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年来职业领域的性别差异现象有所减少，但一种职业角色仍然完全是女性化的：家庭主妇。尽管没有法律禁止男人从事这项职业，但是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重重压力会让他们打消这种想法。女性等同于家庭主妇的观念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基础，也是遍布其中的性别角色意识形态的根基。
奥黛丽·亨特（Audrey Hunt）所做的一项全国调查结果显示，在16—64岁间的英国女性中，约有85％是家庭主妇。关于谁是或谁不是家庭主妇的定义标准与责任相关：因此，家庭主妇是“除家庭佣工以外，负责大部分家庭职责（或监督家庭佣工来执行这些职责）的人”。(1)家庭主妇可以是已婚女性，也可以是未婚女性，在家庭以外她们可以从事或者不从事其他工作。亨特的调查显示，十分之九的无业女性是家庭主妇，十分之七的就业女性是家庭主妇。因此，家庭主妇不仅是女性化的角色，而且也是当今女性的主要职业角色：经营家庭的责任是所有成年女性都需担负的责任。
这是进行家务劳动研究的主要理由所在。家务劳动是大多数女性生活中的日常经历，从统计学上讲，她们占了人口的一大半。观察女性对家务劳动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在过去几十年中，对教育和就业领域的性别差异进行过研究调查。在努力消除性别不平等的这类领域中，调查显示，女性的家庭责任仍然持续存在，而这是走向平等的一大障碍(2)。男女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已有充分的文献记述，但鲜为人知的是关于家务态度的准确描述或其影响。
上一章中，我指出社会学对家务劳动的忽视。囿于现存材料极少，因此本书中提出的研究被认为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先行性调查。正如玛格丽特·史黛西在《社会研究方法》（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中观察到的那样：
值得测试的假设只能在很多已知领域中验证，例如，在已收集了大量实证经验数据中探寻。在此阶段之前，大多数研究都是探索性的……只有在收集了大量的经验数据并建立了一系列接近社会现实的简单关系后，精确的假设或从经验数据归纳推导出来的理论才能被进一步阐明，进而检验其真伪。(3)
我的首要目的是描述家庭主妇的工作状况和她们对家务劳动的态度。第二任务是考察那些涉及影响家务满意程度的相关变量，这些变量包括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婚姻内部分工、家用电器的使用、社会互动模式，等等。第三个目标是提出可行性假设，旨在解释家庭主妇在对待家务的态度与家务工作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异。
样本是由40名伦敦家庭主妇组成。在接受访谈时，她们所有人的年龄都在20—30岁，并且都是从两份全科医生的问诊记录本中抽选的（样本选择的详细情况在附录一中有所描述）。我没有指明采访的伦敦地区名，同时为了保护受访女性的隐私，我采用了化名。1971年初，我对这些主妇进行了访谈，使用的访谈问卷表参见附录二；这些访谈被录音，平均每人的采访时长约两个小时。许多满意度以及工作状况的其他方面的“评价打分”均基于访谈的回馈，我同时对数据进行了分析。这些数据包括以下方面：对家务、育儿、婚姻、就业和生活整体的满意度/不满程度的评估；对女人在家庭主妇角色上的认同感的评估，以及对她们制定的家务劳动的标准和例行常规的规范化程度的评估；在休闲活动和决策两个维度上对婚姻关系做出是“分离”还是“联合”的评估，最后，是对妻子眼中丈夫在劳动分工中的参与程度的评估。所有这些评估都将在以下各章相关部分中进行讨论。有关如何进行评估的更多信息，参见附录一。
毫无疑问，40个样本是一份小规模调查。大多数使用经验数据的社会学研究都是从比这大得多的样本中获取的。那这40名女性的小样本研究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微观宇宙团体？是否一定需要对样本人群总体进行一番概括？这些问题是人们针对基于“仅”有40人次访谈的研究所做出的普遍反应。我将在这里一一做出简短回答，因为本书其余章节中所得出的调查发现的总体相关性和可接受性显然都取决于它所使用的调查采样、数据收集和其测量方法程序。
在社会科学和更广泛的意见/态度调查讨论中，都普遍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即认为一个大的样本选择便可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而一个小样本的选取则暗含其结果的不可靠性。这种误解是基于对研究过程中“有效性”和“代表性”观念的认识不足。当然不能仅仅通过抽取采样的庞大数字来确保其统计结果的代表性。一个大的采样，尽管穷尽了数百或数千个样本，也可能会因为其选择的某种方式而使其无法代表一般人的观点；相反，小的样本则或许可以更为精确地达到其一般代表性的标准。关于抽样框架制定不足的一个大型样本研究的经典案例是《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在1936年试图对美国总统大选展开的预测调查。