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虾去世后翌年，大辉就失踪了。在他失踪以前的大半年，细辉家里特别的不安宁。蕙兰三天两头从都城打电话过来向婆婆投诉大辉的恶行，何门方氏烦不过来，憋着一肚子气发作不得，常常不等细辉回家，便把电话打到店里，投诉蕙兰这样那样的不好，家里一团糟，还好意思把长辈扯下水，不给老人过安静日子。
细辉的店铺那时只雇了一人帮忙，店小事情多，时时刻刻有得忙，却不好打断母亲，只有把电话夹在头颈之间，咿咿嗯嗯，没怎么分神，所以也没真听清楚母亲的抱怨。晚上妻子追问，他费神回想，总说不上什么具体的细节来，婵娟不由得恼火，说他们一家有事情都瞒她，一直把她当外人。说了要么继续数落出一堆有的没的，要么拉起被子闭眼睡觉，梦中仍然脸色铁青。
总是在这种时候，明明四周再无人挤兑，细辉却觉得世界像个铜墙铁壁的机关，不断的往里收，把他迫得寸步难移；无论他面向哪里，都只能面对一堵冷冰冰的欺人太甚的墙壁。他带着这种感受入眠，经常会做恶梦，在梦中屡屡掉入水里或被卷进流沙之中，最终在梦里窒息，于现实中醒来。
细辉自小与哥哥不怎么亲近，对他极少念想。大辉到日本打黑工时，细辉才十四岁，约略知道哥哥在楼上楼待不住了，需要远走他方，他心里尚且窃喜，知道以后家里再没有人一天到晚装模作样地教训他。大辉走得仓促，那段时间也心神不宁，没对他说上什么话。细辉只见他用几天时间收十行李，把春夏秋冬的衣食住行全塞进一个行李箱。那行李箱好大，少说可以折进去十个小孩，有一个礼拜就那么搁在房门边上。有一天他放学回来，家中无人，他见行李箱没了踪影，便知道哥哥走了。细辉记得有那么一瞬，他心里有点难过，如同几年前在父亲的丧礼上，他无动于衷，直至法事完毕，人们将灵堂中放了几天的棺木抬起，移到灵车上，他才忽然认知到父亲的死，便像儿时亲眼看见母亲将他惯用的小抱枕扔掉那样，望着那落空之处哀哀恸哭。
大辉去国五年，细辉独占一个房间，还真过得自在。倒是后来姑姑莲珠搬走，他才觉得了伤感和寂寥。莲珠离开前有一个晚上走进他的房里，交代了几句话，无非叫他好好读书和照顾母亲之类的，让他想起以前在父亲的葬礼上，人们也这么叮咛大辉。只是那时的阵仗要大许多，那些叔父辈一圈一圈，围成人墙，将大辉堵在里头，让他进退不得，无法转身。
细辉还记得莲珠姑姑把话说完后，在他的小房间里游目四顾，又伸手摸摸他的床架和那严重倾斜，眼看快要坍塌的旧衣柜，一副感叹不已的神色。她甚至还打开衣柜，细辉阻拦不及，被她找出藏在柜里的一摞陈年《龙虎豹》，惊得他一颗心脏跳到了喉咙里。莲珠摇着头翻了翻那些纸张发黄的旧书本，只是歪着嘴巴笑。
“哎，连你也长大了。”
“那是哥哥的东西。”
“我知道，这些书都要发霉了。书里的女人大概也都老了。”
也许正因为莲珠这么交代过几句吧，像是告别一样，细辉便对她的离去特别有感触。莲珠走的那天，他在巴布理发室坐了一下午，傍晚回到八楼，母亲正在做饭。等他洗过澡后，母子俩坐下来，安静无话的将一盘茶脯煎蛋和一小盘隔夜的青椒炒肉丝配着饭吃光。过后何门方氏站起来收十饭桌，低头嘟哝，说以后就两个人吃饭，还怎么煮呢？
以后何门方氏真不怎么做饭了。她每天在茶室打工，放工后带着两包杂饭回家，稍微弄热了便算作一餐。细辉嘴上不说，但心里总觉得没了一顿正正经经的晚饭，就像是少了一个必要的仪式，家便撑不下去，没有了家的样子。倒有几回莲珠过来带他与母亲出去，吃的是酒楼菜，似乎每次都有什么事情值得庆祝，譬如她炒股票有斩获，有一回是为何门方氏庆祝生日，再有一回她在饭桌上喜孜孜的说，大嫂，我怀孕了。
