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早期的首领开始处于危险之中

AN EARLY HEAD START JEOPARD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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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首领开始处于危险之中

一整晚的劳动，没想到最后却是一个女儿。（西班牙语）

姐姐说：“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失去，因为我们全都记得……让他们拥有那一小部分。我们不是依旧神圣吗？我们还有子宫，不是吗？”妹妹同意她所说的。[乌兰巴（Wulamba）起源神话]

生命的混乱中包含了复杂矛盾的“我们—他们”的各种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同之处比相似之处得到更多的强调。不同之处在于社会性别、语言、文化、肤色、阶级、宗教等。让我们专注于社会性别的不同：年轻女孩和男孩们已经在互相比较着他们的不同，有时互相嫉妒。又或者，他们疑惑为什么他们无法既有阴茎又有子宫。弗洛伊德使阴茎嫉妒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而子宫嫉妒也在一遍又一遍地上演。(176)

噢不……一个女孩

来自新几内亚的图案直白地表达了人们想要男性后代的愿望，反映了广泛传播的传统观念：男婴比女婴更受欢迎。这一观念可能和父权制度一样古老。(177)大约4000年前，这一观念就已经很流行了。保存在美索不达米亚黏土板上的楔形文字中的所谓吉兆和凶兆，都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一个女人的鼻子生得对称，（她会生）儿子。

如果一个男人在休耕的土地上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她会生出一个女儿；如果他们在田地或花园（耕种好的土地上）发生关系，那么她会生出一个儿子。(178)

由于多种原因，人们迎接儿子的出生时往往比迎接女儿时明显带着更多的热情。对某一特定性别的孩子的偏爱不仅和社会结构与收入来源的传统路径有关，也和自然而然地把男人置于比女人更高的地位的顽固观念（无论是否因宗教引发）有关。在很多文化中，这种对儿子的喜欢千百年来代代相传，以至于至今全球仍有很多母亲因生出男孩而在社会上获得可能得到的最高声望。女人自己无疑也赞同这种偏爱，被这种想要儿子的心理洗脑，认为自己必须生儿子。很多谚语高声表达和确认了这种观念，例如在欧洲：

身后留下一个男孩的男人，不会真的死去。（丹麦语）

儿子多，上帝赐福多；女儿多，灾难多。（德语）

当一个女孩出生时，连屋顶都哭了。（保加利亚语）

当一个妻子生了一个男孩，连房子的四壁都感到快乐。[亚美尼亚语（Armenian）]

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也被告知要在女儿的摇篮边哭泣，为儿子的出生欢呼。一个女儿的无益被从多方面衡量：她“是一个丢失的孩子”[孟加拉语（Bengali）]，“是一个灾难”（汉语），“不是谁的亲戚”[芒戈语（Mongo）]，“是烟灰”（阿拉伯语），等等。(179)下面的说法至今依然在阿拉伯世界流行：

当一个女儿出生，门槛哭泣四十天。

每一个女儿都是一堆麻烦。

让我们向先知祈祷，直到男孩们到来。

虽然根据《古兰经》，男人和女人都对生命的出现做出了贡献，但只有真主给予生命以呼吸。如我们所见，中世纪穆斯林神学家和医生倾向于将母亲表述为被动的伴侣，拥有特权的男性的种子被种在她体内。波斯穆斯林学者、在西方被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的伊本·西纳（Ibn Sina，980—1037）比较了男性和女性的外阴，总结说“一套是完整而向外伸展的，另一套是不完整而隐藏于内的，就好像是一个翻转的男性器官”(180)。在很多传统中，父亲们依然觉得，生出一个女孩是让自己在社区其他男人面前丢脸的事。

在亚洲，女婴也经常被以极其负面的方式进行评价：

宁可是一个驼背的儿子，也不要十八个金子一样的女儿。

一个傻儿子也要比一个灵巧的女儿强。

生儿子是上天赐福，生女儿则是灾难。

或者像在印度：

美德就是一个女孩悄无声息地受苦并死去。（孟加拉语）

撒谎的人会生出女儿。（泰卢固语）

当一个女儿出生，不要管她，她会像一株仙人掌一样自己生长；当生了一个儿子，好好照顾他，就像对待一株玫瑰那样。（拉贾斯坦语）

最后一则谚语反映的心理不仅在拉贾斯坦很常见，在印度其他地区也一样，尤其是在很多人几乎或完全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以父权文化为主导的保守的北方。

