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把质量化测量的宏大诉求有两个源头：第一，提倡机会平等且反对特权、财富、头衔世袭的民主主义信仰；第二，相信价值可以被科学地测量的现代主义信念。
现代主义者认为，将科学定律和量化测量应用于多数社会问题有助于澄清事实，消弭一些无谓的争议。这种看待世界的透镜拥有一项深深内化于其本身的政治议程。他们相信，世上存在着不需要阐释（用数字表示）的事实，依靠这些事实就可以削弱叙述、情绪、偏见、习惯、夸张和情感在公共生活中常有的破坏性作用，热情和兴趣将被中立的技术性判断取代。这些科学现代主义者决意把主体性的困扰和党派政治减到最少，达成洛琳·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所谓的那种“无视角的客观性”，获得不来自任何特定立场的视野。[15]与这种视野最为契合的政治秩序是由一批在技术领域接受教育的精英推行的无功利、非个性的统治，它以科学知识管控人的事务。这一理想被视为一种新的“教化计划”。相关的改革者，还有20世纪早期的美国人类大脑改造论者都相信，客观的科学知识将使“物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政治。他们的信条是效率、技术训练、从技术和规划中寻求解决方案，这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由理性的、经过训练的专业管理精英指导的世界。
贤能政治（meritocracy）的理念是民主和科学现代主义的天生伴侣。[16]统治阶级不再产生于偶然的贵族出身、财富继承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地位传承。统治者要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选举检验的是他们的技巧、智力和展现出来的学识。（说到这里我停下想了想身居权位可能需要的其他品质，比如同情心、智慧、勇气或广博的见识，刚才我并没有论述这些品质。）以当今的标准看，大部分受教育的公众认为智力是一种可以测量的品质。另外，多数人认为高智力的分布即便不是随机的，也比高水平的财富和地位的分布广得多。把地位和人生机遇的分配建立在可以测量的才能的基础上，这种理念的出现带来了一阵民主的清风。民主选举向人们许诺了一幅整体的社会图景，再往前一个多世纪，拿破仑主张的“职位和前程向有才之人开放”的贤能政治也对有专业才能的新中产阶级许下了同样的诺言。
量化的才能政治观念还在另一个层面上具有民主的意义：这些观念严重削减了从前职业群体享有的那种自主决定权。历史上，每个行业都由同业公会运作，公会成员厘定自身的行业标准，精心守护他们的行业秘密，并且绝不容忍任何外界意见凌驾于他们的判断之上。从前人们雇用律师、医生、特许会计师、工程师和教授，都是为了听取他们的专业判断；这些判断是怎么得出的就不足为外人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