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全国大选那样的结果，迟早会发生的。人 民行动党（简称“行动党”）的全国平均得票率只达60. 1%,丢失6个议席，这是自1965年独立以来最糟的成绩。行动党在历届大选中几乎囊括所有议席的局面，终究无法长久持续。之前的一代人，在建国时代长大，体会了生活水准怎么从低点大幅跃升。渐渐地，提升的速度会放缓，能见度也不再那么显著。新一代选民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投下手中的一票时，凭借的是一套与父母辈或祖父母辈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权衡标准。当然，2011年5月大选也受到好些短期因素所困扰，让整个局面对行动党不利。例如，工人党领袖刘程强决定离开后港旧巢转战阿裕尼集选区，以及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引起民间不满。再怎么样都好，输掉一整个集选区①的结果，迟早都得面对。
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这得取决于行动党如何因应大环境的改变，选民又会怎么作抉择。万事难料，唯有一事我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我们如果对自己说：“没关系，就甘于当一个普通的城市吧，为什么非得要处处比其他城市或其他国家做得更好？”那么，我们将失去光芒，沦为一颗黯淡的小红点。如果新加坡真的走上这条路，我会为它感到十分惋惜。
①新加坡大选实行集选区制度，一个集选区由几个议席组成，各政党竞选这类多议 席集选区时，必须派出一组候选人团队参选，以团队论胜败。2011年之前，行动党也曾输过几个单选区议席，但从来不曾失掉一整个集选区。
我在2012年8月22日收到一张感谢卡，写卡人是个新加坡人， 名叫欧阳坚海（音）。看他那隽秀优雅的草书笔迹，想必至少是五十来岁的人。现在的年轻人多半会选择打字，即便是写，也无法写出一手漂亮的字。这位欧阳先生是这么写的：“您的伟大领导与卓绝贡献，让我们国家在这么多年里享有和平、快乐、进步、繁荣、团结、安全，我们一家也从中受惠，非常感谢！我们要由衷祝福您，尊敬的先生，祝您平安快乐、睿智常在、延年益寿，来年一切顺利！但愿我们亲爱的国家能继续幸福美满，继续受到护佑。上帝保佑您。”
我成段引述感谢卡上的留言，是为了突显新旧两代人在观念上 的落差是何等巨大，从早一辈人，包括这位写卡人、他的同辈、前辈，到把所有成就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年轻一代。欧阳先生这一代人，见证了新加坡怎么历经艰辛困苦，从动荡不安的60年代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繁荣兴盛有活力的国际大都会，足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创造待遇优厚的工作。许多年长一辈新加坡人的居住环境也从简陋的棚屋提升到高耸住屋，拥有一切舒适方便的现代设施，四周邻里安全稳妥。他们更能充分体会这个国家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又面对哪些脆弱性——我们是怎么努力才建立起今日成就，又必须怎么做才能继续取得成功。然而年轻选民的看法不一样。打从一生下来，他们身处的新加坡，就是一个已经在各个方面尽善尽美的国家，他们看到的体制，不断地在维持稳定、创造财富。年轻一代会问：“奇迹到底在哪里？”
行动党过去几十年来得以持续在大选中大获全胜或近乎横扫所 有国会议席，正因为年长一辈选民占了大多数。1959年至1990年我担任总理期间，随着经济惊人的发展，每个人也看到他所分享的成果，行动党因此在人民的拥护下一再地在大选中以压倒性胜利重新执政。1990年至2004年间吴作栋接任，情况也一样。但渐渐地，潮势逼近巅峰，要以让选民足以感受得到的方式超越巅峰，变得越来越困难。大多数年长的新加坡人还是愿意继续支持行动党，毕竟对早年的新加坡他们仍然记忆犹新，也能体会到即便有了成熟完善的经济体制，良好治国还是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但年轻人可不这么想，他们会以为今日的成就是稳固牢靠的。
选民结构改变的趋势，正毫不留情地冲击着我们。2001年，吴 作栋最后一次领军的大选，行动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总得票率75%，仅输掉两席。那届大选的选民当中，独立前的选民人数相对于独立后选民人数，比例是2比1。到了 2011年大选，这个比例倒了过来，51对49，以]965年后出世的选民居多。那届大选，行动党总得票率跌至60%，反对党赢得6个议席。
当然，也不应忽略了每届大选存在的直接因素。以上述两届大 选而言，这些直荦因素尤其重要。2001年，美国“9 • 11事件”刚爆发，环球氛围充满变数，这些都很可能促使选民选择政绩基础扎实的政党。到了 2011年，至少有两大因素对行动党不利。
一是工人党领袖刘程强推出了国际企业律师陈硕茂为候选人。 陈硕茂的履历条件非常亮眼，看起来是个人才。刘程强决定转战阿
裕尼集选区，与陈硕茂和党主席林瑞莲一起组团参选。他们传达给 选民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孤注一掷，把实力最强的候选人都齐集这里了，请让我们拿下一个集选区吧。”果然，他们赢了。
