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博尔赫斯负责《居家》杂志的外国作家及图书推荐版面，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的一份周刊，面对的人群主要是家庭主妇和其他打理家务的人。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和恩里克·萨塞里奥—加里把那些文章搜集整理成了一本厚重的选集，由图斯盖斯出版社于一九八六年出版，书名是《被俘的文章：〈居家〉杂志上的散文与书评（1936—1939）》。
我此前并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不过我最近在马略卡岛读完了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里也是刚刚在日内瓦完成学业的博尔赫斯文学之船扬帆起航的地方。他在这里写了几首先锋派诗歌，签署了一些宣言，和岛上的一些年轻诗人、作家混在一起。他在这里的知识界做了不少事情，但这一切似乎都和他后来的那些文学作品关系不大。不知为何，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是，他为《居家》杂志写的那些文章和书评与他青年时期在马略卡岛上写的东西一样，都属于博尔赫斯的“文学史前史”，没有太大价值，只不过是他未来的那些天才作品的试验田。
可是那些文字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得多，这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这部选集在选择文章时（这个工作主要是由萨塞里奥—加里完成的，因为该书出版时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已经去世了）是否剔除了所有纯介绍式的、意义不大的文章。可事实是这本选集的确十分精彩，它向我们表明作者在写下那些文字时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特点，而且十分博学、视野开阔，足以支撑他对诗歌、长篇小说、哲学、历史、宗教，以及经典作家、现代作家、各语种作品，绝对从容地抒发己见，而且他的观点经常具有十足的原创性。像博尔赫斯这样的撰稿人每周都在《居家》杂志上撰写睿智又严谨的世界文学分析文章，文字既优雅又承载着大量信息。那些文章可以满足那个时代的核心文化城市——例如巴黎、伦敦和纽约——最严格的出版物的要求。可是这些文章竟发表在了一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刊物上，而且这份刊物的主要读者还是家庭主妇。这一方面表现出作者坚定的文学志向，另一方面自然也能证明那个时期阿根廷的文化氛围十分浓郁。
这些文章最奇怪的特点是：博尔赫斯总是会从头到尾完整阅读他要为之撰写书评的图书，其中包括理查德·伯顿版的大部头《一千零一夜》译本，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写的关于原始神话的文章，福克纳、海明威、赫胥黎、H.G.威尔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长篇小说。博尔赫斯利用渊博的知识笃定地分析和评论了上述所有作品。在他无力理解某些作品时，例如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他会大方承认，然后解释造成阅读失败的可能原因。这只是一份临时的工作，而且这些文字可能会流于表面或易被遗忘，那么博尔赫斯是否应付了事呢？完全没有。在以《文学生活》为题的那个版面中，甚至连时常出现、只有寥寥数语的脚注都能让人读着起劲，因为那些文字中充满戏谑、幽默和智慧。
与《居家》杂志合作期间，博尔赫斯已经出版了一部重要作品：《恶棍列传》，但他还没有写出他最伟大的、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短篇小说、诗歌或散文。不过，他在评论自己阅读过的作品时，已经展现出了超凡的才华和广阔的视野。这种视野涉及文化、人类境遇、虚构创作的艺术，为那些文章打下了共同的基础，成为某个紧密整体的组成部分。那些文章表现出的第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就是作者广泛的好奇心，正是这种好奇心在指引他阅读。这位读者是一位世界公民，他可以流畅地用法语阅读保尔·瓦莱里，用意大利语阅读贝内德托·克罗齐，用德语阅读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用英语阅读T.S.艾略特。第二个特点是博尔赫斯行文的简洁性及其文字强大的说服力，在他的文字中，思想和词语占比一样重，他一直坚持摒弃那些非必要的信息。据说，雷蒙多·利达[47]在哈佛大学授课时，总会提醒他的学生们：“形容词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让人们不要使用它的。”博尔赫斯以善于运用副词和形容词著称（“在那如常的夜晚，没人看到他上岸”[48]），可也正因如此，他不会滥用它们，它们总是突然出现在他的句子中，赋予那些句子异常的特征，它们承载着某种思想，为情节事件打开出人意料的维度，翻转或扰乱此前的叙述方向。这些短评、书评或微型传记的丰富性就在于文字的精确程度：遣词造句从来不多也不少，那种自足性可以和写得最好的诗歌和小说媲美。
