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小孩

二OO二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小吴叔叔开始念悼词：“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高建文同志。我代表我局对高建文同志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高建文同志的家属表示亲切慰问，节哀顺变。”

鞠躬。

小吴叔叔现在是吴副局长了，高建文同志，一九五八年出生于广东省陆丰市，四岁支持父母革命工作调动至省城，完成了小学、初中学业，十几年前我走路去妈妈单位午休，总在食堂见到他拿两个铝饭盒装饭菜，那时他三十不到，身材袖珍，秃肉头又软又亮，像是下一秒就要钻进森林采蘑菇，一九七五年九月高建文同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赴流溪林场上山下乡，七七年十二月回城，成为省城汽车修理厂一名兢兢业业的车床工人，一九八O年高建文又一次响应时代号召，投身咸水城建设大潮，成为我局一名敬业爱岗的人民公仆，死像是从天而降的一口洪钟一不是敲响的，是摔响的——吓了所有人一跳，使他们彷徨四顾、高声追问，“为什么？ ”他们追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一九八三年继承先烈的遗志接过父辈的火把，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工作出色、积极上进，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一九九四年荣获干部职称，翻页，高建文同志的一生是爱党爱国、勤勤恳恳的一生，她团结同志、以身作则，死发生了，但它一定不是发生在此刻，它是发生在此前的一年、两年、十年、三十年，它发生在死者诞生之初，发生在死者生身父母光滑的血管跳动的睾丸灰粉色的卵巢深处，它休眠、苏醒、成熟，长成柔软的隐头果——肉囊状的，爬满共生生物的，受到领导、同志、朋友、家人的一致好评，这样一位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不幸于二OO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永远离开了我们，英年早逝，天地同悲！棺材黑得发亮，内衬一层白得发亮的化纤布，我能看见她指向天花板的僵白的鼻尖、僵白的百合（橙黄色花药，大概率是喇叭花组的Lilium

longiflorum1）,杜鹃泣血，百灵哀鸣，晴空一声霹雳，噩耗猛然当头，从此以后，家里失去了一位好女儿、好母亲，社会失去了一名好公仆，我局失去了一位好同志，青山不语，流水呜咽，这个小厅八十八平米，租一租八百六十块（每小时），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六啊八地拿彩头，“基本配置”——礼厅租赁介绍页上印着的——包括遗像框架、固定横幅直幅、背景饰墙、话筒、挽联架、饮水器及饮用水、茶杯、金属椅、发言台、签到台、绢花围花、遗体殡殓罩、影音播放设备、投影设备，还有“休息室”呢，高建文同志带着对亲人、同事的不舍，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们把她的一张影楼照放大成遗照，三十三岁的她正望穿朦胧的玫瑰色柔光对我微笑，那是她罕见的带妆时刻，那是一个不再存在的人不再存在的盛年，我听说有人替自己已逝的母亲在魔市置办了墓地，于是那位母亲得以数据的形式永存，一鞠躬，我的右鞋尖上有一道划痕，二鞠躬，三鞠躬，小吴叔叔塞好稿纸下去了，领哭的人机敏地掀起新的悲鸣之潮。

五天前他们在我家客厅开会。追悼会该在哪个城市办？他们开始数人头:省城有她的娘家人，有她

1麝香百合。二十二岁以前的朋友；咸水城有她的（前）婆家人，有她二十二岁以后的朋友。上官阿姨帮着一起数。是上官阿姨发现她的。上官阿姨立刻拨了两通电话:一通给爸爸，一通给我。爸爸的号码上官阿姨一直有，我的号码——妈妈写在遗书上了。灵车、丧服、花圈、寿衣、火化棺、骨灰盒、解秽酒酒楼选一选，单殓房要不要？围在一起叠元宝。沾了满手金粉。张新国非要包办，塞了几次钱，算他还有一点人性。那么张新国要不要请？（前）亲家要不要请？他们说姥姥接到消息身体摇晃两下就昏了过去。他们发给我一块粗麻布、一根粗麻带、一个黑袖章。袖章上的线头越扯越有，后来我不敢再扯，用剪刀剪齐算数。

