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暗面既有一个象征意义，亦有一个字面意义。象征意义与人的身体相似。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自古典时代以来，人的身体顶部的头部被认为是理性的源泉，底部被认为是热情的源泉。在头部储存的理性会被从底部升上来的“气体”所污染，然而，如果没有底部的能量和热情，很难拥有高效的理性。毕竟，人类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为了保持身体健康，身体必须排出废物和有毒气体。这和城市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城市要保持健康和活力，就必须去除大量拥入的人口所产生的数量惊人的废物。最主要且最早用于大规模去除废物的设备是污水管道。
古罗马的一个伟大成就是其污水管网。古罗马的污水管网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随后又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以及罗马帝国时期被不断延伸、完善。污水管（下水道）的构想和建造规模如此宏大，以至“在某些地方，连一辆装满干草的马车都可以轻松开过”。阿格里帕把足够多的水从水管转移到下水道中，多到人们可以划船穿过整个下水管道。建造是如此坚实，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最大和最古老的下水道口“马克西玛下水道道口，在罗托桥上向河中排水。它的半圆形拱，直径五米，其古色古香的石灰石拱廊（钙化石灰石拱顶）2500年来被用作通行道”。[134]
罗马的地下隧道网络是早期一个伟大的成就。然而，在19世纪，地下隧道在地理范围内是崇高的，同时也代表了肮脏、宏伟和恐惧。维克多·雨果对于巴黎下水道的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他在《悲惨世界》中的好几个章节都在细致地描写它们。小说主人公冉阿让的地下旅程，仿若一场地狱之旅。雨果这样描述冉阿让噩梦般的经历：“滴水的墙和低矮的天花板，腐气和陷阱，恶臭，黑暗，步履维艰，还有那犯罪和警察的不祥阴影。”当冉阿让跌进泥缝之中，黏泥和排泄物淹至他的腋下时，恐怖达到了高潮。[135]
垂直的轴线定义了天堂在“上面”，地狱在“下面”。雨果接受这种思维方式，但他也受到一个被扭转（几近180度大扭转）的观念的影响，即地下世界实际上是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必要的存在——即使算不上美得令人心动。地下世界对于什么是必要的？它对维护地上世界是必要的。在1852年到1870年期间，乔治——尤金·奥斯曼男爵在拿破仑三世的指令下美化塞纳河，对巴黎的地上空间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使这座城市变为一个拥有宽阔的放射状大路和林荫道的空间开敞的阳光普照之城。同时，奥斯曼也改造了巴黎的地下空间，为几乎每一条街道都配备了一个下水道，使其可以在巴黎的地表之下将污水排入塞纳河。但很快，巴黎的地下空间就不仅承载着水管和污水管道，它也为设施线、电话线，以及地下火车的行运隧道及车厢停放提供空间。容积极大又繁忙拥挤的巴黎地下空间，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它并非为自身需求而存在，而是服务于那座地面之上的闪耀之城。
两种思潮支持着人们对地下世界的乐观态度。一种思潮是浪漫的幻想，正如儒勒·凡尔纳和爱德华·乔治·布尔沃—利顿的小说所描述的那样。在《地心探险记》（1864年）一书中，凡尔纳设想向下的冒险是通往光明，而不是黑暗，这源于他对电非比寻常的信任，一旦电被开发，我们就能征服黑暗。在《即临之族》（1871年）一书中，布尔沃—利顿设想了一个地下景观，拥有奇怪的植被、湖泊和溪流，周围是人工的河岸，都处于一个没有阳光却很明亮的圆顶之下。另一种思潮将地下世界视作一个独立存在的活跃系统，而不仅是地上城市的支持系统。尽管这也是一个奇幻构想，但与第一种思潮相比则被认为是可实现的想象。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规划师和工程师对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技术的力量坚信不疑；此外，他们认为，正因其试图建造的新世界在地下，因而不需要像建造地上世界那样去应对大自然的无常和重击的挑战。但是，真正支撑其乐观信念的原因，大概是大部分构想已经在19世纪末的伦敦和巴黎变为现实。这两个大都会已经建造了地面之下的世界。这里不仅有下水管道和设施管网，还有火车隧道、维修火车的侧边穹窿，以及那最重要的、为中产阶级服务的舒适明亮的站台。[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