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海上来
我时常想起母亲，在国外的时候。在科隆的教堂，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在纽约的苏荷区，我总会一个恍惚，想起在我那小小的家乡小小的家等待着我的小小的母亲。当我看着城市的天际线被建筑物啃得凹凸不平时，我拍下来，传给她看，然后她问，你平安吗？
母亲的学历止于小学。对于小时候的我而言，这是一个中性的陈述。有人的母亲是博士，而我的母亲只读到小学。在我眼中，就跟苹果有红色的，也有青色的，虽然红苹果较为多见，但也不能排除青苹果的可能性。老师按年发下家户调查的问卷，我总眉眼不眨地在父母的学历那一个栏位上，勾选初中和小学。而随着我进入高中、大学，身旁的人对于这件事的反应也长出了层次，讶异、不解，带着一些好奇。尤其是差我一岁的弟弟，也紧追在我的脚步之后，进入了声誉颇好的升学高中就读，有些父母来跟母亲请益，想询问她是如何安排教育的，我跟弟弟又没有待过什么补习班，怎么那么“会考试”。母亲往往受宠若惊，不无忐忑地回答，我并没有给他们安排什么啊。有些人带着懊恼的神情回去了，可能一路叨念着母亲的藏私。身为母亲的女儿的我，得在此重申，母亲确实很少给我们额外规划些什么，她只是在修复儿时遗憾时，带上了我们。
而一切来自于此。
母亲的学历止于小学，是外公的主意。外公很早就公开心证，母亲小学一毕业，就得外出打工以贴补家用。母亲的导师知情后，特别造访母亲的老家，试图说服外公，让母亲继续升学。母亲说，她远远见到导师的身影，赶紧溜出家门，躲在邻近巷口，怕她在场，大人不好说话。一边躲着，一边忍受胸腔内那急速搏动的焦躁。母亲拼命祈祷外公会回心转意，自己能够跟其他人一样，无忧无虑地坐在教室里，理所当然地学习。导师青着脸踏出母亲老家时，母亲心一沉。导师辩不过外公的执着，外公并不认为女儿坐在教室里，握着铅笔，摇头晃脑地朗读课文，能让他多买上一瓶酒。而在工厂的生产线上站着给渔获分类，能。
升学路断，母亲疾奔到邻近的小山丘，望着海，不能在父亲面前表达的，火烧火燎的幽怨，悉数化为泪水。日落星升，母亲想到外婆应是在等她，她擦干泪水，心灰意冷地走回家，几天后她成为女工。
那年，她十二岁多一些。
母亲也为自己的人生卖力挣扎过。在工厂安顿之后，她请几位“小姐姐同人”给她圆谎，瞒着外公，报名了夜班。钟一响，母亲奋力踩着别人暂借的破铁马，哐啷哐啷地去上课。平常浸泡在酒精中醉生梦死的外公，对于钱倒是很精明。没多久，外公算出母亲上呈的加班费有短缺，当下冲往工厂堵人，眼见纸包不住火，同人们只得吐实，她读书去了。母亲下课返家，外公怒不可遏地把她抓来痛打一顿。母亲退了学，之后几十年，她都没办法回到教室里头，听上一个钟头的课程。很有可能，她整个人的一小部分，也被彻底地拘留在那个挨揍的夜晚。母亲曾教我一个方法：如果很伤心，就对着海哭，想象痛苦随着海浪快速后退，离你远去，一个小时不够，听一整个下午。很多年之后，我踏上了澎湖，来到三十年前承担母亲眼泪的海，我才认识到，母亲说对了一半，对着海哭，并无法止复我们淌血剥落的知觉，只是让海涛取代了心声，只是不再留神倾听那发自内心深处的叹息。
母亲很少讲她在成为“母亲”之前的事。纵然提及，也是草草带过，一副“没什么好说”的模样。我也是这几年，才慢慢了解到母亲为什么避谈她的往事，过于苦涩，光是回忆，心就似有石子在磨。
