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
那是在2010年8月，某个星期六清晨。内姆当时刚参加完在维德加尔举办的派对，觉得筋疲力尽，决定撇下团队其他成员，自己先溜走。他乘上了一辆普通的面包车。直到不久前，这辆车还昼夜不停地在里约市内穿梭，接送人们往返贫民窟和工作场所。
大约6点左右，内姆在罗西尼亚和圣康拉多区之间的商场下了车。当他从车里出来时，一名军警突然从一辆停着的公交车后面绕了过来。他胸前斜挎着一把半自动步枪，内姆只有一把手枪。两人对视，一时僵持不动。就算这名军警没有认出眼前的是内姆本人，他也一定能看出来这是个罗西尼亚帮派分子。
“冷静。”内姆轻声说道。警官开始伸手去拿他的来复枪。“别这样，”内姆说，“别这样，你开枪的话地狱的门就要被打开了。”
警官停下动作。“好吧，冷静。”他同意了。
“好的，”内姆回应道，“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们都有家人在等我们。”警员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两个男人飞快地朝反方向走去。
这是内姆距离和警察枪战最近的一次。他当时又紧张又害怕。这件事再次证明，内姆总能在极端情况下快速做出决策，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军警实际上选择了最理性的解决方法：他们都有可能杀掉或打伤对方。但不论谁先动手，交火的声音都会引来罗西尼亚的毒贩，这样他就很难活着走出去了。当内姆说假如他开枪，他们将身处地狱时，他知道内姆是对的。
内姆松了一口气，但心有余悸。这段遭遇让他忐忑不安。对于新的一天来说，这是个糟糕的开始。
这场离奇的冲突过去之后，内姆动用全身细胞才镇定下来，但当他逐渐冷静时，街上的情况却急转直下。7点45分左右，一阵混乱的枪声从圣康拉多区方向传来，内姆当即意识到自己的手下一定卷进去了。此时电话响起，他急忙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里约市内还有几个地方也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侦缉警司芭芭拉·隆巴（Barbara Lomba）一直盼着能在巴拉德蒂茹卡的家中过一个清闲的周末。8点15分左右，电话响了，电话那头是一位碰巧住在圣康拉多区的老同事。“芭芭拉，”他说道，“你知道我们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外面他妈的打起枪战了。”
芭芭拉一边煮咖啡，一边跟丈夫商量。他也是警察，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他们有一个6岁大的儿子，但她显然只能把周末计划丢在一边了。不过往好的方向想，她在军警部门中担任的是侦缉警司，通常不需要在这种行动中冲到前线去。
芭芭拉现年35岁，过去十年中在军警部队中稳步高升，被视为队内最明智、最雷厉风行的女性警探之一。她的父母都是医生，她自己在决定职业道路前就读的是法律系。“我父母总是强调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她解释道，“他们对公共医疗事业投入很多，这种服务意识也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了根。”这些训练将她领上了警察的道路。刚入警局时，芭芭拉参加过一门关于警务电子系统的培训课，而她的导师正是亚历山大·艾斯特利塔。
