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付梓時，馬英九總統的八年任期還沒有走完。功過得失自然不宜先下定論。在將來更多的研究成果呈現之前，謹試素描現階段的兩岸關係面貌，並略做前瞻。[1]
馬政府任內的兩岸關係大致有以下五個特色：第一，如果借用本書表12-1的箭頭來看，兩岸關係的五個面向（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全部變軟。但幾個面向軟化的程度並不相同。經濟文化交流的提升幅度前所未見，遠遠超過台灣與包括美日在內的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政治關係的升溫也很明顯，但熱度不如經濟文化關係。至於軍事關係則進展最有限，大概只能用「止跌」兩字來形容。而「國際空間」的進步，不論雙邊或多邊關係，雖都比軍事關係好很多，但仍有相當大的侷限。
第二，就是讓戰爭遠離而和平開花。幾十年來武裝衝突的陰影一直籠罩在台海的上空，揮之不去，甚至好幾次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現階段兩岸的「和平紅利」不但是馬政府的驕傲政績，也是胡錦濤任內的亮點，更是各國稱許的「化干戈為玉帛」的案例。放在東亞處處波濤洶湧的大環境來看，台灣海峽的寧靜無波尤其難得。這就是台灣民眾始終把「兩岸關係」評價為馬政府最佳政績的原因。不僅如此，美中兩強在東亞各地角力的同時，卻同心呵護台海的和平與安定。
第三是讓兩岸的社會與民眾全面連結。自一八九五年清廷割讓台灣迄今的一百二十年間，兩岸只有短短四年並不算愉快的「統一」時間。其他一百多年不僅兩地分隔，還有早年海上交通的險阻，以及後來的軍事熱戰及政治冷戰。因此兩岸人民之間的情感難免疏離，甚至因為彼此曾經長期流血敵對而劃出好些歷史創傷。馬政府不僅恢復和平與安全，又完成海空直航，使兩岸民眾得以突破歷史與地理的禁忌而便捷往來，並開啟療傷止痛的過程，在兩岸關係史上絕對是件大事。
第四，馬政府的第一任大致延續了過去李陳兩位總統執政時期的一個罕見特色，那就是「一條尾巴搖兩條狗」。歷經陳前總統八年的折騰，中國大陸及美國在馬時期終於鬆了一大口氣，所以樂於配合馬的和解作為，甚至願意付出超過馬的對價，來維護這個得來不易的「歷史契機」。因此我們看到馬任內提出的「九二共識」、「不統、不獨、不武」、「先經後政、先易後難」、「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外交休兵」等政策主張，全都得到北京的公開呼應或默認，也得到華府多次公開的肯定與鼓勵。在經濟類議題的談判中，北京片面讓利更是眾所皆知的事實。馬的第一任可說延續了二十年「尾巴搖狗」的「傳統」。
第五，馬總統的第二任出現了兩個重大變化。一是他的聲望在連任後很快由勝選的五一％選票直直落到二○％上下。原本因為敗選而可能修正其大陸政策的民進黨因此喪失了修正的誘因，轉而集中火力杯葛馬政府的各項施政。馬總統與立法院王院長的長期不和檯面化後，國民黨的內聚力更加弱化。等反中趨獨的太陽花學運爆發後，馬政府更無力推動卡在立法院的兩岸法案。兩岸關係除了表面的往來（包括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及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的互訪），其他作為幾乎都寸步難行。
台灣內部的驟變連帶衝擊了兩岸和解的政治基礎，是為第二個變化。在馬就任前，台灣的藍營主「和」，綠營主「鬥」，可說涇渭分明。馬上任後，民進黨的思想與政策持續以「鬥」為主軸，處處逢中必反，時時寧硬毋軟。黨內「和」的聲音明顯居於少數。馬政府與國民黨方面則一面推動「和」的政策，一面卻始終沒有建立「和」的論述。它長期自限於「經貿為主軸」及「先經後政」的思維，只談兩岸經濟利益，不談兩岸和解所帶來的政治紅利。因此大部分民眾只知斤斤計較終究只有少數人獲利的經濟「讓利」，卻忘了可以讓大多數人受益的安全紅利及重大的國際紅利。這些紅利不僅沒有傷害「主權」，反而有效提升了台灣的國際地位與價值，間接也有助於經濟成長。此外，過去「機會極大化、威脅極小化」的論述，在馬第二任好像愈來愈傾向「機會極小化、威脅極大化」。過去長期強調的「雙贏」思維到了馬的第二任，不論是論述或操作，似乎愈來愈近似「一廂情願」。既然一黨主「鬥」、另一黨又形「和」實「拖」，並任由原本主「和」的力量渙散而不去凝聚，那麼「和」的政策逐漸流失它原有的思想基礎及政治實力，最後幾近完全失去前進的動力，當然就絲毫不令人意外了。