十二岁被迫辍学，十四岁，母亲在外婆的建议下，独身踏上了航往高雄的船，薪资都往家里输，留给自己的很少。为了省钱，半年才回家一次，回澎湖的船票价昂。在台湾，母亲一口澎湖腔的闽南语，常遭人弃嫌、嘲笑。她那时跟一位“本岛”的同人交情甚笃，下班后，母亲请那位同人陪她聊天，母亲想从她身上模仿“标准”的闽南语；其他的闲暇时间，她继续学普通话，工厂内的报纸是她的免费教材。报纸一下子就过时了，母亲拿来练字，也没人闲话。母亲是这样子自修的：她读报，右手提笔等着，一旦出现了生字，圈起，搬来词典翻寻，紧接着在报纸余白处重复抄写，直至完全记熟了那个字的形、音、义。除此之外，母亲也观察到这些讥讽她口音的人，是有痛点的：他们也因自己的“台湾普通话”而被社会上其他一批人讥讽。
从小到大，目光中的母亲，认字渊博，还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于是错读，以为六年的教育就能陶养出这些。后来母亲揭晓个中心情，我恍然大悟，这是母亲的求生之道：普通话说得“好”，会有一层保护伞，让说“台湾普通话”的人不敢再轻率刁难母亲的澎湖腔。
母亲的普通话日益标准，好几次被误认成外省人。
弱弱之间也许能相互抚慰，但他们更可能相互凌压。本岛的与离岛的，本省的与外省的，母亲无意识地调换着符码与象征，只想要配出一种命运：不要再被人霸凌了。也是在这阶段，养出母亲如瓜果般，沉沉个性里那清爽的香气：她不但痛恨贸然地分说一个人好坏，还有本事忍耐别人指着她胡言乱语，心湖一片静好，波澜不兴。我则不然，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了他者似是而非的评语而黯然落寞。母亲莞尔，若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像你一样玻璃心，早寻死寻活了。我明了她描述的是真实，只是她依然改变不了，她的女儿有一颗过于透明的心。
母亲以长女的身份守护了她的家庭。在本岛生根后，外公基本不捕鱼了，成天意兴阑珊地晒网。母亲意识到断炊的严重性，把手足一个跟着一个接来高雄。高雄百业待举，找工作并非难事。投入劳动的人口变多了，这个家看似即将拨云见日，母亲骤然罹患重病，牙龈肿胀，吞咽困难，近一百七十厘米的个子，消瘦到三十八千克。医生说唯有台北的医院有技术收治，闻言，母亲反过来安慰外婆，说她累了，这样就好，不用再治疗了。母亲算过了，高雄到台北的交通往返、住宿和医药费，累计起来，这笔庞大的支出会再次压垮这个家庭。母亲瞒着外婆，把大妹唤来榻前，跟她嘱托，我若走了以后，你也要学我一样，撑起这个家。她的大妹——也就是我的二阿姨，答应她，若事至尽头，她也会学习姐姐，辞去学业，拉拔弟妹长大。这个桥段，母亲只同我讲了一次，她事后奇迹似的以一帖中医的水药渡了关。但在意识如钩下坠，感受自己即将蒸发为云雾之际，母亲跟我吐实，那时她觉得就这样子走了也无所谓。活着有多少幸福，未曾有余裕细数，倒是很想再投胎一次，看看是不是能有更好的生活。
我问过母亲，为什么想要拥有孩子？母亲说，前半生，她最常有的情绪是孤独。长年在外拼凑家计，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很短暂。等到日子不再那样匮乏了，手足一一成家，她反而困惑了，那她呢？于是她渴望孩子了。母亲打过一个比方：“像是你正好把家里给布置得很理想，看了看，很满意，这么舒适，怎么不再邀请一些人来呢？我邀请的人，也就是你们。”