不过，结果陈硕茂并不如想象中出色。在国会里，他根据预先 写好的讲稿，还说得不错。但一旦进入后续辩论，他就阵脚大乱，似乎总在状况之外。要是他真的思路清晰，对辩论的课题有过透彻思考，那在国会上的这种表现，只能说明他把自己的实力隐藏得太好了。这么想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政治新闻专线记者以及坐在国会旁听席上的选民，相信也都有同感。这个人物亮出的漂亮履历让公众对他的期待很高，但也可能因此而失望更深。
另一个显著影响20U年大选结果的因素，是外来人口大量涌入 引发民怨。很遗憾，就这点，我们可作的选择其实很少。本地生育率未能达到人口替代水平，再不引进外来移民与外籍客工，这个国家就撑不下去了。政府放慢了引进外来人口的速度，减少人民的困扰。但不满情绪仍会继续存在一些时日；因为，哪怕公共交通业者再怎么增加巴士和地铁服务趟次，乘客还是得日复一日承受着挤车的痛苦，所以依然会日复一日地烦躁生气。
然而，要认真探讨大势所趋，就得先把这种种短期因素暂且搁 置。你得问问自己，下一届大选，或后一届大选，把这些短期因素全抽掉，情况会不会回复到2011年以前的旧常状态？我相信答案绝对是否定的。眼下的问题不是哪一位候选人或哪一个政策令人民不满，而是一些年轻选民渴望在政治上看到更多竞争。
今后事态会怎么发展，至少某种程度上将取决于人民行动党与 反对党有些什么作为。反对党能不能不负众望，达到自己非常努力建立起来的自我期许，当一个第一世界反对党？他们能不能说服足够的优秀人才，足以和行动党前座议员与内阁部长相提并论的人才加入反对党阵营？对这点，我实在很怀疑。很少有商界、学术界或专业领域人士会甘于在反对党议席待个三五任才组织政府的。想从政的话，最好加入行动党，毕竟这是个已有组织也已有政绩的政党。
行动党当然也不会静止不动。这个政党会继续为选民推出年 轻、可靠、认真的人才，向新一代选民伸出触角，争取信任。我们在2011年引进的好几位最优秀的候选人，之后都相继入阁。现任教育部长王瑞杰，是我历来的首席私人秘书之中最好的一位。只可惜他的个子不高，在群众大会上跟其他人不一样，但他的思辨能力是我合作过的公务员当中最强的。还有其他几位新候选人，如今也在内阁内，包括陈振声、陈川仁、黄循财。我们要对选民说的是：
“我们招揽的人才展现的是这等素质。我们可不想坐以待毙。”可是 反对党能培养出与行动党年轻一代部长并驾齐驱的人才吗？更别说像总理李显龙或副总理张志贤与尚达曼这等人才了。
尽管如此，即便行动党再怎么认真努力，年轻的新加坡人最终 要的可能还不只是政治上的竞争，而是全面的两党制。他们自有选择的权利。毕竟每一代新加坡人都有权自行决定他们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但我希望年轻人不要轻率地做决定，而是考虑后果、权衡得失。因为后果终究得由他们自己承担，不是我，或者我的那一代人。到后果浮现的时候，我们早已经不在了。
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落实，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 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如果你才干超群、事业有成，何必为了参选而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只赌上自己的利益，还会牵连家人。你也许宁可置身事外不趟这趟浑水，继续过着好日子。
要在每一届大选中说服最优秀和最有承担的人挺身而出参选， 是艰巨的任务。因为国家前景一片大好，实在没几个人愿意牺牲美好事业前途转而从政。今后如果演变为两党制，这项挑战该会有多么困难！这不只意味着我们的甲队将一分为二，或者一半时间由甲队执政，另一半时间换乙队执政。不只这样。情况也许比这两种局面还要更糟，那就是，甲队，可能连乙队也如此，对政治避之不及，宁可专注于其他领域。如此一来，执政的就只能是丙、丁、戊队了。
打个比方说，如果当年林金山能不能当选还是个很大的未知 数，我会更难以说服他从政。如果当年的情势是难以预测的，随时可能逆转的，任何人的正常反应都会是，你找别人去吧。但我们把他放到一个有必胜把握的选区竞选。如果林金山当年拒绝从政，对新加坡来说会是个多么大的损失！是他一手创建了建屋发展局；没有了这个主管公共住屋的官方机构，新加坡今天会是完全两样。倘若新加坡允许平庸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必定往下沉，沦为一个再平庸不过的城市。
如果你看其他全面实行两党制的国家，你将得出同样的结论。 比如英国，只要看看牛津和剑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名单，研究这些人从事的行业，从政的没几个，你会发现他们大多都进了银行界、金融界和专业领域；而国会里的前座议员往往都不是最杰出的人才，更非最优秀的律师或医生。美国也如此。当上《财富》杂志500强的总裁，日子肯定比从政更好过，渴望当总裁的青年才俊自然远比希望当美国总统的人来得多。但与英美这些国家相比，新加坡的差别是：英美等国即使只能有个平庸的政府，国家一样可以
继续发展；但新加坡做不到。这是一个弹丸小国，没有任何资源， 从历史角度来看，它处在一个多变的地区。这片土地，需要的是一支超凡的领导团队。