能到的全到了，黑压压地从我眼前过，碰我的手，好像我是个门环。散得也快。浓酹酹的黑色散进人海稀释得什么都不剩。大姑妈小姑姑抱着我哭。佑恩弟弟大哭。家明哥哥发红的眼眶很干。我和他俩好久没见了。我和好些人、大部分人都好久没见了。他们长大的长大，变老的变老，一个个形状陌生地从我眼前过，仿佛某种大结局。人人都当面可怜我、背过头骂我。爸爸拿走了房产证，允许我在凶宅里免费住到嫁人。

起先我请了一个月假，后来又补交一学期休学申请。我一个人坐在屋里。那些来哭的、来嘘寒问暖的、来讨价还价的人都散尽之后，她又冒了出来，在楼梯上踩出轻响，在厨房开关碗柜。我坐在那里。她弄出的动静像绵绵细雨落在我身上。

我想她吗？想的。我的小学班主任夜夜在梦里巡逻，盯着我一遍遍默写她的遗书。

魏对我的人生观很感兴趣。那是非典之后第一个冬天，我情绪不太稳定，频繁梦见水母、窗帘和灌丛。我一直待在咸水城，不接辅导员的电话，也不回教务处的邮件，校方长达半年的自言自语终于以一份开除学籍公示书告终。我有什么所谓？妈妈留了许多钱，够多了，股票、保险、银行存款，为了把这些钱都弄出来我不得不（最后一次）耐着性子和各种机构、部门打交道；我发现有技巧的哭哭啼啼能有效激励男性办事员提升办事效率。那段日子我每天要吃三把彩色药丸，早饭后、午饭后、晚饭后。没多久三把减至两把，因为我再也做不到在正午十二点前醒来。姚医生（五十几岁，银灰卷发，冷酷的法令纹）声称“知道” 一个严谨的志愿者社团，公益性质，问我要不要去了解一下。好啊我说。我坐在七位病侪（有这个词吗？）当中。“导师”告诉我有几位缺席了，但七或八差不多就是那一期的全部人数。“辅导课室”藏身维纳斯舞蹈学校，几十间练功房的其中一间。每周一次我和芭蕾舞学员们擦肩而过。她们天鹅的颈项从舞蹈服开得低低的后领一跃而出，束紧的发髻在连续不断的跳跃过后呈现慵懒散漫的状态。她们是一串带甜味的叹息，是你抓不住的氧气泡:掠过你，升向海面，使弯折的太阳令人绝望地摇晃起来。虽然我们的个人信息是严格保密的（他们承诺），但我坚信我就是那期年龄最小的那个。他们一方面敦促我们大搞羞耻感招魂仪式，一方面又对羞耻感挥舞的双刃剑甚为忌惮，因此设计出的“疗程”连美体塑身效果都达不到。他们坚持用英文称呼每一个辅导环节：“D forDialogue” "U for Unique” "M for Meditation，，"B forBravery"……我和姐姐阿姨们要在两小时内把这些环节“过一遍”。“好，现在我们来过一遍。” “导师”说，拍拍手，好像下一秒我们就要散开、列队、对镜起舞。我们望着镜中自.己: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老的少的美的丑的，像一批做坏了的陶罐。我故意浓妆艳抹使自己显得更老成的企图被“导师”识破了，他找我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些“沟通”发生在“团体辅导”结束之后，在随便哪间无人使用的更衣室里。一度我对“沟通”的兴趣大过于D、U、M、B任意一项或它们的总和，等到新鲜感所剩无几我便立刻退出，“接触下来还是不太认同他们的理念。”我乖乖巧巧地回复姚医生。我找了个驾校学车，魏是我的教练，也是我第二十六个快乐伙伴，他的记忆点是“瘩子”和“左撇子”（每个怏乐伙伴的记忆点额度都是两个，很公平）——记在那本从记录野外植物转行记录雄性智人的博物学家牌笔记本里。和魏的碰面不是在我家就是在他家。他离婚未娶，湖南口音，住廉租房。我当然还住在妈妈留给我、爸爸借给我的房子里，我认为我永远不会嫁人了。魏说我“看着像个幼师”。当时我们头一回躺在一起，在驾校边上一家快捷酒店的标间。那句评价算是勾勒出O三年某个瞬间的我。

