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林徽因：荒野中的大师

第六章
林徽因：荒野中的大师 引子

1930年6月，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提出建议：中日两国学者应该联手对中国古建筑进行研究。不过，他认为中国同行坐在办公室里研究文献就好，至于实地考察古建筑遗迹，应该让日本人负责。

从表面上看，伊东忠太对中国同行非常照顾——轻松优雅的工作分给了中国人，脏苦累的活儿都交给了日本人。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这种分工充满了嘲讽和蔑视。“丝绸之路”的命名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曾吐槽中国学者都是些“斯文秀才”，认为中国很难开展地质调查，因为“中国的文人性情懒惰，历来不愿意很快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为自己的贪心而烦恼，又不能把自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他们“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一定要带着书童随时伺候”，因为“步行就是降低身份”。

更何况，在中国老派学者眼中，包括建筑在内的所有手工技术都是些工匠之技，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老派学者们把钻进故纸堆里寻章摘句、皓首穷经视作高雅，根本不屑于进行脏苦累的所谓“田野调查”。

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

鲁迅在写下这番话的时候，无疑是充满怨气和怒气的。13年前，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他的敦煌考察成就，当时罗振玉就哀叹这是“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然而13年后，中国的局面又有多大改观呢？

伊东忠太就是古建筑界的伯希和。论年龄、论思想、论实践，伊东忠太都是当时亚洲建筑史界教父级的人物，甚至连“建筑”的汉字翻译都是他完成的。1894年，他就提议把英语中的architecture一词翻译为“建筑”。早在1902年，他就横跨中国、印度、土耳其和欧洲，开启考察之旅。在46摄氏度的高温中，他重新发现了被中国人遗忘多年的云冈石窟。更何况，伊东忠太并不是唯一的考察者。在他的背后，还有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一大群人。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调查并记录着中国古建筑遗存。他们的劳作共同托起了伊东忠太的专著《支那建筑史》。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个时代对中国建筑史的总结与书写，确实都是由日本学者代劳的。反观中国，伊东忠太放出豪言前四个月，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才刚刚成立。

中国文化的定义权、解释权、话语权，就这样被海外大大小小的“汉学家”剥夺并牢牢掌握着。中国人反而没有发声的余地，没资格讲述自己的文化。

伊东忠太的底气不止理论层面。在当时的日本，建于中国隋唐时期的建筑尚有30余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留下的唐招提寺更被视为国宝。反观当时的中国和朝鲜，根本找不到有一千年以上历史的木构建筑。言下之意，日本才是唐文化的正统继承人，中国和朝鲜都不够资格。事实上，这种论调直到今天都没有绝迹，“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之类的声音时不时在网络上沉渣泛起，蛊惑着一些不明就里的人。

东亚世界与别处不同，既注重文化传承的“道统”，又注重执政合法性的“法统”，两者缺一不可。继承了唐文化，就拥有了道统；武力胜之，则拥有了法统，于是，日本就可以把自己伪装成和曾经的蒙古族、满族一样的异族统治者。既然能接受前者，为什么不能接受日本？

当时的日本，左手捧书本，右手持刺刀；用书本展开文化侵略，用刺刀展开军事侵略；书本为刺刀找借口，刺刀为书本抢地盘。

时代把一个沉甸甸的任务交到了中国学者的手中，觉醒的中国学者不再麻木，纷纷走出书斋，走向荒野，寻求真知，夺回中华文化的话语权。丁文江倡导“登山必到峰顶，调查不要代步”；翁文灏呼吁学人“担斧入山，劈荆棘斩榛莽”，甚至还提出，“如果一年没有上山，便不配称地质学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之一傅斯年要求书生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就在伊东忠太发起挑战的第二年，林徽因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作为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她的到来为这个古典气息浓郁的社群吹入一股清新的风。当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依然沿袭旧风气，打算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认为没必要出京城时，林徽因改变了这一切。她力主学者必须走出书斋，去实地考察。这是中国建筑史上破天荒的头一回。林徽因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只是默默地和其他男性学者一样，走出校园，走出温暖舒适的北京，走进了山峦纵横、山路崎岖的荒野，去寻找沉睡着的、祖先的辉煌遗迹。在未来的岁月里，她的脚步遍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浙江，无数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古迹，如应县木塔、赵州桥、独乐寺、佛光寺……经她的手拂去尘埃，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中。

“那意味着永久！”

