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阻止城址西南部渭河两岸屡禁不止的盗掘,考古队反反复复去勘探、调查、挖小探沟、翻绘残器线图,一来二去耗费的时间已近3年,还是没找出答案。
探索,坚持,热爱。再看咸阳城西南部所谓“窖藏”集中存储的残器,欣赏美之外又有了不同。
它们涉及的器物种类庞杂,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时期的诏牌、刻有“私库”文字的太后或皇家用器……最让人咋舌的是一堆铜块,总重量500多公斤,有棱有角,壁厚1.6厘米,最大的残块半米长,实测重量8.97公斤。一堆残器与其说是窖藏,却更像废品收购站集中保管、正在等待上缴再利用的物资[1]。
秦简《金布律》规定报废的国家公器每年七月之前要上交内史。内史既是官职又是机构。机构内史类同北京市,中央直管,辖区囊括整个关中地区;官职内史位同九卿,相当于北京市市长,副国级待遇,向上可参与朝政,向下统辖关中各县的治民事务,管理户籍、工业、商业、调发劳役和征收赋税[2]。
这些内史的职责从“长陵车站手工业遗址”到河岸咋看咋有。遍地分布水井,陶窑和由陶窑输出的垃圾坑随处可见,这相当于过去的工业园区。甚至我们帮内史“设计”了市府政务大厅,岸边俯首皆是的板瓦、筒瓦和瓦当,老百姓修房盖屋可用不起。
文物一旦落在商人手中依然精美,可惜它们问世的历史时期却无从考证,它们也无法为当地的历史文化做出更多注解,甚至想向世人诉说自己的故事都不再有可能。至于流失的多种“外币”,我只能猜测有可能是用于买卖的现金,出土地属于贸易区——“城市CBD(中央商务区)”。我对张杨解释道。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经·系辞下》)
咸阳城里有市。昔日李斯和赵高、胡亥翻脸,于二世二年七月受过五刑之后被腰斩于咸阳市,灭三族。五刑,先刻字削鼻,再剁去脚趾,又笞杖并割首级,尸体剁成肉酱。一代政治家的仕途生涯以体无完尸而终。
考古遗址定名一般采取自然小地名+特征的原则[3],以往对咸阳城西南区冠以“长陵车站手工业区”并不符合原则。当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自材料、理论和认知的发展,不能因为局限性而做出好坏的判断。但是,因定名局限对文物保护和咸阳城考古有一些负面影响,河边众多的遗址被保护区甩在了圈线之外,区域功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缩水,留到现在只剩“制陶”一项。
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诗人说“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河水带来的变化不只是时间、物是人非,还有河道变迁。清乾隆时期渭河突然北移了3公里以上,我们今天看到的渭河,实际是两千多年前渭河北岸的漫滩和低层阶地。看似默默温顺实则无情的河水,冲刷掉了一些历史的痕迹,淤积的沙粒也掩盖了很多未解之谜。
纠结于已经发生的缺憾和损失,对亟待揭晓的谜底并无益处,当务之急是赶快开展工作,纠正误区、弥补损失。我相信一切过去都可以被阅读,任何事物都是在特定情境中形成的,其间必然存在联系,只要耐心读,终有一天人们能揭开这些秘密。捡起一块卵石投向江中,看着水波泛起的涟漪,我想,要不干脆买套潜水服或者求助水下考古队!
出道于山东、出自秦宫的银盘,无论怎样“长”腿都见证了咸阳城的一段历史。仅单纯从鉴赏的角度,秦成阳城出土残器有维纳斯断臂一样的缺憾之美,只要耐心读也会别有滋味。
在我看来,这都是咸阳考古的任务。
[1] 耿庆刚:《咸阳长陵车站61XYCLJC3的再发现》,《文博》2013年第3期;陈力:《秦都咸阳金属窖藏性质试析》,《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徐龙国:《秦都咸阳的手工业和商业遗存初探》,《文博》2003年4期。
[2] 彭邦炯:《从出土秦简再探秦内史与大内、少内和少府的关系与职掌》,《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
[3]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