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内战频发、军队跋扈、蛮族入侵、专制扩大，在这样的势态下，不止伟大的才能，就连一般的学问也受到深远的影响。
虽然帝国经由达尔马提亚出身的皇帝重建，不过学问并没有复兴。在那些皇帝受的军事教育中，完全没有培养文学嗜好的倾向，戴克里先皇帝虽然擅长俗务，但对学问和思考皆属门外汉。
不论什么时代都用得着医学和法律，并且这些知识可以带来某种程度的实际利益，所以不缺这个领域的专家，不过他们根本不可能想成为这个时期的大学者。
当时诗人都搁笔保持沉默，历史学家则只写枯燥无味有如断简残编的史实。即使略略扬眉吐气的御用雄辩家，也只是在为皇帝辩护，歌颂皇帝罢了。
整体看来，在学问和精神道德衰退的时期，总是会有新柏拉图主义兴起。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也是如此，亚历山大学派让雅典学派噤声不言，在最新学说的旗帜下，旧学派人士逐渐聚集，经由崭新的内容和严格的生活态度，大大提高了这个学问体系的名声。
该学派的著名导师，比如安莫尼乌斯·萨卡斯和普罗提诺，或者阿美利乌斯和波菲利，确实都是思想深刻的人，但是他们却弄错了哲学真正的目的，结果不仅没有改善理智，反而造成理智的堕落。
轻视适合人性状态和能力的知识，亦即伦理学、自然科学、数学等各类学问的新柏拉图主义，则热衷形而上学的争论，想要探索看不到的世界的奥秘。一般人固然不用说，就是在自己也完全无法理解的主题上，他们也努力要让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并存。
换言之，可以说他们将理性浪费在虽然深奥但却无意义的思考中，沉迷在空想，不，准确说是妄想里。最后他们深信自己找到了将灵魂从肉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奥义，坚称他们可以和恶灵与圣灵亲密交往，把哲学思考变成魔法探讨。这应该可以说是一种奇妙的回归。
古代的贤人从不掩饰他们对民众迷信的嘲弄，可是到了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弟子那里，他们却用寓言的薄纱把那放纵裹覆起来，随后成为那放纵热切的辩护人。而且对于信仰，也在几个不可解的层面与基督徒和解，用和内战相同的激烈方式去攻击其他的神学学说。
今后在科学史上，新柏拉图主义大概不会受到重视，但是在教会史中，应该仍然会被经常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