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决定了与疾病做斗争的进展。要想发展新的产品、新的行业，提供更多工作岗位，我们就需要不断增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并将其应用于实际目的。同样，为了防御侵略，我们也需要利用新知识开发新武器，改进现有武器。只有通过基础科学研究才能获得我们必不可少的新知识。
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科学都只是以团队中一员的身份贡献于国民之福祉。但是如果没有科学进步，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无法确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健康、繁荣和安全。
为了与疾病做斗争我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包括海外部队在内的全军各类疾病死亡率，已经由一战的14.1‰下降到二战的0.6‰。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49岁增加到65岁，这主要源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但是我们离目标还很远。每年仅一两种疾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远远超过我们在二战中失去的生命总数。平民人口的死亡大幅缩短了我国公民的有效寿命。在美国大约有700万人患有精神疾病，每年他们的护理费用超过1.75亿美元。显而易见，仍有许多疾病尚未有充分的预防和治疗手段。
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医学和基础科学的基础性研究至关重要，而这方面的责任主要落在医学院和大学身上。然而我们发现，捐赠收益、个人捐款和基金会资助仍是医学研究的主要传统资助来源，但来自这些渠道的资助正在日益减少，且目前还看不到这一趋势发生改变的可能。与此同时，研究成本正在逐步上升。如果我们要保持过去25年在医学方面取得的进步，政府就应该向医学院和大学的基础医学研究提供资金支持。
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德军U形潜艇的艰苦卓绝战斗实则是一场科学技术之战，而我们在其中只能说是略占上风。雷达为我们安上了新式眼睛，但它们也会被新的科学发展所蒙蔽。V——2型导弹还无法拦截，只能靠摧毁发射点来应对。
我们要努力追赶，不能再依靠我们的盟友来阻挡敌人。在和平时期，我们必须进行更多、更充分的军事研究。重要的是，在和平时期的文职科学家也应当和在战时一样，继续为国家安全做出其应有的贡献。最好的办法是设立一个由文职人员掌控的组织。该组织应当与陆军和海军保持密切联系，但其资金直接来自国会，且拥有开展军事研究的明确权力。这一组织所开展的科学研究，将对陆军和海军直接控制下的研究构成强化和补充。
为了公众的福利我们的希望之一是战争结束后将有充分的就业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人民必须充分发挥创造力和生产能力。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我们必须制造出新的更具吸引力的和更便宜的产品。但新产品和新工艺并非生来就成熟，它们都建立在新的原理和概念之上，而这些新的原理和概念则源自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资本。此外，我们不能再依赖欧洲作为这种科学资本的主要来源。显然，更多和更好的科学研究是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如何增加科学资本？首先，我们必须有大量接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因为新知识的创造和把新知识应用到实际目的都有赖于他们。其次，加强建设以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主的基础研究中心。这些机构能提供最有利于创造新科学知识的环境，研究者在这里无须承担取得即时成果的压力。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大多数行业和政府研究都专注于将现有科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只有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才能将其主要精力致力于扩大知识的前沿领域。
1930——1940年，工业界和政府每年的研究支出从1.4亿美元增加到3.09亿美元，同期，高等院校每年的科研支出从2 000万美元增加到了3 100万美元，而受捐赠科研机构每年的科研支出则从5 200万美元减少到4 500万美元。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要满足工业界和政府对新科学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则应该利用公共资金加强其基础研究。