驾照到手之后我就和魏断了联系。他在我家门外坐了几晚，我隔着门骂他是“废物”和“穷鬼”，他回嘴，我俩对骂，他大脚踹门然后消失了。起初我还担心他会藏在哪个拐角里伏击我，于是出门（我不太出门）都随身带刀。可他没有。他就是消失了，永远地。妈妈留下的车（一台白色丰田小轿车）落满了灰，电池耗尽。我拜托某位小区业主（正好路过）帮忙换电池。你想多

T,小区业主并没有成为第二十七人。

我开起了车。我喜欢滨海公路、嗖嗖快闪的高架桥墩、弧形路灯和塑料道钉的反光。我换了一套私密性很好的车窗膜，凌晨一点至四点的居民区小巷、天黑之后至天亮之前的郊野公园都是比较稳妥的临时泊车点。我攒了一堆违章停车罚单，那堆罚单又招来滞纳金。那阵子就是那样的，到处都给我寄信，纸的，电子的，多媒体的，到处都在催我、警告我、要挟我。那些信面目可憎、嗡嗡作响，同早年间的前辈们殊异。但也简单：撕成两半扔进垃圾桶，烦恼便烟消云散。我想起那台九四年的捷达——九四年的我坐在老房子客厅里看见缓缓驶入院子的橄榄色车顶，松了口气似的想到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用被大姑父的丰田大霸王或小姑父的三菱帕杰罗送回家。我想起大姑父有古典音乐和香水味萦绕的车厢，想起小姑父在车厢里粘了一座圣母子塑像和三幅圣母子挂像，想起爸爸的车厢永远空空荡荡、整洁如新（托妈妈的福）。爸爸是另一种人。他让十一岁的女儿开车玩，自己坐副驾握手刹（像个驾校教练）。老房子现在是幸福之家在住了——事业有成的丈夫，青春靓丽的妻子，人见人爱的嘟比嘟比荷兰猪宝宝一白兰树的时光歌剧将为那好儿子重演一遍。

而没人要的女儿拿到了驾照，开着死妈妈留下的小

白车在夜路上横冲直撞。

生活凋敝下去，活页笔记本厚实起来。虽然我私底下不爱洗澡，可一旦需要走出门去我总会把自己收拾个熠熠生辉。我常常需要花五到六个小时收拾，因此除非事先约好，我只在夜间外出。上午则是绝无见到我的可能。世上还有什么人需要见我？姚医生、偶尔约我见面被各种理由拒绝的爸爸、永远在路上的快乐伙伴们。罗就是其中一位快乐伙伴。我们是在康宁医院认识的。

我在过道坐着等叫号。罗坐我旁边。他说他是病人家属，我说我是来处理PTSD的。我当然不是来处理PTSD的。我也不是一名景观设计师、不是二十五岁、没有“刚刚在体育馆附近跟完一个新case%我穿薄长袖、高腰长裙，新洗的飘香的披肩发，若有似无的精致妆容。他苍白，略带忧郁，无论怎么看都脱不去杨白马的影子，只是眼睛小点儿、鼻梁矮点儿，身形偏瘦，小腹光溜溜的。我非常耐心地尝试了近二十分钟，他才终于哭丧着脸以诚相待:长期服用丙咪嗪害他遇到了一点麻烦。我们扯上被子垫高枕头，开始聊他的思觉失调症。我们从下午聊到黄昏。我们彻夜长谈。真是离奇。也许因为不再对那一小摊躲在被子底下的作废海绵体抱任何希望，也许因为杨白马在他脸上的返照，也许因为我长期服用的多虑平也开始发挥作用……我竟然从我们无为的赤裸中鉴辨出久违的安宁。我仍然是那个受PTSD困扰的景观设计师，当我大谈花园配色学和萨克维尔一韦斯特的西辛赫斯特雪园时，罗的安静令人放松，或许正是在那份安静的激励下我又马不停蹄地抨击了意式园林的刻板和法式园林的痴呆；“我从小就被爸爸毒打，他也打我妈妈，后来爸爸娶了别人，妈妈出车祸死了，一夜之间我失去了一切，我难以接受命运的残酷玩笑……”听我这么说，罗就开始轻拍我的头顶。我牵他去书房参观“我的藏书”，“诗、博物学、园林史。”我介绍道。我牵他去屋顶参观“我的花园”，但时值凌晨乌漆墨黑的，况且“PTSD和忙碌的工作使我疏于照顾花草”——因而并没有什么好看。在和罗相处的五十六天（那真是破纪录的）里，我不否认他的眼神时常空洞、笑容时常僵滞；他对长眠的海绵宝宝一顿猛搓后沮丧地抬头看我时，我不否认，我觉得反胃、打心眼里蔑视他；我背着他往笔记本里添了三个快乐伙伴的信息，我不否认；我也不否认他久久瞪视我的身份证又迅速放下的同时充满我脑海的不是羞愧，而是恶毒的快感——对，我完全承认；我也承认我曾幻想嫁给他，并在同其他快乐伙伴勇攀高峰的瞬间偷偷将他们的脸切换成罗的。

