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3 返回香港

part 3 返回香港

世上只有两种悲剧：

一种是求而不得，另一种是得偿所愿。

·奥斯卡·王尔德·

1976年，邵逸夫和他的女明星们在邵氏片场合影。（后左二）精灵发型的是丁珮（图片来源：Dirck Halstead / Getty Images）

1973年2月，李小龙讲武瞬间。左起分别是安德鲁·摩根、约翰·撒克逊、邹文怀（图片来源：Stanley Bielecki Movie Collection / Getty Images）

第十六章 末代大亨

一年前，李小龙正忙着与詹姆斯·柯本和斯特林·西利芬特创作《无音笛》的电影剧本时，曾在某个早晨意外地接到过香港一家电台打来的越洋电话，想要做一次广播连线采访。那是在1970年3月中旬，他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是想诅咒对方为什么这么早把他吵醒，但身为一位善于塑造公共形象的人，他立刻同意了对方的诉求，尽管当时并没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后来，他对朋友水户上原说：“你知道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讲电话吗？从香港打到我家，这可是越洋长途，他们一定花了不少钱。但他们活该，那么早把我吵醒。你能想象我和成千上万的听众讲话时的样子吗？我想这是广播电台第一次这么做。”[1]

水户上原问他：“你都聊什么了？”

“没什么可聊的，”李小龙回答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采访我。首先，他问我是否会回香港，我说，很快就会回去。然后，他又问我现在有没有拍电影，有没有计划来香港拍一部。我告诉他，如果片酬合适，我会考虑的。你知道吗？我现在中文很差。但如果对一位电台主持人来说，已经足够好的话，那么对听众来说，也应该没问题了。”

一周后，李小龙计划启程回香港探亲。他已经有五年多没回去了。此行回港的主要目的是为他的母亲办理美国居住签证。[2]随着年龄的增长，何爱榆想和自己的孩子们离得近一些——李振辉、李秋源和李秋凤都居住在旧金山，李小龙住在洛杉矶，只有李忠琛留在香港。

1970年3月27日，李小龙带着5岁的儿子李国豪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3]尽管他此前对广播电台的突然采访感到意外，可当他走出机场时，还是被震撼到了。有一大群记者堵在那儿。李小龙猜想一定有什么大人物和他乘坐同一班飞机，直到他听到这群人在喊他的名字：“李先生，李先生！”他才知道他们等的是他。媒体记者把李小龙堵在角落里，问了和此前电台主持人同样的问题。李小龙有些不解，但还是礼貌地进行了回答，并同意摄影师的要求，拥着两位女演员摆出姿势合影。

“见鬼，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事后告诉水户上原，“可我不是在发牢骚。因为自从《青蜂侠》过后，我从未受到如此多的关注。这对我的自信心有好处。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小时的广播采访就让我在香港成了名人。”

他花了几个小时才弄明白引发如此关注的真正原因。《青蜂侠》最近在香港电视台播出，好评如潮，他们甚至给它起了个绰号叫作“加藤秀”（The Kato Show）。“等我弄清楚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广播电台要越洋采访，为什么会有大批记者堵在机场。我妈妈把我计划回港的行程告诉了报纸，他们把这件事登了出来。《青蜂侠》在当地受到大批观众喜欢。”李小龙愉快地回忆道，“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重播。当我第一次在香港电视台看到它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大笑起来，特别是看凡·威廉姆斯开口讲中文，太好笑了！我想我是唯一一个大胆离开香港之后成为演员的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包括男女演员，好莱坞就像是一个神奇的王国，遥不可及。所以当我从好莱坞闯出名堂后，他们认为我完成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

昔日顽劣的浪子如今功成名就归来，每个人都想跟他扯上关系。“虽然日程安排得很满，但我过得很开心。我妈妈家不断有电视台和报纸的人来采访，他们不只是为我而来。我妈妈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公众的关注。她真的很喜欢被关注。”

最大牌的节目邀请来自香港晚间脱口秀《欢乐今宵》，节目形式与约翰尼·卡森主持的《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类似。在节目最初的15分钟里，主持人和李小龙互相开着无关痛痒的玩笑。经过多年美国媒体的历练，李小龙可以游刃有余地呈现出他状态最佳的一面——轻松随和、魅力四射、狂放不羁。“上这样的脱口秀节目，很轻松，”李小龙事后说，“你不需要提前准备任何东西，可以整晚去开玩笑。没有严肃的讨论，一切都很轻松。”

采访部分结束后，李小龙进行了一场精心准备的功夫表演。他急于展示离开香港后他所学到的一切。他先是做了几个二指俯卧撑，接着，一记垫步侧踢踢断了四块悬空的一英寸厚的木板——这是一个难度相当高的技艺展示。当观众欢呼雀跃时，李小龙把5岁大的李国豪领了出来，也让他打断了几块木板。场下观众立刻沸腾了起来，要知道中国人自古溺爱孩子，小国豪的表现让观众耳目一新。就像李海泉带着两个月大的李小龙出演电影一样，李小龙也正在把他幼小的儿子带入影视圈。

在最后的压轴表演中，请出了两位助演。“电视台接到我确定参加的电话后，非常激动。他们问我需要准备些什么。我告诉他们，我需要两位空手道黑带。”李小龙回忆说。[4]李小龙先让一位空手道黑带手持踢击专用的盾形靶站好，然后让另一位黑带站在持靶者身后，并向后面这位解释说，如果他前面的同伴被踢飞，要立刻抓住他，别让他摔出去。“舞台很小，但我觉得已经足以让我在踢击中灌入更多的力量了，”李小龙非常得意地讲述道，“我站在距离持靶者一米半的位置上，然后迅猛地踢出一脚，那个家伙双脚离地，向后摔了出去。后面那个家伙没想到他的同伴会突然向他飞过来，根本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即使他做好准备了，也不可能挡得住。那家伙飞出去的速度太快了。你应该注意看所有观众的表情。这两个家伙直接撞到了道具上，把所有东西都撞翻了，非常有趣。舞台工作人员全部吓坏了，赶紧跑过来，试图把道具恢复原样。摔到地板上的那两个家伙让我不由得大笑起来。他们非常震惊，脸上露出了很茫然的表情。天哪，整个舞台乱成一团。”

香港观众看过无数次功夫表演，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形式的，并且他们也从来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像李小龙这样的人——魅力四射、能量爆棚，甚至有些趾高气扬。这些都是他通过仔细观察研究“酷王”史蒂夫·麦奎因得来的。“他是如此的真实，甚至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到，”李小龙喇沙书院的同学许冠文（Michael Hui）回忆道，“他看上去随时可以从电视里走出来，直接来到你家客厅。”[5]中国观众此前经常看到的是僵硬刻板的签约演员，他们打扮得体，被派去演播室宣传他们出演的影视作品，如果他们不按规定的形式来，就会受到制作公司的惩罚。然而，观众在李小龙身上看到了一个自由的人，不受任何形式制度的制约，甚至看上去也没被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所束缚住。《卧虎藏龙》的导演李安说：“他是一个非常直率、非常西化、非常给力、敢想敢干的人，而不是备受压抑的迂腐含蓄的态度。”[6]

在那个时代来看，李小龙完全是新兴事物。没有人会比孩子们更快地接受新兴事物了。当晚最重要的观众竟然是罗维导演的儿子罗大卫。[7]就在李小龙在采访中与主持人开玩笑时，罗大卫跑去另一个房间拉他的父亲一起看节目。在嘉禾电影公司就职的罗维对他所看到的内容印象深刻。事后，他打电话给他的老板邹文怀，建议他看一下这期节目。邹文怀花了一两周的时间才拿到节目拷贝。“我不仅对他的技术和极佳的状态印象深刻，而且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眼睛，”邹文怀回忆道，“那双眼睛可以传达出非常强烈的情绪。”[8]

邹文怀认为李小龙非常有趣，是位极具潜力的演员，值得去接触一下。于是，他试图联系李小龙，但已经太晚了。李小龙于1970年4月16日飞回了美国。在没有李小龙协助的情况下，邹文怀不得不继续与邵逸夫艰难争斗下去，那可是香港的电影大亨。

在李小龙移居美国之后的十年间，香港的电影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电影工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市场很小，仅有几家较大的影视制作公司和十几家独立的影视工作室。到了1970年，香港电影市场基本上由邵逸夫一人主导。

邵逸夫出身于浙江宁波镇海一家富裕的纺织商人家庭，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与几位兄长共同打理着一家名为“笑舞台”的剧场。[9]邵逸夫和哥哥邵醉翁、邵仁枚对纺织业不感兴趣，锐意进军娱乐业，并决定通过排演自己撰写的戏剧来扭转剧场日益颓败的局势。邵醉翁写了一部罗宾汉式的话剧《来自山西的男人》（Man from Shanxi），在破旧的剧院内上演。首演之夜，男主角从腐烂的舞台上掉了下去，引得观众笑声不断，以为是剧情事先安排的。邵醉翁几兄弟注意到了观众的反应，立刻重新改写了剧本，把喜剧元素融入其中，结果大受欢迎。1924年，他们把这部话剧拍成了电影，这是他们第一部电影作品。

20世纪30年代，眼见中国大陆的局势越来越动荡，邵氏兄弟决定将业务转移至新加坡。“相比电影制作而言，我们对发行更感兴趣，”邵逸夫回忆道，“我们买下了一家电影院，然后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扩大发行范围，最后我们仅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就拥有了120家电影院。”他们打造的这一系列院线后来被称为“国语片巡回院线”，从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一路经过越南、老挝、泰国、缅甸、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甚至在大量拥有华人社区的西方城市也拥有自己的影院，比如旧金山。

1942年2月15日，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时，邵氏兄弟面对随之而来的灾难做出了比英国军队更充分的准备。他们事先清算了大部分资产，兑换成价值400多万美元的黄金、珠宝和货币，埋在自家后院里。新加坡解放后，他们把埋藏的宝藏重新挖出来，并用这些钱重建了自己的影视帝国。邵逸夫回忆道：“珍宝有点儿变色，手表也生锈了，钞票多数都发霉了。不过金子成色很好，黄灿灿的。我们还是很有钱的。”

在影院发行方面占据了垄断地位之后，邵氏兄弟又将目光投向了内容制作。此时，香港已经变成了华语世界的电影之都。1957年，邵逸夫从新加坡“空降”香港，开始拓展家族事业。1961年，李小龙被送到美国两年之后，位于香港清水湾的邵氏片场一期项目落成并正式启用。该片场坐落在可以俯瞰清水湾的小山上，邵逸夫将其命名为“电影小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电影制片厂，总占地18.6万平方米，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影视制作基地。所有邵氏公司制作的影片全部出自这里，包括策划、编剧、表演、导演、剪辑、混录配音以及发行，全部可以在这里完成，也可以在这里搭建影视外景。片场共有十间录音室、十六间户外摄影棚和三个音响室，电影胶片可以在片场的暗房内进行处理。无须额外购置任何东西，与影视相关的一切东西这里一应俱全，并且，每件东西都可以重复使用。

演员也是如此。与米高梅和其他黄金时代的好莱坞影视制作公司一样，邵氏影城也有自己的演员培训班，用来教授有抱负的演员如何跳舞、接吻以及演动作戏。有数千人申请，可只会录取几百人。在这几百人中，只会有50名毕业生可以拿到邵氏电影公司的固定合约。一旦签约，邵逸夫对旗下演员的控制能力之强，足以让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嫉妒地掐灭手里的雪茄。合约长达6年，每月基本工资200港元，没有任何额外福利或医疗保障。男女演员对剧本、导演或主演没有发言权。几乎所有演员都要住在邵氏影城的高层混凝土建成的宿舍里。男女之间恋爱、酗酒或吸毒是被严格禁止的，否则就会失业。如果想解除合约，大概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出这个行业或离开这座城市。

凭借他对发行渠道的垄断，以及低价储备的大量演艺人才，邵逸夫开始制作电影，每年超过40部，一举超过了所有独立制作人完成作品的总和。“当时中国的电影产业刚刚起步，制作水平处于最低，”邵逸夫解释道，“每部电影拍摄周期只有7天到10天，质量很差，票房也不高。我坚持认为，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地方，电影质量必须要提高才会有利于市场发展。”虽然邵逸夫制作发行的电影质量较市场而言有所提高，但他成功的关键却是他小时候学到的：当观众看到那位演员从腐烂的舞台上掉下去后哄堂大笑，他就明白了一点——观众至上。与20世纪50年代李小龙童年时期参演的那些说教性质的影片所不同的是，邵逸夫的电影没有任何政治或教化目的。“如果观众想看暴力，我就给他们拍暴力；如果他们想看色情，我就给他们拍色情。”邵逸夫在公司内部宣称：“观众想看什么，我们就给他们看什么。我特别喜欢能赚钱的电影。”

善于观察观众反应的邵逸夫从影院经营者的角度总结道：“每种类型的电影都有它的寿命，流行过一段时间之后，观众就厌倦了。”1957年邵逸夫抵达香港时，市场上大热的是音乐剧，男主角都是孱弱但浪漫的形象。到了1964年底，善变的观众开始倾向于血腥的日本武士电影（剑戟片）。于是，邵逸夫马上开始大量制作自己的武侠片[10]，里面充满了复仇的超级英雄，他们可以完全不受地心引力的制约，随心所欲地跳上跳下、飞来飞去。“有时候，我们确实过于暴力了，尤其是在刀剑类武侠片中，”邵逸夫也承认这一点，“可实际上，中国观众，尤其是大多数观众，喜欢看武打场面。”

1968年，刀剑类武侠片的受欢迎程度开始下降。突然之间，模仿日本武士电影的题材变得不再流行了。和以前一样，邵逸夫立刻转变思维，开始调整策略。随着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邵氏电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功夫。香港电影有着深厚的功夫片传统，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长期拍摄且不断上映的黄飞鸿系列。[11]邵氏兄弟为了迎合时代的潮流，延续功夫片的传统，在1970年拍摄了一部《龙虎斗》（The Chinese Boxer），这是第一部完全致力于表现功夫艺术的大电影，并且带有明显的反日色彩。

拍摄《龙虎斗》的创意来自香港最大牌的功夫明星王羽[12]。他是邵氏电影演员培训班毕业的学生，同时也是本片的编剧、导演兼主演。“拍那部片子是我的主意，剧本是我写的。我出演主角，因为我有个非常棒的点子。”王羽说，“每个人都说空手道这么厉害，中国功夫这么厉害，你为什么不把它们拍成一部电影呢？”[13]在这部电影中，王羽饰演了一位功夫弟子，他的师父被日本空手道高手打死了。王羽所饰演的角色在经过刻苦训练之后，戴上面罩，开始行侠仗义，并伺机向日本人寻仇。在一系列充满血腥、你死我活的打斗中，他用铁砂掌将对手们一一击败，掌毙仇家，得以报仇雪恨。民族主义情绪和传统功夫的巧妙结合，使得这部电影票房大卖，并一跃成为香港影史上排名第二的最受欢迎的中国影片。[14]它的成功，标志着香港电影开始从刀剑类武侠片向以身体为中心的拳脚类功夫片的转变，也为李小龙日后成名奠定了基础。

李小龙很了解这部《龙虎斗》。他和史蒂夫·麦奎因、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一起参加了《龙虎斗》在洛杉矶唐人街的一场特别放映活动。陪同他们一起参加观影的中国制片人林念萱（Victor Lam）声称：“从王羽身上，李小龙学会了如何在电影中表现他的技术。”[15]究竟游泳冠军背景的王羽是不是真的在功夫设计方面对李小龙有所启发，这种说法还值得商榷，但王羽的成功似乎激发了李小龙好斗的天性。就像李小龙想要取代史蒂夫·麦奎因成为好莱坞最大牌的超级巨星一样，他很快就会在香港赶超王羽。不管王羽先做过什么，李小龙都会比他做得更好。

但在这之前，必须打破邵逸夫对香港电影市场的控制。20世纪60年代末，邵逸夫击败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国泰电影制作公司（Cathay Films），几乎垄断了香港的电影制作市场。[16]在没有外部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然而，一位备受信任的助手终结了邵氏的电影帝国。

1949年，邹文怀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Shanghai’s St. John’s University）新闻系，之后去香港发展。起初在新成立的《香港虎报》（Hong Kong Tiger Standard）做实习记者，但因工资过低，不得不做兼职来维持生计。“我曾同时做七份工作。”邹文怀说。[17]

1951年，邹文怀在香港《美国之音》办公室找到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美国之音》是美国在亚洲反共战争中的宣传机构。中国内战期间，美国曾支持蒋介石对抗毛泽东。后来，蒋介石战败逃往台湾，美国在香港设立了办公室，仅维持正常运营。邹文怀受雇为《美国之音》开办汉语广播电台。

1958年，他凭借自己在美国媒体方面学到的技能跳槽到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出任宣传经理一职。事实证明，电影营销比政府宣传更不诚实。两个月后，邹文怀向邵逸夫提出辞职，因为他卖不掉邵氏电影正在制作的垃圾电影。他的直言不讳让邵逸夫有所触动，对这位年轻的宣传经理说道：“你认为自己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我可以升你做制片经理。”[18]

邹文怀和他的搭档何冠昌合作默契，干劲十足。王羽的《龙虎斗》便是由他拍板决定制作的。“我把剧本给邹文怀先生看了，他让我试试看。事实上，邵逸夫先生并没操心这件事。”王羽说。[19]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彩电的普及让邵氏兄弟电影公司面临生存问题，多家美国电影制作公司差点儿因此破产。电影院上座率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电影制作成本却在上升。邵逸夫是那种能够从牙缝里掏出金子并兜售给你的精明商人。他立刻决定涉足电视行业，缩减电影产量，减少制作预算。对此，邹文怀另有看法：“邵先生考虑削减电影规模，抽调一半的人力和资本投入电视业务上，我不太同意他这种做法。”[20]

于是，邹文怀跟邵逸夫谈了一笔交易。[21]他将在邵氏电影公司旗下成立一家名为嘉禾的电影制作公司，接受制作邵氏一半的电影项目，邵氏将作为分销商，与其分享利润。由于嘉禾制作的电影将通过邵氏的连锁院线放映，邵逸夫可以放心地缩减电影产量，而邹文怀也不需要单组部门去从事销售发行的工作。

尽管嘉禾在邵氏旗下，但这家新成立的制作公司仍会不可避免地与邵氏的老电影部门争夺人才。作为前制片主任，邹文怀非常清楚每位演员与邵氏之间那份不容违背的合约什么时候到期。他会暗中寻觅，并在最优秀的导演和演员耳边轻声建议，他们没必要和邵氏续约，完全可以到嘉禾来。由于嘉禾没有大量的钱财储备，所以他许诺投靠过来的演员或导演们，电影上映后，会给他们一定比例的利润分成。

邹文怀秘密接洽的几位导演跑回去跟邵逸夫谈条件：“我的合约快到期了，你最好给我开出一个更好的条件，否则我就会去嘉禾那边。”邵逸夫质问邹文怀为什么要挖他的墙脚，邹文怀予以否认：“根本没有的事，别听那些人胡说八道。”[22]尽管仍心存疑虑，但邵逸夫还是相信了他说的话，要知道邹文怀是出了名的“笑面虎”。如果没有王羽从中参与，这件事可能就被掩盖过去了。

《龙虎斗》的成功使王羽一举成为香港最卖座的电影明星和大众偶像。[23]王羽想要加入嘉禾，因为这可以从他所带动的票房中分得一杯羹，但他与邵氏的合约还有好几年才到期。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王羽决定跟邵逸夫摊牌，强行解约。邹文怀试图劝阻他，但王羽一意孤行。[24]邵逸夫为此大发雷霆，他感觉被自己最信任的门生出卖了，于是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取消了与嘉禾的合作，并直接解雇了邹文怀的两名高级助手，在迫使邹文怀来办公室之前的一周里把他也解雇了，最后还辞退了其他几名无辜的高管，如此做的原因只是为了表明他的态度：任何背叛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在此期间，王羽逃去了台湾。为了切断他的收入，并迫使他返回香港，邵逸夫向台湾法院申请禁止令，并在当地媒体上刊登启事，向制片人发出警告，让王羽不能正常工作。[25]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邹文怀如丧家之犬，身无分文，但也让他坚定地走到了邵逸夫的对立面，并开始向每一位对邵逸夫心存芥蒂的人寻求帮助——那可是一份相当长的名单。其中，最重要的是邵氏的老对手国泰，他们把自己废弃的一间制片厂交给了邹文怀。该制片厂坐落在斧山道（Hammer Hill Road）的一座小山包上，破旧不堪，呈谷仓状，起初是间纺织厂，后来经过改建用来拍片，自带录音棚。[26]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邹文怀便筹到了足够的资金，正式创办嘉禾电影公司。

即便如此，嘉禾的生意还是不好开展。邵氏仍然控制着华语区最好的电影院线，嘉禾不得不选择二流院线合作。此外，邵逸夫能够留住大部分一线导演继续为其效力。邹文怀所挖去的最好的导演是罗维，他是一个有能力但并不是特别聪明的行活儿导演。李小龙的前两部电影便是由他执导的。而嘉禾最大牌的明星王羽也有邵氏合约在身，尚未解约，不能在香港合法拍片。所以，邹文怀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安排王羽去日本与《盲侠座头市》的主演胜新太郎（Shintaro Katsu）合作。胜新太郎当时是日本最顶级的动作明星，同时也是李小龙最欣赏的演员。王羽和胜新太郎在1971年联合拍摄了一部电影，名为《独臂刀大战盲侠》（Zatoichi Meets the One-Armed Swordsman）。

可问题是《独臂刀》的版权在邵氏，而且，1967年上映的《独臂刀》和1969年上映的《独臂刀王》都是由邵氏出品的，都是王羽主演，并且口碑票房俱佳，此番邹文怀拍摄《独臂刀大战盲侠》明显有跟风之嫌，“这简直是在伤口上撒盐”，为嘉禾工作的安德鲁·摩根说道，“这件事向邵逸夫证实了，邹文怀就好像是演艺界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27]邵逸夫起诉嘉禾侵权，是想借此机会将未站稳脚跟的邹文怀彻底打垮。

总而言之，资金短缺，发行受阻，无人可用，旗下最大牌的明星还有官司缠身，再加上面临着占据香港垄断地位的电影制作公司的法律制裁，邹文怀陷入了绝境，急需救世主的出现。

1970年4月下旬，李小龙离港返美后，邹文怀找到了他在洛杉矶的电话号码。李小龙接到电话时，很惊讶。他与邹文怀并没有见过面，只是听说过他。他们聊了一会儿，似乎很聊得来。邹文怀问他是否会考虑回香港拍电影。与之前接受电台采访时的回答一样，李小龙开玩笑地说：“如果价钱合适，可以考虑。”他们继续聊了下去。不过，当时李小龙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正在推进的好莱坞的项目上，很明显他对邹文怀的提议只是应付，并不是真的感兴趣。他的全部精力都在《无音笛》上。

一年后，1971年4月10日，李小龙给邹文怀回电。当时，《无音笛》、《功夫》和《凯尔西》连遭失败，李小龙无力偿还抵押贷款，且腰伤仍在困扰着他，他急需用钱。

“你认为哪部电影最令你满意？”李小龙问邹文怀。[28]

“大多数我参与制作的电影，我都很喜欢。我不会说他们是最好的。回过头来看，我总能发现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邹文怀回答道，“不过，我很满意。”

“你觉得王羽的《龙虎斗》怎么样？”李小龙继续问道。

“那是我们制作的最成功的动作片之一。”

“我可以做得更好。”李小龙很自信地说道。

“真的吗？”邹文怀有意引李小龙说出自己的观点。

“真的，如果你想拍出更好的功夫片，你应该……”李小龙接着解释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和不同于他人的处理方式。

“对，对，你说得对，”邹文怀立刻顺着他的话说道，“如果你能帮我，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开创新的局面。”邹文怀对这次谈话很有信心，聊到最后，他说：“好吧，我会派人过去跟你签份合约。”

“你不过来吗？”李小龙有些意外。

“我现在手头有其他事情要处理。你放心，既然我们通了电话，很多事情都达成了一致，就一定没问题的，我马上安排制片人过去见你。”

虽然他们在电话里聊得很愉快，很多事情也达成了一致，但李小龙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要和嘉禾签约。因为嘉禾目前正陷入困境，且财务状况和自己一样，都很不稳定。尽管邹文怀的提议已经摆到了桌面上，但李小龙还是决定去跟邹文怀的死对头邵逸夫接触一下。他联系了儿时的玩伴小麒麟，他现在是邵氏的签约演员，李小龙希望通过他了解一下邵氏的情况。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提到过：“小龙跟小麒麟在60年代末有过通信，提到过他想回来看看。”[29]

李小龙给小麒麟写过一封中英文夹杂的信件，上面向邵逸夫提出了他的想法和所能接受的条件。“小龙提出了三个要求，”小麒麟回忆道，“第一，片酬1万美元；第二，他必须有权修改任何交到他手上的剧本；第三，动作设计必须他说了算。”[30]对于一个未经证实且名不见经传的电影演员来说，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邵氏电影的制片人黄家禧（Lawrence Wong）对此解释说：“李小龙要价太高，如果我们同意他开出的条件，我们将不得不相应地提高我们所有其他合约演员的薪酬。”[31]

经过一番内部讨论之后，邵逸夫给予的答复是每部电影片酬5000美元，对于李小龙后两个条件，邵逸夫略过没提。琳达说，李小龙看到回信时冷笑了一下，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绝。他给邵逸夫打了一份电报，询问他之前那两项被忽略的条件。对李小龙来说，对作品质量的把控比钱更重要。然而，邵逸夫却以大家长的姿态回复道：“直接告诉他，只要他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下把李小龙激怒了。尽管他已入不敷出，但仍是个自由人，他不想被邵逸夫束缚住。[32]

如果说邹文怀不是李小龙的第一选择，那么在邹文怀眼里李小龙也不是他的首选对象。当时，李小龙对邹文怀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有潜力的演员，身手不错，魅力十足，四年前在一部反响平平的美国电视剧中扮演过司机的角色，还算不上是一位著名演员。邹文怀真正想签的人是香港最著名的功夫女星、被誉为“武侠影后”的郑佩佩。[33] 1966年，她在胡金铨导演的《大醉侠》中饰演女剑客金燕子，并因此一举成名。香港电影圈传闻邵逸夫对这位一手捧红的女主角心仪已久，但她拒绝了他的求爱，结果引得邵逸夫更加热情地追求她，无奈之下，郑佩佩只得远走台湾，之后移居洛杉矶，选择了结婚生女，淡出了娱乐圈。在邹文怀看来，与李小龙不同的是，郑佩佩不仅已经是一位极具票房号召力的成名女星，而且如果能够把她和王羽同时招至麾下，将是他在与邵逸夫争斗过程中的一次胜利。

被派来美国邀请郑佩佩回港拍戏的是制片人刘亮华，她是导演罗维的妻子，也是位著名演员。她抵达洛杉矶后，住在郑佩佩家里。身为潜在争取对象的李小龙被邀请过去见面。“李小龙会来我们家里接亮华。他留的长发比较长，总能闻到他身上有一股香气。”郑佩佩用委婉的语气来形容大麻烟的气味，“我丈夫觉得小龙有点儿嬉皮士的味道。”[34]

刘亮华最终没能如愿签下郑佩佩。尽管郑佩佩之后会有一个相当漫长且多样的演艺生涯，包括在2000年的《卧虎藏龙》中出演碧眼狐狸一角，但此时的她已决心息影，并无重返影坛的打算。目前还不能确定刘亮华什么时候回香港，以及李小龙究竟是否会同意嘉禾的邀约。邹文怀的出价要比邵逸夫高，他计划支付15000美元的片酬，代价是李小龙要为他拍两部电影。可是与一家濒临破产的初创公司合作是有风险的。有可能嘉禾在电影还没拍出来之前就破产了，或者最终邹文怀拒绝付钱，抑或是电影质量得不到保证，糟糕到会让李小龙后悔出演这些电影。

李小龙向业内资深人士斯特林·西利芬特请教，征求他的意见。

“不用考虑这个，别去。”斯特林·西利芬特的意见简单明了。[35]

“可是，我现在急需用钱。”李小龙回应道。

考虑到自己师父的生活现状，斯特林·西利芬特建议道：“听着，如果你决定要去，先张口要钱，坚持让他们为你买好头等舱的往返机票。我不需要告诉你有关中国电影制片人的事。你只需要知道如果你先去了那里，有可能你会拿不到钱，也无法购买返程机票，你回不了家。你会被困在那儿，可是你的家人还在这儿。”

“不，我相信邹文怀，我会回来的。”李小龙说。

1971年6月28日，李小龙与嘉禾签下了两部电影的合约：《唐山大兄》和《中国拳王》（后改名为《精武门》）。[36]合约结束后，他就打算回来。与大众常规看到的故事相反，李小龙始终没有放弃好莱坞。[37]尽管好莱坞曾让他多次失望，但最近参演《盲人追凶》所收获的正面反馈让他又重新点燃了希望，他对于日后自己在美国的发展十分看好。他甚至相信他可以重启《无音笛》的拍摄计划。在出发前两天，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个周日上午要回香港去拍两部电影——《唐山大兄》和《中国拳王》，预计在那儿停留四个月。等我回来时，我会非常忙的，既要筹拍《无音笛》，又要与弗雷德·温特劳布合作一部电影，而且，我在香港的四个月期间，还要与派拉蒙协商合作开拍一部电视剧。”[38]

李小龙对他即将开拍的这两部嘉禾电影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式签约之前，他看了很多香港功夫片。“他们太差了，”李小龙说，“原本打斗和演戏应该是同步进行的，动作中要带着戏，可是大多数港片都很肤浅，只有一个维度。”[39]虽然他确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但他并没预料到这两部电影会对他今后打入好莱坞产生那样重大的影响。他与邹文怀的合作并不在他的职业规划之内，这只是一次短暂的旅行，主要目的是赚钱，他需要让自己已经空空如也的银行账户再度充实起来。他是为了钱才签的这份合约，就这么简单。

1971年8月，在《唐山大兄》的拍摄过程中，李小龙把韩英杰所饰演的大老板举了起来，准备扔出去（图片来源：Michael Ochs Archives/Getty Images）

1971年8月，导演罗维和李小龙在泰国外景地合影（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十七章 唐山大兄

李小龙本不该享受电影明星的待遇，但这部电影却把他捧成了明星。1971年6月28日，在他与嘉禾签下两纸合约的同时，《唐山大兄》的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了。原本确定由田俊出演片中主角，他是嘉禾准备力捧的明星。邹文怀提出要为李小龙专门制作另一部电影，但李小龙等不起，邹文怀只得勉为其难，硬把他塞进了这部电影里。

李小龙在回香港之前，刚刚拍完《盲人追凶》的第一集《截拳载道》，他留下了50美元给琳达贴补家用——这是他还清当期债务后剩下的所有现金。然后，他于7月12日搭乘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香港。[40]邹文怀本来想让李小龙直飞泰国，直接进组拍摄，不在香港停留，因为他担心邵逸夫知道消息后会试图从嘉禾挖走李小龙。但是，“小龙拒绝了，他决心在合理范围内，从一开始就要在自己参演的作品上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这不是自尊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要表明自己的态度，”琳达说，“他在香港机场停留的时间其实只够跟朋友打个招呼，不过这种做事的方式表明了他不甘心做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41]

在充分表现了自己的独立之后，李小龙转机飞往曼谷，在那里停留了几天，7月18日被工作人员开车送往北冲（Pak Chong）。这是一个极为贫穷的小村庄，紧挨着泰国国家公园。对于像李小龙这样自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从贝莱尔到北冲，简直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在他给妻子琳达的14封家书中，第一封是这样写的：“这里的蚊子很恐怖，而且到处都是蟑螂……食物也很糟糕，村子里没有牛肉，只有少量的鸡肉和猪肉。我很高兴带了我的维生素过来……我很想你，但北冲不是一个适合你和孩子们来的地方。这是一个极度落后的村子，什么也没有。”[42]他的体重从130斤掉到了115斤。为了保持精力充足，他服用了大量的维生素片，以致谣言四起，大家误以为李小龙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一直在吸毒，甚至还登在了各种不入流的小报上。

李小龙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生活环境，而是来自周围的同事。演员和剧组人员都有着同样的忌妒和怨恨心。其中大多数人是田俊的朋友，乍一看上去，把李小龙从好莱坞请来，其目的就是为了抢走田俊的主角身份。如果有人对“小龙”还有些许印象的话，一定是他小时候拍的那部黑白片《细路祥》，他在片中饰演了一个勇敢的孤儿，可是《唐山大兄》定位是一部暴力动作片。这就好像麦考利·卡尔金（Macaulay Culkin）在演完《小鬼当家》（Home Alone）之后，直接消失了，多年后，突然以成年人的面目出现，成了《谍影重重》中的杰森·伯恩（Jason Bourne）。让大家不满的，还有李小龙的薪酬问题。整部电影的预算不到10万美元，其他演员的工资最多只有400美元，可李小龙的片酬却高达7500美元。预算中最大的一项支出是假血浆。[43]“听说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李小龙身上，我们就在想，‘这家伙到底是谁？’”

嘉禾公司的武行班润生（Zebra Pan）回忆道。[44]

在正式搞定同事们之前，李小龙不得不先和导演吴家骧过过招。李小龙正式进组时，吴家骧已经花了一周的时间去拍田俊的戏了。他想看看为什么李小龙值那么多钱，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于是，他想通过拍摄李小龙和大老板的手下对打的戏份来掂掂他的斤两。吴家骧导演想让李小龙比画一套耗时较长的动作招式，比如出拳、格挡、踢腿、扫、锁、摔投，再加上杂技式的翻跟头。香港功夫片的打戏取自粤剧，其打斗场面通常由50个不同的动作构成，甚至更多。

与片场那些特技演员不同的是，李小龙从未学习过粤剧。他的主要格斗环境是在街头。他认为传统的打斗设计既古板又不切实际。这是老派的方式，他父亲那一辈人会这么做。李小龙是新派的，接触的是新鲜事物。在戏中，面对三个对手时，他的处理方式是先一记外摆踢，踢向其中一人的头部，然后转身扫踢踢倒另一个，最后钩踢干掉第三个——一脚解决一个——致命的旋转，旋转一次，干掉一个人。“在华语片中，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打，真正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他们的打斗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李小龙抗议道，“现实中，真的有人会这么打吗？”[45]

吴家骧愣住了。中国观众希望在动作片中看到冗长复杂、精心编排的打斗场面，他们不想看现实中的打斗。吴家骧认为李小龙是个骗子——他只会踢三脚！吴家骧是在中国电影体系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他的观念里，导演最大，演员要听导演的。他告诉李小龙，必须做出更多的打斗动作来：“我想让你打得再多一点。你要动起来，这些远远不够。”李小龙是在史蒂夫·麦奎因的好莱坞明星系统中历练过的，他告诉吴家骧，他要执导自己的打戏。

双方陷入僵局，最后都给香港的邹文怀打去了电话。

“这个导演简直是垃圾，”李小龙在电话里说，“我跟这些手下打的时候，三脚把他们搞定。如果跟这些人打，要花很长时间，那么我跟大反派打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呢？要整整打上一个小时吗？”[46]

“你被他骗了，”吴家骧向邹文怀抱怨道，“你跟我讲这家伙有多么厉害，可他根本不会打。他只会踢三脚。我叫他 ‘李三脚’。”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退让。在东西方环境中长大的李小龙，想要弥补两种打斗方式之间的差距。拍摄《青蜂侠》时，他认为过度使用约翰·韦恩那种打拳方式很枯燥，于是他增加了各种踢腿来刺激观众，他让西方电影中的打斗动作变得更丰富了。可是当他看到华语片对打斗动作的处理时，他意识到他们需要贴近生活。这些打斗动作烦琐至极，完全脱离现实。对观众来说，没有任何的危机感，也就很难有感情投入。吴家骧说得对，李小龙不是受过传统训练的粤剧小生，但他所掌握的远不止三脚，他没有虚度光阴，却也不像那个时代的特技演员或其他动作明星那样从早到晚练习几十种传统的功夫套路。

邹文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这部电影需要导演在场，可他已经在李小龙身上花掉了7500美元。在决定到底解雇谁之前，邹文怀观看了已拍摄的素材。他从李小龙的动作中捕捉到了吴家骧导演没发现的信息。“事实上，李小龙的三脚令人吃惊，非常棒！”邹文怀看后，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决定把侮辱变成一种赞美。[47]日后，嘉禾在为《唐山大兄》宣传时大肆使用了“神奇的李三脚”这一口号。（后来李小龙成了女性的梦中情人时，小报记者更乐于使用这个绰号。）

邹文怀打电话给片场制片人刘亮华，征求她的意见，是她去洛杉矶把李小龙请来的，她也是导演罗维的妻子。刘亮华告诉邹文怀，吴家骧脾气暴躁，与剧组人员的关系弄得很僵。关于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她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自私的建议。她的丈夫最近在台湾刚刚拍完一部电影，为什么不把他调来泰国代替吴家骧呢？邹文怀同意了。李小龙获知消息后，长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再和吴家骧打交道了。但52岁的罗维将会是一个更难缠的角色。

年轻时期的罗维，是上海的舞台剧小生。1949年以后，他来到香港，转行做了导演，最终受雇于邵氏。尽管与香港最佳导演胡金铨相比，在视觉风格方面他不如对方，但仍不失为一位非常有商业价值的工匠型导演。[48]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他为邵氏拍摄制作了17部票房不错的电影。对于邹文怀来说，能够从邵氏把他挖过来，绝对是一记妙招。如果说有谁能够将一部陷入困境的电影救活的话，那一定非罗维莫属。

作为一名导演，罗维身上还保留着之前做演员时的傲慢和自恋。因为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壮硕的体形，加上他的自大和坏脾气，以及他总是乐于在自己导演的电影中客串（他在李小龙的下一部电影《精武门》中，客串了华人探长的角色），所以在片场，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毕生都在片场摸爬滚打的李小龙立刻意识到这一点，他写信给妻子说：“又来了一位新导演（是个爱出风头的人），据说要接替现任导演的工作。这倒没什么关系，只要他有能力并且愿意合作就行。”[49]

罗维不希望跟他的演员是合作关系，他需要对方的尊重和无条件服从。毕竟，是他的儿子在电视上发现了李小龙，是他罗维提议邹文怀与李小龙取得联系，更是他的妻子亲自跑去洛杉矶签下了他。

向权威人物卑躬屈膝本就不是李小龙会做的事。就像他对邹文怀一样，李小龙在跟罗维讲话时，拒绝使用尊称，从来都是直呼其名，这在香港电影片场中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令人震惊。由于李小龙公开不给面子，所以罗维非常恼火。罗维的妻子刘亮华试图从中调解。“我们的冲突是从小事开始的，”罗维在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们在片场时，他喜欢叫我的全名，他会当众大喊，‘罗维！罗维！’所以我妻子跟他讲，‘你怎么能直呼其名呢？他岁数比你大得多，如果你想听上去显得更亲密或更熟悉，你应该叫他‘罗叔叔’。如果你想听上去显得更有礼貌，你可以叫他‘罗导演’。”[50]

当李小龙试图介入导演和制作时，罗维更感到震惊了。李小龙觉得香港电影在质量上远远落后于日本和美国制作的电影，他想要有所改进。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罗维更喜欢一成不变，继续按以前的方式来拍。据片场大多数人的说法，罗维是个甩手掌柜，从不过分干预表演的细节。演员们拍戏时，他经常会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听赛马的广播。如果有人在比赛的关键时刻打扰到他，或者他的马跑输了，他就会怒气冲冲地大吼大叫。对于李小龙这样的完美主义者来说，这种玩忽职守的导演方式是非常不敬业的行为。在给妻子琳达的信中，李小龙写道：“我们正在开拍的这部电影看上去相当业余。新来的导演把之前那个不靠谱的替换掉了。不过，新导演的水平也很一般，总是摆出一副让人无法忍受的优越感。”[51]

“李三脚”在片场还跟资深的动作指导韩英杰发生了冲突。韩英杰在这部电影中饰演反派大老板的角色。李小龙和韩英杰在镜头前对打，他们也在幕后对动作设计风格的控制权进行了一番争夺。韩英杰想要戏剧化的打斗，模仿粤剧舞台动作；而李小龙则坚持要尽可能地贴近现实，甚至到了拳拳到肉的地步。韩英杰还记得当时被李小龙踢了一脚：“他对时机和空间的控制非常好，但他出拳踢腿太用力了。有一次，我的脸被他一脚踢中擦伤，虽然很痛苦，但我还是觉得自己足够幸运。”[52]

最终的结果是两人达成妥协，各退一步。李小龙被允许引入一些新的表现形式，来作为他的标志性动作，比如转身高踢，快速击倒，甚至舔一下自己的血（他的学生拉瑞·哈克赛尔曾跟李小龙分享过一个故事，在一次酒吧斗殴中，他舔了一下自己的血，把对手吓坏了。李小龙很喜欢这个故事，并把它放进了自己的表演中）。韩英杰则在这部戏中继续保留了香港动作片的一些常规元素，比如跳弹床和用传统功夫套招对打的一系列重复镜头。

面对这位目中无人的演员，导演罗维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不能解雇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李小龙和田俊之间的竞争关系来做些文章。当初，李小龙坚持出演这部已经确定了主角的电影时，邹文怀的盘算是如果李小龙缺乏足够的魅力来撑起这部电影，他还有田俊这个后备力量。“这就是它的微妙之处，”安德鲁·摩根说，“如果你仔细看这部电影，你会发现电影一开头有两位主演。因为他们想试试看李小龙究竟行不行。拍到一半时，他们再决定，‘让谁死掉，让谁活着。’”[53]

在正式做出决定之前，罗维可以从中挑拨离间。起初，罗维与李小龙常常会为了夸张的粤剧打斗方式而发生争执，李小龙极为厌恶这种表现形式。“拍到第二、第三天的时候，就拍到要打了。要打的时候，就打了三四个镜头，叫他这样那样，跟他讲怎么怎么打，他不肯打。”罗维回忆道，“第二天，要打，这场戏，像我们普遍拍起这种动作片，这场打的戏，要拍好多天呀！

你这样几下子怎么行？！我就想了个办法，一早去开工以后，我就叫李小龙坐在旁边休息，我就拍田俊，拍田俊在打，一会儿叫他跳弹床啦，一会儿叫他翻啦，一会儿就摔啦，就这样子打；那李小龙一上午都没拍到戏，他坐在旁边，越看越没有意思，他想想不对啊，他打得这么多，放出来后，他就成了主角，我变为配角，所以呢，就……就比较听话，比较肯打了。”[54]

大约在这个时候，李小龙似乎对罗维的态度有所转变。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很不情愿地写道：“拍摄已经在加快进度了，进展比以前顺利得多，虽然新来的导演不是罗曼·波兰斯基那个级别的，但总体来说，比之前那个导演要好一些。”[55]罗维一定是发现了李小龙具备成为明星的潜质，因此决定在影片第一部分快要结束时，让田俊的角色死掉，把剩余的戏份全部交给李小龙。

罗维声称，他刚到泰国时，《唐山大兄》的剧本只有三张纸，这多少有些夸张，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香港电影在拍摄初期往往只有一个简单的剧情大纲——导演和主创人员可以在拍摄过程中即兴发挥，使之充实成一部完整的电影。《唐山大兄》中，李小龙所饰演的郑潮安似乎取材自他本人的成长经历，这是一个改过自新的角色，年轻时喜欢打架，经常与人发生冲突。他被派到泰国一家制冰工厂打工。脖子上挂着一块玉佩，那是母亲对他的约束，提醒他不要打架。出来迎接他的是田俊所饰演的工人领袖。在接下来的一场戏中，田俊出手教训了几个欺凌弱小的当地恶霸，而李小龙则在一旁沮丧地看着，用手拉了拉戴在脖子上的玉佩。这家工厂以制冰为幌子，真正的业务是走私毒品。当两名工人无意间发现了藏在冰块中的海洛因时，立刻被灭口了，尸体藏在了冰块里。身为工人领袖的田俊就工人失踪一事质问大老板，并扬言要报警。于是，大老板的手下在一场激烈的打斗中杀死了他。

从这一刻起，李小龙在影片中从帮手变成了主角。与现实生活不同，他所饰演的角色是个乡巴佬，很容易上当。大老板任命他当工头，并举行宴会为他庆祝，席间灌了他很多酒，又招来泰国妓女服侍他。这是他在电影中第一次涉及情色场面。进入卧室后，他立即天真地倒在床上，熟睡过去。泰国妓女褪去衣服，依偎在他身旁。直到他发现工人的尸体被冻在冰块里，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李小龙后来告诉记者：“我饰演的角色是一个非常简单、直率的人。比如，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会信。后来，当他终于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刻变得像野兽一样。”[56]

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郑潮安知道实情后，把自己所有的个人物品都扔进了河里，抱着必死的决心，决定去找大老板为工人报仇。在导演最初的剪辑版中，郑潮安随后返回妓院，享受人生中最后一丝乐趣。他挑选了一名妓女，把她推倒在床上，自己脱光了衣服（床头板挡住了他的隐私部位）。[57]这是李小龙从影生涯中唯一一次裸体镜头。妓女睡着后，郑潮安从她的床头柜中拿了一包爆米花，向大老板的庄园走去。

这一幕以及其他大约五分钟的限制级内容，在香港和西方发行的粤语及国际版本中被删掉了，主要是为了通过审查。[58]但这么做也是出于商业考量，因为电影观众对于片中的男主人公延迟复仇转而去解决生理需求的行为会反感的。在剪辑后的版本中，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突然出现在大老板的庄园门口，而且莫名其妙地吃着爆米花。

最后的高潮打斗场面是摄制组在北冲的最后三天里拍摄完成的。对李小龙来说，拍摄相当困难。首先，他必须面对大老板的德国牧羊犬。他喜欢狗，但害怕那些带有攻击性的狗。罗维似乎很乐意看到李小龙手足无措的样子。“就是在军营里头，去借了条狗，军犬！大得不得了，个个看见都怕，那个狗凶得不得了，”罗维回忆道，“李小龙就不肯拍，‘不要开玩笑，不能拍！’结果弄得没有办法，那条狗一直盯着他看，李小龙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我们都笑他，你那么大的英雄，怎么会害怕一条狗呢？我们之后又去买了一条狼狗，拍摄时给它打了麻醉针……那条狗晕过去了，然后再用七八个人把狼狗对着镜头扔过来，扔过去的。”[59]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李小龙受了一些轻伤——手指被一块廉价玻璃划破了——但耗时最长的伤势是他意外扭伤了脚踝。他在给琳达的信中写道：“我经历了两天地狱般的生活。我从高处跳下来时，扭伤了脚踝——驱车两个小时去曼谷看医生——结果路上又感冒了（曼谷又闷又热，24小时都在堵车）。不管怎么样，最后我还是拖着一条伤腿，在发烧、感冒、疼痛中，完成了片尾那场打戏，我们用了特写镜头。”[60]在影片中，他们临时增加了一个场景，由动作指导韩英杰饰演的大老板划伤了李小龙的腿，以此来让他的行动不便显得更加合理。

当李小龙在偏远的北冲小村庄忙着拍戏时，派拉蒙公司的电视部门已经多次给嘉禾公司发去了电报，试图找到他。他离开洛杉矶之前，《盲人追凶》已经拍了四集。最初的计划将李小龙那集《截拳载道》排在第三集播出，可派拉蒙公司电视部的负责人汤姆·特南鲍姆特别喜欢这一集，于是临时决定把它作为第一季的第一集，在1971年9月16日的秋季首映周播出。[61]然而，这一决定却让汤姆·特南鲍姆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李小龙饰演的李宗在第一集中戏份重要，且表现出彩，观众自然会期待他能成为该剧中的循环角色，可李小龙在离美之前，汤姆·特南鲍姆还没来得及跟他签下多集的合约，所以派拉蒙迫切地想找到他，把合约签了，让他回美国多拍几集。

经过多次电话沟通之后，汤姆·特南鲍姆终于和身在曼谷的李小龙取得了联系。为了吸引李小龙回美拍戏，汤姆·特南鲍姆出价每集1000美元，连拍三集，并承诺日后将专门为李小龙量身定制一部电视剧，暂定名为《虎之力量》（Tiger Force）。对此，李小龙在给妻子琳达的信中，很兴奋地分享了这一好消息：“《盲人追凶》大获成功，每当我的角色出现时，都会瞬间引发观众叫好。所以，派拉蒙想让我再次出演，并作为一个循环角色出现。与此同时，特南鲍姆正在撰写《虎之力量》的剧本。”

李小龙同意《唐山大兄》杀青后返回好莱坞，继续《盲人追凶》的拍摄，但他认为每集1000美元的酬劳不够，于是他给汤姆·特南鲍姆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每集片酬提高至2000美元。“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李小龙在给琳达的信中对此解释道，“目前，我们占据着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局面——最不济也可退回香港去发展我在那边的事业。”[62]

在等待回信的那段时间里，李小龙开始变得有些焦虑，“不管结果如何，我会坚定我的立场，‘是时候提升我的价值了。’”他在给琳达的信中写道，“告诉小国豪，等我到曼谷的时候，我会买些玩具寄给他——前提是派拉蒙的交易谈成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太在意。未来看上去一片光明。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我们才刚刚开始。’”[63]

当他终于收到派拉蒙的回信时，一直提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了。汤姆·特南鲍姆同意了他的要求，将片酬涨至每集2000美元，共拍三集，并且他最多只需要在片场拍上9天。现在李小龙有能力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买些礼物了，“你会收到我买的结婚七周年纪念礼物——一份属于你和我的礼物。”他在给琳达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不管怎样，我回来时能拿到15000美元的酬劳。”他为两人准备的结婚纪念日礼物是一对戒指。“小龙有时会忘记我的生日，”琳达说，“可是他对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一般都记得很清楚。”[64]

派拉蒙所有发往嘉禾办公室的电报和越洋电话都流露出一个信息，在邹文怀眼中，李小龙已经变成了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明星。李小龙后来告诉记者：“这很有意思，当派拉蒙发电报、打电话到香港找我时，我香港的制片人认为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明星。我的声望肯定因此提高了三倍。”[65]

不仅仅是好莱坞提高了他的声望，《唐山大兄》片场人员向邵逸夫透露，李小龙才是这部片子真正的主角。这让邵逸夫立刻意识到让李小龙从自己手中溜走是个错误，于是他试图从邹文怀那儿把他再挖过来。李小龙在写给琳达的信中提到了这一点：“嘉禾现在很犹豫，因为邵氏给我打过电话，邀请我跟他们合作。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想要得到我。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在香港已经是超级巨星了。”[66]

北冲拍摄临近尾声时，邹文怀首次到片场探班，与他的“超级巨星”见面。他急于重申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李小龙一如既往地自信，对邹文怀说道：“你等着瞧吧，我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牌的中国影星。”[67]

李小龙的自信是有感染力的。嘉禾决定力推《唐山大兄》，借助该片来让公司扭亏为盈。邹文怀将剩余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这部电影的宣传营销上：1971年9月3日，李小龙和剧组人员返回香港启德机场时，邹文怀为此投放了大量的广告，并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众多香港记者齐聚一堂，抢先一睹邹文怀力捧的新星。李小龙凭借多年来与西方媒体打交道积累出的经验，轻而易举地赢得了香港媒体的好感。当媒体向他提问，自己和王羽相比较孰优孰劣时，他明白这是媒体试图在舆论上挑起事端，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大家一定看过王羽在影片中的武打身手，将来《唐山大兄》上映，各位不妨看看我李小龙在片里的表现，交给各位做出判断，不是比我自夸自赞更好吗？”

然后，他以一个有趣的故事巧妙地赢得了他们的同情，这个故事讲述了他身为一名中国人在美国所遭受的偏见：“有一天，当我正在自己家门前修剪草坪时，一个美国人走过来问我修剪草坪需收多少工钱。我便随口对他说，‘我在这里修剪草坪是免费的，不过完活儿后，我可以和房间里的太太睡觉。’”[68]

接着，他又唤醒了记者的爱国主义情怀：“在美国不是做配角，就是扮演恶霸歹徒，使用东方武术时更被当作旁门左道；而港台武打片又太重东洋味，处处 ‘以日为师’，所以，我憋了一肚子气，一直想弄点成绩给他们瞧瞧。”

即使是关于他和导演罗维之间的冲突问题，也没能影响李小龙的独特魅力。“不错，在拍片时的确常与罗维吵架，但起因完全是为了拍片问题，而最终目的也是将《唐山大兄》拍得更好。”李小龙告诉记者，“由于大家都是火暴脾气，硬碰硬之下，冲撞在所难免，不过只是对事不对人，自然不会有‘隔夜仇’，吵过一轮，我们很快又重新合作。”

相比李小龙，罗维在面对媒体时，就没那么老练圆滑了。他告诉媒体，李小龙被宠坏了，并且态度十分傲慢，表现得好像每个人都不如他。他甚至开始对记者低声耳语道，真的是他教“李三脚”在电影中如何去打的。

幸运的是，李小龙并没有看到报纸上罗维对他的评价。在派拉蒙和邵氏开始竞相拉拢他时，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优势。他要求邹文怀推迟下一部电影的拍摄，这样他就有时间可以返回美国先把三集《盲人追凶》拍完。此外，邹文怀还同意让李小龙的家人随同飞来香港，并专门提供一套公寓给他们住，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起初邹文怀曾计划让李小龙拍摄一部关于截拳道的短片，以换取琳达的机票。[69]在李小龙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沿用了这一简单的策略，让他的各种甲方互相竞争，比如邹文怀对邵逸夫、香港对好莱坞。1971年9月6日，当李小龙登上飞机返回洛杉矶时，他已经有了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终于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抵达洛杉矶后的第二天，李小龙就回到了《盲人追凶》的片场，连着拍完三集的戏份：第六集《死亡遗产》（Spell Legacy Like Death）、第九集《周三之子》（Wednesday’s Child）和第十集《盲探识人》（‘ I See,’ Said the Blind Man）。这三集的剧本并非出自斯特林·西利芬特之手，他当时正忙着为1972年上映的《波塞冬历险》（The Poseidon Adventure）撰写剧本，没时间再分心顾及这部剧。于是，这几集的剧本便由其他几位才疏学浅的编剧来负责，且需要临时加入李小龙的戏份。编剧们只得赶工，在开拍前的最后一刻草草地对剧本进行修改，让他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如同背景一样的存在，随意扔给他几句很普通的对白。

第六集《死亡遗产》一开始，便是李宗（李小龙饰演）和迈克·朗斯特里特（詹姆斯·弗朗西斯饰演）的训练场景，但并没有交代在过去的五集中李宗到底去哪儿了。他们穿着类似飞行员一样的运动服。在编剧团队内部，流传着一个李小龙是否会重回固定演员阵容的笑话。朗斯特里特接到一个勒索电话，对方威胁要炸掉市内的一座主要桥梁，李宗主动提出可以帮忙。“李，你确定要加入我们吗？”朗斯特里特问道。李宗回答：“做一名参与者总好过做一名旁观者。”当炸弹袭击者要求朗斯特里特一人带着勒索的钱前往指定地点时，这位主角的功夫师父又被留在了幕后。后来，李小龙离开剧组时，《盲人追凶》的剧组内部一直重复着一句笑话：“李，你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吗？”

他参演的第九集《周三之子》更像是对《青蜂侠》的一次回顾。李宗担任了盲探迈克·朗斯特里特的司机。在本集片尾，李宗以一系列的旋踢及飞踢狠狠地教训了坏人。相比四年前，李小龙武术技能的表现力有了很大提高，并且英语对话的能力也有显著改善，比之前更清晰流畅了，但他仍是在扮演一位白人富翁的用人。

在《死亡遗产》一集中，李小龙有19句台词，在《周三之子》中，有12句，到了他出演的最后一集《盲探识人》中，只剩下5句。他手持一个踢打用的靶子，让朗斯特里特一通捶打，像是在发泄。他在这集的剧情中没发挥任何作用。除了首播集中那个漂亮的开场，李宗这一角色在戏份上远不如加藤，他甚至没有朗斯特里特的导盲犬戏份多。在大多数场景中，李小龙是作为其他角色谈话时的背景出现的，通常是双臂环抱在胸前，眼睛向下看，偶尔会点头做个反应。琳达说，李小龙发现他在这三集中的角色有些“虎头蛇尾”的感觉（他可能用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形容词）。[70]

李小龙会尽力争取每一句台词，有时他会以恶作剧的形式，躲在该剧首席编剧霍埃尔·罗戈辛（Joel Rogosin）的办公室门后。等霍埃尔·罗戈辛走进来时，李小龙会从后面用胳膊勒住他的脖子，对他说：“我需要你在剧本中给我多加几句台词！”[71]霍埃尔·罗戈辛还记得：“他个子比我小，但非常强壮，如果他抓住你了，除非他决定松开，否则你根本逃不掉。我会说，‘你想怎么样都行。’他是个很有趣的人。”

尽管李小龙对他得到的台词数量感到失望，但他仍是众多演员中最具活力且风趣的那一位，常常在拍摄期间扮丑搞怪。“他会把体内所有的气都吐完，然后开始给自己充气。他慢慢吸入空气，让自己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妮基·贝尔的扮演者玛琳·麦森回忆道，“我们看他这样，会很开心地逗他，‘把自己炸掉，把自己炸掉。’”[72]

《盲人追凶》的第一集在1971年9月16日正式播出。三天后，《纽约时报》对该剧发表了评论。尽管对该剧评价一般，但对李小龙的表演却不吝赞誉之词。

在该剧第一集《截拳载道》中，朗斯特里特意外遭遇了几位码头工人的袭击。[73]

