正在厕所。”法蒂玛对泽鲁妮萨声称，而他们共享的墙壁却泄露了秘密—梅迪纳溺死在那很小的屋里时，法蒂玛和她母亲正在屋内。法蒂玛六岁的女儿希娜也在现场，事后她说：“那天之前，梅迪纳一直是很乖的妹妹。”
泽鲁妮萨出了寿衣和墓地的钱，她试着说服自己，梅迪纳的死实际上是一场意外。她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她有一半时间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一天，警方派人来到安纳瓦迪，询问梅迪纳的死，审问很快就结束了。贫民窟的女孩子不断地在各种可疑情况下死亡，只因为大多数贫民窟家庭都不像有钱人家负担得起超声波费用，能在女婴出生前把她堕掉。有时身体不好的男孩女孩也会被处理掉，因为昂贵的医疗费用会让整个家庭破产。
一岁的丹努什住的地方，和侯赛因家隔两条巷子，他在他出生时的那家肮脏的公立医院受到感染，皮肤剥落，碰到床单便尖叫不已。他的父母连续借高利贷，花了一万五千卢比，希望治好他。然而，三月的某天晚上，他的父亲把老婆打了回去，将一锅沸腾的扁豆倒在纱丽吊床里的丹努什身上。阿莎的儿子拉胡尔愤然插手这桩恐怖事件，跑去叫警察来。泽鲁妮萨为此对他钦佩不已，丹努什送医后幸免于死。如今，泽鲁妮萨每次看见他便感到痛心：在那张烙着烫伤疤痕的脸上，有一只被严重烧伤的眼睛，一眨也不眨。
梅迪纳溺死后，法蒂玛似乎异乎寻常地快活。妇女们把她说得坏到不行，她不怎么在乎。她画上夸张的黑色眉毛，脸颊搽上粉，还找了一串新情人。“花个五十卢比，变成白皙淑女。”侯赛因家的男孩子窃窃私语。“你看见那个男人和他朋友看我的样子了吧？”法蒂玛总是对泽鲁妮萨说，“你嫉妒吗？没有男人会看你一眼。”她告诉这位邻居，她请进家中的男人觉得她很美，还说整个印度没有任何女人比得上她，说她应该过更好的生活。
侯赛因家很同情法蒂玛的丈夫，他在另一个贫民窟给垃圾分类，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天赚一百卢比。米尔基直截了当地说：“她把那老头子当旧鞋对待。”那只“旧鞋”经常过来抱怨他那性情乖张的老婆，有天晚上，泽鲁妮萨跟他打趣说：“傻瓜，你结婚以前应该先来问我。我能给你挑个两条腿的女人，好好抚养你的孩子，好好料理家事。”
她错了。墙很薄，法蒂玛跑过来当着她的面，挥舞着拐杖大骂：“你是什么人，敢说我是恶妻！”
尽管如此，法蒂玛跟她老公吵架时，仍然会呼喊泽鲁妮萨的名字，泽鲁妮萨也总是及时赶到，叹着气，拉开这对怨偶，就像她在开斋节和其他穆斯林节日请他们过来一起吃她做的咖喱羊肉之前，也会叹气一样。虐待小孩的法蒂玛一家、可耻的妓院老板一家—她在安纳瓦迪的穆斯林同胞只有这些。
“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不易折。”她对她的孩子们说，“家人，还有和我们信仰相同的人，都是这样。即使有小小的分歧，穆斯林还是必须团结起来，一起面对大苦大难，一同庆祝开斋节。”
乌云笼罩在城西的山丘上空，但并未下雨。安纳瓦迪的孩子们继续朝旗杆丢掷内胎。七月的一天早晨，阿卜杜勒的父亲在门口笑容满面地看着孩子们玩耍。他的衬衫搭在肩上，就像往常一样，不过，法蒂玛和其他邻居看见他的脸时，感到惊讶。垃圾的收益支付了他在私立小医院住院两星期的费用，他在那里呼吸的是氧气，而不是贫民窟的脏空气，因此卡拉姆容光焕发，看起来焕然一新。
“我不敢相信，”经营酿酒店的泰米尔女人对泽鲁妮萨说，“他的脸年轻了十岁！他看起来就像宝莱坞男主角萨尔曼·汗！”
“就该是这样，”泽鲁妮萨说，“我们付给医院两万卢比呢。不过说真的，他变得年轻极了，像个小伙子一样！我用余光瞥见他，心想，我的妈呀，我忘了我还有一个孩子呢，现在我得安排他的婚事啦！天晓得，我有多少婚事得去安排。”
