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打从新马分家那一刻 —起，我们就沦为被切割在外、与腹地断了纽带的港城，注定只能借着与世界各地建立广泛联系才得以生存发展。正因为与世界相通，我们才能够借着二战之后席卷全球的快速增长势头取得繁荣。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的数据，新加坡今天的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6%,比邻国马来西亚（】67%)与印度尼西亚（47%)要高出许多，也超越了其他在现代化发展初期以外向型策略为导向的亚洲经济体，如台湾（135%)、韩国(107%)和泰国（138% h唯独香港（393%)在经济上的开放程度比得上新加坡，但也只有在把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往来也视为外贸，香港才能有相等的成绩。
正因为新加坡十分依赖这些环球联系，致使我们对世界其他角 落的任何风吹草动，或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事愈发敏感和显得脆弱。为了避免依附于任何一股单一的外在势力，我们只能尽可能多
地边押注、分散风险。但打个比方说，一旦经济放缓影响世界各主 要经济体，那就别指望新加坡还能全身而退。同样的道理，如果西方发达经济体每年取得2%至3%增长率，而中国增长达7%或8% ,新加坡的情况自然也不会太坏，平均可取得2%至4%增长。
万一东南亚局势动荡，我们也会跟着遭殃。跨国企业会唯恐整 个区域不稳定而撤资或延后注资。还好现阶段来说，这样的可能性不大。马来西亚看起来一切安稳，印度尼西亚也早已不再遵循苏加诺时代咄咄逼人的强硬路线，緬甸正在逐步开放，泰国从来就是一个自由市场。东南亚区域一片风平浪静，此番好景如果能持续，新加坡自会从中获益。
新加坡国内局势也得要持续平稳才行。如果走回上世纪50年 代的老路，华校生和工人静坐罢工，处处张挂着布条标语，反复彰显政治斗争意识和社会潜在矛盾，那外企该往哪里投资？外企怎么还会要到这里来？工业关系目前还算是平静的，一如过去几十个年头；这得归功于蒂凡那等第一代工会领袖的努力，他们不只为工友争取福利，更关注社会大众的福祉。那一代工会领袖总有办法低调而有效地化解纷争，不对国家大局或基本民众服务造成任何损害。对外企来说，工业关系稳定，绝对是吸引他们前来投资的主因之一。为了巩固劳资政三方体系，我们总会委任一位工会领袖入阁。而劳资政三方相互理解体谅的关系一旦动摇，新加坡的处境也必然岌岌可危。
最后，我们得时时保持竞争力，灵活且迅速地因应新的实际情 况。我不能断定二三十年后的新情况将是怎么样。但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奠下了很好的优势：劳动队伍受过良好教育并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华文为第二语文；法治制度完善，尊重知识产权；各个领域都随时准备引进最新科技；政府清廉且高度透明，并时时创造利于经商的环境。
遗憾的是，随着经济持续增长，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这并不 是新加坡独有的现象。如今身处全球化世界，竞争的结果只能是最底层的收入越压越低，而最顶层人才因为流动性高继续受全球竞相招揽，收入也更多。就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表现来说，确实比我们面对的批评好太多了。大家都为欧洲社会的福利制度津津乐道；那么究竟欧洲有哪一个城市能做到为全国超过八成的居民提供公共住房，而且绝大多数人又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为此而沾沾自喜。政府必须认真 处理收入差距的问题，否则新加坡难以上下一心。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做，才不会伤害整体的竞争力？
我反对过度干预自由市场作业，因为这么做会扭曲了自由市场 的潜在诱因与效率，一旦根深蒂固就难以还原。一个例子是，为最低工资设定底限。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让自由市场自行运作，达致最理想的经济产量，政府最后才介入，向富人征税，救济贫困者。新加坡在某个程度上是在这么做的。其实富人向来都在承担大部分税务，这包括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房地产税等，帮助提高国家税收，政府才能通过消费税回扣、水电费回扣、申购组屋津贴、就业入息补助金等各种各样的现有计划，实践财富再分配原则。不过，我们得谨慎行事，避免过度增税，否则有能力移民的富人将纷纷远走他乡。早一代的人早已根植新加坡，也许大多数人还是会愿意留下来。年轻有为的一群可不这么想，毕竟大同世界处处有机遇，移民的诱惑恐怕更难以抵挡。
也有人认为，外籍客工近十年来大量涌入，拉低了新加坡低技 能员工的工资水平，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不否认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然而，新加坡的现实情况是，如果我们不引进外劳，中小型企业迟早会垮；这些中小型企业占了国内生产总值近乎一半，同时为就业市场制造多达七成的工作，一旦垮台，对本地低薪工友的冲击肯定更大。当然，我们引进的外劳也确实达到了临界点，不只引起人民的不满，也找不到足够地方为外劳提供住宿。政府近年来的确幵始收紧外劳人数，但权衡的标准依然没变——过度收紧外劳政策必定会拖慢经济增长。个中微妙的平衡点，不一定能让民众所接受，毕竟讨好的措施总是比较受欢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府绝对有责任继续把关，确保经济能持续健康稳妥。