危难之时，被一位名叫李宗的中国年轻人给救了，李宗使用了一种类似超级空手道的华丽技击动作，将施暴的歹徒一一击退。这是一种古老的中国自卫术，很自然地，朗斯特里特想要跟他上几堂课，试图掌握这项技能。

李宗的饰演者李小龙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超级小子（superboy），如果把朗斯特里特比作蝙蝠侠的话，那他就像是罗宾的角色，习惯说一些很正式的问候语，比如“祝你好运”之类的。内心平静是李宗的秘密武器：“你是个好斗的人，朗斯特里特先生。除非你学会平静下来，否则你永远无法听到外面世界的声音。”

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些难言之隐。这位盲人主人公立刻引起了李宗的同情……李宗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且足以证明他自己一系列的行为是合理的。这位中国佬在如何去“学习死亡的艺术”这一问题上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从而让这场戏充满了奇妙的异域色彩。

李小龙看到评论后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跟朋友分享，“天哪，我竟然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太让人高兴啦！”[74]在一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李小龙很自豪地复述了这些赞誉之词，“《纽约时报》说，‘这位中国佬的表现相当有说服力，完全可以专门拍摄一部以他为主角的电视剧。’大意如此，等等。”[75]

观众也很喜欢李小龙的表演。斯特林·西利芬特曾提到过：“我们在这一集收到的观众来信比这部剧的任何一集都要多，这蜂拥而至的观众来信都是给李小龙的。”[76]

将另外三集《盲人追凶》拍完之后，李小龙在这部剧中的全部戏份算是结束了。它已经实现了它的目的。试播集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同时也为他今后筹拍自己的电视剧集赢得了《纽约时报》的背书。李小龙已经有两个确定的电视项目正在推进：一个是派拉蒙的《虎之力量》，一个是令包括李小龙在内的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功夫》，这是华纳公司的项目。

当李小龙在泰国赶拍《唐山大兄》时，弗雷德·温特劳布想出了一个重启《功夫》的点子——不拍成故事长片，而是先以电视电影的形式在美国广播公司每周电影栏目进行试播。如果华纳的电影部门仍然觉得《功夫》没有任何发展的潜力，就会把它像二手衣服一样直接丢给电视观众。于是，弗雷德·温特劳布把《功夫》的剧本交到了华纳公司电视部的负责人汤姆·库恩（Tom Kuhn）的手里。

当汤姆·库恩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着时，听见他的秘书对某个人喊：“你不能就这么走进去。”[77]

他抬头时，只见一位大块头正朝着他的办公桌走过来。“你是谁？”汤姆·库恩问道。

“我是弗雷德·温特劳布。”弗雷德·温特劳布一边说着，一边把《功夫》的剧本扔到了库恩的办公桌上。

看到剧本上的名称时，汤姆·库恩开玩笑道：“我从来没听说过‘功夫’，听上去像是我午餐时吃的东西。我想我的领带上可能会沾到一些。”

“好好看看，你会喜欢的。”弗雷德·温特劳布直接回应道。

看后，汤姆·库恩很喜欢，但它是一个电影剧本——太长了，而且制作成本太高，不适合拍成电视剧。汤姆·库恩打电话给弗雷德·温特劳布：“弗雷德，这个剧本太棒了，我很想做，但对电视剧来说，成本太高，我负担不起。”

“每隔一页就扯掉一页。”弗雷德·温特劳布建议道。

汤姆·库恩听后，开始大笑起来：“弗雷德，你真是我的知己，我也是这么想的。”

美国广播公司也喜欢这个剧本。1971年7月22日，华纳兄弟和美国广播公司共同宣布达成《功夫》协议。

现在说回纽约，与埃德·斯皮尔曼合作撰写《功夫》电影初始剧本的霍华德·弗里德兰德在街上偶遇了一位朋友，听他说起《功夫》准备开拍的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好像刚刚发生在10分钟前。我当时孤身一人正走在曼哈顿中城东54街上，口袋里大约只剩下2美元，我破产了。这时我遇见一位朋友，他跟我说，‘嘿，伙计，恭喜你啊，电影开拍了！’我看着他，就好像他是个疯子。我说，‘什么电影？我怎么不知道。’他说，‘《功夫》啊！已经开发布会了。’听他这么说，我赶紧跑去报摊，买了一本《综艺》。我在杂志上看到的是华纳正在筹拍《功夫》。于是我找了一部电话——付费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我给埃德和我们的经纪人彼得·兰姆派克分别打了个电话，临时商议了一下。彼得·兰姆派克给西海岸打了电话，发现他们正计划把这个电影剧本改拍成电视电影。”[78]

李小龙9月回到美国后，听说了《功夫》准备拍成电视剧的消息。美国广播公司将播出日期定在了1972年2月22日，汤姆·库恩计划在1971年12月15日开始拍摄，已经开始选角试镜了，但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来出演身为欧亚混血儿的功夫大师金贵祥。[79]

李小龙在《盲人追凶》的精彩表演所引发的热议已经被华纳兄弟总裁泰德·阿什利看在了眼里，当他得知派拉蒙公司的汤姆·特南鲍姆正在计划专门为李小龙量身打造一部电视剧时，他决定把李小龙撬走。“正是因为《盲人追凶》才导致泰德·阿什利和华纳兄弟对小龙产生了兴趣。”斯特林·西利芬特说。[80]

当《纽约时报》上刊登出《盲人追凶》的评论后的第三天，李小龙被叫去与泰德·阿什利的一名下属杰瑞·莱德（Jerry Leider）见面。之后，泰德·阿什利亲自打电话给汤姆·库恩，向他推荐李小龙。汤姆·库恩回忆道：“阿什利打电话给我，先是恭喜我成功卖出了《功夫》的转播权，其次建议我考虑一下，让李小龙来出演主角。他希望能让李小龙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于是，汤姆·库恩在他的办公室安排了一场私下见面，时间是1971年9月24日下午3点半。这并不是正式试镜，只是私底下见个面，先聊聊看。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或意图，这个角色都是李小龙极力要去争取的，他所要做的就是说服汤姆·库恩。

初次见面，换作一个行事谨慎的人可能会选择低调的方式，但意气风发的李小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径直走进汤姆·库恩的办公室，用脚把门关上，把健身包扔到地上，拿出一根双节棍，开始对着库恩挥舞起来。

“你在干什么？”库恩看着棍子在眼前闪来闪去，惊恐地问道。[81]

“别动！”李小龙说道。

“放心，我哪儿也不去，快把那该死的东西放下。”

李小龙停止挥舞双节棍，然后伸出前臂。“来，摸摸我的胳膊。”李小龙强烈要求道。

汤姆·库恩照做了，好像摸到的是一块岩石。“好了，请坐，放松点儿。”库恩说道。

一旦汤姆·库恩让李小龙把双节棍收起来后，两人立即开始了时长30分钟的闲谈，一半是公事，一半是私事。尽管刚刚有个极为可怕的开场，但汤姆·库恩还是被李小龙的魅力、风趣和机智给征服了。“我只是想接触一下这个人，看看他是如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谈到了他在香港拍摄的电影《唐山大兄》，”库恩回忆道，“他的风度很让人着迷，我真的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他精力充沛，风趣幽默，并且非常有个性。”

乍一看，李小龙似乎非常适合这一角色，毕竟他是好莱坞唯一一位既精通功夫同时也是欧亚混血的演员。可是，剧中金贵祥的角色是一位有着一半美国、一半中国血统的佛教徒，他在人物性格方面与李小龙有着极大的不同。该剧制片人约翰·菲里亚（John Furia）曾表示：“这部电视剧的主角设定是一位和平主义者，避免使用一切暴力，非常安静，甚至看上去有些漠然。”[82]金贵祥并不是那种在初次见面就开始挥舞双节棍的人。汤姆·库恩说：“我在读到剧本时，确实觉得这个角色相当的理智、克制，只有在绝对无路可走时才会被迫动手。”就连为李小龙去争取这个角色的弗雷德·温特劳布也提到过，华纳需要一位演员“能够呈现出金贵祥所拥有的那种沉稳镇静、从容不迫的感觉，而这种气质恰恰是以勇猛激情而著称的李小龙所不具备的”。[83]

但对于汤姆·库恩来说，让李小龙出演金贵祥最大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点——他的口音。“半小时过后，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家伙，但坦率地说，我很难听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汤姆·库恩说，“虽然他很有趣，但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得给这个家伙重新配音，才能让美国的电视观众听懂他的台词。你在电影中可以这么做，但很难在每周播出的电视剧中实现这一点。你得让自己回到1971年，那时电视节目还处于发展初期，只有三个电视网可供选择。无论是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只要有一些不太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内容，他们都会立刻换个频道看。”[84]

见面结束后，汤姆·库恩给弗雷德·温特劳布去了一个电话。“他到底是什么人？”库恩笑骂道，“他用那两根棍子差点儿给我开瓢儿了！”

“那就是李小龙，”弗雷德·温特劳布回应道，“你觉得他的功夫怎么样？”

“他太不可思议了，”汤姆·库恩对李小龙赞不绝口，“我从来没见过谁会有这样的表现。但让他做这部剧的主演似乎不太可能。他可能太过于真实了。”[85]

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汤姆·库恩认为李小龙不适合这个角色。他给泰德·阿什利去了一个电话，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明白，这是你的工作，我尊重你的选择。”泰德·阿什利说道。[86]

1971年，李小龙从主角的候选名单上被划掉了，然而此时的好莱坞很难再找出其他合适的欧亚混血演员。于是，制片人不得不做出选择，究竟是给亚裔演员脸上涂粉，还是找位白人演员化特效妆——这是好莱坞之前惯用的手法，以此来呈现黄脸效果。但在那个种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白人制片和高管这么做是有一定风险的。汤姆·库恩说：“我们找遍了好莱坞所有的亚裔演员，这是大家当时所能想到的唯一途径。”其中包括曾跟李小龙在《青蜂侠》中有过对手戏的客串演员岩松信，以及在《星际迷航》（Star Trek）中饰演苏鲁（Sulu）的乔治·竹井（George Takei）等人。“我们接触了所有亚裔演员，但在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符合角色需要的。我们想让这个演员撑起这部戏，可没人有这样的表现，”汤姆·库恩说，“岩松信有着浓重的日本口音，乔治·竹井也不是那种体形。”

最终，他们放弃了金贵祥身上那一半的亚洲血统，开始把目光投向美国，试镜白人演员。“大卫·卡拉丁（David Carradine）进来试镜时，跌跌撞撞的，好像喝多了。我不记得那天是什么日子了，但他那段时间经常在电视里出现。事后，我给他的经纪人打了电话，对他说，‘你知道的，即使他表现不错，并且对剧中的角色也有着相当独特的认识，但我总不能和一个经常酗酒的家伙一起拍电视剧吧！’”汤姆·库恩回忆道，“还有两周就要开拍了，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我完全没有头绪，其他部门和演员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当他的经纪人再次打电话给我时，我说，‘你真会挑时候，让他来吧。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所以，大卫·卡拉丁又来了，非常直接，给出了一份更为精彩的角色解读，最终，我们决定签他。那是我最后一次亲眼见到大卫·卡拉丁本人。”

1971年11月下旬，大卫·卡拉丁正式签约出演金贵祥。消息传出后，乔治·竹井和亚太裔美国艺术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 Artists）就此不公平的招募行为提出了正式抗议。汤姆·库恩说：“他试图组织亚裔演员来抵制《功夫》。”他们希望由一名亚裔演员和一名中国历史顾问来替换掉大卫·卡拉丁。汤姆·库恩勉强接受了他们的第二个要求，但对第一个表示拒绝。“我们在这部剧中多了一位有功夫背景的亚洲顾问，名叫周大卫（David Chow），并尽可能多安排一些亚裔演员参演，但大卫·卡拉丁不可能被换掉，他是这部剧的明星。”亚裔演员群体对这一妥协并不满意，但最终实际所得的利益盖过了起初的意识形态。亚裔演员在好莱坞的演出机会太少了，能够争取到一部有众多亚裔演员参演的电视剧，尽管是白人做主角，但总好过没有戏拍。时任亚裔美国艺术家协会会长的吴汉章 （James Hong）说：“随着电视剧的播出，我们意识到这对亚裔演艺界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演出机会。”[87]

事实证明，汤姆·库恩对大卫·卡拉丁的预判是正确的：他是诠释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尽管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功夫》的故事核心与反主流文化有关，讲述的是一位来自东方的和平主义者到西方后，处处被野蛮好斗的白人所威胁的故事。该剧在文化意识层面出人意料地大受欢迎，尤其是在抗议越南战争的大学生人群中。大卫·卡拉丁凭借本剧分别获得了1973年艾美奖和1974年金球奖的最佳男主角提名。尽管该剧获得了评论界和大众的好评，但由于大卫·卡拉丁在1974年因企图入室盗窃和故意损害他人财产罪而被捕入狱，导致该剧最终停播。大卫·卡拉丁由于服用传统致幻剂（peyote）产生了幻觉，全身赤裸，闯入邻居家中，与两名年轻女子搭讪——据称是在问她们，是不是有女巫袭击了她们。后来，这两名年轻女子起诉他，要求赔偿110万美元，但最终仅获得了2万美元的赔偿。大卫·卡拉丁在生活中的表现，显然让华纳大失所望，这也不是广播电视网想要的那种演员形象，尤其是曾在剧中饰演过以睿智温和形象示人的佛教徒。

尽管汤姆·库恩担心李小龙的口音问题，但泰德·阿什利还是看到了他身上的明星潜质，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将李小龙拱手让给派拉蒙。他担心一旦李小龙发现自己拿不到金贵祥这个角色，他就会出演《虎之力量》。于是，在1971年10月初，也就是大卫·卡拉丁正式签约《功夫》的前一个月，泰德·阿什利向李小龙提供了一份独家协议，允许他创作并筹拍属于他自己的电视剧。预付款是25000美元，数字相当惊人（按照2017年的美元标准计算约为15.2万美元），足以偿还他大部分的抵押贷款。[88]

李小龙早就开始着手准备了。自《青蜂侠》开始，他就一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随手记录着各种与影视剧有关的创意。在其中一页上，他按照时间线和角色类型构思了一位中国英雄——西部：（1）旧金山警长（盲探的搭档？）。现代：（1）赏金猎人；（2）特工；（3）侦探；（4）大使馆阴谋？在下一页上，他把西部片的创意又稍微做了一些补充——旧金山：（1）X警长，主持会议；（2）阿萨姆（Ah Sahm），一名浪人（X警长的非官方助手，负责办公室的食宿问题）。

后来，他把这个创意进一步扩展成了一份电视剧的剧情大纲，打印出来，长达七页。[89]电视剧暂定名为《阿萨姆》，这也是剧中主角的名字。故事发生在美国旧西部，阿萨姆是一位中国功夫高手，他要前往美国解救被统治阶级剥削压榨的华工。在每一集里，都会发生一件阿萨姆在穿越旧西部的过程中行侠仗义的故事，帮助那些弱小及受压迫的人。

《阿萨姆》和《功夫》在题材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均是东方面孔去美国西部闯荡，以至于有一些李小龙传记作者误认为这是同一个项目，或者把李小龙当作《功夫》的剧本作者。[90]事实上，它们是截然不同的。阿萨姆是位纯正的中国人，而金贵祥只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此外，阿萨姆也不是少林和尚，他是一位有侠义精神的武士。不幸的是，《阿萨姆》并没有写明创作日期，所以无法考证究竟李小龙是在看过埃德·斯皮尔曼和霍华德·弗里德兰德写成的《功夫》剧本之前，还是之后写出来的。[91]

在泰德·阿什利与李小龙签署了独家协议后不久，李小龙就向华纳提交了他的方案，但有一处做了改动。他把剧作名称由《阿萨姆》改成了《武士》 （The Warrior）。[92]根据琳达的说法，李小龙在回香港之前，并没有与华纳签署独家协议。他想等等看《唐山大兄》在票房上的表现如何，如果票房大卖，他就可以借此提高谈判的筹码。[93]事实证明，《唐山大兄》的成功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1972年3月，李小龙在《精武门》中暴打日本人（图片来源：National General Pictures/Getty Images）

1972年3月，在《精武门》片尾，李小龙纵身一跃，枪声响起（图片来源：Bettmann/Getty Images）

第十八章 精武门

1971年10月11日，李小龙、琳达带着6岁的李国豪和2岁的李香凝飞往香港。他们在飞机着陆前，专门把搭乘长途航机的舒适便服替换下来，因为李小龙预计会有记者来迎接他们。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邹文怀竟会安排《唐山大兄》全体演员前来恭候。数十盏闪光灯此起彼落，加上一大群孩童手捧鲜花列队迎接，令繁忙的启德机场倍显热闹，且洋溢着一片迎接要人荣归的隆重气氛。[94]

相比李小龙，邹文怀更是破釜沉舟，抱定成败在此一举的决心。他的前五部电影票房不佳，新成立的嘉禾一直被邵氏打压，他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唐山大兄》是否能一炮打响。从首映活动到广告投放再到媒体曝光，邹文怀不遗余力地对这部电影进行宣传。10月29日首映前，李小龙不断接受平面媒体、广播电台以及电视节目的各种专访。邹文怀想把“小龙”重新推介给年纪较大的观众，他们可能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黑白说教电影中那个勇敢的童星。为宣传这部电影，邹文怀和李小龙倾尽了全力，因为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首映当晚的结果。

邹文怀、李小龙和琳达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电影院。众所周知，香港观众是出了名的难伺候。如果一部电影很糟糕的话，他们会直接大声开骂，甚至有人会带刀进电影院，如果电影让他们大失所望，他们就会破坏座位来表达自己的不满。“随着电影开始放映，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观众的反应。”李小龙回忆道，“刚开始时，鸦雀无声。但到了最后，他们开始躁动起来，一遍遍地拍手叫好。观众其实是很情绪化的，如果他们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会直接开骂，起身走掉。”[95]当李小龙在电影放映过程中，多次听到观众为他的角色和表演欢呼叫好时，他变得越来越放松、越来越自信。眼见他生平第一幕情爱戏在大银幕上出现时，他侧身靠向琳达，以开玩笑地方式说道：“这是附加福利。”[96]

首映礼的观众席上坐着香港著名影评人兼电影历史研究学者梅尔·托拜厄斯（Mel Tobias）。“我不知道李小龙是谁，我只是碰巧看了首映场。我有一位来自马尼拉的朋友，他想看午夜场，恰好当天的午夜场是《唐山大兄》。”梅尔·托拜厄斯回忆道，“电影结束后，大约有十秒钟的沉默，突然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们，他们开始疯狂叫好。当他们看到李小龙从观众席中起身示意时，他们都惊呆了，继而又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当时就感觉到，这家伙一定会成功的。他身上那种东方人和亚洲人的表达方式让我们有一种认同感。”[97]

李小龙的明星梦从那晚开始实现了。“我没想过《唐山大兄》能打破任何票房纪录，”他坦承，“但我确实希望它能够多卖钱。”[98]观众的反应让他有些不知所措。琳达说：“首映当晚，现场观众欢呼雀跃，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小龙的梦想实现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放映过后，小龙成了耀眼的明星。我们起身准备离开电影院时，马上被热情的观众给团团围住了。”[99]

票房数字令人震惊，完全扭转了嘉禾的命运。《唐山大兄》仅在香港16家院线上映，首日票房高达37.2万港元，三天之内突破百万大关。作为仅在香港当地上映的影片，三周之后，累积票房收入320万港元。[100]据《中国邮报》估算，在香港400万人口中，有120万人买票观看了这部影片，并且打破了此前由《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保持的票房纪录，从而让这部港产动作片又多了几分爱国主义的色彩。当地一家中文报纸为此叫好：“朱莉·安德鲁斯（Julie Andrews）的这部电影自1966年上映以来，一直是当地电影发行商在票房方面试图超越的对象。然而，只有《唐山大兄》做到了。”[101]值得一提的是，朱莉·安德鲁斯的丈夫布莱克·爱德华兹也是李小龙的名人弟子。李小龙从明星师父变成了明星。

从三个月大首次出镜算起，李小龙已出演了23部电影，大多数票房都不太好，没有一部能像《唐山大兄》这样成功。究竟这部电影有何独特之处？显然不是电影质量问题。导演罗维在1988年接受采访时说:“现在回想起来，《唐山大兄》拍得非常简陋。我没有太多时间，只能草草拍完了事。”[102]

李小龙全新的打斗场面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关键。与大多数为一部电影接受短期训练的动作明星不同的是，李小龙是一位真正的武术家兼艺术大师。《唐山大兄》中其他人的打斗像是在孩童打闹，而李小龙则如同一阵超级旋风。香港观众从小看功夫片长大，当他们看到这部电影时，一眼就分辨出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为了证明他动作的真实性，李小龙和罗维使用了长镜头拍摄——有些镜头持续了20秒，甚至更长。另一位嘉禾导演米高基说：“李小龙会设计一场打斗，然后让摄影机自由跟拍，这样你就知道那不是假的了。别忘了，李小龙当时面对的可是一群懂功夫的本地观众，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骗不了他们。”[103]

但仅仅有真本事是远远不够的。许多杰出的武术家在闯荡演艺圈时都铩羽而归。[104]在擂台上有效的东西在电影中未必行得通，能让观众兴奋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李小龙之前在好莱坞当过动作指导，他知道如何在电影中去表现自己的技能，使之看上去与众不同。这就是夸张的艺术。在电影中，他可以旋转起来连踢三脚放倒三个坏蛋——然而换作在现实中，他可能未必做得到，不过在电影中，观众相信他没问题。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影评人所说的那样：“李小龙的动作令人赏心悦目，充满了爆发力，并且优雅、风趣。自从史蒂夫·麦奎因在《大逃亡》中骑摩托车之后，李小龙的动作戏让我再次听到了观众热烈的反响。他的表演有点儿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式的傲慢和史蒂夫·麦奎因早期的疏离感。”[105]

在当了25年演员之后[106]，李小龙终于学会了如何将动作和情感结合起来。从《青蜂侠》中友善的男佣加藤到《唐山大兄》中狂暴的郑潮安，这一转变充满了戏剧性。自从李小龙18岁出演《人海孤鸿》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出演主角。在这段奋斗、被拒、努力工作的日子里，他成功地获得了X要素——这是一种能够让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超越劳伦斯·奥利维尔爵士（Sir Laurence Olivier），从“明星”蜕变成“伟大演员”的难以形容的特质。《龙争虎斗》的联合制片人保罗·海勒（Paul Heller）认为：“在摄影机面前，李小龙是绝对的焦点。有些演员可以成为出色的演员，但在镜头面前，表现平平。镜头喜欢捕捉李小龙。他的能量、天赋及情感都可以透过摄影机和银幕表现出来。”[107]李小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演方法，可以将他拥有的能量很好地释放出来。“我能感觉到它在我体内奔走、咆哮，”[108]李小龙跟朋友们分享此刻的感受，“我比以往更自信了，因为我刚刚演了一回主角。”[109]

李小龙激动人心的表演唤醒了公众的意识。1842年的香港人口只有7000人，到了1971年，人数飙升至400万。香港本质上是一个由英国殖民统治的难民营。如果说需要振兴民族意识的话，那肯定是身居香港的华人。他们不仅饱受自卑的折磨，还面临着身份危机：他们究竟是中国公民，还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臣民，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龙争虎斗》的导演罗伯特·高洛斯（Robert Clouse）认为：“李小龙对于中国民族精神的贡献，要比许多政客或烈士大得多。这对数百万劳工阶层及贫困民众来说，如同一剂良药。他重新点燃了人们的自豪感，让他的同胞们在数百家电影院里欢呼雀跃。他们突然自我感觉好多了，在新的一天中，痛苦和偏见也随之减少了一些。”[110]

《唐山大兄》能大获成功也要归功于一场震惊海内外的外交事件，这一事件在该片首映前夕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彻底爆发了。最重要的是，它牵扯到了中国南海一些岛屿和钓鱼岛的领土归属问题。[111]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落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本割占台湾和钓鱼岛，并将钓鱼岛等多个小岛改名为“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被置于美国的行政管控之下。1969年，联合国的一项调查表明，钓鱼岛附近海域蕴藏有大量石油。于是，中国及日本立即宣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因此唤醒了中国人痛苦的回忆。1971年6月7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宣布将钓鱼岛的施政权移交给日本。《唐山大兄》于10月30日上映，同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声明美国将在“尖阁诸岛”遇袭时支援日本。

中国人深感遭到背叛，于是，抗议和愤怒的社论开始出现。李忠琛在喇沙书院的同学、欧亚混血儿马西安诺·巴普斯蒂塔说：“我对那件事记忆犹新，美国人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把钓鱼岛给了日本。你可以问任何地方、任何教派、任何信仰或是任何政治背景的中国人——他们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完全支持中国。在1971年我们被迫做出选择之前，我们一直没有身份意识。当美国把钓鱼岛的施政权移交给日本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中国人。”[112]

在民族主义极度高涨的环境下，由于李小龙在《唐山大兄》中勇敢地为华工出头，与恶势力抗争，所以中国观众非常喜欢他。他下一部电影《精武门》则进一步渲染了这种民族主义，从而使得大众更加喜欢他。但首先，他不得不继续忍受在美国人那里所遭受到的或私人或公开的羞辱。

眼见《唐山大兄》如此成功，李小龙准备借此机会重返好莱坞。首映后第二天，他给泰德·阿什利去了一封信，就此前签署的《武士》协议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在信中写道：“除了我们之前协议的内容，我每年至少要有四个月的时间回港拍戏，我还要参与这部电视剧本身及周边产品的销售。”[113]

1971年11月21日，李小龙在接受英文报纸《星期日先驱报》（Sunday Post-Herald）采访时，提到了《武士》的拍摄计划：“我应该在一周内弄清楚这件事是不是还在进行中，如果是在按原计划推进的话，我马上得赶回好莱坞。这是一部非常怪异的冒险片，讲述的是一个中国人在1860年到美国西部行侠仗义的故事。你能理解吗？那些骑马的牛仔拿着枪，我拿着一根绿色的竹竿，有意思吧？扯远了，现在的问题是，好莱坞有很多人坐在那儿试图决定美国电视观众的喜好。他们认为大众不会接受一位东方英雄。我们可能会从类似美国南部地区那里得到一些奇怪的反馈。”[114]

1971年11月25日，李小龙接到了华纳兄弟打来的越洋电话，传来的是坏消息，这给李小龙造成了双重打击。[115]由于华纳预算有限，只能投资制作一部与东方有关的电视剧，几经权衡之后，他们选择了《功夫》，放弃了《武士》，并确定让大卫·卡拉丁出演《功夫》的主角。[116]一通电话，既让李小龙失去了饰演主角的机会，同时也让他之前的《武士》计划破灭了，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他非常失望，”琳达说，“当时我们的家庭财务状况并不是很好，原本希望借此能有所改善，看来又要落空了。”[117]

香港媒体称李小龙是“终极太平洋中间人”（the ultimate Mid-Pacific Man）——这是当时对西化中国人的戏称。以此来形容李小龙确实非常恰当，他想要跨越全球——将西方的专业精神引入香港影坛，将中国文化带进美国电视。对他而言，最危险的境地是被困在太平洋中间，无处栖身。他因为有浓重的中国口音而被《功夫》拒之门外，他担心对香港观众而言，他的举止行为又过于西化。“在《唐山大兄》中，确实有一些场景，我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太像个中国人，我真的需要做出一些调整。”[118]

1971年12月9日，加拿大电视台最受欢迎的新闻记者皮埃尔·伯顿来香港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最让他感兴趣的话题是那些在东西文化冲突之下的事物。皮埃尔·伯顿发现，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位此前默默无闻的演员，他主演的电影刚刚刷新了香港的票房纪录，而他又吹嘘自己即将成为第一位在美剧中饰演主角的东方人。

皮埃尔·伯顿在开场白中将李小龙描绘成了一个在东西方之间不断徘徊的人：“李小龙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他有机会凭借一部已提上日程的电视剧在美国成为明星，但他刚刚在香港参演的电影已经让他成了超级巨星。那么，他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是留在东方发展还是继续去西方闯荡？这是大多数崭露头角的演员都会面临的问题。”

此时的李小龙一定已经意识到，他又将面临另一个难题。皮埃尔·伯顿并不知道《武士》已经被驳回了，他打算将它作为这次长达25分钟的访谈的核心内容。李小龙究竟是要坦承自己并没有美剧要开拍，还是试图回避这个话题？

访谈前半部分，皮埃尔·伯顿就其他话题简单聊过几句之后，抛出了这次采访的核心话题：“你很有可能要在美国主演一部名为《武士》的电视剧。

你要在西方背景的影视剧中使用功夫吗？”

李小龙起初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他提到了另一部电视剧：“嗯，那是最初的想法。现在，派拉蒙公司，你知道我为派拉蒙拍过《盲人追凶》，他们想让我参演另一部电视剧。另外，华纳兄弟公司计划为我开拍一部新的电视剧。不过我觉得，两个公司都希望我能搞出点新的东西，他们觉得西方那一套过时了！但我想……”

“你想要拍西部片？”皮埃尔·伯顿打断了李小龙的话，然后又继续追问，“你是打算继续留在香港，保留这种功成名就的状态，还是打算返回美国去扬名立万呢？抑或是你两方面都有所考虑？”

“我打算两边跑。因为，你知道的，我已经下定决心，在美国那里，我认为一些东方的东西，我是说真正东方的东西应该被展示出来。”

“好莱坞当然没有这些东西，”皮埃尔·伯顿表示同意，“不过，我想问问你，一位中国人在美国电视剧中出演主角，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业内人士会说，‘我们不知道如何让美国观众去接受一个外来人当主角’？”

“嗯，这个问题早就有了。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不休，这也是为什么《武士》有可能会流产的原因。”李小龙终于坦白了，“很遗憾，这种情况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你看到了吧，他们是在做生意，这样做势必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我不会怪他们。我的意思是，在香港也一样。如果一个外国人在这里成了明星，如果我是投资人，我也可能会有自己的担心，担心观众是否会接受。”

作为他的最后一个问题，皮埃尔·伯顿向李小龙问道：“你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是你曾一度觉得自己是北美人？”

“你知道我怎么看待自己吗？”李小龙回应道，“我是人类的一员，我的意思是，我不想听起来像是孔老夫子说的那样，不过，在同一片天空下，兄弟，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事实就是这样，只不过家庭里的人和人有些不一样而已。”

在接受皮埃尔·伯顿采访一周之后，李小龙给泰德·阿什利去了一封语意谦和的让步信：“听到《武士》的结果，我很遗憾。当然，人不可能总是赢的，不过，总有一天我会成功的。”接下来，李小龙提出了两人仍有可能展开合作的方式：“我觉得华纳绝对可以为我量身定制一部武打电影的剧本，最好是故事长片。或许华纳可以帮我在美国发行我的（香港）电影。我的表演水平每天都在提高，为人处世方面也圆融很多，我的付出一定会引领我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您能提供任何公正合理的帮助，我将不胜感激。”[119]

由于李小龙此前曾向香港媒体大肆吹嘘过自己即将与华纳开拍《武士》剧集，所以他需要以一种保全颜面的方式来避免直接承认自己被拒绝了。经过一番努力，他得到了中文媒体的大力协助，此时的他与媒体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1971年12月18日，创办于1949年、立意为“向世界传播中国之音”的《香港虎报》刊登了李小龙的头条新闻，标题为“李小龙可以留在香港”，并在他面带微笑的照片下面写有“李小龙……东方首位”的字样。[120]文章称：“华纳在李小龙的一再坚持下终于让步，允许他在香港再停留六个月。华纳正在筹拍一部新的电视剧，名为《武士》，由李小龙主演，这是东方演员首次获此殊荣。据了解，华纳将决定推迟《武士》的开机时间。”顺利拖延六个月之后，香港媒体再也没提起过与《武士》有关的话题。

《唐山大兄》首映之前，李小龙计划与嘉禾再拍一部电影，然后返回美国，出演《武士》或《功夫》。“在小龙和邹文怀签订的合约中，需要拍完第二部电影《精武门》。”琳达说，“他的大概意思是，先为邹文怀拍完这部电影，然后回好莱坞，去权衡到底接哪部电视剧。”[121]但华纳的拒绝以及《唐山大兄》出乎意料的成功让他改变了最初的想法。他决定在香港多住上一段时间。1971年12月，李小龙卖掉了他在贝莱尔的寓所以及他那辆保时捷，举家迁往香港九龙窝打老道山的寓所。[122]

李小龙的下一部电影《精武门》由于与导演罗维之间发生冲突，差点儿没拍成。起因是罗维的剧本初稿，那是罗维以香港电影典型的创作方式草草写成的，只有剧情梗概，并无细节描写。李小龙之前曾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与詹姆斯·柯本和斯特林·西利芬特一起打磨过《无音笛》的剧本，因此他认为罗维缺乏应有的专业精神，对这种态度感到厌恶。李小龙拒绝在剧本完善之前开始拍摄，于是导致项目停工。此时的李小龙仅是一位合约演员，但已表现出了史蒂夫·麦奎因的派头。“邹文怀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去修改剧本，”安德鲁·摩根说道，“当李小龙看到修改好的剧本后，觉得可以拍了。更关键的是他在动作设计方面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所以他才同意开拍。”[123]

邹文怀、罗维和李小龙商定的故事是根据大侠霍元甲的生平和传奇故事改编的。霍元甲是精武体育会的创办人。[124] 1902年，霍元甲在与讥讽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俄国大力士的比武中获胜，使得这位俄国大力士为其不当言论而道歉。在这个呼唤英雄的国家，霍元甲一夜之间成了传奇人物，被誉为民族英雄。当代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在其原创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对霍元甲的故事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了虚构与充实。[125]在小说中，霍元甲击败了俄国、日本和英国的格斗冠军——重新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最后，他被日本人用诡计杀死了。

《精武门》巧妙地避免了复述这个故事——中国人称为“炒冷饭”——而是将重点放在他死后的事情上。李小龙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去扮演霍元甲，而是扮演了他的得意弟子陈真。李小龙向记者解释道：“这会更有趣，因为霍元甲作为电影中的角色，发挥的空间极为有限，你必须按照他的历史演下去。”[126]

在电影中，李小龙所扮演的陈真在师父的葬礼上迟到了。葬礼结束后，一位日本翻译带着两位日本柔道高手送来了一幅牌匾，上面写着“东亚病夫”。以此来讥讽挑衅精武馆的众多弟子，但考虑到冲动的后果（武馆位于日本人控制的上海租界内），在场的众多国术弟子强忍怒气，没有在现场动手开打。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是个急性子，容易冲动，与他自身性格相符。事后，他独自前往日本武馆虹口道场，送还了日本人送来的牌匾，并以饱含愤怒的拳头狠狠地教训了道场内的每一个人，用中文说道：“告诉你们，中国人不是病夫。”最后临走时，把牌匾中的字幅撕成两半，塞到两个日本人嘴里。[127]

虽然一部好莱坞电影很可能会选在这个胜利的时刻就此结束，但李小龙的这部电影却不止于因果宿命的以暴制暴的警世故事。陈真在羞辱了日本人之后，日本人袭击了他们的武馆，将他的师兄弟打成重伤。当陈真又跑去杀死虹口道场的馆长铃木宽，为他的师父报仇时；铃木宽的弟子们也正在屠杀他的同门。陈真回到精武馆后，现场一片恐怖。由于他的复仇行动，导致整个师门几乎被屠杀殆尽。最后，他被警察包围了。他没有逃跑，也没有选择被拘留，而是面向持枪的警察，凌空跳起，在枪声中，画面冻结，电影结束。

李小龙对最后一幕感到无比自豪：“最后，我死在了枪林弹雨之中，但死得很值得。我走出去跟日本领事说，‘我告诉你，我陈真杀人偿命，与精武馆无关。’说完，我走了出去，小跑几步，跳到空中，画面定格，枪声响起，只听，砰——砰——砰——砰——，一通枪响，就好像《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的结局一样。”[128]

尽管李小龙可能会拒绝在剧本完成前开始拍摄，但他从来不是一位坐得住的人。制作被推迟后，他大胆孤身前往日本，邀请他的日本偶像来出演他的电影。抵达东京六本木（Roppongi）之后，李小龙直接去拜访了座头市系列电影的主演、时年40岁的胜新太郎（Shintar Katsu）。

“胜新太郎先生，无论在电影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我都很尊重您。我想和您一起演戏，有很多东西要向您学习。”[129]接着，他向胜新太郎提出了一系列与电影制作有关的问题。

除了能够近距离与他的偶像接触，李小龙还想与胜新太郎合作。因为胜新太郎曾和王羽拍过一部《独臂刀大战盲侠》。李小龙认为王羽不是一位合格的竞争对手——他是一位假装成硬汉的演员，并非真正的武术家。因此，李小龙在这点上特别瞧不上王羽。[130]如果李小龙能邀请胜新太郎出演他的电影，并且表现得比王羽那部更加出色，那么他就会在两人的竞争中胜出一筹。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精武门》戏剧冲突的核心便是从王羽的《龙虎斗》（1970年）中借鉴过来的。那部电影由邵氏发行，与《精武门》一样，武德高尚的国术弟子在面对卑鄙邪恶的日本空手道和柔道高手时，必须能够保护自己。如果《精武门》能够大卖，李小龙就能给邵逸夫和王羽一人一记“耳光”。

不幸的是，胜新太郎拒绝了：“非常抱歉，我不能和你合作，我还有合约在身。”不过，作为补偿，胜新太郎给李小龙推荐了两位他自己剧团的演员：桥本力（Riki Hashimoto）和胜村淳（Jun Katsumura）。桥本力是一名前职业棒球运动员，之后转行从艺，在《精武门》中饰演大反派铃木宽；胜村淳之前是职业摔跤运动员，在《精武门》中饰演铃木宽的保镖。

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微妙的。《精武门》是香港的电影公司首次聘请日本演员，在一部公开反日题材的影片中出演反面角色。为了避免两位日本演员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犹豫不决，导演想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不给他们看完整的剧本内容。“我们演戏时，从未拿到过完整的剧本。”胜村淳回忆道，“尽管没有可能，但我还是听说了一些有关这个故事的内容。我知道该怎么做。”

导演罗维临时告诉桥本力和胜村淳要表演的内容。“他让我们要尽量表现得邪恶一些，要让人讨厌，这是他授意我们去做的。”桥本力说，“由于我之前在日本电影中多数也是饰演反派，所以我可以借用那些经验。我试着让我的角色尽可能地凶狠邪恶。”[131]他们决定只谈工作不谈情感，以超然的心态面对，单纯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并试着以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在日本，没有人会想要看一部将自己的国民塑造成负面形象的电影。

就像李小龙被泰国偏远村庄的贫困条件吓坏了一样，日本演员觉得在嘉禾拍片就好像置身于第三世界的贫民窟里。“外景拍摄地的环境太差了，我甚至会想，你真的确定能在这儿拍片吗？”胜村淳回忆道，“真的太糟糕了。”

此外，日本演员对混乱的动作设计也感到震惊。“当你在日本拍打戏时，就像是在按照一定的节奏跳舞，它有一个明确的动作流程，很容易理解，照着做就行了，”桥本力说，“然而，在这边，他们都是直接开打的。他们不关心会不会疼，也不在意会不会有人受伤。我很钦佩这一点，这让电影上去非常热血、非常真实。”胜村淳在排练跟李小龙的那场打戏时，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他先给我们讲解他的武术理念，然后脱下衬衫，炫耀他的肌肉，并向我展示他的技巧。”胜村淳说，“然后，我也演示了我的摔跤技巧，比如如何阻止对方的攻击之类的。这时，他跳至一旁，又踢又打，来真的！他们在香港电影中对打时都是来真的。我觉得以后得小心点儿。”

唯一没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李小龙和罗维之间的冲突。“在日本，这很正常，导演和主演之间经常争吵，并不奇怪。”胜村淳回忆道。

在《唐山大兄》获得了惊人的反响之后，李小龙和罗维争先在媒体上声称自己是该片成功的关键因素。罗维甚至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百万导演”。他跟记者讲，是他教李小龙如何在镜头面前打斗的[132]。看完报纸上罗维的采访之后，李小龙冲进片场，在全体演员及工作人员面前质问导演。在场人员中有一位年轻的武行，名叫成龙。[133]

“你自称是‘龙的导师’？”李小龙怒气冲冲地摇头喊道。

“是媒体在断章取义。”罗维说。

“可是已经见报了，不是吗？”李小龙以一种危险的语气说道。

“我从来没说过我教你如何去打斗，”罗维一边说着，一边挥舞双手，试图让李小龙冷静下来，“我只是说我告诉你如何在镜头前去打。技术、才华，都是你的。小龙，我最多只能算是让你呈现得更好而已。”

成龙和其他武行在一旁不安地看着，担心他们会打起来。就在两人对峙时，导演罗维的妻子刘亮华走到两人中间，她伸出自己纤细的手掌轻轻地放在了李小龙的肩膀上。

“拜托，小龙，别把我丈夫的话太当真了，他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你才是师父，我们都只是学生。”

听到刘亮华这么说，李小龙恶狠狠的目光有些收敛了，肩膀也放松了下来。罗维慢慢地挪动身子，向后退了一步，躲到了妻子娇小的身体后面。

“好吧，罗太太。”李小龙最后表态道，“出于对你的尊重，我会把这件事忘掉。可如果你丈夫再对媒体记者这样说，我会给他好好上一课，告诉他怎么去跟人打。”

李小龙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片场。估摸着他听不见这边的声音后，罗维开始情绪激动地向其他在场人员挥手喊道：“那是威胁吗？”他脸上流露出恐惧和愤怒的表情：“他在威胁我吗？你们可都是证人。”

看着躲在妻子背后的罗维，剧组人员厌恶地转过身去，继续之前的工作。

争执过后，李小龙严禁罗维执导他在《精武门》中所有的打戏。他决定自己搞定所有的事情，以确保不会再有人把他的功劳据为己有。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曾在《唐山大兄》中担任武术指导兼出演大反派的韩英杰也是这部电影的武术指导。“严格来说，韩英杰还是总的武术指导。”[134]在本片中担任武行的班润生回忆道，“我们到片场，准备开拍，其中有一场戏是李小龙要在道场内打败所有日本人。韩英杰说，‘好的，小龙，我们试试这个……’李小龙会说，‘不行，这个怎么样？……’这是他第一次开始做自己，所有一切动作都是他亲自来，频繁的高踢，再加上酷炫的双节棍，都是他自己完成的。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在此之后，韩英杰就闭嘴不说话了。”

桥本力和胜村淳很快发现，李小龙试图去掉所有的伪装，尽可能地让电影中的动作场面贴近于真实格斗。他不想用切换镜头以及景深效果去营造一种打击的错觉，他其实想拍一部真正的动作片。因此，他更喜欢邀请武术家来出演他的电影，而不是那些毫无武术功底的演员。他选择了他在奥克兰教过的学生罗伯特·贝克（Robert Baker）来出演片中的反面角色——俄国摔跤手。罗伯特·贝克没有任何表演经验，但他能承受住李小龙的拳脚。“在大多数镜头中，我们真的打中对方了，”罗伯特·贝克回忆道，“我们真的在对打。”[135]

这种对真实的苛求甚至延伸到了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上。李小龙在与罗伯特·贝克的那场打戏中精心设计了一个场景：他被罗伯特·贝克的双腿锁住，动弹不得，只能用咬的方式，才能脱身。这又是李小龙在电影中表现截拳道哲学的一个教学时刻：为求胜利，无所不用其极。[136]拍摄这场戏时，罗伯特·贝克在李小龙咬他后所做出的反应不够真实，导致频繁重拍。“我不是专业演员，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结果，他真的张嘴咬了我一口。”罗伯特·贝克吃痛，拼命把腿拽开，“我差点把小龙的牙齿给拔下来。他用手捂住了嘴巴。”

或许是作为回报，李小龙安排他的学生在真实生活中进行了一次格斗技能测试。某个深夜，拍摄结束后，李小龙和罗伯特·贝克准备离开片场。结果，有一名武行走到李小龙面前，想要挑战他，说他认为李小龙的功夫并没有电影中表现得那么好。于是，李小龙遵循国术界的惯例，跟他说：“我是他的师父，如果你想跟我打，得先证明你能打得过他。”[137]对罗伯特·贝克来说，不幸的是对话是用粤语进行的，他一个字也没听懂。突然，这名武行扑向罗伯特·贝克，尽管他很意外，但还是立即做出了反应，一击结束战斗，把那名武行打倒在地。

《精武门》是李小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银幕上与时年20岁的女演员苗可秀接吻。一年前，苗可秀在报纸上看到嘉禾招募演员的广告后，前来应聘，并成功签约。彼时，嘉禾初创，人才稀少，仅有两位女演员签约。公司高管想将苗可秀培养成侠女（对于年轻女演员来说，只有两个刻板的形象可供选择，要么是清纯可爱的乖乖女，主要在片中谈谈恋爱，要么就是侠女）。罗维想在演艺圈中为苗可秀保驾护航，于是收其为义女。

她第一次与李小龙搭戏是在《唐山大兄》中。当时她在拍摄另一部电影，中场休息时，她跑去片场探班。罗维让她在片中临时客串一个角色，饰演卖冷饮的小贩，李小龙保护她免受当地恶霸的骚扰。这是她第一次与李小龙见面，但两人此前互有耳闻。李小龙在美国时，苗可秀是他弟弟李振辉的少年玩伴。“我跟他的家人很熟悉，”苗可秀说，“李振辉经常和我出去跳舞、聚会，偶尔也会和他的妈妈、姐姐一起出去逛街。我经常去他家串门，他们常常会提到李小龙。”当他们终于见面时，苗可秀说：“我们感觉已经认识很久了，一见如故。当然，他也听说过我，好像说过，‘哦，我弟弟的好朋友都成了大明星了’。”[138]

当李振辉成为青少年流行音乐的偶像人物时，媒体试图把他和苗可秀撮合在一起。但并不清楚他们到底是男女朋友还是普通朋友。不过《精武门》上映后，媒体小报开始对这段三角恋产生了兴趣，肆意编造起来——哥哥回家后，抢走了弟弟的女朋友。香港电影历史研究学者龙比意（Bey Logan）戏称：“也许会是肯尼迪式的关系——玛丽莲·梦露、罗伯特和杰克。”[139]

如果说李小龙和苗可秀之间能擦出什么火花的话，那么至少在电影中是看不出来的。他们的银幕之吻可能是电影史上最难以令人相信的亲密动作了。

当李小龙在美国反复打磨他的舞台形象时，未来年轻一代的功夫明星们正在用中国传统的方式完善着他们的娱乐技能。香港那些家庭贫困的父母们由于无力养育孩子，只得把他们送进“中国戏剧学院”[140]，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粤剧。[141]每天有长达18个小时的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兵器、杂技、拳脚、唱戏以及舞台表演。

中国戏剧学院会把最具才华的年轻学生们组成一个名为“七小福”的表演团体。随着这些男孩日渐长大，变得不再可爱，其他人就会把他们顶替掉。于是，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计。在这些人里，有相当一大部分人进入了电影行业，从事武行的工作。

这些“七小福”的成员们看到周边充斥着各种与李小龙的新闻时，对他充满了愤恨和忌妒。“我们已经准备好拒绝这部电影了，我们真的是这么想的。毕竟，这个海外华人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挣的工资却是我们的几百倍，而且整个香港对他视若珍宝。我们也想有这种待遇，但我们还不够资格。”成龙说。[142]可是，当他们看完《唐山大兄》之后，这一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这部电影和我们之前拍的那些电影完全不同。也许《唐山大兄》今天看起来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它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启示。我们晚上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转移到同样的话题上来，究竟李小龙有何独到之处呢？他成功的秘诀又是什么？”

当嘉禾开始为李小龙的第二部电影招募武行的消息传出来时，“七小福”的成员们嚷嚷着都要去报名，希望能够近距离了解李小龙成功的奥秘。成龙拿到了一个龙套角色，另一位“七小福”前任成员元华则要担任李小龙的特技替身，负责完成所有需要李小龙翻跟头的镜头，因为这是李小龙此前没有学过的内容。从地位还是吨位来看被尊为“七小福”大哥大的洪金宝，则被嘉禾聘为了武行领班。傲慢好斗的洪金宝不满足于从远处观看李小龙。在一个已经成为传奇的故事中，洪金宝在嘉禾公司的走廊里与李小龙偶遇，两人谈起了功夫，说着说着就要动手比画一下，习武之人经常会这么做。这并非一场规则之下的比赛，仅仅是两人点到为止的切磋。事后洪金宝承认李小龙确实有真功夫，名不虚传，但可能是自尊心作祟，他不会说自己比李小龙差。“据洪金宝说，两人打成了平手。不过，由于没有目击者在场，因此，谁又能证明事情到底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呢？”成龙委婉地说道。[143]

尽管香港在编剧、导演以及制作方面落后于好莱坞很多年，但它有一个竞争优势是好莱坞所不具备的：香港有一群极具才能和勇气的龙虎武师（俗称“武行”）。李小龙开始把这批有才能的龙虎武师组织到一起，用他的魅力、真诚和慷慨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支持，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班底，就如同他少年时期在香港以及后来去西雅图所做的一样，先把人聚起来。

为此，李小龙没有和大佬们站在一起，而是选择了和龙虎武师们共同进退。他会和他们一起吃午饭，并用黄色笑话来拉近关系，包括拒绝享受特殊待遇。“李小龙总能分配到大量美食。他问制作部经理，‘为什么那个人吃叉烧饭，为什么我的是烧鸡肝？’那制作部的人回答，‘哦，因为你是老板。’李小龙对他发了小小的脾气，‘不要说我老板不老板，我吃的大家也可以吃，不要分彼此，这是最后一次，下一次，不要再特别优待我。’”摄影师黄堃（Henry Wong）回忆道。[144]

即使是在拍摄结束之后，他仍然会跟龙虎武师交往。有一天，他在尖沙咀街头遇到成龙。“你要去哪儿？”李小龙问道。

“噢，小龙，我要去打保龄球。”成龙回复道。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什么？！当然可以啦！”

成龙原本打算搭乘公交车，但考虑到李小龙将一同前往，于是立即为这位在香港风头正劲的巨星叫了一辆出租车。当他们从出租车上下来时，成龙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人群开始尖叫：“李小龙！李小龙！”成龙立即充当起李小龙的保镖，“走开，走开，走开，”成龙冲着热情的人群喊道，“不能签名，不准拍照！”

进入保龄球馆后，李小龙坐在一旁。他穿着一条时髦的喇叭裤，脚上是一双古巴高跟鞋，看着成龙一次又一次地抛球。

“你想打球吗？”成龙问道。

“成龙，我得走了，我还要去见个人。”李小龙不愿被一位特技演员抢了风头。

“啊，好吧！”成龙有些失望。

成龙并不是唯一以非正式的身份担任李小龙保镖的龙虎武师。李小龙的师父叶问的儿子叶准回忆道：“李小龙总会在一早一晚出去跑步，常和几个龙虎武师一起，从不会独自一人，因为他经常遇到无聊的人，想要挑战他。他会让那些龙虎武师代为出战，然后自己回家。”

与任何一个优秀的帮派大佬一样，李小龙会为这些龙虎武师谋求福利，并提供保护和支持。他曾给他们垫付过医药费。“如果某个武行因公受伤，但公司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赔偿，那么李小龙就会给他几块钱，这在当时已经不少了。”叶准回忆道。[145]很多人也因为他拿到了较高的薪水，曾有份出演《龙争虎斗》的演员茅瑛说：“日子不好过时，他会跟老板讲——这样我们就能多拿点儿薪水。”[146]他甚至承诺会带其中一些人回美国，其中包括他的特技替身元华，“他说过要带我们十个人去好莱坞发展。”[147]大佬优秀，手底下的帮派成员自然也会对其忠心耿耿，李小龙儿时好友陈炳炽（Robert Chan）说：“所有香港的龙虎武师都很崇拜他。”[148]

如果说那些龙虎武师就跟他的学生信徒们一样，那么，他的老板就像是他十几岁时反抗的老师。“他和片场一起工作的小工很合得来，他们可以一起坐在地上勾肩搭背地聊天；对老板呢，他就会毫不客气。”曾参与主演《龙争虎斗》的演员杨斯（Bolo Yeung）在采访时说道，“在这个现实世界，很多人往往对老板大拍马屁，对下属却作威作福。小龙则刚好相反，对上严，对下宽。”[149]邹文怀就好像是学校的校长，“李小龙过去经常对他的老板发飙。他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喊，‘邹文怀，你过来！’当他们说话时，李小龙甚至不会拿正眼瞧他。”罗维就像昔日那个用芦苇秆教训李小龙的体育老师，只不过他是用嘴，在口头上鞭打李小龙，在背后嘲笑他是“焦虑大师”。[150]李小龙经常与罗维对峙，挑战他在片场的权威。龙虎武师林正英（Lam Ching Ying）曾说过：“拍戏时，罗维导演会告诉大家要演什么，然后自己坐在导演椅子上，抱着收音机听赛马的广播，为他的马跑赢跑输而激动不已。最后，李小龙怒气冲冲地走过来，质问他，‘你在做什么？好啦，不拍了，所有人都回去休息。’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真的不拍，不过李小龙表达了他的观点。”

李小龙对罗维在片场的表现非常失望，他开始计划如何摆脱罗维，不再跟他合作。当他在表演或编排打斗动作时，他会设法挤出时间去研究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并问了无数个问题。他想自己能够完全掌控演艺事业道路上的所有环节。“他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就像邹文怀一样。”曾参与《猛龙过江》（Way of the Dragon）和《龙争虎斗》（Enter the Dragon）的张钦鹏（Chaplin Chang）如此说道。[151]

《精武门》是李小龙和嘉禾签下的最后一部电影。他的计划是下一部香港电影全部由自己来独立完成，自编、自导、自演。因此，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壮志，他需要《精武门》能够打破之前《唐山大兄》创下的票房纪录。

1972年3月22日，《精武门》的首映礼在皇后剧院（Queen’s Theatre）举行，现场观众爆满。如果说《唐山大兄》利用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在世界上处于何等地位的焦虑，那么《精武门》则直接了点燃了中国人内心的爱国热情。当李小龙说出“中国人不是病夫”这句话时，全场观众一致起立欢呼鼓掌。“我的天哪，在一次影片放映结束后，观众们把座位套摘下来，扔来扔去，表达着自己的兴奋之情。”关南施回忆道。[152]

《精武门》中首次出现了几个基本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李小龙的标志性形象。比如他第一次展示双节棍，这种武器被媒体称为“李小龙的死亡之棍”；他第一次在进攻时发出像猫一样的尖叫声；他采用了日本武士电影（剑戟片）中夸张的情感表演风格；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电影动作风格：一连串的高踢，[153]中间穿插戏剧性的停顿，以营造紧张的气氛。

有趣的是，这些要素并非都是中国独有的：双节棍是冲绳的一种武器，以前在中国不为人知；剑戟片是日本的；连续高踢常见于韩国跆拳道，并非中国传统功夫；他那摄人心魄的尖叫声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喊时，他说，‘我在真实格斗中就是这么做的。’”[154]他的一位龙虎武师回忆道。但这对中国观众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在银幕上捍卫了中国人的荣誉，因此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也代表一种新的东西——那是中国人想要成为的样子——强壮，有力，自傲，无所畏惧，尽管那并不一定是他们真实的样子。

这部电影成了香港的票房奇迹。在上映13天内，一举打破了《唐山大兄》创下的350万港元的票房纪录。首月票房高达430万港元，数字高得惊人。[155]该片从香港开始，席卷了整个亚洲。在菲律宾，连续放映六个多月，最终迫使当地政府下令限制外国影片进口的数量，以保护当地的电影产业。在新加坡首映当晚，电影院内外人满为患，甚至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后来官方决定将电影上映推迟一周，直到可以安排出足够的人手去疏导观影的人群。当电影最终上映时，新加坡的票贩子将1美元的票价炒到了15美元。[156]

两年后，1974年7月20日，《精武门》在日本上映。该片是反日题材，竟然能在日本上映，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在该片中出演反派的桥本力和胜村淳。“《精武门》的故事本身就是在愚弄日本人，所以我认为它根本不可能在日本上映。但《龙争虎斗》和《猛龙过江》在日本大受欢迎，所以他们发行了《精武门》。”胜村淳说道，“在日本有很多年轻人疯狂地痴迷李小龙。如果我事先知道他会成为超级巨星，我肯定会跟他走得更近一些，多跟他有所来往。我很后悔当初没那么做。”[157]

1972年6月，李小龙和丁珮在《猛龙过江》片场合影。背景是在香港搭建的古罗马斗兽场内景（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十九章 协 和

如果你想知道穷人心里在想什么，看看他暴富之后会买些什么就知道了。这时的李小龙并不富有。他是一名签约演员，接连主演《唐山大兄》和《精武门》，只让他获得了15000美元的片酬。其中，大部分收入用来偿还了旧债。而邹文怀和嘉禾是这场交易最大的赢家，仅就《唐山大兄》来说，以2017年的美元标准核算，总收入超过1600万美元，回报相当丰厚。[158]日后有记者询问邵逸夫，为何当初没签李小龙。他很郁闷地耸了耸肩：“他当初只是位不知名的小演员，我怎么会预料到他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呢？”[159]尽管李小龙并不富有，但声誉信用极好。“我真的很享受现在的状态，”李小龙向朋友们高兴地说道，“我可以去任意一家银行，只要我签个名，他们就敢放贷给我，想要多少都可以，最高能到600万美元。”[160]