当代生育统计数据反映了有关女儿的持续负面观念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印度根深蒂固的偏爱儿子胜过女儿的观念不仅导致了选择性堕胎，而且造成了女童更高的死亡率。在2000—2005年间，印度每年有169，002至193，000个不到五岁的女孩死亡。据研究，印度五岁以下女童的死亡中约22%源于疏忽，可归因于性别歧视。五岁前死亡的女孩比男孩多40%多，因为她们没有得到医疗护理或食物。某些情况下，这种高死亡率达到每1000名女孩中大约有30名死亡，正如《柳叶刀·全球健康》（The Lancet Global Health）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的那样：

在印度，性别偏见在死亡率方面造成的引人注目的影响，突出了对更为积极主动地介入出生后的性别歧视问题的需要和对北方地区的聚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和那些受严重倾斜的性别比影响最大的地区不同。(181)

在大多数亚洲大国，男女比例被严重破坏：在印度，每出生1000个男孩对应大约出生930个女孩；在某些地区，女孩大概要再少100个。对男孩的喜爱往往太过，以至于有的女孩甚至无法得到开始人生的机会。

自从孕期超声波检查被发明以来，堕胎数字持续上涨。农村地区闷死刚出生女婴的做法——接生婆甚至可以因此收取一点额外的报酬——非常普遍。其他的方法还有：捏断新生女婴的脖子，溺死或毒死她（帮助男孩出生会得到双倍报酬）。幸运的是，现在这种做法已经少了很多。在近年一部信息量丰富的纪录片《是个女孩》（It’s a Girl）中，印度某些邦的接生婆公开在采访中承认，她们收钱杀死了差不多一半经由她们的帮助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女婴。(182)

在印度，每年有一百多万为性别选择而进行的堕胎。这种传统的对儿子的偏爱伴随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增多的、对孕期超声波检查的大规模使用——为了早早发现胎儿是男孩还是女孩。这导致了整个亚洲严重的性别失衡——女性不足。这一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势是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发表于《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0年）的一篇题为“一亿多女人失踪了”（More Tan 100 Million Women Are Missing）的论文中首次提出的。与此同时，联合国研究者估算，已有超过两亿女人“消失”——因为选择性堕胎、杀婴、营养不良和童年时疏于照料。

如今，印度已经通过了法律，禁止以选择性别为目的的堕胎和杀婴。《禁止嫁妆法》（Te Dowry Prohibition Act）可以追溯到1961年，旨在减少“给未来丈夫嫁妆”的旧风俗导致的杀死女儿的事件。但是，民众实际上对落实这一法规的意愿很低。医生依旧做超声波检查，警察和法院依旧收受贿赂（对此不闻不问）。偏爱儿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宗教性质的：在印度教家庭中，只有男性后代可以点燃焚烧尸体的木桩，以此保证离去的灵魂得以善终。

尽管有关事实的科学知识在不断增长，对生出女婴的“谴责”通常还是落在女人身上。结果是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南亚的男人们有时为了生个儿子，甚至抛弃妻子，重组家庭。西方国家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相当富裕的印度人依旧偏爱儿子胜过女儿。在实践中，这一不理性的偏爱导致了男女比例的严重不平衡：单身汉过剩导致了更多暴力行为；在比例失衡得最严重的地区，犯罪率也在增长。

这一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平均1200个男孩的出生对应1000个女孩的出生；在某些地区，这一比率甚至高达1.3:1。这些年轻男性非常令人担忧：他们能讨到老婆吗？对于这些在中国被叫作“光棍”的男人们，这件事已经越来越难了。他们预期寿命更短，其中很多人变得抑郁，有时甚至富有攻击性。

同时，全世界贩卖女性和性奴的数量都在增长；女孩们仍然会被绑架、诱奸或卖作娼妓。在某些例子中，贫困家庭会买一个女孩给全家的男人当老婆。男女比例越不平衡，寻觅年轻新娘的男人就越多。这意味着女孩们接受教育的时间缩短，没有工作机会，必须在身体发育完全之前生育。这类事件导致了年轻女性群体的高自杀率。(183)