于此，我想要退后一些，去讲我自己的看法，以我的心眼去拆读母亲未竟的词语。我偷偷想过，母亲之所以渴望孩子，也是想通过与我们一起生活，去让某些她永远朝思暮想、却也永远得不到的氛围，得以再现，而这一次她能够不被辜负。我说的正是童年。童年是，儿童不做他想地活在属于他们的时节里，无所事事，却对整个世界都了然于心。同时，我们很难去否认孩童带来的未来性，孩童，很难不敦促我们，对于这世界即将发动的声响与事变，更严肃关注，我们今日制造的是非，也会延续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孩童的存在，提醒我们，活在当下，也要活在未来。而孩童的未来性，有时也能够逆向地渲染当事者看待昨天的目光。母亲借由送给我们完整无伤的童年，修补她自己的儿时遗憾。
我三岁多一点时，母亲把我们姐弟从奶奶身边接过来同住。平日她把我们安放在幼儿园，假日时她喜欢不着痕迹地把我们牵入科学博物馆，一来就在附近，二来她自己也想看上一看。我们三人一同见识细胞分裂、恐龙灭绝，哺乳类幸存的关键；更对于巨齿象和噬菌体的外形激赏不已。我对于动植物萌发了浓烈的兴致，势必得认读广告牌上的介绍文字，母亲在我后头一行一行朗读，不忘跟我解释意涵。博物馆以外，我们也去书店，这其实是她个人最享受的自学时段，为了安抚我们，她跟我们谈条件，离开时我们能带走一本我们喜欢的书，或者两本。我跟弟弟从母亲那犹豫为难的语气中，误信书本是什么贵得要死、其他小孩会拼命把握的奖励。先前进入安静场所而翻涌的躁动，瞬间转化为狩猎般的冒险。对于孩童而言，跟父母出门，带回一两样专属个人的礼物，总之是神气的。
曾有一回，一本书的插图吸引了我的视线。文字没附注音，有些段落我跟得很吃力，我抱着那本书，请母亲念给我听，她从自己的书本抬起头来，迟疑几秒，说：“妈妈也在读书，你可不可以挑一本更简单的，自己读？”语毕，她的目光又落到书上。我至今仍忘不了那暗淡的心情。我以为母亲会放下书本，但她没有，她把书本抓得更牢靠，仿佛那是一张船票，她乘上船，前往更丰饶的他方。也因为如此，我之后也把书抓得很牢靠，不太情愿放下。大学时期，女性主义的课堂上，教授请我们留心周围的性别分工，包括电影中的情节呈现，若孩童惊扰了父亲的工作，势必得有一名女性跳出来，把孩子给带走，但母亲被惊扰时，谁来把孩子给带走？这几年，我在网络上写字，时常收到读者的信息。其中，有母亲身份的读者，写信给我时，偶尔会以这种格式开场：在孩子不停的吵闹、打扰下，好不容易看完了您的文章……
我时常为着这份坦裸而深受触动，眼眶泛红。
仿佛遇见二十年前的母亲。
伍尔芙说，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也说过，女人若要写作，一定要有钱与自己的房间。译为房间实在是太可惜了，room，我更偏爱取其“空间”之意。再重新凝视，当下我跟母亲在书店对话的场景，重复播放与定格，我关注的对象不再是那个碰了软钉子的小女孩，而是那名女性，阅读的时候，她快乐吗？我祝福她，多为自己停留一页的时光也好，更想为她祈祷，回归生活时觉得自己比展书前，多丰盛了一分。母亲给我示范，她没有为了我而放下实现自我的短暂时分。我以后也不要轻易为别人放下我的，即使那个人我爱逾生命。
上小学时，母亲慎重地交给我一样物品：字典。她同我确认，是否知悉使用字典的方法。她在我面前，示范了一次，再把字典放在我手上，信手写了一个字给我，要我翻找出来。母亲个人使用的是《辞海》，放在我的字典隔壁。自字典交付到我手上的那一秒钟起，母亲再也不回答我任何一个字，在路上读不出招牌，问她，她只要我记下，返家后以字典查。她认为工具已在手上，我不能，更不应动辄依赖着别人的好心。母亲以身“示”法。她自己若遇见了生词，也是不改颜色地搬出《辞海》检索。相处近三十年，也只给她问到一个词——龃龉。那是在近年。我本来要端起脸，模仿她从前的义正词严：已经给你《辞海》了，不能总依赖别人的善意。念她已两眼昏花，《辞海》的字又袖珍，我改而细声细气地解释：ㄐㄩ——ㄩ——，起初是牙齿上下不齐，引申为人跟人之间意见相左。母亲跟着我复诵了数次，严肃地发音，仿佛再不紧咬住这个字，这个字就要从她的双唇中脱逃。