第二年，莲珠生下一个儿子，百日宴办得十分排场，将楼上楼不少人家请到她那带庭园的豪宅去，多少要弥补之前嫁人摆不上喜酒的遗憾。酒宴上除了抱出来一个米其林轮胎人般的胖婴儿示众，另有两大册莲珠与拿督冯在影楼补拍的婚纱照在来宾手上传阅。拿督冯那几年商场政坛皆得意，据说正争取要在来届大选中上阵，打算捞一个议员名头光耀门楣。他不久前刚从银州苏丹手里领了个拿督徽章，报纸上的贺词一连登了好几天，什么“功在社会”、“实至名归”和“族会之光”等俗套大字，配上他头戴宋谷帽，肩披勋章带的照片，脸上神情似在睥睨众生，宾客们记忆犹新。满月宴上细辉和银霞及拉祖坐在一起，闻得不少妇人拿这事当笑话，说莲珠厉害，入厨房，出厅堂（有人插嘴说“还上得了床”），但人家受封，不就只能带着元配夫人进皇宫？
“那个官方身分，恐怕她再生几个孩子也换不回来。”
这些难听的话，莲珠这么玲珑的人，细辉猜想她虽没听见，心中也必可想而知。银霞却不知怎么那晚上特别伤感难过，跟他说细辉你听见么？听见么拉祖？人言可畏啊。为此她还灌了两杯闷酒。虽说只是白啤酒，但那年她十八岁，初尝酒滋味，喝了两杯便耳根脖子全红了，有点站不住脚。莲珠带着胖婴儿过来时，座上的妇人们仿佛在迎财神，都不甘人后，抢着要轮流抱一抱孩子。到银霞那儿时，她却畏缩着不敢伸出手来，说自己眼睛看不见，怕会失手弄伤婴儿。大家说别怕啦有我们在，便有妇人两边夹攻，硬把那软绵绵的一大团肉塞进她怀里。银霞走避不了，只有伸手接过孩子，一张脸惊得发白。小家伙大概觉得不舒适，在他的锦衣华服里稍微蠕动，银霞吓得两手颤抖，大声叫嚷起来。“快把他抱走，快抱走！”
银霞的叫喊声那么尖厉，周边几个人反射性地冲前去抢过孩子。细辉与她一同长大，从没见过她如此惊慌失措，因而他虽然坐在银霞身旁，靠得那么近，反而失之恍神，动作没别人迅速。银霞把婴孩归还了出去，神色稍缓，却怔怔地坐在那儿，像是在等丢了的魂儿回来，还莫名其妙地掉下眼泪，耸着肩在那儿哭泣。众人见不对劲，一边怪谁让盲妹喝酒，一边叫人去把银霞的母亲找来。梁金妹正与小女儿银铃跟随一伙邻里在豪宅各处观光，像在逛博物馆似的觉得眼前的一切精美得可望不可及。接到通报后，她带着银铃赶来，见状气急败坏，一边将银霞扶起带走，一边数落细辉和拉祖，怪罪他们没好好看紧银霞。
何门方氏在旁听了很不高兴，待梁金妹扶着银霞走开以后，她左右对人说这的士嫂怎么这般不讲理？她女儿喝醉了居然怪到我儿子头上？
“她以为细辉是谁呀？拉祖又是谁呢？她以为他们是盲妹的老公吗？”
这一通牢骚，何门方氏反反复复说了一个晚上。酒宴后回到楼上楼，她像上了发条停不下来似的，吟吟沉沉，止不住将老古一家四口都批评了个遍，大意是说这家人既不自量也不要脸。其声单调如蝉鸣，有些用词又特别尖锐刺耳，听得细辉十分烦躁，又担心银霞在楼下会听见。他那阵面对近在眉睫的全国会考，身体又被岁月大肆拉拔改造，身心适应不过来；一脸青春痘密密麻麻，每天对着镜子挤出脓血，都要对自己感到一阵恶心。他忍不住出声，说妈够了吧，我听的人耳朵都累了，你说话就不用歇歇吗？
何门方氏掀起眼盖看看面前的儿子，像是有点吃惊，怎么他这样往前一站，个头居然挡住了顶上的灯光，像凭空竖起一棵树，往她身上套下一罩阴影，让她忽然矮了一截。她愣了一下，就像不断打嗝的人突然受惊，状况便停了。这么一顿挫，之前在她腹腔内生生不息磙磙而来的怨气竟戛然消停，无以为继。
“你这么说话，跟你哥一模一样。”何门方氏再看了细辉一眼，说了深锁眉头往一侧转身，绕过挡在面前的儿子。细辉愕然无语，看着母亲拖着衰颓的身影踽踽步入房中，彻夜闷声不响。