下一个要被安排婚事的是阿卜杜勒。虽然财务方面仍有待克服，泽鲁妮萨和她丈夫却已经商定一名合适的对象，是萨基纳卡一名废金属商的十六岁女儿，萨基纳卡是阿卜杜勒出售货物的工业贫民区。她是个标致的女孩，脸上没有明显的痣，最重要的是，她能够忍受肮脏。她来过家里三次，穿蒙面罩袍，显得很端庄，后面跟着她的妹妹。在米尔基看来，这位妹妹相当性感，为了表示对她的赞赏，他在屋前画了一颗大大的红心。
米尔基自称渴望结婚。有一天，远在他父亲听力所及范围之外，他说：“妈，我要一个像你一样的老婆，活儿全由她干，我什么也不做。”阿卜杜勒则对结婚持谨慎态度，就像他对其他一切事物的态度一样。
“我经常听说爱这玩意儿，因此我想我懂吧，可我却感觉不到，我自己也不清楚原因，”他感到烦恼，“这些人爱来爱去，然后女朋友跑掉，就用刀片割自己的手臂，把香烟头摁在手上熄灭，他们不吃不睡，只是唱歌—他们的心肯定跟我的不一样。”
他告诉他的父母：“你不会用手掌去碰滚烫的熨斗，不是吗？你会先让它冷却。你会慢慢考虑。”
“我觉得我们该赶紧让他娶老婆。”泽鲁妮萨一边做午饭，一边对刚从医院回家没几天的丈夫说道。他要求吃肉好增强体力，所以她蹲在地上边给拉卢喂奶，边熬煮软骨炖汤：“我觉得，婚姻能让他快乐起来。他内心有太多不安—我想，只要待在安纳瓦迪，他一天都不会快乐。”
“住在这地方，谁快乐得起来？”她的丈夫答道，一边从他挂在墙上的塑料药袋里掏出银箔纸包着的泼尼松龙[1]，“我快乐吗？我们身边全是三流的人，没有半个人能和我谈话。这里有谁知道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他们只知道彼此的事情，可我没向你抱怨。阿卜杜勒又何必抱怨？”
“你懂自己的儿子吗？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干他的活儿，做我们要他做的事。可为什么只有他妈看得出他不快乐？”
“我们到瓦塞后，他会快乐些。”他答道。
“到瓦塞会快乐些。”她小声重复他的话，语气中满是嘲讽，她丈夫选择不予理会。
他们在一月份缴了瓦塞那一小块土地的订金，那里位于离市区一个半小时远的郊区，是个由建筑供货商和工业废品回收商组成的社区。其中许多居民是来自北方邦的穆斯林，北方邦也是卡拉姆长大的地方，在尼泊尔边界。他从一个穆斯林开发商那儿得知瓦塞这个社区，此人相当热衷于宗教研究，米尔基和阿卜杜勒经常翻着白眼称他为伊玛目[2]。
卡拉姆头一次参观该地时，被一群手里攥着报纸、在茶摊谈笑风生的男人所吸引。他想象他们在谈论美国那位正在努力竞选总统的黑人。
从茶摊蜿蜒而上的沙土路上，到处是鸡，令他想起他的家乡。他并不留恋他出生的那个村庄，因为除了在甘蔗田里干活儿，那里的工作机会很少，而且孩童死亡率在印度名列前茅。不过，他觉得被富裕包围的城市贫民窟会让孩子们瞧不起他们的父母—“因为我们买不起名牌衣服和车子”。他庆幸米尔基只是懒散而已，而不是个性反叛的Eraz-Ex吸食者，不过，米尔基底下还有另外六个孩子。对卡拉姆而言，瓦塞是将城市与乡村相结合的理想居处：既充满机遇，又保留了孝顺父母的传统。
“至少他们不会因宗教受人侮辱。”他对他的妻子说道。
泽鲁妮萨觉得现在就把他们对孩子的梦想寄托在仅拥有部分所有权的一小块土地上，未免言之过早。他们甚至都没有四根竹竿和一块油布，无法搭起一个可以睡觉的棚子。“这是我们的幽灵屋。”她习惯这样称呼那块地。她允许丈夫付订金。他总是向她征求财务方面的决策，因为他不听劝的那两回，结果都极其悲惨。可是，他还没有带她去看那块地，这使她相当恼怒。
“有这些孩子要照顾，我怎么带你去？”他已经说了一整年。然而，即使这会儿有克卡珊帮忙，她仍未看到那个地方。她猜想，那个社区是否和他的家乡十分相像，让他也像住在那儿的保守穆斯林那样思考。
在泽鲁妮萨的丈夫住院治疗前，开发商曾来讨论购地付款事宜。她身穿蒙面罩袍，端来茶水，然后蹲坐在一角，就像过去她母亲在巴基斯坦做的那样。全身包着罩袍，不得被家人以外的男人看到。泽鲁妮萨当时以为她就要如此度过她的成年生活。然而，嫁到北方邦之后不久，她可以在晚间、在男人群当中，到甘蔗田里干活儿。她不断祈祷她丈夫的肺结核病情能有所缓和，让她能重返深闺生活。“那时候我甚至没办法开口说话，”她对她的孩子们说，“整个世界都让我害怕。”有个男人代她面对周围的世界，她觉得很不错。