他问我要过五次钱。第一次两百三十五。第二次一百五。

第三次两万。第四次一万六。第五次十二万三千二。他消失了。我找爸爸讨钱的时候没有提及我在看病，因为有一次罗告诫我「'千万不能让医生认识你的家人，也千万不能让家里人知道你病了，他们会直接把你踢进住院部的。”

有时，半梦半醒间，我看见涌动的光海，还有鸥鸣一我很确定我是看见了鸥鸣而非听见。那片海所占有的风景恍如隔世了。那些风景召唤我。它们摇它们轻软的画面像摇一些丝绸的旗。我也不是忧伤，我也没有悔意；我只觉惊奇：惊奇于它们的远。而且它们仍在延展它们的远。它们堆成一艘邮轮，张灯结彩，吐着烟花，渐行渐远渐无书。比起泡沫和幻梦高筑的前半生，我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实在太过仓促了（一如蹩脚小说家搭下的虎头蛇尾的局）o

时光穿透你我。由于构成个体的材质千变，因此穿透的征象亦各异。有的像一发子弹孔。有的像一梭子弹孔。有的像陨石坑。有的穿透让你粉碎。O四年四月我去省城看姥姥。她坐在那里，披一层光。右臂肿得像藕——那是乳腺切除手术的后遗症；右肩斜下去，因为做肺部切除手术时打断了两条肋骨一他们说当时的技术就那样，必须打断她的肋骨才能救治她的肺——此外她还有久治不愈的糖尿病，三餐之前必须注射胰岛素。起初我以为她身披之物是光，后来知道并不是；她是披一层不断流泻的回忆之沙——每一秒，沙都经毛孔细细泻出，沙声吹进耳里，轻得像石英岩屑的闪光。

我问姥姥「'我是谁呀？ ”

她看着我身后的墙：“你就是你咯。”

蝶蝶姐姐私底下告诉我大舅他们不想再跟我有来往 T,那么分姥姥房子的时候他们就能多分到一点。•我觉得蝶蝶姐姐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再没踏进姥姥家半步。

爸爸那边的家谱找不到了。妈妈那边的还在，保存在北方一个叫作赛马集的村子里。二O—五年九月，他们翻拍了高氏家谱，带进女子监狱会见室给我看。那一年，蝶蝶姐姐在加拿大生下和第二任丈夫的第一个儿子；小叔叔从广西带回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孩，比我还小几岁；妈妈在坟墓里；佑恩弟弟打算单身一辈子；姥姥还活着，老年痴呆症发展到大小便失禁的第三期。被时代祝福或诅咒的人在大地上来来去去。种子落在或如意或意外的位置。我喜欢那个古老雅致的类比：椿萱。--据说椿是楝科的Toona sinensis （看见那个指示“中国”的种加词了吗），萱则是助君忘忧的