何门方氏那阵子心事重重，细辉没问，却心里清楚。大辉在日本待了四年，眼看护照的使用期明年就要期满；四年来他每三两个月从日本电汇过来的钱，母亲都替他存着，就等他明年回来，买汽车房子也好，做点小生意也好，反正有了重新做人的资本。与大辉同去的堂兄弟中，有一个两个月前因家事提前回乡，叔叔婶婶带着他到楼上楼来拜访，拐弯抹角地说了许多大辉的事。
那堂兄黝黑精瘦，在日本待了几年，回来仍保持着古楼河口的渔村男丁模样，说话乡音无改，频频忘词。他被双亲押着上来搬弄是非，像是被挟持的人质，显然局促不安；叙述中不时移动屁股更换坐姿，又加插耸肩和抓耳挠腮等许多小动作，努力要表现得轻描淡写，让大辉的事听着像是不那么严重，不过就是那家伙长得太俊，到处惹桃花。
“我们不知有多羡慕呢。”堂兄说着挠了挠后颈，看一眼何门方氏，又别过脸看看他自己的母亲，仿佛在等着看她的眼色行事。
这一回大辉惹上的是一个越南来的女人，比大辉年长几岁。据说在家乡与丈夫离异，两年前来到横滨，与堂兄和大辉一伙人在同一家机械零件工厂打工。尽管语言不通，这女人来了没几个月即与大辉出双入对。按堂兄的说法，“简直像中了爱情降一样”的对他痴迷，后来还因为大辉赌球失利，被人追债，一身瘀伤；这女人自愿到东京的歌舞伎町当陪酒女郎，卖肉替大辉偿债。
“债还清了，大辉却与工厂里另一个女孩好上了。听说还被人家捉奸在床，在宿舍里大打出手。”说着，堂兄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打开来抽出了半根，想想觉得不妥，又收了回去。他再看看何门方氏，一脸抱歉。
“大伯娘你说，那女人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
堂兄与他的父母走后，何门方氏那晚上做无数恶梦，睡睡醒醒，一夜间白发增生不少。以后许多天如热锅上的蚂蚁，等着大辉打来长途电话。好不容易等到了，她没等大辉说完那几句循例要说的问候语，即把堂兄的供述和盘托出，要他一五一十交代清楚。细辉在一旁，听不到大辉在电话里如何辩解，却见母亲先是在电话旁站立着的，后来缓缓坐下，默默听了好一阵，之后咿咿嗯嗯，绷紧多日的脸皮逐渐松弛，不住的点头称是。他便知道哥哥把母亲给稳住了。
“不要等明年了；夜长梦多，你现在就回来吧。”那一通电话十分耗时，何门方氏说的话却不多，而且都压抑着声量，不让对话过墙。这一句细辉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细辉向母亲打听，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呢？何门方氏瞪他一眼，有点没好气的说，一个打工仔有说走就走的么？
“他得请示老板，又要等月底出粮和买机票什么的，一堆手续；他又不懂日文。哪有这么容易？”
“所以……他不等明年了？”
“该回来的时候他自然会回来。”何门方氏翻了翻白眼，好像怪他多事，说话便有点疾言厉色。
“还有这种事你不要到处跟别人说，连印度仔和盲妹也不能让他们知道！要不然人家唱通街，你哥还能回来么？连我跟你都待不下去了！”
细辉心里清楚，哥哥对母亲用的是缓兵之计。果然那两个月里，大辉来回用着相同的几个借口，回国之事一拖再拖，缓不过来时便索性连电话也不打回来，让何门方氏发作不得，寝食难安。
