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军事演练的那种困惑，就是把阅兵场混同于生死攸关的战场。
——列夫·托尔斯泰
清理、简化、浓缩历史事件的习惯不只是人类的自然癖性，不只是编历史教科书时的必然要求，更是一种具有高度利害关系的政治争夺。
1917年俄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样，许多背景各异的局中人并不知道事情的结果将会如何。研究过俄国革命的细节的人可以确认几件事。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布尔什维克只是发现了躺在大街上的权力，把它捡了起来”[7]。1917年10月底的事件发生得很混乱且自发性很强。学者通常认为沙皇军队在奥地利前线的崩溃，以及溃散士兵迅速返乡，自发参与对农村土地的抢夺一事，对打破沙皇在农村的统治具有决定性作用。研究者认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工人阶级确实怀有不满情绪，并拥有武装，但并没有寻求占领工厂。最后，他们还认定，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革命前夜对工人拥有一点宝贵的影响力，但是与农村没有任何联系。
革命和社会运动中通常存在着多样的行动者：怀着千差万别的目标、强烈的愤怒与不满的人，除了身边事物之外不理解任何状况的人，受偶然事件（一阵暴雨、一条流言、一声枪响）驱动的人。虽然这万千事件发出方向不同的声响，构成一片嘈杂，但矢量相加后，它们可能就形成了我们在回望历史之际称之为“革命”的大事件。革命很少像布尔什维克主义史观描述的那样，是由协调的组织机构领导它们的“队伍”迈向确定的方向。[8]
秩序和纪律的视觉追求是集权政治的一个重点关注对象。象征性秩序造就的盛大场面不仅在公共典礼，如国王加冕和五朔节游行中看得到，还能在公共空间中的建筑结构本身看到，包括广场、雕塑、拱门和宽阔的大街。有时建筑本身的设计意图就是用它们的高大与雄伟激发民众的敬畏之心。它们常常充当一种图腾，为一点也称不上有序的现实补充一点虚幻的秩序。一个恰当的例子是齐奥塞斯库的议会宫，它位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在1989年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时它的修建完成了85%。这个“立法会议场所”的外观类似一座歌剧院，有圆形的露台和一个位于中央的为齐奥塞斯库准备的液压升降讲台。建筑物中的600个钟表都是通过总统房间里的一个控制台统一控制的。
许许多多这样的象征性工程的目的，其实都是想要用如同台球表面一样光滑的秩序、慎重、理性和控制之幕，遮盖政治权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困惑、混乱、差错、临时性和任意性。我认为这是“秩序的模型化”。对这种玩具世界的做法我们都很熟悉。外面更大的世界中的战争、家庭生活、机器和荒野自然是危险的现实，超出了孩子的控制范围；玩具的世界里则有塑料士兵、娃娃屋、玩具飞机坦克、模型铁路和小花园。同样的逻辑被应用到了模范村、示范项目、示范住房计划和模范集体农场。当然，小规模的实验是社会创新的一种谨慎策略，即便它失败了后果也并不严重。不过，我怀疑有时这种模范演示的目的单纯就是展示它们代替了更具实质性的变革，展示一种精心布置的微秩序，用一种波将金式的布景欺下媚上。这种小的“秩序岛”越是扩大化，就越会引发人们的怀疑：策划它们正是为了防止其背后非官方的、超出统治精英控制能力的社会秩序被人看到。
历史的凝练，人们对于清晰叙事的欲望，精英与机构展示秩序和目的性的需求——这些力量合谋起来，传递了一种历史因果律的虚假画面。我们或许因此忽略了一些现实：许多历史变革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临时与自发行为的结果；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常常是那些无序抗议和示威的产物，而非其诱因；人类自由方面的显著进步往往不是规范的制度程序的结果，而是未经规划的、不可预测的自发行动，是自下而上打破传统社会秩序的成果。
[1] 胡格诺派是法国的新教教派。法国绝大多数的国民是天主教徒，在从宗教改革到法国大革命的几个世纪间，胡格诺派教徒曾多次被天主教徒迫害和驱逐。
[2] 在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洛缪节的夜晚，巴黎发生了针对胡格诺派教徒的屠杀，超过2000名胡格诺派教徒遇难。
[3] 1940年夏，法国在与纳粹德国交战六周后投降，并于1940年7月22日签署协定，把法国的北部和西部大西洋沿岸交由德国占领，而位于中部维希市的法国政府直接治理余下的西南部地区，这一地区被称为“自由区”。1942年，自由区遭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入侵及占领。
[4] François Rochat and Andre Modigliani，“The Ordinary Quality of Resistance：From Milgram’s Laboratory to the Village of Le Chambon，” Journal of Social lssues 51，no.3 （1995）：195-210.
[5] 华盛顿特区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用了另一种方式发挥具体性的力量。每位参观者入馆时得到一张卡片，上面有一位犹太人的照片，参观者只有等到接近展览出口时方能得知这位犹太人的个人最终命运。
[6] 设置这种纪念标志的大多不是国家，而是德国公民的小团体，这些团体坚持认为将纳粹主义的地方历史保留在集体记忆中是一件重要的事。虽然它们总体上不如明斯特展览那么感人，但大多比美国的纪念方式更好。在美国，你就不要指望找到“这里曾经举办过奴隶的拍卖”“让我们铭记伤膝河和血泪之路”“这里是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实验的发生地”之类的纪念标志了。
[7] 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 （New York：Viking，1965），122.
[8] 列宁在这方面的著述十分复杂，有时他也赞扬自发性，不过总体来说他把“群众”视为一种未经打磨的力量，而不是一个有形的拳头，同时先进政党是“大脑”，是将群众的力量部署到最优位置的指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