问：谈到经济发展，我们需要在策略上进行哪些调整？
答：可调整的策略包括加强国内消费。但新加坡人口那么 少，国内消费起不了太大作用。中国和印度都可以剌激国内消费。我们不可能。
问：接下来还可能有哪些领域是值得我们重点发展的？就好 比过去的生命科学领域。
答：也许吧。但必须对这个领域的发展潜能以及持续发展的 前景有相当的把握与信心，同时还得确保领域里有足够的人才。
问：生命科学领域的大跃进，也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了十 足信心和把握？
答：不，恐怕我们还只是走出了一小步而已。我们培训了更 多博士推展生命科学研究与开发，但要从建立研究实力到取得经济回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问：在提高生产力方面，我们还落在许多发达国家后头。以 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说，新加坡的生产力只达日本和美国的 55% 至 65%。
答：因为我们还有大量外来移民不会说英语，也难以顺利融 入劳动队伍。他们当中好些只是持工作准证，并不打算久留，花个几年时间把技能学上手了就离开。
问：谈到收入差距问题，尽管新加坡面对某些局限，我们能 不能做得更多，来提升底层工人的工资水平？
答：其实不平等现象之所以产生，也因为劳动队伍最底层有 大批中国和印度工人的供应来源，不是指这里，而是指中国和印度。所以，除非你有一技之长，否则这个差距只会让你更加处于劣势。可是你问问自己吧，如果政府大幅缩减外籍劳工，有多少中小型企业会遭殃？
问：可这不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吗？正因为聘 请外籍劳工如此方便低廉，中小型企业很自然地继续依赖外籍劳工。一旦来源收紧，公司就得被迫改变经营方式另寻出路。也许有些会撑不下去而倒闭，但为了迫使经济更能提高生产力，也许必须做出一些牺牲？
答：切断外籍劳工来源，中小型企业会崩溃。
问：那会是坏事吗？也许是一个必要的转型过程？
答：中小型企业如果崩溃，我们也会流失超过一半的国内生 产总值。
问：从某个角度看，政府不正在尝试这么做吗？政府正在设 法放缓外籍劳动队伍的增长。
答：是的。但那是因为人民对外籍劳工太多感到不自在。这 么做可不是为了经济〇如果从经济角度看，我们是应该继续引进外籍劳工的。
问：所以您认为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开始收紧外劳人 数，就必定意味着会流失一半的经济所得吗？
答：停止发放工作准证给现有外劳，的确会造成经济萎缩。 但我们其实只是维持现状，减缓新外劳进来的人数。不是完全制止。完全喊停的话，麻烦就来了。
问：我们的税率比起其他许多发达国家都来得低。应该进一 步提升吗？
答：增税幅度太大的话，会逼走很多最顶尖的人才。我们的 人才已经在不断流失了，许多学生到美国留学，学成后被大公司看上，从此就不回来了。中年以上的人会留下来，他们没有选择。可是中年以下的一群人有条件来去自如，他们会成批出走。新加坡少了最顶尖的人才，整个国家将不再一样。如果没有我们这一代人，新加坡不会有今天。是吴庆瑞、拉惹勒南和林金山，他们协助创建了这个地方。换作是今天，他们恐怕已经远走他乡到
美国微软就职，从此不再回来了。
问：但您和您那一代领袖在世界最好的大学学成后，不也决 定回到新加坡？怎么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就没可能也受到使命感召唤，选择回国服务？
答：我的那一代人……在英美完成学业后是不准留下来的。
问：您没想过要留在英国当律师吗？
答：不，我会讨不到生活。我没在英国执业过，是回来后才 在这里开始工作。
问：李显龙总理那一代人呢？我要说的是，回不回国，经济 机遇也许不是唯一考量？
答：当然不是。会让他们回国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父母。
问：那当然是主因。但是难道就没有爱国情怀吗？或者，要 回来为国奉献的某种使命感？
答：你在说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啊。整个天下是他们的 舞台。
问：也许新加坡在这个大舞台上始终占据了一个特别的位置？
答：不。过去的世界还未环球化。如今已经环球化了〇
问：您可留意到最近因林崇椰教授的言论而引发的一场讨 论？他主张展开另一次工资革命。
答：林崇椰是个学者，目的在于激发讨论。他可有具体计 划，说：“认真要做的话，要这么执行”？总理和部长都不把他的话当真。有个部长回应了他，他承认自己不过是把球踢出去等人来追，而不是自己带球直捣龙门。
问：他没法带球跑呀，他的位置做不到。
答：不是的。如果他有周详的计划，大可具体地列出：第一 步，第二步，第三、第四、第五步，攻破龙门。
问：随着我们渐渐转型为知识经济，可不可能因此而越来越 仰赖革新主意，以及像Fwitter和Facebook这类改变整个游戏规则的玩意儿？
答：不会的。要等多久才可能等到一个比尔•盖茨出现？新 加坡人口只有300万。中国有13亿人，但论创意还比不上美国人。印度也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自清教徒移民美国之后，美国就吸引了顶尖人才不断涌入，现在已是世界各地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