他凭借自己的信用额度买的第一样东西是控制权。1971年12月1日，李小龙和邹文怀签订了一份合同，在嘉禾旗下共同成立一家子公司，取名为“协和电影有限公司（Concord）”。李小龙这家公司的名字来源于罗马协和女神孔科尔迪亚（Concordia），并不是一些人所传的1969年首次亮相的超音速协和式飞机（Concorde）。[161]该公司的标识沿用了李小龙在洛杉矶振藩国术馆内的截拳道图案，那是一个红色和金色构成的阴阳图。邹文怀和李小龙就如同这个道家标识的两个组成部分：李小龙负责创意，邹文怀负责商业运作。双方平分利润。

然而，这并不是首次在香港出现类似的协议。当年，为了能够吸引王羽和罗维离开邵氏加盟嘉禾，邹文怀也与二人成立了类似的子公司，但他们一直没对外公开消息，担心进一步激怒邵逸夫。所以，李小龙和嘉禾的这份协议是第一个向公众公开的。当其他明星听到消息后，也嚷嚷着要类似的待遇，这标志着邵逸夫的合约制度自此开始受到挑战。与功夫片一样，在李小龙回归香港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功夫片了，只不过李小龙把它带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

新成立了公司，自然要有一间新的办公室。于是，李小龙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了白领的待遇。这间位于香港斧山道嘉禾制片厂内的办公室以前是一个服装布景间，大约120平方米。他摆放了一张超大的办公桌，几把椅子以及一套奥运杠铃，方便他在工作间隙继续进行举重训练。为了提醒自己清贫的过往，他在书桌的架子上放上了一副破旧的眼镜。这副眼镜是他年轻时在美国用胶布粘起来的，因为他没钱去修。此外，他还在一面墙上挂了一张两只秃鹫的海报，上面写着：“耐心点儿，否则我会干掉你！”在另一面墙上，他贴了一些壁纸，像是置身于花花公子的豪宅，壁纸上有数百种不同种族的半身裸女图像。[162]

从史蒂夫·麦奎因那里，李小龙认识到成为名人，不仅仅意味着要能带来高票房，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看上去也要有明星的样子。“形象很重要，”史蒂夫·麦奎因告诉他，“要想成功，你必须看上去很成功。”[163]李小龙从十几岁起就建立了时尚意识，喜欢疯狂购物。琳达也说他“喜欢衣服，并享受购买的乐趣”。[164]在好莱坞，他总是习惯穿卡夫坦长袍、花衬衫以及尼赫鲁坎肩，以显示自己的东方气质；[165]可到了香港，他会佩戴猫王同款的运动太阳镜，穿着色彩鲜艳的花衬衫、大翻领皮夹克，以及喇叭裤，可以遮盖住他脚上那双将近10厘米高的古巴高跟鞋，那会让他看上去显得更高一些。为了应对特殊场合的需要，他买了一件长款的貂皮大衣。那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

注重社会地位的香港人多数都栖身在狭窄的公寓内，但他们可以用豪车来炫耀自己的财富。李小龙把保时捷卖掉后，特别心痛。于是，在《精武门》上映之后，他又买了一辆红色的奔驰350SL软顶敞篷跑车。由于李小龙自己囊中羞涩，邹文怀预支了协和一部分未来的收入给他。安德鲁·摩根认为：“邹文怀就是李小龙的自动提款机。”[166]李小龙在下一次票房奇迹到来之前已经负债累累了。

当李小龙、琳达和孩子们刚刚移居香港时，嘉禾把他们安置在九龙文运路2号明德园[167]的一套公寓内，这里距离李家弥敦道的老宅只有15分钟的车程。1971年，对于一个普通香港家庭来说，这套公寓已经足够宽敞了，有两间卧室，一个洗手间，一个餐厅，还有一个中式厨房。但与李小龙贝莱尔的豪宅相比，要狭小得多。“很多我曾经习惯使用的现代便利设施都不见了，比如洗衣机和烘干机之类的。我们的衣服要用手洗，然后用竹竿挂在窗户上晾干。”琳达刚开始很不适应。[168]公寓位于13楼，电梯常出故障。于是，李小龙和琳达就把这当作锻炼的机会，在楼梯间跑上跑下。“我们的邻居觉得我们很奇怪。”琳达说。

让琳达感到局促的是，李小龙的儿时玩伴胡奀也搬了进来，李小龙让他来做自己的管家。胡奀结婚后，他的妻子也搬过来了。作为住家用人，他们负责洗衣做饭以及打扫房屋。虽然这一安排可能会让琳达感到不适应，但李小龙对此却非常自豪。“我和琳达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她总是忙于家务，现在我们雇得起用人了，我终于可以让她歇歇了。我们有两位用人来干家务了。”[169]

这套狭小的公寓对签约演员来说是合乎规格的，但对于能够创造香港最高票房的巨星来说就有些不相称了。于是，《精武门》大卖之后，邹文怀为李小龙申请了一笔贷款，让他在人口密集、寸土寸金的香港购入了一套别墅。总占地530平方米，上下两层，共11个房间，位于九龙塘金巴伦道（Cumberland Road）41号。[170]九龙塘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独立院落的社区之一，其他地方多是公寓式的高层住宅。与该社区的其他房屋一样，这栋两层灰色混凝土豪宅同样被2.5米高的石墙和一扇铁门围了起来，就好像这个社区正在为敌人的入侵做准备一样。李小龙和琳达的新家装修风格走的是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路线，色彩鲜艳，且精心收集了一批中国艺术品来做装饰。李小龙收藏了大量的兵器，他喜欢将其展示陈列出来。新家的前院非常宽敞，做了一个日式花园，并留出了一条宽敞的车道，足以停放他的奔驰以及未来可能购置的其他车辆。[171]虽然这不是该社区内最大的寓所，但以香港的标准来看，已经相当豪华了（2011年，这套别墅以2300万美元的价格上市出售[172]）。

李小龙和琳达自此步入上流社会，他们努力让孩子们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及社会地位。2岁大的小香凝被送入一家贵族托儿所，开始为私立幼儿园的入学考试做准备。3岁的时候，她穿着学校制服，背着小书包，开始学习汉字。[173]

李小龙想把6岁大的李国豪送去他的母校喇沙书院，但他担心他们不会接收他的儿子，毕竟他当年被学校开除了。因此，他准备叫上邹文怀陪他一起去喇沙书院说情。

“为什么你自己不直接去呢？”邹文怀问李小龙，“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174]

“是的，我非常有名，”李小龙说，“声名狼藉。”

“发生什么事了？”邹文怀又问道。

“我是因打架而出名的，”李小龙坦白了，但对打架的原因有所隐瞒，“其实也不全是我的错。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捉弄我，你知道的，我是迫不得已才会动手的。”

“这么说，跟你儿子的学业没什么关系喽？”

“不，不，不，不，喇沙书院的校规很严的，修士们不太讲情面，”李小龙恳求道，“所以，如果你能跟我一起去的话，我儿子通过的概率会大一些。”

邹文怀心软了，和李小龙一起去了趟喇沙书院。天主教修士们看到他回来，非常高兴，他们听说了他的成就，对他能浪子回头表示欢迎。李国豪入校时，没人提起他父亲当年的顽劣行径。“看到了吗，现在所有人都把我当回事了。”李小龙得意扬扬地对邹文怀说。

然而，没过多久，李国豪开始紧跟父亲的脚步，以拳脚来说话了。几星期后，他开始在学校里动手打架。“国豪是班里年纪最大的，也是唯一一个白人孩子。我们经常收到投诉，说他殴打其他同学。”[175]李小龙很自豪地跟朋友水户上原讲，但水户上原注意到，琳达“对当时李小龙的态度有些不安”。

李小龙成功之后，邀请琳达的母亲来香港看望他们。“她为我感到骄傲，”李小龙微笑着说，“因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享受到贵宾级待遇。我猜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如此关心、重视。”[176]

李小龙审视着自己目前的生活，感觉非常惬意。有一个正在上学前班的女儿，一个就读于喇沙书院的儿子，一个忠诚的妻子，以及一份蒸蒸日上的演艺事业。从很多方面来看，他正在重现自己童年时的家庭状况，只不过身份变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比自己的父亲做得还要好。他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粤剧演员，他是香港最大牌的电影明星；他父亲和家人连同用人挤在一间公寓内，而他则带着全家和用人住在别墅里。“他经常在凌晨两三点打电话给我，”关南施说道，“跟他讲他现在感觉有多好，他终于赚到钱了，他可以买任何他想买的东西。”[177]

1971年3月21日，琳达生日，李小龙、琳达和邹文怀在凯悦酒店（Hyatt Regency Hotel）的雨果餐厅（Hugo’s restaurant）内共用晚餐表示庆祝。由于第二天《精武门》首映，因此他们都有些焦虑，但又满怀期待，对该片寄予厚望。当他们离开酒店时，意外遇到了25岁的台湾女演员丁珮（Betty Ting Pei）。

丁珮在瑞士待了六个月，刚回来不久，原本打算在那边与一位瑞士帅哥结婚，但临近举办婚礼时决定放弃，毅然回了香港。“我不是很开心，但也并不伤心，因为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爱。”丁珮说。[178]

邹文怀之前在邵氏工作时，曾与丁珮签过一份长达五年的合约。他认出了丁珮，并为他们相互介绍。“小龙见到我很高兴，一直盯着我看，”丁珮笑着说，“那种感觉很奇妙，像是触电一样。”

尽管是初次见面，却擦出了火花。或许也正因如此，这位已婚的电影明星才会在两周后再次跟她联系，但并不是他亲自联系的。“邹文怀在总统酒店（President Hotel）给我打电话，‘丁小姐，小龙和我在楼下的亲亲吧等你，你能下来吗？我们聊些电影合作方面的事情。’”丁珮回忆道，“我非常激动。他肯定喜欢我，对吧？这很有趣，可我并不想出去，因为我还没化妆，也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

“小龙第一次和我正式见面时，邀请我出演他的下一部电影《黄面虎》（Yellow Faced Tiger）。”丁珮说。这次邀约肯定很诱人，因为丁珮和邵氏的合约已经到期。自从她去瑞士后的半年里没有工作，但她日常开销很大。“那时候，我们赚的钱并不多，但我让自己过得像个电影明星，”丁珮说，“我开的是一辆野马（Mustang）。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

丁珮已经在演艺圈闯荡很长时间了，她说自己并不幼稚：“我不认为他是想和我一起拍戏，我觉得他是想和我拍拖，做男女朋友。”李小龙的行为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正聊着天，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跟我说我有多漂亮。”丁珮透露，这位魅力非凡的巨星其实并不需要这么用心地表现。“他太有名了，他比我做得好太多了，我觉得我配不上他。没有人能像李小龙那样。他一把抓住我，就好像立刻把我控制了一样，很难解释这种感觉，我知道他抓住我了。我想说，我决定和他在一起。”

丁珮跑回房间后，给她妈妈打电话：“猜猜我遇到谁了？李小龙！”但她妈妈毫无反应。“她根本没搭理我。她不在乎。她不知道李小龙是谁。”

作为圈中新贵，媒体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与李小龙有关的内容。在这段与媒体的蜜月期里，媒体对他的报道铺天盖地，甚至一度出现了重复报道的情形。在《明灯日报》（The Daily News）的一篇特写文章中，作者懊恼地写道：“在十二月份的短短两个星期内，市面上已出版了四本李小龙特刊，用他当封面的期刊更多达七本。虽然李小龙不少逸事早已街知巷闻，但影迷还是不满足，仍热衷查探他的底细。所以，任何与他拉上关系的事物，便总有一定的价值。”[179]

其中，媒体最热衷报道的一则故事是李小龙和王羽之间的地位之争，两人都是香港最大牌的动作明星，又同在一个屋檐下。安德鲁·摩根认为:“王羽早已功成名就，而李小龙则是后起之秀。”[180]媒体小报会在一旁煽风点火，说两人即将进行一场比武，以决出谁是最能打的那一位。新加坡的一家报纸大张旗鼓地写道:“每个人都是自己丛林中的王者，一山难容二虎。”[181]深谙市场运作之道的邹文怀并没有阻止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安德鲁·摩根说:“所有这些嚷嚷着要打起来的报道，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想这么做，其实都无关紧要。因为这确实容易成为饭后的谈资，不是吗？它能让影迷们兴奋起来。”

在私底下，他们确实曾互相诋毁对方。“李小龙过去常说王羽的坏话，总是这么说：‘他不是真正的习武之人，我才是货真价实的武术家。’”安德鲁·摩根回忆道：“王羽对李小龙也是各种瞧不上，‘我是头号明星，我是全能运动员。我曾是奥林匹克游泳健将。我会练剑，我会武术，我能骑马。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什么都能做。’”

虽然邹文怀意识到新闻炒作的价值，但他并不希望麾下两位最有价值的明星真的发生冲突。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安排两人尽量不在同一个场合出现。“邹文怀不想让他们俩见面，否则李小龙一定会跟王羽较个高下，看到底谁才是最能打的那个。想想那个场面，一定会很刺激。”安德鲁·摩根说。

王羽有另一种方式来对付李小龙。虽然《唐山大兄》和《精武门》的票房比《龙虎斗》的要高，但《龙虎斗》是王羽一人操刀完成的，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相比之下，李小龙只是主演了两部电影，而且这两部电影都借鉴了王羽的作品。就王羽而言，李小龙有跟风之嫌。“《龙虎斗》是我的创意，剧本是我写的。而且，这是第一部功夫片。”王羽说，“正因为如此，很多导演抄袭了我的想法，写出了很多相似的剧本。所以，李小龙才有机会回到香港，拍出了一部成功的电影。”[182]

以李小龙的骄傲个性和与生俱来的好斗意识，他不可能对此置之不理。

在罗维与李小龙合作的前两部电影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邹文怀自然想推进他们再次合拍第三部电影。这个接下来的项目名叫《黄面虎》。[183]李小龙在《精武门》中饰演的是大侠霍元甲的徒弟陈真，邹文怀想让李小龙在这部后续电影中饰演霍元甲。霍元甲因患有咯血病，而导致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李小龙起初同意了，但很快就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要再次与罗维合作。罗维一直在跟外界讲，李小龙能够如此成功有他的功劳。而王羽又一再说，他才是一位真正的电影制作人，李小龙只能算是一个跟风的演员。如果李小龙与罗维再合作一部电影的话，只会印证他们对他的评说是正确的。

解决办法很简单，但又显得过于野心勃勃。李小龙将自编、自导、自演，创作完全属于自己的电影。另外，相比王羽而言，他还能参与音乐创作。仅仅这样还不够，他又将电影背景设定在罗马，这会是第一部在西方拍摄的香港电影。而且，出于自身品牌的考虑，“小龙”（The Little Dragon）决定把他的导演处女作取名为《龙争虎斗》，后来改为《猛龙过江》。[184]原定名《龙争虎斗》被李小龙用作他与华纳合作的第一部电影的片名。

要实现这一点，李小龙首先得把自己从《黄面虎》的项目以及与罗维的纠葛中解脱出来。根据罗维对此事的回忆，他最初正准备与李小龙的好友许冠杰合作一部电影，但邹文怀责令他暂停那个项目，转而与李小龙一起合拍《黄面虎》。[185]罗维说：“我放弃了原来的计划，赶紧去为李小龙写剧本。”然而，剧本完成，在日本的拍摄工作也已安排妥当之后，邹文怀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李小龙不想拍这部电影了，并约了罗维跟李小龙在贵夫人餐厅（Her Ladyship restaurant）见面。

“你怎么样？我们要出发了，签证都办好了。”罗维跟李小龙讲。[186]

“我总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剧本，不太好。”李小龙回应说。

“你有什么问题？”罗维追问道。

“我觉得剧本有问题。”

“觉得哪里不好呢？”罗维又问道。

“你要想清楚，”罗维有些不耐烦了，“你一部戏拍得不好，失败了，你可以回到美国去教拳。我年纪这么大，我现在跟你合作，如果我拍得不好的话，我就没得捞了，知道吗？我要比你还慎重。《唐山大兄》我草草从事，就在曼谷那个小地方，把它简陋地搞完了，我们卖了钱。《精武门》又没用心弄，我们更卖了钱。《精武门》，我连剧本都没有，我只拿着三张纸在拍戏。现在这个戏，居然是破了我的例，整个剧本也搞得好好的。我认为一定没问题了，我不担心这一点。”

“我还是觉得……”李小龙说。

“那你这样子，你告诉我，嗯，哪几点？我们改嘛！你是明星，你说了算，改到你满意为止。我也要满意，大家沟通一下嘛！”

“我……我说不出。”

“你不能说不出来呀！”罗维很激动，下一句声音提得很高，“第三场？

还是第五场？还是第七场？第八场？哪一场对白不对？还是情节不对？气氛不对？戏的发展不对？你得有个理由嘛！你不能只是嘴巴喊不好，不好在哪里呢？”

李小龙被罗维逼得没办法：“我回家再好好看看，明天答复你。”

“你用书面写给我，”罗维态度很强硬，试图一举搞定李小龙，“遵照你的意见，我们把它改好。”

“我明天写给你。”李小龙说，“不，不要明天，三天。给我三天时间。”[187]

李小龙很不愉快地走开了，罗维回了公司。三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李小龙毫无消息，既没去公司，也没给罗维打电话。罗维意识到情形不对了，开始到处打听，到底什么情况。后来，他听到消息，李小龙要自己做导演。罗维恼怒之下，也不想拍了，但嘉禾不肯，因为已经投钱进来了，日本东京方面也已经安排好了，所以邹文怀让罗维再找一个人来代替李小龙。

“换王羽来演。”罗维提议道，毫无疑问，他知道这么做会激怒李小龙。

“王羽很忙啊！”邹文怀回复道，试图让罗维打消这个主意。

“你去试试看。我估计他肯来，我来拍，他可能肯。”罗维坚持道。

邹文怀直接飞去台湾，王羽正在那里赶拍另一部电影。他答应了。当媒体听说罗维和王羽一起去日本拍戏，并不是计划中的李小龙时，一位记者跑去罗维的办公室，试图从这个有趣的角度进行挖掘报道。

“李小龙不去了吗？”记者问道，有些嘲弄的意味，“没有李小龙你怎么拍啊？！”

“我不认识李小龙以前，就已经在拍戏啦！”罗维勃然大怒。媒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们很得意地报道了这位百万导演和超级巨星反目成仇的消息。

李小龙退出，王羽上位。

李小龙看到这则报道后，怒不可遏。虽然他一直拖延，迟迟没给答复，但他并没有真的拒绝这个项目。他们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换掉，并将此事公之于众，让他颜面尽失。他不想再与罗维合作，但也不愿王羽参与这个项目。因为他们这部电影会跟他自己的电影形成竞争关系。如果《黄面虎》的票房比《猛龙过江》高，那么人们就会说，李小龙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罗维。

李小龙决定两部电影一起拍，彻底击败王羽。他打电话给罗维，质问他为什么换掉自己。

“我得不到你的消息嘛，你记不记得你跟我约了三天，到今天为止，将近一个月了，你才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罗维很尖锐地说道。

“我并没有讲不拍呀。”

“但是你，将近一个月你也没有跟我讲你拍呀。”罗维嚷道。

“你为什么要换上王羽？是不是邹文怀的意思？”李小龙问道，他已经开始怀疑邹文怀的用意了。

“不是！因为你是大明星，而我呢？也是个大导演，我也有我的自尊，我跟你约了三天，你将近一个月都不理我，我觉得很没意思，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想怎么样，所以只好换人了。”

“你这样子不是使我很难看？”李小龙问道。

“我没有使你很难看，我也知道你正准备拍戏，你自己的戏马上就要拍了，我也知道。所以，我只能换人了。大家不提嘛，就过去了。”

“你不是跟王羽合不来吗？”

“我跟他没什么合不来的。”罗维说。

“我觉得你换王羽，你很‘低庄’[188]。”李小龙说道，他用了一句广东俗语来辱骂罗维。他继续说道：“这样子，我现在跟你出发，你不要换人，我来拍。”

“这个不太好。因为你可以一个月不理我，但是我答应了别人，再把别人换掉，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据罗维讲，李小龙很生气，在电话里向他爆粗口。

“李小龙，今天以你的地位，也是一个电影明星，也是一个文化工作者，你怎么说这么粗的话呢？”罗维以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回应道。

李小龙又骂了一句，直接把电话挂掉了。

这场争论让当时香港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导演和明星彻底翻脸，不再合作。之后，他们尽可能地回避对方，不再正面接触。有时难免在公司或片场遇到，他们也会立即转身离开。

罗维带着王羽去了日本，李小龙去了罗马，各自开拍自己的电影。这是一场对决，看看到底谁才是嘉禾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

1972年5月，李小龙和苗可秀在罗马拍摄《猛龙过江》（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1972年6月，丁珮、查克·诺里斯、鲍勃·沃尔和李小龙在嘉禾片场拍摄《猛龙过江》（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二十章 猛龙过江

《猛龙过江》是李小龙第一部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本。语言是他面临的最大障碍。该片的助理导演植耀昌（Chi Yao Chang）说：“他发现自己离开香港太久了，脱离了中文环境，再以中文来写剧本有些不适应。”[189]李小龙自嘲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这真的很有趣。我18岁时，第一次去美国，买了这本英汉词典，原本是为了帮我找到合适的英文单词，现在我发现我却要用它来查找我心目中的中文意思。”[190]为了方便创作，李小龙会先把自己的想法通过英语口述录下来，然后随着剧本的发展，他和植耀昌再将这些口头笔记整理成中文剧本。

《猛龙过江》最初的故事理念，来源于李小龙向泰德·阿什利推荐的那部电视剧《武士》。该剧讲述了一位19世纪的中国功夫高手从没落的清朝逃往旧金山，在那里保护当地中国移民不受欺凌剥削的故事。[19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小龙与华纳一样，也改变了最初的想法。由于担心去美国拍摄古装片的成本过高，他将故事背景挪到了今天，并试图寻找一个更为便宜的拍摄地点。

截至这时，还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导演在西方拍过戏。李小龙坚称自己是第一位，他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城市，最终选定了罗马。1960年，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在《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中有一幕戏是以罗马斗兽场为背景的，这让李小龙冒出一个念头，他也可以在那里和西方坏蛋打一场。更重要的是，李小龙一直想拍西部片，选在意大利拍，符合他打入好莱坞的伊斯特伍德策略。

当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没办法直接从电视行业进入电影行业时，他先去意大利拍摄了几部低成本的意大利西部片（spaghetti westerns）[192]。李小龙相信，香港之于他就如同意大利之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一个可以让他进入好莱坞的跳板。“我会先回香港，在那里成名之后，再打回好莱坞，你等着瞧吧，我会成为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样的超级巨星。”李小龙自信满满地对一位美国朋友讲道。[193]李小龙打算把《猛龙过江》拍成意大利东方片（spaghetti eastern），这部电影会让他在西方备受关注。

李小龙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剧本的初稿。[194]他在原来《武士》剧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在这个修改后的欧洲版本中，一家开在罗马的中餐馆受到当地意大利黑手党的威胁，餐馆老板请她在香港的叔叔派人过去帮忙。于是，她的叔叔安排了后辈唐龙过去。唐龙的意思是“中国龙”（与中文片名《猛龙过江》相呼应）。李小龙根据自己在美国的亲身经历，将唐龙设定成一个来自香港新界的乡巴佬，单纯且淳朴。“唐龙是个很简单的人，但他想干大事。”李小龙在拍摄期间告诉记者，“他对罗马这样的大都市一无所知，但他假装自己没问题。”[195]唐龙像一条离开水的鱼，李小龙因此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香港电影类型——功夫喜剧——成龙后来将其发扬光大。不仅西方人瞧不起唐龙，就连餐馆里那些老练圆滑的华人兄弟们最初也没拿正眼看过他。他所仰仗的是自己的功夫。“故事非常简单，一个乡巴佬去了外国的大都市，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最终赢得了众人的尊重。”李小龙接受《君子》杂志采访时说，“说到底，他只是简单诚实地表达了自己，并将挡在前进道路上的敌人逐一打倒。”

就在李小龙忙着修改剧本时，他的老朋友、也是他的编剧指导老师斯特林·西利芬特于1972年4月10日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当时，斯特林·西利芬特正忙另一个项目，但他想重启《无音笛》。李小龙希望能让斯特林·西利芬特感受到自己如今的巨星风采，于是在邹文怀、苗可秀以及衣依（Maria Yi）的陪同下，一起在机场恭候他的到来。另有一群媒体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跟在后面，准备记录下好莱坞大佬与香港影视新贵接触的历史时刻。安德鲁·摩根说：“每次有媒体报道说从美国远道而来的黑人或白人要与李小龙一起合拍电影时，大家都会觉得，哇，太给中国人长脸了！”[196]

李小龙带着斯特林·西利芬特上街闲逛，想让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结果成了影迷队伍大游行。“他有数百位影迷闻讯而来，只是为看他一眼，”西利芬特回忆道，“他们如潮水一般，大喊大叫，试图靠近他。小龙穿着三件套的白色布里奥尼（Brioni）西装，走在路上，像个国王，微笑着向人群示意。那个情景太奇妙了，天哪，太不可思议了！”[197]李小龙邀请斯特林·西利芬特进到戏院和中国观众一起观看《精武门》。“简直不敢相信人们看完那部电影后的反应，”西利芬特说道，“他们先是沉默，继而开始大喊大叫，兴奋至极。尤其是当他把日本人一脚踢飞后，他们太喜欢那个时刻了！”

回到美国后，斯特林·西利芬特在1972年4月20日给李小龙写了一封信，讨论《无音笛》项目的重启。在这一点上，他们俩达成了共识。“看到你取得了如此非凡的成功，我为你感到高兴，太令人欣慰了，这种感受难以形容。我真心希望我能在今年下半年再次回访香港，届时我们可以把《无音笛》推到镜头前。相信我，我会为之努力的。”[198]

虽然李小龙和邹文怀在名义上同是协和电影公司的股东，但该公司实际上是嘉禾的子公司，所以说到底，邹文怀仍然是李小龙的老板。身为一名员工，李小龙唯一的手段就是时不时地准备跳槽，以威胁邹文怀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利。比如当李小龙试图说服邹文怀同意让他执导自己的电影，而不是与罗维合拍《黄面虎》时，他假意去与邵逸夫接触。后来，他与邵逸夫的见面被媒体曝光，报道上说邵氏试图高薪挖走李小龙。结果，这一厢情愿的说法让邵逸夫大怒，连忙让秘书登报否认，但语义含糊：“我们不排除与李小龙签约的可能，他极具商业价值，可即便真的要签下他，也不会是今年。”[199]邹文怀担心自己失去这棵摇钱树，最终答应了李小龙的要求，让他这个新手来执导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从那时开始，每当与邹文怀发生重大冲突，李小龙都会跑去见邵逸夫。

李小龙开始寻找合适的演员来饰演片中的女主角，他面试了数十名女演员以及红极一时的女星。有趣的是，丁珮从未参加过面试，因为她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李小龙将这一决定归咎于他的老板邹文怀。

“嗯，一切都准备好了，”李小龙试图解释道，“不过邹文怀认为你并不适合出演这个角色。”

“没关系啊，”丁珮说道，“我们能在一起就好了啊！”

“我喜欢你的新发型。看上去非常利落、洒脱。”李小龙换了个话题，“你去哪里理的发？我想在《猛龙过江》里换个新造型。”

“安东尼·沃克（Anthony Walker）帮我剪的，”丁珮说，“你动身去罗马之前，我会帮你约一下他。”

李小龙最终敲定的女演员是苗可秀，她曾在《精武门》中与李小龙有过合作。当然，他这个决定主要是为了针对罗维，他想拆罗维的台。邹文怀原本计划让苗可秀和王羽共同出演《黄面虎》，但李小龙不同意。因为这样看上去，《黄面虎》基本上和《精武门》是同一个制作班底了，除了把李小龙换成了王羽。所以，李小龙坚持让邹文怀把苗可秀从罗维那边抽离出来转交给他。在明星演员和明星导演之间，邹文怀再一次站在了明星演员这边。

罗维发现后，气得不得了。“罗叔叔非常生气，甚至对我也是一样，”苗可秀说，“他以为我去罗马是因为李小龙很有名。我跟他说那不是真的，我只是服从公司安排而已。我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派我过去。”[200]有来就有往，罗维要求邹文怀把李小龙已经指定的演员李昆（Lee Kwan）给换过来。考虑到罗维的心理感受，邹文怀答应了他的要求。结果，李小龙发现后，轮到他大发雷霆了。“小龙直接开始爆粗口，用广东话和英语穿插着骂，那是一种很市井街头的粗鄙用语。”曾担任《猛龙过江》制片的张钦鹏说道，“他发誓有一天他要开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制作公司。”[201]

罗维还在为李小龙挖走苗可秀而生气，他通过媒体对李小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202]他在接受新加坡报纸《新国家》（The New Nation）采访时表示，香港电影界的头号明星是王羽，不是李小龙。对此，李小龙回应道，他的成功与罗维的指导无关，他会用《猛龙过江》来证明这一点。

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航班飞行长达19个小时之后，李小龙、邹文怀、制片张钦鹏和摄影师西本正（Tadashi Nishimoto，又名“贺兰山”）于1972年5月5日抵达达芬奇机场，入住威尼托大街（Via Veneto）的弗罗拉大酒店（Hotel Flora），直到5月17日才退房离开。[203]

趁着苗可秀和其他香港摄制组成员未到，一行四人有几天的闲暇时间。他们决定先去观光购物。这群人计划去著名的旅游景点比萨斜塔看看。“去的路上，途经一家‘古驰’（Gucci）的时装店，我们停了下来。”张钦鹏回忆道，“李小龙和邹文怀被里面陈列的高级时装迷住了，两人一口气买了很多衣服。我记得小龙买了一件质地非常好的意大利皮夹克，现在还能回想起来皮革有多柔软。”[204]

这群人很快对意大利饮食感到了厌倦，罗马当地破旧的中餐馆里的粤菜更不地道。后来，西本正偶然发现了一家东京人开的日料店，菜品还不错。他们经常在那里用餐，偶尔也会喝些清酒。“有一天，在店里喝了三小杯清酒之后，服务员递上一条毛巾，让李小龙擦脸，”西本正回忆道，“结果李小龙不小心把隐形眼镜擦掉了，他紧接着拿出一副墨镜戴上，继续兴高采烈地跟大家聊天。”[205]日本清酒是李小龙唯一可以大量饮用的酒水，而且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压力也随之渐增，清酒成了他最喜欢的饮品。[206]

当邹文怀和张钦鹏与此次为华人摄制组提供支持的意大利电影公司见面时，邹文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应该向参与摄制工作的罗马人每日支付多少薪水或补贴。“跟我们对接的那位女士说，在正常情况下，每天七万或八万里拉，”张钦鹏说道，“但她马上又补充了一句，由于参与工作的都是男士，所以会不可避免地想要去找乐子，十万里拉会更好一些。因此，邹文怀同意支付十万里拉。”[207]

或许是出于充实剧本的需要，这一幕似乎激发了李小龙的创作灵感，他在《猛龙过江》的实际拍摄中增添了与妓女有关的一场戏。李小龙饰演的乡巴佬唐龙因个性淳朴天真而被指责在与外国人交流时表现得不够友好，试图改变的他在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无意间被意大利妓女搭讪带走。直到那位妓女赤身裸体地从房间内的浴室走出来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误解了，于是仓皇逃走——对李小龙平日作风有所了解的香港观众在看到这一幕时，忍不住大笑起来。

至于妓女角色的人选，李小龙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玛丽莎·隆戈（Malisa Longo）的照片后，确定非她莫属。对此，玛丽莎·隆戈回忆道：“老实说，我对拍的那部电影不太看好，因为我拿到的这个角色戏份太少了。而且在意大利，李小龙还不够出名，没人知道他是谁。”起初，她认为李小龙很自负，直到“他给了我一个微笑，让略显尴尬的局面有所缓解”。当他们在酒店拍摄裸体的戏份时，“李小龙非常紧张，坐立不安，正如你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李小龙对我很温柔，也很体贴。甚至当他和其他人在一起时，他也总是盯着我的眼睛看。我非常喜欢他。”[208]

苗可秀可能没留意到他们之间的眉来眼去。“她非常内向，”玛丽莎·隆戈说，“只要当天拍完她的戏份，她就立刻不见了。”苗可秀和第二组摄制组成员在几天前一起抵达了罗马。作为片中唯一的女生，她和那些男孩子们处得像哥们儿一样。“晚饭后，我们没事干，我们就想，不如找点儿乐子吧！”苗可秀回忆道，“他们让我站在街上，看有没有人来跟我打招呼。因为我们知道罗马的年轻人喜欢艳遇。他们说，‘就站在那儿。’我也想看看自己魅力如何。没一会儿，一辆跑车开了过去，然后又倒车回来，靠边停下，车窗摇下来时，我立刻跑去了他们等我的地方。我们总是开这样的玩笑，和小龙一起拍戏真的很好玩。”[209]

据苗可秀说，这种恶搞游戏一度延伸到她和李小龙的关系上。一位意大利制片人在拍摄期间经常色眯眯地看着她。她把这件事跟李小龙说了：“他为什么总那么做？真的很恶心。”李小龙说：“没问题，我来搞定。”自那时起，每次吃饭时李小龙都会坐在苗可秀旁边。他会牵着她的手，帮她拎东西，对她非常好。他们一起走路时，李小龙会搂着她的肩膀。那位制作人见状不敢再盯着她看了，也不再发出坏笑的声音了。“他以为我是小龙的女朋友，”苗可秀说，“他不敢再对我眨眼了。”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李小龙和苗可秀会在罗马有几十张举止亲密的合影。但是，当两位年轻漂亮的演员在异国他乡以男女主角的身份共同出演一部电影时，并且戏中两人还有爱慕之情，戏里戏外的界限很容易模糊不清。结果导致剧组其他工作人员对两人的关系有所误解。“一天早上，我们都下楼吃早餐，”张钦鹏回忆道，“我们先到那里，接着李小龙下来了，紧随身后的是苗可秀。服务员盯着李小龙看，好像他们真的做了什么很亲密的事。”[210]安德鲁·摩根认为：“一时冲动而已。拍外景时，发生这样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211]

为了向赛尔乔·莱昂内（Sergio Leone）的意大利西部片的视觉风格致敬，李小龙计划在片中反派科尔特（Colt）从罗马机场走下飞机时，给他来一个大大的特写。[212]他邀请查克·诺里斯来扮演这个角色。“我知道在电影中露个脸——即便是香港电影——也会让我的知名度有所提高，这可能会为我们的（空手道）道场吸引到更多的学生。”查克·诺里斯回忆道，“我没想到这会是我新职业生涯的开始。”[213]

查克·诺里斯不仅带来了他身为美国顶尖空手道冠军的头衔，还带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人物——他的助教兼商业合伙人鲍勃·沃尔。“查克和小龙通完电话，说他要去罗马拍电影，”鲍勃·沃尔回忆道，“你不能一个人去，咱俩是搭档，我也得去。所以我自己买了机票跟着过去了。”[214]鲍勃·沃尔声称李小龙见到他很“兴奋”，因为“他喜欢我”。然而，根据张钦鹏的说法，李小龙并不是特别高兴，他对这位不速之客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鲍勃的到来引起了一点不愉快。我们回到酒店时，李小龙说，‘为什么诺里斯要带这个家伙来？’从他提起鲍勃的语气来看，很明显李小龙不喜欢他。”[215]最后，查克·诺里斯说服李小龙，给鲍勃·沃尔在戏中安排个角色。

由于斗兽场内严禁拍摄，摄制组不得不贿赂主管人员，假装成游客，将摄像机装在背包里混进场内。警卫只给了他们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拍摄一些外景和空镜，比如查克·诺里斯站在高处，低头看向李小龙，李小龙四处奔跑，以及两人面对面对峙。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摄影师西本正都在用哈苏相机（Hasselblad）来拍摄环境照片，这是为了回到香港后，方便香港摄制组根据这些照片来作图制景，以求在嘉禾片场内能根据需要重建斗兽场。电影中这场戏的大部分打斗都是在香港片场通过三天紧锣密鼓的拍摄而完成的。

在12天内尽可能多地完成了罗马大部分戏份后，李小龙和香港摄制组以及查克·诺里斯、鲍勃·沃尔于1972年5月18日下午3点抵达香港启德机场。琳达和女儿香凝以及一大群记者簇拥在那里迎接李小龙。在记者招待会上，李小龙一如既往地风趣幽默，魅力十足。有传言说因为这位新手制作人经验不足，导致预算超支。当被问及他在这部电影上已经投入了多少钱时，李小龙闪烁其词：“我没有估算过费用支出的情况，也从来没担心过。我相信，如果这笔钱值得花，我可能不会省着。当然，我也不会乱花钱。首先要考虑的是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合理的，把这些做好，利润自然会随之而来。”

“你预计这部电影的票房能有多少？”另一名记者问道。[216]正如穆罕默德·阿里喜欢通过预测在第几个回合击倒对手来炒作他的比赛一样，李小龙也喜欢吹嘘他的电影能卖多少钱。听完问题后，李小龙立即举起了五根手指，意思是500万港币。

另一名记者接着问道：“在《唐山大兄》中，你使用了著名的‘李三脚’，票房高达300万；然后在《精武门》中，你使用了双节棍，票房冲破400万的大关，所以我想知道，你会在这部电影中使用什么武器，来确保票房能够达到你的预期呢？”

“记下我说的话，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李小龙打趣道（他计划同时使用两根双节棍）。

看到这位身材瘦小的当红明星旁边坐着一位身材魁梧的西方人，一位记者问道：“你和查克·诺里斯先生在电影中有交手的戏吗？”

“我和查克·诺里斯在电影中会交手吗？”李小龙开玩笑道，“不然呢？你以为我们要做爱吗？”

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大笑起来，但也有一些记者感觉被冒犯了。《今夜报》（Kam Yeh Pao）、《星夜报》（Starry Night News）因此而批评李小龙“意气风发、目中无人”和“一朝得志、语无伦次”。[217]这几篇评论标志着李小龙和香港媒体的蜜月期即将结束，阿谀奉承的媒体开始改变风向，准备炮轰李小龙。

自从《唐山大兄》上映以来，有数十位业余功夫爱好者为求出名登报号称要挑战李小龙。此番查克·诺里斯抵港，更引发了这些业余人士的爱国热潮，他们想向这位美国人发起挑战。然而，诺里斯不愿被此事牵连，他很生气。李小龙告诫他没必要在意这种事：“只要你作声，你就输了，这些人只是想出名而已。”[218]但脾气暴躁的爱尔兰人鲍勃·沃尔却对此不以为然，他通过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要代表查克·诺里斯接受挑战，并建议挑战者跟他在深夜脱口秀节目《欢乐今宵》中公开较量：“我的教练查克·诺里斯受到了挑战。他比我要厉害得多，所以我想让你，无论是谁，先跟我打，看看你是否有资格向他挑战。我们的较量将在电视台播出，这样能让每位香港朋友见证，你是怎么被我打死的。”

不出所料，1972年5月19日，当李小龙、查克·诺里斯和鲍勃·沃尔出现在《欢乐今宵》的演播室时，并没有挑战者在那儿等他们。因此，观众没能看成这场所谓的生死对决，反而看到了查克·诺里斯在鲍勃·沃尔的配合下演示他的空手道技术。然后，李小龙起身，由查克·诺里斯为他持靶，随机展示他闪电般的快踢。

展示过后，他们坐在沙发上开始接受采访。主持人刘家杰（Josiah Lau）用粤语问李小龙：“报纸上说这几位西方人都是你在美国教过的学生，有你在指导他们，所以他们才赢得了很多届的空手道冠军。这是真的吗？我觉得你的功夫一定很厉害。”

李小龙咧嘴一笑，摆了摆手，避开了这个陷阱：“别给我挖坑，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他们是我的学生。我们是好朋友，只要我们有时间就会聚到一起讨论武术。”

刘家杰以英语向查克·诺里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很多人说你们两个是李小龙的学生，但刚刚李小龙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你们只是朋友关系，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是真的呢？”

查克·诺里斯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复，他一定事先知道主持人会这么问，所以他极为小心地回答道：“事实上，我们水平太差了，不够格做他的学生；而他太优秀了，不适合做我们的老师。”查克·诺里斯说完后笑了，现场观众也哄堂大笑，为他这番场面话以及所表现出来的与中国人一样的谦逊，报以了赞赏的掌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欣赏他的功夫，即使他不把我们当学生，我们仍然把他当作我们的老师。”[219]

“你觉得李小龙怎么样？”刘家杰进一步问道。

“他是个很可爱的家伙，受过良好的教育。此外，在我所见过的武术家中，他是最好的。”查克·诺里斯回答道。

难怪在李小龙所接触过的武术家中，他最喜欢查克·诺里斯。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李小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当然也是他从影以来最满足的时刻。他对自己的电影享有完全的掌控权——不再只是单纯的演员——而且，所有人都说他非常适合这种类型的电影：坚定、公正、有趣。《猛龙过江》的助理导演植耀昌提到过：“有人说李小龙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我说他像一台不会停止的机器。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在工作现场，他既导，还演，又是武术指导，每一个镜头都跑不了，简直忙得团团转，满头大汗。但是，当转换灯光、有片刻休息的时候，他却从不会坐在椅子上，不是指点别人几下拳脚招数，便是讲滑稽的‘成人笑话’，逗得满场都是欢笑声，给紧张的工作增添了不少生气。”[220]前一刻，李小龙还在将可口可乐罐放在灯具上练习如何踢到它，为电影中他跳起踢灯的那场戏做准备；下一刻，他就会让那位名叫聂安达的演员拿出吉他来为他伴奏，他要演唱他最喜欢的那首经典古巴民歌《关塔纳梅拉》（Guantanamera），而且边唱边跳。“一天之内，我把那首歌弹了17遍，我现在真的很烦那首歌。”聂安达回忆道。

与任何出色的帮派大哥一样，李小龙奖励忠诚，并懂得与他的伙伴分享他的成功。在这部戏里，他给三位儿时的玩伴安排了角色——陈炳炽、小麒麟和他的管家胡奀，让他们仨在餐厅扮演服务员。胡奀说：“他要确保我能和所有和他一起共事的人得到同样的尊重。”[221]由于小麒麟还在电影行业里苦苦打拼，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所以李小龙将他提升为副武术指导，以提高他在演艺圈的地位。李小龙通过这部戏，把两个世界（美国和中国）的伙伴们聚集到了一起。有所付出就会有所得。“李小龙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总是毫不设防地大笑，玩得很开心，而且他喜欢在片场炫耀，”在片中饰演黑手党头目的乔恩·T.本（Jon T. Benn）说道，“片场总会有一些漂亮女孩儿，他喜欢逗她们。当我们准备拍摄时，他又认真得要命，十足的完美主义者。”[222]

丁珮是常去片场探班的漂亮女星之一。无论李小龙和苗可秀在意大利的关系是真是假，当他们回到香港后，这段关系就结束了。李小龙继续和丁珮交往。丁珮说：“我一直在片场陪他，那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他的女朋友。”[223]他们越来越看重这段感情，以至于李小龙远不像以前那么偷偷摸摸了，他甚至会在公开场合跟她约会。“我在亲亲吧见过他们好几次，”聂安达说，“李小龙全神贯注地看着丁珮，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两人在眉目传情。他们就像是一对无法忍受分离的情侣，卿卿我我，深情对视。”[224]安德鲁·摩根对此表示赞同：“李小龙很喜欢丁珮。她本身就很有魅力。”[225]

当李小龙第一次打电话给查克·诺里斯，邀请他出演自己的电影时，查克·诺里斯开玩笑地问道：“谁会赢？”[226]

“我是主演，当然是我赢啦！”李小龙笑着说，“但我向你保证，这场打戏将是整部电影的亮点。”

“好的，但只能有这么一次。”诺里斯继续笑着说道，“你想让我做些什么准备？”

“你体重多少？”李小龙问道。

“73或74公斤吧。”

“我差不多64公斤”，李小龙说，“我想让你增重10公斤。”

“距离开拍只有三个星期了！”诺里斯表示抗议，“为什么？”

“作为对手的话，这会让你看起来更令人畏惧。”

虽然他给出的理由看似很有道理，但对于一生从事电影工作的李小龙来说，他可能早就意识到10公斤的新增脂肪会让查克·诺里斯的肌肉线条变得不再清晰，这可以与他自己雕刻般的体形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份参演的鲍勃·沃尔说：“查克不喜欢《猛龙过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看上去像是一头肥胖的驼鹿。”[227]与拳腿快如闪电的李小龙相比，额外的重量势必会减缓查克·诺里斯的移动速度。身为主演、导演兼制片人，李小龙显然没有把对自己有利的条件摆到桌面上。

李小龙为斗兽场一战做了长达13页的详细笔记和人物分镜，其部分灵感来自穆罕默德·阿里和克里夫兰·威廉姆斯（Cveland Williams）的二番战及三番战（1966年）。李小龙的空手道冠军弟子乔·刘易斯曾提到过：“李小龙会在他那台8毫米电影放映机上反复播放克里夫兰·威廉姆斯的拳击比赛，他会研究阿里是如何出拳的，包括他移动的方式，李小龙特别强调机动性，而空手道习练者更注重静止的站姿。”[228]李小龙和诺里斯在嘉禾搭建的斗兽场内紧锣密鼓地拍了三天，他们增加了踢腿、摔投以及其他武术技巧。与此同时，李小龙也开始教查克·诺里斯如何搞清楚竞技格斗（体育运动）和电影打斗（娱乐表演）之间的区别。“我们从李小龙身上学到了非常宝贵的经验，”鲍勃·沃尔回忆道，“当你真正与人格斗时，你不会让别人知道你受伤了；但在一场精心编排的打戏中，即便对方没真的伤到你，你也要让观众相信对方把你打伤了。所以这完全是两种相反的表现形式。”[229]

李小龙曾向查克·诺里斯承诺，他们这场戏将是整部电影的亮点。他说对了。尽管人们对《猛龙过江》的评价众说纷纭，但压倒性的共识是，他们的这场打戏绝对是电影史上最精彩的动作场面之一。[230]事后来看，它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两位武术家之间的竞争，这并不是两位单纯的演员，他们是所处时代中最著名的两位武术家。但让其魅力经久不息的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与成龙和李连杰成为功夫明星之路不同，李小龙多年来一直是武术的教学者和革新者。他像是一位带着明确教学目的的老师，对这场打戏进行了精心的编排。一开始，他很被动，被诺里斯饰演的美国空手道冠军柯尔特压着打，因为他被传统形式束缚住了。临近落败的边缘时，他迅速进行调整，重新适应当下的情形，开始自由地表达自己——轻跳着步子，控制距离，并运用各种躲闪，最终扭转战局，反败为胜。整场打斗简直就是一部截拳道教程。他不仅仅是在拍动作戏，还是在就武术应该如何教授和练习进行一次哲学层面的论证。

除了将身体动作和格斗理念通过这场打戏表现出来，李小龙还将与众不同的情感揉入这部功夫电影当中。比如他们互相摇晃手指，暗示对方能力不行时，抑或李小龙饰演的唐龙从柯尔特结实的胸膛上扯下一把毛发，很嫌弃地擦掉时，都有一种戏谑式的幽默。虽然大多数功夫片中的决斗戏都是由复仇及相互仇恨所驱动的，但这两位在现实生活中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却始终以互相尊重的武者姿态来面对对方。最后，当柯尔特的手臂和膝关节被打伤无法继续战斗时，唐龙以眼神示意他放弃，但骄傲的柯尔特拒绝了，唐龙的脸上流露出对其不得不杀的惋惜和懊悔的表情。之后，唐龙把柯尔特的战袍盖在了他的身体上，单膝跪地，表达自己的尊重和悲伤。

当查克·诺里斯于6月13日离开香港时，电影仍有三分之一的戏份未能拍完。李小龙已明显落后于原拍摄计划，并且预算超支，他将错过原定的夏季上映日期。直到7月23日，后期制作终于要开始时，他才将主要的拍摄内容完成。

大多数香港电影都会使用事先录制好的音乐以降低制作成本，但李小龙坚持聘请音乐人来为本片原创音乐，并亲自参与其中，演奏了一种打击乐器。[231]这部电影是用35毫米电影摄像机拍摄的，无声胶片。[232]电影人物的对白后期采用了不同的语种配音——粤语、普通话及英语。李小龙要求亲自为自己的英文版配音。英国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兼配音演员泰德·托马斯（Ted Thomas）认为：“电影明星想要亲自配音，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他做不好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配音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技巧。其他配音演员很生气，因为他们的工作被耽搁了，李小龙并不是太重视他们。李小龙问，‘你不想让我这么做吗？’我说，‘不是的，不过我们有更专业的人。’他为此事感到很生气。”[233]为了安抚这位大明星兼导演，泰德·托马斯勉为其难地让李小龙为戏中那位威胁中餐馆服务员的非裔美国人配音。

由于电影错过了暑期档，而且超出40%的预算，于是，邹文怀说服李小龙拍摄云丝顿（Winston）香烟广告，通过赞助的形式来弥补部分超支的费用，并借此为电影将调至寒假档期上映做宣传。[234]原本计划让李小龙拍摄一段三分钟的武术示范短片，再搭配上杨斯的三分钟举重示范短片，剪成三辑《猛龙过江》的影视广告，分发给戏院及电视台播放。那是在1972年，香烟仍被认为是健康的，即使对运动员来说也是如此。

李小龙给杨斯打去了电话。“他说打算拍一个云丝顿香烟的广告。”杨斯说，“第二天，我到了嘉禾片场。”[235]李小龙从不吸烟——偶尔会使用大麻，但绝对不吸烟——正确地说，他认为吸烟会损害肺部，尤其是对打拳的人来说。经过慎重考虑过后，李小龙决定不为这则广告单独拍摄武术示范短片。作为妥协，他同意把《猛龙过江》中的武打镜头剪进云丝顿香烟的广告中，其广告语是：“讲到打，一定是李小龙，讲到好烟味，一定是云丝顿啦！”

李小龙为了这部电影，把一切都搭进去了——他的资金、名声，以及他新成立的公司。他的导演处女作必须要成功。他与罗维闹掰，自邹文怀处欠下巨额债务，还曾向媒体夸下海口票房能达到500万港元。琳达说：“我们的日常开销都是从影片尚未实现的利润里预支出来的。”[236]这使得《猛龙过江》的成功变得格外重要，成败在此一举。尽管如此，他还是婉言谢绝了很多媒体宣传的机会，相较以前对《唐山大兄》和《精武门》的一致追捧，如今的媒体已经开始刊登他的负面报道了。《猛龙过江》上映在即——1972年12月30日——李小龙又对媒体百般冷落，最终导致媒体对他的批评之声愈演愈烈。[237]

李小龙缩减宣传活动，甚至没能如期在暑假档上映，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是李小龙主演的，他的狂热影迷成群结队地进入电影院支持这部电影。仅周末首映的票房就超过了100万港元，到了1973年1月13日，打破了《精武门》创下的票房纪录，并继续飙升，成功实现了他之前的预测，票房收入高达530.7万港元。

这并不是李小龙最在意的。他迫切地想要看看自己这部电影与他此前拒绝的项目相比，究竟孰优孰劣。《猛龙过江》上映一个月后，罗维和王羽合作的电影《冷面虎》[238]上映，可最终仅获得200万的票房。这场胜利清楚地表明，李小龙已经超过王羽，成为无可争议的东亚票房冠军。

“尽管《猛龙过江》的反响好过预期，但我们还是有点担心。”嘉禾的制片经理薛志雄（Louis Sit）回忆道，“人们喜欢它，是因为在片中李小龙是一个与所有外国人打的中国英雄。然而，当时的香港正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都市，各行各业都憋着劲儿要跟外国人较量较量，比如制造业、金融业。为什么我们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一些呢？李小龙可能只是在身体层面上跟外国人打，但那个时候，整个香港乃至全亚洲都在各种业务上试图与外国人比个高下。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239]

尽管《猛龙过江》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但李小龙对其整体的制作质量并不太满意。虽然他确信这部电影要比罗维和王羽那部好得多，可他担心观影经验丰富的西方电影观众会觉得它太过业余。李小龙邀请了哥哥李忠琛和嫂子林燕妮参加首映，并在放映结束后，低声向哥哥询问：“这部片子怎么样？”[240]

李忠琛事先已经知道这是李小龙的心血之作，对艺术上的成就极为看重，但又不能过于应付他，于是委婉地说道：“嗯，音乐很好听。”

李小龙听后很紧张，不由得后退了一下，如同被击中了一样。林燕妮去拉他的手，试图说一两句话来缓解一下，但发觉李小龙的手心里全都是汗。她没再说话。

李小龙认为《猛龙过江》制作欠佳，不足以成为他的意大利东方片，更不能为其敲开好莱坞的大门。因此，他不想让西方观众看到这部电影。当他发现邹文怀在没有知会他的情况下，将该片的发行权卖到了北美时，他勃然大怒。据安德鲁·摩根回忆：“当李小龙发现的时候，公司内传出一声尖叫，他觉得邹文怀出卖了他。”[241]

李小龙敢于自我批评，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他打算在下一次尝试中制作一部顶级的武打电影。

《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都是商业电影，以复仇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对于他的下一部电影，他想把重点放在他的哲学上——一部武道电影，而不是一部武打电影。他闯荡好莱坞时，曾在《无音笛》的项目上尝试过一次。他仍然对那次失败耿耿于怀，于是在那次的剧作基础上专门为中国观众重新进行了修改。他去掉了斯特林·西利芬特的弗洛伊德式隐喻，把重点放在亚洲观众能够理解的文化背景上。他把这个全新的中国版本定名为《南拳北腿》（Northern Leg Southern Fist）。在中国，北派功夫以腿法见长，南派功夫则以拳法闻名。唯有两者兼备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中国武术家。

在那本80页的活页笔记本上，李小龙亲笔写下了《南拳北腿》的剧情大纲，包括一些对话、场景以及简单的分镜头。与《无音笛》的情节大致相似，故事以男主人公和师兄弟们与来自不同拳种的门人弟子进行的一场比武开始。主人公和师兄弟们在比武中被打败，输得很惨，因为他们所学的是“混乱的传统”。这位被失利所困扰的主人公痛苦地意识到——就像李小龙和他的咏春拳一样——他所学的拳种“华而不实，抑制了自己的天赋”。于是，他动身去寻找武林秘籍，以求能真的成为一名武林高手。在寻找武林秘籍的过程中，会随之响起主题曲《什么是武术的真相？》（What Is the Truth of Martial Arts？）。一同上路的还有他的恋人，如同好莱坞影视剧中的“周五女郎”。但他刻意疏远了这位姑娘，天真地认为成为高手是最重要的，不能分心去考虑男女感情的事。后来，他分别遇到了一位南拳大师、一位北腿名家。于是，他白天练习南拳，晚上学习北腿。一日，在餐馆里，有人诋毁这位主人公的师父。他忍耐不住，被迫出手，先是南拳，后用北腿，勉强不败而已，并不能战胜对方。直到一位坐在旁边的神秘老者建议他“拳腿齐用”，他才将所学的内容结合起来，击败对方。后来，他追上那名老者，开心地喊道：“我开创了属于我自己的武术。”

如果这是一部常规的中国功夫电影，可能就此结束了，这位主人公象征性地统一了南北两派——中国自古有南北之分。但李小龙想要借机布道，传达一个全新的真理。这位神秘老者就是李小龙截拳道哲学的代言人。当背景响起箫声时，老者嘲弄道：“拳派只会造成人的分离，并不能促成团结。”当主人公再次恳请老者教他时，老者挥了挥手，说道：“我不是谁的师父，我只是求学者在寻找真理的路上迷路时的指向标，去往何方，由你自己来决定。”[242]

时光飞逝，主人公来到一个小岛上，这里有高僧留下的武林秘籍。与《无音笛》的情节一样，主人公必须与其他高手比武，并通过几轮测试才能获准翻阅武林秘籍，并成为秘籍的守护者。对他来说，很幸运的是他得到了那位神秘老者的指点，掌握了他的截拳道哲学。在比武中，他轻松击败了南拳师父和北腿师父，得到了武林秘籍以及守护者的荣耀。在《无音笛》中，主人公直接拒绝了秘籍，从未打开看过。然而，在李小龙修改后的版本中，他翻看了秘籍。“慢慢地，主人公拿起秘籍，一页页翻看，上面一片空白。这时，他翻到最后一页，里面嵌有一面镜子，他在镜中看到了自己。”得知这一秘密后，主人公拒绝担任守护者：“一个活生生的人比这本秘籍更吸引人。”他回去找到了那位心爱的姑娘，与她拥吻。那些未能一窥秘籍真容的拳师们问他：“秘籍上到底写了什么？”主人公拒绝正面回答，而是以一句俏皮话结束了整部电影：“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多关心你身边的人。”

在李小龙的全部作品中，《南拳北腿》是最个人化、最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他所经历的、学习的以及奉行的一切都在这里得到了集中体现，并得以升华，且一直延伸。“他总会冒出这样的想法：如果他要再开办一间武馆的话，当你走进正门时，会看到一幅红色的大帘幕，上面写着‘帘幕背后藏着秘密’。”李小龙的学生、有份参演《精武门》的罗伯特·贝克说道，“你拉开帘幕，会看到一面完整的镜子。这将是你入门的方式。”

对于一部功夫电影来说，这个剧本的情节设置确实令人兴奋，而且也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内容，但它并不是一部商业片。据安德鲁·摩根讲，李小龙经常和邹文怀讨论《南拳北腿》的项目。好莱坞电影大亨塞缪尔·戈尔德温（Samuel Goldwyn）在面对这类说教式的电影创意时，总会直接说：“如果你有什么消息，发封电报给我。”邹文怀的应对则显得更为圆滑一些，“邹文怀的观点是，对于中国电影观众的观赏习惯来说，这部电影过于烧脑了，”安德鲁·摩根说，“需要等李小龙的明星地位更稳固一些再考虑。”[243]