1920年春，林长民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名义，被派往欧洲进行为期一年半的访问。行前，林长民在一封信中说：“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这里的“汝”，指的就是林徽因。

民国是个名媛扎堆的时代。那些名媛大多出身达官显贵家庭，自幼生活优渥。她们父母的培养方向也相当一致：才艺上要尽可能往琴、棋、书、画、文上靠拢，若能读洋校、懂点儿西学就更是锦上添花，以便赚个“才女”的名号。社交圈要尽可能上流，物质生活尽可能高端，方便寻找上层的青年才俊联姻。如此，这一辈子就尽享荣华富贵，岁月静好了。世人理解的“富养”，大多如此。

相比之下，林父实在是个“另类”。他对于林徽因的培养，更注重胸怀和眼光，希望她拥有“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林徽因沿着父亲的指引不断成长，逐渐找到自己的人生想要去往的方向。

1920年8月上旬到9月中旬，少女时期的林徽因随父亲先后游历了法国、瑞士、德国和比利时四国。其间，她没有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浪漫氛围中流连，没有醉心于奢华腕表，而是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情有独钟。或许在那时，做一名女建筑师的愿望就埋下了种子。

多年以后，林徽因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课程的课堂中，深情写道：“我跟随我的父亲周游了欧洲。在我的旅行中，我第一次萌发了学习建筑学的梦想。现代西方的一流的壮观激励了我，充满我心中的愿望是将其中的一些带回到我的祖国。我们尤其需要建造的理论，因为这能够使你的建筑物屹立许多个世纪。”

不过对于当时的林徽因来说，做个女建筑师还只是一个梦想，真正让她下定决心将其作为职业目标来追求的，是一个榜样。

在旅途中，林徽因结识了一位欧洲女建筑师。这是一位把一生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建筑事业的奇女子，林徽因经常见她沉浸于建筑绘画，一工作就是几个钟头，不眠不倦不休。她告诉林徽因，建筑可不只是“盖房子”，这里面有美术、有工程技术，还有人文理念，是一个融合了科学和艺术的高级学科。她放手鼓励林徽因帮她描图，去享受那些线条和色块经过怎样奇妙的组合，变成高大恢宏的建筑；那些漂亮的墙、柱、窗又是经过怎样的力学组合，变成足以抗拒岁月侵蚀的人间奇迹；这些组合的背后，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印记、审美追求与人文情怀。

在树立职业目标的过程中，一个立体的、带有人性温度的、活生生的职业榜样，远比一个职业规划的概念，更能撼动年轻的心灵。

“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林徽因是这样理解建筑的，也是这样传达给梁思成的。当时的梁思成连“建筑”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就为林徽因描述的宏伟景象所倾倒，决定陪着她一起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求学。

20世纪2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正处于鼎盛时期，在瓦伦·莱尔德、保罗·克瑞等建筑名家的主导下，长年包揽全美设计大赛近四分之一的奖项。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也云集在宾大，杨廷宝、范文照、童寯、陈植、赵深等人后来都在建筑界或教育界成就卓著。这群才华横溢的中国留学生则被美国同学戏称为“中国小分队”。

然而，尴尬的事情来了。

1924年9月，梁思成顺利进入宾大美术学院建筑系，而林徽因却被告知：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至于理由，校方给出的解释是：要想获得宾大建筑学学位，就必须通过人体写生课程的学习。而校方认为，如果女生进入人体写生教室，既会分散男生的注意力，也会使女性模特感到尴尬。所以，校方干脆在美术学院招生政策上明确规定，建筑学学位只允许男性攻读，女性只能从其他院系选修建筑学课程。

无奈之下，林徽因妥协了，她没有力量与一所大学既定的招生政策抗争，尽管这个政策看起来有些荒谬。她只能庆幸建筑系的大门对她来说还没有完全关上，就以选修的身份去学，在能自主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地去做，未来会怎样，随着事情积极地向前推进，自然会不断地呈现它该有的结果。

才华终究是遮掩不住的，林徽因很快就显露出非凡的天分——她的建筑设计富有创意，常有别出心裁的灵感和极具个人特色的“神来之笔”。这让她在众多同学中脱颖而出，成绩“总是得到最高分数，偶尔拿第二”。