要使科学成为事关国民福祉的一个强大因素，政府和工业界就必须开展充满活力的应用研究。为了提高政府内部的科研质量，应采取措施修改科学人才的招募、评定和奖励程序，以减少目前政府科学部门在与工业界和大学竞争顶级科学人才方面的障碍。应建立一个常设科学咨询委员会对政府内科研机构的政策和预算等问题展开协调，并就此方面的问题向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提供建议。
政府促进工业研究的最重要方式是通过支持基础研究来增加新科学知识的流动，促进科学人才的培养。此外，政府应采取激励举措，鼓励工业界开展研究活动：（1）应当修订《国内税收法案》，以消除目前在将研发支出作为日常费用抵扣净收入方面的不确定性；（2）加强专利制度以消除弱小行业在此方面的疑虑，并防止一个基本健全系统的信誉遭到滥用。此外，应该找到办法，使基础研究的好处惠及尚未利用新科学知识的行业。
我们必须革新我们的科学人才创造新科学知识及其大多数应用的责任，全在于那些了解自然基本规律并熟练掌握科学研究技术的人。我们在任何科学前沿进步的快慢，取决于探索科学前沿的高素质人才数量的多寡。理工科学生的缺口约为15万人，如果没有战争，他们都已经获得了学士学位。据估计，到1955年，在这些领域的高等学历人才赤字约为1.7万人——从进入大学到获得科学或工程方面的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至少需要6年的时间。新科学知识的生产率及其在抗击疾病以及新产品和新产业发展方面的真正限制，是我们能拥有多少训练有素的科学家。
培养科学家是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过程。研究清楚表明，每个阶层都不乏才华横溢的人，但除了少数例外，那些没有能力支付高等教育费用的人都得不到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果以能力而不是家庭财富决定谁应该接受科学的高等教育，那么我们就可以保证科学活动的质量能够在每一个层次上不断得到改进。政府应提供合理数量的大学奖学金和研究生奖学金，以培养美国青年科学人才。科学人才的发现和发展计划必须考虑到社会其他领域对高能力人才的需求，不应当将超出科学需求的过多高级人才吸引到科学领域之中。
挖掘现役军人中的人才要弥补科学人才的不足，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培养现役军人中的科学人才。即使我们现在就开始培养这批高中毕业生，他们在1951年之前也无法完成研究生学业。武装部队应通过整理档案找出战争之前或战争期间就已经展现出科学才能的那些人。他们应根据当前的退伍计划做出及时安排，以便能在军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令那些服役军人前往本地或海外的研究机构，重启他们的科学教育。此外，军队应该认识到，那些在国外留学的人亦可受益于世界各地的最新科学发展。
必须解除限制尽管大多数的战争研究事关将现有科学知识应用于战争的问题而不是基础研究，但这些研究也积累了大量用于解决特定问题的信息。其中的大部分可以投入工业应用。国内的高等院校和海外的军事院校也需要利用这些知识开展教学。这些信息中的一部分仍必须处于保密状态，但对大部分信息而言，只要有证据表明敌人无法将其变成在战争中对付我们的武器，我们就应当将其公开。我们应迅速成立一个由陆军、海军以及文职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以选出可解密的信息，协调其发布并明确鼓励其出版。
行动纲领鼓励我们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青年科学人才的发展，这应当成为政府的新职责。这些责任是政府的当务之急，因为它们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工作机会和国家安全。这也符合美国鼓励开拓新前沿的一贯基本政策，而且是一种更为现代的做法。多年来，政府一直在明智地支持农业院校的研究，并从中取得了巨大收益。是时候将这种支持扩展到其他领域了。
对这些职责的有效履行，将需要某一专门致力于这一目的之机构的全面参与。但是，在目前从国会获得资金的政府机构中，没有一个团体能够为大学的医学及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提供适当的支持，没有一个团体能够支持海陆两军的新武器研究，也没有一个团体适合于执行科学奖学金和补助金项目。
因此，我建议应为此目的设立一个新机构。这样一个机构应该由兴趣广泛、经验丰富，且对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特殊性有一定了解的人组成。它应该有稳定的资金，以便能够实施长期计划。它应该认识到必须保护研究自由，并且应该把对政策、人员以及研究方法和范围的内部控制权留给这些研究机构。它应该就此规划对总统完全负责，并通过总统向国会负责。
如果这个国家要在未来关键的几年里应对科学的挑战，就必须尽早采取这些建议。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在抗击疾病、创建新产业以及增强武装力量方面运用科学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