雪上加霜的是，中共對「台獨」及「獨台」的過度而且不分輕重虛實的恐懼，蒙蔽了它對中華民國長期現實存在的認知。如今「中華民國」已是分裂的台灣在與中國大陸交往時勉強可能擠出的最大公約數。如果連「中華民國」都沒有空間，難怪兩岸政治關係難以前進，而北京期待甚殷的政治談判在台灣內部連第一步都走不出。
至於未來幾年的兩岸關係，大致應該不出上述「鬥」、「拖」「和」等三個方向。背後決定的應該也一如既往是台灣、大陸、國際等三大因素。但三因素比重會大異於以往。過去「尾巴搖狗」的台灣將陷於被動，淪為次要；過去被動配合或抵制的中國大陸將重掌主動，成為最重要的推力；而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則是基本旁觀、偶爾出手。
大陸因素的轉變有幾個主要成因。第一，十八大以後的中共領導層出現了全新的面貌。新的總書記習近平執政至今，在權力布局、機構改革、肅貪「打老虎」或對外關係上，都展現更明快、更主動、更自信的作風；對台政策也不例外。
第二，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已經毫無疑義。它的整體經濟實力已經穩占全球第二，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大多數國家（包括所有東亞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軍事上已與第一島鏈的國家多次出現摩擦；外交上雖仍低調，但接觸的點線面都在擴大。在這種情況下，北京自然不會願意再被台北隨意牽著走。
第三，在大陸眼中，台灣在民族主義及戰略上的雙重價值都得到強化。既然習近平以「中國夢」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為號召人心的最新基調，台灣自然首當其衝。最近東亞領土爭議不斷，而台灣恰好右貼東海，左鄰南海，戰略要衝的關鍵性不言可喻。而習身為黨內高層公認的「台灣通」，在台灣問題上更有不能輸的心理壓力。
前述的新領導、國力、思想會使北京在對台政策上既能大開，也能大闔，既能更軟，也能更硬。過去不敢給的，可能會給；不敢拿的，可能會拿。台灣將來可以發揮影響力的是促使它往軟或硬的方向發展。至於在哪個面向上更軟或更硬、軟硬到什麼程度，恐怕多半操之在北京了。
相對於大陸因素的上升，台灣主導自己大環境的能力卻在日益流失。自二○○○年起長達十幾年的台灣經濟頹勢在馬政府六年內並沒有明顯好轉。台灣也不可能與大陸從事軍備競賽，或在未來幾年扭轉現今兩岸軍力的不利對比。
如果經濟停滯的部分成因操之在人，那麼操之在我的台灣內部政治更是導致台灣向下沉淪的最大因素。台灣二十年的民主化明顯走到民粹的極端，以致治理國家的所有公權力，不論總統、政務官、事務官、立法院、朝野政黨、媒體，甚至司法部門，都失去社會的信任與尊敬。相對的，他們服務公共利益的熱忱與能力也逐漸下降。最嚴重的是台灣社會的一分為二，藍綠相視如寇讎。兩大政黨內部也人心各異，紛擾不斷。結果面對崛起的中國大陸，台灣既不能「鬥」，也不能「和」，只有「拖以待變」。
把未來的大陸因素及台灣因素放在一起看，我們明顯看到兩個相互矛盾而且不可逆轉的趨勢。其一就是雙方實力對比愈來愈有利於中國大陸，也有利於統一。其二就是台灣內部愈來愈向「台灣認同」傾斜，也有利於獨立。
兩趨勢中的前者可能讓北京決策者更有信心及耐心來處理對台關係；追求兩岸統一的緊迫感也會較低。但後者卻可能讓大陸感到困惑，甚至不耐，不願長期等待。這兩個矛盾趨勢在未來幾年很可能會相互拉扯，愈繃愈緊，一旦彼此刺激，結果殊難預料。本文收筆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關於「台獨」以及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關於「一國兩制」的講話，顯示「獨」「統」之情緒已經開始相互激盪，並已上升到黨政高層之言論層次。[2]香港「占中」事件的爆發也必然加深兩岸之間的疑慮。短期內兩岸應該慎防「誤判」與「意外」，並在雙方基本善意猶存的情況下，儘早建立相關溝通及處理機制，以免擦槍走火時難以收拾。
長期來看，實力趨勢的影響力應該遠大於認同趨勢，因為它能直接衝擊台灣的經濟、安全、兩岸關係、國際空間，甚至國內政治。但認同趨勢主要只能影響台灣的國內政治（尤其是選舉）；對經濟、安全、國際空間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即使它對兩岸關係本身的衝擊也屬間接，而不是直接。對北京，它還要透過北京對它的悲觀或不悲觀解釋才有政策影響力。在台北，「台灣認同」不必然等同「台灣獨立」，也可能支持「維持現狀」。因此認同趨勢在台海兩岸都會被折射。