细辉见母亲闷闷不乐，一直忍着不问，也真没有对谁说起这事。他十八岁了，纵然不清楚个中细节，也明白这事情并不光彩。四年前大辉与一个纯情女学生之间的恩怨情仇，给近打组屋添了最后一桩跳楼事件和两个冤死的亡魂，这事的阴影在楼上楼比油漆涂得厚，水洗不清，甚至事到如今，只要盂兰节近了，楼里便不乏人宣称自己碰见那个怀抱婴儿的落寞女鬼，让大家又想起他们家的往事；多少人忿忿不平，多少人嚼烂舌根。他的母亲为此几年落落寡欢，只盼着大辉日本归来后有点出息，为家里一洗前耻。尔今大辉在那么远的地方竟再踩上另一坨桃色大便，花女人的钱，还伤女人的心；倘若又迫得落荒而逃，别说楼上楼的居民会鄙视他们家，恐怕连那带着孩子冷眼旁观的可怜女鬼，也要大发雷霆的。
要是在少年时候，无论母亲如何叮嘱和警告，细辉猜想自己很难忍得住不把这事情告诉拉祖和银霞。尤其是银霞吧，那是两小无猜的交情，他与她之间无所谓秘密，何况两人的母亲往来甚密，银霞对他家里的人和事了解甚多，她又那么聪慧敏感，根本用不着他多说，只凭几句九不搭八的话她就能理出头绪，说出个八九不离十。
只是他与银霞都不再是无事可干的小孩子了。随着年纪增长，生活的版图渐渐扩展，他学校里的功课和活动一年比一年多，再说人长大了便男女有别，打乒乓也好，钓鱼也好，露营也好，这些汗流浃背的经验总也活色生香，让细辉觉得眼前的世界多姿多彩──明处越来越鲜艳，暗处越来越混沌；街上的女孩越来越漂亮，令人眼花缭乱，也就越来越难以向银霞这样一个的盲人形容和言说，因而两人间话题渐少，不如小时候那样无所不谈。
银霞终究也是不甘寂寞的，也想办法走出去，让她那黑暗的世界多有些内容，不像以前那样终日死守楼上楼。前两年她到盲人院学习，细辉偶尔与拉祖结伴到密山新村去探看，后来慢慢疏于走访，银霞的心也渐行渐远，一整天记挂着盲人院里的书籍和点字机，见面时与他们说的也尽是院里的人事，好像恨不得住到那里去。连拉祖也曾当面开着玩笑说，银霞你怎么变成这样呢？只愿意与盲人为伍。
细辉记得当时他们站在盲人院外头，就在路旁一棵枝叶扶疏的矮树下。银霞刚参加了院里的一个公开活动，头发新近修剪过，发尾刚过耳朵，两边各自打了个小勾；谁又替她在鬓边别了一朵淡黄色的鸡蛋花。她身上穿的是马来女人的及膝宽袍和长裙，料子轻薄，颜色温柔，阳光和叶影在那面料上婆娑起舞，勾勒出她的体态，竟有点动人。她也开着玩笑似的回应拉祖，你以为当盲人容易吗？
细辉与拉祖相觑无言，其实两人都不知该怎么回答。这时候盲人院里有人喊她，阿霞，阿霞。发音如同“阿哈”，不用回头看也能听出来是马来人的腔调。银霞说我走啦，脸上带着微笑，阳光为那笑描上淡淡的影子，然后她就转身离开了矮树的庇荫，应着那呼唤走回盲人院里。拉祖用手肘碰一碰细辉，说你发现吗？银霞跟以前不同了。
细辉点点头。女大十八变。不就是这样吗？
银霞在盲人院学习的日子并不长，不过就是两年间的事。大辉在日本出状况，说要回来，那时候她已经不去盲人院了，算是辍学吧，又回到七楼的居所里日以继夜地织网，偶尔也编织藤器，让梁金妹拿到楼下马来人的店里寄卖。细辉觉得那段日子她几乎足不出户，人还消瘦了不少，就像是神话故事里的蜘蛛精被打回原形，道行全失，又得躲进洞窟内重新修练，但那些在光阴里发了酵变了质的东西，终究是修不回原样的；以后银霞对他与拉祖虽仍友好，却很少主动到巴布理发室来找他们了。偶尔碰面，三人学着大人那样相互问候，都感觉到这形式里头的生分，并为此感到特别尴尬。
要不是莲珠姑姑月子刚坐满便到楼上楼来广邀昔日邻居，还亲自走进老古家里，不理银霞的推搪，硬把喜帖塞到她手中，细辉猜想，近打组屋里应该没人有这本事，可以让银霞走出家门，到莲珠姑姑的豪宅去吃那一顿百日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