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战争

百年战争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访了位于墨西哥与伯利兹边境的切图马尔（Chetumal）。某杂志社请我去报道玛雅象形文字的破译所引发的学界热议。在为这篇文章做调研期间，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卡拉克穆尔遗址（对其存在的报道始于20世纪30年代）激发了我和摄影师彼得·门泽尔的兴致。它虽然是规模最大的玛雅遗迹，但却从未有考古学家光顾。遗址里的庙宇和豪宅都被包裹在密林丛中，正是一座失落的城市的生动范例。在到访卡拉克穆尔之前，彼得想要先从空中拍摄其全景。距此最近的机场位于切图马尔，于是我们前往当地。

当年这座城镇的面貌萧条黯淡。我们抵达时已是深夜。唯一一家还开门的餐馆只给我们上了一盘菜：章鱼和牛肝泥。我是一个崇尚节约、反对浪费的食客，但我那天瞅着白橡胶般的章鱼块在焦油状的牛肝泥里冒着泡，从童年时代起头一回在吃饭的时候一口没动。过了一会儿，全城都停电了。正因如此，直到就寝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宾馆的床上满是饥肠辘辘的小生物。次日清晨我们和飞行员相会的时候，我表现得颇为焦躁。

我们先是飞过了186号公路，这条路从切图马尔向西穿过玛雅的中心地带。飞行员偶尔会拍拍我的肩膀，指向一座密林之中的无名土丘。“这是遗迹。”他说。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报告的东西。过了一阵，我们转而向南，飞向与危地马拉交界的地区。越向南，尤卡坦半岛就越潮湿。飞机下方的植被很快变得更茂密、更高大而且更加咄咄逼人起来。

突然之间，我们就到了卡拉克穆尔。坐落在低矮山脊上的卡拉克穆尔市区，人口一度多达5万，占地25平方英里（约65平方千米）。（该城邦的总人口可能达到了57.5万。）仅市中心就曾有6000座砖石结构的建筑，其中既有民宅和庙宇，也有宫殿和谷仓，甚至还有一道18英尺（约5.5米）高的城防围墙。大量水库散布在街区各地，其中多座水库里显然养着鱼。数千英亩的农田延伸到市区以外。这一切在当时还鲜为人知（我此处引述的是后来的报告中的内容），从机上俯瞰也是看不到的。在我们的视野里，两座巨大的、层层笼罩在植被之中的中央金字塔，是卡拉克穆尔往日荣光肉眼可见的唯一证明。

彼得让飞行员绕着两座金字塔低空盘旋，而他自己则对光线、镜头、角度和快门速度都进行了完美搭配。他更换了十几种不同的镜头、照相机和窗口视角的组合。在某一节点上，他一边透过快门向外窥视着，一边问道：“我们有多少油？”

飞行员眯着眼瞅了下油量表，按照上面的显示，飞机还有四分之三的存油。他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我欠了下身，看着他用食指轻轻敲打油量表雾蒙蒙的塑料防护罩。指针几乎跌到了0，它此前是被卡住了。

彼得放下了他的照相机。

我们终于从这一可怕的现实中回过神来。我们必须决定是要穿越森林，以最短的路程飞到机场，还是掉转向北，而后沿186号公路向东飞行，最终在燃油耗尽的时候试着降落在公路上。但比起去机场的路，公路要长得多，我们迫降的概率也要大得多。我们很快意识到，做决定归根结底面对的就是一个问题：降落在森林里究竟有多可怕？

我能记起来自己向下观望树林的情景。密林将庞大的古代建筑团团围住，并正在缓慢地用其根部撕裂柔软的石灰石。飞机在古城上空盘旋着。我想，永远也不会有人找到这地方了吧。森林的威力太过强劲了。为了方便进出城市，卡拉克穆尔的居民曾经移除了森林边缘的一小片，但如今，无孔不入的植被正在吞噬其存在的所有印迹。从机上看来，树丛就像是要直冲云霄一样。

我们飞过了公路。我试着不去盯着油量表。不过，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注意到警示灯在接连不断地闪烁着。飞机的油量少得可怜，以至于在机轮接触跑道片刻之后，引擎就停止工作了。当滑行最终静悄悄地停止的时候，飞行员跳出舱外，亲吻了大地。我靠在椅背上，对切图马尔产生了新的情感。