至於未來國際因素的分量顯然不如大陸因素。論實力，美國在可見的未來仍將是世界唯一超強，而新的「再平衡」政策也確實強化了美國在這地區的角色。但備多力分的超強能夠真正投注在東亞的心力終究有限。更重要的，美中雖然正在東亞甚至全球進行競爭性布局，企圖借力使力，隔山打牛，但雙方都瞭解彼此關係已是「重大到不能失敗」（too big to fail）。所以在直接的雙邊關係上都以「不對抗、不衝突」做為基本行為準則。既如此，當然不會希望在超級敏感的台海地區發生衝突。如再考慮中共的意志力以及台灣對中國大陸的雙重價值，美國將更不願意為了台灣而與中共攤牌。這就等於給台灣劃下一道比陳前總統時期更深、更清楚的紅線。
所以美國及其他東亞國家應該不會主動地個別或集體介入以改變台海現狀。如果台灣想片面改變「不獨」的現狀，就會發現比以前更難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或同情。如果中國大陸想片面以武力改變「不統」的現狀，美國與東亞國家的反應也一定相當負面，中共勢必付出重大的經濟及外交代價，不利於北京建構長期的睦鄰環境。所以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不只是「雙贏」，還是「三贏」的保證。
「三大（美中日）之間難為小」的台灣必須理性（而非感性）務實（而非衝動）地面對當前複雜多變的東亞及兩岸環境，才能設法趨吉避凶，並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前途。考量以上三大因素，筆者認為，「鬥」可能滿足部分情感需要，但卻只會讓台灣陷入更大的內外絕境，完全不可取。如果台灣分裂依舊，「拖以待變」也只是暫時的麻醉劑，讓人不看不聽也不思考惡化中的形勢，更加削弱台灣長遠的談判實力，對台灣只會更不利，而不是更有利。
較可行的途徑似乎是「和以制變」。這是為了找到一個讓兩岸都可以雙贏、讓關係能夠穩定的安排，絕對不是投降，而且國際社會也會給予更多肯定。如何「和」？除了民眾要有「和」的認識以外，筆者曾經一再指出，台灣政黨必須三步走，首先形成每個政黨的「黨內共識」；再跨政黨營造「台灣共識」；最後與大陸協商，尋求在政治定位、國際空間、與軍事互信等敏感議題上的「兩岸共識」。這樣做較費事，需要政治人物的決心，但卻最可能維持兩岸關係的中長期穩定。[3]
長遠以觀，兩岸關係最終的解決之鑰仍在「制度」與「情感」。兩者都需要時間。馬政府這幾年讓兩岸關係開啟了和平新頁，但鑑於過去這個關係曾經一再翻轉，甚至幾度瀕臨危險邊緣，我們在稍感安慰之餘，仍需保持一定程度的戒慎恐懼，並期許雙方主政者繼續用智慧與耐心來處理這個攸關台灣大多數民眾的生命與生活，以及中華民族命脈的兩岸關係。
另請參閱蘇起，「馬政府時期兩岸關係的概況與展望」，蘇起、童振源主編，《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台北：五南，二○一三），頁三〜二十五。⤴ 王曉玟，「釋放自我，蔡英文的變與不變」，《天下雜誌》，二○一四年七月九日，頁六四〜六五。舒子榕，「蔡：堅持獨立自主 已成天然成分」，《中國時報》，二○一四年七月二十日，第二版。「習近平總書記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新華網》，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6/c_1112641354.htm。⤴ 關於「三步走」，請參見第五章注48。關於「台灣共識」，筆者於二○一○年十二月即提出此概念，呼籲朝野協商，請見Ko Shu-ling, "Su Chi Urges DPP to Talk with KMT," Taipei Times, Dec. 7, 2010, p. 3。二○一一年七月再提出「台灣共識」做為三步中的第二步，請見：蘇起，〈兩岸關係的新階段〉，《聯合報》，二○一一年七月三日，Ａ４版。不約而同的，蘇貞昌與蔡英文亦分別於二○一一年二月與八月提出「台灣共識」概念。請見：李欣芳、陳璟民，〈台灣共識，蘇兩點堅守兩岸底線〉，《自由時報》，二○一一年二月十六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feb/16/today-p1.htm>；李欣芳、吳政庭，〈蔡：無九二共識，推台灣共識〉，自由時報，二○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aug/24/today-t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