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加斯·略萨：抱歉，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唯一能想出的开场问题有些俗气：您这次是为何造访法国呢？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受柏林文化自由大会的邀请来参加两场会议。德国政府也向我发出了邀请，离开德国后我又去了荷兰，到了阿姆斯特丹，我早就想去那里看看了。再后来，我的秘书玛利亚·埃丝特·巴斯克斯又和我一道去了英格兰、苏格兰、瑞典和丹麦，现在我来到了巴黎。周六我们就会启程前往马德里，在那里停留一周。再然后就要回国了。这趟旅程共将持续两个多月的时间。
略萨：我听说您在柏林参加了德国作家和拉美作家的座谈活动。能讲讲那次活动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吗？
博尔赫斯：在那场座谈中我有机会和很多同行交流，从这点来看活动还算有趣。但是就座谈的结果来说，我认为都是消极的。而且似乎我们的时代要求我们去搞类似的活动，我必须表达我的诧异——还有些忧伤——大家在一场作家间的会议上竟然很少谈论跟文学相关的话题，却一直在谈论政治，说实话，政治话题令我生厌。不过，我当然很感激能受邀参会，因为对于我这样一个经济情况并不宽裕的人来说，这样的活动能让我认识更多我不了解的国家，让不同国家、各个城市的许多难忘的画面贮存到我的记忆中。可是总体看来，我认为如今的文学会议正变得像是另一种形式的旅游，不是吗？当然了，并不是说这种活动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略萨：最近这些年里，您的作品在法国这边拥有了极大数量的读者。《恶棍列传》[3]和《永恒史》都出版了口袋书版本，在短短几周内就售出了成千上万册。除了《赫尔内》（L’Herne）之外，还有另外两本文学刊物也准备推出关于您的作品的专刊。您也知道拉丁美洲高等研究学院不得不在街上摆放扩音器，好让那些没能进报告厅的人也能听到您的讲座。您如何看待这些情况呢？
博尔赫斯：我很惊讶。非常惊讶。想想看，我今年六十五岁，出版了很多书，可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为我自己写书的，或者说只是为了个别几个朋友在写书。我还记得许多年前，当我得知我写的《永恒史》在一年内竟然卖出了三十七册的时候，我真是感到既惊讶又高兴。我还曾打算私下感谢每一位购书者，或是向他们私下道歉。三十七个读者是个可以想象的概念，换句话说，他们是三十七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个人特征、独特经历、明确住址、婚姻状况，等等。相反，如果一个人的书卖了一千册或两千册，那些购书者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就和一本书都没卖出去时的情况很相似了。回到刚才的话题，我想说的是在法国，人们对我实在是太慷慨了，慷慨到了有失公允的程度。举个例子，我很感激《赫尔内》推出那一期杂志，可同时也让我感觉有些压迫感。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如此精细、敏锐、知识水平如此高的关注，而且我要再重复一遍，他们对我太慷慨了。我发现在法国有很多人对我的“作品”（我要给这个词加上引号）了解得比我本人还要深。有时候，在最近这几天里也是一样，不断会有人问我关于这个或那个角色的问题：“为什么约翰·文森特·穆恩在作答之前犹豫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发觉约翰·文森特·穆恩是我写的一篇短篇小说[4]的主角，我只能编造一个答案出来，因为我不想承认自己已经完全想不起来那篇短篇小说的内容了，也就无法准确给出那个问题的答案。所有这些事情都让我感到开心，不过同时也让我有种轻微的、愉悦的晕眩感。
略萨：法国文化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有哪位法国作家对您产生过决定性影响吗？
博尔赫斯：当然。我是在日内瓦读完中学的，那时正值一战。换句话说，在很多年里法语都是……我不会说它是我在梦中或算数时使用的语言，因为我没能将法语掌握到那种程度，不过它确实是我日常使用的语言。法国文化当然对我产生了影响，它对所有南美人都产生了影响，也许比西班牙人的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还要大。不过有些作家是我想着重强调的，他们是：蒙田、福楼拜——可能福楼拜要胜过其他人，还有一位作家，人们通过他的作品认为他是个不讨喜的人，可实际上他是刻意如此表现的，他也确实做到了：莱昂·布洛瓦[5]。莱昂·布洛瓦有个想法让我格外着迷，很多犹太教神秘哲学家和瑞典神秘主义者斯威登堡也提出过类似想法，但无疑莱昂·布洛瓦更具原创性，他认为宇宙是被书写而成的，只是神设计出的一种密码。至于诗歌，我相信你肯定觉得我写的东西里有很多矫饰[6]的成分，有很多古老的风格[7]，洛可可那类的东西，因为在法国诗歌方面我喜爱的作品依然是《罗兰之歌》、雨果的诗、魏尔伦的诗——虽说喜爱程度已经不像往日般热烈了，我还喜欢《反韵集》的作者保尔—让·图莱那类诗人写的东西。不过我肯定还漏掉了很多对我产生过影响的作家。阿波利奈尔那些史诗式的诗歌中的声音肯定在我的某首诗歌里回响着，这绝不会让我感到惊讶。可是如果我只能选择一个作家的话（尽管选择一个作家、放弃其他作家永远都是毫无道理的行为），我选的法国作家一定是福楼拜。