Hemerocallis fulvao于是“椿庭”显得安全荫凉，“萱堂”则秀丽多情。我从不怀疑自己曾置身那样一幅图景，在香椿荫下，在萱草叶边一一于生命中某刻。

每六名连环杀手里就有一名女性。黑寡妇。兰兹的死亡天使。ASPDo十一岁的玛丽•花铃铛，“智力超群”的小魔鬼，在两个月内相继谋杀了四岁的小马丁和三岁的小布莱恩。地狱贝莉。沉默女士。咯咯笑奶奶。“女性连环杀手首次谋杀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二点九岁，其中年纪最大的罪犯五十三岁，最小的十九岁”。莉迪亚•雪曼“被控谋杀亲夫及两名幼子，” 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一日的《纽约时报》告诉我们，“以及毒杀第二、三任丈夫和更多孩子。”她结第一个婚时年仅十九（和耗子的黄毛妈咪同龄），大她十九岁的丈夫送她六个继子女做新婚礼物，后来又让她生了七个。起初一切太平，宜到那糟老头失了业。年过四十的莉迪亚穷得活不下去啦，只好杀老公杀小孩开源节流。犯罪及流行文化研究者哈罗德•谢克特教授说得好「'这位四十二岁的前妻兼母亲是独具特色的美国人:虔信无限重生、告别过去、拥抱新生活的可能性。”（《致命:女连环杀手有毒的一生》）我闷头填完了姚医生推给我的测试表一“你外形迷人吗？你爱找刺激吗？你容易生厌吗？你撒谎成癖吗？你干坏事时良心会痛吗？你淫乱放纵吗？你是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吗？……” ——我得了五十六分：超出警戒线二十六分的傲人成绩。我把大家伙儿的名字写下来，给每个名字都配上极简主义肖像。奶奶：半融化的肉冻。大姑妈:头顶开始秃了。假面人大姑父。姥姥的眼珠里尽是螺旋圈圈。爸爸:一坨狗屎。他的小娇妻打扮成站街女的样子。还有小弟弟。哎哟亲爱亲爱的小弟弟，我给它画了一辆嘟嘟车、一只毛毛熊和一把纸皮枪。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就要开始玩找罪人游戏To我右手做一个罩子。他们急急忙忙钻啊挤啊，争相伪装成罪人。右手罩上去了。现在他们个个看起来都是罪人——我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替那个真罪人打掩护，那个最可恶、最得宠的心肝宝贝，那个夹着一根棍子一个袋子就天然地让所有人满意的阿B仔、全长九十厘米的耗子、正值肛门期的我的小弟弟。我画两棵树，父树在左，母树在右，都是三层；乍看像苹果，有黯且粗实的主干、合理舒张的树冠。你就当它们是苹果吧，或任意一种伴你成长、会结果子的乔木。我的童年之树是白兰、桑、札:果和缅梔子，苹果不在我天赋的纬度里。父树和母树挽手于一点:一颗果子，挂牌“张枣儿”，正是那颗果子使两棵树有理由结伴而立、被画下。两棵树都还在长，只是显而易见地愈发稀疏:部分是政策导致，部分是个人意志导致。人又不是树，不会逢拗必弯、逢摧必折。这两棵树啊，许多老枝已经抵达终点，永远停在那里；还有一些呢，就是不由分说迎风断了。还有接穗、环剥和涂改，于此处彼处。总而言之，就是被岁月平平常常吻过、伤疤不多也不少的两棵树。我画了又画。从根到茎，到枝到叶，到枯枝败叶，到遭虫蛀的果。我为那些折断与腐败在地的画了小小墓碑。

我收集了各式各样的死法——啊收集，我的救赎，不是收集这个就是收集那个，总得收集点儿什么一一整整四个月，我把自己关在屋里重回魔市，生命之蔓终于再度顺着我指甲弯长的赤脚、皮屑鳞鳞的小腿往上爬。我似是回到过去：一切尚未发生，爸爸妈妈无伤大雅地追逐打闹，书桌上堆满了书，绘有植物图样的散装纸页随意落着，没有人出生，没有人死去，没有人相遇，没有人离开，世界只是沿着既有轨道滑行、滑行；我望见雾中月台，铁轨上嵌了一辆破破烂烂的平板车，那便是我唯一、唯一的去路……耗子药。百草枯。托法娜仙液。空气针。大铁锤。旅行者腹泻。二氧化碳中毒。溺毙。坠楼。车祸。无论挑哪种，都必须离耗子近些、近些、再近些。我在一个阳光强烈的正午把格式化了的笔电带上花园（已是荒草丛生的小型废墟），用一把锤子仔仔细细砸个稀烂。我收拾了冬装、春装、香水、几本假模假样的书（《心的重建》《疼痛与拯救》《单亲孩子也能幸福成长》）和洗漱用品（这些东西刚好塞满一只二十四寸行李箱），写满邪恶秘密的博物学家牌笔记本则贴身携带。我统共只剩两百三十四块钱了，却还是去了趟理发店，把干草样的过肩发剪成讨人喜欢的齐刘海波波头。我目标明确、容光焕发，我因目标明确而容光焕发。裹一件颇显气色的猩红大衣，唇上涂“危险女士”，手扶行李箱拉杆，我站到了幸福之家大门前；我听见门后涌动着摇篮曲、赞美声和甜蜜欢笑——我想象自己听见了。那是O五年二月四日，再有五天便是春节。

