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流俗地》完成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我这样一个马华写作人，即便出道后已比其他许多马华同侪幸运，一路走得还算顺遂，但要写成一部二十一万字的长篇小说，毕竟还是千难万难的事。
记得二○一六年七月，在《文讯》与台湾国艺会主办的一场“小说引力”台北座谈会上，我向与会者大吐苦水，申诉一个马华作者（如我）书写长篇之诸般困难，主要说的是生活艰苦，经济条件不许可，以及发表／出版之不易等等，其实只是在借机宣泄，也许说得状甚凄切，特别显得潦倒，竟然引起国艺会的注意（同情？），会后有人上前来表示会想办法筹钱帮助马华作者进行长篇创作。当时以为是场面话，便哈哈一笑而已，没想到是年年底，国艺会即推出了“马华长篇小说补助专案”；一连三年，给马华写作人补助三个长篇小说写作计划。
我这样的人能写成一个长篇，不啻有许多先天的不足需要克服，也有后天的不济需要应付。到了小说好不容易完成，便恍惚觉得死里逃生，不得不感到侥幸，脑子里不期然出现一长串需要感谢的名字。自然先是得感谢台湾国艺会的；感谢当年的董事长真把我即席发的一堆牢骚当一回事；感谢这个与我本人没有半点关系（我甚至从未留台）的机构，大度地为马华作者提供帮助。这个专案肯定能给马华文坛催生几部长篇小说，或许也让马华文学史从此多了些填充物，又壮大了一些。
除了国艺会，其他我应该感谢的，多是怡保老家那些向我提供过“故事”的人。这些人多半不晓得与一个写小说的人一起生活是多么不安全的事，也万难想像自己的人生经历会被小说家支解切割，甚至熔解后重新再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嵌入到作品中。这些人的名字我就不提了，事实上他们的名字我多数都没认真记下来。
至于这小说为什么会献给李有成老师呢？想必他自己也会感到一头雾水。我自己倒是记得清楚。许多年前，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出版以后，有一日在脸书上收到李有成老师的私讯。此前我与这位长辈未曾有过任何联系，却是久仰其名的，怎么料得他主动加我，在私讯中对我说了一番鼓励的话，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是──要有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或者sense of history。李老师德高望重，一年不知会对多少个后辈说鼓舞的话，他自己可能是不会放在心上的，但我却一直都把这私讯中的一字一句存在心底了。这一部《流俗地》，我用了一年时间，其中大半年都在病中（精神紧张导致严重胃酸逆流），一字一字写成，算是我给李有成老师当年那一番话的回应吧。
像李有成老师那样不吝美言鼓舞与赐教，曾经让我激动和发愤的人，其实还有另一位，那是我的写作前辈，国宝级作家李永平。可惜斯人已逝，否则我这么难得写完一部长篇，必然也是要一并献予他的。
至于王德威教授，作为一个马华小说家，我从年轻时便没有一刻不感激他对马华作者的关注与厚待。数年前他为“当代小说家”邀稿，多少激起我的虚荣心，以后便是这种爱慕虚荣的心态（其实是害怕自己的加入会拖垮这整个系列的水平），促使我在写作这长篇时，不断对自己说“不是要把小说写完，而是要将它写好。”
写到这儿，我的读者注意到了么？黎紫书写小说二十五年，一直战战兢兢，以“素人”自惭；直至《流俗地》完成，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竟然生起前所未有的自信，胆敢以“小说家”自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