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工人革命运动发生错误，远比任何党派的永不犯错更具意义、更有价值。
——罗莎·卢森堡
过度依赖才能的量化和用来评估质量的“客观”数字审计体系的真正害处，源于那些重要的问题从富有活力的民主争论会议桌上被拿走，交到看似中立的专家手中。左右千百万公民生活机会的重大决定以上述欺骗性方式完成了去政治化，把本应属于公共领域的决定权剥夺了。如果说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和反对政治煽动的平民主义者有一点共同信念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相信民主制度中的公民集体有能力通过参与公共领域的事务学习、成长。正如我们可以问一套特定的办公室或工厂工作规程会塑造什么样的人，我们也可以问一套政治规程将如何拓展公民的知识和能力。在这一层面，只要是信奉没有等级制度的互助关系，且坚信寻常公民能通过参与实现学习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定然会批评前述的绕过公共讨论的做法。在SSCI、SAT和如今随处可见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反政治的机器是如何运行的。
SSCI的反政治性在于它用一套伪科学的计算代替关于质量的有益商讨。一门学科的真正政治（任何形式的有价值的政治）正是探讨价值和知识之标准的争论。我想象了一下那种争论的一些典型特质。其中是否存在利益和权力关系？当然，它们处处存在。不过，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种必然关乎质量、永远下不了定论的探讨。它是一个学科特有的血液，是在论坛中、圆桌上、辩论中，以及课程选择、教师雇用、职称晋升的决定中展开的。任何想要削弱上述讨论的做法，例如采用严格的量化标准、细化项目评分、把学科切分为表面上自足的次级学科，到头来都只是将一套刻意的教条或者利益分割方式固化为制度。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SAT测试系统为数百万学生打开或者关闭了人生的道路。它推动了一种精英阶层的形成。这个精英群体对帮助他们脱颖而出的测验系统青睐有加，很少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它足够开放，足够透明，足够公平，让精英和非精英都把它视为一种合理的争取攀升机会的全国性竞争制度。虽然在社会统计中，SAT分数和政治经济地位的相关性显示，社会机遇的大门并不是完全敞开的，但是考试比财富和出身更能够让成功者认为获得的胜利是对自己真才实学的报答。SAT考试在结果上选出了一个形成过程比历史上的精英团体更公平的阶层，于是这些当代精英拥有了更强的合法性，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维护并强化那套证明了其优秀品质的制度。
与此同时，我们的政治生活日趋贫乏。SAT考试的盛行让很多白人中产阶级认识到，如果不认可客观度量的才能，就只剩比拼裙带关系，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了。我们不再能通过公共对话探讨受教育的机会应该如何在一个民主、互助的社会中分配。我们不再能通过公共对话商议我们的精英应该有怎样的品质，以及我们的学校应该如何育人，因为学校的课程只是在应对SAT的狭隘视野。
来自另一领域——公共政策——的一个例子可以显示，尚不成熟、有待争论的设想是如何被偷偷引入多数审计和量化数据的结构中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广泛运用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由毕业于法国国立路桥学校（École des Ponts et Chausées）的工程师开创，现在已经被应用于开发单位、规划机构、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United State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以及几乎所有世界银行项目。成本-收益分析是用于计算任何工程项目（修路、架桥、筑坝、修建港口）的回报率的一套评估技术。这要求所有的成本和收益都被折算成金钱，以便对这些因素适用同一种尺度。所以有一些成本，如一种鱼的绝迹、一片优美风景的破坏、工作岗位的减少、洁净空气的消失，如果要把它们纳入计算，就必须以金钱单位计量，而这需要人们做一些异想天开的假设。在为景色的损失估价时，要用到一种名为“影子定价”的方法：调查当地居民愿意为保留美景多付多少税费。把个人的回答加起来就算是风景的总价值了！如果渔夫售卖的一种鱼会因为修筑水坝而绝迹，那么总销售金额就成了一个鱼类物种的价值。如果一个物种没法拿到市场上卖，那么从成本评估的角度看，它就是毫无价值的。鱼鹰、水獭、秋沙鸭失去了生活来源，它们也许很沮丧，但可惜的是只有人类的损失才被纳入计算。不能换算成金钱的损失不会计入成本。比如说，一个印第安部落拒绝接受补偿金，因为大坝蓄水会淹没其祖先的墓地，而他们坚称这些墓地“是无价的”，这就拒绝了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逻辑，使损失落在了分析的计算之外。
所有事物，一切成本和收益，都必须统一尺度，必须被折算为金钱，这样才能进入回报率的计算，日落的景色、鳟鱼、空气质量、工作、娱乐、水质，无不如此。或许成本-收益分析中最超凡脱俗的做法是测算“未来”的价值。问题来了：如何计算未来收益——例如逐渐改善的水质或者增加的工作岗位——的价值？按照成本-收益分析的通常法则，未来的收益必须折去相应年数的当下利率或者平均利率。从实践上说，未来五年之后的几乎所有收益在折去相应利率后，实际上都会少到可以忽略不计，除非其数额特别巨大。于是，关乎未来价值的重要政治决定可能仅仅作为一项“会计常规”，就偷偷进入了成本-收益的计算过程。成本-收益分析所服务的实际操作和这种分析造成的巨大损失往往没有被关联起来，因此即使成本-收益分析以最严格的方式投入实操，也会导致公共决策的激烈去政治化。