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政府铺设了一条通往该遗址的公路。这片遗址现在已经成为占地170万英亩（约6880平方千米）的卡拉克穆尔生物圈保护区的中心地区。在考古学家对中央城区的多数地方进行清理之后，遗迹的鸟瞰景象变得极为壮观。和我的最初印象相反的是，考古学家逐渐设法了解了大量有关卡拉克穆尔的知识，包括它所占据的地貌，城邦的衰亡，以及森林在此之后的卷土重来。他们首先破译了卡拉克穆尔的专有名称：卡安，蛇之王朝。他们是从最佳信息来源，即玛雅人自己那里了解到这一点的。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

在玛雅社会，抄写员的手抄本是用折好的无花果树皮或者鹿皮制成的。对玛雅人后代而言不幸的是，这样的手抄本只有4部留传至今，其余的都毁于西班牙人之手。除此之外，存世的只有纪念碑、壁画和陶器上面的文字了；据估计，刻有文字的样本总共有15000件。用这些资料来整理拼接历史事件，就好比试图拿公园塑像的牌匾来理解美国内战一样：虽有可能，但很棘手。在过去的30年间，碑铭研究专家将字面解释和对其语境的理解结合了起来，从而把沉没已久的玛雅历史的残块拉到了表面。哈佛大学的玛雅研究学家戴维·斯图尔特（David Stuart）于2000年破译了美洲虎之爪大王遭遇特奥蒂瓦坎远征军的记录。伦敦大学学院的西蒙·马丁（Simon Martin）和德国波恩大学的尼古拉·格鲁贝（Nikolai Grube）于1996年率先共同整理出了穆塔与卡安的战争史。

人们在卡安发现的绝大多数石碑都是由软石制成的，这些石头历经千年侵蚀，早已无法辨识了。因此，马丁和格鲁贝不得不依赖于在其他遗址发现的提及卡安及其统治者的铭文。出人意料的是，这样的铭文为数极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是太多了：考古学家从大花瓶的绘画上发现了至少11个版本的卡安王朝早期历史。令人气愤的是，这11个版本的故事都不尽相同。在不同的版本中，卡安统治者的年表排序也有所不同，有些版本里没有出现人们已知的卡安国王，而有些版本还把或许是虚构的国王收录其中；这就好比英国的王室年表言之凿凿地把亚瑟王及其父乌瑟尔·潘德拉刚（Uther Pendragon）算作了英国国王[1]。这些年表的日期也是前后不一的。卡安的初始岁月或许早至公元前400年。但直到公元500年左右，卡安处于尤克努姆·切恩（Yuknoom Ch’een）国王治下的时候，历史上才出现了关于该城邦的明确记载。此时的卡安，已经发展到对其邻邦予取予求的强势阶段了。546年，尤克努姆·切恩的继任者在邻近的纳兰霍（Naranjo）监督了一个年仅5岁的君主的加冕礼。

这次监督事件被记载于一座于事情发生70年后立起的石碑上，这是尤卡坦地区的一项中美洲特色，即在监护之下进行加冕礼的第一个已知实例。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玛雅研究学家都相信，在玛雅社会的巅峰时期（大致在公元200年到900年），玛雅的疆域被纷乱无序地划分成了大量规模相仿的城邦。但批评人士指出，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一个难以令人忽视的事实：卡安、穆塔以及其他少数城邦比其邻邦要大得多、雄伟得多，也强大得多（人们通常会做出这一假设）。据这些怀疑论者的分析，玛雅社会被分为少数几个集团，每个集团都由一座处于统治地位、以创立帝国为己任的城邦掌控着。

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几名碑铭研究专家当时发现，玛雅象形文字ahaw（意为“君主”或“统治者”）还有一个所有格形式y-ahaw（字面意义是“他的君主”），意指一名“从属于”其他君主的统治者，也就是诸侯。而另一个象形文字u-kahi的释义被证实为“在某人或某物的作用下”。这虽然不过是两个词，但人们足以借此破译出数十个文字。按照石碑上文字的表述，年仅5岁的纳兰霍诸侯在卡安君主的监督下加冕。纳兰霍的幼年君主“从属于”卡安。（纳兰霍是科学家赋予当地的名称，其原名可能是萨尔。）