八年后，她已经是一个八人小组的领导，组员就包括艾斯特利塔。这是艾斯特利塔和莱亚尔调查内姆和兄弟会罗西尼亚分部的第三年。三位警官结下了非同寻常的战友情谊，协作异常高效。虽然芭芭拉比艾斯特利塔和莱亚尔都年轻，但这两个男人称她为“理想的上司”，一点都不羞于承认对她的欣赏之情。
他们不需要直接参与这场枪战的前线行动，但为了分析这场暴动的前因后果，小组必须到现场去。事件结束后，他们将负责与目击者谈话并提取证词。
在芭芭拉的指导下，艾斯特利塔和莱亚尔已经搜集到有关内姆和他同伙的海量信息。那时，芭芭拉已经了解为了避免正面冲突内姆愿意做到什么程度。在中产阶级聚居区大肆开火不是他的风格。如果他和他的手下与这次事件真的有关——虽然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一定是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为了找出原因，她需要艾斯特利塔和莱亚尔的协助，假如她能把他们都找来的话。
几分钟后，在离里约市两小时车程的卡布弗里乌（Cabo Frio），电话铃声响起：“艾斯特利塔，我们现在就得赶过去。”芭芭拉在电话那头说道。艾斯特利塔累极了，他的第一反应是挂电话。他认为圣康拉多区的枪战大概只是罗西尼亚人在找乐子。周日还要去上班简直就是噩梦。
莱亚尔正和妻子一起待在位于科帕卡瓦纳区的家中，这个挑染了一撮姜黄色头发的小巨人比艾斯特利塔更有意思。每当夜幕降临，莱亚尔的黑暗面也会随之浮现，他的第二人格是重金属乐队的主唱，乐队名叫“揭穿大脑”（Unmasked Brains）。和艾斯特利塔一样，莱亚尔是个敏锐的观察者，不论对象是环境还是人的心理。莱亚尔和艾斯特利塔之间培养出了很深的默契，甚至能互相说完对方想说的话。当莱亚尔接到出勤电话时，他像往常一样跨上自行车，一路骑到里约最著名的海滩旁的车站。
部长贝尔特拉姆刚刚在伊帕内马区挂了电话，那里离暴动发生地不远。他知道BOPE已经在前往圣保罗区的路上，有速报称一名警员中弹。这不是他第一次被紧急事件叫醒，已经出现伤亡报告，他必须立刻采取应对行动。
军事警察若泽·梅洛（José Melo）正躺在地上，膝盖上牢牢地嵌着一颗子弹。他和同事们贴着地面爬回了巡逻车。这辆车能挡住从大西洋方向射来的一阵弹雨，但他们还需要一辆车才能抵挡后方射来的子弹。通常情况下，毒贩们在维德加尔和罗西尼亚间穿梭时都会提前贿赂好军警，确保自己的车队畅通无阻。但梅洛警官和他的同事恰巧不在这个圈子里，他们没有收到允许这队人马通过的命令。这对内姆来说真是倒霉到家了。仿佛从这一刻开始，上帝就决定要和他玩个游戏。
出门遛狗、慢跑、买牛奶和报纸的圣康拉多普通居民在极度恐慌中四处逃散。警官们分散在巴西风情大道（Avenida Aquarela do Brasil）上。这是一条绿荫浓密的宽敞大道，两条车道被一块小小的水泥预留地分隔开。大道两旁坐落着一排排奢华住宅，后面高耸着罗西尼亚小山坡。前方往南大约300米就是壮观的沙滩和大西洋。
警官们的主要威胁就从这个方向来：大约40名内姆的手下此刻正盘踞在大道尽头，那里正靠海边。其中一些嗑药嗑嗨了，一些喝醉了，几乎所有人都严重缺乏睡眠——他们刚在维德加尔开了一整夜派对，距这儿也就600米左右。一辆白色面包车上下来了几个毒贩，还有30名左右的毒贩骑着摩托车，有两名骑着自行车。他们挑衅似的将半自动步枪的枪管指向天空。
没过几分钟，另一辆军事警察的警车从分隔风情大道和罗西尼亚的主干道上斜冲了出来。这辆车还没来得及折回主干道就遭到了枪击。车里的两位警官受了轻伤。毒贩们一窝蜂地冲过仙达斯（Sendas）超市，往他们的堡垒罗西尼亚的入口挺进。
第一批BOPE乘坐“大骷髅头”赶到后，将梅洛警官从地上救起。他们还看到在靠近毒贩的地方，有个女人脸朝下趴在人行道上。随后他们用无线电报告现场有人倒下了。