我当然讨厌过母亲的作风。有时童话读得兴起，去找母亲问字，她也狠心遥指家中摆放字典的矮柜，硬是不答。为着一个字，得在字典里翻寻，字字都在此山中，对于幼小的我，也有云深不知处的陌然。我为了轻减人生日后的负担，若课文学到了“雨”，就连着部首一路读到“雪霞霜雾霪”，也因为每颗字都是我亲手掘出，格外刻骨铭心。小学二年级时，去见导师（铁定是又干了什么好事），导师桌上有课本，为了打发无聊，我拿来翻阅。导师来了之后，没有对我的不告而取动气，反好奇地问，高年级的语文课本没注音，你看得懂什么？我一行一行地清声读给导师听，不确定的部分，索性模糊带过。从导师如获至宝的脸，我猜测自己的表现不错。导师推测我的双亲必有一人为知识分子，并不是，按母亲惯用的说辞，都是劳动界的朋友啊。
小学以前，我是敬仰母亲的；升上初中，这份敬仰日渐生变。
初中的第一堂英文课，老师问全班，有谁没办法按顺序念出所有的英文字母。我不疑有他举了手，环顾四周，后悔了，自己竟是少数。老师叹了口气，告知全班，我们从头教起，班上有人没学过基础。回家后，我把交融了难堪与羞耻的心情扔给母亲。母亲眨眨眼，跟我道歉，说，我只读到小学，不清楚原来英文这么重要。你的学历比我高了，不然这样子，我再带你去买一本英文字典好吗？我以沉默，作为跟母亲赌气的表示。这份复杂的情绪，到了高中愈加严重。升学考试是世故的淘选系统，不仅淘选出成绩好的人，也隐约淘洗出家世背景在社会前中段的同学，同学多数都家学俨然，相形之下我的背景相当突兀。客观上我明白万般皆是命，主观上却藏不住半点不由人的感伤。我跟母亲辩论，谁的父母在教学上多积极。我的挚友，自小的学习都受到父母的严密治理，我向往过这种境界，以为爱一个孩童不过如此，约束他，治理他，确保他的时时分分都没有辜负，年年都百尺竿头。我那时过于自陷，而未能读出挚友其实在隐忍，隐忍自己得收下一份过于贵重又不能拒绝的礼物：在父母的无微不至之下，你有义务要让自己活成人上人，你得为父母争气。
我甚至谴责了母亲的无为而治。
高二时，身体出现胃酸逆流，每个礼拜得有一天去医院报到。我跟母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等待墙上号码的跳跃，有时母亲会想到什么似的，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下一秒，她又陷入自我审查、修正，算了，当我没说，我也没读过书，我懂什么。对话到此悬空，没人承接。下一个星期我们又坐在同一张长椅上，忍受同一份尴尬。相形之下，照胃镜真是太轻松了，一根细管，数个小时的节制，几分疼痛跟设计过的放轻松，就能看清楚病灶。也许那时候我与母亲之间也需要一根管子，照看生活的酸液是如何将我们之间的关系腐蚀出窟窿。为什么到了后来我们抒情的方式只剩下沉默，沉默至少稀释了我们对彼此咆哮的欲望。我怨过她，因为你只读到小学，什么也不懂，填志愿的时候你甚至不知道学校的排序。这反复缠卷纠结的情结，待我大学毕业，才有了释怀的契机。挚友与我吐露生命的负担，我也看到其他孩子的伤楚。他们被父母的期望压得喘不过气，而我的母亲从头到尾，不忘送给我最难能可贵的爱：自在。
以自己的样子存在。
而我竟指责她为我做得不够多。
我该跟母亲道歉的，但我并没有。我以为母亲能从我重新释出的依赖，理解到我对于自己过往的言论，实则是懊悔的。我以为这样子做就没事了，何苦去翻动伤疤，搞得彼此都尴尬、不快。我低估了道歉这举止，对于受伤的人而言，是不容省略的仪式。道歉是，让对方感受到，自己承受过的痛苦，也有被严肃以待的资格。道歉是，把你从别人身上掠取走的物品、情感或尊严，谨慎地交还给对方，因为那本来就属于他们。道歉是，你请求原谅，对方不一定会原谅你，但若对方认识到他有原谅与不原谅你的选择，他生活的所有层面，将比一开始好很多很多。