然而，正当林徽因在求学的道路上突飞猛进时，却猛听得一则噩耗：1925年年底，林长民不幸卷入军阀混战，被流弹击中身亡。林徽因悲痛欲绝，打算立即回国奔丧。但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原本是采取半官费的方式留学的，父亲一死，家里立刻断了经济来源，交不起学费了。此时的林徽因要么选择辍学去打工，赚够了学费再继续上学，要么就该收拾行李回国去了。无论怎样，都意味着她无法再心无旁骛地潜心于自己的学问了。

就在这时候，梁启超站了出来。他写信给准儿媳，让她既不要打工也不要辍学，学费问题他来想办法，“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2]一样的看待”。有了梁启超的鼎力相助，林徽因终于得以延续自己的学业。

看到这里，你或许会感叹林徽因真是好运气。她有睿智的父亲，有志同道合的伴侣，遭遇人生大不幸的时候，还有公公施以援手。她一生处处遇贵人，实在是好命。然而事实上，在林徽因很小的时候，林父就娶了一房姨太太，夺走了林徽因生母受到的宠爱，是林徽因用自己的聪明、勤勉、得体及学识精进重新获得了父亲的关注，以至于家中大事小情，林父都愿意和这个早慧的女儿商量，林徽因这才赢得了被重点栽培的机会。试想，如果林徽因在宾大的成绩并不突出，梁启超大概早就鼓励她另谋出路了，何必继续砸钱呢？

世上的一切机会都是属于有心人的，如果我们自己无心长进，大可以抱怨世道不公，但这必定于事无补。人生从来都是靠自己成全的。

林徽因自然不会辜负梁启超的期望。1926年9月，她凭借自己的耀眼才华，成功被宾大破例转录了建筑系，并被聘为建筑系的“设计指导教师”及“建筑设计（教学）事务助理”。此刻距离她作为一个选修课学生进入建筑学课堂，仅仅过了两年。1927年夏，林徽因以优异的成绩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获得建筑学学位。毕业后，旋即被宾大提升为建筑系的“建筑设计课兼任讲师”。

不过，梁启超对于林徽因的最大帮助并不是延续其学业的汇款，而是一个启迪：建筑不只是艺术，不只是工程，它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承载和文化符号，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空间的理解、对美的追求，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一个伟大的建筑作品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它首先是建筑师本人所在国家和民族自身文化的承载和表达，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为了让梁思成、林徽因领悟这一点，梁启超寄给他们一本名叫《营造法式》的“天书”。说它是“天书”，是因为两人“认识纸上的每一个汉字，但读不懂那些神秘的文字。它们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既然如此，梁启超为何如此推崇，并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

这本书是宋朝建筑大师李诫所著，他揭开了一个千古之谜：中国的传统建筑物为什么建造得非常快呢？唐朝长安城的宫殿只用10个月就全部造好了；武则天明堂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只花了一年多就建造完成。其实秘密非常简单：标准化。一座唐宋木结构建筑，浑身上下有成千上万个零部件，但是聪明的中国建筑师们把这些构件总结成了几个标准形式。它们就像是文字的笔画，不过是点、横、竖、撇、捺、折寥寥几种，却可以组合成千变万化的文字。

但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是看不上这些能工巧匠的。在他们眼中，建筑工艺不过是“匠学”，搞建筑的不过是些“匠人”，根本没资格树碑立传。建筑师们迫于生计，只得把一生精华当作商业机密，仅在父子、师徒之间口耳相传，不知道有多少智慧结晶就这样被带进了坟墓。梁思成慨叹，中国建筑从唐宋到明清，其实是退步了的。而李诫的这本《营造法式》，保留了中国建筑的规则与智慧，成了极罕见的特例。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这本书刊刻出版，随即大行于天下。可惜仅仅24年后，汴梁城被攻陷，城中美轮美奂的建筑被付之一炬。中国那些令人惊羡的建筑技艺和美学，也被随后无休无止的兵灾毁失殆尽。这本《营造法式》就像武侠小说中的武功秘籍一样，在历代传承者的口口相传中不断被消磨，终至被遗忘。

1919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意外地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失传已久的《营造法式》。他做过交通总长和内务总长，主持过紫禁城的修缮与改造，对营造格外感兴趣，立刻意识到这部著作的独特价值。可惜这本《营造法式》是民间抄本，错误百出，绘图简陋。后来，藏书家陶湘把《四库全书》中相关部分及民间抄本比对校勘，重新编纂出“陶本”《营造法式》。梁启超寄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正是这个版本。

