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16年6月24日的英国脱欧公投（Brexit referendum）已经成为历史。世界媒体对此举的报道和评论，铺天盖地。就主流意见而言，是不看好英国脱欧。英国自身在脱欧公投过程中的分野，演进为世界性不同思想、价值观和利益取向的碰撞。其中不难发现，传统政治、历史、经济、国际关系的观念和方法主导着舆论和人们对英国脱欧的背景、过程及其后果的解读。整个英国脱欧过程，突破传统理论、思维框架和逻辑。所以，需要引入复杂性科学概念和方法，帮助理解这一场没有剧本、没有导演和没有明星的历史大戏，并理出其中的头绪。在重大历史事件来临的时刻，借用哈耶克言，要避免“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
一、不可能穷尽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长久以来，人们习惯对重大事件进行“历史背景”梳理，企图找出“来龙去脉”，推导结论。这种方法越来越过时了。因为当代世界演变为复杂系统，不是走近，而是远离“井然有序”，呈失序的“混沌”状态，无一定轨迹可循。人们难以对背景进行简单归纳。
这次英国公投的“历史背景”，有直接和间接的，有经济和政治的，有国内和国际的，也有本身动力和外在压力的各个方面。既不可能穷尽其“历史背景”，也不可能找出诸多复杂因素间的相关性，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从而再得出结果。这种情况日益普遍。特别是对突发性历史事件，寻求对其“历史背景”的探讨，成为旷日持久的工作。最典型的案例是“9·11”事件。
二、“议题”超越“主义”英国是产生“理论”和“主义”的国家，也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并存的国家。英国的“保守党”（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就以“保守”命名。但是，自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1925—2013）时代之后，“主义”和各种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急速退潮。在此次公投中，只有“议题”，没有“主义”。这些议题是“消费者事务”“教育和研究”“农业和渔业”“移民”“主权和法律”“旅游和海外生活”“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成本”“能源和环境”“全球决策和国防”“政策和安全”“贸易和经济”“工作和收入”。
上述议题是复杂的、多样的、互相交织的，难以区分哪些更重要。长期以来，经济决定论根深蒂固。经济固然重要，但是，以为一切可以通过经济原因加以解释，那就错了。在此次公投中，不论选择脱欧（leave）还是留欧（remain），“主义”显得暗淡无光，更看不到所谓“左派”和“右派”的踪影。而社会面临的越来越多的“议题”，并不需要与任何“主义”挂钩，不同“主义”者常常给予相同答案。
三、内政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内政化英国作为国际化极强的发达国家，其内政和外交，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在英国，试图区分其国内事务与欧盟的联系，也是困难的。这次英国脱欧公投，开创了让民众对不可分割的内政和国际事务做出自己选择的先河。
英国从来是开放社会，脱欧并不意味着英国会走向孤立主义。牛津大学校长刘易斯·理查德森（Louise Mary Richardson,1958—）就英国脱欧给全体师生写信，显现了坚定不移的开放理念：“我们的大学在过去几百年中经历过比这更大的风浪。我坚信对教育和科研的承诺，会让我们出色的国际大家庭中的师生们团结起来，继续蓬勃发展，并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更坚强地崛起。”
四、社会结构呈现“非固化”趋势1845年，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版在莱比锡出版。如今，作为工业革命故乡的英国，恩格斯所描述的产业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基本不复存在。英国社会，绝非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所能解释。所谓“社会底层”，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在英国这样长期发达、福利制度健全的国家，就社会主体而言，并不存在传统意义的特定的“社会底层”。
近年来，全球弥漫反对和批判“民粹主义”（populism）的思潮。有一种观点是，“民粹主义”影响了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所以，人们需要对抗崛起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里隐含着一种荒谬的现象。那些抨击“民粹主义”，恐惧“民粹主义”胜利，为“精英主义”失败而惋惜的大多数，并不被他们所崇敬的“精英”阶层接受。
其实，“民粹主义”，比较准确的翻译是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公民主义等，其核心内涵是平民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理念。遗憾的是，“民粹主义”已经成了贬义词。事实上，“民粹主义”是以“精英主义”（elitism）的对立面出现的，它反对和否定“精英”执政和决策的合法性，挑战少数政治精英掌握政权、统治绝大多数群众的“不可逾越的社会学法则”。至少21世纪以来，精英形成的机制和精英政治的基础快速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认识“民粹主义”，需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脱欧是19世纪30年代宪章运动（Chartism）以来的对精英最大的不信任”，不无道理。今天英国社会的光谱，不再以阶级为基础，也不以阶层为基础，而是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所面临问题的不同组合，它与意识形态和政党选项分离，社会成员之间的分歧和分裂不再具有传统的固化特征。很难说，这不是一种进步。