有时，博尔赫斯只用寥寥数语就能对一位作家的全部厚重作品做出评价，例如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这部密度很大的诗集超过五百页；在这些杂乱的文字中只有一首能够流传下去（不过可以流芳百世），就是那首神秘的《古舟子咏》。其他诗歌的确不忍卒读。他的数卷散文集也是同样情况——混乱不堪，都是些脾性本能、陈词滥调、巧言诡辩、天真道德和愚蠢剽窃。”这些言辞十分苛刻，甚至可以说是有欠公允。但毫无疑问，那个说出这些话的人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也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
有时，真正精彩的描写会出现在一些带有传记性质的文字中，例如博尔赫斯对历史学家里顿·斯特拉奇的简短外貌描写：“他高大消瘦，几乎可以用抽象来形容，精致的面孔隐藏在闪烁的镜片和拉比式的大红胡子之后。他的嗓音沙哑，这倒使他显得更加谦虚了。”赞扬之后紧跟着致命一击，这种写法在《被俘的文章》中并不罕见，例如在下面这句话中，博尔赫斯先是夸赞了利翁·福伊希特万格[49]的两部小说《犹太人徐斯》和《丑陋的女公爵》，然后这样补充道：“它们都是历史小说，却没有艰涩难懂的仿古文风和令人窒息的物事堆叠，正是这些因素让这种小说变得难以忍受。”
那本杂志的读者不是文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大部分人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来理解这些文章中的观点、赞誉或劝告的价值，然而博尔赫斯在写作这些零散的文章时并没有半分偷懒，就好像他的写作对象是世界上最高雅、精细的读者，他默认所有读者都明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都有能力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可或反对。尽管如此，我们在这些书页中丝毫感受不到傲慢自大或卖弄学问之类的东西，它们与那些透着无知和虚荣的妄语毫不沾边。这些文章尽管十分短小，可作者的确是在用心写作，他仿佛脱掉了所有外衣，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癖好、憎恶、喜爱和渴望都展示了出来。文章里出现了许多他无比推崇的作家作品，他会在之后的作品中无数次提及他们，例如叔本华、切斯特顿、史蒂文森、吉卜林、爱伦·坡、《一千零一夜》等。他也在文字中表现了自己对侦探小说的热爱。他为诸多侦探小说作家写了文章，例如切斯特顿、埃勒里·奎因、多萝西·L.塞耶斯和乔治·西默农。一些在他的虚构作品和散文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例如时间和永恒，也被他用来描述J.B.普里斯特利的戏剧《时间和康威一家》和J.W.邓恩的《时间试验》，他后来还特意为后者撰写了一篇长文。东方文学一向能激发博尔赫斯的想象，在这本书里自然也不会缺席。博尔赫斯评论了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如《水浒传》和一部由艾伯华选编的幻想和民间故事集。另外他还评论了日本文学名著——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被俘的文章：〈居家〉杂志上的散文与书评（1936—1939）》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无与伦比的三十年代末西方世界的文学状况全景图。那是文学创作迅速发展的时代，而且体现在了所有文体上，艾略特、乔伊斯、布勒东、福克纳、伍尔夫、托马斯·曼等人进行了种种文学形式上的实验。人们审视着经典时代和当下时代，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诸多争议事件在两个时代之间划出了分界线。有趣的是，为那些年里的文学思想、形式和创作留下最敏锐证词的，竟然是一位来自边缘地区的内向（此后也依然如此）作家，而且那些证词都被留在了一份可供家庭主妇们调剂乏味日常生活的周刊上面。
马略卡，二〇一一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