邹文怀说服了李小龙，在他事业刚刚起步时，确实不适合马上推进这个项目，《南拳北腿》对中国观众来说太超前了。李小龙同意往后搁置一段时间。“我对香港电影艺术的表现不太满意。我身为其中一员，有义务为此做些事情。观众需要事先接受教育，教育他们的人必须是有责任感的人，”李小龙接受《香港虎报》采访时提道，“我们正在跟观众打交道，我们必须创作一些能够让他们接受的作品，然后一步一步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品位。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这正是我目前在做的，能否成功还有待观察。尽管我无须承诺什么，但我决心去这么做。”[244]

在《南拳北腿》被暂时搁置的情况下，李小龙不得不寻找另一种办法来教育中国观众，以期他们能接受他的思想。在他的脑海中，他对下一部电影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猛龙过江》最成功的部分是他和诺里斯的那场打戏，他把自己的截拳道理念揉进了打斗场景当中。“我希望在香港可以拍摄多层次的电影，”李小龙告诉媒体，“你既可以只看个热闹，也可以仔细品味其中的道理，看你的心情而定，主动权在你。”[245]如果与查克·诺里斯的那场打戏是他迄今为止在表演上取得的最高成就，那么为什么不继续放大这一优势呢？

李小龙的下一个电影项目是《死亡的游戏》（Game Of Death）[246]。他最初的想法是雇用五名顶尖高手组队奔赴韩国，从一座五层木塔的顶层取回一件被盗的中国国宝，在木塔的每一层都有一位不同武术背景的高手把关。[247]他们必须击败关主才能往上走（如今这个想法可能看起来有些老套，那是因为已经有无数的动作片和电子游戏剽窃了这一创意）。在每一层，李小龙的同伴都会试图抢先打败守关者，可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无法从混乱的传统形式中解脱出来。最后，李小龙出手，适应守关者的风格，并将其击败。

为了强调影片的主题思想，李小龙在脑海中已构想出这部电影的第一场戏。“我想要表达的是，必须让自己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无法适应，只能走向毁灭。”他向新加坡报纸《新国家》的记者解释道，“电影一开场，观众会看到一大片白雪。然后，镜头推向一片树林。此时强烈的风声在四周回荡。银幕中央有棵大树，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突然，一声巨响，一根巨大的树枝被积雪压断，掉到地上，它不能转化积雪的重量，所以被压断了。接着，镜头转向一棵随风摇曳的柳树，它能适应环境，所以得以存活下来。这是一种喻义的表达。我觉得中国动作电影应该追求这种表达方式。在这方面，我希望能扩宽动作片的境界。”[248]

李小龙有了开场画面、故事主题以及三场动作戏的表现方式，他唯一缺的是没有完整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很多香港功夫电影都是在没有完整剧本的情况下拍成的。《唐山大兄》的剧本起初只有三页，但与《死亡游戏》不同的是，它是复仇驱动型电影，这类电影主题明确，能够让广大观众从内心有所共鸣。但《死亡游戏》是一部寓言式电影，主题不明——除了表现功夫修行者的不断进步，没有故事主线。

他的老板并不打算投资一位“传教士”。商人的目的是赚钱，不会借助电影来布道。邹文怀对李小龙的这个项目没有任何要投资的打算，客气地说，他的反应是“小心谨慎，前景看好”[249]。相比前景看好，李小龙肯定更多地感受到了老板的小心谨慎。因此，他又像以前一样，当邹文怀反对他的项目时，他再次去与邵逸夫接触。这次不仅是私下会面。相反，他开始堂而皇之地进出邵氏，带妆试镜：身穿全套戏服，化着浓妆，梳着中国古代武士的发髻。

当李小龙身穿戏服试镜的照片被故意泄露给媒体时，看上去他似乎不但要离开嘉禾转投邵氏，而且还计划为他们拍摄他的第一部古装片。媒体添油加醋地报道说，邵逸夫给李小龙提供了一笔数目惊人的片酬，但李小龙对此不屑一顾。于是，邵逸夫又给了他一张空白支票，让他随意填上自己满意的数字。当《中国邮报》询问李小龙是否愿意和邵氏合作开拍他的下一部电影时，他的回答听上去并不像是一位传教士，倒像是待价而沽的商人：“它可以由邵氏、嘉禾或者任何一家电影公司来制作。我从来没想过要和某一家制作公司绑定在一起。”[250]

尽管邹文怀明知道李小龙只是利用邵逸夫来做筹码，以改善他和嘉禾的谈判地位，但由于赌注过大，他不想揭穿李小龙的把戏。“当一个演员变得非常受欢迎时，”邹文怀说，“你将不能再让他按照你所期望的方式来做事。”[251]李小龙的这记佯攻迫使邹文怀对《死亡游戏》的拍摄大开绿灯。[252]

李小龙还没等剧本写完，就要立即开拍宝塔内的打戏。因为他以前教过的学生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在1972年8月下旬会有一个短暂的档期。贾巴尔在为密尔沃基雄鹿队（Milwaukee Bucks）效力的头三年里拿下了NBA的总冠军以及最有价值球员奖（MVP），在下个赛季开始前他会有几周的空闲时间。李小龙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自从他们在洛杉矶一起训练后，就一直想和贾巴尔拍一部电影。他曾预言过：“当我和一个身高超过两米的家伙对打时，中国影迷一定会大吃一惊。”[253]

如果两个身高相差将近半米的人打架会发生什么事呢？即使那个矮个子是李小龙。“我试着给贾巴尔的下巴来上漂亮的一脚，那天我至少踢了300次。”李小龙说，“你知道他的下巴有多高吧，啊？我真的应该好好拉伸一下我的腿，最终我拉伤了大腿韧带。”[254]李小龙在片场做腾空侧踢时摔了下来，差点儿再次受伤。“我不得不抓住他，”贾巴尔回忆道，“我们为此笑得很开心，因为最后他像个婴儿一样躺在我怀里。”贾巴尔还目睹了李小龙与挑战者的交手：“一位武行想趁李小龙和别人谈话时偷袭他，结果很快被他打翻在地。人们再也不敢这么做了。”[255]

根据李小龙对电影的构想，贾巴尔是第五层也是最后一层的守关者——终极高手。至于其他四层的守关者都有谁，丹·伊鲁山度说李小龙“经常更换”，取决于谁的时间合适。[256]李小龙给丹·伊鲁山度寄了一张中华航空公司（China Airlines）的机票，他辞去了教书的工作，来饰演第三层的守关者。“他制作电影的方式跟他的拳术风格很像，”丹·伊鲁山度说，“他就那么做了。直到前一天晚上他才能确定自己要怎么做。然后，他会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他会在独自走路时构想故事的细节，《死亡游戏》就是这么来的。”[257]

关于第四层的守关者，李小龙聘请了韩国合气道高手池汉载（Ji Han Jae）。李小龙在1969年美国的一次武术表演中见过他。池汉载刚刚以武打演员的身份与嘉禾签约，所以很容易找到他。根据传闻，李小龙对与毫无拍戏经验的池汉载一起合作感到沮丧，后者很恭敬地说：“李小龙是一位很好的电影演员。我们两人的水平不同，所以合作起来会有一些差距。”[258]

前两层的守关者有几个人选，包括木村武之（他在西雅图时期的助教）和黄淳樑（他的授业师兄）。詹姆斯·柯本来香港时，李小龙还曾试图邀请他参加，但詹姆斯·柯本礼貌地拒绝了。[259]

李小龙在将该项目搁置之前，只拍摄了上三层的打戏以及几个户外场景。总共约有90分钟的粗略素材[260]，他用这些素材精剪出了30分钟的成品内容。

在剪成的原始版本中，李小龙和两位武术高手一起来到了木塔的第三层。这两位高手由田俊（曾有份出演《精武门》及《唐山大兄》）和解元（Chieh Yuan，香港武行）出演。第三层守关者是丹·伊鲁山度。他穿着菲律宾传统服饰，扮演一位精通艾斯克瑞玛（Escrima）的菲律宾高手。李小龙穿着那身如今已经成为他最具标志性的服装：紧身的黄色连体服，体侧有黑色的赛车条纹。其灵感来自罗曼·波兰斯基在瑞士格施塔德度假时，借给李小龙的滑雪连体衣。[261]连服装都是为了呼应电影的主题，即现代武术肯定要好过传统武术。“我穿着典型的穆斯林服装。每个人都穿着传统服装，”丹·伊鲁山度说，“但李小龙的扮相看上去像是现代的喷气式飞机。”[262]

当三人面对丹·伊鲁山度时，解元抢先出手，用一根大木棍做兵器，但很快被打败了，换上田俊，仍是不敌。[263]最后，李小龙手持一根竹鞭，迅速打掉了丹·伊鲁山度的兵器。他解释道：“竹鞭更有弹性，更灵活。”然后，李小龙和丹·伊鲁山度又展开了一场扣人心弦的双节棍对打。在现实生活中，是丹·伊鲁山度向李小龙介绍了这种兵器。李小龙获胜后，三人冲上第四层，遇到了合气道高手池汉载。池汉载以摔投技术狠狠地教训了田俊和解元。当李小龙上前解围时，他这两位同伴弃他于不顾，率先冲上了第五层，也就是最后一层。在那里，他们被巨人贾巴尔勒死了，然后贾巴尔像扔布娃娃一样，把他们扔回了第四层。李小龙击败池汉载后，跨过死去的同伴，上到第五层，看到了贾巴尔，确切地说是先看到了他的双腿。

与前两位传统的守关者（丹·伊鲁山度代表菲律宾的艾斯克瑞玛，池汉载代表韩式合气道）不同的是，贾巴尔和李小龙一样，是一位无法被归类的高手，他无形无式，也可以说是截拳道的高手。因此，这一幕看上去，李小龙像是在跟自己的荣格（Jungian）影子格斗。在发现自己影子的弱点之前，他始终无法占据上风。后来，无意间他发现贾巴尔眼睛有伤，对光线高度敏感。于是，李小龙将塔楼的窗户打破，让阳光照进来，使贾巴尔无法正视他的攻击，最终，李小龙把贾巴尔勒死了。在扭断贾巴尔的脖子后，李小龙疲惫不堪地爬到最高处，在那里，他大概是发现了塔上的神秘物品。摄影机没有跟随李小龙上去，因为没有拍到麦高芬（MacGuffin）[264]。观众只看到李小龙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似乎被他惊人的发现吓到了。关于最后这件神秘物品，李小龙有很多个想法——武林秘籍或是一面镜子——但最终无法决定它应该是什么。他计划确定之后再拍摄揭秘的戏份。[265]

从动作设计来看，每个层级的打斗都是错综复杂的，独特且引人入胜的。它们充分体现了李小龙在动作设计方面已经是大师级的水准。相比《猛龙过江》而言，他在这部戏中的处理要出色一些，他在轻喜剧和冷暴力之间找到了非常好的平衡点。他那两位愚蠢的盟友充当了笑点，起到了缓和气氛的作用。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李小龙有了明显的进步。

1972年8月下旬至10月中旬，李小龙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继续拍摄《死亡游戏》，主要是宝塔的戏份。他曾努力想要写出一个完整的剧本，并试图邀请几位作家来帮忙，包括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兼编剧倪匡（Ni Kuang），但没有一个人能抽身过来帮他。[266]此时的李小龙正饱受写作障碍的折磨，毫无疑问，一夜成名的压力、纷乱事务的干扰以及外界的诱惑，加剧了他的写作障碍。

大约在1972年，李小龙等待采访中（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二十一章 盛名所累

1971年10月3日，《唐山大兄》上映后，李小龙一夜之间成了东南亚最出名的明星。起初，他还为这一成功激动万分。毕竟，在当了二十多年的电影演员之后，终于实现了成为超级巨星的梦想。李小龙回洛杉矶后跟朋友们吹嘘道：“在香港，我比披头士还要出名。”[267]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名所带来的压力和负担开始让他疲惫不堪。他走到每一条街上都会被人群围观。如果他想去店里买些衣服，商店不得不关门，以免因他引发拥挤。他去餐厅时，人们会把脸贴在窗户上盯着他看。

李小龙在接受《黑带》杂志采访时承认：“最大的损失是你从此没了隐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都在努力追求名利，可一旦你得到了，事情并不如预想的那么美好。在香港，我去任何地方，都被人盯着看，被索要签名。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花很多时间在家里工作的一个原因。现在，家和办公室是最安静的地方。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像史蒂夫·麦奎因这样的明星会刻意避免去公共场所了。一开始，我并不在意自己被曝光，但很快，这变得令人头疼了。”[268]

当《君子》杂志的记者亚历克斯·本·布洛克（Alex Ben Block）问李小龙，名声是否让他的生活有所改变时，李小龙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像是被关进了监狱，就好像是动物园里的猴子。我很喜欢开玩笑，但我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畅所欲言了。但从根本上来看，它并没有让我有什么改变。它不会让我感到骄傲，也不会让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好了，我还是原来那个我，老样子。”[269]

比起没有隐私，更糟糕的是日渐增加的危机感。似乎每个人都想跟他比试一下。有一次，他乘坐一辆出租车，司机转过身来问他：“你想跟我打一场吗？我觉得你功夫不行。”[270]因此，他不再单独在公开场合露面，并雇用了几位信得过的武行来给他当保镖。

一天下午，有位精神不正常的跟踪者翻过李小龙九龙塘的豪宅围墙，跳进那个日式小花园里，李国豪和李香凝正在那儿玩耍。他嚷嚷着要和李小龙比试一下：“你很能打吗？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鉴于李小龙的两位好友杰伊·赛布林和莎朗·塔特被曼森邪教成员残忍地杀死，他对此既害怕又愤怒。“这家伙闯进我家，那是我私人的地方，”李小龙怒气冲冲地回忆道，“我踢他比踢任何人都要狠，狠狠地修理了他一顿。”[271]

自那以后，李小龙要确保他的孩子们随时都有人照看，以保证他们不会被绑架。“小龙非常担心他的孩子们没人陪伴，”琳达说，“在美国，你的孩子可以自己走出家门，但这是在香港。他非常谨慎。”[272]

20世纪70年代初，三合会对香港电影业的参与，并不像后来80年代和90年代那么嚣张，因为邵逸夫垄断了这个行业。可仍有一些黑帮人士躲在聚光灯外的阴影里，虎视眈眈地窥视着。《精武门》大获成功之后，有几位黑帮人士登门拜访了李小龙。“有人站在我家门口，递给我一张20万港元的支票。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回答说，‘别担心，一点儿薄礼，请笑纳。’问题是我根本不认识这帮人，从来没见过面。”李小龙告诉美国杂志《格斗明星》（Fighting Stars），“当有人给你一大笔钱时——就像这样，你不知道该做何感想，很难心安理得地接受。我撕毁了那些支票，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273]

李小龙开始佩戴一条藏有小刀的皮带，这表明他越来越警惕。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徒手格斗传道者开始持械自卫。[274]“他变得非常多疑，”去香港拜访李小龙的詹姆斯·柯本说道，“他让人有一种无法接近的感觉，仿佛有面盾牌在三四米以外将他包围了起来，任何进入该区域的人都会被怀疑，他们必须小心。”[275]

随着李小龙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他接触只能通过他那些儿时的玩伴。因为他们在他成名之前就认识他了，他仍然完全信任他们。除了他的管家胡奀，还有他最亲密也是认识时间最长的朋友小麒麟，他们一起在片场长大。当李小龙听说小麒麟家境困难，入不敷出时，立刻从美国寄钱给他。当李小龙在好莱坞苦苦挣扎时，小麒麟把他介绍给邵逸夫。李小龙在《猛龙过江》中为胡奀安排了一个角色，并提名他为副武术指导，以提高他在演艺圈的地位。他们就是中国人所讲的“老关系”，是永远互相关照的老朋友。

一家名为“星海”的独立电影公司意识到李小龙和小麒麟之间的关系，找到小麒麟，邀请他主演一部电影，前提是得说服李小龙和他一起出演。李小龙拒绝了，他没兴趣在一部质量欠佳的电影中饰演一个小角色，但他不想让自己的老朋友失去这次机会。所以，作为妥协，他同意帮他们设计一些打戏，并亲自帮忙宣传这部电影。

李小龙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片场指导其中的一场打戏，又去出席了《麒麟掌》（Fist of Unicorn）首映前的新闻发布会。[276]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星海公司的制片人用隐藏的摄像机把他参与的过程偷拍下来，并将偷拍内容很拙劣地剪辑到电影正片中，使其看上去像是李小龙也有份出演一个角色。然后，在电影宣传中，大量使用他的形象，甚至声称《麒麟掌》是“李小龙导演”的。当李小龙得知自己被骗后，大发雷霆，直接起诉了该片的制片人。小麒麟声称自己毫不知情。安德鲁·摩根说：“相比小麒麟个人而言，李小龙对自己被算计进去更为愤怒。”[277]

不管小麒麟是否知情，这件事都让李小龙意识到，总会有人不择手段地想要利用他的朋友跟他扯上关系，因此，他对身边的朋友也起了戒心。1972年8月12日，李小龙在给水户上原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朋友——最近‘朋友’都已变成了一个稀缺的词，一个打着友谊的名号可又充满警惕的恶心游戏——我很想念你，想念我们曾经一起简单午餐的日子，想念我们许多欢乐的通信时光。”[278]

无论李小龙走到哪里，都会被狗仔队骚扰。起初，他还能保持耐心，后来，这种关系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有一次，他刚离开电视演播室不久，发现自己被一群狗仔队团团围住了。他摆了几分钟的姿势配合他们拍照，之后，他们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你已经拍了几千张了。”李小龙生气地说道。[279]当他试图逃离人群时，他们把他堵了回去。在推推搡搡的混乱中，他碰掉了一名摄影师手中的相机。第二天，新闻头条大肆报道李小龙殴打摄影师。[280]

习惯了被媒体盛赞的李小龙见到媒体开始炮轰他时，十分震惊，手足无措。“小龙经常因为媒体的负面报道而发火，”他的儿时玩伴、《猛龙过江》的演员陈炳炽回忆道，“他跟我说过很多次，‘我今天不能工作，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报道？’他会大叫一声，然后直接走开。”[281]

除了要面对媒体惯用的攻击名人的手段，李小龙还不得不处理跨国界演员经常会面临的问题：种族的纯洁性。李小龙在电影中所塑造的角色是战无不胜的华人英雄，是自己国民的保卫者。在《唐山大兄》中，他为华工出头，与恶毒的泰国老板作对；在《精武门》中，他捍卫国人荣誉，对日本人的侮辱进行反抗；在《猛龙过江》中，他保护中餐馆不受西方黑恶势力的骚扰。

但李小龙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呢？这个问题在他生前的报道中反复出现——甚至还延伸到他的遗产问题上。他虽然是在香港长大，但他出生在美国，在美国读大学，在美国生活了12年，然后带着一位蓝眼睛的美国妻子和两名混血子女回到香港，粤语已经有些生疏，可说起外国思想来，却又滔滔不绝。

有一名中国记者问他：“你认为跨种族婚姻会面临无法解决的障碍吗？”李小龙回答道：“很多人可能认为它会，但对我来说，这种种族障碍并不存在。如果我说，我相信‘天下所有人’都是宇宙大家庭的一员，你可能会认为我在说大话、做白日梦。但如果有人仍然相信种族之间存在着差异，我会认为他太落后、太狭隘了。不管你的肤色是黑色还是白色，是红色还是蓝色，我都可以毫无障碍地跟你交朋友。”[282]

可惜，这种后种族主义的观点并不能得到多数中国人的认同。他们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后，仍在努力寻求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如果李小龙拒绝做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那么一些媒体就会把他塑造成这样的形象。中文报纸坚持用中文的正式拼法来写他的姓氏“Li”，尽管他已经跟他们讲过多次，应该使用美国的拼法“Lee”。[283]甚至有一家台湾报纸竟然刊登了一篇据说是李小龙本人所写的文章，“李小龙”在文章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尽我的一份责任……我是中国人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我成为美国的华侨，是一种偶然的事情……事实上，因为我是黄脸孔的中国人，我不可以在白人影视剧中出演主角……现在是中国人，永远都是中国人。”[284]

对李小龙中国人身份的焦虑，最终引发了一场关于胡须的全面争论。很少有汉族男性能够长出极为浓密的胡须——即使是稀松的胡须也需要数周的时间才能长成。对于中国人来说，常会由体毛联想到其他事情（中国有一个很流行的笑话：外国人为什么体毛旺盛？因为当我们已经进化成人的时候，它们还是猴子）。由于李小龙身上有欧洲血统，所以他可以长出浓密的胡须。他在美国时没有定期剃须的习惯，因为在那里，没人会在乎这种事。但到了香港，一脸的络腮胡让李小龙看起来像是成吉思汗的堂兄——古装片中蒙古大反派。这提醒了他的中国影迷，他是位“混血儿”。

1972年1月12日，当一家香港杂志刊登了李小龙在机场为家人送行的照片后，他一脸络腮胡的形象让观众大吃一惊。《香港电视日报》（Hong Kong’s Radio and Television Daily）批评他这种形象会对年轻人产生不好的影响，也会对健康的社会秩序产生威胁：

他的花恤衫、五颜六色T恤长裤、波鞋、凉鞋及大皮带，早已令一向讲求身光颈靓的大小明星侧目，但怎么也猜不到这位刚30岁出头的三百万小生竟会留起胡须来。[285]

老实说，满脸胡须的李小龙，确与当年把美国闹得翻天覆地的“嬉皮士”无异，远不及往日俊俏。但信心爆棚的李小龙显然毫不在意，而且还开玩笑预言：香港将从此多了一倍“胡须佬”。此说其实未尝不可，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周围，不是有很多人，特别是后生仔正模仿他的发型、装束甚至小动作吗？一如李小龙所说，外国演员是不会像香港明星般，平日亦以盛装示人，看来香港这个本来已洋气甚重的社会，又会因大名鼎鼎的李小龙而进一步加剧“花旗风”。

另一群受到李小龙西派做法威胁的是他的咏春同门。当他创建截拳道时，李小龙和他的“母拳”彻底分道扬镳了。多年来，他一直对他们隐瞒这件事。直到他准备搬回香港时，他才写信给自己的授业师兄黄淳樑，承认自己的观点过于离经叛道：“自从（19）66年开始认真去练习后（护具、手套etc.），觉得以前的偏见是错了，因此改叫我的心得练出的为截拳道，截拳道只是名称矣，至紧要的还是不要去局部偏见而练，当然我是日日练走，修习工具（拳、腿、摔etc.），日要提高基本条件。拳理虽是要紧，现实的还是重要。”最后，他又很恭敬地将自己在拳术上的成就归功于叶问和黄淳樑：“我是感谢你和师父在港时多多指导我咏春门径，其实是多得你使我多去走现实路。”[286]

叶问称回港的李小龙是“暴发户”，他一回来就立刻跑去师父的武馆，忙着展示截拳道的优势。在那个狭小的房间内，叶问和十几位徒弟正在练拳。其中有些是初次见面，有些则是他十几岁时认识的。李小龙要求找人上来跟他过过招。众人支支吾吾，不敢上前。最后一位师弟在他人怂恿下站了出来。“那个家伙完全搞不清我的路数，”李小龙得意扬扬地跟水户上原讲道，“我不停地打进打出，拳打脚踢，根本不给他恢复平衡的机会。我猜他当时肯定很沮丧。因为如果我不加以控制的话，每一次都能打到他。截拳道对咏春来说，太快了。”下一位师弟表现更差，“我一直在用假动作，他每次都会上当。有一次他没站稳，差点脸部着地。我根本都没碰到他。”

那些师兄们看到两位师弟接连落败后，拒绝再和李小龙交手。“那些懦夫，他们临阵退缩了。我真的很想和他们打一场。”李小龙抱怨道，“我刚开始接触咏春时，正是这帮人给了我一段糟糕的时光。我当时只有15岁，骨瘦如柴，而那些人当时已经是叶问师父的助教了。好吧，我猜他们见识到了，不敢站出来，怕出洋相。”[287]

那天，黄淳樑没有在场，但他听到了人们的抱怨：李小龙让他的师兄弟们很没面子；他声称自己的拳术比咏春好；应该有人好好给他上一课。

《唐山大兄》上映之后，李小龙很激动地给黄淳樑打电话：“我的电影，你看了吗？”[288]

“还没看。”黄淳樑回答。

“我会把电影票寄给你，”李小龙紧跟着说道，“你一定要去看看。我的功夫比以前更好了，而且打斗方式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动作很快，很少有人能碰到我。”

“我对你在功夫方面的进展一无所知。”他的师兄冷淡地回应道。

收到李小龙寄来的两张电影票后，黄淳樑带着自己最资深的弟子温鉴良（Wan Kam Leung）一起去看了这部电影。第二天，李小龙打来电话，像是一位激动且自豪的学生急于得到老师的夸奖：“樑哥，电影看过了吗？”

“看了。”

“现在，我的功夫真的不错了，对吧？我的腿很快，是吗？”

“你的拳打出去很慢，但收回来很快。”黄淳樑毫不客气地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评价。一位咏春拳好手应该出拳快，回收慢。他是在说李小龙出拳无力。

李小龙听后很意外，有点儿受打击，他辩解道：“嗯，你在电影中看到的和现实不太一样。”

“那我们找个时间试试吧！”黄淳樑向李小龙提出了挑战。

可惜，这次约战由于李小龙当时正忙着新电影的拍摄而被推迟了。直到将近一年后，李小龙拍完《猛龙过江》，他才有时间邀请黄淳樑去他位于九龙塘的别墅见面。表面上是为了讨论《死亡游戏》的拍摄——李小龙想让黄淳樑饰演其中一位守关者——但真正的原因是，想看看师弟是否已经超过师兄了。

37岁的黄淳樑带着弟子温鉴良一同前往。李小龙带他们参观完自己的豪宅后，直接去了“练功房”，里面堆满了沙袋、速度球以及各种用于特殊训练的器械，比如他的电刺激肌肉训练仪。李小龙把各个器械的训练方法逐一演示了一遍。比如，他把一个网球用鱼丝线吊起来，大约在与眼齐平的高度上，侧身起腿，连踢三次，球是不规则晃动的，而且他的腿始终没放下来。踢完最后一次，他又顺势用脚钩起挂在椅子上的一条毛巾，拿过来擦去脸上的汗。

李小龙很得意地转向黄淳樑，准备接受他一年前的挑战：“好吧，让我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你想试试刚才那些动作吗？”

“如果只是切磋，没问题。如果是比武，那就算了吧。”黄淳樑说道。为了保护对方，先制定规则，再进行切磋，他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不会参与没有任何规则的打斗，就像李小龙和黄泽民那样。

“没问题。”李小龙接受他的建议。

两人开桩对峙。黄淳樑当时穿了一件长袖梦特娇衬衫，李小龙穿着一件T恤。李小龙以右侧置前的姿势站立，重心偏向左腿，右脚放松踮起，伺机准备起腿，右拳置于腰间。两人对峙很长时间，都特别谨慎，谁也不想因着急而犯错。突然，黄淳樑主动发起进攻，以右脚踩向李小龙的膝盖，这是咏春拳典型的开场动作。李小龙显然预料到了这一点，立即后退一步，紧接着以右拳自外门向黄淳樑打去。黄淳樑右脚踩空之际，顺势上步，以左手变为摊手，挡开来拳的同时，以右手标指插向李小龙的喉咙。虽是如此，由于李小龙的出拳力量大、速度快，在被黄淳樑以摊手消去大部分力量之后，仍然打中了他左肩和锁骨的中间部位。

“樑哥，虽然你很聪明，先制住我前脚，但是我直拳先打中你的，你说是不是？”李小龙调侃道，“我们再试过。”

这一次，李小龙改变策略，轻松地跳动起来——如同跳舞一样，就像他在电影中做的那样。他快速打出几记右刺拳，逼得黄淳樑一再后退格挡。几次躲闪过后，黄淳樑开始反击，左拳打向李小龙的胸口。李小龙拍开来拳。黄淳樑料想他会这么做，直接把左拳回收，右手标指再次打向李小龙的咽喉。与此同时，李小龙以右掌轻轻拍到了黄淳樑的脸上。紧接着，黄淳樑的标指轻轻点到了李小龙的喉咙。

李小龙跳回来，说道：“樑哥，其实是我先打到你的，你觉得呢？”

“别太当真了，”黄淳樑笑了笑，“谁先打到谁并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击中的力度。你是对的，你先打到我了。可是，我的摊手已经把你的力量消掉一大部分了。讲真的，如果你以全力打到我身上，我肯定承受不住，但如果你的力量大打折扣，对我来说就不妨事。问题是我的手打中了你的喉咙。你肯定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动起手来，谁会伤得更重。”

短暂交流过后，李小龙停止用手，开始使出他那高超的腿法。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两人继续点到即止地切磋以及肆无忌惮地打趣。他们结束后，李小龙邀请黄淳樑和他的弟子温鉴良去了太子道（Prince Edward Road）附近的咖啡厅。

“樑哥，你的手上功夫真好。如果我退得不够快，我就输给你了。”李小龙笑着说，“幸运的是，你太慢了。”

“你的腿法非常出色，”黄淳樑反唇相讥道，“如果你的脚能碰到我就好了。”

两人继续互开玩笑，他们转向温鉴良，询问他的看法。“你们不相上下。”他很委婉地回答。[289]

40年过后，温鉴良不需要像当初那么圆滑了。“如果让我选到底谁赢了，我会说李小龙赢了。”他笑着说道，“老实讲，如果李小龙用尽全力跟我师父打，我师父肯定会倒下的。李小龙的腿真的很有力。我想没有人能扛得住他一脚。喝完咖啡后，李小龙和我师父握手告别。李小龙跟我师父讲，让他有空时再去找他。回到武馆后，我师父脱下衬衫让我给他擦药。他的手臂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幸亏我师父穿着长袖衬衫，所以李小龙没看到他身上的瘀伤。”[290]

李小龙和黄淳樑闭门切磋过后，关系仍然很好，李小龙看似为他的失礼行为得到了“报复”，但并不是每位咏春门人都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当李小龙在香港电视台宣传《猛龙过江》时，有人问他，对传统功夫怎么看？李小龙回答道：“如果一位武术家想要在格斗中寻求真理，僵死的传统形式并不能把他束缚住。如今，中国武术家的训练方法就像是在陆地上教人游泳。”[291]很多咏春拳的拥趸认为这是在公开打脸，同时也是一种经济上的威胁。武术教学本就是一门利润率很低的苦差事。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学生离开他们的传统师父，转投截拳道门下，都会让很多武馆被迫关门。

香港《星报》（The Star）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据说是叶问的儿子叶准写的，讲述的是李小龙十几岁时学功夫的事情。在文章第四部分，叶准写到他看到年轻的李小龙在训练时因技术不过关而被对方击倒。可是，该故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错误，叶准在青少年时期从未和李小龙一起训练过。他直到1965年才来到香港，当时，李小龙已经移居美国多年了。

李小龙认为这篇文章是一种公开的侮辱，于是怒气冲冲地找到叶准当面对峙，询问他见报的那些文字是否出自他的手笔。叶准予以否认，并指责代笔的记者。李小龙又找到那位记者讨要说法。

作为香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巨星，李小龙自然是《星报》重点报道的对象。该报的创办人兼总编辑曾竞时（Graham Jenkins）是一位澳大利亚记者，与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一样顽固。他紧接着发表了一篇后续报道，假意以愤怒的口吻讨伐李小龙，称李小龙威胁该报的线人，逼迫他更改报道的内容。[292]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抹黑李小龙，让李小龙看起来像是个流氓恶霸。这更加激怒了李小龙，他以诽谤罪起诉《星报》。安德鲁·摩根说:“李小龙的逻辑是，如果你不登报道歉，事情就会一直继续下去。”[293]它确实一直继续下去了。公牛被激怒后，它的犄角会不停地挑动。《星报》很得意地报道这起诉讼。[294]

随着争论的加剧，其他报纸也开始加入，竞相报道李小龙不尊重自己的师父叶问，导致叶问对李小龙的表现很生气，并引用咏春门人的话来回应李小龙的无礼行为。在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中，孩子、学生和弟子应该孝敬父母、尊敬老师，忠于师门。由于李小龙公开提倡个人自由、反对传统，因此在思想上被认定为与叛逆青年是同一阵营。与叶问不和的传言成了整个社会动荡的一种缩影。保守派媒体在《精武门》之后，将李小龙奉为中国英雄，现在则报道他太过西方、太过现代，不够中国化。

李小龙正在经历一场相当老派的公共危机：一连串的负面报道正在损害他的个人形象。愤怒和报复并未能阻止这种事情持续发酵——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李小龙的强势回应只是让情况变得更糟。所以，多次强调格斗中的适应性的李小龙转而使用另一种方式，也是他身为演员最大的优势：个人魅力。事实上，李小龙非常尊重叶问，而且叶问也特别喜欢这位“暴发户”。不管他在公开场合对传统武术有多么尖锐的抨击，李小龙对叶问本人都很有礼貌，也特别关心。无论叶问对李小龙所发表的有关传统武术的评价是否完全赞同，他都足够聪明，意识到有这位亚洲最著名的功夫巨星作为自己的弟子，为他撑门面，对他来说绝对是件好事。为了平息不和的谣言，李小龙邀请叶问在九龙公园附近的一间茶餐厅饮茶（下午茶和一些点心）。

他们吃东西时，李小龙微笑着问师父：“您还认我这个弟子吗？”[295]

叶问快速回复道：“你还认我这个师父吗？”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吃完后，李小龙说：“师父，我们很久没有一起散步了，一起走走怎么样？”他们走在繁华的弥敦道上，所有公众都能亲眼看到他们师徒二人关系非常融洽，打破了不和的谣言。[296]

一场自然灾害让李小龙重新树立了他身为中国人民保卫者的形象。1972年6月18日，因连日暴雨，导致宝珊道（Po Shan Road）附近发生毁灭性的泥石流，造成67人死亡，20人重伤，两栋建筑被毁。香港电视剧借鉴美国的电视节目，首次播出了24小时的名人慈善节目《赈灾义演》。以李小龙为核心，共筹得资金700万港元。节目中，李小龙让小国豪上台，表演击破木板。此外，他还为本次活动捐赠了一万港元。这一切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李小龙是一位自豪的中国父亲，在人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他的慷慨赢得了新闻媒体的赞誉。

如果不是因为另一件不幸的事，李小龙的魅力攻势可能会自此压制住所有的负面报道。1972年12月2日，叶问去世，李小龙未能出席葬礼。3000年来，丧葬仪式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缺席师父的葬礼就等于直接在唾弃他的过去。媒体开始炮轰李小龙。甚至出现了一张广为流传的漫画，上面画着李小龙在叶问的灵位前说：“对不起，师父，我忙着挣钱，没时间出席您的葬礼。”

媒体随意找来一众咏春门人批评李小龙是一位数典忘本的叛徒，比起传统的中国伦理道德，他更在乎的是自己的名声。李小龙的一位师兄说道：“至于师父谢世，李小龙竟未露面，令人费解。今天李小龙是截拳道宗师及电影红星，要到殡仪馆，也许有点不便吧！”另一位师兄也指称：“人已死了，本着我国固有的礼教道德，无论如何也应该表示一下的。”[297]

就连与他关系要好的授业师兄黄淳樑也在接受采访中说道：“这趟师父过世，他未做任何表示，是非曲直，自有社会人士及武术界中人公论。但我觉得，一个人应该重视‘本’，无论你今日有了多大的成就，也不应该忘本！因为你今日开山立派，盛极一时，但你的武功基础仍脱不了原来的范畴。话说回来，李小龙今趟做法，或有他自己的苦衷和尴尬情况，不过若有本心，无论如何也应该到场的，他全然没有表示，自是失礼于人。的确，一个人能做到富贵不矜骄的确是不容易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有的批评都是围绕一个问题展开的，为什么李小龙没有出席叶问的葬礼。他根本不知道师父已经去世了。叶问当时只是一位名声不太大的武术老师，他的死讯只会登在中文报纸上，而李小龙很少看中文报纸。他唯一知晓的途径只能是通过他以前的师兄弟，然而，他们故意没告诉他。“你知道吗，那群家伙就住在城里，他们竟然不通知我，”李小龙私下对朋友很气愤地说道，“该死的，他们的忌妒心也太强了吧！三天后，我才知道师父的死讯。我真的很难过，同时又很失望。”[298]叶问的儿子叶准最终也承认了这一点：“家父刚谢世，我曾拿出电话簿想打电话给李小龙，但被人劝阻，我也就作罢。”[299]

咏春门人高明的报复手段，让人不得不佩服。李小龙已经开宗立派，且公开批评传统功夫，这让他们颜面尽失。叶问过世后，他们故意不告诉他葬礼的事情，让他在公众面前丢脸。李小龙无法公开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他和昔日咏春师兄弟们的关系有多么糟糕。

李小龙为了缓解危机，更是为了真实地表达自己对师父的尊重之情，在知道消息后，立刻赶去送上了自己迟来的敬意。在头七那天，人们会在死者家中守灵，因为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会在这一天回来探望家人。守灵的时间定在晚上8点，但李小龙7点钟就到了，他是第一个到师父家的人。

他为自己未能出席师父的葬礼，谦卑地向叶准以及叶问的其他家人道歉。[300]

成名后的所有压力——持续不断的媒体骚扰，老朋友的暗箭伤人，对自己和家人安全的担忧——这一切都让李小龙怀疑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这时，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来。他在过去7年间不懈努力追求的目标，终于有机会实现了。华纳公司来电，提出要让李小龙主演他自己的好莱坞动作电影。

1973年2月，《龙争虎斗》中李小龙与成龙剧照（图片来源：Photofest）

第二十二章 龙争虎斗

尽管华纳此前拒绝了《凯尔西》那个关于曼丹部落的电影项目，但制片人弗雷德·温特劳布仍然相信李小龙的电影具有商业潜力。李小龙回香港之后，弗雷德·温特劳布和他的合伙人保罗·海勒在华纳公司的片场成立了一家制作公司，名为红杉影业（Sequoia Pictures）。弗雷德·温特劳布曾向李小龙询问一些电影案例以学习借鉴，准备下一步在好莱坞推广功夫电影。当李小龙给他寄去《唐山大兄》后，他知道自己押中了。除了李小龙的银幕表现，还有那些票房数字。弗雷德·温特劳布确信，他可以拍摄一部高质量的电影来吸引西方观众，其制作成本将通过预售东亚海外市场（新加坡、泰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版权获得。

弗雷德·温特劳布和保罗·海勒找到华纳兄弟公司远东发行业务部的负责人马迪克（Dick Ma），他是华纳唯一一位亚裔美国高管。[301]到这时为止，好莱坞曾将电影发行至华人内地市场，但从未与香港有过合作。马迪克一直在关注邵氏和嘉禾的发展，看到他们取得的成绩后，他强烈支持好莱坞与香港合拍第一部电影。这一想法，在当时来看十分激进。在马迪克的鼓励下，弗雷德·温特劳布和保罗·海勒写了一个长达17页的故事。讲述了三位主演（一位白人和他的黑人朋友，又找来一位中国人）共同前往韩先生的小岛，参加韩先生举办的武术比赛，捣毁了他的毒品交易，并将大批被关押的奴隶解救了出来。

他们把这个故事取名为《血与钢》（Blood & Steel），并将其推荐给华纳总裁泰德·阿什利。他很感兴趣，但也特别谨慎。电视剧集《功夫》已经播出，尽管在评论界被一致叫好，但并没能拿到收视率冠军。他不太确信美国观众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位中国人在电影中担任主角了。1972年7月，李小龙拍摄《猛龙过江》的间隙，泰德·阿什利给他打去电话，试探他对这个项目的兴趣。电话交谈过后，李小龙给泰德·阿什利去了一封信，继续讨论这个项目，并在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你需要我大过我需要你：

亲爱的泰德：

近期，香港将是我的发展重镇，我的电影在这里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以往的票房纪录……如果华纳能为我开发一些特殊的东西，我确信我独特的动作风格会让他们喜欢的……

现在我已经衣食无忧了，有人给我提供了最好的工作机会。泰德，我现在已经是华语电影中的头号巨星了，这是非常有趣的体验。无论是在名誉上，还是在财富上，我的意思是以任何标准来衡量，我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在我看来，坦率地说，我的感觉是，这个中国人肯定会打入美国市场，无论是以哪种方式，我确信。希望你认真、公正地考虑一下，事情如能促成，对你我双方都有好处。[302]

泰德·阿什利并不是靠盲目冲动当上华纳总裁的，一贯行事谨慎的他同意开拍这部电影，但只给弗雷德·温特劳布提供25万美元的制作经费。这是一笔小钱——同样在1973年开拍的《驱魔人》（The Exorcist）预算是1100万美元。身为项目发起人和中间人的弗雷德·温特劳布决定要促成此事，但他知道至少需要50万美元才能开拍，于是他希望说服邹文怀入股，由他出资25万美元，可以获得一半的利润分成。10月中旬，弗雷德·温特劳布飞往香港与邹文怀就此事进行商谈。

当弗雷德·温特劳布不在的时候，保罗·海勒聘请了新手编剧迈克尔·阿林（Michael Allin）来对剧本进行加工润色。[303]据保罗·海勒说，剧本的创作灵感来自他年轻时最喜欢的一部漫画《特里与海盗》（Terry and the Pirates）：“这部漫画与中国、东方、神秘以及龙女有关。”[304]但据对功夫和香港一无所知的迈克尔·阿林介绍，剧本中他贡献的内容更多一些：“我从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中借鉴了一些内容，算是对他的致敬。”[305]最终成文的剧本只有85页，体量不大，仅用了三周的时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跳过了所有动作戏，他在那些空白的地方写着：“此处由李小龙先生负责。”

到了香港，弗雷德·温特劳布就没那么顺利了。每次他准备签合同时，老谋深算的邹文怀都会找到恰当的理由避开他。为了保证自己这笔25万美元的投资不会亏本，邹文怀不断要求越来越多的海外发行权，几乎一周争取一个：新加坡、泰国、中国台湾。一再做出让步之后，筋疲力尽的弗雷德·温特劳布终于意识到，邹文怀是在恶意讨价还价，他担心如果电影拍成，好莱坞会抢走李小龙，那可是他的摇钱树啊，他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一再推托。弗雷德·温特劳布在香港的最后一晚，约了邹文怀和李小龙在一家日本餐厅共进晚餐。李小龙在餐厅露面的消息迅速传开，引来了成千上万的狂热影迷。“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306]弗雷德·温特劳布说道，“‘小龙，我明天就走了，很遗憾我们不能达成合作。太可惜了，邹文怀并不想让你成为国际巨星。’邹文怀被突如其来的话吓到了，沉着脸、恶狠狠地盯着我。那一刻，他知道自己输了。李小龙说，‘签合同吧，邹文怀。’”

站在邹文怀的立场，他坚称自己一再推托纯粹是谈判的策略：“小龙和我把整件事都分析过了。我们想要的是公平交易。对于一家独立电影制作公司来说，要想和华纳兄弟这样重量级的公司达成真正公平的交易，是非常困难的。”[307]

在好莱坞功夫电影中出演主角一直是李小龙梦寐以求的事，如今终于要实现了，为此，李小龙暂时把手头的《死亡游戏》搁置了。“这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安德鲁·摩根此时已被提升为嘉禾公司的副制片人，“因为这会让李小龙有时间来构思故事情节。”[308] 1972年10月29日，李小龙飞往洛杉矶，参与起草合同的细则。华纳兄弟给他安排了一间比弗利威尔希尔酒店（Beverly Hills Wilshire Hotel）的豪华套房。

顺利入住酒店后，李小龙立即给他所有的老朋友打电话，邀请他们到他入住的酒店套房里见面。成功的乐趣，有一半是炫耀。他期待已久的一个电话是打给史蒂夫·麦奎因的。可惜他打过去时，史蒂夫·麦奎因不在家，他留了口信，让史蒂夫·麦奎因给他回电话，电话可以直接打到威尔希尔酒店。史蒂夫·麦奎因知道李小龙想要借机炫耀，故意没回电话，而是寄来了一张自己10寸的签名照，上面写着：“献给李小龙，我最大的影迷，史蒂夫·麦奎因。”一连几天，史蒂夫·麦奎因都不接李小龙的电话，他知道李小龙收到签名照后，会气得跳起来的。“那个胆小鬼，他知道我要告诉他什么，所以他躲起来了。”[309]李小龙跟朋友抱怨道。当他们终于见面后，李小龙半认真地喊道：“史蒂夫，你这个卑鄙小人，我现在也是明星了，而且是电影明星！以后你少寄这些东西给我。”[310]史蒂夫·麦奎因哈哈大笑起来。

安顿下来之后，李小龙要求与美国制作团队见面。在美国，一部电影预算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参与人员的从业经验。导演罗伯特·高洛斯此前只拍过两部长片[311]，他被选为导演是因为“我们可以用低到离谱的价格请到他”，这是弗雷德·温特劳布的说法。李小龙发现高洛斯为人低调、沉默寡言——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善于听取李小龙的建议。所以，他同意启用高洛斯，但对编剧迈克尔·阿林不太满意。

整个香港制作团队对剧本持保留态度，原因有很多，包括某些场景的制作成本以及电影中对中国人陈旧的刻板印象。李小龙最担心的是美国人在拍摄并剪辑这部电影时，会把剧中的白人剪成主角，把自己剪成配角。剧本已经定稿，三位不同种族（他们过去常说“国际化”）的主角共同主演，因为制片人认为美国观众不太能接受一部由相对不太知名的中国演员做唯一主角的电影。按照标准的好莱坞叙事模式，对任何事情都无所畏惧的黑人威廉士（Williams）成了片中第一个也是唯一被杀死的主角。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李”（Lee），形象过于单一，自始至终都是一位身手敏捷的高效杀手。只有白人鲁柏（Roper）在角色塑造上有所变化。一开始他是一位愤世嫉俗的街头混混，当得知他的黑人朋友威廉士被残忍地杀害后，他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身上的正义感和英雄本性开始发挥作用。李小龙基于以往的经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华纳会在格兰岱尔市（Glendale）试映过后，根据郊区观众的口味对电影进行重新剪辑，把鲁柏剪成青蜂侠，把李变回加藤。

李小龙第一次见到迈克尔·阿林时，对他说：“我们得谈谈了，兄弟！”“我两人立场随时听您吩咐！我随时听您吩咐！”[312]李小龙想要谈谈的场景是在墓地那场戏。他的角色“李”在墓地对着姐姐的墓碑说话，他的姐姐被韩先生的保镖杀害了。李向姐姐承诺，会为她报仇。迈克尔·阿林在剧本里为这场戏安排了一个正在清扫树叶的聋哑老妇人。“为什么镜头要转到那位老妇人身上呢？我想站在那儿跟我姐姐说话，为什么会有人从我这儿抢戏？”

迈克尔·阿林犯了一个新手编剧常犯的错误，他应该立即同意明星的建议（你不喜欢老妇人的戏？拿掉她！），可是他开始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这是非常巧妙的一个片段，我真的很自豪。”

当迈克尔·阿林试图解释将老妇人设定为聋哑人的寓意时，李小龙突然兴奋起来：“啊，我明白了。她在打扫落叶，就好像我接下来要去清除坏蛋一样。”

“你说对啦！”迈克尔·阿林哭笑不得，“好吧，李小龙，事情就这样——是的，是的！就是这么演的。你的潜台词是，‘我现在得走了，因为我要去清除坏蛋。’”

“对的，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场戏！”李小龙欢呼起来。

迈克尔·阿林很高兴能从一位多管闲事的演员手中保住这场戏，但李小龙经常生气，因为很多时候，迈克尔·阿林不按他的要求做事。李小龙没再多跟他纠缠，而是直接去找了弗雷德·温特劳布，并声称：“要么他走，要么我走。”弗雷德·温特劳布选择站在李小龙这边，但他并不打算真的把迈克尔·阿林解雇掉。为了降低成本，弗雷德·温特劳布承诺安排迈克尔·阿林去香港旅行，以代替剧本薪酬。弗雷德·温特劳布是位成功的制片人，深谙阳奉阴违之道，他告诉李小龙，迈克尔·阿林被解雇了，但他从未跟迈克尔·阿林讲过，李小龙想要解雇他。

有关合同的协商，同样存在争议。李小龙在片酬上做了让步，但对剧本改编和动作编排方面，寸土必争，极为执着。为了让观众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角，不至于混淆，李小龙还要求将电影名称从《血与钢》改为《龙争虎斗》（Enter the Dragon）。弗雷德·温特劳布提到过:“由于李小龙非常固执，主意颇多，他所提出的要求又僭越演员应有的职责，并且干涉到制作的细致分工，侵犯了制片人和导演的权益，所以华纳立场强硬的一些高层曾一度建议我找人替掉李小龙。”[313]

在李小龙离开洛杉矶之前，双方未能达成最终协议，合同没签成。但李小龙显得毫不在意，似乎是因为接连三部电影大卖而自信心爆棚。从那天他对开车送他去机场的朋友秦彼得所说的话中可见一斑：“《无音笛》被拒时，确实有山穷水尽之感；但今日不同往日，只要我讲一句，至少有十家公司抢着跟我拍电影。所以，这趟不是我的损失，是华纳看走眼了。”[314]

事实证明，李小龙是非常有把握的。他人还没到香港，泰德·阿什利就发来了一封电报，说华纳会考虑李小龙的建议，一周后将带着新的报价过来。1972年11月23日，几经修改之后，李小龙终于跟华纳签订了合同。电影于次年1月开拍，周期80天。李小龙将负责所有动作戏的编排，但华纳拒绝交出剧本改编权，他们回避了这一问题，仅是同意在开拍前会派导演和剧本指导来香港，让李小龙能有时间与他们提前沟通，如何让这部电影同时吸引西方观众和华人观众。华纳坚持将电影命名为《血与钢》。李小龙认为他可以晚些时候再讨论这个问题，并且相信在就剧本进行修改的问题上也不会有太大困难——毕竟，制片人之前已经同意了他的要求，解雇了最初的编剧迈克尔·阿林。

所有演员都是低片酬出演。另一位非裔美国演员罗克尼·塔金顿（Rockne Tarkington）觉得片酬过低，临时退出，新人吉姆·凯利（Jim Kelly，港译为“占基利”）在最后一刻顶上，出演片中以杀戮战警夏福特（Shaft）为灵感而写成的角色威廉士。他也指责制片人给黑人演员的片酬过低。“我们是色盲，”弗雷德·温特劳布开玩笑地说道，“我们给每个人的薪酬都不高。”[315]

李小龙本打算邀请查克·诺里斯出演韩先生的保镖敖家达（O’ hara），但被拒绝了。对于自傲的诺里斯来说，在一部电影中被李小龙痛打已经足够了。

他曾发誓，除非他出演主角，否则他永远不会再参演任何一部电影。

为了激起查克·诺里斯的好胜心，李小龙刻意说道：“如果你不演这个角色，我就把他给鲍勃·沃尔了。”

“鲍勃会演得很好的，他很适合这个角色。”查克·诺里斯回复道。[316]

唯一一位片酬较高的演员是出演鲁柏的白人约翰·萨克松（John Saxon，港译为“尊萨逊”），约为4万美元。其他主要角色由鲍勃·沃尔（敖家达）、吉姆·凯利（威廉士）和李小龙（李）分担了，弗雷德·温特劳布至少还需要一位能够让西方观众叫得出名字的演员来撑场面，而且约翰·萨克松也练过空手道。[317]约翰·萨克松的经纪人认为，这是一部由“不知名的中国演员参与的不入流的电影”。[318]弗雷德·温特劳布向约翰·萨克松承诺，他会是这部电影的绝对主演，于是约翰·萨克松才被说服，启程飞往香港。[319]

华人角色的挑选则明显没那么多顾虑。在好莱坞看似微不足道的角色，在香港却能创造数不清的财富。这是好莱坞与香港最大牌的明星“小龙”联手打造的第一部好莱坞合拍片，想要上戏的演员数不胜数。热门电影《合气道》（Lady Kung Fu）的女主角茅瑛很高兴出演剧中李小龙的姐姐苏琳（Su Lin）。苏琳为了不被熬家达及其手下侵犯，选择了自杀。杨斯是一位刚刚崭露头角的演员。[320]石坚（Shih Kien）因在一系列香港最受欢迎的黄飞鸿电影中饰演反派而闻名，他被李小龙选定出演剧中单手撸猫的大反派韩先生。这一选择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李小龙想借此向华人观众表明，自己是黄飞鸿在新时代的继任者。

其中，最有争议的角色是美玲（Mei Ling）。她是李在韩先生岛上的线人。李小龙答应把这一角色让丁珮来演。他俩的关系这次变得更加认真了。丁珮甚至租住在李小龙九龙塘豪宅附近的一套公寓内，从她住的地方到李小龙家，步行只需15分钟。当被问及她是否故意搬去那里时，她笑着说：“这只是个巧合。”[321]

1972年12月，制片人保罗·海勒和导演高洛斯抵达香港，与全体剧组成员一同前往浅水湾（Repulse Bay）看景，李小龙邀请丁珮同行。午餐时，她坐在保罗·海勒旁边。“他叫我龙女，”丁珮说，“每个人都知道我是李小龙的女朋友。”[322]《龙争虎斗》的副导演张钦鹏回忆时提道：“丁珮跟保罗讲，李小龙多么有才华，一直说个不停，对李小龙赞不绝口。”[323]

然而，第二个星期，李小龙改变了主意，把这一角色交给香港流行歌手钟玲玲（Betty Chung）来演。由于这只是一个台词并不多的小角色，不清楚为什么李小龙不想让他的女朋友来演。或许是他认为太不值当了。丁珮拒绝为此做出解释：“很难说。这太费精力了。”[324]

先是在《猛龙过江》中输给苗可秀，之后又在《龙争虎斗》中输给钟玲玲，丁珮心有不甘，为此和李小龙大吵一架。最后，李小龙被迫无奈，和她提出分手，禁止她再去嘉禾片场。丁珮伤心欲绝，情绪低落。一天晚上，她吞下一大把安眠药后，打电话给她母亲诉苦。一辆救护车火速将丁珮送往伊利沙伯医院（Queen Elizabeth Hospital）。丁珮的母亲怒气冲冲地去嘉禾质问李小龙。当她大声嚷嚷女儿试图自杀时，嘉禾的管理人员出面制止了她，并把她赶了出去。[325]他们认为她是在为女儿失去好莱坞大片的演出机会而制造宣传噱头。似乎他们是对的，因为丁珮的母亲随后就邀请记者进入女儿的病房采访。丁珮没有回答任何提问，但同意他们拍照。1972年12月23日，《新灯日报》（New Lantern）刊登了题为“丁珮昨天否认企图自杀”的头条文章，文章写道：“丁珮错误用药后，连夜送进医院洗胃。她戴着墨镜，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只让记者拍下了她面带苦涩的笑容。”[326]

报纸上没有提及李小龙的名字，但他还是得知了这个消息。每个人都在议论这件事。他远在美国的朋友水户上原听到了这个消息，问李小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愚蠢的女孩儿吃了几片药，说她爱上我了。如果不能得到我，她就会自杀。”李小龙直言不讳地说道，“见鬼，在这种情况下，我什么都不能做。疯狂的人太多了。”[327]

1973年1月，约翰·萨克松抵达香港的第一天，李小龙邀请他去家中做客，并提出想看看他的侧踢。约翰·萨克松站在屋子中间，踢了几脚，觉得自己有点傻。

“还不错，”李小龙说，“现在让你见识一下我的。”

就像他以前多次做的那样，李小龙递给约翰·萨克松一个盾形脚靶，让他抵在胸前，又在他身后一两米远的地方放上一把椅子。然后，李小龙轻松地跳了几下，一个垫步侧踢狠狠地踢在了脚靶上。约翰·萨克松直接向后飞了出去，摔在椅子上，把椅子砸坏了。他愣了好一会儿，李小龙满脸担心地跑过来，把他扶起来。

“别担心，”约翰·萨克松说，“我没事儿。”

“我不担心你，”李小龙说，“你把我最喜欢的椅子砸坏了。”

从那一刻起，约翰·萨克松就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是这部电影的主演。[328]

李小龙对于剧本同样步步紧逼。他并不认为《血与钢》会有可能成为一部佳作，这充其量只是一部小成本的二流山寨作品。他想借这部电影踢开好莱坞的大门，表现他的能力——这是一个展示作品以及个人说明。“这本该是他的第一部国际电影，一个预算更大、场景更好、打戏更多的大制作。”安德鲁·摩根说。[329]李小龙担心即使目的相对简单，最终成行的作品还是不够好。所以，他开始要求弗雷德·温特劳布对剧本进行大量修改。然而，李小龙不知道的是，弗雷德·温特劳布偷偷把迈克尔·阿林带了过来，安排他住在凯悦酒店（Hyatt Hotel），并提醒他要低调，注意避开剧组演员。于是，以弗雷德·温特劳布为中间人，李小龙在不知不觉中又一次跟迈克尔·阿林就剧本发生了争执。

无法按他的要求来修改剧本，李小龙在开机第一天就撂挑子不拍了，接连三天都没露面。对于一部预算少得可怜的外景电影来说，这简直是雪上加霜。弗雷德·温特劳布一边安排导演高洛斯出去随机拍些香港的空镜头，一边安抚华纳高层，让他们放心，一切进展顺利。然而，当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后，他们给李小龙寄去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电影剧本。李小龙去见了高洛斯，这是他目前可以信任的人，跟他讨论《血与钢》是否要终止拍摄。弗雷德·温特劳布威胁华纳高层，如果他们继续干预，他就直接走人。