“古典玛雅社会的政治形势与旧大陆多个社会（古典希腊社会和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都是颇具价值的对比对象）的形态相类似，都有一种广受青睐的先进文化从无休无尽的分歧和冲突中脱颖而出。”马丁和格鲁贝在出版于2000年的书作《玛雅国王与王后的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Maya Kings and Queens）中写道。此书是二人对过去30年间诸多铭文发现的杰出总结。这是“一个庇护关系与家族纽带纵横交错的世界，主要的中心地区相互竞争，彼此之间的恩怨情仇可持续数百年之久”。正如马丁对我讲的那样，玛雅文明的确和古希腊文明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古希腊社会同样被分为无数难以驾驭的小型社群，其中一些社群通过武力威胁、不平等的联盟或是商业行为对其他社群施加控制。正如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冲突关系是希腊生活的一种主旋律一样，玛雅社会在数百年里都充满着穆塔和卡安缠斗的回声。

公元561年以前的某一时刻，一名仅以“天证”（Sky Witness）之名为人所知的统治者登上了卡安国王的宝座。此君虽然默默无闻，却是玛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天证大王决心摧毁穆塔城邦。大王仇恨的动机难以考证，但或许植根于特奥蒂瓦坎的侵略。穆塔的新统治者们长期以来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到了天证大王生活的年代，穆塔已经控制了多达8000平方英里（20720平方千米）的领土。（据估算，仅穆塔城的人口就有6万之众，这还不算其边远地区的大量民众。）尤其重要的是，这个得到特奥蒂瓦坎扶持的王朝攻占了乌苏马辛塔河系（Usumacinta River system）上的几处岗哨，而乌苏马辛塔河系是尤卡坦半岛最为重要的贸易通道。从偏远地区运送而来的奢侈品往往需要经由乌苏马辛塔河的上游或下游才能运抵其目的地。即使穆塔没有什么实际的出口货物，它对往来贸易征税和进行监督的能力也必然极为令人苦恼。或许天证大王认为穆塔正在成为一个危险的邻邦，于是决定先发制人；或许他想代为控制乌苏马辛塔河系及其周边属国。对王权的争夺也可能是因素之一。格鲁贝对我说，他认为卡安的历代国王从未与特奥蒂瓦坎结盟，并且或许想要把有害的外来势力统统消灭；排外情绪在所有文化之中都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无论是出于哪种动机，天证大王想要粉碎穆塔的计划都是英明果断的，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而从长远来看，它却触发了玛雅衰亡的进程。

卡安和穆塔都押下了巨注。尤卡坦半岛就像一座径直插入加勒比海的巨型石灰石码头。大体说来，半岛与大陆地区相连的西北-东南一线从正中穿过玛雅中心地区。虽然平均每年都有3~5英尺（约914~1524毫米）的降水，但这里仍是干旱易发地区。几乎全部降水都出现在5月到12月的雨季，而且会很快渗入数百英尺下的多孔的石灰石中，人们很难从石灰石中提取水分。而在炎热干燥的1月到4月，地区内几无降水。这片地区虽然有些永久性的积水沼泽、污水坑以及湖泊，但它们往往盐分过多，无法饮用，也难以用于灌溉。地下水的毒性极大，以至于一个美国和墨西哥联合组建的研究团队于2002年评论道，玛雅王国“在地球化学意义上不适于”都市殖民活动。其居住情况“相比绝大多数陆地栖息地，与月球上或是南极洲的居民点更为相似”。

多数盐分都储藏在沼泽底部的沉积物里。为了让水能够饮用，玛雅人在沉积物的顶部铺了一层碎石灰石，这样就有效地铺盖了盐层。正如这些研究人员注意到的那样，这项工作必须在玛雅人搬入此地，并且开辟栽培地和园圃之前完成。“全年定居于此，只有在早先的供水工程成形之后才会成为可能。”换言之，玛雅中心地带是一片适合居住的人工陆地岛屿。

随着玛雅人口的增加，居民脚下的岛屿也在增加。位于卡安以北的五六个小城邦把整片整片的农田逐一垫高，还在干燥的山坡上开辟出了蓄水梯田，由此改善了农耕条件。卡安也挖掘了一系列水库，在每座水库周边都建立了居民社区，并将所有社区用道路和水路连接起来。穆塔的中央城区被七座水库环绕着，还有另一座中央水库是特供王室的。诸如此类。

