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文物表象读历史，需要借助出土环境、历史背景和人的情感思维，关注与各方面的关联，这就是考古学的情境研究。研读各种介绍情境研究的著作[1]，我突然有点小得意。原来我在各种发掘场合的脑洞，有些竟然可以提升到情境研究的高度。兵马俑坑中削刀、动物骨骼、炭灰等等迹象的背后，需要联系到当时参与修陵的人员组成、秦律条文，甚至要想到人们的需求和心理活动。
帝王心，海底针，人们都说圣意难测。皇帝制作诏版出于怎样的需要，又有怎样的心理活动，用考古学情境研究的方法加以分析，似乎有了揣测的可能。
各个时代的诏版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广而告之。秦国以法家思想治国，秦法严苛，繁如秋荼，密如凝脂，要想发挥法律的实际效力，就得先进行普法宣传，加强教化。诏版以及狂刷存在感的皇帝刻石，圣上之意原本是为了申明法令，把治国方针政策传播出去，让普通百姓都心知肚明，遵纪守法。
这种做法并不是秦始皇的创意，稍早之前有商鞅倾情出演。徙木立信是人尽皆知的故事，经常被作为诚信的故事来讲。商鞅变法前夕在栎阳城南门立起一根木椽，下令如若有人将木椽搬到北门有赏金，金额从十两、二十两一直涨到五十两的时候，终于有一位大汉站了出来，商鞅当即兑现赏金，以示秦国官府说话算数。
商鞅的这次行为秀，初看是想让百姓确信变法，实质是告诉百姓有法必依。在法令颁布初期，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让所有人明白法律，从而避免“不教而诛”。
早在商鞅之前，法家有关法令教化的实践已经开始。郑国正卿子产主持制定了一套国家法律——刑书。刑书先是写在竹木简上，由国家的官吏掌握施行。法律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子产一看这不行，于是公元前536年，下令把刑书铸在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全国百姓都能够看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
在潮流推动之下，二十多年之后晋国采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次公布成文法。大儒孔子反对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显不出贵族的尊贵。”尊卑贵贱是儒家学说的铁律。特权阶层当然认为刑律越隐秘越好，否则人人懂法，动不动就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权“要说法”，局面将不可收拾。
有了之前这一系列铺垫，秦始皇时期法律制度的公开透明已然成了常态，大规模复制诏文铺天盖地发行没人再有异议。秦始皇与居鲁士二世这两位东西大帝谁向谁学的问题，该有结论了吧？
想了解秦始皇，陵园和兵马俑陪葬坑是必到之处。想深度了解秦代，咸阳城遗址不可或缺。小申老师带学生研学，又顾虑热门景点人头攒动影响效果，我眼前一亮，劝她试试“打卡秦帝都”，也许在这随便一站，就能和秦始皇的脚印重合，还真有点酷。
研学第一站在秦咸阳宫遗址博物馆。这家名不见经传的科级小馆，坐落于宫殿遗址区内，展品不多，但代入感很强，免费开放又鲜有游客，馆长亲自陪游讲解，享受VIP待遇。推荐这条研学路线，也不是完全无所图报，酒香也怕巷子深，多宣传才能改变咸阳城参观人少的窘境。
不过，这里确实缺乏亮瞎人眼的国宝，照本宣科讲完诏版，耳边会传来哈欠声。赶快进入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揣测圣意，诏版上为何写“黔首大安”？
秦始皇能扫六合，也能心思缜密地揣摩人性。诏版是面对大众的普法宣传，语言要接地气，句句戳心、针针见血、直击心底才能实现最好的效果，“大安”是最得当的选词，圣意中体现的是一种向下兼容是为上者的德行。
诏版上“黔首大安”的昭告天下，竹简《仓颉篇》上“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风诵，昼夜勿置”的劝学和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上“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的训导，看来，秦始皇在教育行业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秦皇暴政，二世凶残，对他们似乎除了刀枪剑戟的杀气和血腥，很难贴上赞扬的标签。人性复杂，可人的行为更复杂，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要急着下结论，也许有一天考古揭示的真相浮出水面，竟和我们以前的认知完全不同。
考古研究不能带着预先的假定和偏向。戴上有色眼镜，就不可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反过来，如果结论真实，即使会有人不高兴或冒犯某些人的利益，也不能畏惧或妥协。
我发现自己对咸阳城、对秦始皇，潜意识里已经开始有某种倾向。而为了争取更大的空间，也不得不有所妥协。不能再陷于一个时代、一个点而不能自拔。
秦咸阳城的考古故事，能接近尾声了吗？
[1]（英）伊恩·霍德、（英）司格特·哈特森著，徐坚译：《阅读过去》，岳麓书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