尽管不能完全懂，但是不妨碍梁思成和林徽因震撼于祖先创造的伟大与辉煌。由此反观，近代的中国建筑却在盲目追求外国元素，陷入了不伦不类的窘境。这让林徽因备感痛心：“一种古典式的柱子，在这里那里钉着钉子；法国式的窗子，一个美国殖民地式的门道和大量并不必要的英国式、德国式、意大利式和西班牙式的装饰细部。现在你了解了（他们是如何）亵渎东方艺术的。……我们悲伤地看到，我们的土生土长的和特有的本色的艺术正在被那种‘与世界同步’的粗暴狂热所剥夺。”

林徽因由此找到了自己一生的使命，“当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将要带回给国人有关东方与西方交汇的一个真信息”。

1928年3月21日，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为了纪念那位伟大的祖师爷——宋朝建筑家李诫，他留在历史中的印记，只剩下碑刻中的一个日期而已。两人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从诫”，意在让儿子追随李诫的脚步，成为一代建筑大师。两人就用这样的方式，从宋朝先祖手中接过了衣钵。

在两人学成回国前夕，梁启超为他们安排了一次“实习旅行”：先到北欧观其市政规划，转德国得其古典严谨，折瑞士悟其天然，赴意大利参详文艺复兴，最后去土耳其洞悉宗教艺术。

在今天，旅行已经成为时尚。总有人说“心和脚步，总要有一个在路上”，以至于许多人把“爱好旅游”当作高端的人格标签。当然，也有人把旅游看得非常虚无，“所谓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前往别人活腻的地方”。那么旅行的真谛是什么？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学识乃至心灵，变得过于单质化。这就好像一个人只吃素食或只吃肉食，只喝可乐或者只喝茶一样，都会对健康造成损伤。我们常说，越是无知的人，越有莫名的勇气，质疑他看不懂也看不惯的一切东西。其实未必是他们真的无知，而是在一种单质的生活环境和知识体系中浸淫太久，已经不愿也不能再去理解一种异质文化和生活，因为这往往需要对自己原本笃信不疑的东西产生怀疑。勇敢而睿智的人会去理解、吸纳、糅合，将其变成对自己的滋养，因而越发强壮；而顽固的人会拒绝、对抗，乃至诋毁，因而越发顽固，以致故步自封。

但吸纳并不意味着丢掉自己原有的特质，就像林徽因所说，“不是去取代我们自己的，永远不要。我们必须学习所有艺术的基本原理，只是运用这些原理来设计那些清晰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想学习建造的方法，那意味着（坚固）永久”。

美国现代建筑学专业训练、欧洲传统建筑文化、现代城市规划、中东宗教建筑文明，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充分汲取了多种异质文化的养分，为即将投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做足了准备。

“让‘女弟子林徽因’再盘腿坐上他一千年！”

时光匆匆来到1937年6月，距离伊东忠太的挑战，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

在这7年间，梁思成和林徽因努力奔走，上山下河，足迹遍及北方各省，先后考察了天津蓟县（今蓟州区）的独乐寺、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山西洪洞县的广胜寺等古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他们两人的考察不同以往：既不是埋首典籍寻章摘句，也不是一头扎进荒野中盲目摸索，而是把典籍带进考察现场。他们抱着《营造法式》，在古建筑中寻找实物印证典籍，又对着典籍寻找实物。这相当于抱着参考书进考场，自然事半功倍。

事实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如此勤勉，固然是源自兴趣，即对古建筑发自内心的热爱，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和时间赛跑，要和日本学者赛跑，要和日寇越来越近的铁蹄赛跑。这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共同思考的命题：书生何以报国？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回答是：救古建筑以保中华文明。

1931年5月，日本学者关野贞在途中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建筑，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他很快辨认出这座隐秘的、叫作独乐寺的古建筑始建于辽代。然而，日本人的发现只能到此为止，因为没有中国典籍的帮助，他们根本无法看懂中国建筑的“文法”。

其实，日本人是拿到过《营造法式》的，而且是来自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典藏本，说不定比梁思成和林徽因手上的版本更好。但是日本人迷信田野调查，看不上这本小书，说它“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故有隔靴搔痒之憾”。

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则不同，他们自信地将先祖的典籍带入田野调查，依照先人智慧的指引，去理解和阐述中华民族自己的建筑文化。