解决方法是什么？关于女孩们的负面观点需要被改变。在韩国，男孩和女孩之间的人数平衡也被破坏，为了改变社会思维模式和文化传统，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现在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大众对偏爱儿子的质疑和媒体、教育界对这一问题持续不断的关注中，年轻一代似乎正在以一种不同的心态成长起来。这类政府行为显示，对于传统的起源和后果的耐心讨论，有助于成功调整千百年来的思维模式。(184)

不完美

雌雄同体式的完美肯定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愿望，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故事里的先祖被同时赋予两种性别。创世神话中有着各种版本的雌雄同体形象，其中造物主被再现为一个有着两性特征的神性存在，例如印度教的神梵天（Brahma）：

最初，除了“伟大的自我”梵（Brahman），世界上什么都没有。这就是说没有别的，只有梵存在。……现在，梵环视四周，什么都看不到。他感到恐惧。……梵十分孤独，他选择了以造物主梵天的形式出现。梵天觉得不快乐——孤独的人从来无法感到快乐。他渴望有什么人来陪伴他，于是，他的思想把他正在暂时使用的身体劈成两半，就像是蛤壳分开那样。其中一半是男性，另一半是女性。他们作为丈夫和妻子互相看着对方。到今天，一对快乐的结了婚的夫妻就像一个存在的两部分，两部分中都有梵天在。(185)

我在卢本巴希（Lubumbashi）的邻居，刚果作家、学者克莱门汀·法伊克·纳祖基（Clémentine Faïk Nzuji）告诉了我另一个关于人类失去雌雄同体的完美形象的故事。在她的卢巴文化中，第一个祖先姆维迪·姆库鲁（Mvidi Mukulu）是“一个伟大的雌雄同体的存在”。在卢巴神话中，第一个祖先在一个有一棵很棒的棕榈树的、明亮宽敞的美丽花园里过着快乐完美的生活，只有一件事不被允许在这个花园里做：绕着花园中心的棕榈树走一整圈。因为这会打破此地的完美和谐。然而，这一禁令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痴迷：

我们绝对快乐的第一位祖先只想做一件事：绕着那棵棕榈树走一整圈。某一天，他开始绕着那棵树走。当再次走到出发点时，我们的祖先裂成了两半。一半变成了男人，另一半变成了女人。从那时开始，男人和女人们就始终渴望着恢复那个逝去的统一体，那是他们只能从对方那里短暂寻回的天堂。（刚果民主共和国，卢巴语）

正是因为这样完整的原始经验，男人和女人们才始终感到被对方吸引。

在柏拉图（Plato）写于约公元前385年的《会饮篇》（The Symposium）中，宴会上对话的主题也是一个关于两性、爱和彼此吸引的故事，这个故事解释了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们始终在寻觅他们失去的“完美形象”。在这个故事里，柏拉图认为，或许正是理想的爱在男女之间的分歧上架起了桥梁，弥补了同性之间的裂痕。

在危难时期，文化往往求助于仪式。在仪式中，男人的穿着或举止犹如女人，因为他们相信，男人和女人的力量合在一个人身上，就会增加社会的活力，使得一加一的结果大大地大于二。两性的力量合在一起，就打开了封闭在常人身上的力量的大门。为了获得这种力量，两性的不同特征被仪式性地组合在一个人身上。

几乎每个社会都倾向于促使不同性别的孩子们的荷尔蒙向这个性别或那个性别的方向发展。经期清晰可见地标志着女孩们青春期的开始；而比起女孩们的启蒙仪式，将男孩变成男人的启蒙仪式通常范围更广。

在那些认为一种性别应该比另一种性别得到更高评价或者享受更多特权的社会中，缺乏另一种性别的特点会让人经历额外的痛苦。因此，对占优势的性别的嫉妒比对得到较低评价的性别的嫉妒看起来更明显。对拥有更多自由和机会的男孩们不言而喻的各种特权，女孩们无疑是（或者曾经是）嫉妒的，原因很简单，男孩们可以接受更多的教育，可以独自旅行而不会被羞辱或有损名誉，且可以进入一系列被宣称女孩们不能进入的领域。关于远古对性别差异的强调在全世界造成的后果，世界女性统计地图就是清晰透明的证据。