随着BOPE和援军不断赶到，毒贩们分散开来，朝不同的方向跑去。大多数人成功逃脱了，但一个10人左右的小队伍匆忙躲进最近的建筑物里：背靠圣康拉多海滩的五星级的洲际酒店。
比利时游客格特·波尔茨（Geert Poels）第一次来里约，昨天刚到酒店。他和弟弟巴尔特（Bart）刚好从酒店电梯出来，正盼着吃早餐。当电梯门打开时，两人惊讶地看到“几个中国人冲进了对面的电梯里”，然后又看到“大约九个穿着T恤衫和短裤的年轻人从酒店正门进来，手持大口径武器。大概有四个人背着双肩包，还有一个包着忍者头巾，只有眼睛露在外面。他们手里都拿着手枪、半自动步枪和手雷”。其中一名成员走上前来，用枪抵住格特的脖子，胁迫他和弟弟进入厨房。厨房的几个工作人员大吃一惊，枪就这样一直架在格特的喉咙上。
内姆安保队的高级成员罗热里奥157（Rogério 157）开始打电话。他先把消息通报给罗西尼亚总部，称有10名成员被困在洲际酒店，他们手上控制着好几个人质。然后他又拨了一个号码，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基本上都在通话。
在几千米之外的蒂茹卡区，记者克劳迪娅·莫妮卡（Claudia Mônica）正在熟睡，她好几个星期没休息了。然而手机铃声将她拽出了梦乡。被吵醒的克劳迪娅很是恼火，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然后把手机扔到一边，打算重新入睡。但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克劳迪娅以为这是说过要捉弄她的朋友打来的，对着电话喃喃道：“别烦我，我正在睡觉！”
“克劳迪娅，克劳迪娅——我是罗热里奥……你知道的……就是罗西尼亚的那个……你快来这里，克劳迪娅，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在洲际酒店——我们有一群人都在这儿。”
最近几个月，莫妮卡在制作一系列有关罗西尼亚的纪录片。内姆对此事知情，但莫妮卡知道他并没有插手纪录片的剪辑。她结识了好几个兄弟会的高级成员，其中就有罗热里奥。十分钟后，克劳迪娅带上快没电的手机，坐上一辆前往圣康拉多的出租车，同时尽力和罗热里奥保持通话。
回到罗西尼亚，面对着正在上演的危机，内姆正被愤怒和失望淹没。只消片刻，他就明白这样的事会给自己精心经营的贫民窟战略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他给罗热里奥的指令非常清晰：“叫他们赶快自首，赶紧把人质都放了，别动一根头发！”然后内姆打电话给费让，让他在瓦莱奥区安排一场会议。他们一致同意让费让前往圣康拉多，协助谈判释放人质和自首的事。他毕竟是居民协会主席。
现在轮到内姆打电话了。他从一背包的手机中掏出一部，打给了最信任的律师。对方正从巴西利亚飞来，刚在里约内城的圣杜蒙特（Santos Dumont）机场降落。“我需要你以最快的速度过来一趟。”内姆说。
此时，消防员已经到达地上的女性尸体旁。媒体开始播报头条新闻：起先在里约，随后是全国，最后是全世界。报道均称这位死去的女性是圣康拉多本地居民，当时正搭乘一辆出租车回风情大道。这不是事实。死者名叫阿德里安娜·桑托斯（Adriana Santos），42岁，是罗西尼亚一家烟草店的副经理。当时她正和毒贩们从白色面包车上下来。没人知道杀死她的是警察还是自己人。
BOPE的谈判专家允许克劳迪娅·莫妮卡进入酒店，但她必须将双手绑在身后（应BOPE要求）。警察希望她的在场能让毒贩们冷静下来，以免造成更多伤亡。对于警察来说眼下的状况十分危急，在酒店发动突袭解救人质的风险过高，但他们不能放过任何可能性。对于轻微宿醉的克劳迪娅来说，这是她执行过的最为诡异危险的任务。