“这部电影是否足够出色？小龙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想让它更中国化，而不是更美国化。”琳达说，“他当然有时会心烦意乱。某个片刻，他会很兴奋，准备出发。十分钟后，他会对这一切感到深深的沮丧。我有时不得不给他打气，让他振作起来。”[330]

双方磨合了12天，最终达成了共识。弗雷德·温特劳布同意用更多的篇幅进行倒叙，交代李的姐姐被韩先生的保镖敖家达杀害的全过程。此外，李小龙还被许诺可以自行导演一幕开场戏，把他塑造成一位少林俗家弟子。除了担心美国人会把电影重新剪辑，让约翰·萨克松成为主角，李小龙还非常担心中国影迷会如何看待这部电影。美国人把李小龙定位成中国的詹姆斯·邦德，在他们看来，这没有任何问题。但对香港华人来说，詹姆斯·邦德是英国特工，代表的是英国。在李小龙的成长过程中，香港警队执法不公、贪污腐败，导致普通香港民众对警察的憎恨远超过英国人。在最初草拟的剧本中，英国特工裴理伟（Braithwaite）雇用李去逮捕韩先生，尽管韩先生是邪恶的大反派，但他是中国人。李小龙担心他的影迷会认为他是英国的走狗，因为他逮捕了自己的同胞。所以，李小龙极力争取对剧情进行调整，将这一情节改为英国特工找到身为少林俗家弟子的李，恰好李要为自己的姐姐报仇。于是，李小龙再次饰演了一位中国英雄，为家人复仇，保国民平安。

李小龙到达片场后，拍摄的第一场戏，是他与女演员钟玲玲（饰演美玲）之间的简单对话。李小龙长期抵制拍摄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从他脸上可以看得出来——表情僵硬，神情木讷。据说拍了27条才有所好转。终于可以正式开始拍摄了。

1973年1月3日，迈克尔·阿林飞抵香港，入住凯悦酒店，在房间内修改剧本，因为他被告知片场没有他的位置。有一天，他正在酒吧小坐，高洛斯走进来，对他说：“你必须得离开这儿。”

“为什么？”迈克尔·阿林疑惑不解。

“我要和李小龙在这儿开会，不能让他看见你。”

“为什么？我在这儿消费了，我住在这家酒店，凭什么赶我走？这儿要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都不会发生。你只要躲得远远的，就行了。”高洛斯不愿意多做解释。于是，迈克尔·阿林挪到一个角落里，远远地看着李小龙、琳达和高洛斯在那儿开午餐会议。

两周后，迈克尔·阿林在一张中文报纸上看到了自己、高洛斯以及李小龙的图片。他把这篇报道拿给在酒店结识的公关人员，请她代为翻译文章内容。

她看完后，平静地对迈克尔·阿林说：“我不想告诉你。”

“不行，我们是朋友，请你告诉我吧！”迈克尔·阿林恳求道。

“文章说李小龙让这位美国编剧滚回老家了。”

李小龙努力地向华人影迷保证，他并没有出卖自己。这部好莱坞大片是他在负责的，并不是美国人在主导。他向中文媒体讲述了他是如何让制片人把编剧解雇的故事。

迈克尔·阿林终于意识到为什么他会被要求待在房间里，不让李小龙看到了。他既苦恼又气愤，决定去澳门走走，给自己放一天假，散散心。周六早上，他前往天星码头（Star Ferry Terminal）。

可惜，造化弄人。就在那天早上，李小龙决定去嘉禾了解一下《猛龙过江》的市场宣传做得怎么样了。他穿着天鹅绒西装和厚底鞋，也去了天星码头，想看一下他的电影海报是不是已经贴墙上了。

迈克尔·阿林先看到周围乌泱泱的人群，接着认出了背对着他的李小龙。既然碰上了，就准备上前打个招呼，刚好李小龙转过身来。

“迈克尔！”李小龙惊叫起来，看到他出现在这里，感到很震惊。

“小龙。”迈克尔·阿林回应道。

李小龙走到他面前，用手指着他的脸，叫骂道：“你个混蛋！”李小龙马上要发火儿的样子。人群在一旁看热闹，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小龙，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迈克尔·阿林回了一句，让剑拔弩张的局势缓和了下来，然后匆匆离开，赶着去乘坐开往澳门的水翼船。[331]

李小龙气疯了，他已经告诉媒体把编剧解雇了，如果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该怎么办？太丢脸了！更让人生气的是，他被骗了。他怒气冲冲地走进嘉禾的办公室，指责他们对他撒谎。“我们都跟他讲，‘不可能，真的吗？他在香港？你确定是他吗？’”安德鲁·摩根回忆道。[332]当李小龙去逼问弗雷德·温特劳布时，气得跳到一个苹果箱子上，恶狠狠地盯着弗雷德·温特劳布的眼睛，并用手指着他的脸，以中英文直接开骂，像是在表演，但所有人都清楚，这条龙真的在咆哮。李小龙发怒时的样子很可怕，但他有足够强的克制力，没有对弗雷德·温特劳布动手。他明确表示电影结束了，他气冲冲地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把自己锁在书房，并打电话给华纳，通知他们，他要退出，不拍了。[333]

那天晚上，迈克尔·阿林回到酒店，发现弗雷德·温特劳布在酒吧喝闷酒。“这是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次看到他喝醉。”迈克尔·阿林回忆道。

“你对李小龙做什么了？”温特劳布问阿林。

“我没对他做什么啊，发生什么事了？”迈克尔·阿林问道。

“这是我的失误。我告诉他，你已经被解雇了。结果，让他看见你了，他要退出，不拍了。 ”

“弗雷德，你打算怎么做？”

“嗯，首先你得离开香港。”

又花了几天时间，他们才把李小龙哄回片场。好莱坞的高管们经常面对这种刺儿头，早已习惯了，知道如何让这帮人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事。他们先是花言巧语地哄骗，紧接着含蓄地指出违约的后果，逼得李小龙不得不接着拍。李小龙也知道，如果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可能很难再进入好莱坞了。虽然花费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要长，但他最终还是设法把编剧踢走了。他同意继续与高洛斯合作，可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跟弗雷德·温特劳布讲话。

迈克尔·阿林飞去了毛伊岛（Maui）避暑。“我非常愤怒。”他回忆道。

一周后，弗雷德·温特劳布打电话给迈克尔·阿林：“你一定得救我们。你还记得你写的有关黑天鹅的那场戏吗？韩先生领鲁柏在地下工厂参观时，两人围绕黑天鹅有一场精彩的对话？”

“记得。”迈克尔·阿林说道，努力压住自己的怒火。

“我们考察了整个亚洲，甚至跑去了澳大利亚，都没有找到一只黑天鹅。迈克尔，我们需要你重写这场戏，拜托了，我秘书打电话进来了。我知道你可以的，只要……”

“弗雷德，让我考虑一下。”他挂了电话，走到外面的海滩上，在海里泡了一会儿。20分钟后，他拿起电话：“弗雷德，你还在吗？”

“在，在，你想通了？”弗雷德问道。

“是的，我写。”

“好的，秘书等会儿把它记下来。”

“好的，很简单。你在听吗？”

“在，在，在。每个人都在听。”

“找一只会表演的鸭子。”迈克尔·阿林说完后，直接把电话挂了。[334]

当李小龙和制片人叫板时，中美两方的摄制组也没消停。问题出在美国人并不清楚那些中国临时演员能听懂多少英语。“有一天，我们正在拍李小龙、约翰·萨克松和吉姆·凯利从小船转到大船上的那场戏。我们没有对讲机，只能用大喇叭来提示演员们怎么做。当有人喊‘卡’之后，外面船板上的群众演员没听见，继续往前走。高洛斯随口说道，‘去他妈的吧，中国人！’那名小个子场记听见了，他年纪很大了，立即用粤语回骂道，‘这是我在该死的外国人这儿最后一次受侮辱。’说完，拿起他的场记板，从后面走过来，砸向高洛斯。我们不得不拽住他，把他拉到旁边。”安德鲁·摩根说道。[335]

美国人的挫败感集中在陈旧的设备上，中国人明知道不行，嘴上也会说没问题。中国人不喜欢美国人的傲慢，因为他们总是对工作人员大喊大叫。可尽管存在分歧，随着摄制工作的进行，双方越来越懂得相互尊重。“我们佩服美国人在对待工作时有条不紊的做事方式，”副导演张钦鹏说道，“在香港，很多事能凑合就凑合了。”

随着拍摄的进行，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勤奋及勇敢越来越被美国人赏识。其中有一场戏是韩先生的手下要沿着河边追赶在剧中饰演李姐的茅瑛，她会把其中一个坏蛋踢进水里。弗雷德·温特劳布和高洛斯决定把摄影机架在距离运河约六米远的一座两层楼顶上，来拍摄这一镜头。他们把五位武行叫过去，并指明拍摄地点，以及通过翻译向这五位武行解释了他们想要什么之后，五位武行有些退缩，摇头示意做不到。“我们对他们的恐惧感到震惊，”弗雷德·温特劳布说，“按照我们的计划，要有人完成这个动作，从岸上到落水，只有一米多高，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特技动作。”最后，其中一个人走上前：“好吧，我来做，但从屋顶这儿很难落到水里。”弗雷德·温特劳布吓得目瞪口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疯了，让他们做如此危险的动作，还因为他们中真的有人敢站出来，完成这个危险的动作。”[336]

李小龙深知武行对电影的成功有多重要，所以平时对他们特别关照。他没有和那些美国人去酒店餐厅用餐，而是继续跟这帮武行们一起吃盒饭。这是一种态度，参与电影拍摄的数十名武行都对此记忆犹新。“他对我们这些小人物非常友好，”成龙回忆道，“他不在乎会给大老板们留下什么印象，但他很关心我们。”仔细留意电影中韩先生地下制毒工厂的那场打戏，你会看到李小龙抓住成龙的头发，把他的脖子“扭断”了。拍第一个镜头时，李小龙不小心用双节棍打到了成龙的脸。“你简直不敢相信那会有多痛，”成龙回忆道，“摄影机一停，李小龙立刻扔下他的武器，跑过来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把我搀起来。那天，李小龙的所作所为，我最钦佩的是他表现出来的善意。”[337]

在功夫电影的拍摄现场，意外是不可避免的。当拍到李小龙和鲍勃·沃尔的那场打戏时，李小龙意外受伤，情况很严重。这场戏要求鲍勃·沃尔打碎两个玻璃瓶子，然后拿着其中一个扎向李小龙，李小龙会一脚把瓶子踢掉，紧接着一拳打到鲍勃·沃尔的脸上。反复排练几次之后，李小龙一脚踢偏了，而鲍勃·沃尔没把碎瓶子扔到地上，结果，李小龙一拳打在了碎瓶子的边缘，导致手指被划伤。“李小龙对鲍勃·沃尔很生气，”张钦鹏说是他开车送李小龙去的医院，“他说，‘我想弄死他。’但我认为他不是这个意思。”[338]安德鲁·摩根说：“李小龙很生气吗？有可能吧，但他知道那是个意外。他生气是因为我们会有两天没法开工。”[339]

鲍勃·沃尔故意伤害李小龙以及李小龙意图弄死鲍勃·沃尔的谣言被香港媒体知道后，大肆报道。当李小龙回到片场时，与李小龙一条心的武行们期待李小龙会进行报复。尽管李小龙自己为了面子找借口说：“导演不让我打死他，因为我们还需要他在美国拍一些镜头。”但总得象征性地回报一下。有一场戏，李小龙要一脚踢向鲍勃·沃尔的胸部，直接把他踢飞，让他摔倒在人群中。“他们把防护垫放在鲍勃身上，”武行班润生回忆道，“当李小龙踢到他身上时，他直接飞了出去，就好像被枪打中了一样。李小龙坚持要拍12条！”[340]李小龙的侧踢力量之大，以致鲍勃·沃尔向后飞出去后，摔倒在人群中，把其中一名武行的胳膊给压断了。“你要知道这还只是间接造成的骨折，”鲍勃·沃尔说，“当时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天哪！’我想直到那时候，他们才意识到李小龙踢我有多用力。”[341]

考虑到中国人对面子的重视程度，在拍摄与韩先生后宫女子有关的戏份时，制片人在聘请演员方面耍了点小把戏。由于没有华人女演员愿意在美国电影中出演妓女，所以制片人被迫雇用了真正的妓女来拍这场戏。招募妓女的事情交由安德鲁·摩根负责，他对香港的夜总会了如指掌。困难之处不在于找到她们，而在于说服她们在电影中本色出演。“别管她们为了谋生做过什么，那是她们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你要把她们拍进电影，你怎么知道不会被她们的父母或朋友看到呢？”安德鲁·摩根说，“为此，她们开出的价钱比我跟她们上床所付的费用还要高。对她们来说，这种侮辱要大得多。”[342]当武行们发现妓女的酬劳比他们高很多时，他们差点罢工。

电影中有一幕戏是让三位主演挑选后宫女孩儿，白人鲁柏选择了安娜·姬贝利（Ahna Capri）饰演的白人女子，黑人威廉士挑选了四名妓女，亚洲人李选择了他的线人美玲，并与之商量行动方案，未发生关系。中国的詹姆斯·邦德是独身主义者。“他是位少林和尚，”迈克尔·阿林交代，“他脑子里始终回想着，‘你杀害了我的家人，你背叛了少林寺。’”[343]

剧中如此，戏外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吉姆·凯利到香港后，把一切都搞砸了，”保罗·海勒说，“最后因为睾丸肿胀住进了医院。我们给他准备了一条吊带，把他挂在硫酸池上面，准备拍他死的那场戏，但他戴不进去，因为太疼了。我们不得不专门给他找个货网来，把他捆上拍。”[344]

那是在1973年，片场的每个人似乎对性都特别开放。“小龙偶尔会建议，‘我们为什么不约她们出去玩呢？’因为我们那儿有很多女孩子。”约翰·萨克松说道。[345]

高洛斯与美国摄制组在香港拍的最后一场李小龙的戏，是他和韩先生在布满镜子的房间内对打，那是整部戏的高潮。在原始剧本中，韩先生在李抓住他之前自杀了，但导演和李小龙都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他们在拍摄过程中，费尽心思想要找到更好的创意来拍这场结尾戏。有一天，在浅水湾饭店用过午餐之后，高洛斯和他的妻子安（Ann）走进一家服装店。“店内有很多窄条镜子，当她走过来时，我看到镜子把她的形象呈现得很诡异，我说，‘哦，哈——就是它了。’”高洛斯回忆道。[346]对高洛斯来说，这是一种最佳的表现方式，既可以让年轻的李与年迈的韩（石坚出演这个角色时已经60岁了）在对抗时不占优势，也能让戏剧冲突加剧，给观众呈现一种悬疑的气氛。对李小龙来说，这更能彰显“适应”在格斗中的重要性——李通过打碎镜子，来区分哪个是真正的韩，哪个是他的镜中影像。

他们花了8000美元购买了两卡车的镜子，并对其进行特殊摆放，使得每个摄影机的角度都能显示出多次反射。他们在闷热的镜子迷宫中拍了两天，李小龙全力以赴，逼得石坚一再大喊：“放松点儿，孩子，这是在拍戏，用不着真打。”[347]高洛斯说：“快要杀青时，李小龙几乎虚脱了。”[348]

1973年3月1日，美国摄制组完成拍摄任务，启程返美。李小龙保留了镜子迷宫的布景，并在酷热中与一小部分剧组成员又连拍了四天，试图让结局更加完美。保罗·海勒说：“李小龙当时压力太大了，他不想停下来。”

然后，李小龙又返回来补拍电影刚开始的戏份。那场在少林寺比武论禅的戏是他自己争取来的，自己编剧，自己导演。为了让视觉更有冲击力，李小龙将自己与重量级的大武行洪金宝（Sammo Hung）之间的比武作开场。两人只穿了一条弹力短裤，戴上拳套，进行对打，看上去更像是终极格斗，而不是功夫比武。“排练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口头商量了一下，‘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呀哒，呀哒，好了，准备好了吗？开机！’”洪金宝说，“一条过，一条过。非常快，整场戏拍完只用了一天半。”[349]

比武的戏份拍完后，李小龙又加入了与少林寺方丈交谈的环节。李小龙总是试图寻找一切机会来教育他的观众，借由银幕角色来表达自己现实中的哲学。“我觉得搏斗是一种游戏，但是我很认真地玩这种游戏。作为一个好的武术家，不应该拘于形式，而要把武术融化，收发自如。当对方萎缩的时候，我就立刻伸张，当对方在伸张的时候，我就应该步步小心，处处提防，这就是以退为进，以进为退。当我在绝对有利的时候，用不着我思考，”李小龙举起一只拳头，“它自然就可以把对方击倒。”[350]

凭借影片开场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李小龙巧妙地将角色重点从一名英国人雇用的特工转移到一位传统中国英雄身上，为影片清晰地打上自己的烙印。“你看完开场戏之后，你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演了。”安德鲁·摩根说道。[351]

戏拍完了，戏外还剩最后一仗要打。

华纳公司的高管们看过影片的粗剪版本后，感觉事情成了，这绝对是手中握住的一张王牌！[352]“当我们看到粗剪的版本时，立刻对未来的发行有了信心，”华纳的发行主管利奥·格林菲尔德（Leo Greenfield）说道，“上帝保佑。”1973年3月，华纳引进发行了首部香港功夫片——邵氏制作的《天下第一拳》（Five Fingers of Death）。出乎意料的是，邵逸夫这部制作简陋的电影竟然在欧美市场引起了轰动，深得年轻人及城市观众的喜欢，这也为李小龙打开美国市场奠定了基础，并让华纳高层信心大增。如果全由中国演员出演的字幕电影都能在美国带来不错的票房回报，那么，一部纯英语拍摄的多种族的功夫电影，其票房应该会高到什么程度呢？

泰德·阿什利又拨给弗雷德·温特劳布30万美元，用于《血与钢》的后期制作。此外，他还计划开拍续集。李小龙意识到这是谈条件的最佳时机，于是坚持要求华纳将影片片名改为《龙争虎斗》，以表明他——小龙，才是这部电影的主演。弗雷德·温特劳布很讨厌这个片名：“它听上去像是一部家庭电影。”[353]泰德·阿什利也不高兴：“如果这部电影取名为《龙争虎斗》的话，为了合乎逻辑，续集就应该叫《龙影再现》（Return of the Dragon），这片名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怪兽电影。”[35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系列言辞得体但态度强硬的电报在太平洋上你来我往。泰德·阿什利先做出了让步，他向李小龙提议：“在与我们的广告宣发部门整整沟通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已经决定改名为《韩先生的岛》（Han’s Island），这会让电影气质维度更广。”[355] 1973年6月8日，李小龙反驳道：“一定要仔细考虑一下，因为《龙争虎斗》的片名暗示着一位优秀的角色就此出现了。时间紧迫，泰德，请把两个剧本寄给我，我会好好读一遍。”[356]

李小龙在信中提及两个剧本的事是一种微妙的暗示。华纳已经找人开始创作续集了。但李小龙通过幕后渠道明确表示过，如果这部电影不使用《龙争虎斗》做片名，他将不会再和华纳展开后续的合作。[357] 6月13日，泰德·阿什利认输了：“根据您的要求，我们对片名做了进一步的考量，并充分尊重您的喜好。我们决定把片名改为《龙争虎斗》。向您和琳达致以诚挚的问候。”就连弗雷德·温特劳布最终也改变了主意：“回想起来，我无法想象它会改成什么名字。身为一名资深的前广告人，我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品牌的价值。”[358]

1973年2月，李小龙在拍摄《龙争虎斗》时，体重锐减18斤(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二十三章 叩响天堂之门

一位胸无大志的人可能会放慢脚步，让自己歇歇，或至少去度个假，放松一下，但李小龙太过努力了，始终认为还没到放松的时候。[359]他不满足于成为第一个在好莱坞电影中出演主角的中国人，他还想成为全球最具票房号召力的超级巨星，超过史蒂夫·麦奎因。“他参与的工作太多了，忙得停不下来，以至于他最初设定的目标很快会被更高的目标所取代。”琳达说，“我试图劝他歇歇，放松一下，但他总是打断我，他说：‘放松最大的坏处就是说——我必须放松。’到了这个阶段，他已经成功地催眠了自己，让自己相信工作就是放松。”[360]

持续不断的努力正在付出代价。他所有的朋友都记得那段时间的李小龙看起来很憔悴，给人感觉总是处于身心疲惫的状态。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体重锐减，从127斤降到了109斤。[361]曾出演《龙争虎斗》的洪金宝说：“他常常有黑眼圈。”[362]“当时他的脸色苍白、灰暗，”《龙争虎斗》的副导演陆正说，“他总感觉很累，经常头晕目眩。”[363]

当压力过大时，李小龙会找一个信得过的朋友一起出去吃晚餐，边吃边聊，通常会花很长时间。他和陆正经常光顾一家名为“大阪”（Osaka）的日本料理店，因为那里有包间。“他说喜欢那里的清净。”陆正回忆道。尽管李小龙不喜欢大多数类型的酒，但他还是接受了清酒，并且酒量与日俱增。“他真的很能喝清酒，日本料理的酒瓶十分细小……他能喝10到20瓶。”[364]

李小龙一直在透支健康去拼命工作，因为这是他最重要的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他不能好好把握，一切又要重新来过。他重新进入影视圈时，凭借《青蜂侠》积攒了一定的名气和口碑，也随着《青蜂侠》的下档逐渐消失了，导致他无法偿还房贷。他不允许这种事再度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一次，必须做到尽善尽美。

《龙争虎斗》的预热让李小龙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米高梅希望李小龙能与他儿时的偶像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合作，后者现在是空手道黑带；意大利制片人卡罗·庞帝（Carlo Ponti）邀请李小龙和自己的妻子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联合主演一部电影；就连邵逸夫也出价50万美元想拿下他下一部电影的制作发行权，但李小龙认为这还不够。“如果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一部电影能拿到200万美元的片酬，我也可以。”约翰·萨克松听到李小龙这么说，惊呆了。[365]华纳总裁泰德·阿什利迫切希望与李小龙签订一份多部电影的合同，把《龙争虎斗》打造成系列电影，并拿下独家制作发行权。1973年4月22日，李小龙给泰德·阿什利写了一封信，提醒对方，自己现在的身价已今非昔比：“现如今，我拍一部电影的身价已经达到了让你意外和震惊的地步……因为我们的友谊，我把赚钱的时间推迟了——那些制片人迫不及待地要跟我签订10份合约——期待我们的见面。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泰德，我最感兴趣的是制作，请原谅我的措辞，我想拍出有史以来最他妈好的动作电影。”[366]

另一份片约来自过去被拒的项目。斯特林·西利芬特已经与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签署了多部电影的合约。作为合约的一部分，《无音笛》也被提上日程，准备全力推进。4月18日，詹姆斯·柯本专程飞往香港，游说李小龙重新入伙，共同参与这个项目，但李小龙持保留意见。

主演过《龙争虎斗》之后，李小龙对退回去当詹姆斯·柯本的跟班儿没什么兴趣。他仍在计划开拍《南拳北腿》，这是在《无音笛》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中国版本。尽管另有想法，但李小龙并没有表现出来，仍然热情款待了詹姆斯·柯本，并承诺他会认真考虑这个项目。“李小龙在社交方面相当精明，”安德鲁·摩根说，“柯本在好莱坞是大明星。”[367]

其他制片人给他开出的条件越丰厚，李小龙对邹文怀就越不满意。嘉禾官方出版的影迷杂志曾刊登过一篇与李小龙有关的文章，结果让李小龙大发雷霆。文章中说邹文怀不仅一手挖掘了李小龙，而且就像是“他的保姆”[368]。他们争论主要是因为钱。《猛龙过江》大卖后，李小龙期望能一次性拿到一大笔钱，可事实完全相反，钱财涓滴而至。邹文怀辩称，影院老板将票房汇总至嘉禾需要时间，而且大部分钱都用来偿还李小龙为豪宅、奔驰以及貂皮大衣所借的贷款。李小龙认为邹文怀在欺骗他，拖延了他应得的那部分利润。[369]

李小龙急需这笔钱进账，因为他最近从英国订购了一辆劳斯莱斯敞篷跑车，而且还是定制款。[370]他还想在经济上能让家人有更多的保障，以防他发生什么不测。1973年2月1日，他在拍摄《龙争虎斗》期间，在美国友邦保险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投保了一份20万美元的五年期人寿保险。[371] 1973年4月30日，电影杀青后，所有的巨额合约蜂拥而至，他又从英国伦敦劳埃德保险社（Lloyd’s of London）拿到了一份金额更大的保单，投保金额高达135万美元。[372]这笔巨款（以2017年美元标准核算约为750万美元），并非以他目前的净资产为衡量标准，而是根据他未来的收入水平决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人会想到李小龙的一生如此短暂，这笔钱马上会返给他的家人。

1973年5月10日，典型的香港夏日，闷热潮湿到令人窒息。[373]当日最高温度25.3℃，湿度93%。[374]午餐过后，李小龙驱车前往斧山道的嘉禾片场，为《龙争虎斗》配音。录音室内有一台空调，但为了避免噪声影响收音，工作人员把空调关掉了。李小龙在烤箱一样的房间内工作了大约半小时，然后起身离开，去了洗手间。他感到有些头疼，赶紧到洗手间的隔间内，拿出一小袋尼泊尔哈希，吃了一些。

紧接着，李小龙晕头转向，脸朝下瘫倒在地板上。之后，临近的脚步声将他惊醒。即便状态如此之差，他也不愿在外人面前示弱，他假装掉了隐形眼镜，四处摸索。一名录音室的工作人员扶他站起来。这位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的大明星摇摇晃晃地走回了录音室。一踏进那间“烤箱”，李小龙立即晕了过去，失去了知觉，中午吃的意大利面也吐了出来，紧接着，身体开始抽搐。

工作人员吓坏了，慌忙穿过停车场，跑去邹文怀的办公室通知他，李小龙晕倒了。邹文怀立刻让他的秘书赶紧打电话给浸信会医院（Baptist Hospital）的美国医生凌格福（Dr. Donald Langford），自己向配音室跑去。等他到那里时，发现李小龙已经呼吸困难，全身颤抖，并且开始抽筋。“赶快送他到医院！”凌格福医生催促道。[375]

于是，四名工作人员把李小龙抬到邹文怀的车里，直接送他去了医院。在开往医院的途中，李小龙的状态依然很糟糕，呼吸困难，不断流汗，并始终有抽筋、颤抖的现象。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把金属茶匙放在他牙齿之间，防止他咬到舌头。[376]

他们开到医院时，凌格福医生已经在门口等候了。他拉开车门，发现这位电影明星在后排座椅上神志不清、毫无反应。他立即又叫来三位医生，其中包括神经外科医生邬显庭（Dr. Peter Wu）。李小龙似乎正在发高烧，呼吸困难，浑身颤抖，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

送往医院的途中，邹文怀的秘书给琳达去了一个电话：“小龙生病了，我们正送他去医院。”

“他怎么了？”琳达忧心忡忡地问道。

“哦，我想可能是胃不舒服。”秘书以生硬的英语回复她。[377]

琳达认为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便动身前往距离他们家只有五分钟车程的浸信会医院。当她到医院时，发现李小龙已经呼吸困难，似乎随时要咽气了。“他会没事吧？”琳达惊恐地问道。

“他病得非常严重。”凌格福医生回复道。

如果李小龙再喘不上气来，凌格福医生准备先把他的气管切开。此时，他的身体还在剧烈抽搐。由于他非常强壮，很难控制，好几个医生和护士一起努力才把他按住。

神经外科的邬显庭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推断他可能是脑水肿。邬显庭医生先给他用了甘露醇（Mannitol）来消肿，并做好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以防药物不起作用。两个半小时过后，李小龙开始恢复知觉。起初只是动了一下，接着眼睛睁开，做了个手势，但说不出话来。不过，他认出了自己的妻子，对她打手势，表示知道她是谁，但说话仍含糊不清。后来，他渐渐能说话了，可语速缓慢，不同往常。到了第二天，他已恢复如常，可以谈笑风生了。

“李小龙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邬显庭医生说，“如果没能及时送往医院，很可能他会死于严重的脑水肿，而恰好赶上有经验的医生在场帮他，完全是运气。”

当李小龙意识恢复正常，能够清楚地说话时，他告诉琳达：“我感觉快要死了。我靠着自己坚强的意志，跟自己说，‘我要与之抗争到底——我要战胜它——我不会放弃的。’我知道如果我投降了，我会死掉的。”

5月13日，邬显庭医生与李小龙见面，询问他的个人病史，以确定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脑水肿。两人在谈话中，李小龙承认他在晕倒前服食过少量哈希。“我劝你不要再吃了，”邬显庭医生说，“因为服食大麻是很危险的，会造成严重的脑水肿。”

“这是无害的，”李小龙嘲弄道，“史蒂夫·麦奎因把它介绍给我。如果它有什么危险，史蒂夫·麦奎因是不会自己用的。”[378]

“史蒂夫·麦奎因是医学权威吗？”邬显庭医生反问道。

李小龙对香港医生将其晕倒的原因归咎于大麻感到心烦意乱。所以，当邬医生安排第二天为其进行血管造影以便更全面地检查他的大脑时，李小龙拒绝了，他要求立即出院。

“请尽快进行脑部检查。”邬医生催促道。

“我不同意，我要出院，”李小龙很固执地说道，“我会去美国做检查。”[379]

获准出院后，李小龙飞往洛杉矶去听取其他医生的意见。他不相信香港医生的诊断，特别是当涉及大麻的时候。1973年，香港对大麻并无任何经验，更没有与大麻有关的诊断病例可供参考。它被认为是西方嬉皮士经常使用的一种邪恶药物。此后的研究也证明，大麻并不会导致脑水肿或死亡。[380]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的神经学家丹尼尔·弗瑞德曼医生（Dr. Daniel Friedman）认为：“脑干中没有四氢大麻酚（THC）的受体，而脑干在大脑中的主要功能是维持呼吸及心跳，这就是为什么四氢大麻酚不会像海洛因或镇静剂药物一样，因使用过量而导致死亡。”[381]

当李小龙抵达洛杉矶后，约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神经学家大卫·瑞斯伯德博士（Dr. David Reisbord）见面。5月29日和30日，李小龙接受了那个时代病人所能用到的整套医学检查，包括全面体检、脑血流研究以及脑电图（EEG）。[382]在等待检查结果时，李小龙打电话给《龙争虎斗》中的搭档约翰·萨克松，告诉他，自己回来做体检了。

“你怎么了？”约翰·萨克松问道。[383]

“我晕倒过一次。”

“为什么？你还好吗？”

“如果体检结果很糟糕的话，世上就再也没有李小龙这个人了。”

紧张地熬过三天之后，终于迎来了好消息。大卫·瑞斯伯德给李小龙开具了一份健康证明。他没有发现李小龙的大脑功能有任何异常，甚至整个身体也没问题。事实上，大卫·瑞斯伯德告诉李小龙，他的身体机能像“18岁的年轻人”一样。不过，大卫·瑞斯伯德根据检查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李小龙患有严重的间歇性癫痫，这意味着导致癫痫发作的原因不是很明显。[384]为此，大卫·瑞斯伯德开了一些苯妥英钠（Dilantin）给他，这是常用的抗癫痫类药物。可琳达坚称：“李小龙的家人从未有过癫痫病史，即使是轻微的癫痫，而且李小龙也从未得过这种病。大卫·瑞斯伯德博士告诉我说，李小龙从未发作过。”[385]癫痫的诊断确诊需要至少发病两次。这是李小龙第一次发作。

香港神经外科医生将李小龙晕倒的原因归咎于大麻，而洛杉矶的医生则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李小龙发病。他们都忽略了中暑才是导致年轻健康男性突发性昏厥、癫痫发作甚至死亡的常见原因。[386]在年轻运动员及士兵当中，[387]因中暑而死亡的概率是3%到5%，它在运动员最常见的致死疾病中排名第三，在夏季最热的几个月内会上升至第一位。[388]在中暑死亡病人的尸检中，一个常见的发现就是脑水肿。[389]

中暑常见的症状有两种：1.核心体温在40℃以上；2.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包括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晕眩、失去平衡、步履蹒跚、非理性或异常行为、好斗、精神失常、乏力、失去意识以及昏迷。癫痫也经常发生，尤其是在体温骤降时。[390]

5月10日当天，与中暑相关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的所有症状都在李小龙身上出现了。李小龙在录音室的高温环境中工作时，感到头晕、恶心，随之而来的是走路摇摇晃晃、昏倒、意识丧失、呕吐以及癫痫发作。由于当时的医疗记录已不复存在，医生是否测量了他的核心体温目前还不清楚，但他们关于李小龙“正在发高烧，呼吸困难，浑身颤抖，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的描述，明显表明他的体温过高，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

尽管李小龙的朋友们早就注意到他很容易被高温影响（他的美国首徒杰西·格洛弗曾提到过，“每当特别热的时候，他的控制能力就会减弱”），但在这段时间里，引发他中暑反应的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中暑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几个引发中暑的危险因素：睡眠不足，身心疲惫，体重骤减、先前的24小时内饮酒，前两周生病以及脱水。[391]

据他的妻子琳达回忆，李小龙严重睡眠不足。所有人都目睹了在拍摄《龙争虎斗》时，他压力过大，身心俱疲。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的体重下降了18斤，体脂降至最低。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晕倒的前一晚是否喝过酒，但据他的朋友说，他喝酒的频率比以前高了。此外，他晕倒的前一个月，刚刚做了腋下汗腺的摘除手术，因为他觉得自己大汗淋漓的样子在大银幕上看起来很不雅。[392]如果没有这些汗腺，他的身体散热能力就会减弱。[393]

如果李小龙的晕倒是中暑后的反应，那么他的医生们就误诊了。他们发现李小龙出现脑水肿的并发症后，并没能从正确的病理入手去进行针对性治疗。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科里斯特林格研究所（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s Korey Stringer Institut）的运动安全政策主管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女士认为：“在1973年，人们对中暑的认知比现在要肤浅得多。即使是现在，也并非每位医生都知道如何对中暑患者进行治疗和护理。他的医生可能给他测量了体温，误以为是高烧，并没有意识到那可能是中暑。”[394]该研究所以2001年死于中暑的27岁明尼苏达维京队（Minnesota Vikings）橄榄球运动员科里斯特林格的名字命名，是一间专门致力于研究预防体育运动过程中劳累中暑猝死的机构。

李小龙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之后，那份积极的体检报告就像是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他立即恢复了原来积极乐观、精力充沛、自信满满的样子。他跑去向他的母亲和弟弟李振辉炫耀，他们当时住在洛杉矶。“他看起来瘦了不少，很疲惫的样子。”李振辉回忆道，“他说，‘你知道吗？医生跟我说，我有一个18岁的身体。’然后他又展示了他最新研究的腿法——三连踢，速度很快，并且力道十足！”[395]

他约了查克·诺里斯在唐人街他最喜欢的那家餐厅一起吃午饭。“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李小龙骄傲地对查克·诺里斯说道，“医生说我有一个18岁年轻人的身体。”[396]

“他怎么看待你昏倒这件事？”查克·诺里斯问道。

“他不知道。可能是过度劳累，压力过大。”

李小龙接着跟查克·诺里斯炫耀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所收到的电影片约。“他们为了签下我的下一部电影，给我一张空白支票。想象一下，只要我和他们签约，我想填多少就填多少。”他得意地笑了，用筷子夹起一块北京烤鸭，抛向空中，再迅速夹住，放进嘴里。“你等着瞧吧，我会成为第一个享誉国际的中国电影演员。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超过史蒂夫·麦奎因。”

《黑带》杂志的出版人水户上原也专程前往比弗利山庄酒店，去拜访李小龙和琳达。他们此行入住在该酒店的独院别墅内。提及这次见面，水户上原说道：“他非常高兴，因为经过四天的严格体检后，他刚被告知身体处于最佳状态。但在我看来，他似乎极度疲惫。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从未见他如此消瘦过。”[397]

“是吗，我最近不分昼夜地工作，确实瘦了不少，”李小龙解释道，“白天，我在片场忙；晚上，又要构思下一部电影的剧本，同时还要翻看与整个电影制作业务相关的书籍。是的，这真的很有意思，每当我全情投入之后，常常忘了吃饭、睡觉。”

虽然李小龙一直表现得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但琳达仍然感到不安，总是忧心忡忡。李小龙自豪地向水户上原展示了一份剪报，那是8岁的李国豪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琳达厉声对自己的丈夫说道：“我希望我们尽快搬回洛杉矶。孩子们在这里不可能过正常的生活。”[398]琳达这种公开指责很不寻常，似乎酝酿已久。她从来就不喜欢住在香港。她对自己的丈夫感到不满，觉得聚光灯改变了她的丈夫，她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到她的孩子们。李小龙刚刚差点死掉，这更让她忍无可忍。[399]

导演高洛斯带李小龙去看了《龙争虎斗》粗剪出来的版本。没有音乐，没有调色，没有做镜头叠化处理，更没有任何音效。但这一切都不重要。每个人在看到胜利者时都知道胜利者是谁。放映结束后，李小龙盯着高洛斯看了几秒钟，然后咧嘴笑了起来：“我们做到了！”李小龙知道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了。[400]

之后，李小龙顺道去拜访了制片人保罗·海勒。两人相谈正欢时，被李小龙赶出香港的编剧迈克尔·阿林敲门到访。保罗·海勒喊道：“小龙，你的朋友来了！”这两位之前互相争执的对手握手聊天，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迈克尔·阿林说：“这部电影太成功了，我俩言归于好，一切都过去了。”[401]

李小龙确信《龙争虎斗》将会是一部轰动全球的电影，为此，他将再次做出一些重要的人生决定。他默许了妻子想把全家搬回美国的愿望。[402]今后，他会在美国和香港两地奔走，每年制作一部好莱坞电影、一部华语电影。这样既能讨好亚洲影迷，又能扩大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而且，当他在香港开工时，把家人安置在美国，也能给他更大的自由，让他更专心去创作。

李小龙还决定和邵氏合拍一部电影。他在给邵逸夫的私人信件中写道：“从现在开始，我会考虑把9月、10月和11月，这三个月的档期留给邵氏。具体条款等我到后再谈。”[403]

之后，他又打电话给斯特林·西利芬特，告诉他，《无音笛》的项目他不感兴趣了。李小龙仍然为斯特林·西利芬特和詹姆斯·柯本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放弃了这个项目而感到愤愤不平。“那时，我们都快没饭吃了，”琳达说，“如今小龙一飞冲天，功成名就了，他们又说，‘我们准备好要拍了。’”[404]

“你请不起我的，”李小龙跟斯特林·西利芬特说，“有人出价一百万美元找我拍一部电影。”[405]

斯特林·西利芬特对李小龙的拒绝感到意外，同时也很生气。“我以为我和小龙走得很近，只要给他打个电话，他就会同意。结果，他的反应让我很吃惊。”

“我不会让吉姆（詹姆斯·柯本的昵称）踩着我往上爬的。”李小龙重复了当初史蒂夫·麦奎因对他说过的话。当他们继续争论时，李小龙问道：“如果没有我，你们会拍这部电影吗？”

“我们会的。”西利芬特怒气冲冲地说道。

“你到哪儿去找人来代替我呢？可以一人演五个角色。”李小龙问道。

“我们会找五个不同的演员来代替你，”西利芬特说，“如果你重新参与进来，我会建议你只扮演一个角色。因为一人分饰五角的话，必须得是好莱坞老派演员朗·钱尼（Lon Chaney）的路数才行。”[406]

“如果付不起我的片酬，说什么都是白说。”李小龙重复道。

言辞激烈的交谈过后，他们约定改天一起吃晚餐，但李小龙第二天打电话取消了。[407]他给詹姆斯·柯本去了一封信：“跟斯特林谈过了，我告诉他，在你和他之间，我更倾向于把《无音笛》交到你手里。”[408]

6月初飞回香港后，李小龙与丁珮又和好了。丁珮对李小龙晕倒的消息毫不知情，他也没告诉她自己当时差点儿死掉了。“我不知道，”丁珮说，“他不想让我担心。他跟我说，他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他送给丁珮一份礼物。“他带给我一个钥匙链。”[409]她很害羞地说。据当时八卦小报报道，钥匙链上系着一辆全新奔驰的车钥匙。[410]

虽然李小龙在给邵逸夫的信中表明，他打算与邵氏合作，至少拍一部电影，但他的商业利益仍然与邹文怀和嘉禾绑定在一起，因为《死亡游戏》版权在他们手里。如果李小龙想要完成这部武道片，他现在还不能离开。这部电影当时还没有完整的剧本。当澳大利亚演员乔治·拉扎贝（George Lazenby）给嘉禾打来电话，想要与李小龙合作后，人们对这部电影更加期待了。乔治·拉扎贝当时主演了《女王密使》（On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他饰演詹姆斯·邦德。他声称在美国看过《精武门》，有意与李小龙合作。事实上，乔治·拉扎贝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来香港只是因为他听说香港电影正在蓬勃发展，想过来找机会挣钱。[411]然而，对李小龙和邹文怀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让《死亡游戏》与“詹姆斯·邦德”联系起来。李小龙开始研究如何加入乔治·拉扎贝的戏份，并决定要在这个夏天将整部电影拍完。他要留出秋季档期，准备与邵氏合作。

当李小龙开始考虑欧洲制片人百万美元的片约时，听闻李小龙晕倒的泰德·阿什利提出了一个在情感上更容易被接受的提议：如果李小龙与华纳签约，连拍五部电影，那么只要他或琳达还活着，每年可以拿到十万美元的分红。“坦率地说，我对这个提议更感兴趣，它让我未来几年更有安全感，而且税务处理也更容易一些。况且，这并不妨碍我与其他制作公司合作。”[412]李小龙在6月28日接受《中国邮报》采访时提到，该报道的标题是“李小龙拿到了超级巨星的薪水”。之后，李小龙又笑着补充道：“我对华纳非常有信心，我觉得它会比我活得久。”

对于李小龙来说，阿什利这个提议非常有诱惑力，这将是他家人的另一份保单。而对华纳来说，这可以让他们把李小龙牢牢抓在手里。他们已经把他往巨星的方向培养了。为了宣传《龙争虎斗》，华纳安排李小龙8月份参加约翰尼·卡森的节目《今夜秀》。[413]

然而，所有这些接踵而至的好消息丝毫没有减弱李小龙与人争斗的欲望。对他刺激最大的是导演罗维。罗维继续在媒体上诋毁他。1973年7月10日[414]，李小龙正在嘉禾的办公室内食用哈希，刚达到兴奋点，突然听说罗维和刘亮华去放映室了。[415]李小龙立刻赶过去，在昏暗的房间内当面以极为难听的言语辱骂罗维，称罗维是“衣冠禽兽”。[416]“李小龙当时有点激动，罗维用粤语回骂他，”安德鲁·摩根说，“李小龙威胁他，要打他，后来我们把两人拉开了。李小龙差一点儿就要动手了。”当李小龙被拉出房间后，每个人都试图让他平静下来。如果罗维的妻子刘亮华没有当面质问李小龙，并训斥他，这件事可能就过去了。

因为刘亮华的质问，李小龙再一次被激怒了。他推开邹文怀和安德鲁·摩根，冲回放映室，掏出藏在皮带扣里的小刀，指着罗维——跟他在十几岁时与体育老师拔刀相向的场景一样。“你信不信，我这一刀下去，能把你杀死？！”[417]李小龙恶狠狠地说道。眼见冲突加剧，邹文怀和安德鲁·摩根再次把李小龙拖出房间。这时，罗维跑到电话旁，打电话报警。警察到场后，所有人都慌了。李小龙把刀和皮带递给了安德鲁·摩根。安德鲁·摩根急忙从后门跑出去，把它藏在一条秘密通道里。

警察先问罗维：“什么情况？”

“李小龙威胁我，拿刀对着我。”

“那好，你跟我们回警局。”警察说道。

罗维嘲笑警察道：“你有没有弄清楚？我是被害者，我是原告。你叫我去警局，为什么不叫他去？”

“他有律师。”

“我难道没有律师？”

另一名警察走过来，试图扮演好好先生：“唉，罗先生呀，你不要误会。你说的那把刀，他也扔掉了。我们也找不到了。拜托，大家同事嘛，小事情就算了。”

“我没有惹过他嘛！哼！”罗维表示抗议，“我没有不算呀！”

“那你要怎么样？”和事佬警察问道。

“我没有要怎么样，我只要我以后没有生命危险。我也不会跟人家去打架的。”[418]

那些警察走过去告诉李小龙，如果他想平息这件事，他需要写一个认错书，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发誓永远不会再威胁或伤害罗维。就在此时，一群得到风声的媒体记者已经聚集在片场外面。为了避免进一步尴尬，让彼此面子上都过得去，李小龙最终同意在认错书上签字。当警察把认错书拿给罗维看，问他是否满意时，曾在电影中饰演探长的罗维坚持要在上面再加上一句：“小龙必须补充一句，‘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或者我受伤了，他要承担责任。’”李小龙现在要打退堂鼓已经太晚了。他很不情愿地在修改后的认错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为了平息事态，邹文怀邀请罗维夫妇外出用餐，他们直接从后门离开了。李小龙则走到前门招呼记者。他否认向罗维动刀，并对这一说法表示不屑：“如果我真的想杀罗维，我犯不着动刀，两根手指就够了。”[419]如果是一年前，李小龙还是影视圈新贵时，这种说法可能行得通，但如今他已功成名就，媒体对他的态度也不像当初那么友好了。于是，报纸和漫画家们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在媒体上被塑造成了一个傲慢无礼的后生，对年迈的长辈大不敬。

第二天晚上，李小龙按原计划接受了著名脱口秀主持人何守信的电视采访。李小龙对媒体的负面报道很生气，在采访前的沟通会上，李小龙告诉何守信，他打算澄清自己对罗维动刀的传闻，并向何守信展示为什么他不需要用刀来伤害他人。“我只会打你胳膊，”李小龙向何守信介绍他稍后会怎么做，“当我打你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力量。别担心，我不会弄伤你的，但不要试图抵抗。放轻松，顺势做反应就行，你会没事的。当你摔倒在沙发上时，观众的感觉就会很强烈，他们会喜欢这种效果的。”[420]

现场采访过程中，李小龙否认自己对罗维动刀，他说以自己的功夫，如果要对付罗维这样的老人，根本无须用刀，说自己用刀这种说法是极为荒谬的。接着，他要求何守信站起来，配合演示为什么他这么说。就跟他们事先彩排的一样，李小龙一拳飞快地打在何守信的肩膀上，让他摔倒在沙发上。画面效果达到预期，但观众并不买账。李小龙这一拳如此之快，看起来就像是李小龙真的给这位备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脸上来了一拳。“结果令人震惊，”何守信说，“观众以为是真的，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事先安排好的环节，看上去很严重，但我一点事也没有。因为他已经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了。他是一个不会胡来的人。”

结果，李小龙因为在电视上公开“欺负”一位受大家欢迎的电视名人而在早报上又被一通批评。此时的李小龙显然已经不是那个在媒体面前长袖善舞的社交达人了，媒体开始接连对他进行炮轰。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他的突然成名、精神压力、身心疲惫，还是由于他之前晕倒所造成的后遗症，不过，李小龙确实出了问题。

7月19日，李小龙、邹文怀和关南施一起午餐。关南施曾主演过《苏丝黄的世界》，她在拍《风流特务勇破迷魂阵》时与李小龙相识，是李小龙的学生和朋友。李小龙和邹文怀计划邀请她在《死亡游戏》中出演女主角。可在用餐过程中，李小龙根本无法顾及此事。他气急败坏地大声指责邹文怀没有支付他应得的酬劳。“他说邹文怀对他不公平，”关南施回忆道，“我根本不想听，他一直在没完没了地说邹文怀的事。他说。‘我没有得到我应得的。’”[421]

“小龙，你在干什么？”关南施实在受不了了，插话道，“你得放规矩点儿！你在批评邹文怀，但每个人都在讲你和丁珮的事。你不应该这么做。”

“哦，南施，那并不代表什么，”李小龙试图把这件事圆过去，“一时冲动而已。”

“每个人都在讲。”

“一时冲动。我会和她分手的。她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有很多女性朋友。”

“为你的妻子想想，”关南施像姐姐一样责备他，“她是一位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美国人。”

“我爱我的妻子。”李小龙被关南施的话打中了。

“但这对她来说不太好，一位美国人在异国他乡，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关南施继续说道。

邹文怀插话说：“她说得对，小龙。”

“闭嘴，邹文怀，你知道什么？这只是一时冲动而已。”李小龙厉声说道。[422]

1973年7月25日，设置在九龙殡仪馆的李小龙灵堂（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二十四章 最后时光

1973年7月20日上午，李小龙给他的美国律师阿德里安·马歇尔（Adrian Marshal）写了一封信，信中交代了已经提上日程的几笔交易。[423]其中包括华纳提出的多部电影合约，以及翰纳-芭芭拉工作室（Hanna-Barbera）根据他的生活经历计划创作动画片的提议。此外，还有书籍和服装的销售，以及各种代言。李小龙正在构建一个商业帝国。

信件写完并寄出后，李小龙离开自己九龙塘的豪宅，驱车前往嘉禾办公室。他约了澳大利亚的“詹姆斯·邦德”乔治·拉扎贝见面，讨论乔治·拉扎贝在《死亡游戏》中的角色设置问题。安德鲁·摩根也加入了讨论行列，他是片场唯一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由于李小龙已经拍完了大部分的结局戏份，所以讨论的核心是想办法怎样让乔治·拉扎贝加入进来。“我们围坐在一起，讨论了半天，也没讨论出结果来。”安德鲁·摩根回忆道。

讨论结束后，李小龙去了邹文怀的办公室，把他想让乔治·拉扎贝出演《死亡游戏》的事情跟邹文怀交代了一下。邹文怀建议晚上一起吃饭，正式敲定这件事。李小龙回到安德鲁·摩根的办公室，拿出一小袋哈希，分给安德鲁·摩根一些，两人都食用了一小口。[424]之后，李小龙和安德鲁·摩根本来想尽地主之谊，带乔治·拉扎贝出去吃午饭，但李小龙临时有其他安排，所以取消了。他想去丁珮那儿休息一下。[425]于是，嘉禾的司机把乔治·拉扎贝送回了酒店。李小龙答应下午返回办公室，跟邹文怀商量准备给乔治·拉扎贝多少片酬。

下午1点左右，李小龙自驾奔驰车抵达丁珮的寓所。[426]这是位于笔架山道（Beacon Hill Road）67号二楼的一间公寓，其中一间卧室内铺有拼花地板、木制墙壁以及厚厚的蓝色窗帘。[427]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一直在一起。“我是他的女朋友。”丁珮说。[428]他们有发生关系，并食用一些大麻，但没有饮酒，更没有烈性毒品。[429]大部分时间，李小龙都在侃侃而谈他与乔治·拉扎贝的会面过程，以及这会对他的电影意味着什么。他想让丁珮饰演他电影中的情人，但丁珮拒绝了。[430]因为她觉得她已经是他现实生活中的女朋友了，如果在银幕上还塑造这样的角色，会很不舒服。“我从来没想过要拍这部电影，”丁珮说，“跟我爱的人演对手戏，我会觉得有点尴尬。”[431]

邹文怀在下午6点钟左右到丁珮家。[432]具体情形不太清楚。邹文怀和安德鲁·摩根整个下午都在片场等李小龙，原本说好他会回嘉禾，商量敲定乔治·拉扎贝的片酬合约。也许邹文怀曾电话给李小龙，问他什么时间回办公室，李小龙告诉邹文怀，他会在丁珮家等他。如果丁珮拒绝参演，也许李小龙想让邹文怀过去，帮助他说服丁珮。[433]或者，也许他只是需要一个人开车带他去吃饭，以避免引起公众的怀疑。

7月20日是当月最热的一天，最高温度达32.2℃，湿度为84%。[434]“小龙感觉不太舒服，”邹文怀回忆道，“我也觉得有些热。我们当时好像喝了点水，然后他开始说戏了。”[435]李小龙沉醉在《死亡游戏》的情节中，连蹦带跳，一场又一场地表演、解释。“他非常活跃，”邹文怀说，“在讲述故事情节时，他把整个过程都演了一遍。所以，体力消耗过大，有点儿疲惫、口渴。喝了几口水，他似乎有点儿头晕。”

头晕过后，李小龙又开始抱怨头疼，当时已经快7点半了，他们应该出发去接乔治·拉扎贝一起吃晚饭。丁珮也换了衣服，准备好了。但李小龙的头疼更厉害了。李小龙说他想休息一下，邹文怀尴尬地站起来，试图离开。“邹文怀以为这是个借口。”丁珮笑着回忆道。[436]丁珮拿了一粒止痛药（Equagesic）给李小龙服用——一种很普通的处方止痛药。她说这不是第一次了：“小龙以前吃过。”[437]

于是，邹文怀说自己先行一步，稍后再回来接他们。李小龙走进丁珮的卧室，脱掉外衣，平躺在床垫上。床垫是直接放在地板上的，如同日式的榻榻米。丁珮悄悄地关上卧室的门，自己走回客厅，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邹文怀在7点45分左右出发，去凯悦酒店接乔治·拉扎贝，然后开车送他去美丽华酒店（Miramar Hotel）的一间日本餐厅。

邹文怀和乔治·拉扎贝在餐厅等了半小时以后，给丁珮家里打电话。丁珮告诉他，李小龙还在睡觉。邹文怀和乔治·拉扎贝应该是在李小龙和丁珮没到场的情况下先行用餐。大约9点半，邹文怀和乔治·拉扎贝吃过饭之后，又给丁珮去了电话。丁珮说，李小龙还没醒，她试图去叫醒他，可又怕打扰他休息。最后，她还是慢慢打开门，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在他旁边跪下来，低身叫他：“小龙，小龙。”李小龙没有反应。她推了推李小龙的肩膀，声音大了一些：“小龙，小龙。”但李小龙还是没醒过来。她吓坏了，慌忙摇着李小龙的身体喊道：“小龙，小龙！”

丁珮赶紧给餐厅里的邹文怀回了电话——她叫不醒李小龙。邹文怀让她冷静下来，他会马上开车过去。邹文怀回想起5月10日，李小龙差点死于脑水肿。于是，他打电话给救过李小龙一命的凌格福医生，但凌格福医生的电话占线。邹文怀穿过市区，赶往丁珮的公寓。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在等红灯的时候，邹文怀从车里下来，用付费固定电话再次联系凌格福医生，可凌格福医生的电话一直占线（他后来才得知凌格福医生的女儿正在和男朋友煲电话粥）。[438]

邹文怀抵达丁珮寓所后，发现李小龙没有穿外衣，只是平躺在床垫上。[439]丁珮处于惊愕状态中，瘫坐在他身旁。

“小龙，小龙，小龙。”丁珮一直喊着，嗓子已经沙哑了。

李小龙始终没有回应。邹文怀意识到自己来迟了，他一手捧红的明星已经走了。

当他站在那里，俯视着李小龙的尸体以及丁珮抽泣的样子时，邹文怀一定已经意识到形势不妙了。香港最有名的男人死在情人床上，他们两个是仅有的目击者。丑闻会吞噬他们，媒体会责怪他们，可能会让他们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甚至会让他们陷入法律危机。如果说，邹文怀起初急欲挽救李小龙的生命，那么现在他脑中第一个升起的念头是：这里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唯独不能让人发现李小龙死在这儿了。

邹文怀给李小龙重新穿好衣服。[440]先是扣好衬衫的纽扣，然后又套上西裤，穿好厚底鞋。邹文怀可能考虑过把李小龙搬回他自己家，毕竟距离这里只有五分钟的车程。他也可能考虑过自己开车把李小龙送去医院——5月10日，他送李小龙去的浸信会医院与李小龙家反方向只有三分钟的车程。这位超级巨星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去世都会让公众感到震惊，但起码不会引起反感。[441]

最终，邹文怀决定还是叫医生来。他让丁珮给她自己的私人医生打电话。丁珮恳求正在浸信会医院值班的朱博怀医生（Dr. Eugene Chu Poh-hwye）到她的公寓来治疗一位急需帮助的朋友，但她并没将病人的名字及病情告知对方。

朱博怀医生到达后，发现李小龙躺在床上已深度昏迷，无法唤醒，并且感觉不到脉搏，听不见心跳声，连呼吸也停止了。尽管已没有生命迹象，但基于瞳孔尚未完全扩散，所以他又花了十分钟试图使他苏醒，但没有成功。[442]

在这一点上，朱博怀医生一定非常清楚，李小龙在他到来之前已经去世了。[443]似乎很可能是邹文怀向朱博怀医生解释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恳求他将李小龙的遗体送到一公里外的浸信会医院，以减少目击者的数量。但是相反，朱博怀医生叫来一辆救护车，坚持要将“病人”送到25分钟车程以外的伊利沙伯医院（Queen Elizabeth Hospital），而不是距离此地近得多的浸信会医院。[444]大概是因为他不想将这起爆炸性新闻引到自己工作的地方吧。此外，救护人员并不知道这位“病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小龙，更不知道他很可能已经去世了。朱博怀明白邹文怀的心思，并同意这么做，但也仅此而已。

在救护车到达之前，老谋深算的邹文怀开始安排一些事情。首先，他告诉丁珮，任何话都不要对媒体讲；[445]然后，他打电话给李小龙的妻子：“琳达，你能马上赶到伊利沙伯医院吗？小龙正在去那儿的路上——他现在在救护车里。”

“他怎么了？”琳达质问道。[446]

“我不清楚，可能跟上次差不多。”