犹太男人会在晨祷中公开表达他们的感激：“主，我们的神，天地的主宰，你是应当称颂的，你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一句常见的库尔德俗语说：“做一天男人比做十天女人好。”一个来自不丹的女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生为女人意味着一生被浪费。”“我下辈子不做女人”则是加纳阿散蒂人（Ashanti）的一句古老俗语，反映了女人对来生更高地位的向往。大多数口头传统反映了社会性别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中，谁发声、谁沉默，谁拥有和管理知识、谁无知蒙昧，谁四处漫游、谁留守在家中，都不言而喻——如同一切事物不可逆转的天然秩序。

相对于男性对女性和女性身体功能的嫉妒，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女性对男性和男性身体功能的嫉妒，这很容易理解。直到20世纪，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是男人，男人对女人的嫉妒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个盲区。(186)不过，这种嫉妒是存在的。很多文化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寻找性别差异造成的男性焦虑和嫉妒的解决方法，这还能因为什么？

在为少年提供的针对异性的嫉妒和在社会中建立需要的角色的策略中，最常见的一种是引入启蒙仪式。

男孩的包皮切除存在于世界上的多种文化中，一般是在青春期时进行，这一风俗似乎满足了一种强烈的需要。启蒙仪式有时起一种“证据”的作用，证明男人们自己在没有任何女性介入的情况下生了儿子：经过启蒙的男孩“死于童年时期”（mourir à l’enfance），现在他通过父亲再一次真正出生。他的生命归功于他的父亲。(187)

这一基于愿望的思维方式将西方中世纪保罗·切塔尔多（Paolo Certaldo）以前被引用的陈述——“儿子必须服从生出他的父亲，即使母亲协助了他”——置于一个广阔得多的语境中。这种论点很少被诠释为对子宫的嫉妒，这一点始终是令人惊讶的。

对男性的启蒙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比女性范围更广，并且一般发生在青春期，这个时期，女孩们正经历她们的月经初潮。当包皮被切除时会有一点血流出来，这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生育行为”有时被亦步亦趋地模仿：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雅特穆尔人（Iatmul）的启蒙仪式中，甚至会有一个巨大的女阴状物被抛过男孩们的头顶。一个代表了“真正的男人”（重新）出生或男人生育男孩的仪式重在强调男子气概，这种男子气概经常和对女人明确的负面情绪交织在一起。(188)

在西方世界，也有一种倾向，认为女孩的出生是父亲缺乏阳刚之气造成的，这有一部分是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在他写于公元前347年—公元前322年之间的有关动物的名作中，这位哲学家为世界提供了关于男女之间巨大差别的有力陈述：

由于雌性在自然界中比雄性更脆弱体寒，我们必须将这种雌性特征视为一种天然的缺陷。因此，在母体内部，由于体寒发育缓慢（因为发育是调和，调和靠热量，比较热的更容易被调和）；但出生后它由于脆弱又很快成熟老去，因为所有低等事物总是更快地达到完善和终点。对于艺术品来说是如此，对于由大自然形成的事物来说也是如此。(189)

无论是否受到这位或其他希腊哲学家的启发，西方医生和其他学者都继续进行了经验主义研究，他们自己的偏见往往明显地模糊了他们采取的视角。由于传统观念，女性的身体被描绘为对“正常”身体的偏离或男性身体的一种不够完美甚至劣等的变体。男性的嫉妒似乎使人们在潜意识中更为坚定地相信，男性的“种子”是对一个孩子的生命的关键贡献，女人们对怀孕和生育的贡献则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研究神话和其他广泛流传的、对女性身体的评论时，我们无法忽视对子宫的嫉妒遗留下的问题。这类问题使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男人们发明和强行实施了把女人们从宗教和其他的职业实践中排除的规则。过去通常的解释是（在一些传统中依旧是），只有男人有这些职业和社会实践所需的智力，这是他们之所以是男人的原因。作家们，例如弗朗索瓦·艾希提耶在她重要的上下卷著作《男性／女性》中，以及罗伯特·麦克艾文（Robert McElvaine）在他的《夏娃的种子》中都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那些思维方式源于男人们的身体无法做到的事——为社会诞育后代并为孩子哺乳。