略萨：人们习惯认为存在着两个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的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和创作《萨朗波》《圣安东的诱惑》等伟大历史小说的福楼拜。您更喜欢二者中的哪一个呢？
博尔赫斯：我觉得我喜欢的应当是第三个福楼拜，他从你刚才提到的那两个福楼拜身上各汲取了一些特点。我想我不断在阅读、重读的众多书籍之一就是福楼拜的那本未写完的作品《布瓦尔和佩库歇》。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个人图书馆里收藏着初版《萨朗波》和初版《圣安东的诱惑》。我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买到它们的，他们跟我说那两本书的第一版在这边已经找不到了，对吗？难以形容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把那两本书捧在手上时感到多么幸福。最让我动容的是，我觉得自己看到的正是福楼拜本人曾经看到过的东西，每部作品的第一版总是更能使作者动容。
略萨：您写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您更偏爱哪种文体呢？
博尔赫斯：现在我已经到了文学创作生涯的末期，回头想来，我写的东西其实都属于同一种文体：诗歌。只不过有时我的诗歌是以散文体而非诗句的形式写成的。由于大约十年前我失去了视觉，我喜欢上了重新审视、校订我之前写的东西，现在我又回到了老路上，重新开始写传统意义的诗歌了。举个例子，你可以在街头、地下室或是漫步在国立图书馆的长廊里时，即兴创作十四行诗，韵律有种便于记忆的特性，这你是知道的。换句话说，我可以在头脑中创作和打磨一首十四行诗，在那首诗差不多完成时我再把它念出来，过上十天或十二天，然后再把它重拾起来，修改、润色它，直到那首诗不会让作者颜面扫地，那时就可以把它发表出来了。
略萨：在结束这次访谈之前，我又要向您提另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如果您的余生都将在一座荒岛上度过，而您只能带五本书去，您会选择带哪些书去呢？
博尔赫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五本书所包含的东西可能很少，也可能过多。此外，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五册书还是五套书。
略萨：就当是五册书吧。
博尔赫斯：五册书？好吧，我想我会把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带去。我不会带任何一本小说去，我要带本历史书过去。我们姑且假设那一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两卷本。然后，我还想带一本我没能完全理解的书去，这样我就可以反复阅读它了，那就带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好了，或者亨利·庞加莱[8]写的某本书。我也想把它带着。现在已经三册书了。再然后，我可以随便从某部百科全书里抽出一册带过去。这一册书就够读很久了。当然了，不能从现在的那些百科全书里选，因为如今的百科全书都变成工具书了，我要从一九一〇年或一九一一年出版的百科全书里挑选，例如《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或《迈耶百科词典》又或是《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某一卷，因为那时的百科全书还是供人阅读使用的。已经四本书了。那么最后一本的话，我要耍个心眼，我要带一本像图书馆一样的书，那就是《圣经》。至于诗歌嘛，这五册书里我没选任何一部诗集，这个责任由我来担，不读诗歌就好了。而且我的头脑里已经塞满诗句了，书已经不是必需品了。我自己就是一部活的多语种文学作品选集。我记不住自己生活里的许多事情，但我可以讨人嫌地连续给你背诵用拉丁语、西班牙语、英语、古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写成的诗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答得好不好。
略萨：您回答得非常好，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非常感谢。
巴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