很遗憾，即便一切维持现状，部长减薪已足以使我们越来越难 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从政。讨论部长减薪时，如果我还是内阁部长，一定会坚决反对。但年轻一代的部长决定顺应民意。诚然，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新加坡这样付给部长如此高薪，但世界上确实也没其他岛屿能像新加坡如此发达^—闪亮、整洁、安全、没有贪污、犯罪率低。人们夜里可以在街上散步或慢跑，妇女不会遇袭，警方绝不受贿，意图行贿的人会被严惩。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凭借一套需要高薪受雇的部长才有办法构建而成的生态系统。
每一次减薪，部长因为放弃其专业或银行事业而做出的牺牲就 更大。一些人最终会对自己说：“我不介意做个半任，两年半，就当是国民服役吧。但再久一点，谢谢，我可不干。”最终后果是，政府将形同旋转门，既缺乏对事物课题的深入了解，又找不到从长远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动力。
100年以后，新加坡还会存在吗？我实在不敢说。美国、中 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在百年后都还会存在。但新加坡独立建国不过是近年的事。早一代的新加坡人从无到有、建立了新加坡。我们那一代人真的做得很好。当年我领导这个国家，是穷尽一切努力来巩固每一分成就。吴作栋也是。现在，在李显龙和他的团队领导下，这个国家会在未来至少10年到15年内继续繁荣兴盛。但之后，国家要往哪个方向走，将取决于新加坡年轻一代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无论选择是什么，我敢肯定的是，新加坡一旦选出一个愚蠢的政府，我们就全完了。国家将会沉沦，化为乌有。
问：2011年大选后，政府是不是越来越往民粹路线靠拢？
答：不，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们输掉了一个集选区，失去6 个国会议席。算不上一场大灾难。
问：您说行动党引进优秀的候选人如王瑞杰，这些人才也都 入了阁。但年轻一代似乎只希望国会里有更多反对党议员，不管素质好不好……
答：我无从预测也无意否定他们最终所作的选择。
问：但这个趋势会不会令您操心？
答：不，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已经89岁了，还会去担心世 界末日是否到来吗？我构建了一个清廉开放、任人唯贤和开放的体制，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问：但您相信如果年轻一代选择两党制，新加坡就必定会从 此平庸？
答：必定会如此。而正如我说过的，如果年轻一代人都认为 新加坡可以只甘于当个普通的城市、平凡的国家，这个结果必然会出现。
问：行动党可能在这种情况发生前就失去执政地位吗？
答：我不敢肯定行动党会在三、四或五届大选后依然执政。
问：如果行动党作出改变，回应人民的要求呢？
答：不。不如你来说说看行动党应该怎么改变，人民的要求 又是什么。
问：比如说，许多人认同行动党的核心价值观，但希望看到 更多从“心”出发的关怀。
答：从“心”出发？说得具体一点。
问：一，部长别总是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二，拨出更多款 项缓解社会问题，不过这当然得牵涉整个财务原则。这就是人民普遍的两大期许。
答：你说“居高临下”，是什么意思？
问：避免高高在上训斥说教的姿态。也许在制定政策时多一 些协商过程。
答：这正是张志贤与尚达曼的作风啊。
问：大选前后，舆论都在议论着行动党应该怎么转型。
答：没有啊，谁在议论？
冋：杨荣文是其中一个。
答：不，不是的。杨荣文败选了。而每一次败选过后都必定 会有一番彻底的检讨和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得改变一些基本价值观与基本方针。
问：就部长薪金课题，在您看来，政府是不是太过迁就民间 情绪了？
答：不是。我并没说他们迁就民间情绪。他们只是设法回应 人民情绪上的转变。
问：但在您看来，这么做是得付出代价的。
答：绝对是。
问：可是，即使在部长薪金偏高的时候，行动党议员也多是 从公共部门招揽，而非来自私人企业。
答：不是的。我拉了林金山，还有其他一些人。
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当年的部长薪金并没有今天这 么尚〇
T 答：不，你不能这么说，薪酬是重要的。当年如果牺牲太 大，他做了 一任后就会选择不干。但他坚持了下来，创建了建屋发展局，让每个人现在都拥有房子。他做满一任后觉得还是值得留下来。
问：对于新加坡，您最担心什么？
答：我没什么好担心的。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找到了接班 人，把棒子交给下一代。我的任务到此为止。我没法永远活得像个四五十岁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问：看着新加坡未来的走向，会不会让您有时候觉得难过？
答：告诉你我的真实感受吧。对于以后会发生的事，我早已 认了。没什么好难过的。完全看现在成长的一代人，他们会怎么做。他们是不是还跟父母的那一代人有着同一套价值观？
问：我们是否可能达到一个平衡点.，既不是像过去行动党的 一党专政，也不全然是个两党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也许，反对党三分之一，执政党三分之二......
答：你认为有这个可能吗？假如你有三个孩子，你能够说服 其中两个投票支持行动党，而第三个把票投给反对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