晚上10点半左右，两名急救人员和救护车司机赶到现场，路上花去七分钟的时间。资深急救人员彭德生（Pang Tak Sun）发现这名病人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他没有马上认出病人是谁，赶紧上前进行急救处理，发现病人已没有脉搏，呼吸也停止之后，又立即为病人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然而，各种急救措施一一用过，病人还是没有反应。彭德生决定尽快送医院。把病人抬上救护车后，邹文怀和朱博怀医生也跟着上了车。去往伊利沙伯医院途中，急救人员继续对李小龙进行各种治疗。后来，彭德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继续替病人做人工呼吸：“身为一名急救人员，即使一个人看上去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我也必须要把他或她当作一个活人来对待，为其进行急救。”[447]

琳达比救护车早15分钟到达伊利沙伯医院。当她去咨询台询问自己的丈夫在哪个病房时，工作人员答复说：“一定是有人在开玩笑，否则我们怎么毫不知情呢！”[448]她正要打电话回家，突然看到李小龙躺在担架上，被人推着从她身边经过，直接进了急诊室。她发现李小龙已经毫无知觉。一组医护人员正在为他按压心脏。“我从来没想过他可能会死，更不用说他已经死了。”琳达回忆道。大约一分钟后，医生们突然推着李小龙上楼，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她也跟着跑过去。医生们将一剂强心针直接注入李小龙的心脏部位，并实施电击。一旁的医护人员试图把琳达拉出去：“你不能看。”但琳达挣扎着摆脱对方的拉拽，坚持说：“别管我——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紧接着，她注意到显示李小龙心脏跳动频率的心电图（EKG）已经呈直线了。医生们最终放弃了抢救，因为他早在到达医院之前就已经死亡了。尽管琳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走了，但她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她向其中一名医生询问：“他还活着吗？”医生摇了摇头。

琳达一个人在医院走廊上徘徊，医疗组的负责人问她是否需要尸检。“是的，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琳达说。[449]

晚上11点半刚过，香港各地电话铃声四起，都在传一个消息：李小龙去世，享年32岁，死因不明。

有人把电话打到香港新任警务处处长薛畿辅（Charles Sutcliffe）的家中。他当时正在位于太平山的家中举办派对，到场的都是著名的媒体人士。[450]消息一传开，所有来宾全部向门口走去。“结束后再回来。”薛畿辅大声对记者们喊道。他们直接奔向了伊利沙伯医院。

英国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泰德·托马斯也是薛畿辅的派对嘉宾之一，他曾在1971年采访过李小龙。当泰德·托马斯和他的同事赶到伊利沙伯医院时，警察已经对医院进行了封锁管制。一大群电视摄影师和报社记者在入口处乱成一团。“没人能混进去。”泰德·托马斯说。[451]

在没有任何官方声明的情况下，有关李小龙死因的各种谣言开始在医院外的记者圈中流传开来。记者们挤在医院附近的付费电话亭，疯狂地打电话给各种与李小龙有关的人士，以期获得第一手的消息。其中一名记者联系上了《龙争虎斗》的副导演陆正，他常陪李小龙去喝清酒。

“有人告诉我说李小龙是被打死的，”记者说，“这种说法属实吗？”

“谣言！”陆正很无奈地回复道，“这是个谣言。”

“他在尖沙咀被一二十个人群殴，”记者继续说道，“这事你不知道吗？”

“你疯了吧！”陆正大声痛斥道，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很担心，打电话到李小龙家。8岁的李国豪接起电话。“你爸爸在家吗？”陆正问道。

“不在家。”李国豪用粤语说道。

“他在哪儿？”

“电影！电影！电影！”[452]

当邹文怀和琳达走出医院门口，准备离开时，等候在门口的摄影师见他们出来，频频按下快门，闪光灯亮成一片。由于根本无法走出人群，他们撤了回去。邹文怀打电话给他的妻子，让她去接他们。意识到媒体会堵在李小龙家门口，邹文怀随后又给附近的凌格福医生打电话，询问能否去他家暂避风头。

琳达突然坚持要回去看丈夫一眼，以确定他是真的走了。站在李小龙遗体旁边，琳达说：“我感到一股难以置信的力量注入我的身体，让我的精神稍微振作起来。小龙把他的决心和勇气传给了我。刹那间，我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知道我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尽可能地为小龙、国豪和香凝把所有的事处理好。”[453]

凌晨零点30分，警方来到丁珮的公寓。他们没有告诉她，李小龙已经死了。她极度地心烦意乱，忍不住想要打听他现在的情况。救护车离开她的公寓后，她给自己的母亲和弟弟打了电话。警察在公寓内搜查时，他们在一旁安慰她。警方没有发现任何打斗或肢体冲突的迹象。地板上的床垫收拾得整整齐齐。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三个玻璃杯，两瓶没喝完的七喜汽水和和怡泉干姜水，以及一袋打开锡纸包装的止痛药。丁珮对警方做了详细的陈述。鉴于邹文怀和丁珮在后来的证词中说法一致，他应该指导过丁珮如何应对警方的询问。她是一名专业演员，记住台词是她的基本功。

邹文怀成功地瞒天过海，让李小龙刚好在丁珮公寓之外的地方去世。为掩盖真相，他需要在这部荒谬的戏剧中再安排另外一名演员。

邹文怀和琳达在凌晨1点钟左右抵达凌格福医生家。琳达心烦意乱，不知该如何是好，更不知道在接下来面对记者时该说些什么。她深爱她的丈夫，并为他感到无比自豪。

“你对小龙和其他女人的关系了解多少？”琳达问凌格福医生，“他是个花花公子吗？”[454]

“据我所知，他没有其他的男女关系。”凌格福医生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香港媒体会把他毁了的，”琳达说，“我怎么做才能不让他们以恶俗的言辞来攻击小龙呢？”

琳达和邹文怀在凌格福医生的客厅内开始商量，他们一起决定了如何对记者开口，以及说些什么内容。

安德鲁·摩根半夜接到邹文怀的电话，立刻赶往嘉禾。邹文怀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安德鲁·摩根负责撰写发布英文新闻稿，而邹文怀则联系中文媒体授权发布李小龙去世的消息。经过一番内部讨论，嘉禾公司最终确定了官方声明的措辞：李小龙与妻子琳达在自家花园散步时晕倒，延至晚上经医生到场诊断后，发觉情况严重，遂将他送往伊利沙伯医院进行急救，后于午夜十一时三十分证实身亡。嘉禾为巨星的离去表示哀悼。[455]

大约在同一时间，伊利沙伯医院发布官方说明：演员李小龙死于急性脑水肿，引发脑水肿的原因尚不清楚。

基于这两个说法，香港媒体向公众报道，他们的偶像与心爱的妻子在自家花园散步时晕倒，死于不明原因引发的脑水肿。“我们想要保护李小龙的形象和声誉，保护琳达和孩子们的感情。”安德鲁·摩根说，“但我们还没有愚蠢到相信我们不会被发现的地步，只是我们能推迟多长时间的问题。”[456]

这个李小龙之死的编造版本，仅维持了三天。

曾在《中国邮报》上多次对李小龙进行报道的周姓记者（H. S. Chow）对嘉禾风轻云淡的声明表示怀疑，他锐意探求真相，开始打电话多方求证。每家香港医院在派出救护车之后，都会有一份详细的日志，上面列出了接送的地址。周记者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找到了当天的救护车日志以及司机。他说服司机说出当晚的真实情况。

从司机口中得知，40号救护车是从笔架山道67号二楼的一间公寓内把李小龙接走的。可李小龙家在金巴伦道41号。周记者又打了几个电话之后，发现笔架山道67号公寓的住户正是丁珮本人。“上帝保佑周先生，”安德鲁·摩根说，“后来我们聘请他担任了嘉禾的公关顾问。”[457]

1973年，香港市面上共发行有4份英文报纸、101份中文报纸，都在抢夺125万的读者市场。在这残酷的竞争环境中滋生了臭名昭著的“风月小报”——以报道明星丑闻为主，用词大胆、尖酸刻薄。[458]这位香港知名度最高的明星实际上是死在一位漂亮女星的家中，真相被爆出来之后，引得各路风月小报开始竞相编造故事以博人眼球。《中国邮报》刊登专文，标题为“李小龙的死因是谁在撒谎？”（Who’s Lying on Li’s Death），文章中写道：“电影明星李小龙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是在漂亮女星丁珮的公寓内度过的——并非像之前报道的那样死于自己家中。”[459]《星报》对此事也立即跟进，在头版醒目地写道：“李小龙震惊！”（Bruce Lee Shock）[460]。

邹文怀知道自己编造的故事被揭穿之后，立即停止接听媒体来电，并试图重新统一口径。丁珮独自在公寓内面对媒体的追问，她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起初编造的情节上继续圆谎，“周五晚上，李小龙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和妈妈一早便外出了，”她对记者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几个月前，我们在街上遇到的。”[461]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也支持丁珮的说法，他驳斥《中国邮报》的报道，称其是“胡编乱造”。

为了反驳丁珮的说法，媒体采访了丁珮的邻居。邻居们证实，李小龙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基本上每周都会去丁珮家。《星报》再发头条文章，标题是“丁珮香闺杀龙”（Betty Ting Pei’ s Fragrant Chamber Killed the Dragon）[462]。

经过几天的媒体炮轰之后，邹文怀和琳达与丁珮协商，又构想出一个新的故事来掩盖真相。其惯用的手法是，承认无法否认的事实，否认新闻媒体无法证实的事实。为了保护李小龙的声誉以及照顾琳达跟孩子们的感情，继续把李小龙塑造成居家好男人的形象，他们驳斥了李小龙和丁珮之间的绯闻。当然，此举也是为了《龙争虎斗》的票房着想，该片上映在即，此前已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必须尽量降低影响。于是，为了规避丁珮和邹文怀的法律风险，他们坚称李小龙是在伊利沙伯医院去世的。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编造一个新的时间表，不能向公众承认李小龙和丁珮单独在一起。他需要一个时间证人。

根据琳达最新的描述：“1973年7月20日中午，我约了女友一起吃饭逛街，准备出门时，小龙还在书房工作。他告诉我，邹文怀下午会来家里，谈《死亡游戏》剧本的事，稍后可能会与乔治·拉扎贝一起外出吃晚饭。当我离开他时，他还跟往常一样忙着工作。那是我和我丈夫最后一次交谈。”[463]

邹文怀是李小龙的老板兼商业伙伴，并不是他的写作伙伴。他说自己是下午3点钟到李小龙家，两人讨论剧本到下午5点，然后一起开车去丁珮家，邀请她出演片中的女主角。这是一次工作会面，不牵扯其他内容，丁珮和李小龙只是普通朋友。

晚上7点，李小龙抱怨说头疼。到了7点半，头疼加剧，丁珮拿了一粒自己平时用的止痛药给他——其中包括325毫克的阿司匹林和200毫克的甲丙氨酯——这是一种温和的肌肉松弛剂。李小龙走进丁珮的卧室躺下，邹文怀出门去接乔治·拉扎贝。

后来，邹文怀几次打来电话询问李小龙的情况，丁珮发现根本叫不醒他。于是，邹文怀立即开车赶回公寓。当邹文怀到达公寓时，李小龙似乎在沉睡。[464]他试图唤醒李小龙，但没能成功。丁珮打电话给她的私人医生朱博怀，请他来公寓为一位朋友治病。朱博怀医生对李小龙进行检查后，叫来一辆救护车，并吩咐急救人员把李小龙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晚上11点半，医院正式宣告李小龙死亡。

这个李小龙之死的更新版本，持续了30年。

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下午2点半到伊利沙伯医院的太平间确认了尸体的身份。7月23日，根据琳达的意愿，以及为了配合警方调查，利塞特医生（Dr. R. R. Lycette）在确认过身份之后，开始进行全面尸检。利塞特医生完成的尸检报告中写道：“尸体是一名体格健壮的中国男性，大约30岁，身高1米72。”他没有发现被谋杀的证据，“头皮没有瘀青，头骨也没有骨折或受伤的迹象。除左胸处有一针孔外，双臂或身体其他部分没有发现针孔，也没有呈现任何骨折及瘀伤。”李小龙的心脏和大脑中的血管都是正常的，可见不是死于心脏病或脑动脉瘤。利塞特医生发现，唯一异常的是肝脾肾等器官有不同程度的充血，并且大脑血管、微血管和静脉均出现严重水肿现象。“硬脑膜覆盖下的大脑非常紧张。大脑重达1575克。一个正常的大脑重约1400克。”[465]

他的结论是：“脑水肿是由脑充血所引起的，并因此导致了猝死。肺部和其他器官的充血意味着脑水肿首先妨碍了呼吸功能，而心脏继续将血液输送回由于缺氧而扩张的身体动脉。脑水肿最终导致心肺功能衰竭，心脏停止跳动。”

虽然利塞特医生确信李小龙是死于急性脑水肿，但造成脑水肿的原因却是个谜。“关于脑水肿的原因，这些发现并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尸检报告的最后一行提出了新的调查方向，“脑水肿有可能是身体对某种药物产生过敏反应而诱发的。”

利塞特医生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在李小龙的胃里发现两样东西：止痛药的残留物以及少量大麻。为此，利塞特医生去见了在5月10日救治李小龙的凌格福医生和邬显庭医生。两人确信大麻是李小龙第一次晕倒的罪魁祸首。他们试图说服利塞特医生是大麻导致了李小龙的死亡。“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死因是大麻中毒，”利塞特医生在一封信中写道，“可能是长期食用或是一次食用过量。”[466]

几乎就在利塞特医生在李小龙的胃里发现大麻的同时，他办公室的同事将这件事泄露给了媒体。1973年，香港共查获1748公斤鸦片、399公斤吗啡以及50公斤海洛因，皆有案可查。[467]大麻仍然被香港警方、媒体以及公众视为万恶之源——是它让西方嬉皮士运动风行一时，并让年轻人和自己的父母反目成仇。风月小报报道李小龙死前一直在服食大麻。自此，这个故事具备了爆炸性丑闻的所有元素：性、毒品、欺骗和死亡。“香港媒体简直疯了。”琳达回忆道。[468]

于是，在媒体口中，李小龙下午与丁珮的约会变成了毒品狂欢。从大麻信息泄露开始，媒体接连不断地报道非法药物，将李小龙从一个健身狂人变成了瘾君子。风月小报甚至向自己的读者披露，李小龙死于过量服用“707”——相当于香港的“西班牙苍蝇（Spanish Fly）”——在伟哥（Viagra）尚未研制成功之前，“707”据说是一种强效的性兴奋剂。媒体以讹传讹，越写越离谱，甚至还将李小龙与其他毒品联系起来，从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致幻剂）到海洛因再到可卡因，极尽诋毁之能事。[469] 7月25日，《东方日报》（The Oriental Daily）写道：“我们注意到，李小龙临终前，在他的床边发现了一根吸管以及几个装满粉末的纸袋。”[470]

从花枝招展的丁珮开始，风月小报对与李小龙有关的所有女明星逐一进行了报道，把李小龙从超级英雄变成了风流浪子。“媒体决定，他们可以通过包括丁珮在内的各路女星来为这个故事增添趣味性。”安德鲁·摩根说，“他们翻阅了过往所有的文件，试图寻找李小龙与漂亮女星的合影。他们用了五页的篇幅来刊登李小龙与不同女孩的照片，你知道的，有挽手的、微笑的，所有与他有关的，全放上去了。与他有关的谣言争相见报，说他服药过量、马上风、阳痿，甚至被年轻混混砍死，以及被他的用人下毒，等等。还有人编造说他并没死。”[471]

许多崇拜者根本无法接受李小龙的离去，他如此年轻，并且精力充沛。《中国邮报》报道称，槟城（Penang）的马来西亚人认为，有关他死亡的新闻只是电影公司为《死亡游戏》所做的残忍的宣传噱头。“影迷们一直在为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甚至还有人为此下注。”[472]

由于李小龙剧中角色与现实生活形象之间的界限极为模糊，所以他的很多影迷会将他电影中的情节与他的死因联系到一起。“有些人认为日本人与李小龙的死有关。除了传统的中日战争，李小龙先前多次对日本空手道和柔道公开羞辱。”在李小龙的第一部传记（1974年）中，亚历克斯·本·布洛克（Alex Ben Block）写道，“在日本有一种被称为忍者的刺客组织。每位忍者都是资深的药剂师，擅长配制不同的毒药。”[473]

对李小龙下黑手的，如果不是忍者，就有可能是一位心怀忌妒的功夫大师。他用手指在别人身上的某个部位点一下，就能让对方死亡，粤语中称这种能力为“点穴”（dim mak）。布洛克在书中写道：“一位名叫李开华（Kay Wah Lee）的马来西亚人常年苦练点穴。他声称可以走在街上，随便将手在受害人身上点一下，受害人就会在两年后的某一天（或任何指定的时间）死亡。”[474]

在这种娱乐式的功夫电影幻想之外，大多数的丑闻报道仍是男女床笫之间的那些事。李小龙第二本传记的作者多恩·阿提欧（Don Atyeo）在书中写道：“最近一次在台湾旅行，乘坐出租车时，与司机闲聊起李小龙的死因。‘嗯，是啊，性生活太多了。’出租车司机会意地点点头说。这句无心之语概括了当前多数东方人的心声。”[475]

一时间，李小龙下体充血的谣言甚嚣尘上，有小报记者通过贿赂医护人员进入太平间拍照。“我偷偷付给太平间美容师1500港元，让我可以进去拍一张李小龙尸体的照片。”[476]《今夜报》的创办人王世瑜（Patrick Wang）说道，“拍完他的遗容之后，我试图再拍一张他下体的照片。结果那个女人把我推到一边，拖出了太平间，说我那么做会害她被解雇的。”

虽然王世瑜无法证实李小龙下体充血的传闻，但他拍到了李小龙的面部照片，仅从照片上看，确实有些浮肿。李小龙香港葬礼的纪录片也捕捉到李小龙棺材玻璃下那张浮肿变形的面容，于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阴谋论：那张浮肿的脸证明李小龙是被毒死的！安德鲁·摩根给出了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解释，李小龙的脸有所变形是因为防腐工作不到位而造成的。“香港大多数尸体都会选择火化，因为墓地太贵了。”安德鲁·摩根说，“事实上，香港那些遗体防腐师工作真的很差劲。”[477]

李小龙的香港葬礼结束后，琳达·李准备将李小龙带回西雅图安葬。临行前，她在香港启德机场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她恳求媒体和大众停止对李小龙死因的臆测。她说：“虽然还没有收到最后的尸检报告，但我个人深信小龙是自然死亡。我不会追究任何人，也不认为任何人应该对他的死负责。命运安排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最重要的是小龙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嘉禾公司的一位代表也呼吁道：“现在，这位巨星已经走了，大多数电影人都希望让他走得体面些。这些报道，如果属实，无疑会毁了他的形象，会让无数李小龙影迷为之心碎的。”[478]

伤心欲绝的香港影迷对琳达将李小龙的遗体运回西雅图安葬一事感到愤怒。“有很多敌意、愤怒和猜测，”安德鲁·摩根说，“有人怀疑这是谋杀，这一切都是圈套，认为李小龙被绑架了。”为了打消大众的疑虑，嘉禾安排一名摄影师跟去西雅图拍摄李小龙的葬礼，并将拍摄内容发回香港公开报道，但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为了合法地将李小龙的遗体从香港运往美国，李小龙的棺材先是被密封在一个衬铅集装箱里，然后再放到一个木制的船运箱里。棺材内部是白色的丝绸内衬，李小龙的遗体被一个玻璃外罩保护起来。抵达西雅图后，当箱子打开时，人们发现棺材在运输过程中与集装箱的衬铅发生了摩擦，被严重损坏了。在更换棺材时，安德鲁·摩根发现内部的白色丝绸内衬已经被李小龙的西装染成了蓝色。“波音747的货运区没有加压，”安德鲁·摩根解释说，“我们从香港起飞时，香港当天的温度是32°，湿度是98%。棺材内的空气被玻璃罩密封起来。当波音747从11582.4米的高度稳定下降时，空气在玻璃罩上凝结成水气，开始滴落下来，棺材内部像是下了一场小雨。”安德鲁·摩根赶紧去购买了一副同等大小的棺材替换过来：“新买的这幅棺材略微有些深棕色，天鹅绒内衬。”[479]

目光敏锐的香港观众注意到棺材与运走时的不一样，于是开始指责嘉禾调换了遗体。“一切都失控了，”安德鲁·摩根说，“这件事本来很容易解释。”然而，试图澄清只会导致更多的猜测。那个有划痕和污渍的棺材会被认为是李小龙灵魂没有得到安息的象征。[480]突然间，每个人都变成了占卜师，牵强附会地寻找先兆。有人将其归结于破坏了风水：7月18日，一场台风袭击了香港，卷走了李小龙安置在屋檐墙壁上的风水反射器——一个小型的木制八卦镜，他还没来得及更换，人就去世了。另有一些人认为他是被诅咒的：李小龙当时住在九龙塘附近，小龙闯入九龙的地盘，自然会引起争斗，九龙把小龙击败了。[481]

所有那些狂热的臆测，矛头都指向了丁珮。媒体对丁珮紧盯不放，持续报道。“好像每个人都想让我死，”丁珮对《星报》抱怨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真的不想活了。小龙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不就此打住呢？”尽管她请求原谅，但负面报道仍是接踵而至。为此，她威胁说如果继续诽谤，她将起诉媒体。其中一家小报在头版头条回应道：“丁珮，请来告我们吧！”这一系列所谓的新鲜爆料，最终迫使这位26岁的女孩将自己反锁家中，不再出门。她的一位密友透露：“除了看电视，她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报纸恶意的言论和不断发酵的猜疑很快引发了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事情。

吉隆坡的学生团队举着写有“丁珮害死了李小龙”的牌子示威。谣言开始在香港蔓延，说她的生命受到威胁。8月初，警方接到炸弹威胁电话。他们在一个广场上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棕色纸袋，上面用中文写着：丁珮知道李小龙的死因。后来这起事件被证实是一场恶作剧，纸袋里全是垃圾。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又有三枚假炸弹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被发现，上面写有“为李小龙报仇”的字样。[482]

香港的英国统治阶层可以完全忽视明星丑闻，但炸弹威胁是另一回事。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让英国人对香港的控制受到冲击，人们对那次事件记忆犹新。一场小小的劳资纠纷引发了一场暴力反抗。一些激进分子想要把英国人从香港赶出去，他们在整个城市安置了许多炸弹，有真有假，总数超过8000枚。亲英的政客、记者和警察被杀，许多无辜的受害者也受到牵连。[483]

人们越来越担心目前的局势持续发酵下去的话，有可能会演变成更普遍的冲突事件。于是，政府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官方下令对李小龙的死因进行全面调查。

1973年9月18日，琳达在李小龙死因研讯中出席做证。之后，《南华早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图片来源：Courtesy of Steven H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第二十五章 死因研讯

对李小龙的死因进行调查的法律机制是死因研讯——由一名法官和三名陪审员共同主持的法庭审问调查。除了像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在伦敦死亡那样备受瞩目的案件，这种研讯机制很少启用。它的目的是将死因类型进行分类——自杀、他杀、自然死亡或意外死亡——为今后走法律诉讼程序时提供依据。例如，对杀人罪的裁定是刑事审判的先决条件，而如果裁定为自杀可能会让人寿保险公司免于支付赔偿金。

之所以召开死因研讯，政府的目的并不是要找到李小龙的死因，而是想提供一种解释——一种能让人接受、最好不是丑闻的解释，以安抚大众情绪。香港当时仍被英国殖民统治，并非民主国家。英国官员对一名中国功夫演员的死因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平息动乱以及维护稳定。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政府会在公正、公开的表象下，悄悄地在幕后操纵审讯结果。各部门都有收到命令，禁止公务员接受媒体采访。[484]

1973年9月3日，这起有暗箱操作嫌疑的法庭审判随着所有参与者的到场而正式开始。随他们一同前来的除了自己的律师，还有各自内心深处的秘密。死因研讯的主审法官董梓光（Elbert Tung）和检察官约瑟夫·杜菲（Joseph Duffy）代表了政府的利益，他们希望营造一个公平透明的庭审过程；邹文怀和丁珮以及两人的律师想要证明李小龙和丁珮纯粹是工作关系，以推脱责任；琳达和她的律师需要澄清李小龙长期服食大麻的谣言，因为还有另外一方也在关注着死因研讯的结果：保险公司。

李小龙去世前，曾购买过两份高额的人寿保险：一份是在1973年2月1日从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投保，金额是20万美元；另一份是在1973年4月30日从英国伦敦劳埃德保险社投保，金额是135万美元。保险公司对30年的保单都不愿意支付，更别说是3个月的保单了。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派出了自己的律师叶天养（David Yapp）参与调查，试图通过证明李小龙在投保申请时撒谎来让保单失效。因为投保申请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2月1日当天有问过李小龙：“你使用过违禁药物吗？”李小龙回答说：“没有。”要想让保单失效，友邦保险的法律顾问须要证明李小龙在1973年2月1日之前开始服食大麻。为了能拿到保险金，琳达必须否认这一点。

当丁珮、邹文怀和琳达于当日上午9点抵达荃湾裁判法院时，已有百余名记者和数千名市民在门前等候，现场一片混乱，与多年后辛普森（O. J. Simpson）被审判时的情形一样。[485]停车场出入口及周围的四条辅助道路都被封锁了，禁止车辆通行及限制听审人数，法院入口也有警察严密把控。在警方安排下，出席人员被护送穿过人群经由停车场入口进入法院。

仅可容纳200人的法庭旁听席上挤满了媒体和市民。上午10点20分，庭审以三人陪审团的宣誓开始，陪审团将对本案有裁决之责，此三人分别是冯奇伟（Fun Kee Wai，音译）、罗伯特·弗雷德里克·琼斯（Robert Frederick Jones）和简悦宏（Kan Yuet wan Ramon，音译）。主审法官董梓光向陪审员陈述案情时说道：“本次用时约4天的研讯，旨在传召有关证人出庭做证，以确定美国籍男子李振藩的突然死亡原因，并作为采取相应法律程序的依据。”[486]由于李小龙在5月10日的晕倒似乎与他7月20日的死亡有关，法官表示，法院将传唤在5月份对李小龙进行救治的医生出庭。然后，他将李小龙的死因归纳为七类，并告知陪审员从中进行选择：谋杀、误杀、合法被杀、自杀、自然死亡、意外死亡以及死因不明。

第一位出庭做证的是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973年4月，当时他来我家里探望，”李忠琛说，之后又补充道，似乎是为了排除李小龙吸毒或自杀的可能性，“他当时的神态并无任何异常。”

唯一对其进行询问的是友邦保险公司的代表叶天养律师：“你知道你的弟弟有服用大麻的习惯吗？”

“据我所知，没有。”李忠琛回答道。

第二位应讯的证人是邹文怀。他坚持自己之前的说法。他下午3点到李小龙家商议新片剧本内容，在为时约2小时的谈话过程中，李小龙神态正常。然后，他们一起驾车前往丁珮的寓所，大约5点钟抵达。三人又展开近2个半小时的洽谈，他们想邀请丁珮出演《死亡游戏》。晚上7点半，李小龙感到头疼，丁珮拿给他一粒止痛药。李小龙当时意识清醒，提出想要躺下休息一会儿。于是，邹文怀独自离开去接乔治·拉扎贝一起晚餐。用餐期间，邹文怀和丁珮通过几次电话，叫他们赶来吃饭。但丁珮未能叫醒李小龙。邹文怀返回丁珮寓所，发现李小龙看起来像在沉睡中。“我和丁小姐摇晃他的身体，试图把他叫醒，但没能成功。”他在法庭上说。后来，他们叫来了丁珮的私人医生朱博怀。当朱博怀医生也无法让李小龙苏醒时，只得叫来救护车，将李小龙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晚上11点半，李小龙在医院内被宣布死亡。邹文怀最后说：“在7月20日之前，我几乎每天都和他见面，并没察觉他的神态有任何异常，没有忧虑表现，也从未提及家庭或生活方面的困扰。”[487]

午休过后，轮到万众瞩目的女星丁珮出庭做证。顿时引得旁听席上的人群开始窃窃私语，对其指指点点，从而让法庭上本已紧张的气氛变得更加让人不安。[488]丁珮的证词时有停顿，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但基本上与邹文怀的证词一致。她坚称这是纯粹的工作会晤，由于同为演员，所以她和李小龙此前就认识。尽管她的邻居在媒体上说李小龙是她公寓的常客，但她仍声称：“1973年7月20日的事情发生时，我和李小龙已经有一个月没见了。”

下一位证人是在丁珮公寓内为李小龙诊治的医生朱博怀。友邦保险公司的代表叶天养律师对其进行了盘问：“当你看到李小龙时，有人向你解释过死者到底出了什么事吗？”

“有人告诉我李小龙头疼，服药后躺在床上休息。后来他们想把他叫醒，但根本叫不醒。”

“你知道李小龙服用的是什么药物吗？”

“我找到一个锡纸包，上面写有 ‘EQUAGESIC’字样。这是一种温和的镇静剂，有止痛的作用，药效比阿司匹林要强，一般人可少量服用，对人体无害，除非病人对它过敏。”

尽管数周以来，对李小龙的死因有各种大胆的猜测，但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有可能是因为对止痛药过敏而导致了他的死亡。这一说法将在稍后的研讯中得到进一步的补充。

第二天，聚集在法院周围的记者和群众更多了。调查结果成了香港所有报刊及电视节目的重点报道的内容。媒体显然是想在话题冷却之前，尽可能多地集中报道。[489]

当天第一位出席的证人是资深急救人员彭德生。他所负责的救护车在晚上10点半左右接到电话，被告知有人晕倒。在另一名急救人员和司机的陪同下，他们来到二楼公寓。他说：“公寓内有三男一女及一名男性病人。其中一名男性相当年轻。”

他的证词在媒体上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到目前为止，当晚出现在公寓内的人只有病人（李小龙）、女子（丁珮）以及两名年长的男性（邹文怀和朱博怀医生）。第三个人是谁？在接下来的整个审讯过程中，急救人员所提到的那名年轻男性被忽略了。邹文怀和朱博怀医生后来都发誓当晚房间内并没有其他人在场。是急救人员搞错了？还是邹朱二人在撒谎？对于阴谋论者来说，这是一个能够引发联想的点——丁珮公寓内的那个年轻人相当于藏身于草丛中的第二个枪手。[490]

在抛出这个重磅炸弹之后，急救人员对李小龙的描述再次让人们感到意外：“我刚看到病人时，他身上穿着衬衫，但我记不清是什么颜色了。他下身穿着一条西裤。衬衫的扣子是扣好的，但我不记得脖领处是否扣好了。他衣着整齐。”

琳达·李的律师罗德承（T.S.Lo）抓住了这一细节：“你到达时，病人的衣着是否很整齐？”[491]

“是。”

“现场有没有挣扎的迹象？”

“没有。”

“病人有没有穿着鞋子？”

“有，是厚跟鞋。”

报纸上说，李小龙的尸体被发现时，穿戴整齐。这在香港又引发了另一波阴谋论。有人认为这是精心策划的——李小龙死在别的地方，后来被转移到丁珮床上。很可能是那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帮忙搬动的尸体。[492]

当日第二位证人是在伊利沙伯医院为李小龙做急救检查的急诊室医生曾广照（Dr. Chan Kwong Chau）。“我发现病人时，他已陷入昏迷，没有心跳，没有呼吸，瞳孔放大，对光没有反应，”他在法庭上说道，“从临床角度来看，我觉得病人已经死了。”[493]尽管如此，曾广照医生还是为李小龙做了5～10分钟的急救，然后把他送到了楼上的急诊室。

紧随其后出庭做证的是急诊室医生郑宝志（Dr. Cheng Po Chi）。他做证说：“经由检查，我发现他已经没了脉搏，呼吸也停了。按照抢救程序，即便我们认定病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我们也会尽最后的努力让病人苏醒过来。”[494]郑宝志医生给李小龙打了一剂强心针，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晚上11点半，医院宣布李小龙死亡。

这就像是一场烫手山芋的传递游戏。李小龙的尸体从丁珮公寓的朱博怀医生手上传到救护车急救人员，再传到救护室，最后传到急诊室，最后每个人都不得不正视现实，这位全香港最有名的男人实际上已经死了。

下午出席做证的是当晚曾去过丁珮公寓勘探现场的法医和警探，他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李小龙死于谋杀。法医做证说：“屋内没有打斗或纠缠的迹象，也没有存放任何明显有毒物质。在对死者初步查验时，也找不到暴力对待的痕迹。”[495]

法官宣布，9月17日再次开庭。时间整整推迟了两周。他没有透露具体原因，但这个原因最终会对诉讼程序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延期开庭，但公众对案情的进展依旧保持高度关注。9月17日上午6时起，记者和好奇的民众开始在荃湾法院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且人数不断增加，一直到10点开庭。因为这一天，据说李小龙的情人丁珮和妻子琳达·李都要出庭做证。[496]

对于这位年轻的遗孀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时刻，处处充满陷阱。为了拿到人寿保险的赔偿金，琳达必须发誓她对李小龙服食大麻毫不知情，尤其是在1973年2月1日申请友邦保险之前。她还想澄清，大麻并不是李小龙死亡的直接原因。然而，保险公司的律师会极力证明李小龙在申请保险时撒了谎。这一点失败的话，他们也想将李小龙死亡的罪魁祸首引向大麻。因为，如果李小龙死于非法药物的使用，他们可以依法在未来的诉讼程序中冻结所有赔偿。

在为期两周的休整期间，琳达向法院提出申请，由布莱恩·蒂斯德尔（Brian Tisdall）替代罗德承出任自己的代表律师，法庭予以批准。这是位富于攻击性的年轻律师，恰巧也是嘉禾的代理律师。李小龙之前曾聘请他起诉《星报》诽谤。

当检察官约瑟夫·杜菲就李小龙5月10日的晕倒以及大麻服食的情况向琳达发问时，琳达回答道：“那天为他治疗的是凌格福医生和邬显庭医生。我丈夫告诉邬医生，他当日有服食大麻，当时我也在场。但后来我陪同他赴美国进行全面身体检查时，神经学专家大卫·瑞斯伯德博士说，服食轻微剂量的大麻是无害的，他认为小龙的晕倒只是工作过多、疲劳过度导致，与大麻无关。”

琳达在接下来的证词中提到，李小龙生前只服用过两种处方药，分别是由大卫·瑞斯伯德博士所开出的抗癫痫类药物苯妥英钠，以及由阿片类药物和阿司匹林组合而成的止痛药右丙氧芬（Doloxene）。“小龙只有在腰背感觉不舒服时才会服用右丙氧芬，并且服用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琳达说，“他从5月晕倒到去世之前，健康状况还不错，只不过更累了。他认为5月那次晕倒主要是工作过多、疲劳过度导致。”[497]

证词结束时，琳达提交了一封大卫·瑞斯伯德博士的信件作为证据。大卫·瑞斯伯德博士应琳达的要求仔细审阅了李小龙的尸检报告。他认为：“死因无法确定。在病人胃中发现的大麻成分似乎不可能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因为目前尚无任何可靠报告能够证明大麻会导致人的死亡。”

保险公司的代理律师叶天养试图让琳达承认，李小龙在1973年2月1日申请保险之前服食过大麻：“你们是在1972年2月来香港定居？”

“是的。”

“在你们1972年2月来香港定居之前，你有发觉你的丈夫偶尔服食大麻吗？”

琳达的代表律师布莱恩·蒂斯德尔立即站起来：“反对！误导性发问！”

叶天养律师转身指向布莱恩·蒂斯德尔：“请不要打断我对证人的盘问。”

于是，两位律师开始就法律观点开始争论，直到董梓光法官介入：“我会准许这么提问，但证人有权拒绝回答任何潜在误导性问题。李太太，你愿意回答吗？”[498]

琳达点了点头，果断答复道：“我没发觉。”

叶天养律师继续问道：“你是在来香港以后才知道他偶尔服食大麻的吗？”

“是的。”

“什么时候知道的？”

布莱恩·蒂斯德尔律师再次起立表示反对，两位律师又是一番唇枪舌剑。法官最终做出指示：“证人虽然有权拒绝回答一些会令自己负上刑事罪责的问题，但叶律师的提问不属于此类，证人需要如实回答。”[499]

“1973年3月或4月，”琳达答复道，选在了保险生效一个月后，“我第一次发觉他在服食大麻。事实上，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开始服食大麻的。”

琳达问讯结束后，法庭内的记者们立刻冲出法院，回去赶着交稿，下午见报。《中国邮报》的头版头条是：“琳达证实，李小龙服用大麻。”[500]

琳达之后，邹文怀再次被传唤出庭。第一个对他进行询问的律师是布莱恩·蒂斯德尔，他表面身份是琳达的代表律师，实际上他是嘉禾的发言人。向琳达建议聘用布莱恩·蒂斯德尔做她的代理律师绝对是邹文怀的一记妙招，因为这让两个人可以在没有显示串供的情况下，得以向法庭和公众提出关于此案的另一种言论。

“你同意在所有李小龙的电影中加入大量的肢体活动和许多场打戏吗？”布莱恩·蒂斯德尔律师问道，开始为下面做铺垫。

“是的。”

“电影拍摄过程中，你有没有意识到李先生可能会发生意外及受伤，而且某些情况可能会相当严重？”

“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

“以刚完成的《龙争虎斗》为例，他有意外受伤吗？”布莱恩·蒂斯德尔律师在询问的同时，也对嘉禾即将上映的李小龙电影进行了宣传。

“有过几次。”邹文怀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1973年2月或3月，至少有三四次。”邹文怀回答道，“有一次，他不小心被另一位演员一拳打到脸上，当时比较严重。他不得不去我的办公室休息了大约一个小时，才回去接着拍。”[501]

“在你多年的制片生涯中，你有听说过空手道或其他形式的格斗术吗？““是的。”

“你有听说过，当有人受到打击后，伤势会在身体内潜伏很长时间之后才发作的传闻吗？”

“是的，我听过这种说法。”[502]

总而言之，这是一段预先排练好的问答。自从李小龙过世后，媒体对李小龙身为武术家的形象大肆诋毁，斥责他是吸毒成瘾的色情狂——有点像中国版的查理·辛（Charlie Sheen）。死因研讯如果只揪着大麻不放，只会进一步巩固公众对此事的看法。而通过描述电影中打戏拍摄时的危险性以及因此带来的意外伤痛，邹文怀会让李小龙的死亡显得悲壮些。琳达有一份保险需要理赔，而邹文怀有一部电影要卖。

保险公司的代理律师叶天养敏锐地意识到邹文怀正在试图转移公众对毒品的注意力。于是，等布莱恩·蒂斯德尔律师落座后，他立即将问题再度转回到大麻上。

“李小龙是不是贵公司最重要的成员？”

“是。”

“你是否对李小龙的生活及动态极为关心？”

“是。”

“1973年5月，他晕倒那次，你大概很在意，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晕倒吧？”

“是的。”

“你是否知道李小龙在5月晕倒前曾服食过大麻？”

“不知道。”

“你第一次听说李小龙服食大麻是在什么时候？”

“我是在1973年9月3日，于研讯法庭听审时才知道的。”邹文怀面无表情地说。由于邹文怀拒绝老实作答（所有对李小龙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很喜欢大麻和哈希），导致叶天养律师对其很不满。“你对报界所发表的声明中，对李小龙出事的时间、地点及内容的描述是否与法庭供词有所不同？”叶天养律师继续追问道。他指的是嘉禾最初发表的新闻稿，因为新闻稿中声称李小龙和妻子在自家花园散步时晕倒。

“我没有就此事向报章 发表过任何声明。”

听到邹文怀公然说谎后，挤满法院的记者们发出了阵阵嘘声。[503]邹文怀已经愚弄过他们一次了，当他再次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显然不再买账了，纷纷出言指责他。法官不得不要求大家保持安静，然后转向邹文怀，再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你有公开发表过任何声明吗？”

邹文怀很小心地回避了法官的询问：“我没有发表过公开声明，只是在李小龙去世一两个小时后，向警方陈述过所有事实，其内容与我在法庭上所说的完全相同。”

朱博怀医生是当事人，他不得不效仿邹文怀的强硬态度。对于为什么他没有把李小龙送到距离事发地更近的浸信会医院，那里也是他工作的地方，而是送去了伊利沙伯医院，他的解释是：“我把他送去伊利沙伯医院，不是因为我认为他已经死了，而是我相信伊利沙伯医院的救治设施更好。当我看到李小龙躺在床上时，他已经没有脉搏，没有心跳和没有呼吸了。”

琳达的代理律师布莱恩·蒂斯德尔立即反驳道：“如果他已经没有脉搏、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了，伊利沙伯医院的救治设施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最好还是把他送到伊利沙伯医院，试着让他醒过来，尽管他看上去已经没有希望了。”朱医生说。

“你认为有希望让他醒过来吗？”

“希望不大。”[504]

对朱博怀医生的羞辱性盘问终于结束了。42年后，当他去世时，《南华早报》上刊登了他的讣告：“朱博怀医生此生再也没有对1973年7月20日晚李小龙的死亡发表过任何言论。”[505]

朱博怀医生出庭结束后，法庭旁听席上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下一位计划出庭做证的证人是丁珮。她已经在法庭上候了一整天了。然而，令所有人感到惊讶的是，检察官约瑟夫·杜菲站起来说：“检察官不需要丁珮小姐在场出示更多的证据，她的证供对案情没有帮助。”法官董梓光同意了约瑟夫·杜菲的提议，宣布立即休庭。于是，丁珮起身离开了。[506]

旁观者立即大声责问，记者们也开始抱怨。丁珮是主要证人和新闻头条。对于那些怀疑死因研讯造假的人来说，她的证言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政府真的想弄清楚李小龙的死因，为什么不重新传唤最后一位见到他活着的人呢？有很多疑问需要回答，有很多矛盾的证词需要厘清。李小龙真的是和邹文怀一起到她公寓的吗？李小龙在公寓内有服食大麻吗？为什么没能早点叫救护车？为什么急救人员抵达时李小龙穿得整整齐齐？公寓里有没有一个神秘的年轻人？急救人员抵达之前有没有人移动过尸体？为什么朱博怀医生坚持把他送往伊利沙伯医院，而不是浸信会医院？

公诉人和法官没有问这些问题，一个都没问，直接让丁珮离开了。

第二天，仅有一名证人出席，全天都在围绕他的证言展开讯问。他是政府化验师林景良博士（Dr. Lam King Leung）。在长达6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他详细阐述了每一项尸检的细节。根据林博士的报告，血液测试结果证明李小龙服用过一粒止痛药和少量大麻。两者的剂量都未达到过量服用的标准。此外，林博士尝试在李小龙内脏中寻找是否存在酒精、吗啡、咖啡因、斑蝥素（强力兴奋剂，是“西班牙苍蝇”等春药的主要成分）以及汞、砷、铋、锑、铅等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和其他有机物，但所有进一步的测试都是阴性。李小龙没有服药过量，更没有中毒。

如果说死因研讯的一个战略目的就是为了让观众感到乏味而降低关注度的话，那么这一计划奏效了。当天讯问结束后，一度人山人海的荃湾法院已明显平静下来，等候在法院外面的记者人数也急剧减少。[507]

为了平息李小龙之死引发的骚乱，政府需要一个可以为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解释。问题是医学专家有不同意见。香港的医生凌格福（曾在5月10日为李小龙治疗的美籍医生）、邬显庭（曾在5月10日把李小龙救活）和利塞特（来自新西兰的验尸官）都认为大麻导致了李小龙的死亡。然而，美国方面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学家大卫·瑞斯伯德博士指出，从未有过大麻致死的临床病例，他在李小龙5月10日晕倒之后为其进行过全面检查，基于现有证据来看，大卫·瑞斯伯德博士认为死因不明。

政府的解决方案是从英国伦敦请世界著名的病理学家罗伯特·唐纳德·蒂尔（Robert Donald Teare）教授来协助调查。由于教授日常工作繁忙，因此审讯推迟了两周。罗伯特·唐纳德·蒂尔教授是伦敦大学的法医学教授，也是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培训学院的客座讲师。李小龙的案例对这位爱慕虚荣的教授来说再完美不过了，他惯被名人之死所吸引。他曾在1967年披头士经纪人布莱恩·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和1970年吉他大神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死亡案件中，对医生解剖尸体及化验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指导，并出庭做证。他被香港媒体和公众认为是现实生活中的夏洛克·福尔摩斯。

蒂尔教授仔细查看过化验医生所出具的尸检报告，并对证据进行研究之后，私下集合其他专家证人召开了一次令人头痛的摊牌会（come-to-Jesus meeting）。“蒂尔教授将邬医生、利塞特医生和我聚在伊利沙伯医院的一个楼层上开会，”凌格福医生回忆道，“这并非是在为审讯进行带妆彩排，对他来说，这是在事先警告我们，我们此前所得出的推论并不被世界法医病理中心所承认。仅就目前来看，没有研究证实大麻有致人死亡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做出任何让当地医学界感到难堪的事情。如果有人断定大麻中的化学物质具有危险性，甚至是致命的，那么这个结论不应该是在微不足道的小地方得出，比如生活及医疗如此落后的香港。我们没有被要求做伪证，但我们被警告说，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当时我认为这就是在威胁证人。”[508]

在看过证词和证据之后，蒂尔教授对李小龙的死因提出了另一种假设——朱博怀医生在审讯期间曾无意间提到过一次，但后来再也没人问起过——即药物过敏。蒂尔教授试图说服三位医生接受他的观点，然而美籍医生和中国医生并不认同，不过新西兰的验尸官表示支持。

在经过前一天冗长的化学证词之后，围观人群多数已经散去。到了第五天上午，法庭内空荡荡的，显得很冷清。[509]当天第一位出席的证人是琳达·李。她回到证人席，提交了一份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艾拉·法兰克博士（Dr.

Ira Frank）的报告作为证据，报告的题目是《大麻临床研究》（Clinical Studies in Cannabis）。艾拉·法兰克博士的结论与大卫·瑞斯伯德博士此前的说法一致——没有确凿的案例可以证明大麻能致人死亡。在李小龙的胃里发现的微量大麻与他的死无关。

针对琳达讯问的唯一一个问题来自其中一名陪审员：“你从洛杉矶的医生那里找来这份研究报告，是不是为了保险赔偿问题？”

“不是，”她肯定地回答，“我只是想澄清我丈夫的真正死因。”[510]

接下来出席的是凌格福医生。他之前推测李小龙在5月10日第一次晕倒，大麻是主要原因。现在他对这一推测有些犹豫，“当时我脑中闪现的是，我觉得他的情况有可能是由于服食大麻造成的，”他说完这句话后，又立即进行了修正，“可能是药物中毒，也可能不是。”

凌格福医生决定不再死揪着大麻不放，部分原因是被蒂尔教授的警告所影响，但也有个人情感因素的考量。他与李小龙和琳达是好朋友，两家是邻居，琳达和凌格福医生是粤语班的同学。他知道保险公司正试图因为大麻来让李小龙的保单作废。凌格福医生后来解释道：“我很同情琳达的遭遇，她想要拿到她应得的钱，用来抚养两个孩子。”[511]

相比之下，神经外科的邬显庭医生与李家并没有任何交往，他当然不会因为英国教授的警告而有所让步。邬医生的临床诊断是“脑水肿和疑似大麻中毒”。

琳达和嘉禾的代理律师布莱恩·蒂斯德尔，就邬医生关于大麻是死因的推测进行了激烈抨击。“你有没有吸食过大麻？”布莱恩·蒂斯德尔律师向邬医生发问。

“没有，完全没有。”

“有没有接触过与大麻有关的病例？”

“没有。”

“根据你的理论知识，你能说大麻是致人死亡的罪魁祸首吗？”

“可能是它造成的。”

“在什么情况下？”

“如果大麻被过度使用，或者使用者对大麻有过敏反应。”

“你这么说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你有看过这方面的材料吗？”

“在药理学教科书中。我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学生时代的课本。”邬医生犹豫了一下，最后坦承，“我并不是一个对大麻有发言权的专家。”[512]

布莱恩·蒂斯德尔律师没有向邬显庭医生进一步询问，也没有其他律师愿意问他，甚至保险公司的代理律师也没有开口。邬显庭医生颜面扫地，信誉全无，他起身离开了。

午休过后，轮到新西兰的验尸官利塞特医生出席做证。他对尸检报告进行了总结。没有任何外部损伤和针孔迹象。唯一不正常的是李小龙的大脑水肿。他的结论是：“脑水肿（脑内水分增加、导致脑容积增大）是致人死亡的直接原因。”由于找不到是何原因导致了脑水肿，所以，他曾一度怀疑是大麻引起的。“但当我得知没有确凿的大麻致死案例时，”他说，“我得出的结论是（李小龙的）死亡不是因为大麻中毒。”[513]

在排除了大麻和其他类型的毒药之后，利塞特医生只能推断：“李小龙死于某类药物过敏。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化学物质是止痛药的其中一个成分。”利塞特医生没有提及蒂尔教授，更没有讲明他是在复述蒂尔教授的说法。“由于只服用一粒止痛药，便引发阿司匹林药物过敏致死，这种情况非常罕见。”[514]

最后，他抛出自己的观点，他觉得李小龙在5月10日和7月20日两次昏迷是有内在联系的。“我在参考过李小龙于5月10日晕倒的病例后，就更有理由相信其暴毙是由过敏症所导致的。”利塞特医生推测，李小龙可能在5月10日晕倒之前服用过止痛药右丙氧芬（Doloxene），其中也含有阿司匹林。

前一天，验尸官利塞特医生的证词确立了止痛药过敏反应致死的说法。到了第六天，它被这一说法的倡导者罗伯特·唐纳德·蒂尔教授进一步夯实。与其他专家一样，蒂尔教授先简要介绍了自己的资历：“在过去的35年里，我一直专注于法医学。在此期间，我对9万具尸体进行过解剖，并出席过18000次死因研讯。”蒂尔教授所列举的数字实在惊人，香港媒体在没有计算的情况下如实引用。如其所言非虚，蒂尔教授必须在35年间，每天解剖7具尸体，每周7天，全年无休，而且每天还要参加1.5次出庭做证。

香港官员希望向公众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一向不谨慎、不谦虚、不自我怀疑的蒂尔教授也确实没让人失望。蒂尔教授同意利塞特医生的判断，即李小龙在7月20日因脑水肿猝死与他在5月10日的晕倒有关。他完全认同“李小龙并非死于常见的自然疾病”。然后，他又果断地排除了大麻的嫌疑：“我从未遇到过对大麻过敏的案例。在我看来，李小龙在5月10日服食大麻后突然晕倒，以及在7月20日死亡后，在他的胃里发现大麻成分，纯属巧合。就急性脑水肿而言，服食大麻与饮茶或咖啡一样，与他的死并没有直接关系。”

撇清大麻之后，蒂尔教授开始转向止痛药中另外两种成分：阿司匹林和甲丙氨酯。他认为：“李小龙可能对阿司匹林及甲丙氨酯，或两者的混合物先后产生过敏反应，继而引发致命的脑水肿。”最后，他承认“这是十分罕见的过敏反应”[515]。

至此，死因研讯的最后一名证人离席，庭审结束。蒂尔教授的任务大功告成。[516]董梓光法官亲自向这位远道而来的法医专家表示感谢。法庭休庭，下周一再度开庭，届时陪审团将做出最后裁决。

在第七天的死因研讯中，董梓光法官在三人陪审团做案情总结并分析重点，他特意说道：“本案的关键证人是医学家和法医专家，比如负责解剖化验的利塞特医生和化验师林景良博士，当然还有专程来港提供专家意见的英国法医专家罗伯特·唐纳德·蒂尔教授。”他没有提到凌格福医生和邬显庭医生，这两位医学专家支持大麻致死的说法。

不出所料，法官接下来向陪审团逐一解释了七种死因裁决的法律定义，并对各项可能性从自己的角度进行分析。听起来像是在引导陪审团决议：

1.谋杀：即怀着恶意非法杀人。在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死者被非法杀害，故可以排除这个死因。

2.误杀：即非蓄意犯错导致他人死亡。本案死者显然没有遭受到这种对待，此项死因自然并不成立。

3.合法被杀：死者猝逝根本与此无关，无须对此考虑。

4.自杀：所有证供均显示李小龙并无任何自杀动机或倾向，也找不到诸如遗书等厌世证据，所以本项死因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5.自然死亡：利塞特医生及林景良博士虽竭力寻觅这方面有关线索，但在验尸及病理化验中，皆找不到足以令李小龙致死的自然疾病。董法官遂认同利塞特医生、林景良博士及蒂尔教授等专家意见，排除自然死亡的可能性。

6.意外死亡：根据法典定义，死于意外，死于不幸及死于横祸，三者在逻辑上是不易清楚区分，也很难定出具体界限。唯董法官个人认为，“死于不幸”是比“死于意外”更加不幸。[517]

也许是担心陪审团不能理解他所表达的意思，法官继续说道：

由于李小龙尸体内外均无遭受暴力伤害的痕迹，警方在事发现场也找不到任何毒药或可疑之处；再加上三位主要专家证人都倾向支持“药物过敏引发脑水肿致命”的结论，所以“意外死亡”是值得审慎考虑的死因。

事实上，包括法医界权威蒂尔教授都认同李小龙不可能因急性、慢性中毒，以至服食大麻致死。利塞特医生更指出“某种药物可能会令某类人产生过敏反应”，而以往亦有服食一片阿司匹林即导致药物过敏死亡的案例。所以，尽管死者服食“EQUAGESIC”止痛药，阿司匹林只占三分之一成分，但当阿司匹林与甲丙氨酯混合后的并发作用，是极有可能引发过敏反应的。

当然，这种病例是十分罕见的；故陪审团若采纳蒂尔教授的推断，李小龙的死因便极有可能属于“死于意外”或“死于不幸”。假如陪审团对庭上所提供的证供，以及专家分析和意见仍抱有质疑，则应考虑选择第七种裁决，即“死因不明”。

在被隐晦地告知对此案应该如何裁决之后，三人陪审团自然没有任何疑问，仅思考了不到五分钟就一致裁决“死于不幸”。香港历史上用时最长的死因研讯以最短的陪审决议而结束。[518]其速度之快，让人惊讶，更让许多记者措手不及，只是出去抽支烟的工夫，结果就出来了。1973年9月24日上午11点15分，董梓光法官接过首席陪审员呈交的议决后，当庭宣布李小龙死因研讯正式结束。

对于公众来说，李小龙之死仍是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许多影迷联想到电影《精武门》的开场，李小龙得知师父去世后，悲痛欲绝，扑倒在师父的棺材上。“你能告诉我，师父是怎么死的吗？”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在电影中苦苦追问。[519]

“师父是胃病转感冒去世的。”一位师兄弟回答说。

“我不信！”

极度悲伤的中国大众不能接受他们心目中的无敌英雄，这位32岁的健壮男子会死于阿司匹林。虽然死因研讯的结果实现了政府平息事态的目的（没有再度引发更多的抗议行为或炸弹威胁），但李小龙的死仍然是热门的谈论话题。陪审团对死亡方式做出了裁决——死于不幸，但并没有给出死亡原因。关于这一问题，李小龙的影迷们每天仔细翻看报纸上公布的审讯笔录，他们发现专家们的意见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法官、验尸官和全球著名的病理学家都认为是阿司匹林药物过敏，而救治过李小龙的两位香港医生认为是大麻。为他进行全面检查的美国神经科医生确信病因仍然未知。鉴于专家们相互矛盾的观点，新的说法和推测继续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当琳达·李和丁珮共同出席《龙争虎斗》的试映会后，翌日见报的那个备受争议的裁决更是惹来无数臆测，甚至有人怀疑他是被阴谋暗杀的。[520]

时至今日，李小龙的死因仍是众说纷纭。“毫无疑问，这些年来人们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李小龙是怎么死的？’”琳达·李说。[521]

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死于中暑。这是对他的死亡最合理的科学解释。请参考事件依次发生的时间以及李小龙的身体状态。

10周前，1973年5月10日，李小龙在闷热的房间内工作时晕倒。他表现出了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的多种症状（恶心、呕吐、步履蹒跚、晕倒），他的体温升高到了很危险的程度——这是高热症状的两个诊断标准。李小龙怕热的表现由来已久，而且严重睡眠不足、体重下降，并且最近刚刚做了腋下汗腺切除手术，这一切都增加了他患病的风险。

香港属于亚热带气候，1973年7月20日是当月最热的一天。李小龙在丁珮的小公寓内一遍遍地讲解表演《死亡游戏》中的场景。“在讲述故事情节时，他把整个过程都演了一遍，”邹文怀说，“所以，体力消耗过大，让他有点儿疲惫、口渴。喝了几口水，他似乎有点儿头晕。”[522]与5月10日一样，李小龙在密闭空间内工作，最终感到头晕、头疼——这是中暑的两个早期迹象。他走进丁珮的卧室，平躺在她的床上，再也没能站起来。美国陆军环境医学研究所（U.S. Army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Medicine））的高温症专家莉莎·里昂博士（Dr. Lisa Leon）认为：“一个人中暑一次，下次中暑的风险就会更高。患者在数小时、数天乃至数周的恢复期内，会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这会增加长期残疾和死亡的风险。”[523]

7月20日，李小龙去世后，在对他的尸体解剖检查时，在他的胃中找到的小剂量药物成分中，无论是大麻还是甲丙氨酯都不会导致脑水肿。[524]唯一有嫌疑的是阿司匹林。美国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所列出的阿司匹林的潜在反应为：“荨麻疹，皮肤瘙痒，流鼻涕，眼睛发红，嘴唇、舌头及脸部肿胀，咳嗽，气喘，呼吸急促以及过敏反应——这是一种罕见的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525]过敏最常见的是由蜜蜂叮咬和花生引起的，过敏反应可能会引发致命的脑水肿。当蒂尔教授和利塞特医生对阿司匹林过敏进行推论时，他们所谈论的是过敏性休克。