克卡珊出生后，她不再祈求重返深闺。她相信应当把重点放在对安拉的请求上，每回只麻烦他一件事。因此她为克卡珊的健康祈祷，而后为出生于洲际酒店旁的土堆中的阿卜杜勒祈祷。她的丈夫带着全家人来到孟买，希望找到比务农容易挣钱的工作。租辆手推车，将垃圾运给回收商，就是他所能找到的工作。
阿卜杜勒是个脾气不好的宝宝，时常拒绝吸吮母亲的乳汁。不过，他没有像下一个儿子那样夭折，他活了下来。随后，米尔基出生了，又胖又俊，之后是六个同样健康的孩子。泽鲁妮萨生活中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她的孩子们都像她一样，身强体壮，而不像她的丈夫。在阿卜杜勒之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矮个子。
再过不久，其中一个小儿子就能证明自己足够能干，可以胜任她在阿卜杜勒事业中扮演的角色—同拾荒者、小偷和警察交涉谈判。而后，她便能心满意足地待在家中。至于重返深闺生活，她后来才意识到，这在瓦塞或许难以避免，而她丈夫居高临下的态度也可能因此加剧，这一点，让偶尔必须朝丈夫嚷嚷的她很受不了。
“我只是不识字，你就让大家以为你是这个家的英雄，而我什么都不是，”她最近对他说，“就好像我如果没有你，就只能困在娘胎里出不来似的！去吧，你就继续当你的名流贵族，可别忘了都是我一个人在打理一切！”
安纳瓦迪没有吹毛求疵的保守穆斯林，这使她在必要时能对丈夫大吼大叫，同时也让她能够工作，养活孩子。放弃这些自由，是极其痛苦的事。
“在你心里，你已经搬到瓦塞去了，”她对丈夫说道，一边舀出炖好的汤，用住在狭小、人口过多的屋子里的人特有的简洁动作递了过去，“也许你应该收拾好行李就走人，然后去沙特阿拉伯—噢，在那里你就真能好好放松了！不过，这个房子可是你老婆和孩子住的地方，你看看，你那位伊玛目过来的时候，你还觉得难为情哩！”
洪水使墙壁肿胀，留下水渍。石板地凹凸不平，每个角落都囤积着回收物。更多的回收物存放在一张铁床底下，床是他们最近才买的，因为卡拉姆睡在高于垃圾三十厘米的地方时，呼吸问题能得到改善。不过，即便他像蝙蝠一样睡在天花板上，也避不开各种臭味：垃圾味、混浊的油烟味，以及十一个人因缺乏足够的水清洗而散发出的味道。
“我也想离开这个地方，”泽鲁妮萨说，“可你的孩子们要在哪儿长大？幽灵屋里吗？”
他看着她，感到困惑。昨天整个晚上，和今天整个上午，她一直非常激动。
然而，泽鲁妮萨自有主意，在丈夫出院时，她感觉吉时已到。这与星星和月亮的位置无关，而是因为生命短暂，以及雨水骤停。
“你记不记得你住院时多么焦虑？”她说，“你那时候在想，万一离开这个家怎么办？”当时他告诉她：“我担心上天在召唤我。”
卡拉姆点点头，皱着眉头：“所以呢？”
“这回它饶过了你，”她稍微停顿，“我是不是为这个家努力干活儿？我有没有要求穿金戴银？”
“没有，”她丈夫承认道，“你没要求。”
她越来越不确定她想去瓦塞，越来越不确定她丈夫能活到那一天。她想凭借孩子们充沛的活力，在这儿有个更干净的家。她要一个能让她做饭的石架子，而不是捡来的胶合板，她想能在不受老鼠侵扰的环境中做饭。她想要一扇小窗户排放油烟，因为油烟会导致孩子们也像父亲一样咳嗽起来。至于地板，她想要能擦得干净的瓷砖，像“永远美丽”广告墙上展示的那些瓷砖，而不是每道沟纹都藏污纳垢的破水泥地。有了这些小小的改善，她想她的孩子们或许能在安纳瓦迪过得健健康康的。
她还没讲完自己的请求，她的丈夫就表示同意，因而启动了一连串事件，它们将对两个家庭造成永远的伤害。侯赛因家将把部分积蓄花在建造一个像样的房子上。第二天，卡拉姆照例表现得就像翻修屋子是他自己的主意一样，但在这种情况下，开心的妻子也不在乎丈夫怎么胡说八道了。
[1] 一种用于治疗过敏性、炎症性疾病的药物。
[2] 伊斯兰教教职，指领拜人，也指穆斯林团体中的宗教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