所以，虽然关野贞抢了先手，但梁思成和林徽因反而赢得了更大的成果——这座辽代的建筑，几乎是完全采用《营造法式》定义的标准建造的，不管是建筑的整体构思，还是里面的各种部件，在《营造法式》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说明。捧着《营造法式》去考古，无异于拿着一本参考书去参加考试，而且书中满是标准答案！借此机会，梁林二人不仅几乎全面破解了这本“天书”，更真切地感受到祖先的智慧何等高明：“梁枋千百，其结构用材，则只六种，其标准化可谓已达极点。”

1932年6月，梁思成撰写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发表。关野贞的《蓟县独乐寺》直到2个月后才姗姗来迟，而且其研究水平较梁思成相差很远，不仅没有建筑设计的任何探究，作者甚至不能正确使用中国古代建筑的术语，只能生搬硬套日本的建筑词汇。

林徽因不无得意地写信给胡适说：“我们单等他（梁思成）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人好欺侮。”

但可惜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依然没能找到唐朝的木结构建筑。建造时间最早的独乐寺、应县木塔，都止步于辽宋时期。见此情景，日方又嚣张起来，意思不外乎中国早就没了唐朝建筑，要找唐制木结构建筑，还要看日本奈良。但是林徽因不死心，她不相信偌大的中国竟然连一件唐朝木结构的实物也没有。

在过去的7年间，她和梁思成总结出一条规律，越是环境险恶的地方，越是能发现惊喜。有些地方甚至臭气熏天，而且有“成千上万的跳蚤”。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阻挡人的脚步，让古建筑得以逃过后人的侵袭和破坏，遗迹反而被保护得更好。那么，是不是还应该再去环境更加恶劣、人际更加罕至的地方找找？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林徽因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写的《敦煌石窟》一书里，发现了两张唐朝壁画。这两张壁画描绘了唐朝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还贴心地标注了每座寺庙的名字。这里会不会有新的发现？在过去的几年里，夫妻二人已经品尝过太多次失望的苦涩了。他们一次次怀揣着希望去寻找那些古籍中记载的建筑，又一次次见到它们已经在漫长岁月中经历过太多次的重建、改建，甚至毁灭。他们绝望地想，这些壁画中的唐朝寺庙是不是真的已经荡然无存了？毕竟唐朝已经过去了1 000多年，1 000多年的天灾人祸、风霜雨雪、世事变迁，若一座木结构建筑能够从唐朝保存到现今，实在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即便不复存在或许也说得过去。

但是两人终究放不下。他们怀揣着一分侥幸：万一那里交通不便、人迹罕至、香火不盛，古建筑得以侥幸保存呢？

1937年6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行人乘火车到太原，之后坐汽车，到了半路改骑驮骡，前往五台山。山路太过险峻，连牲口也不肯向前，他们只好拉着骡子步行。这样走了两天，才到达位于五台县城东北约30千米的佛光寺。

那么，这座深藏不露的佛寺到底是不是寻找已久的唐朝木结构建筑？

当林徽因一行人吃力地推开巨大的殿门后，一组精美的群雕映入眼帘：“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佛的坐像，两边是普贤和文殊以及众多随侍的罗汉、胁侍菩萨，有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在诸神之中显得非常渺小和谦恭。”无论是从色彩还是造型上看，这“无疑是晚唐时期的作品”。如果塑像是唐朝的，那么“庇荫它的建筑必定也是原来的唐构”。

在梁上面和斗拱之间，他们还发现了壁画。这些壁画的风格和敦煌石窟壁画惊人地相似。“它除了唐朝之外不可能是其它时期的作品。”梁思成说，“尽管只是墙上一条，又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本土唯一现存的唐代壁画。”

这个发现让一行人非常兴奋。第二天，他们的任务是观察房屋结构，看能不能找到唐朝建筑的结构特征。这就需要他们爬上天花板，去查看天花板和屋顶中间的部分。他们很快就明白这座建筑为什么能保存这么久了，因为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它们簇拥在一起，“就像涂了厚厚的一层鱼子酱”。死掉的蝙蝠掉落在积攒了成百上千年的灰尘里，引来无数吃它们的臭虫。一行人戴着厚厚的口罩，忍受着黑暗、恶臭和臭虫的袭击，一连好几个小时，不停地测量、绘图，用闪光灯拍照。

当他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才发现背包里爬满了臭虫，他们自己也被咬得伤痕累累。但是，巨大的收获冲淡了一切苦厄。这座建筑无论是细部还是整体，都清晰无误地显示出晚唐时期的特征。其中一种屋顶架构使用双“主椽”，这种做法以往只能在唐朝绘画中见到，如今就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眼前这座建筑上。