对地貌的重塑不仅带来了玛雅城邦的扩张，而且也加大了各个城邦的脆弱性。尽管玛雅人经常进行维护，但水土流失依然使泥沙填满了水库，飓风依然摧毁梯田，杂草和沉积物也依然淤堵灌溉网络。久而久之，玛雅人发现，他们自己在维护现行制度的同时，还在用新错误来覆盖旧错误。如果战争造成的损失使城邦居民无法维持生活的话，他们就会陷入困境；而捣毁其家园的岛民也同样无处可搬。人们可以想象，卡安与穆塔的城邦冲突表现出的惊人韧性，正是失败者对背水一战之局的恐慌所致。

天证大王的策略是发动属国与盟军部队合围穆塔，而后犹如蟒蛇一般扼杀其有生力量。这样一来，卡安既能在玛雅王国取得主导地位，又能一举摧毁其敌国。第一步是收买穆塔最重要的诸侯国奥克斯维扎（Oxwitza’，现名卡拉考）的国君。奥克斯维扎与穆塔的面积相当，人口却达11.5万，是穆塔的两倍。然而在特奥蒂瓦坎为穆塔另立新朝之后不久，奥克斯维扎就成了穆塔的属国。没有确实证据表明这一事件导致了奥克斯维扎的依附，但其发生时机之巧，令人难以反驳。天证大王预测到了（或是主动激发了）奥克斯维扎人对穆塔的怨恨情绪。公元553年，奥克斯维扎的国王在穆塔的“作用下”登基为君。在3年之内，天证大王就说服奥克斯维扎的新君背叛了其宗主国。

玛雅国家的规模较小，无力维持常备军；卡安和奥克斯维扎各自召集短期的民兵投入战争。两国的民兵头戴木制头盔，身穿棉制盔甲，舞动着长矛、短斧和狼牙棒，还背负着刷过漆的轿子，轿子里摆放着两国各自信奉的神祇的肖像，开始向穆塔进军。卡安位于穆塔以北60英里（约97千米）左右，而奥克斯维扎位于穆塔以南50英里（约80千米）。这两座城邦决意合力将穆塔挤个粉碎。他们审慎地选择了发动攻击的时日。玛雅祭司追踪金星的轨迹，将其视为未来的有力预兆。它的现身之日被认为是战争与暴力将有好报的日子，也是对某座城市发动攻击的首选日子。562年4月29日，两国军队在天神的引导下蹂躏了穆塔全境，劫掠了其辖区，或许还杀死了其君主（相关的象形文字磨损严重，无法辨识）。这场战争史称星辰突袭战。

卡安并未直接占领穆塔，在战事中取胜的玛雅城邦往往没有足够人力去直接统治其敌手的辖区。相反，他们实践当今之世习以为常的霸权模式，试图迫使战败国的统治者成为其诸侯。如果敌国君主被杀（穆塔的情况正是如此），战胜国一般也不会代为册立新君；鉴于王权神授的理念，国君本来就是不可替代的。胜者往往只是抽身而出，希望所有遗留问题都会在接下来的乱世中烟消云散。这种策略在穆塔取得了部分成功；在此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穆塔全城都没有修筑过哪怕一座标注日期的纪念碑。由于该城邦的战后统治者与兵败身死的合法君主（至多是）有着远亲关系，他们为求自力更生，坚持斗争了数十年。对卡安来说，不幸的是，他们最终成功了。

穆塔复兴的原动力源于其国王努恩·乌约·查克（Nuun Ujol Chaak）。这名公元620年继位为城邦之主的国君决意打破卡安统治者的重重封锁，重现穆塔城的昔日荣光。他收买了卡安的东部邻国纳兰霍，使其出兵进攻穆塔的昔日盟邦奥克斯维扎。随之引发的冲突扩散到了玛雅王国中心地区的每一个角落。为期数十年的战争（包括一场旷日持久的穆塔内战）导致了两大集团的形成，而穆塔和卡安正是这两大集团各自的主导力量。集团内的城邦彼此征讨，致使五六座城市沦为废墟，纳兰霍、奥克斯维扎、穆塔和卡安概莫能外。直到2001年，一场暴风雨将穆塔要塞双柱城（Dos Pilas）内的一棵大树连根拔起，这些往事才得以重现。考古学家在树的根球里发现了一段台阶，台阶上刻有穆塔复兴之君努恩·乌约·查克的弟弟（或者是同父异母兄弟）巴拉杰·昌·阿赫卡（B’ajlaj Chan K’awiil）的传记。据碑铭研究专家斯坦利·京特（Stanley Guenter）的破译，这段台阶以及相关的纪念碑揭示了一名伟大无赖坎坷动荡的一生，此人毕生都在交替地逃避卡安和穆塔军队，而且还试图诱使两国彼此交锋。

