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是总结、汇集，或者说“打包”重大社会动向和主要历史事件，使它们容易辨识、可被理解。基于这一目标，同时考虑到典型的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希望解读的事件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不难理解，他们往往只是简短地对过去盖棺定论；而在历史的亲历者（还有普通的旁观者）看来，过去却是混乱、流变、纷繁的偶然事件（理解它们正是学者的目标）。
学者之所以给出这种整洁得具有欺骗性的秩序，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原因是，它正是所谓的“历史”。被关注的事件以某种形式发生，而非另一种，这常常让我们忽略一些事实：事件的参与者其实并不知道它们将如何发生，而条件的轻微变化就可能导致事件结果的巨大不同。正所谓：“少了一颗钉子，丢了一个马掌；丢了一个马掌，折了一位骑手；折了一位骑手，丢了一份情报；丢了一份情报，亡了一个国。”
一旦摆脱了亲历者的局限性，知道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不可避免地会受事件走向影响，从而漠视事件的偶发性。想象一下一个结束自己生命的人。自杀者的朋友或者亲属在叙述死者的生平时，会不可避免地讲那些预示或者导致了自杀的事情。当然，自杀行为完全可能是突然的内分泌失衡、短暂的慌乱或者一瞬间的悲观领悟导致的。因此，把自杀者的一生描述成一个走向自杀的故事就是一种误读。
我们有种自然的冲动，往往把自己的行为或者人生讲述得连贯且能够自圆其说（即使是那些完全没有条理的行为或者人生），在回溯之际给一些或许非常偶然的事情添上理应如此的色彩。让-保罗·萨特曾假想一个例子：一个男人不知道是应该留在家里照看自己生病的母亲，还是应该走上前线保卫国家。（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两难之境替换为该去罢工还是该待在工厂，或者是否该参加一场示威，等等。）他拿不定主意，但是必须抉择的日子倏忽而至，犹如一辆无法阻挡的列车。让我们假设他留了下来，和生病的母亲待在一起。萨特写道，第二天，那个人就有了能说服自己和其他人他该留下的理由——他是那种更在乎卧病在床的亲人的男人。他已经做出了行为，必须找一种说法来解释它。但是，该说法并不能真正解释他为什么那样做了；它不过是回顾性地为那一行为赋予合适的意义，并且为之创造一套合适的叙述方式。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塑造了历史的临时而偶然的事件。很多历史以及大众想象不仅抹去了事件的偶然性，而且不言自明地赋予了历史行动者某些他们原本没有的意图和意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事实使几乎整个18世纪的法国历史被追认为1789年的前奏。大革命不是单一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它与偶然的灾害性天气、粮食歉收以及巴黎的地理和人口情况的关联性，要远远超过与“启蒙哲学”理念的相关性。那些攻占巴士底狱、释放囚犯并且夺取武器的人，不可能知道他们会推翻王权和贵族制度（更不可能做了如此计划），更不用指望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参加了后来人所谓的“法国大革命”。
如果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被程式化，在传播之中成为一个精简的符号、一种虚假的逻辑和秩序（除非我们非常小心地避开），那么它在第一时间被经历的方式就会被极度歪曲。利尼翁河畔勒尚邦的全体居民如今被奉为道德典范，他们看上去似乎不谋而合地遵从了胡格诺派的宗教信条，帮助了受迫害的人；但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实际的情况——他们的勇敢举动之下有着更复杂、更意味深长的原因。俄国革命、美国革命、三十年战争（仗打到第五年时谁会知道后面还有二十五年？）、1871年巴黎公社、美国民权运动、1968年的巴黎、波兰团结工会，还有其他所有复杂事件都符合上述情况。历史常常抹去了这些事件的极度偶然性，压平亲历者原本的复杂意识，并且常常给他们注入了某种未卜先知的超自然认识，同时还平息了多种多样的理解和动机的喧哗之声。
“历史”塑造了我们对事件的理解方式，这可以类比于电视转播塑造了我们对一场篮球赛的理解方式。摄像机悬在赛场的外面和上方，就好像一架直升机盘旋在历史事件的上方。鸟瞰的视角让观看者远离比赛本身，而且在观感上将比赛放慢了。即便是这样，转播还是要确保观众不会错过某些关键的投篮或者传球，于是它用真正的慢镜头把动作放得更慢，让观众一遍遍地看动作的细节。鸟瞰视角和慢镜头结合起来，让观众错以为球员们的一招一式都十分简单，甚至以为连自己都能轻松掌握它们。唉，直升机视角或者慢镜头可不是球员经历比赛的真正方式。摄影机偶尔会被放在地板的高度，近距离拍摄实时的比赛动作，直到这时，观众才能真正欣赏到那快得令人目眩的速度，以及球员们真正在经历的复杂赛况。你立马就不再幻想那些动作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