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故事
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们愿意听无数个人说。我们早知情在几秒钟之后会有枝丫隐现，鸟的啁啾与畅鸣，女孩摇着裙摆走入蓊郁的迷林，海平面上的那一层浮沫流散；我们也知道，再三个谎言，即将有人走上火刑台，而最后有情人终成不了眷属。即使如此，我们仍热烈欢迎故事的造访，如同千百年前聚集在火堆前的祖先，等待着部落中的谁开口，带来传奇。
我曾听过一个故事，由不同的人口中说出，第一次让我感到心痛，第二次则让我学会释然。
高雄阿嬷，我母亲的母亲。很年轻时，从屏东嫁去了澎湖，跟着捕鱼的丈夫过起看天吃饭的日子。二十岁时，诞下了长女，也就是我的母亲，之后她生了六个孩子，中间还流掉了几个。我的童年，寒暑假都被母亲牵至高雄，跟着阿姨、舅舅的孩子们玩在一起。纵使成年了，仍习惯往阿嬷的住处跑，我曾想过，我与她之间横亘着五十年的差距，使用语言的形式与习惯，势必让我们很难交心，但我却没有想到，正因为如此，我成了一个称职的听众。尤其在阿嬷选择独居之后，她似乎把我视为一位偶尔出现、千里而来的远亲。她能够在我面前吐露难以倾诉给众多儿女的想愿。像是她曾经指着自己浮肿且青筋蜿蜒的双腿，以慈蔼的口吻询问，你不觉得，人投胎转世，换一副新的身体，很轻松吗？我直到走进高铁的车厢，才迟迟地思量出阿嬷想告诉我的无非是，对于死亡，她已经准备好了。活了八十岁，她渴望无病无痛。她也许听了无数个久病的父母如何小火慢熬地烧干子女积蓄的故事，她也许不再能应付每一次跟着儿孙出游，我们那么担心她不够尽兴，因而反复询问，腿还能行吗？她变得更宁愿待在家，拒绝了我们的邀约，我到后来才被告知，阿嬷的身体恶化得远超乎她自己的理解，她也渐渐不能掌握自己的状态，偶尔她以为还能走，一落地背部又传来剧痛。阿嬷个性刚烈，无法忍受熟悉的事物一一自掌中脱逃，也不愿忍受别人以担忧的神情注视自己。偏偏众人是如此爱她跟需要她，她也不好明说自己的实际想法，只能寄托于一个看似无伤大雅的困惑，你不觉得，人投胎以后，得到一副崭新的身体，也会比较快活吗？她甚至没有提到一个死字，然而她随时都能启程的心意又是如此不容错辨。
我也曾目睹所谓的衰退。曾回去阿嬷的住处住过几晚。一日，阿嬷跟我诉苦，昨晚她又失眠了，在客厅里看电视看到一点多才进房。我惊愕地看着母亲，因为前一个晚上阿嬷分明是十一点多，服用了安眠药，沿途扶着桌子跟椅背，轻手轻脚地入房，我待在客厅滑手机直至凌晨两点。我不可能混淆的。母亲以眼神示意，请我少安毋躁。等到只剩下我跟母亲的时候，母亲才跟我说，阿嬷有些时候记不住了，你别吓到她。我们都别吓到她。
偶尔，工作不那么忙，我独自带着情人去找阿嬷，通常也不会做什么，就是听她分享近日又追了什么剧。阿嬷自称她是“电视老人”，她着迷于观看那些宫廷与深闺大院之中的爱恨情仇，见我不懂，犹认真指着屏幕，跟我讲解剧情，原本这里是谁当家，之后谁蒙圣宠，继而夺权。简言之，阿嬷时常在我面前表演“五分钟看完一出戏在演什么”的戏法。那日也是如此，我拉来椅子，听阿嬷说戏，阿嬷倏地停下，提议，跟你说一个故事好不好？我点头，慵懒地取来桌上的橘子，以为阿嬷又要跟我更新哪个演员的八卦，她经常入戏过深，深得跑去追找该名演员的真实人生。见我答应得这么干脆，阿嬷反而停顿半晌，好一阵子才提声，说，这是一个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并不住在左营吗？那时我们住在三民区。我的心一个磕碰，哦，原来说的不是演员跟戏剧，说的是我们。我把橘子剥开，分成一瓣瓣，高雄的冬阳十分宜人，我半眯着眼，回答，记得啊。我勾勒了一下老家的街景，以及那时我多喜欢跑到对面人家的窗前，偷偷“陪”着他们把电视给看完，老家的电视时常故障，而别人家的电视总是不叫我失望。见我还保留着那时的回忆，阿嬷笑了，她的笑很快地敛起。她强调，这个故事，是隔壁邻居发生的事情。
隔壁邻居，生了很多小孩。老大是女的，所有的小孩之中，就这个老大最会念书，到了哪一个班级，就是哪个班级的第一名。可是呢，因为家境困难，这个老大读到小学六年级，她想要再念上去时，这个邻居的先生，不晓得是因为自私，还是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反正，他很坚持要把这个女生送去做工。这个女生她很会读书，也不想放弃读书，她白天去做工，晚上就溜去读夜校，这件事，这个邻居知不知道呢？她当然也知道，她觉得，这么可怜的女儿，就让她读吧，于是她也帮忙隐藏着这件事……
到这里，我再怎么昏昏欲睡，也不得不惊醒了。我意识到，此时此刻，是一个魔幻的场合，这故事我早已听过了，十年前，从眼前这个女人的女儿口中，一模一样的故事，而叙事者告诉我，这是她的生平。然而，为什么外婆要坚称这是他人的故事呢？我忍不住看了我的情人一眼，他也曾从我口中得知母亲的童年多么不容易，情人愕然的眼神，使我更加确信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境。
阿嬷说了下去。