现在他们可以确信：这真的就是一座唐朝建筑。现在仅剩的问题就是确定年份。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现场的文字。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文字呢？

转机发生在考察的第三天。天生远视眼的林徽因在巡视大殿时，突然发现大殿的梁下隐约有墨迹，好像是题字。这个发现让大家异常兴奋：还有比实际写在庙的梁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欢喜的东西吗？

正当大家忙着想办法搭脚手架，以便清洗梁柱，就近审视题字时，林徽因却努力地把头尽量往后仰，以便从各个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一番努力，她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林徽因如遭电击，她依稀记得，殿外石柱上好像也有类似的字句。于是她赶紧跑到殿外去辨别石柱上的字句，果然有一模一样的“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而且有确切的年份，“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这比以往发现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还要早127年。而大殿中那个“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

许多年以后，梁从诫依然能回忆起妈妈讲述这段经历时那神采飞扬的样子：

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他一千年！

在当天的日记中，梁思成兴奋地写道：“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一行人一直忙碌到7月15日，才意犹未尽地从佛光寺下山。临行前，他们还对坚守在这里的僧人说，明年他们还会再来，还会带着政府的资助前来修缮这座国之瑰宝。但是，当天傍晚的一份报纸兜头泼来一盆冷水——日寇已经发动了全面战争，而且已经爆发一个星期了。一行人只好辗转离开山西回到北京。林徽因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她和梁思成收集的最珍贵的建筑资料。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们俩把一些无法带走的原始资料、底片，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献，打包存到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保险库中，以免落入日本人手中。这一耽误，就到了9月。夫妻俩收到了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约他们参加一场会议。很显然，日本人看中了他们夫妻俩的威望，希望他们能带头出面当汉奸。

林徽因明白，留在北京，很有可能以身殉国或者当亡国奴。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抢在日本彻底锁死出路之前赶赴大后方。尽管医生一再告诫林徽因，因患肺病，她的身体受不了颠沛流离之苦，可林徽因已经下定决心出发：“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荒野中的大师

1937年9月，林徽因一家悄悄离开北京，经天津港乘船到青岛，再经过济南、郑州、汉口，到达长沙。林徽因回忆说，他们此行“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然而长沙没能给林徽因一家带来安宁，日本飞机像乌鸦一样在长沙上空盘旋，随时准备收割生命。在一次“跑警报”[3]中，一枚炸弹砸在一家人身边。林徽因和梁思成抱紧了孩子，绝望地对视一眼。所幸，那枚炸弹并没有爆炸。

长沙不能待了，一家人又跟着逃难的人群，赶赴更遥远的大后方昆明。对别人而言，这是一趟艰苦的逃难，但对于包括林徽因在内的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来说，这既是逃难之旅，也是一次难得的发现之旅。他们以往研究的目标都是历经几个世纪保存下来的标志性建筑，如帝王的宫殿、道教的道观、佛教的寺庙，从来没有关心过民间建筑。而从北京到昆明这两千多千米的路上，他们不时见到各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民居，这些民居又和当地住户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这些默默生存又默默忍受的人在适应当地的风貌与苦难中，显示了极高的生活智慧，并由此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民居。这让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大开眼界，也让他们成了逃难路上的一景——别人在逃难，他们在搞研究。

1939年秋，梁思成带队开始对云南、四川、陕西等36个县展开古建筑调查，林徽因此时身体已经太过虚弱，无法出门，只好留在家里整理资料，等待他们归来。然而日寇没打算放过他们。1940年，日寇飞机如附骨之疽般对昆明展开狂轰滥炸，中国营造学社只好再次搬迁。几经辗转后，他们最终落脚四川宜宾附近的一座小村庄——李庄。

在中国营造学社到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李庄是哪里。即便是梁思成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只能粗略地描述，李庄是在“长江上游一条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而随着众多学子的到来，这里热闹起来，从“三千六百人激增到一万五千人”。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只要写明“中国李庄”，就能顺利寄达。