生于625年的巴拉杰·昌·阿赫卡以双柱城为基地，策划夺权。他发动了内战，率领忠于自己的部队与忠于努恩·乌约·查克的兵卒交战。当时，蒂卡尔（穆塔）四分五裂，而卡安趁势将其征服，并迫使这两兄弟奉卡安为宗主国。巴拉杰·昌·阿赫卡断然倒戈成为卡安的忠仆。而努恩·乌约·查克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他策划对卡安及其盟友进行报复，而第一步是672年攻打双柱城，把自己谎言连篇的弟弟撵出国境。在统一蒂卡尔之后，他组织军队准备发动延误已久的反击。679年4月30日，努恩·乌约·查克率部遭遇卡安大军。玛雅时期的战事很少涉及大股部队的直接对抗，但此次例外。台阶上的铭文以异常夸张的风格简略记述了这场事件的结果：“血流成河，穆塔人的头骨堆积成山。”巴拉杰·昌·阿赫卡投身战场时，被轿夫打扮成黑面神灵伊克锡普（Ik’Sip）的样子。如此一来，他就获得了超自然的力量。按照台阶石刻的描述，这个伎俩奏效了：在战斗期间，“巴拉杰·昌·阿赫卡打倒了努恩·乌约·查克的矛和盾”。在杀死自己的兄长之后，奸诈的巴拉杰·昌·阿赫卡登基成为穆塔君主。

682年5月10日，巴拉杰·昌·阿赫卡在一场欢庆的盛典上与卡安的统治者一道欣然起舞。然而正当他与其宗主轻舞飞扬之时，穆塔爆发了反叛他的政变，努恩·乌约·查克之子被推举为王。于是，巴拉杰·昌·阿赫卡迅速成为其眼中钉。695年8月5日，卡安军队再次入侵穆塔。这支部队旗帜招展，黑曜石刀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向它曾多次击溃的宿敌进军。但这一次，卡安军队惨败而归。穆塔人俘获了一位卡安守护神的雕像（一只超自然的巨型美洲豹，卡安士兵将此神的雕像带上了战场），这对卡安人的心理造成了严重打击。一个月以后，在一场带有嘲弄性质的庆典仪式上，穆塔国君把雕像捆扎在自己的轿子后头，四处展示。

卡安之败标志着玛雅衰亡的开始。卡安再也没能从这场失利中恢复元气，而穆塔又坚持了100年，之后也衰落下去。从公元800年到830年，绝大多数主要城邦都衰亡了，玛雅中心地带各个城邦的生命之火也都消逝了。穆塔最后一块铭文雕刻出现在869年；不久以后，这座城邦庞大的公共空间就被不请自来的房客们占据了。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南部绝大多数地区的人口减少了至少四分之三。

这场灾难既表现在人口方面，也表现在文化层面。依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玛雅人仍数以百万计，但他们的中心城市就是另一回事了。哈佛考古学家莫利记述了玛雅文化的衰亡过程，他发现，使用长纪年历法的玛雅铭文数量从公元292年首次在穆塔出现后逐年递增，至790年前后到达顶峰，并于909年完全消失。这种衰亡反映了玛雅祭司阶层逐渐丧失维护其复杂历法所必需的科学知识的过程。