后来，因为女儿拿回家的金额不对，这个邻居的先生以为女儿有私藏，要跑去工厂质问，堵不到人，才发现女儿溜去读书了。那个晚上，邻居的女儿回到家，看到父亲在等她，便知道被抓包了。邻居的丈夫气到一直打那个女生，那个女生也没有躲，那个邻居看着自己的先生这样打小孩，她想，老天爷，我的女儿上辈子是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这辈子要来到这户人家，做我的小孩？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二十来岁，那时我尚未世故，时常以为人情容易，而世事艰难。即使民法教授说人生最困难的事，莫过于求人难，我也不以为然。我问过母亲在你挨揍时，阿嬷在哪里？母亲的眼神渗进一抹郁色，她的声音十分平静且节制，她反问：为了一个孩子而忤逆丈夫？之后的孩子怎么办？如果丈夫失控，开始揍人打别的小孩，你又怎么办？你聪明的小脑袋瓜，怎么会想不透，人生不是都有选择的……我不服气，又质问，难道阿嬷就只能这样看着丈夫，为了酒钱痛打一个想读书的女儿吗？
母亲没有顺着我的疑问，她不着痕迹地绕开，给了我另一条路径。
她凝视着我，说出心内话：“我只能说，你们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你说不要容忍，没有错。但阿嬷活在一个女人一出声就会被丈夫打的年代。那也是真的。我体谅她，一如我体谅你。你很多时候的言行，也不是我可以一下子就想明白的，我尊重我与你生于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可能性。”
电影《朗读者》中，女主角汉娜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而情愿承担更长久的刑期；而男主角米夏，一位法律系学生，曾在年少时与汉娜谱过一段青涩的恋曲，他必须思考“如果是当事人自己要求保密，该怎么办”。我面临与米夏相当的处境，如果当事人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该怎么办？
只要有心，母亲与外婆之间所历经的种种，不难抽绎出一些质素，将之加工成一个带点控诉意味的故事。我的母亲却选择了不要这么做，理解自己的母亲为了周全多数孩子的福祉，而旁观一个孩子的痛苦，而她正好是那个孩子。母亲选择了另一个视角：因为这个孩子的牺牲，其他小孩有惊无险地接受了适切合宜的教育。我到了更久之后，才彻底地厘清，母亲送给我一样很大的礼物：若某天你受情势所逼，而没有足够勇敢，你依旧值得一份谅解。
阿嬷把我拉回此时此刻。也许是意识到这叙事过于沉重，她想要转换一下气氛，她转而说起那名女孩的幸运。那时，自行车是奢侈品，邻居的女儿跟她妈妈说：“阿母，我想要一辆自行车，上下班用的，我不想再跟同事借了。”这个邻居想，我怎么有办法为你找来一辆自行车？邻居为难了好几天，跟那个女儿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一辆自行车，但我可以教你如何筹到购买一辆自行车需要的钱。这邻居就教她的女儿跟会(1)，没想到这女孩在工厂很有人缘，才不到一天，就凑足了十二个人。这个女生拥有了一辆自行车。这个邻居看到她的女儿有了自行车，心底很安慰，她觉得她的女儿总算不再是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问题来了，阿嬷挣扎半晌，终于把她的问题交给我。你觉得这个邻居对她的女儿很坏吗？我扔出另一个问题，这对母女呢，你跟她们还有联络吗？阿嬷很警觉地摇头，我们搬来左营这么多年了，早就不晓得她们去哪儿了。我注视着阿嬷，好想告诉她，这个女儿早就不怪你了。偏偏我不能这样做，阿嬷已经做了角色设定，我得尊重她作为一个作者的尊严。我告诉她，你也不知道这个女儿现在过得怎样，也许人家现在日子正好，嫁了人，生了几个小孩，也跟我们一样，偶尔会埋怨时机歹歹，可是，应该也不后悔这一世人吧。
驶回台中的路上，我问情人，欸，你觉得，为什么从头到尾，我的外婆都很坚持，这是一个别人的故事啊？情人握着方向盘，直视前方，以一种不很确定的口气诉说，也许是因为你阿嬷，无法承担答案的重量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
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故事，需要寓言，需要戏剧，需要迂回地创造出另一个世界，再让人物在那个世界里扮演着我们能够想象的种种可能？我们也怕吧，若没有这个世界，那么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我们要如何承受？
回到台中，我同母亲说，阿嬷跟我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你有兴趣听吗？母亲站在原地，偏着头，注视着我，似是疑惑自己的母亲难得有说故事的雅兴。我从邻居的女儿想要继续升学说起，到这女孩进了工厂，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转而寄托于一辆自行车。尾声。我问母亲，唉，为什么从头到尾阿嬷都很坚持，这不是你的故事呢？
母亲凝视着鹅黄色的桌面，蓦地又将视线升起。知道阿嬷还记得这件事，那就够了。说完，她的脸颊与眼眶一起红了。
年事已高的阿嬷，记忆逐渐散佚的阿嬷，仍有股陈述的欲望，想对人说，四五十年前，她对于自己女儿的不幸，对于自己只能旁观，不总是无动于衷的。对母亲来说，故事走到这儿，即是最好的尾声。
(1) 互助会是台湾民间一种传统的互助、集资方式，具有赚取利息与筹措资金的功能。参与互助会的募资称为“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