但是李庄的安稳并没有改变环境的艰苦。当地潮湿多雨，老鼠、蚊子屡见不鲜，掀开床铺总能看到一窝臭虫像逃兵一样四散逃窜。重病的林徽因受到优待，分到了唯一一张行军床，其他人只能睡竹席。但是这对于林徽因的病情毫无帮助。镇上买不到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林徽因经常高烧不退。梁思成自学打针，不管是静脉注射还是肌肉注射，他都早已炉火纯青。林徽因也学会了针线活，硬撑着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她自嘲“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1939年，一个噩耗传来，几乎把两人击倒。天津发了大水，淹没了天津银行的地下保险库，他们保存在那里的珍贵资料全部被毁。听到消息后，两口子难过得抱头痛哭。天知道他们为了这些资料经历了多少艰辛，其中有些资料更是孤本，一旦毁失，就意味着不复存在。

擦干眼泪后，两口子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立即着手将留存在脑子里的资料整理出来，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中国建筑史》的编撰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虽说启动工作显得有点儿仓促，但是编撰这本《中国建筑史》绝非临时起意。还是在宾大上学的时候，一位教建筑史的教授问梁思成：你们中国的建筑独特鲜明，有什么关于中国建筑史方面的著作或者研究？这位教授讲授的是文艺复兴建筑史，是梁思成最喜欢的课程之一。但是面对这个问题，梁思成竟然张口结舌，一个字也答不上来。他似乎在那一刻才意识到，中国从来就没有一部建筑史，因为中国人从来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

从那时起，“为中国建筑修史”就成了两人一生奋斗的目标。两人原计划等战争结束，中国恢复和平后再动手，因为无论是林徽因还是梁思成，在眼下这个环境里都不适合从事繁重的工作。可两人还是决定立刻动手。他们不仅要复原那些资料，更要全面系统地整理战前的调查成果。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出英文版，要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对于文化而言，传承的最好方式不是关起门来传内不传外，而是大方地展示出来，越多人知道越好，越多人来学越好。

梁思成请来当地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书桌，摊开全部资料，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他被脊椎软骨硬化病折磨，不得不套着一件铁马甲才能工作。长时间的伏案工作让他的病情越发严重，以至于头都抬不起来，他就用一只小花瓶垫在下巴下面，撑起自己的头，“这样可以画得直一点”。林徽因的病情也越发严重，经常是正在工作，就突如其来地大口咳血。待到稍微舒缓一点儿，她就又躺回行军床上继续捧起各种典籍做笔记，为梁思成的文稿补充、修改、润色。

梁思成在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前言中说：“这部稿子是一部集体劳动的果实……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的校阅补充。”

这部著作不仅是林徽因的成功，也是梁思成的成功，更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们走遍了中国15个省、近200个县，实地勘测超过2 700个古代建筑遗迹，跨越了中国3 500多年的历史，所著是当时最全面、最权威的中国古代建筑的著作。此刻，距离伊东忠太的挑战已经过去了14年。中国人对他的挑战做出了最好的回应。

不是没有人迷惘过：做这些事，可以赶走日本人吗？可以让中国富强吗？没人知道，但是或许正像陈寅恪所说的那样：“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中，埋藏着这个古老民族历久弥新、长盛不衰的密码。

薪火相传

抗战结束后，林徽因回到了阔别已久、魂牵梦绕的北京。她希望在久违的和平之下振作有为，可惜长期的疾病毁掉了她的健康。在生命最后的10年里，她几乎是每日与病榻为伴。

1946年，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梁思成受聘担任系主任。他挽起袖子，立志要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建筑人才。然而刚上任不久，美国方面就发函邀请他去讲授中国传统建筑。这是一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建筑的绝好机会，梁思成不想错过，可是清华营建系初创，还有太多事情要做。正在梁思成左右为难之际，林徽因自告奋勇，以病弱之躯，几乎是躺在病床上担起了清华营建系的初创工作。

其实，林徽因的建筑教育之路很早就开始了。那还是在1928年，她和梁思成刚刚毕业不到一年，就受聘于东北大学，开创了建筑系。他们二人成了建筑系最早也是仅有的两位教授。年轻的林教授不喜欢拘束在讲台上照本宣科，她更喜欢把课堂搬到清昭陵去，搬到沈阳故宫去，以天地为课堂，以古建筑为教具，让学生们沉浸其中，真切地感受祖先对美的向往，对秩序的追求，对空间的理解，以及把它们凝结于建筑之上的极高智慧。