两性拥有不同的性征，但为什么人们无法在不同的前提下依旧将对方当作同等的人？弗洛伊德一直强调性方面的不同，并再度确认了在某些世纪中颇具影响力的论断，即女人比男人“低等”。他强调女性对阴茎的嫉妒，宣称女孩们会责怪母亲，因为母亲将她们“如此可悲地不完整地”带到世界上来——这非常可能源自他下意识的对子宫的嫉妒。(190)

精神病专家和精神治疗师在实践中会遇到嫉妒女人的男人们。在孩子们的化妆派对上，男孩们有时会将枕头放在衣服下面，以假装他们有乳房或是怀孕的腹部。他们公开承认羡慕女孩子有乳房、以后会有孩子：“他们因此而恨自己，并梦想着采取暴力：切掉乳房，拖出阴道。”他们因为女人不欣赏他们的求欢或仅仅因为不被允许触碰乳房而感到挫败。(191)

这就无疑刺激了对某种信息无法抗拒的需求——男人优于女人，因此男人就该掌权。

对女性秘密的窃取

在很多社会中，统治建立在特殊的知识基础上，或者建立在一个由共享特定纽带的成员组成的秘密社会之上。在青春期的启蒙仪式中，男孩们成为这一秘密的共享者。为了成为这一秘密社会中的一员，他们必须先经历启蒙。

只要把一个秘密隐藏起来始终不让外人知道，它就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个话题的故事是这么说的：“很久以前”是女人们掌权，因为她们有一个特别的秘密，直到男人们设法把秘密从她们那里偷来。从那时候开始，男人们执掌了权力，并且只要他们成功地把这个秘密小心保护在内部，保证它永远不会重新落到女人手中，大权就不会旁落。

这一任务当然不容易完成。女人们受到威胁：仅仅是偶然看到或触碰秘密的物体就会让她们当场掉脑袋，甚至关于它是什么的模糊推测都会成为她们被谋杀的充分理由。通常这一秘密是由有具体形态的材料制成的物品，例如祖先的面具、喇叭、笛子、草裙、吼板、举行仪式的草屋或神圣的袋子。(192)根据这些故事，这些秘密物品或权力象征原本是女人的所有物；女人设想、发明并制造了它们。有时这一秘密甚至不是可以触摸到的物体，而是由一些仪式性的或神圣的、仅由女人在她们自己的典礼上演唱的歌谣组成。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秘密直指女性的专横强权，“勇敢的男人们”经历了大量痛苦后巧妙地接管了这种权力。例如同时让所有的女人怀孕——如前面提到的肯尼亚吉库尤人的故事所说的那样。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乌兰巴人的起源神话就有“梦幻时代”(193)（Dreamtime）的这样一次偷窃。当时他们最早的祖先江嘎沃（Djanggawul，一位兄长）和两姐妹在没有人居住的澳大利亚结伴巡游。在路上，很多后代持续不断地从生育能力极强的姐妹俩的子宫中孕育出来。兄长负责把婴儿们放在草地上，出生在那里的孩子们就是从那时以来生活在那里的家族的祖先们。

但此后却没有更多关于女性后代的消息了，因为故事的重点在那一群从姐妹俩的子宫中生出的儿子以及他们最初的祖先江嘎沃身上。男人们在内部互相抱怨他们“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他们自己的标志，而女人们“什么都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决定拿走代表子宫的、里面有神柱（rangga，阴茎的标志）的折叠的席子（ngainmara）。一天，姐妹俩去寻找食物，把她们的标志留在帐篷里无人看管。兄长和他的伙伴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姐妹俩就这样失去了她们代表着无限繁殖力和创造力的强大标志。

女人们发现了这种偷窃行为，就跑到兄长和其他男人共坐的地方。男人们一见两个女人来了，就开始唱起那些神圣的歌。这样一来，就宣示了从此刻起，通过窃取繁殖力的标志，他们从姐妹俩那里取得了原本专属于女性的、举行神圣仪式的权力。妹妹焦虑地想要知道丢失了神圣的标志和举行仪式的权力后她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可是姐姐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失去，因为我们全都记得，我们可以让他们拥有那一小部分。即使我们失去了那些袋子，我们不是依旧神圣吗？我们还有子宫，不是吗？妹妹同意她所说的。(194)