但过敏反应，尤其是严重的过敏反应，几乎总会有其他症状出现——气管发炎，喉头水肿，舌头和嘴唇麻木，口腔内及其周围出现荨麻疹，和皮肤瘙痒的情况。在致死的病例中，喉咙水肿阻塞呼吸道，导致窒息和脑水肿。7月20日晚上，为李小龙治疗的急救人员和医生没有发现李小龙的舌头和喉咙有任何炎症。利塞特医生在解剖验尸时也没有发现异常。李小龙是位硬核武术家，热衷于锻炼，所以成年后经常服用阿司匹林来缓解痛症。虽然他有可能在32岁时突然对阿司匹林有致命的过敏反应，但他死于过敏性休克却没有任何相关症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526]

与阿司匹林过敏相比，中暑更能危害年轻运动员的生命。在体育活动猝死的常见原因中，中暑排名第三，在夏季最热的几个月份排名会上升至第一。[527]仅在美国，每年平均有三名高中及大学橄榄球运动员因中暑而死。[528]年仅27岁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科里·斯特林格（Korey Stringer）在2001年7月一个闷热的下午，晕倒在明尼苏达维京队的练习场上。他的去世立即促使整个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在预防中暑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改变。1973年，人们对中暑所导致的危险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与2001年的医疗知识和治疗手段相比，要差得更远。即使是现在，也并非每位医生都知道如何对中暑患者进行治疗和护理。[529]

虽然不可能确切地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李小龙的死亡，但体温过高应该是最合理的解释。如果是中暑，那么李小龙是在做他最喜欢的事情时去世的——在欣赏他的观众面前表演功夫。

从李小龙两个月大参演他的第一部电影开始算起，他在这个世界上，将毕生的时间都用在了娱乐他人和教育他人上。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毫不停歇地将毕生的成就压缩在短短的32年里。他的死不是悲剧，因为他的生活就是一场伟大的胜利。1972年，他对一名香港记者说道：“即使我，李小龙，有一天会死去，尚有夙愿未能实现。但，我不会感到悲伤。”他似乎在为自己致悼词：“我做了我想做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诚的，已尽我所能。你不能对生活要求太多。”[530]

大约在1978年，加州伯班克摄影基地举行了李小龙才艺海选大赛，一名参赛者在大赛上表演（图片来源：Frank Edwards/Getty Images）

2013年7月20日，李小龙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日，影迷向香港李小龙铜像敬献鲜花（图片来源：Kyodo News/Getty Images）

尾声传 奇

1973年8月，《龙争虎斗》在美国洛杉矶首映，两支中国舞龙舞狮队沿着好莱坞星光大道向格劳曼中国戏院（Grauman’ s Chinese Theatre）走去，为活动宣传造势。前一天晚上，闻讯而来的影迷开始聚集，包围了整个街区。在片中饰演鲁柏的约翰·萨克松回忆道：“我坐在豪华轿车的后座上，看到戏院外轮候入场以及排队买票的人群，一眼望不到头。我问司机，‘怎么回事？’他说，‘都是赶来看你电影的。’”[531]

约翰·萨克松并不是唯一一个被《龙争虎斗》的成功震撼到的人。即使是历来不喜欢暴力场面的纽约影评人也感受到了它的力量。《纽约时报》称：“这部影片制作精良，剧情设置引人入胜，动作场面更是快如闪电，并且光影流动、色彩照人。你在任何影片中都未曾见过如此凶狠、凌厉、冷酷的东方英雄，而且在不借助枪械的情况下，单凭拳脚就能打出一片天地。”[532]威廉·保罗（William Paul）在《村声》（The Village Voice）杂志中坦言：“仅从自身所受教养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部电影令人厌恶，充满了怪诞的男性幻想。但我必须承认，在我潜意识最阴暗的角落深处，这一幻想引发了我的共鸣。”[533]

《龙争虎斗》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电影的制作成本仅用了85万美元，1973年全球票房收入却高达900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45年里，预计将达到3.5亿美元。弗雷德·温特劳布曾开玩笑说，这部电影的利润如此之高，以至于制片公司要额外分钱给他。编剧迈克尔·阿林回忆说：“华纳的律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部电影将会大赚一笔’——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部电影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藏都藏不住。”[534]

李小龙的两次葬礼过后，不到一个月，《龙争虎斗》正式上映，票房口碑双丰收。它让已经去世的李小龙成功地实现了他生前所说的“明确目标”——成为全美片酬最高的东方超级巨星。这也让他一举超过史蒂夫·麦奎因。《龙争虎斗》拍摄过程中，李小龙曾告诉弗雷德·温特劳布，他的目标是让这部电影比同时期史蒂夫·麦奎因制作的《亡命大煞星》（The Getaway）更成功。“如果我能给天堂的李小龙发一封电报的话，”弗雷德·温特劳布说，“上面会写着，‘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龙争虎斗》都远超《亡命大煞星》。’”[535]

1973年3月21日上映的电视剧《功夫》和邵氏制作的《天下第一拳》仅为西方观众打开了一扇门，但李小龙凭借他在《龙争虎斗》中的精湛表演一脚将门踢飞——为西方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型。自此，这种曾被认为粗制滥造的香港功夫电影——《综艺》称为“劣质功夫片”（chopsocky）——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城市的磨坊戏院[536]进入了郊区的多银幕影院。“每个人都在打功夫，”一炮而红的神奇小子卡尔·道格拉斯（Carl Douglas）在歌中唱道，“他们灵动如猫，快如闪电。”这首发表于1974年的《功夫高手》（Kung Fu Fighting）销量高达1100万张。[537]在纽约，同一时期上映的香港电影有30部之多。[538]

李小龙之前为嘉禾拍摄的一系列电影（《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全部得以在美国发行上映，累积票房约5000万美元。[539]此外，制作公司还将《青蜂侠》的三集内容剪辑到一起，以李小龙试镜片段为开场，在1974年11月以大电影的形式正式在院线上映。[540]“李小龙先生所饰演的加藤，是青蜂侠里的忠实用人，同时也是位功夫高手。由于他去世前在香港拍摄的功夫电影大受欢迎，所以在一年之后，他享受了明星待遇，变成了《青蜂侠》的主演。”文森特·坎比（Vincent Canby）在《纽约时报》上写道。[541]

李小龙去世后，瞬间成为国际巨星，影迷们极其渴望了解他的生活细节。“我之前对他不太了解，现在想多知道一些与他有关的信息。”一位来自新泽西州的年轻女性在给《黑带》杂志的信中写道：“突然间，他去世了，我简直无法接受。就像是我刚刚认识他，却再也没机会见到他了。”[542]数以百计的杂志争相发表与他有关的文章 ，多本纪念册和传记也相继出版上市。甚至还有一部劣质传记片《一代猛龙》（ The Dragon Dies Hard）在1975年上映。[543]在这部电影中，李小龙习武的起因竟被说成是为了应付几位在他工作时恶意挑衅的混混，他们试图抢占他的《华盛顿邮报》派送路线。

1973年，李小龙去世后，与其有关的产品也开始面世，甚至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销售的商品主要有吊坠、人偶、T恤、运动服以及各种李小龙海报——与切·格瓦拉一起被挂在宿舍墙上。武术杂志也从中分得一杯羹。像《黑带》和《格斗明星》这样的武术杂志，曾经只是小众报刊，也凭借着李小龙的东风成了光鲜亮丽的刊物，上面印有各种邮购广告，内容从132美元的不锈钢三叉刺到5.95美元的李小龙出拳木偶，应有尽有。[544]就连李小龙的弟弟李振辉也专门制作了一张专辑，直接取名为《李小龙民谣》（The Ballad Of Bruce Lee），以此获利。[545]“自从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车祸去世之后，还没有哪个好莱坞明星能具有如此高的商业价值。”影评人肯尼斯·杜兰（Kenneth Turan）在《洛杉矶时报》上写道。[546]

李小龙成了功夫的守护神，被众人膜拜。日本青少年留跟他一样的发型，英国人称他为“功夫之王”，澳大利亚人认为他是“东方拳速最快的武术家”。

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在看过几十遍《龙争虎斗》后，开始自筹资金制作自己的武打电影，但未能完成。印度有一首顶级的迪斯科歌曲，名为《为那位了不起的家伙，李小龙，干杯！》。在接下来的10年里，《龙争虎斗》不断重映，每次都能跻身于周五票房前五之列。伊朗有一家剧院每天播放这部电影，直到1979年政府被推翻。[547]《龙争虎斗》的录像带还曾在20世纪80年代被走私到东欧，他们视李小龙为反抗主义的象征。[548]

李小龙以传教士般的热情，通过电影这一媒介来推广自己的武术理念，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在李小龙去世之前，世界上只有不到500家武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他的影响，仅在美国就有2000多万名武术习练者。[549]在英国，习武需求大，但武馆少，所以会有成群的学生在少数几家武馆门口排队，上赶着向老师交学费，以确保下堂课能有一席之位。[550]一位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男孩给《黑带》杂志写信：“李小龙一直是我习武之路上的榜样，并且永远都是，他将激励我达到自己的巅峰。”[551]

李小龙去世后，引得全世界为之疯狂，唯有香港陷入迷思。凭借剧中角色所代表的民族精神以及自身的独特魅力，李小龙在香港成为超级巨星。可他的突然离世深陷于丑闻之中，让香港人怅然若失，并深感不安。“很多人仍然喜欢他，”李小龙会会长黄耀强（W. Wong Yiu Keung）说，“但由于他的死并不光彩，导致许多人觉得被欺骗了。突然失去了一个偶像，他们感到空虚。”[552]

《龙争虎斗》在香港票房惨淡，仅收入300万港元，与《唐山大兄》持平，比《猛龙过江》少200万，这是幻想破灭的体现。尽管，李小龙仍然是香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但名气在生前已达至顶峰，如今开始回落。“他已经死了，”一位中国影迷说，“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553]

对香港电影人来说，重点是李小龙的拳脚打破了国际市场的壁垒。在李小龙之前，香港电影业相当于今天的尼日利亚，虽有利可图，但狭隘封闭，属于关起门来做生意。“在李小龙之后，我们有机会被外人关注到，尤其是好莱坞。”导演吴宇森说，他曾执导过《变脸》和《碟中谍2》。“李小龙为我们打开了这扇门，让世界各地的人真正开始关注中国的功夫片以及中国电影人。”[554]

李小龙拯救了嘉禾，打破了邵氏的垄断。“邵逸夫财力雄厚，掌控着大量院线。他的策略是用诉讼把嘉禾扼杀在起步阶段，把我们完全榨干。”安德鲁·摩根说，“李小龙用功夫把我们带进了国际市场。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最终可以把电影发行到欧洲、南美、北美，甚至是中东。邹文怀由此开辟了一条新的资金管道。因为我们拍过《龙争虎斗》，所以其他制作公司也有兴趣以合作拍片的方式跟我们合作。”

很快，人们开始寻找下一个李小龙。凡是跟他沾边的人都拿到了电影合约，并被推到镜头前。查克·诺里斯饰演白人李小龙，洪金宝饰演胖乎乎的李小龙，成龙饰演滑稽的李小龙。然而，没人能真正成为李小龙，更无法超越他成为新的国际偶像和票房冠军。成龙曾试图打入好莱坞，在1980年拍了一部《杀手壕》（The Big Brawl），该片同样由高洛斯执导，邹文怀和弗雷德·温特劳布联合制作。可惜票房惨淡，铩羽而归。直到《龙争虎斗》上映25年之后，1998年，成龙才凭借《尖峰时刻》（Rush Hour）奠定了自己在好莱坞的地位，成为香港第二位成功打入好莱坞的典范。

香港某些善于投机的独立制片人由于无力负担查克·诺里斯、成龙和洪金宝等人的片酬，专门聘用了一批样貌外形与李小龙相似的特型演员，并为他们修改了艺名来蒙骗观众，伺机捞钱。比如黎小龙、吕小龙、赖小龙、巨龙和唐龙。这些仿龙电影甚至在片名上也尽量向李小龙原作靠拢，以混淆视听——《猛龙过海》《唐山二兄》《龙虎争斗》《死亡魔塔》《忠烈精武门》。[555]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类型，在电影中将李小龙变成了漫画中的超级英雄，比如《李三脚威震地狱门》（电影中，李小龙下到地狱，和詹姆斯·邦德以及吸血鬼开打）和《神威三猛龙》（在这部电影中，巨龙、黎小龙、吕小龙和赖小龙扮演了四个李小龙的克隆人，携手作战，惩奸除恶，拯救世界）。

仿龙电影中最好的一部是1978年上映的《死亡游戏》。邹文怀声称，他从未想过要把李小龙在1972年拍摄的宝塔打戏拓展成一部完整的电影，但世界各地的发行商纷纷恳求他一定要将电影拍完。邹文怀只好找人补拍。他找来的导演是高洛斯，高也是《龙争虎斗》的导演。本片共用了两位李小龙特型演员——一个专注表演，一个侧重打斗。由于李小龙生前未能完成剧本，所以整个故事只能像拼图游戏一样，从拍完的场景去发展故事情节，然后再拼凑成一部完整的电影。最终的故事围绕一名叫卢比利的功夫影星展开，他拒绝与神秘的帮派首领合作。帮派首领派人在他拍戏时给他脸上开了一枪，众人以为他死了。他将计就计，假装死亡，并接受整容手术，最后终于成功复仇。邹文怀将1973年李小龙香港葬礼的真实镜头剪入正片中。影片自一开始，便显得支离破碎，毫无逻辑，令观者如坐针毡，直到最后一幕，李小龙与丹·伊鲁山度和贾巴尔的两场打戏出现，才让观众欣喜若狂、高声叫好。突然之间，这部乏味的电影变得魅力四射，同时这也是在提醒人们，为什么没有人能取代李小龙。

《死亡游戏》实属拼凑，全球影迷却对其津津乐道。“里约首映规模盛大，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首映礼之一。”安德鲁·摩根说，“它在圣保罗破了纪录。德国也卖得非常好，去年在日本的票房进了前五，赚了800万美元。”[556]琳达·李最初反对在片名中使用“死亡”一词，但最终只得被迫同意。1979年6月7日，在洛杉矶的派拉蒙剧院（Paramount Theatre）的首映礼上，琳达和14岁的李国豪、10岁的李香凝一同出席。1000多名身穿传统练功服的影迷高举着各自的武馆横幅。市长汤姆·布雷迪（Tom Brady）宣布这一天为李小龙日。李国豪上前为十米长的展览揭幕，里面陈列着他父亲生前演戏穿过的服装以及使用过的武器。李小龙的最后一部电影，不管有多烂，都总算是完成了。[557]

1973年，李小龙在西雅图的葬礼结束之后，琳达把孩子交给卡尔加里（Calgary）的姐姐照顾，自己独自回香港参加死因研讯。她立刻发现李小龙生前没有立过遗嘱。这一疏忽给他的家人在情感和财务方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一位美国公民死在英国的殖民地，在道德层面和法律程序上会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而且，李小龙去世时，不仅没有多少存款，还欠下不少债务。琳达花了七年的时间对李小龙的遗产进行遗嘱认证。[558]在那段时间里，琳达和她的律师不得不跟邹文怀以及保险公司进行谈判，以最大化争取自己的利益。[559]“我妈妈在爸爸过世后的头一年经常往返于香港，去处理很多生意上的事。”李香凝说道。[560]

待事情稍微稳定后，琳达带着孩子们在西雅图和自己的母亲短暂住过一段时间。居家的几个月里，她非常想念在南加州与李小龙共度的美好时光。于是，拿到遗产收益后，她带着孩子们搬去了派洛斯福德牧场（Rancho Palos Verdes），那是洛杉矶郊区的高档住宅区。查克·诺里斯也住在那里，仅隔了两个街区。[561]不过，他在那儿的时间并不长。李国豪经常和查克·诺里斯的两个儿子一起玩。琳达把李国豪和李香凝送进滚石乡村日学校（Rolling Hills Country Day School）读书，这是一间私立学校。照看孩子之余，琳达又在长堤的加州州立大学上夜校，攻读政治学，以完成她的大学学位。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幼儿园教师。

李小龙去世一年后，广大影迷对《龙争虎斗》的反应给了琳达很大的惊喜。“小龙刚去世时，”琳达告诉《洛杉矶时报》，“我们没有想到他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传奇人物。”李小龙去世后，与他有关的产业自1973年开始迅猛发展起来，琳达也随之收入颇丰，她试图对李小龙的遗产进行保护，并为自己的孩子们争取最大的利益。[562]她和华纳签了一份合约，要完成一本书以及一部电影。1975年，她的传记《我夫李小龙》（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大卖，但那部传记电影的计划在制作之前被取消了。之后，她与ZIV国际公司（Ziv International）签署代理合约，将李小龙的形象和肖像授权给海报、T恤、沙滩巾、文具、奖杯、灯具、男士化妆品、空手道服装、餐具、玻璃器皿、珠宝、游戏以及玩具制造商。[563]斑马图书拿到了李小龙书籍的独家出版权，包括李小龙为截拳道整理的基本功训练手册和武术训练指南。[564]李小龙死后，他的家庭经济收入得到了保障。

孩子们过着平静的中上阶层生活，基本上没被父亲的名声所影响。他们没有去接触武术。琳达对他们说：“不要到处去说你是李小龙的孩子，得让人们先知道你自己是谁。”[565]

李香凝更像自己的母亲：勤奋、敏感、害羞。她在读高中时接触了音乐剧，并视为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之后就读于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 Tulane University），主修音乐，四年后毕业。

李国豪在很大程度上遗传了父亲的基因。他8岁大的时候，告诉他的母亲，自己长大后要当一名演员。[566]“他爱开玩笑，喜欢搞恶作剧，胆子很大，喜欢表演，”李香凝说，“他的身体协调性非常好。有一天，他想完成一个后空翻，此前没做过，结果他只试了两次，第三次就成功了。”[567]李国豪也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叛逆者，而且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有过被学校开除的经历。高中时，他就读于加州顶尖私立高中查德威尔学校（Chadwick），后来因为带头组织反政府的抗议游行活动而被学校开除。“他动员学生们罢课。”李香凝回忆道。[568]尽管他在波士顿的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拿到了一般教育发展考试（GED）的文凭，相当于高中学历，但他把所有的学习时间都用于去纽约寻找表演机会。一年后，李国豪辞职，搬回了洛杉矶。

琳达曾一再试图劝阻李国豪从事演艺事业，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李国豪跑去文青聚集地银湖（Silver Lake）租了一间小平房，买了一辆哈雷和一辆1959年的凯迪拉克灵车（Cadillac hearse），开始在小镇上举行一些小型演出。

他的一个女朋友取笑他：“你不会是在做跟詹姆斯·迪恩一样的事吧？”[569]

“宝贝，我可比詹姆斯·迪恩更有创意。”他回应道。

20岁的李国豪不想跟父亲一样，去拍动作片。他想成为一名戏剧演员，可没人会雇李小龙的儿子来演严肃的文戏。为了能正式进入演艺圈，他同意接拍几部低成本的武打片。他找到父亲的助教丹·伊鲁山度，跟他学习截拳道。[57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所接到的第一个角色竟然是在1986年上映的《功夫：电影》（Kung Fu：the Movie）中饰演主角金贵祥的儿子，与大卫·卡拉丁演对手戏。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连着拍了几部劣质的功夫片，其中最精彩的是二十世纪福克斯在1992年推出的《龙霸天下》（Rapid Fire）。拍摄期间，李国豪邀请妹妹李香凝来担任自己的私人助理。她毕业后做了乐队的主唱，一直在新奥尔良到处演出，生活很不稳定。她也想进入演艺圈，为此向哥哥征求意见。“这是个不讲情面的行业，很现实，”李国豪告诉她，“人们不会把你当女性看待，你只是件商品。不过，如果你真的打算这么做的话，我会尽全力帮你。”[571]

同年，好莱坞环球影业开始拍摄《龙：李小龙的故事》（Dragon: The Bruce Lee Story）。该片根据琳达在1989年再版的李小龙传记改编而成。[572]环球影业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与琳达签约，独家买断了这本书的影视改编权，包括视频游戏以及周边商品的开发和销售。该片的导演是罗伯·科恩（Rob Cohen），由李截（Jason Scott Lee）饰演李小龙，同姓李，但并无亲属关系。罗伯·科恩以事实为依据，按照琳达对已故丈夫的回忆，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李小龙在生活中的形象。这部电影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片，讲述了一位积极乐观的美国年轻移民和崇拜他的妻子努力克服种族歧视，并最终如愿走到一起的故事。黄泽民在本片中被塑造成了一位内心险恶的国术人士，他被派去李小龙的武馆挑衅，因为李小龙教授白人中国功夫，这在他们看来，是不能忍受的。而且在电影中，《功夫》电视剧的创意来自李小龙，后来创意被窃取，交给了白人演员大卫·卡拉丁。

由于公众对李小龙的死因仍存在争议，所以罗伯·科恩想出一个主意，在剧作中加入一个穿着黑色武士盔甲的幽灵，不断在李小龙的梦境中出现。在第三次梦境中，幽灵开始追赶小国豪，迫使李小龙决定勇于面对它，拿起双节棍，将其击败。这个幽灵如同困扰内心的魔鬼，罗伯·科恩认为，这是李小龙为追求内心平静而奋斗的一种隐喻，但它却迎合了李小龙死因的另一个传说——龙之诅咒。[573]

电影开拍前，环球影业找到李国豪，希望他能扮演自己的父亲，但他很快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不想一直活在父亲的光环下，这对他而言是个极大的心理负担。多年来，每次跟演艺圈的同行接触，人们都觉得他是李小龙的儿子，其次才是李国豪。这不是他想要的。[574]而且，恰好在这个时候，他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角色，以主角身份出演《乌鸦》（The Crow）。这是一个根据漫画改编的故事，讲述了一位摇滚音乐人去世后，灵魂转世，回来为自己报仇的故事。李国豪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自己走出劣质功夫片的窠臼，正式进入主流电影圈。

然而，《乌鸦》的拍摄波折不断。先是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Wilmington）反常的暴风雨摧毁了一些布景，之后是一名木匠因起重机与头顶的电线相连而触电，被严重烧伤；接着一位建筑工人不小心用螺丝刀把自己的手刺穿；还有一位心怀不满的工作人员一气之下开着卡车撞进了用石膏板搭建成的临时摄影棚，情况非常糟糕。《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甚至发文询问，这部电影是不是中邪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反常，”制片协调人詹妮弗·罗斯（Jennifer Roth）回答道，“我们有很多特技和特效，况且，我以前也拍过和死人有关的电影。”[575]

一个月后，电影临近杀青时，李国豪在拍摄现场被枪杀。

根据所有人的说法，包括警方的调查在内，这是一起反常的事故，它是由于失误造成的——是缺乏经验、工作疏忽以及偷工减料的结果。“电影预算是3000万美元，但他们只想花1200万美元。”一位退出剧组的工作人员说道，他对这部电影不再抱有任何幻想。[576]

在拍摄电影的上一个场景中，第二摄制组要求道具部门提供一把0.44口径的左轮手枪以及六发道具子弹拍特写镜头。这位经验不足的道具工作人员发现现场没有道具子弹。为了节省宝贵的拍摄时间，他决定把实弹改装成道具子弹。先把六个实弹的弹头去掉，倒掉火药后，再把弹壳装进气缸，反复扣动扳机，以释放底火，并清除火药残留。之后，重新把弹头连接到弹壳上，就变成了没有火药的道具子弹。

但是，道具部门不知道的是，其中一个底火未能引爆。当工作人员在现场试枪时，带有弹头的道具子弹触发了火药残留物，其力量刚好足以把子弹推入枪膛，而不会射出去。之后，这把枪在没有检查的情况下，直接被送回道具部门存放。

两周后，也就是1993年3月30日，拍摄李国豪所饰演的艾瑞克·德雷文（Eric Draven）被杀害的闪回戏时，工作人员取回了那把枪膛中藏有子弹的左轮手枪。0.44口径的左轮手枪内装满了空包弹——弹壳内有火药和底火，但没有弹头。没人对手枪进行检查。子弹卡在枪膛里，空包弹在枪筒里，所以实际上这时候它已经是一把上了膛的杀人武器了。工作人员把手枪交到迈克尔·马西（Michael Massee）手里。他在这部电影中饰演杀害艾瑞克·德雷文的凶手。导演喊：“开拍！”迈克尔·马西拿起手枪，对准李国豪的身体，扣动了扳机。

李国豪应声倒地。头几分钟，没有人意识到已经铸成了大错。

救护车火速将李国豪送往新汉诺威地区医疗中心（New Hanover Regional Medical Center）。尽管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急救，输了30多升血，外科医生们还是未能将他救活。伤口太大了，0.44口径的子弹正好卡在他的脊椎旁。李国豪于1993年3月31日下午1点04分死于内出血，年仅28岁。

李国豪原计划在拍完《乌鸦》之后，迎娶自己的未婚妻伊丽莎·赫顿（Eliza Hutton），婚礼定于4月17日在墨西哥举行。结果，李国豪意外去世，4月3日被安葬在西雅图，紧挨着父亲。[577]这是安德鲁·摩根20年前为琳达购买的墓地。“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吧。上天先是带走了小龙，如今又从我身边抢走了国豪。”琳达说，“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还没准备好。我只是觉得我们很幸运，他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有人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可事实并非如此。你只能学着去接受它，然后坚强地生活下去。”[578]

1993年4月28日，《龙：李小龙的故事》首映之前，李小龙在好莱坞星光大道被授予一颗星，这也是电影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揭幕仪式上，刚经历了丧子之痛的琳达，坚定地站上台发言，敦促电影界采取安全措施，以确保发生在李国豪身上的事不会再度发生。“国豪非常想来这儿，”琳达接着说，“他特别想回来参加这个仪式。因为，他说过，这是他父亲应得的。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为李小龙的一生进行庆祝。尽管我们为国豪的缺席而感到遗憾，但这部电影能于今晚与大家见面，让我们在悲痛之余，稍感欣慰。”[579]

李国豪的去世成了李小龙遗产的一部分。他在《乌鸦》中贡献了突破性的表演——敏感、扭曲、凶猛。著名影评人彼得·崔维斯（Peter Travers）在《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中写道：“李国豪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非常好，很让人感动。他的表演充满了激情，他很有运动天赋。”[580]这部电影成了经典的哥特式电影，票房收入高达5000万美元。但这还不足以让他摆脱父亲的阴影。第一本李小龙传记的作者亚历克斯·本·布洛克认为：“如果李国豪还活着，并且连着拍了50部伟大的电影，那么除了一些小小的注脚，没人会在意他与李小龙的关系，但正由于他猝然离世，导致他永远跟父亲绑定在一起。”[581]由此开始，儿子的故事成了父亲传奇的注脚。[582]

李国豪去世后，李香凝也跟随哥哥的脚步，准备进入演艺圈，先去上了表演课，之后又跟李小龙的门徒黄锦铭学习截拳道。“这真的很难，”李香凝回忆道，“因为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583]大多数女明星出道都是从恐怖片开始，可作为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和她的哥哥一样，直接从劣质功夫片开始。

“我很幸运，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李香凝说。[584]

1994年，她正式参演的第一部电影《死亡擂台》（Cage II: The Arena of Death）直接被转为录影带，没上院线。1997年，她联合主演了《高压重犯》（High Voltage），算是有所进步。“我很难把心思完全放在表演上，”李香凝说，“也正因如此，我在这些电影中表现并不好。我还没从哥哥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

1998年，她出演了嘉禾的动作片《浑身是胆》（Enter the Eagles），英文片名借鉴了《龙争虎斗》（Enter the Dragon）。[585]他们在布拉格拍摄，没有成型的剧本，拍摄时一片混乱。导演跟她讲：“只要像你爸爸那样做就行了。”“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是李小龙的女儿，必须要像他一样。”李香凝回忆道，“我回到酒店房间，大哭了一场。”[586]那部电影之后，李香凝的演艺事业陷入了低谷。

1968年，李小龙对于把自己的武术心得取名为“截拳道”的举动有些后悔。[587]他无法回避的一个悖论是，他不断演变发展的“无形之形”，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条理清晰的格斗系统，有自己特定的技术和技击原则。李小龙逐渐担心截拳道会被教条化和程式化，导致学生被奴役，而远离解放的初衷。

于是，他在1970年1月29日关闭了洛杉矶唐人街的武馆，[588]并且让他的三位助教——丹·伊鲁山度（洛杉矶）、严镜海（奥克兰）、木村武之（西雅图）——向自己承诺永远不得以截拳道的名义开办商业武馆。[589]他们只能在自家后院非正式地教导少数资深弟子。

结果，李小龙去世后成了国际偶像，成千上万的影迷想要像他一样，迫切地想学习他的截拳道，可求学无门。于是，他们只得拥进其他道场，去学习空手道、柔道、跆拳道或者其他功夫。在武术发展最鼎盛的时期，丹·伊鲁山度和木村武之遵守着他们的诺言，只在私下授课（严镜海于1972年12月死于肺癌）。李小龙的另外一些学生，比如杰西·格洛弗和乔·刘易斯，利用他们与李小龙的师生关系在全国各地举办讲习会。后来，丹·伊鲁山度开办了自己的商业武馆，教授他的个人武术课程——一种混合了李小龙截拳道、菲律宾卡利（Kali）和泰拳的体系。由于丹·伊鲁山度曾出演过《死亡游戏》，因而很快便凭借自己提出的“截拳道概念”（Jeet Kune Do Concepts）成为美国最受认可的截拳道导师。

琳达在李小龙的墓碑上刻下了“截拳道创始人”的字样，她对丈夫所创建的武术并没有感到矛盾，她只是急于想保护它。多年来，一些与李小龙毫无关系的人试图从中牟利，自称是截拳道正宗，并开设武馆，广收门徒。琳达觉得他们在破坏李小龙的遗产。1996年1月10日，她邀请李小龙第一代弟子齐聚西雅图开会，讨论成立相应的组织来保护李小龙的艺术。初始参会成员有琳达、李香凝、木村武之、周裕明、李恺、黄锦铭，杰瑞·泡提特、赫伯·杰克逊等人，后来被称为“振藩截拳道核心”[590]。丹·伊鲁山度也参加了第一次会议，但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这就造成了原传截拳道和截拳道概念之间的分歧。[591]前者支持核心组织，严格遵守李小龙生前所教的东西，被认为是保守派；后者偏向伊鲁山度的组织，试图不断发展这门艺术，自称是改革派。

武术教练多数都自视甚高，性格冲动，脾气暴躁，不会轻易服人。琳达之所以能够团结一大批李小龙不同时期的学生，主要源于大家对她的尊重，以及她身为幼儿园教师的经历，让她懂得平衡，能够协调所有意见不同的人。核心成立后，定期出版了《李小龙杂志》（Bruce Lee Magazine），并且每年举办一次大型截拳道讲习会。截拳道爱好者可以在讲习会上接受李小龙众弟子手把手的指导。尽管讲习会很受大众欢迎，但核心成员内部之间的争吵让人精疲力尽。

经过四年的内讧，琳达不堪其扰，决定退休，把李小龙的遗产交到李香凝手上。“她非常小心地跟我谈起这件事，因为她不想将这件事强加给我，说‘这是你的责任。’”李香凝答应了，并且很热情。她的演艺事业迟迟没有起色，她觉得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推广李小龙的精神和艺术，让它能步入正轨，并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埃尔维斯·普雷斯利遗产管理公司的年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而李小龙遗产管理公司的年收入还不到100万美元。

李香凝高薪挖来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遗产管理公司的律师，并采用了一种更激进的方式来处理已故名人的相关业务。她成功地解散了振藩截拳道核心，[592]并通过一场历时十年的斗争，从环球影城手中夺回了李小龙形象和肖像的商品开发销售权，包括影视剧改编权。此外，她还成立了一家名为LeeWay Media Group的制作公司，开发与李小龙有关的项目：纪录片、传记电影、电视剧和百老汇音乐剧。除了将李小龙带回公众视野，让其保持一定的关注度，最大化传播他的艺术，李香凝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进入福布斯的已故名人收入排行榜。

福布斯已故名人收入排行榜是衡量一位偶像明星是否还具有持续影响力的风向标。多年来，前五名及其收入一直很稳定：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1.5亿美元）、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5500万美元）、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z，4000万美元）、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2000万美元）和鲍勃·马利（Bob Marley，1800万美元）。2013年，李小龙以700万美元的收入上榜，排名第十二，是首位跻身该榜单的亚洲名人。他仅落后史蒂夫·麦奎因（900万美元）一位——他们去世后，竞争还在继续。[593]第二年，与马自达的代言协议使李小龙以900万美元与史蒂夫·麦奎因并列第九。人们可以想象他们在天堂里互相打趣：究竟谁才是最大牌的明星。

几十年来，香港政府对李小龙一直不够重视。[594]这位功夫巨星不太得体的行为让一贯重视个人形象的香港市民感到不安。影迷们曾向政府提议，将李小龙在九龙塘的故居改建为博物馆，但多次提议无果。九龙塘故居变成了一家时钟酒店。[595]无奈之下，李小龙影迷会筹得10万美元，以李小龙《精武门》中的形象制作了一尊雕像。政府官员迫于压力，同意将其放置在香港星光大道上，此处成了香港港口的著名旅游景点。2005年11月27日，李振辉亲自为哥哥2.4米高的雕像揭幕，以庆祝李小龙诞辰65周年。[596]这是对李小龙短暂一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以及去世后持久的文化影响力迟来的认可。

在美国，华裔演员大多都拿不到重要角色，只能自降身份出演温顺的助手，就好像《大淘金》（Bonanza）中的胡普辛（Hop Sing）。李小龙冲破重重阻碍，锐意打破好莱坞对华裔面孔的歧视。最终，他成为第一位在好莱坞电影中出演主角的中国人，也是自有声电影出现以来第一位亚洲电影明星。另一位华裔演员成龙用了25年的时间才取得这样非凡的成绩。

李小龙的电影在西方流行文化中树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功夫大师。在李小龙之前，西方流行文化中的华人形象只有两位：傅满洲，虚构人物，“黄祸”的代表，大反派；陈查理（Charlie Chan），虚构人物，华人探长，少见的正面人物。然而，这两种银幕形象都显得过于迂腐刻板，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西方人对中国男性的固有印象：顺从、没有攻击性、身体孱弱、缺乏男子气概——性格软弱、哭哭啼啼；狡猾、阴险；性冷淡或同性恋。[597]李小龙的出现，以一种不畏强权、自强不息的精神，凭借着过硬的拳脚功夫和极佳的身体表现，树立了新的华人形象。他是第一位能够体现好莱坞对经典明星定义的华裔演员——男人想成为他，女人想和他在一起。棱角分明的李小龙以自信的微笑、挑衅的手势、优雅但致命的动作，给了中国人很大的勇气。

《龙争虎斗》上映后，李小龙凌厉的拳脚立刻改变了西方人对亚洲人的看法。“我们住在阿拉米达（Alameda），紧挨着奥克兰，黑豹党（Black Panthers）就是从那儿发展起来的，”著名的格斗教练谢里昂回忆道，“《龙争虎斗》上映前，大家见到华人时，打招呼通常是，‘嗨，中国佬！’李小龙的电影上映后，立刻变成了‘嘿，兄弟！’”[598]就连不喜欢李小龙的人都认为，他的电影有很大的影响。“他很自以为是，不过，因为他的电影，没人敢去抢中国孩子们的午餐钱了，因为他们觉得打不过这些孩子们。”周马双金的儿子周英熊（Mark Chow）说道。[599]

因此，李小龙的电影帮助亚洲人改变了自我认知。如果李小龙能在电影中击败查克·诺里斯，也许他们在现实中也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李小龙受欢迎的程度激发了20世纪70年代亚裔美国人的政治运动，这项运动呼吁种族平等、社会正义和政治赋权。[600]在亚洲，他的电影预示着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香港、台湾乃至整个中国的崛起。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中国是强大的国家。

不但如此，李小龙也改变了西方电影的制作，他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型——功夫片，让这种电影类型得以在西方继续蓬勃发展。《黑客帝国》《杀死比尔》《疾速追杀》都证明了这一点。[601]他对动作设计的影响更大。[602]《龙争虎斗》不仅改变了谁可以出演动作片，也改变了主角们的格斗表现方式。约翰·韦恩那种打拳方式不见了，《龙争虎斗》过后，我们要求每位动作演员——从蝙蝠侠到福尔摩斯，从《致命武器》中的梅尔·吉布森到《谍影重重》中的马特·达蒙——都要成为功夫高手，能够像使用拳头一样熟练地使用双脚。

观众对主角的身材要求也变了。李小龙普及了健身运动。他的电影出现之前，厚实的胸肌是男性追求的理想型。之后，好莱坞的动作明星们先是风靡了一阵阿诺德·施瓦辛格和西尔维斯特·史泰龙那种表现方式——肌肉发达、作风硬朗、表情严肃，如今，又回到李小龙所代表的身材匀称、六块腹肌的标准上。

李小龙不仅仅是一位艺人，更是一位布道者。通过电影这一流行媒介，他独自将中华文化推广向全世界。因为李小龙，数以百万的西方人开始学习武术。“在美国，每个城镇上都会有教堂和美容院，”弗雷德·温特劳布说，“《龙争虎斗》之后，又多出一间挂有李小龙画像的功夫道场。”[603]许多热爱武术的学生在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功夫流派中继续探索，道家的阴阳理论成了他们常挂在嘴边的字眼。

终极格斗冠军赛（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的创办人白大拿（Dana White）称李小龙是“混合格斗之父”。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李小龙的带动和启发，这项运动永远不会成功。截拳道便是早期格斗交叉训练的产物。李小龙务实的哲学理念为这项运动奠定了基础：“吸收有用的，抛弃无用的，加上自己特有的。”李小龙将“混合”的理念融入混合格斗（MMA）中。

但在那个两极分化严重、种族冲突不断的时代，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以身作则，起到了一个榜样示范作用。身为一名欧亚混血，他面临着东西两方的歧视，但他从未让这件事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他宣扬的是种族团结。“我认为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因为在同一片天空下，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李小龙说，“事实就是这样，只不过家庭里的人和人有些不一样而已。”[604]他毕生都在奉行这一理念。他接受任何想要跟他学习的人，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他在美国的第一位弟子杰西·格洛弗说：“如果他觉得你是真诚的，他就会教你。”[605]木村武之也提到过：“他不在乎你是什么种族。”

香港的李小龙雕像是世界上第二座竖起的雕像。第一座雕像早一天在波黑南部的莫斯塔尔城（Mostar）揭幕。在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期间，莫斯塔尔城西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城东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敌对状态正式解除后，该市决定竖立一座新的和平纪念碑。对居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李小龙是唯一被双方共同尊重的人，双方视其为团结、正义以及种族和谐的象征，同时提名的还有教皇和甘地等人，李小龙从中脱颖而出。“我们将永远是穆斯林、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青年组织“莫斯塔尔城市运动”（Urban Movement Mostar）的成员维塞林·加塔洛（Veselin Gatalo）说道，“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李小龙！”[606]

【注释】

[1]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p. 75—77.

[2] 李小龙是美国最著名的锚孩子。锚孩子，特指非法移民在美国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孩子父母都不是美国国籍，但孩子却是在美国出生的。——译者注

[3]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96.

[4]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p. 76—77.

[5]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

[6] The Art of Action: Martial Arts in the Movies documentary,Sony Pictures,2002.

[7] Bey Logan,Fist of Fury,DVD commentary.

[8] Dave Friedman,Enter the Dragon: A Photographer’s Journey,Los Angeles: Warner Bros,Entertainment,2013,p. 83.

[9] 邵逸夫的历史资料有三个来源：Jonathan Kandelljan,“Run Run Shaw,Chinese-Movie Giant of the Kung Fu Genre,Dies at 106,” New York Times,January 6,2014;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p. 42—44; Stephen Teo,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7,p. 104.

[10] 2000年上映的《卧虎藏龙》是现代最著名的一部武侠片。

[11] 1949年至1960年，共有59部关于黄飞鸿的电影，目前至少有119部。真实的黄飞鸿出生于1847年，是一位广东武术家、医生和民间英雄。几乎每位香港著名动作影星都在银幕上扮演过黄飞鸿：刘家辉、成龙、李连杰。

[12] 1967年，王羽因出演武侠片《独臂刀》而一举成名。

[13] Cinema of Vengeance documentary.

[14] 当时最卖座的中国电影是1967年上映的《龙门客栈》，票房是47万美元。《龙虎斗》的票房是41.5万美元。

[15] Bey Logan,Hong Kong Action Cinema,Woodstock,NY: Overlook Press,1995,p. 27.

[16] Stephen Teo,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7,p. 80.

[17] Vivienne Chow,“Golden Harvest’s Raymond Chow Recalls Glory Days of Hong Kong Fil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March 23,2013.

[18]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

[19] Cinema of Vengeance documentary.

[20] The Art of Action: Martial Arts in the Movies,Sony Pictures,2002. 让邹文怀对邵逸夫心生不满的另一个原因与方逸华（Mona Fong）有关。方逸华是名歌手，在邵氏戏院的夜总会唱歌时与邵逸夫相识。邵逸夫把方逸华收为妾室，并让她负责消减电影预算。香港电影界有传闻，邹文怀不喜欢方逸华来限定他可以花多少钱。2013年，我采访邹文怀时，问他是不是因为方逸华才离开的邵氏。“那都是非常小的事情啦，”邹文怀告诉我，“有很多原因的。”

[21]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嘉禾施行的是独立制作的制度，邹文怀与演员、导演等有才能的人将雇佣关系改为合作关系——拿较低的薪水，但可以分享电影利润。

[22]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安德鲁·摩根补充道：“作为制作主管，需要对事情有一定的灵活性。”

[23] 王羽与电影导演秦剑的妻子林翠有过婚外情。后来，林翠与秦剑离婚。1969年6月，事事不顺的秦 剑上吊自杀。1969年底，有“香港的伊丽莎白·泰勒”之称的林翠下嫁王羽，成为当时香港的热门话题。

[24] 曾在嘉禾工作多年的安德鲁·摩根讲述了一个不同的版本。据他透露，王羽的计划并不是公开与邵逸夫解约，而是闯入邵逸夫的办公室，从他的保险柜中拿走属于自己的合约。邹文怀试图劝阻他，因为在邹文怀看来，此举毫无必要，因为邵逸夫有合约副本。但王羽还是执意而为。窃取事件发生后，邵逸夫报警，王羽被通缉审问，逃去了台湾（安德鲁·摩根专访，2018年）。但邹文怀对此予以否认，称“根本没发生过这样的事”（邹文怀专访，2018年）。曾为邵氏和嘉禾工作过的张钦鹏曾告诉龙比意，这份合约“神秘地消失了”（龙比意专访，2018年）。我试图联系王羽，询问当时的真实情况，但他正在病中，联系不上。

[25]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40.

[26] John Little,Bruce Lee: A Warrior’s Journey,New York: Contemporary Books,2001,p. 7.

[27]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编者注：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是美国独立战争中最有战略才华的将领之一，但后来背叛，被视为美国独立战争中最大的叛徒。

[28] 邹文怀专访，2013年；Bey Logan,Hong Kong Action Cinema,Woodstock,NY: Overlook Press,1995,p. 31.

[29]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

[30] Steve Kerridge,Bruce Lee: Legends of the Dragon,Vol. 2,London: Tao Publishing,2008,p. 63.

[31] Bey Logan,Hong Kong Action Cinema,Woodstock,NY: Overlook Press,1995,p. 27.

[32]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97.

[33] 20世纪60年代初，最受欢迎的武侠明星是女性，而不是男性。这并不是因为香港观众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有多么的进步，恰恰相反，“那时候，演戏被认为是一件很低级的事情。”郑佩佩解释道，“男人更喜欢自己的妻子看别的女人这么做。”直到1967年王羽主演的《独臂刀》大获成功之后，更多的男性才被选为动作片的主角。The Art of Action: Martial Arts in the Movies,Sony Pictures,2002.

[34] Bey Logan,Hong Kong Action Cinema,Woodstock,NY: Overlook Press,1995,p. 27.

[35]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90;“Interview with Stirling Silliphant,” Circle of Iron DVD extras.

[36] “The History of the Big Boss,” The Big Boss DVD extras; interview with John Little,2016.

[37] 在1993年好莱坞上映的《龙：李小龙的故事》一片中，有一场非常动人的戏，李小龙和琳达坐在沙发上，眼中饱含泪水，他们在电视上看到《功夫》开始拍摄，主演是大卫·卡拉丁，原本这个角色是属于李小龙的，最终还是给了白人演员。在被种族歧视的好莱坞当权派拒绝后，李小龙回到香港发展。可事实上，李小龙在1971年7月12日去泰国拍摄《唐山大兄》时，《功夫》还没开拍。华纳和美国广播公司直到1971年7月22日才宣布就《功夫》电视剧的制作与播出达成合作，9月份开始选角。李小龙在拍完《唐山大兄》后还曾参加过《功夫》试镜。

[38]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p. 147—148.

[39]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135.

[40]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68页。

[41]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135.

[42]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p. 102—103.

[43]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83.

[44] Bey Logan,Hong Kong Action Cinema,Woodstock,NY: Overlook Press,1995,p. 27.

[45] John Little,Bruce Lee: The Celebrated Life of the Golden Dragon,Boston: Tuttle,2000,p. 36.

[46] 邹文怀专访，2013年。

[47]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

[48] Bey Logan,Fist of Fury,DVD commentary.

[49]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 149.

[50]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3—24页。

[51]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 150.

[52]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71页。

[53]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

[54]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2—23页。

[55]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 151.

[56] John Little,Bruce Lee: The Celebrated Life of the Golden Dragon,Boston: Tuttle,2000,p. 139.

[57] “Big Boss Deleted Scenes,” The Big Boss DVD extras.

[58] 这部电影的原版、导演剪辑版曾在某些华语市场发行过。几乎所有的印刷品都遗失了，可能仍有部分在私人收藏家手里。电影被删掉的限制级内容中，包括一幕李小龙将一把40厘米长的锯片插入敌人脑袋的片段。

[59]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3—24页。

[60]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 159.

[61]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71.

[62]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p. 153—161.

[63]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p. 155—157。李小龙指的是卡朋特乐队（Carpenters）的经典歌曲《我们才刚刚开始生活》（We’ ve Only Just Begun）。

[64]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167. 这句话摘自琳 达的第一本回忆录（1975年），后来在1989年出版的第二部修订版（The Bruce Lee Story）中被删掉了，一同删掉的还有其他一些看似无足轻重的评价。因此，她的第一本回忆录读起来会更有趣。

[65]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06.

[66]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p. 148,149,157,158.

[67]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01.

[68]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75页。

[69]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 148.

[70]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06.

[71] Joel Rogosin,“What Was It Like to Work with Bruce Lee,” Huff ingtonpost,July 29,2014.

[72]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193.

[73] John O’Connor,“In the Name of the Law Is the Name of the Gam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9,1971.

[74]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116.

[75] Bruce Lee,The Lost Interview: The Pierre Berton Show—9 December 1971,BN Publishing,2009,p. 27.

[76] Editors of Black Belt magazine,The Legendary Bruce Lee,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6,p. 131;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76.

[77] 汤姆·库恩专访，2013年。

[78] 霍华德·弗里德兰德专访，2013年。1971年7月22日，《好莱坞报道》（ The Hollywood Reporter）也刊登了题为“华纳电视已经敲定三部电视电影合约，第四部正在洽谈中”的报道：“华纳公司电视部负责人汤姆·库恩宣称，华纳电视部已经与美国广播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拍摄三部电视电影，在‘每周电影’（Movie of the Week）和‘周末影院’（Movie of the Weekend）播出，第四部正在洽谈中，预计会在1971—1972年与大家见面……第四部是埃德·斯皮尔曼和霍华德·弗里德兰德共同创作的《功夫》。”

[79] 汤姆·库恩专访，2013年。

[80]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76.

[81] 汤姆·库恩专访，2013年。

[82] Kung Fu: The Complete Edition: From Grasshopper to Cain: Creating Kung Fu,Warner Bros. documentary,2003.

[83] Fred Weintraub,Bruce Lee,Woodstock,and Me: From the Man Behind a Half-Century of Music,Movies and Martial Arts,Los Angeles: Brooktree Canyon Press,2011,p. 28. 埃德·斯皮尔曼看过李小龙在《青蜂侠》中的表现，他在创作剧本时，从未考虑过让李小龙来担任主演，其原因也是“李小龙不适合这个角色，因为他并非一个谦逊的人，不具备隐士的气质”。

[84] 汤姆·库恩专访，2013年。配音或对白后期录音（ADR）是指在拍摄结束后，为了提高声音质量以及增强对话时的语气变化，由原片演员将自己所属的台词进行重新录制。

[85] Fred Weintraub,Bruce Lee,Woodstock,and Me: From the Man Behind a Half-Century of Music,Movies and Martial Arts,Los Angeles: Brooktree Canyon Press,2011,p. 6.

[86] 汤姆·库恩专访，2013年。

[87] Herbie J. Pilato,Kung Fu: Book of Caine,Rutland,VT: Tuttle,1993,p. 33. 吴汉章 在三季《功夫》（1972—1975）中担任过客串明星，共参演了九集。

[88]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p. 106—107.

[89] 我没有看到过《阿萨姆》的剧情大纲，但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向我详细描述过其中的内容。

[90] 关于电视剧《功夫》的原创作者，很多困惑是来自琳达1975年出版的第一本回忆录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她在书中写道：“早在《盲人追凶》上映之前，华纳兄弟突然意识到功夫已经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因此决定推出一部电视剧。”“小龙自己一直在构思一个与少林和尚有关的故事，这是一位功夫高手，在美国闯荡期间，经历了各种事情，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制作公司联系到他，他开始深度介入创作，并提供了无数创意，其中多数被整合进了电视剧《功夫》当中，可惜主角并不是李小龙，而是大卫·卡拉丁，这部电视剧后来大获成功。”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p. 130—131.

[91] 查看李小龙的笔记本手稿，他最初的创意似乎是一位中国武士在美国西部行侠仗义的故事。也有可能是泰德·阿什利跟他签过开发协议之后，他才完成了《阿萨姆》的七页完整大纲，也就是说他是在读过《功夫》剧本之后完成的。

[92] 我在撰写这一章节时，Cinemax有线电视网络正在根据李小龙的原始手稿创作《战士》（Warrior）电视剧，导演是林诣彬（Justin Lin），曾执导过《速度与激情》，编剧是乔纳森·特罗珀（Jonathan Tropper），此前的编剧作品是《黑吃黑》（Banshee）。

[93] 琳达·李专访，2013年。

[94]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76页。

[95]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49.

[96]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147.

[97]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108.

[98]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49.

[99]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07.

[100] 以1972年的汇率来计算，1美元能够兑换5.65港元。320万港元约为56.6万美元，以2017年的美元标准核算，约为330万美元，可这部电影的制作经费只用了10万美元。

[101] “The Big Boss Takes a Record Profit,” China Mail,November 19,1971.

[102]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3页。

[103]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50.

[104] 请看埃德·帕克主演的《杀鹅取卵》（Kill the Golden Goose），乔·刘易斯主演的《美洲豹复活》（Jaguar Lives!）以及查克·利德尔（Chuck Liddell）主演的《生死交锋》（The Death and Life of Bobby Z）。

[105] Gary Arnold,“Shades of Cagney,Echoes of McQueen,” Washington Post,August 25,1973.

[106] 编者注：从1946年李小龙6岁时正式出演《人之生》算起，到1971年作为主演的《唐山大兄》，历时25年。

[107]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258.

[108]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30.

[109]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48.

[110]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102.

[111] 钓鱼岛争端至今仍是中日局势紧张的根源。

[112] 马西安诺·巴普斯蒂塔专访，2013年。

[113]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 161.

[114] Jack Moore,“Bruce Lee—the $3 Million Box-Office Draw,” 1971年11月21日，香港《星期日先驱报》。四天后，李小龙接受《中国邮报》的采访:“对我来说，《武士》是否开拍并不重要。这件事，有利有弊。当然，如果开拍，我会成为第一个在美国电视史上担任主演的中国人，我为此而自豪。但我觉得拍电视剧过于枯燥、单调。”1971年11月25日，《中国邮报》“李会打进好莱坞还是留在香港？”（“Will Li Hit Hollywood or HK?”）。编者注：美国南部诸州是美国最保守的地区。

[115] 李小龙的记事簿。

[116] 2014年，我采访汤姆·库恩时，他提道：“我不知道是哪位华纳的同事打的这个电话，但当时我们刚签下大卫·卡拉丁。”

[117]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

[118] Jack Moore,“Bruce Lee—the $3 Million Box-Office Draw,” 1971年11月21日，香港《星期日先驱报》。

[119]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p. 162—163. 1971年12月16日，李小龙给泰德·阿什利去信，索要事先说好的2.5万美元的剧本创作费用：“根据华纳此前在《武士》创作期间对我所做出的承诺，1971年12月至1972年12月，我想我应该能拿到2.5万美元。”目前还不清楚李小龙是否与华纳签订了合同，也不清楚华纳到底有没有向他支付过这笔费用，但值得怀疑的是，李小龙此后的信中再也没提起过这个话题，也没有与华纳在电视剧方面有过任何合作，无法证明这笔2.5万美元的预付款是合理的。

[120] 1971年12月18日，《香港虎报》，“Bruce Lee Can Stay On in HK”。 其他中文报刊更肆意直言：“华纳在小龙坚持下终于让步，《武士》片集将延期半年才开拍，以让他偿清香港片债。”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85—86页。

[121]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07.

[122] 李小龙在1968年以4.7万美元买下的贝莱尔寓所，1971年以5.7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The Big Boss DVD extras.）

[123]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

[124] 李小龙第二部电影的中文名是《精武门》。在北美，考虑该片在法国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电影名称使用了中文名。

[125] Petrus Liu,Stateless Subjects: Chinese Martial Arts Literature and Postcolonial Histor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2011,p. 50.

[126] John Little,Bruce Lee: The Celebrated Life of the Golden Dragon,Boston: Tuttle,2000,p. 142.

[127] “Fist of Fury Location Guide with Bey Logan,” Fist of Fury DVD extras.

[128] John Little,Bruce Lee: The Celebrated Life of the Golden Dragon,Boston: Tuttle,2000,p. 142.

[129] “Master of Bushido: An Interview with Jun Katsumura,” Fist of Fury DVD extras.

[130] Bey Logan,DVD commentary,Fist of Fury.

[131] “Blade of Fury: An Interview with Riki Hashimoto,” Fist of Fury DVD extras.

[132]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0—21页。李小龙去世后，罗维继续声称是他教会了李小龙如何在电影中去打。在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提道：“我现在如果说李小龙不会打，绝对不会有人相信。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李小龙不知道怎么在镜头前打。我叫他这样做、那样做，跟他讲应该怎么打。”

[133] Jackie Chan,I Am Jackie Chan,New York: Ballantine,1998,pp. 167—169. 成龙接连出演了几部罗维执导的电影，但反响都不好。

[134] Bey Logan,Hong Kong Action Cinema,Woodstock,NY: Overlook Press,1995,pp. 28—29.虽然李小龙编排设计了自己的打戏，但与他无关的戏份还是由韩英杰负责。在影片最后，动作风格上的差异非常明显。李小龙的动作更干净、利落，更具爆发性，韩英杰的动作更多是舞台风格，更多的套招拆招，很少实打实地接触。

[135] Will Johnston,“Bob Baker Interview,” Tracking the Dragon Convention.

[136] 李小龙在《盲人追凶》的第一集中，教授迈克·朗斯特里特时，特意提到，咬人也是一种反击方式。

[137] Bey Logan,DVD commentary,Fist of Fury.

[138] “The First Lady: An Interview with Nora Miao,” Fist of Fury DVD extras.

[139] Bey Logan,DVD commentary,Fist of Fury. 罗伯特是约翰·肯尼迪的弟弟，杰克是梦露对肯尼迪的昵称。——译者注

[140] 当时香港的中国戏剧学院是于占元先生创办的戏剧培训学校。——译者注

[141] 1993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生动地描绘了京剧戏班学徒的生活。

[142] Jackie Chan,I Am Jackie Chan,New York: Ballantine,1998,pp. 166—167.

[143] Jackie Chan,I Am Jackie Chan,New York: Ballantine,1998，p. 169.

[144]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95页。

[145] 叶准专访，2013年。

[146]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

[147] 出处同上。

[148]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40页。

[149] 同上书，第47—48页。

[150] Bey Logan,Hong Kong Action Cinema,Woodstock,NY: Overlook Press,1995,p. 29.

[151]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

[152] 关南施专访，2013年。

[153] 香港电影学者龙比意将李小龙的连环高踢归功于路易斯·德尔加多（Louis Delgado），他曾与李小龙一起训练，是美国顶尖斗士之一。

[154]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没有证据表明李小龙在街头打架时会发出猫一样的叫声。我在研究过程中，曾向多个采访对象询问过李小龙叫声的来源，但没人知道答案。看来李小龙是为《精武门》发明了这种叫声。

[155]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150.

[156]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p. 52—53.

[157] “Master of Bushido: An Interview with Jun Katsumura,” Fist of Fury DVD extras.

[158]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82页。

[159]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120.

[160]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86.

[161]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5年。

[162] 纪录片《李小龙的生与死》。

[163]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126.

[164]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155.