她像个卓越的导游一样，从沈阳故宫的大清门讲到八旗亭，又从八旗亭讲到八旗制度。她会讲解这些建筑的大与小、高与低、简与繁如何营造了丰富的变化，如何巧妙地凸显了主次，各个部分又是怎样实现了整体的和谐，怎样呼应了当时的八旗制度。即便过去许多年，学生们依然能回想起那位神采飞扬的年轻教授，用着何等生动幽默、爽朗犀利的话语，将他们带进了建筑艺术的大门。

那大概是林徽因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一年，她刚24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病痛尚未来纠缠，事业也正在起步，一切看上去都好像有着无限的可能。她为此倾注全力，经常辅导学生到深夜，全然忘却了自己的身体正日渐瘦削。

只可惜，还不到三年，他们就被日军的刺刀逼迫着离开了钟爱的东北大学，也离开了东北。林徽因再也没能回到讲坛。

尽管病弱的林徽因不能再登上讲坛，但是筹建中的清华营建系正是她圆梦的最好舞台。她如当年一样倾注全力，去帮助后来的学子们走进建筑艺术的大门。

“林徽因虽然经常卧病在床，却能运筹帷幄，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清华营建系创建者之一的吴良墉说。无论他提出什么难题，林徽因的脑子里似乎都装着现成的答案，随时可以说出来。教职员工没地方住了，学生上课需要石膏像了，缺教辅人员了，林徽因似乎总有办法妥善解决。

经过她的努力，营建系在短时间里已经拥有超过30名学生和十几位教师，成为清华大学学术气氛最活跃的系之一。然而在这两年间，林徽因始终没有出现在教师的名单中。换句话说，她一直是在无偿地付出，但她不在乎。她只是遗憾自己再也不能把学生带到清昭陵和沈阳故宫去上课了；再也不能到旷野亲自勘测古建筑了；再也不能自由奔走，去新建筑的建造现场了。但是，她依然可以在病榻上为建筑艺术的传承尽自己的力量，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年轻人，去完成自己未竟的梦想。

1949年，林徽因终于被清华建筑系聘为一级教授，再次开始了教授生涯。因为长期卧病在床，林徽因的授课总是以“家教”的形式完成的——众多学生围在她的床边，聆听她的教诲。她总是“以振奋的心情尽情地为学生讲解，古往今来，对比中外，谑语雄谈，敏思遐想，使初学者思想顿感开扩”。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授课，也经常会耗尽她的力气，当学生走后，她往往会“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

对于学生的请教，她总是尽可能地倾囊相授。“那时候，先生总是倚在床上教我，说起话来，喉咙胡噜胡噜地响，夹杂几声咳嗽。但话依旧说得又快又急，而且话一说开头，从来不限于我提出的问题，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滔滔不绝，我很难找到合适的空子抽身告辞。说得太多了，先生会累得喘息一会，半闭着眼睛，但右手还是举着，做出要留我的姿势，房间里没有别人，我又觉得不能回头说走就走。所以，每次请教，断断续续，时间都短不了。”林徽因的学生陈志华回忆道。

即便如此，林徽因还是总在遗憾，“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

尾声 墓碑

林徽因终究没能说完她想说的话。

1954年，林徽因被疾病彻底击倒了。她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整宿整宿地无法入睡。这年年底，林徽因被送入了协和医院。院方组织了最有经验、水平最高的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救治。但是一切都太晚了。林徽因的肺部已经大面积感染，再无回天之力。1955年4月1日凌晨6时20分，林徽因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悄然离开人世，终年51岁。

她甚至没有来得及和梁思成做最后的道别，最后说一声“保重”。

或许最为可惜、可悲、可叹的是，林徽因留给今天人们最鲜明的背影，不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而只是一个美丽的皮囊。人们提起林徽因时，第一反应还是和徐志摩那些不清不楚的八卦，而不是她对中国古典建筑的薪火传承。

人们用放大镜追踪她在几个男人间周旋的故事，却不在乎她走过多少险恶的古建筑遗迹。坊间流传着“太太的客厅”传闻，却少有人知道她极少待在“太太的客厅”，更多奔波在险山恶水、穷乡僻壤；人们热衷于她在名媛圈的排名，却少有人知道她是在病榻上完成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其实何止那些不明就里的外人，就连她的好友、自认懂她的金岳霖，给她题写的挽联也还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在他们的心目中，林徽因只是那个以诗才见长的才女。

只有与她携手一生的梁思成真正懂她。他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碑，碑文用的是中国营造学社特有的字体：

建筑师林徽因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