西奥多·波特将这种审计体系在美国的广泛运用归因于“对官僚精英缺乏信任”，他认为美国“比其他完成工业化的民主政体更依赖规则来控制官方的决断”。[17]该审计体系的目标是通过压制主观判断来实现完全的客观，这种主观判断同时宣示了技术统治的神化和人类因其遭受的报应。
每项技术都在尝试用一个透明、机械、直白且通常是量化的评估程序，取代属于专业精英的可疑的、表面上不民主的所作所为。每项技术都代表一种含义深刻的、贯穿上下的政治悖论，因为技术也是对下层政治压力的回应：喧哗的大众要求决定过程和由结果体现的分配做到直观、透明，从而在原则上可理解、可参与。虽然成本-收益分析是对公众政治压力的回应，但是（一个悖论在于）它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其自身以全然非政治的面貌示人：客观公正、无偏无党，并且有明显的科学性。当然，在这种表现之下，成本-收益分析有着深刻的政治性。它的政治性深藏在统计技术之中，在于在刚开始时确定什么值得统计，在于如何计量统计对象，在于用什么标准来计量，在于“折算”的规则，在于如何将观测结果化约为金钱价值，在于怎样将金钱价值用于决策。为了避免被指控为偏见和偏好的纵容者，这类分析技术精明而成功地在操作和程序层面嵌入了一项政治议程，而这项可疑的政治议程又是不透明、不可为民众理解的（这是第二个悖论所在）。
一旦SAT和成本-收益分析的技术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智能技术的日常应用就同血压、温度计读数、胆固醇水平和红细胞浓度一样，成了具体、客观、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些读数完全是非人格化的，在涉及它们的解读时，“医生最懂”。
它们看似消除了决策中反复无常的人为因素。诚然，深藏高度政治性预设的技术程式被落实到位后，确实会限制官员，令他们避免率性而为。虽然这么说带有一些偏见，但官员满可以不无道理地声称“我只是那个按电钮的人”——按的是一台非政治的决策机器上的电钮。这些非政治的机器提供了重要伪装，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标准化、明确性和公平性比有效性更重要。即使SSCI并不能衡量一部学术作品的质量，即使SAT并不能真正测量智力或者预测大学学业的成功，它们也形成了一套公正、明确、公开的标准，一系列透明的规则和目标。如果这种技术工具获得成功，它们就应该如同变魔术一般，把关于资源、地位、上升机会、大型工程的盈利等的生死争夺，转化为技术性的、非政治的决定程序，主持这些程序的官员将拥有不容置疑的中立地位。决定依据是明了的、标准化的，所以也是人们预先知道的。技术消除了人为决策和政治，但在根基上它其实被人为选择和政治预设浸透了，不过此时这种选择和预设已经令人满意地没有被公众注意。
量化数字被广泛使用的现象并不局限于某些国家、某些门类的公共政策，亦不局限于当代社会。当下以“审计社会”（audit society）的形式盛行起来的趋势，显然要归因于大型企业的兴起，因为股东们希望把握生产力和生产成果；同时也要归因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崛起。他们注重在公共行政管理上“精打细算”，从私人机构的管理学中借来了技术手段，想为学校、医院、警局、消防队等机构建立评分表和“排行榜”。这些举措更深层次的动机则是去民主化以及在公共管理决策方面拓展政治控制力的需要。在拥抱审计和量化方面，美国的表现在国际上可谓一骑绝尘。没有什么其他国家像近几十年来的美国那样，主动依靠量化和审计来落实教育政策、战争决策、公共工程，以及商业高管会的报酬分配。美利坚努力为自己塑造一种具有丰富个体多样性的国家形象，但它其实是世界上最标准化、受到最严密监控的国家之一。
所有这些行政管理技术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们以平等和民主之名，行“反政治机器”之实，将广泛存在的合理公共讨论从公共领域中清除，把管理权交到掌握技术的管理机构手中。它们压制了可能会兼容并包、卓有成效的争论，社会政策、技术智能的意义、精英的选拔、平等和多样性的价值、经济增长和发展之目的等议题原本都可以付诸这样的争论。要而言之，这些技术是掌握技术的管理精英用以说服挑剔的大众——并且把他们从决策中排除——的手段，为的是告诉大众他们没有徇私，没有暗箱操作，也没有偏见，只是在执行透明的技术计算。这些计算如今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标志，在这种秩序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手段以科学计算和客观性的名义取代了其他种类的理性思考。[18]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我在他/她身上下了重本”，那么不论他指的是社会或人力“资本”，还是人际关系的“机会成本”，你都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译文引自全增嘏、胡文淑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的第56页。
[2] 译文引自虞鸿钧、郑关林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的第178页。
[3] “Atlanta’s Testing Scandal Adds Fuel to U.S. Debate，” Atlanta Journal Constitution，July 13，2011.