我竟以为我可以省略掉这个环节。
一场外国的旅行，我终于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那时，饭店的系统出了点疏漏，我们一行人准备下榻时，饭店已是满房的状态。我跟柜台以英文争执起来，母亲也紧张，不时出声询问，怎么了吗？柜台请出了经理，我得同时跟两人沟通，母亲的频频询问让我左支右绌。我转头，以不耐的语气说，你先在旁边等好不好，我这里很忙。几天后，在餐厅里，母亲突然开口，那日在柜台，你让我很受伤。你让我觉得我英文不好，什么都不懂，是个累赘。母亲似是再也承受不了，一把撕开我们多年以来，绝不轻易碰触，也从未结痂的伤口。她问，命运怎么开了个玩笑，让鸭子生出天鹅呢？闻言，我跌入时光的回廊里：科学博物馆的标本、母亲为我朗读广告牌上的介绍、手上字典的重量、我升上初中时那既欣喜又心酸的祝福，“从今天起你就读得比我上去了”，也连同高中之后的片段回忆。在她认识的字比我多时，我们相互理解，而在我习取的知识比她多时，我却单方面地关起了频道，再也不让她收听。羞耻感淹没了我的心房，我岂止红了眼眶，眼泪扑簌簌直落。鸭子怎么会生出天鹅呢？我生平见过最温柔、最友善的控诉，再也想不到其他一种表达方式，比这样的言说还委婉深沉。
我深知母亲苦于她的失学。她终其一生，在职业上的选择很少，升迁时也总是碍于学历要求而晋升不得。我深知母亲辛劳的一生，与她长女的身份密切相关，她牺牲自己，换来手足的进学。我偶尔体谅，偶尔怨怼着她奈何要生为长女。我把一切形容得仿佛她可以选择，但她没得选择。
弱弱之间可能相互抚慰，更容易捉着彼此的痛处为难。
我跟母亲道歉，我错了，我的书读得太差劲了，知识的存在是用以认识自己，而非否认来历。明明在很久以前我们是很好很好的。母亲也掉泪了。她原谅我，她总是能。谅解别人对她的误解。人不知而不愠，这个人是我母亲。
到了三十岁，看得更清晰。母亲没有给我指示，她给了我一盏明灯，我要往哪儿去，她极少干涉。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得到这种自由，他们的父母不仅给了地图，也决定了路线，连景点都精心安排，应该喜悦与感到幸福的时程都列在表格上。不止一位先生、女士，曾跟我表达他们对于我家庭环境的恋慕，至今他们犹在羞赧着，没有把自己活得超群卓越，怎么对得起那些被撕毁的成绩单、情深义重的羞辱，以及午夜的罚抄与巴掌？他们说，好难想象有父母能够让孩子在学习时，不必与痛苦产生联想；在培育英才时，不把一个人的道路给说死说尽。
我跟弟弟对于知识的恋慕，很大的成分来自模仿，模仿着我们最重要的人对于知识的渴慕，她若得一秒钟的清闲，就读一段文字，报纸杂志都好，而她的两个小孩跟在她的身后，陪她摇头晃脑，把整个世界都收纳于掌中开合的书页。母亲没有藏私，她并没有为我们精心规划出缜密如针的学习计划，也不曾给我们编排时程，她甚至没有对于我们的成绩好坏，标上一次评价。她只是把我们引进了水畔。我们见她泅水，拍浮，时而没入水体的核心，时而仰出水面深深吸进一口气。我们从此以为，一个人能够不被惊扰地默默读完一本十万字的小说，跟舔食一大汤匙的奶粉、玩了一整个下午的游戏，一样快乐，一样值得百年追求。一切所成，都来自一个十二岁时在教室里被抽走椅子的小女孩。再次回答那个问题，丑小鸭怎么会变成天鹅？因为丑小鸭的妈妈，本来就是天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