她也二十二岁，我也二十二岁，可我偏要叫她妈咪。起先她有点难为情，“叫我阿芬就行了。”她说。耗子的脑袋紧挨她的锁骨，她上上下下颠着那个丑八怪。爸爸反复说“你看你弟弟多可爱，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拜托，眼瞎吗？我说「'你好呀小宝宝，叫姐姐。”我把食指伸给它，它一下就握住了。我甜甜地、谦谦虚虚地叫妈咪，叫弟弟，尤其是在外头。我们一家四口齐齐整整出门的机会不多，爸爸跟以前区别不大：夜不归宿，逢年过节找不着人。他们置办了一张单人床，让我睡“电脑房”。他们把通风百叶堵起来了。我躺在那张簇新、局促、散发淡淡甲醛味的单人床上，想象我的故事将如何被胸怀正义的陌生人书写「'冷血毒娃”“爱无力——独生子女之疡”“兽性背后”。年迈的小学班主任将对法制报记者这样描述我:在老师面前乖巧有礼，在同学中间搬弄是非。隔壁传来孩童啼哭声。接着是一阵轻柔的慈母的劝慰。我费尽心思经营家庭时光，像一名尽职、绩优的客房经理，于是到六月份的时候，耗子已经拽着我的手不放、到哪儿吃饭都必须坐我旁边，阿芬则夜夜找我哭诉望不到头的寂寞和不时遭受的皮肉之苦。时而在“电脑房”（里面已经没有电脑了）硬邦邦的白炽灯光下，时而在丈夫失踪的双人床头，阿芬向我展示她身上的饼型或栅栏型瘀血。她的鸡屎黄长发早就染回黑色——问都不用问，一定是爸爸强制的，我那个有趣的爸爸呀，为野花和家花设立了两套泾渭分明的律法。从野外移植进私家花盆的阿芬都经历了什么？妆不让化了，大批衣物丢出去，低胸装啦、渔网袜啦•、超短裙啦，洗衣做饭奶孩子（她差点就要把乳头挖出来给我看，被我婉言谢绝），啧啧啧，区区两年就从少女泯成黄脸婆。“我以前不懂事，现在开始理解建文姐了，”她嘤嘤地哭，我露出圣母式哀容拍她手背，“不容易，真的，建文姐和你都好不容易，我好感谢你。”还有几次她情绪失控，捂着脸祈求妈妈的“在天之灵”能给爸爸一些教训。

但并没有什么在天之灵。也没有地狱，也没有报应。在我偷偷收集的浩若繁星的凶器里，有没有足够隐蔽、会突然由软变硬的一种，当我用它报仇雪恨时不被认出？我会是公正的。我口含记忆的冰锥。我编了借口躲开耗子，溜进大院踽踽独步。大院又小又浅，奥秘一哄而散，树也不再是旧时模样。白兰花瓣掉下来。六月的气味变了。月末一个半夜爸爸又开始打阿芬。耗子吱吱哀嚎。我躺在我的单人床上听着。我把整只右手放进嘴巴。

那个下午终于降临的时候，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包括我。

爸爸在上班。一台黑色奥迪取代了早前的橄榄绿捷达，驶进院子的时间总是飘忽不定。院子大多数时候是空的，阿芬抱着耗子站在里头，给它指，“树树。”她

说，“瞄啮。”她说。那天下午连阿芬也不在。我捏一截粉笔蹲在院子水泥地上画画。“鸡鸡，”耗子说，我就画一只痴呆鸡，“花花，”耗子说，我就画一朵傻逼花。近来我们常干这个。阿芬啥都画不来。当耗子跺着脚大嚷“画画”时，阿芬就笑眯眯地指我「'找姐姐。”那麓居仔能老老实实坐着看我画一个下午。