[4] “Atlanta’s Testing Scandal Adds Fuel to U.S. Debate，” Atlanta Journal Constitution，July 13，2011.
[5] 《安然：屋子里最聪明的人》（Enron：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是一本书和一部同名纪录片，揭露了2001年美国能源、商品、服务巨头安然公司破产的一些内幕。
[6] 赖斯是2005～2009年的美国国务卿。本书写于2010年。
[7] 指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十所美国东北部的高等学府。
[8] 罗伯特·欧文是著名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799年，他买下新拉纳克村（New Lanark）的土地，计划在此用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一个新的纺织工业社区。欧文在管理工人和生产时，采用了一种直接而直观的手段：工厂公告板上，工人的名字伴随着黑、蓝、黄、白四种颜色，分别代表“不好”“及格”“良”“优”四档。这种评价体系可以让工人互相监督、相互促进。
[9] 《布拉布拉》（Boola-Boola）是耶鲁大学特色鲜明的橄榄球赛歌曲。
[10] 即通常所说的SAT考试。
[11] C. A. E. Goodhart，“Monetary Relationships：A View from Threadneedle Street，” Papers in Monetary Economics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1975）.
[12] 即量子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该原理提出测量手段会影响被测量物的状态。
[13] Theodore Porter，Trust in Numbers：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43.
[14] 波将金公爵（1739～1791）是俄罗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的得力大臣和情人，他为俄罗斯夺得了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黑海北岸的大量土地。他在主持该地区的开发时，曾经建造大量的空壳村落以应付女皇视察。
[15] Lorraine Daston，“Objectivity and the Escape from Perspectiv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2（1992）：597-618.
[16] “贤能政治”这一术语始于20世纪40年代，首见于英国人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的反乌托邦小说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1870-2033：An Essay on Education and Inequality （London：Thames & Hudson，1958），书中议论了凭智商分数选择统治精英对劳动阶层的不利之处。
[17] Porter，Trust in Numbers，194.
[18] 正当的量化（其目的是寻求透明性、客观性、民主管理和平等的社会效应）与病态扩大化的量化（会替代乃至扼杀关于有哪些合适的公共政策渠道的政治讨论）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当然不能断然说官方使用的所有审计方式都是错误且愚蠢的。我们需要找到区分数字的合理使用和危险使用的界限。面对审计或者量化指数，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我的建议是，问题可以回应我之前议论过的话题，即是否存在人为构建的有效性、“非政治”的可能性，以及殖民或者反客为主的危险等。所以，我们作为公民可以问：
a.那套相关的量化体系和它想要度量的现实结构（即真实世界里的那个东西）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例如，SAT分数能够准确代表一个学生的能力吗？或者更广义地说，能够准确代表他是否有资格上大学吗？）
b.是否有某个政治问题因量化手段而被隐藏或者回避了？（例如，村落评估体系和尸体统计数据是否让人们忽视了美国方面的争议，即越南战争真的是明智的、可以打赢的吗？）
c.这套数据是否存在殖民或者扰乱现实的可能性，例如错误呈现、反客为主或者遮蔽其他实质性目标？（美国大学对于SSCI的依赖是否造成了粗制滥造的文章的出版或者“引用圈”的现象？）
简言之，我的立场并不是要在学术或者政治生活中消灭量化方法。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去除量化数字的神秘或者神圣色彩，并且意识到它们并非总能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另外，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稀缺资源分配的实质是什么（是政治），不是什么（不是技术决策）。我们必须学会扪心自问：量化方法在每个特定条件下的运用到底推动还是阻碍了政治讨论？它是在帮助还是在阻碍我们达成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