这一段话揭示了重点：创造生命的力量。她们肯定没有失去它，但在这个故事中，象征性的偷窃标志着男女关系和分工中一个关键的逆转。男人们曾经一直为女人们搜集食物或碾碎坚果做面包，他们也照顾孩子们。但从现在起，这一切都变成了女人们的工作。重要的是，角色的对调只可能是因为对神圣力量的窃取，而从现在开始，它属于男人们。这还没完。

故事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兄长通过大大缩短姐妹俩壮观的阴蒂，“接管”了她们的身体。传统上，兄长有着非常长的阴茎，而姐妹俩也有长度毫不逊色的阴蒂。就像兄长因为他的阴茎很长一样，姐妹俩因为她们醒目的外阴，在所到之处的沙子上都留下了痕迹。

从现在起，事情完全变了。兄长先切掉姐姐的阴蒂，只留下了无法伸展到大腿外的一小段。然后他又对妹妹施以同样的手术。“啊，”兄长说，“现在你们看起来更像真正的女人了。看到你们外阴的裂口对于我来说会更轻松一点。让我试试。”他首先和妹妹交媾。“感觉很好。”他说。然后他转向姐姐，也和她交媾。“这非常快乐。”他对她说。(195)

这个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阴蒂被切短的女人们是否欣赏或享受她们兄长的表现。兄长声称，从现在开始女人们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了，他可以自由地接触到她们的阴部。有意思的是，被兄长切掉的长长的阴蒂相当于男人的阴茎，看上去就像藏在神圣的袋子或席子里的长棍。女人们现在已经永远失去它们了。一个有阴蒂的女人就是一个有阴茎的女人——根据这个论证，这一做法夺走了姐妹俩所具备的“男性特质”（masculinity）。江嘎沃兄长还保有着他长长的阴茎：在路上，他将阴茎甩过肩膀，绕在脖子上，就像过去一样。这个乌兰巴故事似乎确认了一种新的状况，但其外在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恐惧并未被克服。

在神话中，女人们张开双腿坐在水中捕鱼，靠这一独一无二的陷阱捕捉牺牲品……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交媾的女人被称为捉鱼的女人。一个类似的象征便是鲸鱼，一条小鱼几乎无法从它那里逃脱。

这类引用令人联想起可怕的吞噬一切的母亲或“有牙齿的阴道”。(196)

在每年一度的繁殖庆典上，土著居民围成一圈跳舞，纪念性别关系中这一符号性的逆转。男人们用杆子（即神柱，rangga）轰击袋子或席子（ngainmara），女人和孩子们则在折叠的席子下蠕动一会儿，模仿未出生的婴儿——这些婴儿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从最初的姐妹繁殖力强大的子宫里出现。挥舞着杆子的男人们表示他们负责这一有关繁殖的仪式，但提供信息的土著人自己作为男人，相信女人们应当主持这一仪式：“我们依然明白她们是真正的主导者”，因为“男人们窃取了一切”。(197)

除了澳大利亚的乌兰巴和阿兰达等民族，被窃的工具这一主题也出现在西非、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中南美洲。这些神话有一些共同的主题，其中包括下面这一段从南美神话中总结的信息，它最终发展出各地神话共有的结局：

首先，属于男人们的神圣物品（面具、喇叭、举行仪式的小屋、歌曲等）原本由女人们发明并拥有。如果它们来自男人，那么它们的秘密就是由女人发现的，女人们由于看到或接触到它们而玷污了它们的神圣。……神圣的工具禁止被窥探，一切违反者必死。

第二个贯穿了这些神话的主题是权威的位置始终属于掌握部落秘密的人，那些占据权威位置的人，无论男女，都可以享受相对悠闲轻松的生活。喇叭和小屋是这种权威的标志，允许一个性别统治另一个性别。无论这些神话是如何开始的，它们最终以男人们掌握权力告终，这一点是不变的。男人们或是从女人们那里获得权威的象征，并将自己设定为庆典的执行者及其用具的合法拥有者；或是对敢于挑战男性权威的女性采用暴力进行惩罚。没有哪个版本中的女性在争夺权力的战斗中获胜。取而代之的是，她们永远是恐惧男性的那一方，躲藏在她们的小屋中，害怕面对戴着面具的神灵和吹着喇叭的祖先。(198)