我们画天画地。画完车车、鸭鸭，它要鸟鸟。正好飞过一群鸟——准确来讲是鸽子——从白兰树到屋顶，横跨我们。我们一起抬头望，“鸟鸟！”它指着鸽群瓮声瓮气地叫，像初次施放咒语的学徒，像第一个用语词击中万物的智人，它笑了，露出亮晶晶的粉色牙龈，笑得倒在我身上。

我一灭，一亮。我变成一络波纹，随它的笑声袅动。我保证我内心充满了粉嫩的液体，粉嫩一如它的牙龈，“想去看鸟鸟吗？ ”我问，它点头，我们站起来，拍掉屁股上的灰（它笨拙地模仿我，边拍边耸起肩膀傻笑），我把粉笔头放回门边空花盆，进屋拿钥匙，锁门，被它牵着，走进楼道，那种老房子没有电梯，我们慢吞吞地走了七层楼，其间它问我“那是什么”（指着角落里一只肚皮朝天的樁象尸体）、形容了斜织于楼梯间的金色阳光（“大刷刷”）、请我坐下歇一歇。我们在五六楼之间歇过一次。它替我捶腿，端出一杯虚幻的热茶请我喝（卖力地吹那虚幻的热气），它直达天堂的笑声引得五楼一户人家开门查看，确认一切正常后轻轻缩了回去。我们重新攀登，一下子就到了：那扇通往楼顶的铁n,锈迹斑斑如同十余年前。

我发誓，我保证——直到拉开门闩、推开铁门、城堡状白云和坚硬蓝天一股脑拍在我们脸上为止，甚至稍后——它亦步亦趋地跟我跨入那一百七十平米的逆风高地并迎着阳光眯起睫毛浓密的杏仁眼——我一直、仍然，抱有且只抱有带它近距离欣赏鸽群的目的。它显然第一次拜访屋顶，想去考察那些涂料斑驳的围墙却又不敢。它穿那双嘟嘟乱响的宇宙牌闪灯鞋走在前面，拉扯我的手臂像纤夫拉扯巨轮。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说出了那个词？阴险地，嘶嘶发响地，说出那个词？

可能是那片浑浊不清、形似鸽粪的灰白痕迹，以及黏附其上、如塑料袋迎风翻飞的鸽笼幻影。可能是那脉青山，主峰（倘若海拔六百米的土坡也配得上这个壮丽名词）像一块梯形积木，平顶上摆了两团圆滚滚老树并一座青色岗哨，边境铁网沿着山脊车出一道蕾丝花边。可能是变乱的楼群屋宇，稍稍偏西的三点钟的太阳正从它们身上提炼耀眼蜂浆。可能是一种突然袭来的哀愁，先表现为不碍事的刺痛，很快演变成洪水、飓风、（简言之）灾难：我眼中唸满热泪，任回忆派来的希区柯克式群鸟啄杀我的肉身。耗子摇我的裤腿问“姐姐哪里疼”，用小爪子抚摸每一处它认为可能是伤口的所在，同时轻柔地吹气。这个关头，我本应像个健康的智人破涕为笑赞它乖因性善论又一次被印证而激动万分并鼓励它夯实这一美德但我没有；我一把拎起它的右前肢，它显然被吓住了，一声不吭任由我拖着，一直拖到围墙边，被抱起，落在一掌来宽的墙沿上，是南边围墙，因为我们正面对山脉，阳光疯汉般细致地描出坡上每一团树冠的阴影，那些绒绒绿草、微小坑洞……耗子哇哇大哭，向我求救，爪子推操我的手臂宛若柳丝轻抚，我向下望，垂直高度使我晕眩……然后它们飞回来了，那些鸽子，崖岩的身体，宝石的头颈，掀起孵疇啪啪的远古的回响，哥伦布和孤儿，灰粉色肉块点缀的粥，被智人赶尽吃绝的黄胸脯远亲，雾旅人，摇荡的马鬃，腥甜的风景，一个笑，蓝色树丛摇着胡子，一记耳光，橘子，那些喘息，烧成白灰的三百三十七封信，哭鼻子的佑恩，一轮夕阳，小男孩通红的肉手，从主人脚上挣脱、跌落围墙根的宇宙牌闪灯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