在酒店厨房里，另一个人质：意大利人贝亚特里切·阿尔贝蒂尼（Beatrice Albertini）注意到气氛已经缓和下来。“那八个把我们留在厨房里的人，手上至少有两到三件武器，”她事后回忆道，“每人手上都有一把半自动步枪和两把手枪，其中三个人的腰上还别着手榴弹。”毒贩们试着向旅客们保证：只要他们保持冷静，就不会出事。
贝亚特里切注意到，几名劫持者从背包里掏出了一沓纸，然后付之一炬。“他们还把SIM卡从手机里拔出来销毁了。”她解释道。就在人质的视线之外，两名毒贩正有步骤地破坏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的硬盘。内姆坚称早有命令要毁掉那台电脑，因为他用它和其他女人搞外遇，不希望被达努碧娅发现。等工程师们拿到硬盘时，他们一个文件都没恢复出来。之后内姆告诉警探，那台电脑上唯一涉及生意的就是一些点30口径枪支的采购细节。
让我们回到民事警察局，芭芭拉、艾斯特利塔和莱亚尔正密切关注此事进展。“直到洲际酒店事件后，”艾斯特利塔解释道，“我们才意识到费让对组织的重要性。”费让代表内姆向下属们传达了明确信息：“马上投降自首，不要伤害任何人。”
在酒店内，克劳迪亚·莫妮卡注意到，当罗热里奥和同伴意识到要为老板牺牲时，连眼都没有眨一下。“我被他们对内姆的绝对忠诚震撼到了，他们当下就接受了被捕和坐牢都是工作的一部分。我真心觉得他们愿意为内姆去死。”她如此表述道。
两小时后，罗热里奥命令手下两人一组释放人质。最终，这些枪手主动举起双手，投入BOPE的怀抱，他们很快被带去了警局。现在起，警探芭芭拉、艾斯特利塔和莱亚尔要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要弄明白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一周的新闻头条毫不留情，这也可以理解。对刚被确定为2016年奥运会举办地的里约热内卢而言，这次事件堪称奇耻大辱，尤其人质中还有前来度假的外国人。BBC、CNN和其他通讯社将这场闹剧传遍全球。巴西主要日报的读者来信版块上，人们要求“彻底处理此事”，号召警方入侵罗西尼亚，将内姆及其手下绳之以法。
大多数人不知情的是，官方的确正在逐步推进平定计划。进攻阿莱芒区的方案进展得十分顺利，那里是红色司令部在北区势力最强的地方。贝尔特拉姆和卡布拉尔州长十分担心红色司令部在阿莱芒区带来的威胁，甚至请求卢拉总统部署巴西海陆两军的人员及装备，保证这个庞大贫民窟周边地区的安全。总统同意了。
包括警探芭芭拉、艾斯特利塔和莱亚尔在内，一部分人认为就在那个星期六清晨，内姆其实是和40名成员一起从维德加尔往家走的，他和军警的正面冲突实际上发生在第一次枪战后试图逃离现场的过程中。但就像很多有关内姆的传言一样，没人能拿出证据来支撑这种假设。
内姆很清楚这次事件的分量。“你觉得我会怎么想呢？”他说道，“我知道现在只能把整个（生意）都停掉。而且越快越好。”尽管他反应迅速，决定让费让去圣康拉多谈判投降，但他当时就知道这一切可能已经太迟了。“这次事件是我领导生涯的败笔，”他承认道，“而我经不起任何失败。就在那时，上帝决定是时候和我玩玩了。”
他没有足够的公关能力去处理洲际酒店事件。贝尔特拉姆也许正计划采取行动将阿莱芒区重新纳入州政府的管辖。但2010年8月之后，智囊团很快将罗西尼亚提上了平定计划的日程。随着新闻头条一路从里约蔓延到纽约、伦敦甚至北京，一夜之间，内姆成了里约的头号公敌。
内姆的精神正在崩塌，冰冷的绝望感似乎爬遍了全身。律师现身了，这是内姆能百分之百信任的人。他双膝跪地乞求着，已经泪流满面。“我再也无法承受这一切了，”他说，“我需要你帮我走出这段人生。”
看来是时候重新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