在某些文化中，孩子和女人们被灌输了臆想出的恐惧，相信看到这些权力的象征会有致命的后果。戴着祖先面具的男人们则代表祖先强大的精神。男孩们只有完成启蒙仪式，才会被告知那些舞蹈的神灵只是普通的男人。

在小说《瓦解》（Things Fall Apart）中，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参考了他们伊博族社会的这一传统仪式。在这种仪式上，戴着面具的舞者被称为伊戈吾戈吾（egwugwu）。

鼓声又响起来了，笛子呜呜地吹着。祖宗的灵房现在仿佛是座群魔殿，里面传出一片杂乱的声音，那是祖宗的灵魂刚从地下出来，用神秘的语言在互相致敬，空中充满了一片啊噜瓦伊姆德德德戴伊的声音。祖宗的灵房面对森林，与人群相距很远……祖宗的灵魂出现了。妇女和孩子们尖声大喊，四散奔逃。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妇女们一看到祖宗的灵魂出现，总是要逃走的。而在这一天，氏族中九个最大的假面鬼都一齐出来了，那景象真是可怕。(199)

养家糊口的人（男人和女人）

狩猎比农业历史更悠久，在通常的分工中，男人负责狩猎，女人负责采集食物。最早出现的农业活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通过在家的附近播撒种子，将香蕉的切片和块茎的碎块埋进大地，就能种出新的香蕉树，长出新的块茎——这一发现是文化史上一座真正的里程碑。希克斯玛（Sierksma）等人认为农业是女人们的发明。或者用奥里诺科（Orinoco）地区一位提供信息的印第安人的话说：“能够生育孩子的女人同样最了解如何让植物繁殖。”(200)

由于去狩猎的男人们经常空着手回家，女人们却因照料自家土地而能够负担食物供给中的较大份额，两性间的关系改变了：

农业的发明意味着女人们的解放，而处于这些古老赤道附近文化中的男人们发现，应对它与应对他们20世纪的性伴侣一样困难。于是，在赤道附近的地区，农业开始变得比狩猎更重要，那些破坏了“男人们是不可或缺的”这一感觉的女人们，有时会让男人们产生怨恨。(201)

在此之前，猎人们的家庭经济都完全或主要依赖男性，他们作为养家糊口的人，曾经自我感觉优越。对于女人也提供食物，他们一定视为威胁。从心理上说，一个对男性有神秘观的社会便是对女性威胁的不可或缺的抗击，以保持男性不复存在的不言而喻的优越性。关于秘密的力量的故事标志着恐惧，反映了不安。由于一个享有声望的秘密，男人们重新获得了他们认定自己本应拥有的具有权威的权力以及一切由此衍生的其他特权。由于新的诡计，男人们得以让女人和孩子们为他们做那些令人不快的工作。

在各种版本的故事里，男人们或早或晚都会成功窃取女人们的秘密。故事传达的信息是，男人执掌权力前，世界秩序混乱，而通过对神话的重新讲述，现有的权力关系一遍遍被确认。很多神话由于其规范功能，夸大了两性间的不同和据此发明的规则，这些规则依据性别、年龄和阶级划分等级，并据此分配一切任务。

在他们的启蒙仪式中，曾在童年时期受过母亲和社会上的其他女人极大影响的男孩们接受了新的信息：在他们的生命中，女性的影响和权威不能再扮演什么角色了。在火地（Tierra del Fuego），塞尔克南（Selknam）男孩甚至在启蒙仪式上被告知，他们永远不该向他们的妻子分享内心深处的想法，“因为如果你这么做了，她们就可能重新取得她们过去曾经拥有的权力”(202)。男孩们在生命早期曾作为孩子主要受母亲照料，而为了学习做一个男人，他们必须学习如何避免像女人一样。

应对青春期这一令人困惑的改变的方法之一，就是培养对女性的强硬态度和轻蔑态度。在民间智慧中，用语言“摧毁”女人的需要显而易见，甚至启发了西班牙语中富于启迪意义的谚语，即男性不应该过分侮辱女性：“当你讨论女人们的时候，想想你的母亲。”有几项研究显示，这一问题正在减少。当男人们在他们自己儿子的生命早期扮演一个更为积极活跃的角色时，这一问题甚至会消失。(203)