五、代议制和政党政治在转型英国是实施现代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最早的国家。英国代议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3世纪，标志是英国议会的形成。英国政党政治则起源于1662年托利党（Tory Party）的诞生。托利党即保守党前身。但是，历经数百年，英国代议制面临直接民主的压力，与此同时，不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Labour Party）体制，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向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演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诉诸直接民主，于是公投就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
从公投的结果分析，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都没有发生显著和决定性的影响，保守党和工党内部各自形成了脱欧派（leavers）和留欧派（remainers）。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在野党的工党领袖柯宾（Jeremy Bernard Corbyn,1949—）和执政的保守党首相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1966—），竟然共同持有“留欧”立场。但是，如果因此得出民主制度陷入无解的危机，绝对是浅薄的。这样的事实恰恰证明，民主制度的“张力”是被低估的，它可以接受直接民主的冲击，也可以承受诸如“公投”的社会成本。
民主制度需要改革，需要在“试验和试错”（trial and error）中转型。暂且不论“公投”本身，英国这次脱欧“公投”很可能预示了这样一种未来：一方面，对于政治家之间理念的分歧，政党之间宗旨和路线的差别，议会的争吵和辩论，民众的关注度不可挽回地下降，甚至这些只有象征性影响；另一方面，民众对政治问题的判断和选择的自主性急速上升。民众对政治参与的新形式，以及对政策形成机制的不断创新，正在加速传统的代议制和政党政治的结构性转变。
六、传统政治家、政治家强人的时代悄然走向完结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举办了一个选举“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的投票活动，其中，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家有领导英国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领导英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以及约翰·以诺·鲍威尔（Enoch Powel,1912—1998）。没有列入其中的撒切尔夫人，无疑也应该是被历史记忆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以政治为职业，具有明确的理念、历史眼光、领袖魅力和政治运作手段，在政治上相当有建树，即使辞世多年，其影响力仍在。如今，产生这样政治家的政治生态已经不再。只有政客，再无政治家。
在英国此次公投过程中，不论是首相卡梅伦，还是在野党党魁柯宾，甚至伦敦前市长约翰逊（Alexander Boris de Pfeffel Johnson,1964—），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出色表现。特别是，卡梅伦在公投后致辞时饱含泪水，实在是没有大政治家风范。伦敦和莫斯科一样，不会相信眼泪。
如今，政治呈现娱乐化趋势，其神秘、权威、庄严、严肃的色彩正在淡化和褪去。与此同时，政治家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特殊阶层，正走向群体性没落。很可能在20—30年间，即一代人至两代人之后消亡。因为，不再需要政治家作为一种专业和职业。他们将如同昨天的接线员和打字员一样被无情淘汰和遗忘。
七、社群媒体的影响力方兴未艾在这次英国脱欧公投中，大众媒体竭尽全力，但是，相比社群媒体，其实质影响力式微。因为，社群媒体扁平化，无阶层，自行集结，有参与权利，并且能以多种不同形式呈现、普及，随时随地更新变化，实用程度高。
于是，以社群媒体为基础，民众不仅可以“自组织”（self organize），而且可以不断改变“自组织”，形成多元化和群体行为。其中，最为活跃的是生长于网络时代的青年，他们是绝对被影响，而又成为影响主体的一代。因为他们，社会的政治生态正在演变。
八、现存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模式面临突破21世纪以来，不断深化的全球化，遍布世界的区域整合和各种新型国际组织的产生，特别是恐怖主义蔓延和极端组织ISIS现象，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冲击了旨在平衡国家间利益冲突的传统外交模式，而且动摇了以“现实主义”（realism）、“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为基础的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至于一度很有影响力的“三个世界理论”（theory of the three worlds）和“南北对话”（North-South dialogue）经验，几乎被历史遗忘。
国际事务正在日益“多维化”，不仅涉及的问题不再单一，例如不存在单纯的货币政策，而且越来越多的双边国家关系牵扯到多边国家关系。政治家承诺的贬值成为普遍现象。所以，那种通过国与国上层政治家之间谈判、外交家运作、国际组织参与、签订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以求影响和改变国际关系的难度越来越大。不仅梅特涅时代、凡尔赛会议成为历史陈迹，冷战时期美苏元首的戴维营会议方式也彻底过时。G20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这样的国际组织形态对国际事务的实质影响力也不能高估。
此次英国脱欧公投，对国际关系影响甚大，同时造成和推进了以下历史拐点的到来：（1）英国自1707年建立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国家架构的拐点：强化了苏格兰和爱尔兰分离的合法性；（2）欧盟从扩张到收缩的拐点：欧盟彻底大陆化；（3）欧盟内部原有平衡的拐点：在英国脱欧之后，德国的权重相对上升，加强了德法轴心—欧洲一体化的支柱；（4）大西洋合作模式的拐点：与北美走近，英国因为地缘政治和历史原因，强化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的“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5）全球化的拐点：主流将是区域化重组。