玛雅的衰亡曾被归于人口过剩、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旱灾等原因。玛雅的确人口众多；考古学家认为，玛雅中心地区在公元800年时的人口要大于当地如今的人口。玛雅人也的确过度利用了其家园低下的生产能力；旱灾的证据同样令人信服。四个独立的证据（人种史学数据、尤卡坦地区降水与西欧测定温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与旱灾相关的湖泊沉积物中氧含量变化的测定，以及对与降水有关的加勒比海海底钛含量的研究）表明，玛雅中心地区衰亡前后，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旱灾。考古学家理查森·吉尔（Richardson Gill）2000年写道，当时的水位降幅之巨，导致数百万玛雅人死于“饥饿与干渴”。“他们无能为力，无处可去。他们认知里的整个世界，都处于一场剧烈而残酷的旱灾中……根本无粮可吃。他们的水库也都干涸了，无水可饮。”

这是一幅震撼心灵的图景：挥霍无度的人群无力抵御自然之怒。然而吉尔的批评者对此不屑一顾。克拉克大学的地理学家特纳对这种致命旱灾理论的证据持怀疑态度。他对我说，即便这场旱灾确有其事，“玛雅的整个全盛期也都是在持久干旱的年代里度过的”。他认为，鉴于玛雅人在供水紧缺的情况下已经经营了数百年之久，他们不大可能亡于旱灾。

此外，玛雅社会的衰亡历程与人们预料中的由旱灾导致的衰亡模式也不相符：大体说来，率先衰落而且受灾最重的是更为潮湿的南部城邦。与此同时，诸如奇琴伊察、乌斯马尔（Uxmal）、科巴（Coba）等北部城邦不仅经受住了缺少雨水的考验，而且还繁荣兴盛起来。实际上，自然条件最为恶劣、最易受旱灾影响的北部地区，也正是人口最多、发展最为成功的地区。霍华德大学[2]的考古学家布鲁斯·H.达林（Bruce H.Dahlin）问道：“那么，持续大旱在一开始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在人们最意料不到的南部和中央低地同时造成灾难，又在人们最意料不到的北部使增长和发展得到延续的呢？”

达林在2002年提出，奇琴伊察是通过实施“全面的经济、军事、政治和宗教变革”来适应旱灾的。在此前的年代里，玛雅城邦的统治者是一言九鼎的君主，他们将宗教具体化，还垄断了贸易往来。几乎所有公告和公共仪式都以最高统治者的图像为中心；在那些回顾王室事迹的石碑中，除去国王本人以外，仅有的其他形象几乎都是国王的家人、其他的国王和超自然人物。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开始，奇琴伊察的公共纪念碑降低了君主的重要性，其主题也从帝王活动的官方叙事变更为有关宗教、商业与战争的普遍化、无文本的图像。

在这种新制度下，经济命脉被交到了一个新的阶层手上：用奇琴伊察的盐、巧克力以及棉花交换来中美洲其余各地各种商品的商人。在此前的数百年里，当地贸易都集中于与国王直接相关的象征性商品上，譬如为王室选定的珠宝。而到了旱灾期间，类似集市的市场形态兴起了。根据达林的估算，奇琴伊察一个海边卫星城外的蒸发式盐池每年至少可以生产3000吨可供出口的盐；作为回报，玛雅人得到了数以吨计的可用于制造刀刃的黑曜石、可制作珠宝的半宝石、可烧制陶器的火山灰，以及最重要的玉米。当年的奇琴伊察与如今的日本相似，日本出口电子消费品，从美国进口牛肉，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而奇琴伊察显然也是通过各种贸易度过旱期的。

南北地区的对比不仅引人注目，也很有意义。二者的明显差异在于南部地区历经了为期150年的大规模战事。玛雅王国的这两大组成部分都依赖于需要不断维护的人工地貌。但只有在南部地区，着迷于自身荣誉的玛雅精英才对维护工作主动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旱灾的确给社会制度造成了压力，但是南部地区社会之所以解体，原因不在于它超越了固有的生态局限，而是它未能找到解决问题之道这一政治失败。人们应给予玛雅人足够的尊重，使他们为其成败负责。

卡霍基亚和玛雅，用火和玉米，这些都体现了原住民对环境影响程度的学界新见解。学者刚开始提高对印第安人生态管理水平的估计值时，遭遇了相当的阻力，尤其是来自生态学家和环保人士的阻力。这个内含复杂政治意义的分歧，可以用亚马孙河流域的案例来说明。这也正是我将要在随后的章节讨论的话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为，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社会对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人类学家说，正如卡霍基亚与玛雅中心地带的地貌一样，亚马孙大森林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产品；换言之，它也是一个人造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