有几位学者将男性的侵略性和支配倾向解释为男性觉察到女性力量时的心理动力反应。体现男性主导的制度性安排和文化为男性主导所做的辩护，不仅在有关创造和起源的神话中被证实，也在整个流行文化，尤其是众多对女性力量发出威胁的、带有轻蔑意味的谚语中得到确认。千百年来，有关女性的持续、负面的信息的影响一定是巨大的。它们的余音依旧在世界各地回响。大多数当代女性依旧相信一个女人无法占据领导者的位置。

为什么男人需要从女人那里获得秘密和权力的故事？为什么将女人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的趋势长期存在？乌兰巴人神话中的论证是女人拥有“一切”。因为她们有子宫，可以制造人类一切男性和女性后代。这一令人感到极不公平的不平衡必须得到纠正，其方式是将女性从任何其他领域排除出去。男人们自己的“缺乏”促使他们通过权威的神话和故事、学术理论、评论、宗教戒律、笑话和社会禁忌来去除不受欢迎的女性特质，以一切方式令男性的表现理所当然显得优越，以此扼制女性的力量。

从领先到落后

一个楚科奇神话清楚地显示了男性关于创造力不平等的焦虑。男性造物者雷文（Raven）看到他的妻子先是腹部鼓胀起来，然后生了两个她称之为人类的孩子，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显出极其强烈的满足感。

她诞育生命的行为令他如此不快，以至于一种强烈的冲动涌起，自己也想要创造些什么。当他的妻子要求他创造一个地球，让他们的孩子可以在上面生活时，这种冲动愈发强烈。雷文深深怀疑他是否有能力这样做，他的孩子们是否会嘲笑他。最终他用尽全力靠大小便解决了这一问题，直到彻底精疲力竭。通过这种方式，他创造了丘陵和山谷，河流、海洋和湖泊——一个世界。他骄傲地把他的妻子诞育的、最初的人类放到这个世界上。(204)

起源神话是由普遍的兴趣发展而来的。富有创造力的母神一度被呈现为一个能够自主创造生命的身体。一开始，一切新生命从她的产道中爬出，没有男性的参与。最终，这位母神几乎在所有地方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在各种一神论宗教中，她被一位独立自主的、一切生命的创造者取代，这个创造者通常是男神。

如果控制一切繁衍的人是男人，生命是否会易于应对得多？各种故事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这种疑惑，一些人甚至公开承认对这种控制的需要。在古希腊哲学中，女人天生处于劣势的观念如此普遍，以至于希腊叙事诗人、作家赫西俄德（Hesiodos，公元前8世纪中期）将“女人这一种族”称为“人类的瘟疫”。如果没有女人介入，一个男人就不能再造自己的同类，他觉得这极其令人遗憾。(205)

历史学家让·罗曼描述过历史上所谓“约束式领导”的原则。女性能够生儿育女，这一事实是对这一原则的变形。(206)女性能在“生育上领先”，就激励男性要在很多别的领域，如经济、政治、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超越她们。自古以来，女性就被排除在这些领域之外。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历来有很多关于男人的“迷思”使这一思想得以持续地固化。一种世界秩序形成后，便会将一个性别凌驾于另一个性别之上，而这只不过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罢了。

尽管权力被收回，女人们有时还是展现了比她们所能意识到的更为强大的力量：作为母亲、妻子或情妇的小范围内的力量。男人们在这里则是不情不愿的牺牲品或无力反抗的受害者。

男性对女性力量的恐惧总是在流行文化中爆发，正如一个当代笑话所展示的那样：

男人们死后必须去敲为他们准备的两扇天堂大门中的一扇。一扇大门是为一生被女人压迫的男人准备的，另一扇是为一生从未被女人压迫的男人准备的。圣彼得看着新来的人。他首先从一扇门的门缝中望出去，那里有长长一队男人在耐心地等候。他们都是在一生中被妻子压迫过的人。彼得很快关上门，然后看了一下为生命中从未被女人压迫的男人准备的那扇门。只有一个容貌粗犷的男人耐心地站在那里等候。“嘿，你在这里干什么？”彼得有点惊讶地问道。男人尴尬地低下头，低声道：“就在我死之前，我妻子要求我在这边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