九、英国的国际地位不会因为脱欧而有实质改变媒体大量报道脱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诸如欧美股重挫、风险资产下跌、英镑贬值。如果认为最糟的状况已经过去，似乎过于天真，但是，以为这样糟的情况会持续下去，英国因此沦为“店小二”式的“二流”国家，实在也是一种愚昧。英国的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并没有因为公投而发生实质性改变。
在当代世界，以GDP衡量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只是一种指标，一个国家在思想和精神上的贡献和创新更为重要。不要因为英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以及脱欧，而忽视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一直对世界潮流不可低估的影响。仅以英国20世纪大事件为例，它是金本位制度兴衰的关键国家，它直接影响了一战和二战的过程和结局，它提出和促进了冷战思维和冷战格局；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和里根主义（Reagan Doctrine）开启了20世纪自由主义、再私有化和全球化，伦敦在全球金融、外交和艺术领域，具有不可取代的国际地位，它维持持续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它奠定了中东、中亚和南亚三代人地缘政治格局；它对东南亚无形和顽强的影响，至少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缅甸是这样。
即使是此时此刻的英国，在若干领域仍处于领先地位。例如：（1）区域货币；（2）互联网金融；（3）社会资本；（4）社会企业；（5）转型运动（transition movement）；（6）后碳社会（post-carbon society）；（7）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前沿科学之一的“复杂性科学”，将其在自然科学界的功能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所以，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2018）曾说“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带给自然科学界变革的复杂科学，也开始进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英国国民，包括年轻人并不以自己国家昨天是“日不落帝国”而自豪，也不会因今天帝国辉煌不再而自卑。
十、历史趋势是没有终极赢家和输家的人们思考和讨论政治和国家事务，似乎必有“输赢”和“成败”的定式，而决定输赢和成败的关键是实力。于是，“博弈论”成为分析当代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和范式。问题是，在现今信息革命和大数据时代，外在的信息数量和速度逼迫博弈过程开放，导致原来游戏规则的约束条件发生动摇，使得“静态博弈”（static game）成为稀少情况。博弈当事人缺乏选择“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还是“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的主动性。也就是说，现代政治和国际关系正在超越“博弈论”“定式”，以输赢代表的功利主义不再那么重要。
这次英国脱欧公投，在英国国内，没有绝对的赢家和失败者，也没有产生英雄和悲剧人物；在英国之外，也难说哪些国家绝对受益，哪些国家注定吃亏。追求成为赢家，不愿意成为输家；崇尚胜利者，唏嘘悲剧人物，都已陈旧。在时空演变加速的今天，现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输赢，丧失了传统的意义和价值。悲剧和喜剧、失败和成功、成本和收益，实质的差异是非常微小的。
十一、结语因为英国脱欧，英文产生了一个新词：Brexit,2016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就是以这个词作为题目的。但是，不会因为有了Brexit这个新词，就可以对英国未来做出预测和结论。这次英国脱欧公投，证明了当代政治的“非线性动态”特征，曾经教化人们的经典政治美学概念，诸如“平衡”“连续性”“社会分工”“治理”“战略设计”，以及“科层决策”已经被“非均衡”“离散”“跨界”“自组织”“去中心”“大众参与”所冲击甚至替代，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按照英国相关法律，公投结果不具备法律的约束性，只具有参考价值。换句话说，英国议会不一定会选择让英国走上脱欧之路。所以，不要过早地以为可以看清和说清英国脱欧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至少现在看不清。
1976年，英国曾经发生过重大经济危机，当时执政的工党政府不得不向IMF求借39亿美元。当时被认为是英国衰败的划时代事件。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结论是错误的。今天的唱衰英国论，尚缺少足够根据。
今天，整个世界，不论已经选择了怎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都需要改革和转型，人类原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已经不够，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创新。理解今天的世界，需要胸怀和远见。英国在脱欧公投之后，同时存在着高兴和失落，满意和遗憾，兴奋和郁闷，希望和后悔，但是，英国社会并没有撕裂。如果英国这次脱欧转型顺利，有利于英国人民，也有利于欧洲和世界。此时此刻的英国，不管是脱欧还是留欧，足球照踢。2016年6月23日，公投前一天，2016年欧洲杯小组赛结束，进入淘汰赛阶段的16强全部产生，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支英国球队悉数顺利晋级。2016年6月28日，英格兰队和北爱尔兰队遭遇淘汰，威尔士队进入四分之一决赛。世界应该要为威尔士队喊一声“加油”！
[1].本文系作者于2016年7月4日为《经济观察报》撰写的文章。收入此书，作者做了个别文字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