[165] Davis Miller,The Tao of Bruce Lee,New York: Random House,2000,p. 140.

[166]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5年。

[167] 准确地址是香港九龙文运路2号明德园A座13楼。

[168]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12.

[169]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141.

[170] Peter Farquhar,“Bruce Lee Fans Are Worried His Hong Kong Home Is About to Be Demolished,” Business Insider Australia,September 10,2015.

[171]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85. 日式小花园有个小池塘和一座石桥。没有后院，因为一条铁路正好在他家的正后方。约翰·里特专访，2018年。

[172] Nash Jenkins,“Bruce Lee’s Former Home in Hong Kong Faces an Uncertain Future,”Time,September 8,2015.

[173]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112.

[174] 邹文怀专访，2013年。

[175]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142.

[176] 同上书。

[177] 关南施专访，2013年。

[178] 丁珮专访，2013年。这是她几十年来首次向西方记者透露她和李小龙交往的细节，此前她一直声称和李小龙只是普通朋友。

[179]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83页。

[180]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5年。

[181] Steve Kerridge,Bruce Lee: Legends of the Dragon,Vol. 1,London: Tao Publishing,2008,p. 17.

[182] Cinema of Vengeance documentary.

[183] 这个项目后来改名为《冷面虎》（A Man Called Tiger）。李小龙和罗维争吵过后，决定先开拍《猛龙过江》。罗维只得找王羽来代替李小龙，继续推进《黄面虎》的项目。但李小龙不同意，于是罗维只得改名为《冷面虎》。李小龙仅剩了一个《黄面虎》的空壳片名，他曾想用其作为《猛龙过江》的片名，但最终，改为《死亡游戏》。李小龙去世后的第二年（1974年），罗维去旧金山拍摄了这部电影，名为《黄面老虎》（Yellow Faced Tiger），并聘用查克·诺里斯出演反派。“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你，我从来没看过这部电影，”诺里斯说，“可它在有线电视上播放时，总会有朋友打电话通知我。”Bey Logan，Hong Kong Action Cinema,Woodstock,NY: Overlook Press,1995,p. 34；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94页。

[184] 在北美，《猛龙过江》被改名为《龙影再现》（Return of the Dragon），直到《龙争虎斗》在美国上映之后，才引起票房轰动。

[185] 李小龙曾专门设宴招待许冠杰，为许冠杰的电影《铁拳情歌》（Iron Fist Love Song）被推迟而道歉。许冠杰的妻子、日裔美国人琳宝·弗莱明后来和琳达成了闺蜜——两人都是美国人，都在香港居住，而且都嫁给了香港著名艺人。

[186]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9页。

[187] 此处对话摘自《他们认识的李小龙》一书，详见第7页。作者马修在引用时出现了一处误解，后一句其实是出自罗维之口：“不要明天，三天，过三天你交给我。”——译者注

[188] 低庄指人无耻、手段不高明。——译者注

[189] Steve Kerridge,Bruce Lee: Legends of the Dragon,Vol. 2,London: Tao Publishing,2008,pp. 69—70.

[190] John Little,Bruce Lee: The Celebrated Life of the Golden Dragon,Boston: Tuttle,2000,150.

[191]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95页。

[192] spaghetti westerns，又译为通心粉西部片，泛指在意大利拍摄的伪西部片。——译者注

[193]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116;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48.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凭借意大利式西部片成功打回美国市场，一直为小龙津津乐道。基于最擅长制作此类电影的好莱坞，也会被意大利摄制的西部枪战片横扫，”詹姆斯·柯本说道，“所以，小龙深信功夫电影，同样具有打入美国的潜质。故在其处女作中，便兼附了一份欧洲气息。”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95页。

[194] Steve Kerridge,Bruce Lee: Legends of the Dragon,Vol. 2,London: Tao Publishing,2008,p. 17.

[195]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30.

[196] 同上书，p. 55.

[197] Circle of Iron DVD extras. 第二天午餐时，李小龙带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给他的好莱坞老朋友。“有两位年轻的东方女孩儿和他一起过来，我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孩儿。他说下午都安排好了，但是我下午不得不提前离开，去参加一次电视采访，此前已经说好了。最后，只剩下小龙和那两位小妞儿。第二天，他对我说，‘兄弟，你错过了’。”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15.

[198] Steve Kerridge,Legends of the Dragon,Vol. 1,London: Tao Publishing,2008,p. 33.

[199] Steve Kerridge,Legends of the Dragon,Vol. 1,London: Tao Publishing,2008,p. 16.

[200] “The First Lady: An Interview with Nora Miao,” Fist of Fury DVD extras.

[201] 张钦鹏专访，2013年；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232.

[202] Steve Kerridge,The Bruce Lee Chronicles: An Inside Look at Way of the Dragon,Vol 1,Tiger Rock Publishing,2011.

[203] 张钦鹏曾与著名导演胡金铨合作过。西本正是邵氏在20世纪60年代从日本聘请来的摄影师，目的是帮助香港电影在品质上赶上较为先进的日本电影。他担任摄影的影片有《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杨贵妃》（1964）和胡金铨的《大醉侠》（1966）。

[204] Steve Kerridge,Legends of the Dragon,Vol. 1,London: Tao Publishing,2008,pp. 88—89.

[205] 同上书，p. 110。

[206] 不同类型的酒水似乎对患有酒精性脸红反应的人有不同的影响。据坊间报道，伏特加、松子酒、烧酒、清酒对人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要比啤酒、葡萄酒和威士忌弱得多。三小杯清酒都让李小龙出了不少汗，以至于服务员会递给他毛巾，让他擦脸，这表明李小龙仍然有酒精性脸红反应，即便是清酒。

[207] 张钦鹏专访，2013年。

[208]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233.

[209] “The First Lady: An Interview with Nora Miao,” Fist of Fury DVD extras.

[210] 张钦鹏专访，2013年。

[211]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

[212] 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香港摄制组收买了机场工作人员，让他们在停机坪上安装摄像机，当查克·诺里斯抵达罗马机场，从飞机上下来时，李小龙立即开机，直接实景拍摄。

[213] Chuck Norris,The Secret of Inner Strength: My Story,Boston: Little,Brown,1988,p. 71.

[214] 鲍勃·沃尔专访，2013年。

[215] 张钦鹏专访，2013年；Black Belt,September 1997,pp. 10,11,30.

[216] Steve Kerridge,Legends of the Dragon,Vol. 1,London: Tao Publishing,2008,pp. 195—199.

[217]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96页。

[218] Chuck Norris,The Secret of Inner Strength: My Story,Boston: Little,Brown,1988,p. 73.

[219] Steve Kerridge,Legends of the Dragon,Vol. 1,London: Tao Publishing,2008,pp. 231—234.

[220] Steve Kerridge,Bruce Lee: Legends of the Dragon,Vol. 2,London: Tao Publishing,2008,pp. 69—70.

[221] John Overall,Bruce Lee Review,Essex,England: Woowums Book,2009,p. 175.

[222]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217.

[223] 丁珮专访，2013年。

[224] 聂安达专访，2013年。

[225]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

[226] Chuck Norris,The Secret of Inner Strength: My Story,Boston: Little,Brown,1988,pp. 71—72.

[227] 鲍勃·沃尔专访，2013年。

[228] Davis Miller,The Tao of Bruce Lee,New York: Random House,2000,p. 125.

[229] Steve Kerridge,Bruce Lee: Legends of the Dragon,Vol. 2,London: Tao Publishing,2008,p. 27.

[230] 1974年撰写了李小龙第一本传记的作者亚历克斯·本·布洛克评价《猛龙过江》：“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部愚蠢、纵容、相当平庸的电影。我认为这是李小龙最差的作品。”然而，1975年，李小龙第二部传记的作者多恩·阿提欧认为：“从剧作者自身的角度来看，这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猛龙过江》都堪称完美。”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92;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56.

[231]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27.

[232] 约翰·里特专访，2018年。

[233] 泰德·托马斯专访，2014年。

[234]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09—110页。

[235]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0页。

[236]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28.

[237]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13页。大多数的负面报道都集中在李小龙和邹文怀的关系上。小报记者猜测李小龙和邹文怀因为钱的事闹翻了。事实上，他们确实常常吵架，但争论的主题是对电影的控制权。“邹文怀和李小龙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同时他们也经常吵架，因为李小龙喜欢挑战权威，”嘉禾公司的制片经理薛志雄说道，“当然，邹文怀不敢跟李小龙动手，但李小龙会在电影的制作、商务、发行、分销、宣传等方面挑战邹文怀，他喜欢自己当老板。“‘Inside Way of the Dragon,’ An Interview with Louis Sit,”The Way of the Dragon DVD extras.

[238]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13页。上映前，罗维和王羽合作的电影已经从《黄面虎》改名为《冷面虎》。

[239] “‘Inside Way of the Dragon,’ An Interview with Louis Sit,” The Way of the Dragon DVD extras.

[240]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15页。放映之后，李小龙和李忠琛的关系渐渐疏远。

[241] 安德鲁·摩根专访，The Way of the Dragon DVD extras.

[242] Bruce Lee,Northern Leg Southern Fist,Screenplay treatment,pp. 47—60.

[243]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5年。

[244]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p. 151—153;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77.

[245]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77.

[246] 后期电影及当时宣传是用的《死亡游戏》，在李小龙的手稿及场记板上写的是《死亡的游戏》，考虑到片名的一致性，本书下文一律译为《死亡游戏》。——译者注

[247] 《死亡游戏》木塔的戏份是在韩国法住寺（Beopjusa）捌相殿（Palsangjeon）内取景拍摄的。John Little,Bruce Lee: A Warrior’s Journey,New York: Contemporary Books,2001,p. 73.

[248] John Little,Bruce Lee: Words of the Dragon,Interviews,1958—1973,Boston: Tuttle,1997,p. 138.

[249]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5年。

[250] John Little,Bruce Lee: Words of the Dragon,Interviews,1958—1973,Boston: Tuttle,1997,p. 123.

[251] 邹文怀专访，2013年。

[252] 邹文怀同意取消之前与协和公司签订的合约。1972年8月21日，李小龙和邹文怀在一份仅有六行字的协议书上签字，声明两人同意由即日起，废除于1971年12月1日所签订的协和制作合约。李小龙拒绝立即与邹文怀签订新合约，给自己留下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253]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59.

[254] 同上书，p. 111。

[255]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248.

[256] 丹·伊鲁山度专访，2013年。

[257] Editors of Kung-Fu Monthly,Who Killed Bruce Lee？

[258]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251.

[259] 根据约翰·里特的考证，最终选定了黄仁植，他曾出演过《猛龙过江》。黄仁植守第一关，木村武之守第二关，丹·伊鲁山度守第三关，池汉载守第四关，贾巴尔守第五关。John Little,Bruce Lee: A Warrior’s Journey,New York: Contemporary Books,2001,pp. 79—83.

[260] 这些原始镜头一直被认为早已遗失了，直到1999年被香港电影制作人和历史学者龙比意在嘉禾档案馆内重新发掘出来。嘉禾将李小龙最初的30分钟素材进行了剪辑，删掉了与李小龙一同闯关的两位同伴，配上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情节，拼凑成了完整时长的《死亡游戏》，并在1978年上映。

[261] 戴维斯·米勒（Davis Miller）专访，2013年。

[262] 丹·伊鲁山度专访，2013年。

[263] Bey Logan,Hong Kong Action Cinema,Woodstock,NY: Overlook Press,1995,pp. 35—37.

[264] MacGuffin，电影用语，泛指在电影中可以推展剧情的物件、人物或目标。——译者注

[265]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5年。

[266]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05页。倪匡，出生于1935年，著名小说家。撰写过三百多部华文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以及四百多部电影剧本。

[267] 乔·托雷努瓦专访，2013年。

[268]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p. 153—154.

[269]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99.

[270] 关南施专访，2013年。

[271] Davis Miller,The Tao of Bruce Lee,New York: Random House,2000,p. 148.

[272] 琳达·李专访，2013年。

[273]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00.

[274]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67.

[275] Davis Miller,The Tao of Bruce Lee,New York: Random House,2000,p. 145.

[276] Bey Logan,Hong Kong Action Cinema,Woodstock,NY: Overlook Press,1995,p. 31.

[277]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5年。

[278]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p. 168—169.

[279]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00.

[280]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67. 香港狗仔记者尹柏尧（Yi Bao-Yao）撰文回忆了他与李小龙发生冲突的经过：“……七一年，正是小龙最威水（粤语口头语，指“了不起”“很厉害”）的时代，某日无线邀请他上《欢乐今宵》接受访问兼耍几招截拳道。笔者守在广播道无线总台至黄昏，终于见小龙疾步而至；连忙举起相机以连续镜的方式拍摄，满以为今次捉到鹿兼脱角。岂料，小龙发觉被拍照，立刻向我疾冲过来，连串粗话爆出，我心中着实有点害怕，但胜在懂得口不饶人，立刻反唇相讥，问他是否还记得由美国抵港，在机场说过一番话中，有‘中国兄弟和平友爱’一句，并问他此句意义何在。他略顿一顿，反指是我迫他做出此时的粗野行为，正在争执不下之际，一位较资深的行家伍德生特意走过来邀请小龙拍照，企图引开他的注意，替我打圆场。小龙亦趁此机会说如果有人相邀，必让对方拍照，但仍然与我僵持，并你一言我一语地互不饶人。此际，小龙姐夫俞明从化妆间跑出来，劝止小龙，并介绍说笔者是尹秋水的侄儿，份属世兄弟，给个脸光别吵下去，他先是愕然，再边走边嚷着是我迫他的。事隔不久，我在某场合再遇到小龙，他客气地跟我握手，以后每一次见面即握手，客气之情使我尴尬。”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04页；尹柏尧，《影史二十年》。

[281]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56页。

[282] John Little,Bruce Lee: Words of the Dragon,Interviews,1958—1973,Boston: Tuttle,1997,p. 119.

[283]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00.

[284] John Little,Bruce Lee: Words of the Dragon,Interviews,1958—1973,Boston: Tuttle,1997,pp. 124—130.

[285]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87—88页。

[286] 黄淳樑,“Wong Shun Leung and His Friendship with Bruce Lee,” Real Kung Fu Magazine,1980. 1970年1月11日，李小龙写给黄淳樑的信。

[287]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78.

[288] 温鉴良专访，2013年。

[289] 黄淳樑,“Wong Shun Leung and His Friendship with Bruce Lee,” Real Kung Fu Magazine,1980.

[290] 温鉴良专访，2013年。

[291] Steve Kerridge,Bruce Lee: Legends of the Dragon,Vol. 1,London: Tao Publishing,2008,pp. 232—233.

[292]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67.

[293]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5年。

[294] 李小龙去世后，琳达·李悄悄地放弃了诉讼。

[295] 张学健，“Bruce Lee’s Classical Mess: Cleaning Up the Mess the ‘Little Dragon’ Left Behind,”Inside Kung-Fu,February 1992.

[296] 叶准专访，2013年。

[297]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11—112页。

[298]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79.

[299]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12页。

[300] 叶准专访，2013年。

[301] Fred Weintraub,Bruce Lee,Woodstock,and Me: From the Man Behind a Half-Century of Music,Movies and Martial Arts,Los Angeles: Brooktree Canyon Press,2011,pp. 8—9.

[302]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p. 165—166.

[303] 迈克尔·阿林是著名编剧约翰·米利厄斯（John Milius）的门生。《龙争虎斗》的联合制片人保罗·海勒当时正在筹拍一部名为《枪手》（Pistoleros）的西部片，他负担不起约翰·米利厄斯的编剧费用，于是，约翰·米利厄斯向他推荐了迈克尔·阿林。两人一起创作了《枪手》的剧本，但并未开拍。不过，两人因此成了朋友。当需要为《龙争虎斗》聘用一位价格便宜的编剧时，保罗·海勒找来了迈克尔·阿林。《龙争虎斗》之后，迈克尔·阿林还为1980年上映的《飞侠哥顿》（Flash Gordon）创作了剧本，这是另一部有傅满洲式的人物出演大反派的电影。迈克尔·阿林专访，2013年。

[304] Paul Heller,Blood & Steel DVD extras.

[305] 迈克尔·阿林专访，2013年。

[306] Fred Weintraub,Bruce Lee,Woodstock,and Me: From the Man Behind a Half-Century of Music,Movies and Martial Arts,Los Angeles: Brooktree Canyon Press,2011,pp. 10—12.

[307] 邹文怀专访，2013年。

[308]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5年。

[309]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126.

[310] “Memories of the Master: An Interview with Pat Johnson,” Way of the Dragon DVD extras.恶作剧结束之后，史蒂夫·麦奎因接着给李小龙写了一封贺信：“亲爱的小龙，向你寄予两项心意：第一，目前你已名声大噪，我希望你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要让它改变你；第二，谨对你及家人送出无限的祝福。我正处于最佳状态，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你的兄弟，史蒂夫·麦奎因。”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08页。

[311] 弗雷德·温特劳布专访，2013年。高洛斯在《龙争虎斗》之前拍过两部长篇电影，分别是《暗逾琥珀》（Darker than Amber）和《玻璃之梦》（Dreams of Glass），均在1970年上映。

[312] 迈克尔·阿林专访，2013年。

[313]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07—108页。

[314]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09页。

[315] 弗雷德·温特劳布专访，2013年。

[316] 鲍勃·沃尔专访，2013年。

[317] 约翰·萨克松学过一些空手道和太极拳，他不是资深的习练者，但他可以完成基本动作。

[318]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263.

[319] 弗雷德·温特劳布专访，2013年。

[320] 杨斯从影后期，曾在1988年上映的《血腥运动》（Bloodsport）和1991年上映的《绝地双尊》（Double Impact）与尚格云顿演对手戏，饰演反派。

[321] 丁珮专访，2013年。

[322] 出处同上。

[323] 张钦鹏专访，2013年。

[324] 丁珮专访，2013年。由于丁珮不愿谈及他们短暂分手的原因，所以无从得知他们争吵时说过什么。但考虑到李小龙的反应，许多人猜测丁珮威胁李小龙要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公之于众。

[325] 安德鲁·摩根专访， 2015年。

[326] “Betty Ting Pei Denies Suicide Attempt Yesterday,” New Lantern Newspaper,December 23,1972.

[327]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138.

[328] “你相信自己会是这部电影的主演吗？”我在采访中问约翰·萨克松，他笑着回答：“第一天早上过后，我就知道肯定不是我了。”

[329] Dave Friedman,Enter the Dragon: A Photographer’s Journey,Los Angeles: Warner Bros,Entertainment,2013,p. 166.

[330]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p. 186—187.

[331] 迈克尔·阿林专访，2013年。

[332]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

[333]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144.

[334] 迈克尔·阿林专访，2013年。

[335]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

[336] Fred Weintraub,Bruce Lee,Woodstock,and Me: From the Man Behind a Half-Century of Music,Movies and Martial Arts,Los Angeles: Brooktree Canyon Press,2011,p. 25.

[337] Jackie Chan,I Am Jackie Chan,New York: Ballantine,1998,pp. 173—174.

[338] 张钦鹏专访，2013年。

[339] 安德鲁·摩根，2013年。

[340] Bey Logan,Hong Kong Action Cinema,Woodstock,NY: Overlook Press,1995,p. 39. 鲍勃·沃尔愤怒地否认他曾戴过防护垫来保护自己免于受伤。在他看来，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以他的强悍作风，根本无须防护垫的保护。然而，除了班润生，还有两名在场人士——华纳的幕后摄影师戴夫·弗里德曼（Dave Friedman）和中国龙虎武师高飞看到他有戴防护垫在身上。

[341] 鲍勃·沃尔专访，2013年。

[342]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

[343] 迈克尔·阿林专访，2013年。

[344] 保罗·海勒专访，2013年。保罗·海勒告诉我：“吉姆·凯利后来得了淋病，很严重。”弗雷德·温特劳布跟我说：“他的睾丸变得和高尔夫球一样大，我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鲍勃·沃尔也提到这件事，“我不知道吉姆到底怎么了，只知道他的睾丸肿了。”

[345] 约翰·萨克松专访，2013年。

[346] John Little,Bruce Lee: The Celebrated Life of the Golden Dragon,Boston: Tuttle,2000,pp. 26—27.

[347] Bruce Thomas,Bruce Lee: Fighting Spirit,Berkeley: Blue Snake Books,1994,p. 187.

[348]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151.

[349] Blood & Steel documentary.

[350] 美国制片人在最初的院线版本中删去了这段对话。“关于哲学的那场戏，”弗雷德·温特劳布说，“我觉得其中一部分对美国观众很有帮助。”后来在李小龙影迷的强烈抗议下，华纳在后来的版本中又把那场戏重新加了进去。

[351] Dave Friedman,Enter the Dragon: A Photographer’s Journey,Los Angeles: Warner Bros,Entertainment,2013,p. 27.

[352] Robert Clouse,The Making of Enter the Dragon,Action Pursuit Group,1987,p. 197.

[353] Fred Weintraub,Bruce Lee,Woodstock,and Me: From the Man Behind a Half-Century of Music,Movies and Martial Arts,Los Angeles: Brooktree Canyon Press,2011,p. 18.

[354] Dave Friedman,Enter the Dragon: A Photographer’s Journey,Los Angeles: Warner Bros,Entertainment,2013,p. 8.

[355]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32.

[356]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 181.

[357]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161.

[358] Fred Weintraub,Bruce Lee,Woodstock,and Me: From the Man Behind a Half-Century of Music,Movies and Martial Arts,Los Angeles: Brooktree Canyon Press,2011,p. 18.

[359] 约翰·萨克松记得：“有一天，我问他， ‘小龙，如果你身高一米九三，体重170斤，你会做些什么？’他停下来，认真地想了想，然后说， ‘如果我身高一米九三，体重170斤，我就能统治世界了。’他野心很大。”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268.

[360]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55.

[361]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79.

[362] Bey Logan,Hong Kong Action Cinema,Woodstock,NY: Overlook Press,1995,p. 41.

[363]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p. 171—172. 陆正是该片的摄影师，《龙争虎斗》的副导演是张钦鹏。——译者注

[364]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11页。即使是清酒，喝了这么多，仍然会导致李小龙的脸变红，并且身体大量出汗。

[365]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268. 约翰·萨克松当时表现得很吃惊：“哇！”

[366]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 178.

[367]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5年。

[368]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16.

[369] 正常情况下，双方的理由都站得住脚。一方面，影院向制作公司返还票房收益确实需要时间，而李小龙已经预支了一大笔钱。另一方面，电影制片人确实能精打细算。邹文怀在邵氏任职时，这方面的技能更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李小龙的电影让邹文怀的公司开始有了起色，嘉禾将以前投资影片造成的亏损转嫁到李小龙电影的资产负债表上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当我向《龙争虎斗》的联合制片人保罗·海勒询问他对邹文怀有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说：“邹文怀是个盗贼（gonif），如果你知道这个词代表什么意思的话。他是东方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保罗·海勒专访，2013年。

[370]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85.

[371] 按2017年通货膨胀后的美元标准核算，略高于110万美元。

[372] Tom Bleecker,Unsettled Matters,Lompoc,CA: Gilderoy Publications,1996,p. 99.

[373]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164.

[374] 香港天文台,http://www.weather.gov.hk/en/cis/dailyElement.htm?ele=MAX_TEMP&y=1973.

[375]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12.

[376] 邹文怀专访，2013年。

[377]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p. 152—153.

[378] Davis Miller,The Tao of Bruce Lee,New York: Random House,2000,pp. 157—158.

[379]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68.

[380] 在全球大麻使用的历史记录中（每年有2亿人至少使用过一次大麻），只有两起案例在尸检时被证明与大麻有关。然而这两起案例死因均是心脏衰竭，并非脑水肿。

[381] 丹尼尔·弗瑞德曼医生专访，2015年。

[382]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53.

[383] 约翰·萨克松专访，2013年。

[384] “What Are the Types of Epilepsy?,”http://www.webmd.com/epilepsy/guide/types-epilepsy.

[385]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p. 153—154.

[386] 邓肯·亚历山大·麦肯齐（Duncan Alexander McKenzie）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李小龙之死：临床研究》（The Death of Bruce Lee：A Clinic Investigation）中，首次提出中暑是李小龙5月10日晕倒的原因。

[387] Lisa R. Leon,“Heat Stroke,” comprehensivephysiology.com,April 2015.

[388] Dr. Douglas Casa,“Cold Water Immersion: The Gold Standard for Exertional Heatstroke Treatment,” Exercise Sport Science Review,Vol. 35,No. 3 （2007）,pp. 141—149.

[389] Lisa R. Leon,“Heat Stroke,” comprehensivephysiology.com,April 2015. 由于大脑和身体其他部分一起过热，导致血脑屏障通透性升高，从而让血清蛋白渗透到大脑中。

[390] James P. Knochel,M.D.,“Heat Stroke,”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June 20,2002.

[391] Lisa R. Leon,“Heat Stroke,” comprehensivephysiology.com,April 2015.

[392]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70; Davis Miller,The Tao of Bruce Lee,New York: Random House,2000,p. 141.

[393] 威廉·亚当斯专访，2013年。

[394] 出处同上。

[395] “A Dragon Remembered: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Lee,” The Way of the Dragon DVD extras.

[396] Chuck Norris,The Secret of Inner Strength: My Story,Boston: Little,Brown,1988,pp. 84—85.

[397]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p. 79—81.

[398] 同上书，p. 142.

[399] 琳达在采访时跟我提起过一件趣事：“我记得有一次去服装店，女孩们在柜台后面聊天，她们互相说，‘她真难看。’我立即用粤语怼了回去， ‘嘿，他娶了我，去你的吧！’”琳达·李专访，2013年。

[400]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166.

[401] 迈克尔·阿林专访，2013年。

[402]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54.

[403]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 182.

[404] 琳达·李专访，2013年。

[405]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87.

[406] 朗·钱尼是默片时代的电影明星，因其通过化妆来改变自己的表演风格，有“千面人”的美誉。他经常在同一部电影中饰演多个角色。

[407] 李小龙致电斯特林·西利芬特的秘书取消晚餐聚会，其原因是他不想让自己的妻子琳达和西利芬特的新女友蒂安娜·亚历山德拉（Tiana Alexandra，泰语名是Thi Thanh Nga）在同一个场合出现。蒂安娜·亚历山德拉是一位22岁的越南裔美国女演员（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15. ），她曾是李俊九的学生，几年前被李俊九介绍给李小龙认识。多年来，李小龙和蒂安娜·亚历山德拉的关系到底有多亲近一直是人们猜测的话题。Fred Weintraub,Bruce Lee,Woodstock,and Me: From the Man Behind a Half-Century of Music,Movies and Martial Arts,Los Angeles: Brooktree Canyon Press,2011,p. 29.

[408]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 180.

[409] 丁珮专访，2013年。

[410]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138. 钥匙链并不像是这位超级巨星用来送给情人求和的礼物，它太微不足道了。如果不是一辆奔驰，那一定是另一件比钥匙链要贵重得多的礼物。当我见到丁珮时，她的座驾是一辆金色的捷豹，车牌是TING PEI，她自己的名字。

[411] Bey Logan,DVD commentary,Game of Death.

[412]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71.

[413]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54.

[414] 该事件的发生日期应是7月5日，因为第二日各大报章对此事件均有报道。——译者注

[415]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

[416]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p. 174—176.

[417]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

[418]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1—12页。

[419]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p. 174—176.

[420] 纪录片《千禧巨龙》。

[421] 关南施专访，2013年。

[422] 在我们的采访中，关南施解释道：“小龙就是这样——豪车、衣服和女人。他已经贫困潦倒很长时间了，现在只是正在享受名气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关南施专访，2013年。

[423]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p. 182—183.

[424]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安德鲁·摩根开玩笑说：“李小龙和我在办公室里，像是两个瘾君子。”

[425] 出处同上。

[426] 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李小龙直接开车去了丁珮寓所，把车停在楼下，还是先开车回家，把车停在家里，然后再步行过去，两地步行，也就十分钟的路程。没有任何报道说李小龙去世当晚，他的奔驰车在丁珮寓所处被发现。所以，两种可能：要么是在去丁珮寓所之前，他在家中稍作停留，把车停在家里；要么是在他死后，有人把他的车开回了家。

[427] “Last Day of Bruce Lee （Betty Ting Pei）,” www.youtube.com /watch?v=sasL92n_OCo.

[428] 丁珮专访，2013年。

[429] 2013年10月31日，《英文旺报》（Want China Times）发表题为“死亡女神：丁珮披露李小龙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Dame of Death: Betty Ting Up on Bruce Lee's Final Hours）的文章。文章中写道：“40年前，武术传奇李小龙死于这位女子的闺房之中。她说，李小龙去世当天确实发生了性行为，但并非像人们所猜测的那样死于春药。”

[430] Editors of Kung-Fu Monthly,Who Killed Bruce Lee?,p. 54.

[431] 丁珮专访，2013年。

[432] 有目击者回忆，当日下午晚些时候，在丁珮寓所外看到了邹文怀的车。

[433] 另一种说法是丁珮并不抗拒这个角色。毕竟，她也是一位有抱负的演员，也希望在演艺事业上有所发展。李小龙之前曾许诺在自己的两部电影（《猛龙过江》和《龙争虎斗》）中给她安排角色，可最终都被其他女演员顶替了。也许李小龙再次邀请她出演《死亡游戏》时，丁珮并不相信他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李小龙请邹文怀来，并不是为了说服她，而是让她相信她能够拿到这个角色。

[434] 香港天文台,http://www.weather.gov.hk/en/cis/dailyElement.htm?ele=MAX_TEMP&y=1973.

[435] 邹文怀专访，2013年。

[436] 丁珮专访，2013年。丁珮回想起当时邹文怀的尴尬表情，觉得很好笑，她低声对我说：“邹文怀以为小龙说他头疼，是他想跟我做爱。”

[437] 验尸官的尸检报告上写的是，李小龙死于对止痛药的过敏反应，但如果丁珮的话是真的，李小龙以前吃过这种药，那他不可能有过敏反应。如果他之前有过严重的过敏反应，那天晚上他就不会再次吞下同样类型的药片。

[438] 邹文怀专访，2013年。

[439] 李小龙在跟女友上床之前，至少会脱下几件衣服，这是说得通的。

[440] 验尸官的证词清楚地表明，李小龙的尸体被重新穿上了衣服，邹文怀这么做究竟是为了方便移动尸体，还是为了让李小龙看起来更体面，目前还不得而知。

[441] 长期以来，外界有传言称，邹文怀试图搬运过尸体。持此观点者以李小龙一只丢失的鞋子作为说法依据。由于邹文怀多年来一直坚称李小龙在这个时刻还活着，而丁珮又从不谈论这个话题，所以没人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所知道的是，李小龙的尸体直到救护人员抵达后才被移出公寓。

[442]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12;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22.

[443] 在李小龙的死因研讯过程中，朱博怀医生被问到为什么没有把李小龙送到距离丁珮寓所仅有几个街区的浸信会医院，而是送去了距离更远的伊利沙伯医院。时间不应该是抢救李小龙生命时最重要的因素吗？朱博怀医生回答说：“我花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对他进行抢救，试图让他苏醒过来。当他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时间的重要性。”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22.

[444]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16.

[445] 丁珮专访，2013年。

[446]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58.

[447]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18.

[448]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58.

[449]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17.

[450] 太平山位于香港中西区，因景色优美、气候清凉，而吸引了众多欧洲名流入住，是高级住宅区。近一个世纪以来，禁止中国人在那里居住。第一个被获准在山顶上建房居住的非欧洲人，是李小龙的外伯公何东。

[451] 泰德·托马斯专访，2013年。

[452]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16—117页。

[453]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18.

[454] Davis Miller,The Tao of Bruce Lee,New York: Random House,2000,p. 163. 以下是凌格福医生的原话：“琳达心烦意乱，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不知道该如何跟记者说。这位年轻的女士，社会经验不足，但她深爱自己的丈夫，并为他感到骄傲。她问我对李小龙和其他女人的关系了解多少，他是不是一位花花公子。我根据自己对李小龙的认识，坦诚相告，李小龙并没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不过，琳达认为，香港媒体会把她的丈夫给吞噬掉的。她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让人说闲话。她表现得相当沉着稳重。我认为没有人能比她做得更好。她和邹文怀就是在我家的客厅里决定如何向记者发表声明的。”

[455]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

[456] 同上注。

[457]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3年。

[458]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78.

[459] H. S. Chow,“Who’s Lying on Li’s Death,” China Mail,June 24,1973.

[460]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75.

[461] 同上注。

[462]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183.

[463]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p. 156—157. 在死因研讯过程中，琳达宣誓做证说，她最后一次见到李小龙是在7月20日中午12点半：“他当 时看起来神态轻松，与平时没什么两样。他告诉我，邹文怀稍后将会到访，商量新片剧本后，可能与 邹文怀一起外出吃晚饭。”很有可能，李小龙离开嘉禾去见丁珮之前，先回了趟家，在家里停留片刻， 给妻子造成假象，让其以为自己下午一直在家。等妻子出门赴约之后，他立即出门，步行至丁珮寓所， 把他的奔驰车留在了家中。如果这是事实，那么琳达的说法从时间上看，完全站得住脚。然而，更有 可能的是，李小龙离开嘉禾后直接去了丁珮家。

[464]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5.

[465] 1973年8月2日，香港政府化验所法证事务部验尸报告。

[466] 1973年8月13日的死因研讯、证据及文件。

[467]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87.

[468]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200.

[469]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80.

[470] “Bruce Dies After Meal,” Oriental Daily,July 25,1973.

[471]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80.

[472]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74.

[473]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34. 需要说明的是，1973年，日本没有忍者，没有变种人，更不用说香港了。在古代，即便有忍者，也不可能是下毒高手。况且验尸官在对李小龙进行尸检时，并没有发现毒药的残留物。至于复仇心切的日本空手道高手，更是无稽之谈。李小龙的电影直到他死后才在日本上映，而且，电影上映时，日本观众非但没有反感，反而开始喜欢上他。时至今日，李小龙在日本仍是神一般的人物。

[474] 同上书，p. 136. 中国武侠小说和西方漫画一样，充满了各种神奇的超能力，包括点穴。所谓点穴，是指将一个人的内在能量（气）集中作用在对手身体的某个特定部位或针灸经络上，施加压力，使之定住不动。功夫大师通常会被认为具备点穴的能力——类似《星际迷航》中的瓦肯擒拿术（Vulcan nerve pinch）。

[475]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88.如果因纵欲过度而死，这可能是人类最喜欢的自杀方式。只有在恐怖电影中才会出现年轻健康的男子性爱过后立刻死亡的情形。李小龙死于脑水肿，并不是心脏病发作。尸检没有发现“西班牙苍蝇”或任何其他壮阳类药物。纵欲过度是一种道德谴责。

[476] Elaine Yau,“That Bruce Lee World Exclusive,and the One That Got Away: Hong Kong News Veteran Looks Bac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January 4,2016.

[477]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5年。

[478]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81.

[479] 安德鲁·摩根专访，2015年。

[480]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24;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204;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62.

[481]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90.如果李小龙是一位非裔美国蓝调歌手，那么他的死可能会让人联想起一个在十字路口与魔鬼交易的故事——用灵魂换取名声。（编者注：传说美国街头蓝调歌手罗伯特·约翰逊在一个十字路口用灵魂同魔鬼作了交易，换来惊人的才华。）

[482]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81.

[483] 其中两名受害者是一名七岁的女孩和她两岁的弟弟，他们在住所外打开了一件礼物，结果里面装的是炸弹。

[484]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84.

[485]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60页。

[486]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60页。

[487]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5.

[488]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62页。

[489]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64页。

[490] 1973年5月10日，邹文怀和几名嘉禾员工将不省人事的李小龙抬到邹文怀的车上，送去了浸信会医院，救回了他的性命。7月20日，当邹文怀接到心急如焚的丁珮打来的电话，得知无法叫醒李小龙时，他似乎计划重复同样的步骤。当他在路边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时，很可能也打给了嘉禾的某位年轻员工，这位员工以前也曾帮他抬过李小龙。邹文怀要求这位员工赶去丁珮寓所等他。当邹文怀和年轻员工到达公寓后，发现李小龙已经死了。当丑闻被媒体曝光后，邹文怀被发现在最初的报道中撒谎了。他立刻意识到如果公寓内有一位不知名的年轻人会显得更可疑，所以他否认了有年轻人在场。另一种可能是，7月20日晚上，资深急救人员彭德生看错了，公寓内并没有年轻人出现过，屋内仅有邹文怀、朱博怀医生、丁珮以及李小龙的尸体。但急救人员的证词非常精确，他没有理由撒谎。

[491]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p. 18—20.

[492] 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是，李小龙做了大多数男人在女友家中睡午觉时会做的事情，他脱下衣服，钻进被子里。邹文怀试图隐瞒任何婚外情的证据，他不希望急救人员发现一位半裸的已婚男子躺在另外一个女人的床上，所以邹文怀给李小龙穿上了衣服。

[493]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21.

[494]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23。

[495] 同上注，pp. 27—28.

[496]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68页。

[497]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p. 31—34.

[498]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69页。

[499] 同上书，第170页。

[500]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87.

[501] 这件事完全有可能发生（功夫片的拍摄过程中经常发生意外），但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实这件事。

[502]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39.

[503]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85.

[504]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p. 44—45.

[505] Oliver Chou,“Hong Kong Doctor,Who Tried to Revive Bruce Lee,Takes Secrets of Kung Fu Legend’s 1973 Death to the Grav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August 14,2015.

[506]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47.

[507]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74页。

[508] 戴维斯·米勒对凌格福医生的专访。

[509]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76页。

[510]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62.

[511] Davis Miller,The Tao of Bruce Lee,New York: Random House,2000,p. 163.

[512]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71.

[513] 同上注，p. 78. 李小龙死后，利塞特医生对这一主题继续深入进行了研究，并于1973年8月13日致信给美国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U.S. Armed Forces Institute of Pathology），随信附上尸检报告，以解释他为什么怀疑大麻。1973年8月30日，美国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回复说：“尸检结果仅揭示了死亡的原因。（也就是说）还无法证实你的观点，即死亡可以归因于大麻中毒。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因大麻中毒致死的案例，也没有相关的病理报告，可以证实大麻中毒能够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影响，从而致人死亡。”Coroner’s inquest,Exhibit F.

[514]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80.

[515] Coroner’s inquest of Bruce Lee,p. 91—92.

[516]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79页。

[517]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82页。

[518]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83页。

[519]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23.

[520]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83页。验尸官的尸检报告排除了因身体遭遇暴力致死的可能性，血液化验也证明了并非毒杀致死。尽管如此，李小龙被人谋杀的传言依旧满天飞——忍者、点穴大师、邹文怀，等等。任何谋杀理论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同时也会存在一个大规模掩盖真相的行为，相关涉及人员包括验尸官、屋内所有人员以及政府化验师，等等。然而，验尸官利塞特医生没有丝毫试图掩盖真相的迹象，相反，他还不遗余力地试图查证死因，甚至写信给美国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如果他参与了一场涉及多人的阴谋，那么利塞特医生就不会多此一举，以希望引起像美国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这样的国外机构对此案的关注。

[521]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75.

[522] 邹文怀专访，2013年。

[523] Lisa R. Leon,“Heat Stroke,” comprehensive physiology.com,April 2015.

[524] C. Charron et al.,“Incidence,Causes and Prognosis of Hypotension Related to Meprobamate Poisoning,” Intensive Care Medicine,Vol. 31 （2005）,pp. 1582—1586.

[525] http://www.mayo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drug-allergy/expert-answers/aspirin-allergy/ faq-20058225.

[526] 除了中暑和阿司匹林药物过敏，科学上唯一有可能造成李小龙死亡的说法是癫痫。在2006年的全美法医物证学术年会（American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s）上，詹姆斯·菲尔金斯医生（Dr. James Filkins）认为，李小龙可能因癫痫猝死症（Sudden Unexpected Death in Epilepsy）而死。在癫痫患者死亡的病例中，有5%～30%的患者是在癫痫发作以外的时间意外死亡的，也就是癫痫猝死，这种情况在20岁至40岁男性中最为常见。美国每年大约有2750人因此病死亡。在近50%的死亡病例中，尸检时发现神经系统受损，包括脑水肿（“Epilepsy Could Solve Mystery of Kung Fu Legend’s Death,” The Guardian,February 24,2006. ）。 癫痫猝死症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李小龙患有癫痫病的假设之上。癫痫病具有遗传倾向，通常会有癫痫家族史，最常见于儿童或老人。李小龙是位年轻人，家族中没有癫痫病例。而且，癫痫的诊断需要不止一次癫痫发作才能确诊，因为有很多其他原因会导致癫痫发作。5月10日之前，李小龙并没有出现过癫痫症状。“大卫·瑞斯伯德博士告诉我，小龙从来没有患过癫痫。”琳达说。（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54. ）也没有证据表明李小龙在7月20日去世前，癫痫再次发作过。如果有发作，那么坐在客厅内的丁珮应该会注意到。最后，即使李小龙患过癫痫，癫痫猝死症发生的可能性也是随着癫痫发作的次数增加而增加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学专家、癫痫专家约翰·斯特恩博士（Dr.John Stern）认为：“当患者长年以来多次癫痫发作时，猝死的风险最大。如果只有两次癫痫发作的经历，那么猝死的风险不会超过基准线。” 2015年，笔者专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约翰·斯特恩博士。鉴于以上原因，与阿司匹林药物过敏相比，癫痫猝死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仅以备注的形式列出。

[527] Douglas Casa,“Cold Water Immersion: The Gold Standard for Exertional Heatstroke Treatment,” Exercise Sport Science Review,Vol. 35,No. 3 （2007）,pp. 141—149.

[528] Eric Brady,“Heat-Related Illness Still Deadly Problem for Athletes,” USA Today,August 15,2011.

[529] 威廉·亚当斯专访，2015年。

[530] John Little,Bruce Lee: The Celebrated Life of the Golden Dragon,Boston: Tuttle,2000,p. 176.

[531]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267.

[532] Howard Thompson,“Enter the Dragon,” New York Times,August 18,1973.

[533] William Paul,“Getting the Thrust of Kung Fu,” Village Voice,April 30,1973.

[534] 迈克尔·阿林专访，2013年。

[535]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57.

[536] 编者注：磨坊戏院是美国城市中专门放映品质低劣的电影的场所。

[537] Simon Braund,“Rise of the Dragon,” Empire Magazine,August 2013.

[538]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58.

[539] Kenneth Turan,“The Apotheosis of Bruce Lee: An Actor Dies; A Posthumous Industry is Born,” American Film,October 1975.

[540] Martin Grams Jr.,The Green Hornet: A History of Radio,Motion Pictures,Comics,and Television,Churchville,MD: OTR Publishing,2010,p. 364.

[541] Vincent Canby,“ ‘Green Hornet,’ From Bruce Lee Series,”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8,1974. 文森特·坎比继续写道：“他看起来很年轻，眉清目秀，有美国人做派（带有东方神韵）。”文森特·坎比似乎一直在努力拼凑《纽约时报》对李小龙的讣告。它只有八行字，其中一行是“《纽约时报》的影评人文森特·坎比认为，《精武门》这种类型的电影让 ‘最糟糕的意大利西部片看起来像是早期的苏联电影，瞬时显得庄严且崇高。’”Joel Stein,Time 100 People of the Century,June 14,1999.

[542] “1974 Black Belt Hall of Fame: Bruce Lee Martial Artist of the Year”,Black Belt,November 1974,p. 92.

[543] Kenneth Turan,“The Apotheosis of Bruce Lee: An Actor Dies; A Posthumous Industry is Born,” American Film,October 1975. 琳达·李、邹文怀、刘亮华和丁珮联名起诉该片的制片人侵犯隐私。“ ‘Dragon’ Draws Suit From Bruce Lee Widow,” Variety,June 30,1975. 原告败诉后，琳达不服，继续上诉，并要求获得130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理由是侵权。三年后，法官判定琳达胜诉，但只判给她2.5万美元。“Bruce Lee Widow Files Another ‘Dragon’ Suit,”Variety,September,2,1975; “Bruce Lee’s Widow Wins Estate Suit,” Variety,April 7,1978.

[544]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25.

[545] 李振辉自弹自唱：“一条小龙来到这个世界，化身为李小龙，他的拳脚快速有力，强大无比。他凭借顽强的意志与强大的能力，轻松获得了世界的赞誉。”（Into this world came a little dragon,Bruce Lee,his hands and feet fast,powerful,and mighty. “It was easy for him to win the world’s acclaim,for he was strong and his will untamed.”）

[546] Kenneth Turan,“The Apotheosis of Bruce Lee: An Actor Dies; A Posthumous Industry is Born,” American Film,October 1975.

[547] Davis Miller,The Tao of Bruce Lee,New York: Random House,2000,p. 154.

[548] Ilinca Calugareanu,“VHS vs. Communism,”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7,2014.

[549] Davis Miller,The Tao of Bruce Lee,New York: Random House,2000,p. 170.

[550] Simon Braund,“Rise of the Dragon,” Empire Magazine,August 2013.

[551] “1974 Black Belt Hall of Fame: Bruce Lee Martial Artist of the Year”,Black Belt,November 1974,p. 92. 很多孩子都想成为李小龙，以至于双节棍的销量飙升。在头部反复被敲打之后，大多数人很快意识到，掌握这件武器是多么的困难，最终明智地将它们存储在壁橱内，仅作为观赏用。一些愚蠢的流氓企图用双节棍来进行犯罪活动，从而让全球人士对双节棍产生了恐慌。1973年末，一位洛杉矶警官告诉媒体：“这一风气愈演愈烈。每隔10个到15个街区，你就会看到一家空手道学校。我们这儿已经发生了好几起抢劫案，犯罪分子用双节棍击打了受害者的头部。”双节棍在英国和美国的几个州被禁止携带使用。

[552] 黄耀强专访，2013年。

[553]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57.

[554]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331.

[555] 洪金宝在1978年的《肥龙过江》中对这类电影进行了讽刺。

[556] Kenneth Turan,“I Made Love To…And Other True Tales of the Bruce Lee Cult,” New West,September 2,1979.

[557] 1978年，《无音笛》（The Silent Flute）终于被拍成了电影，改名为《沉默的长笛》（Circle of Iron），最初为李小龙准备的多个角色换作大卫·卡拉丁出演。这部电影最终的效果远没有剧本那么宏大、有趣。

[558]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p. 188—189.

[559] 唯一对此事进行公开描述的人是汤姆·布利克，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琳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根据汤姆·布利克的说法，李小龙去世时只留下2.3万美元的现金。他在九龙塘的豪宅是他唯一的重要资产。它以18万美元的价格售出，琳达净赚4万美元。至于那两份保险，英国伦敦劳埃德保险社只同意为李小龙135万美元的保单赔付12.9万美元。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派出律师参加死因研讯之后，同意为李小龙20万美元的保单支付10万美元。两家保险公司都辩称，李小龙在申请表上撒谎了，他声称自己从未使用过非法药物，因此导致保单失效，但案件在正式开庭前选择了庭外和解。至于李小龙占有一半股份的协和电影公司，通过对《猛龙过江》《龙争虎斗》《死亡游戏》的估值，邹文怀最终付给琳达270万美元。因此，在不扣除税费以及高额的法律费用的情况下，李小龙遗产的总价值为299.2万美元，按2017年的美元标准进行核算，相当于1300万美元。

[560] 李香凝专访，2013年。

[561] 出处同上。

[562] Monica Yant,“Bruce Lee Estate Items to Go on the Block,” Los Angeles Times,September 19,1993.

[563] “Ziv International Obtains License for Lee Products,” Hollywood Reporter,September 24,1975.

[564] “Zebra Signs with Ziv,” Publishers Weekly,June 14,1976. 李小龙原本打算与《黑带》杂志下属出版部门小原出版社（OHARA PUBLICATIONS）合作出版《截拳道之道》。然而，计划放弃之前，他还停留在笔记整理阶段。他去世后，琳达决定与小原出版社共同出版这些笔记。《截拳道之道》在1975年一经推出，立刻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武术书籍。

[565] 李香凝专访，2013年。

[566] Betsy Sharkey,“Fate’s Children: Bruce and Brandon,” New York Times,May 2,1993.

[567] 李香凝专访，2013年。

[568] 出处同上。琳达对此事的解释是：“国豪在大四时，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但他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与学校的管理理念相冲突。”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p. 182—183.

[569] Shannon Bradley-Colleary,“20 Years After His Death on the Set of The Crow,I Remember Brandon Lee,” Huffington Post,April 1,2013.

[570] 木村武之说：“丹·伊鲁山度告诉我，李国豪刚开始训练时，非常谦虚。他和其他人一样，从基础开始学起，逐步进入更高的学习阶段。丹说，这个年轻人的动作和协调性和他爸爸很像。丹希望有一天能把李国豪培养成领导者，让他来接手所有的事（截拳道发展）。”Paul Bax,Disciples of the Dragon: Reflections from the Students of Bruce Lee,Denver: Outskirts Press,2008,p. 12.

[571] 李香凝专访，2013年。

[572] 琳达的第二本回忆录《李小龙传》（The Bruce Lee Story）其实是由汤姆·布利克代笔的，两人于1988年结婚，1990年选择离婚。一年后，琳达又嫁给了商人布鲁斯·卡德韦尔（Bruce Cadwell），并搬到了爱达荷州首府博伊西（Boise），两人至今还生活在一起。

[573] Amy Longsdorf,“The Curse,” Morning Call,May 7,1993. 《龙：李小龙的故事》在拍摄期间突发的事情，更加夯实了诅咒的传说效应。饰演李小龙的李截（Jason Scott Lee）失去了祖母；饰演琳达的女演员劳伦·霍莉（Lauren Holly）在一场火灾中失去了14岁的弟弟；导演罗伯·科恩（Rob Cohen）突发心脏病，险些退出这个项目。

[574] Betsy Sharkey,“Fate’s Children: Bruce and Brandon,” New York Times,May 2,1993. 在李国豪最早的一次采访中，他告诉《黑带》杂志：“我和其他人聊天时，他们会邀请我出去喝一杯。我会想， ‘这个人是真的喜欢我吗？还是因为我是李小龙的儿子，他们在耍我？’”

[575] Juliann Garey,“Disasters Plague the Set of ‘The Crow,’ ” Entertainment Weekly,April 2,1993.

[576] Adam Smith,“The Fall of the Crow,” Empire magazine,August 2013.

[577] 如今，李小龙和李国豪的墓地已经成为西雅图著名的旅游景点和朝圣地，每天会有大量游客过去祭拜。“与其他名人墓地一样，李小龙和李国豪的墓地也会在深夜被秘密造访。”《李小龙之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ruce Lee）一书的作者安迪·库普曼斯（Andy Koopmans）说道，“我听很多在西雅图镇上长大的居民说，当地一直有个传统，在湖景墓园晚上关门后，有人会悄悄溜进去和李小龙父子聊聊天。”（John Overall,Bruce Lee Review,Essex,England: Woowums Book,2009,pp. 145—146.）

[578] Betsy Sharkey,“Fate’s Children: Bruce and Brandon,” New York Times,May 2,1993.

[579] Alex Ben Block,“Brandon Lee’s Mom: Never Again,” Hollywood Reporter,April 29,1993.

[580] Peter Travers,“The Crow,” Rolling Stone,May 11,1994. 《洛杉矶时报》的彼得·赖纳（Peter Rainer）对此表示认同：“李国豪风度非凡，动作迅猛有力，又极具美感，他的狂暴举动让你有坠入噩梦之感。观看《乌鸦》时，他会让你将目光牢牢锁定在他身上。”Peter Rainer,“ ‘The Crow’ Flies With Grim Glee,” Los Angeles Times,May 11,1994.

[581] Betsy Sharkey,“Fate’s Children: Bruce and Brandon,” New York Times,May 2,1993.

[582] Davis Miller,The Tao of Bruce Lee,New York: Random House,2000,pp. 166—167.

[583] 李香凝专访，2013年。

[584] 李香凝专访，2013年。

[585] 据嘉禾的工作人员讲，这个角色是专门为李香凝写的。“和李香凝一起工作非常有趣。我拍第二部电影时，曾和她过世的哥哥李国豪有过合作。”电影主演王敏德说，“受他影响，我买了两辆哈雷戴维森摩托。我们在洛杉矶拍摄时，放了一天假，他让我骑着他的哈雷去兜风。”Norma Reveler,“Golden Harvest Reaping Deal with Lee’s Daughter,” Hollywood Reporter,June 24,1997.

[586] 李香凝专访，2013年。

[587] 李小龙在笔记中写道：“如果人们纠结于截拳道跟 ‘这个 ’或 ‘那个’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就让截拳道这一名称消失吧，就是这样，只是个名字而已。请勿小题大做。”

[588] Tommy Gong,Bruce Lee: The Evolution of a Martial Artist,Los Angeles: Bruce Lee Enterprises,2014,p. 167.

[589] 1972年，李小龙在跟弟子李恺通电话时，专门解释道：“我决定关闭所有截拳道武馆，是因为很容易让新加入的成员把既定的训练流程当作真理或唯一的途径。你懂我的意思吗？”

[590] 核心创会人员包括琳达·李·卡德韦尔、木村武之、周裕明、李鸿新、鲍勃·布莱默、理查德·巴斯蒂罗、史蒂夫·戈尔登、拉瑞·哈克赛尔、赫伯·杰克逊、皮特·雅克布斯、李恺、杰瑞·泡提特、黄锦铭、严万法（严镜海的儿子）、克里斯·肯特（Chris Kent）、提姆·泰尅特（Tim Tackett）、约翰·里特和李香凝（Shannon Lee Keasler）。李香凝于1994年与伊恩·凯斯勒（ Ian Keasler）结婚，2003年，女儿润恩·凯斯勒（Wren Keasler）出生。

[591] James Bishop,Bruce Lee: Dynamic Becoming,Carrollton,TX: Promethean Press,2004,p. 142.

[592] 2001年，振藩截拳道核心在荷兰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截拳道讲习会，结果亏损了2.5万美元。2002年3月11日，李小龙遗产管理公司新上任的律师给所有核心成员发了一封律师函，终止了对他们的授权，并要求他们停止使用李小龙教育基金会和振藩截拳道核心的名称及商标。“很多人真的很生我的气，”李香凝说，“他们认为我应该介入进来，换一种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我非常好说话，但有的时候我也会说， ‘你个蠢货，就此打住吧！’人们对这种做法不太能接受。” 李香凝专访，2013年；James Bishop,Bruce Lee: Dynamic Becoming,Carrollton,TX: Promethean Press,2004,pp. 155—156.

[593] 当某位著名音乐人去世后，唱片销量的增长会在短时间内提升该音乐人的排名。在2016、2017这两年里，普林斯（Prince）、大卫·鲍伊（David Bowie）和汤姆·派蒂（Tom Petty）均跻身前十，李小龙跌出了榜单。

[594] 先知在本地本家外，莫不尊焉。《马太福音》第13章第57节。

[595] Nash Jenkins,“Bruce Lee’s Former Home in Hong Kong Faces an Uncertain Future,”Time,September 8,2015. 该故居已于2019年正式拆除。——译者注

[596] “Hong Kong Unveils Bruce Lee Statue,” The Age,November 28,2005.

[597] Jackinson Chan,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ies: From Fu Manchu to Bruce Lee,New York: Routledge,2001,p. 5.

[598]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114.

[599] David Brewster and David M. Buerge,eds.,Washingtonians: A Biographical Portrait of a State,Seattle: Sasquatch Books,1988,p. 429.

[600] Jackinson Chan,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ies: From Fu Manchu to Bruce Lee,New York: Routledge,2001,p. 7.

[601] 李小龙也对电子游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4年的街机视频游戏《功夫大师》（Kung-Fu Master）的灵感来自《死亡游戏》。大多数格斗类游戏都有一个或多个以李小龙为原型的角色。《世界英雄》（World Heroes ）中的金龙（Kim Dragon）是位武打演员，其招牌动作就是龙踢。《生死格斗》（Dead or Alive ）中的李振（Jann Lee）直接借用了李小龙的本名李振藩。《街头霸王》（Street Fighter）中的飞龙（Fei Long）出招时与李小龙很像。《铁拳》（Tekken）系列中的马歇尔·洛（Marshall Law）在技术和喊叫声上更像李小龙。《真人快打》（Mortal Kombat）中的刘康（Liu Kang）在服装和行为举止上也很像李小龙。《综合格斗游戏》（EA Sports UFC）直接从李小龙遗产管理公司拿了一个授权，让李小龙在游戏中本色亮相，穿着一条黄黑相间的紧身短裤，与《死亡游戏》中的黄色运动服相似。

[602] 值得玩味的是，李小龙并没有对香港动作电影的设计风格产生多大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末，李小龙风潮过去之后，香港电影人摒弃了李小龙高度简练、干净利落的现代写实主义动作风格，再次回到了以成龙为代表的中国戏剧舞台打斗和以李连杰为代表的以“威亚”特技支撑的浪漫武侠，比如2004年上映，由程小东作为武术指导的《十面埋伏》。

[603] 弗雷德·温特劳布专访，2013年。

[604] Bruce Lee,The Lost Interview: The Pierre Berton Show—9 December 1971,BN Publishing,2009.

[605] Paul Bax,Disciples of the Dragon: Reflections from the Students of Bruce Lee,Denver: Outskirts Press,2008,p. 4.

[606] Ivo Scepanovic,“Bruce Lee Beats Pope to Be Peace Symbol of Mostar,” The Telegraph,September 12,2004; Robert Siegel,“Bosnian City’s Unique Statue Choice: Bruce Lee,”NPR,September 13,2005; “Bosnia Unveils Bruce Lee Bronze,” BBC News,November 26,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