该样本是从电话黄页中选取的，却没有涵盖较贫穷地区的选民的民意。C．A．莫瑟尔（C．A．Moser）在《社会调查中的调查方法》（Survey Methods in Social Investigation）中指出了样本选择出现偏差的三个原因：（1）使用的抽样框架本身是无法充分、完整或准确地反映整体人口的样本；（2）使用“非随机”的抽样方法，对受访者的选择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人为价值判断的影响；（3）选定人群的某些群体拒绝受访合作。(4)在较大样本的调查中，特别是使用邮寄问卷方法的调查中，选取的样本受众不予答复是更为常见的现象。即使是由训练有素的访问调查员来收集数据，与使用少量样本相比，大样本的问卷回馈率不足仍可能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此种方法需要有一组采访调查员（而不是一个或两个），这就使获得高回馈率的问卷调查的目标更难以实现。在涉及大样本的专业调查问卷中，问卷回馈率通常为70％—90％。例如，在扬和威尔莫特最近进行的关于工作和休闲活动的研究样本中，一共采访了1928个伦敦人，而被认为有效的问卷人群回复率为73％(5)。
当然，由于抽样不充分和答复率不高所造成的样本缺乏代表性并不是样本无效和不可靠的唯一原因。同样可能发生错误的的方面可能与访谈本身有关（尽管很少被人讨论），比如，与访谈问卷的内容安排以及对调查数据结果的度量和/或分类有关。偏差，随时都可能会透过问卷问题的措辞（模棱两可，难以理解或暗示受访者给出特定答案）、对被访者回复的粗心记录、采访者对被访者响应模式的影响（或许是无意识的），以及采访者与被访者建立融洽受访关系的失败，而逐渐侵入。这就使得受访者的他或她在个人问题上不能给出如实的答复。随后，对采访数据进行分类和处理的方式也可能导致其他类型的扭曲和失真。
数据收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像样本选取代表性的问题一样——并不是大型样本选取的研究中所特有的，同样，这些问题也不是通过使用较小样本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另一方面，我们说它们更有可能出现在较大的样本中仅是出于一些常识性的原因：如调查人员与数据之间的距离会因他人（访谈者、研究助理、编码人员等）的参与介入而增加，从而增加了数据收集、处理的难度；而可能会导致偏差的一些风险也由此随之增加。需要对所有研究人员进行非常细致的培训，才能避免各种各样的陷阱漏洞。此外，调查人员不得做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样本的大小与自身访谈的措辞全然无关的假设。访谈是一种研究手段，只有在采访研究人员声称（或假设）问题“得到了”应有的理想回答时，研究结果才是有效的。
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将得出这样一条线索：基于500、1000或更多个人的样本进行的研究不应当被无条件地接受为“好的”样本研究；而同样，使用小样本（例如100个样本或更少）的调查研究也不能被视为无效。需要特别注意上述研究程序中的各个方面。当然，对任何研究成果的评估也必须考虑其性质和目的。这份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吗？还是检验之前的假设？它的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又如何？每项研究都需要根据其是否达到自身的既定目标的标准来进行评估。
对于这样的目标——规划一个区域、描述一个领域，以及将似乎同时发生的事件、过程或特征联系起来——来说，40人的样本已然足够。这种类型的分类法也许可以，完全恰当地，做出解释性假设，特别是，定义明确的假设也能用这种规模的样本来进行检验。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在《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Theory and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中对“关于社会现实并要通过数据进行检验的“实质性”假设（substantive hypothesis）(6)与“关于数据”的“概括性”假设（generalization hypothesis）(7)进行了必要的区分。特定假设是否能被数据证实的问题，原则上，不等同于是否可以将研究发现推广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这一问题。检验实质性假设，加尔通认为40个样本完全合适（该数字是确保统计检验有效性所需的最少样本数）。而另一方面，为了达成推广通用性的目的，安全起见，一个大约800人的充足样本量则是必要的。
小样本数据的调查也能对社会学知识做出重要贡献。例如，伊丽莎白·博特（Elizabeth Bott）的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家庭与社交网络》（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8)就是基于对20对夫妇的采访而写就的。J．M．法尔和R．E．法尔对中产阶级职业和家庭关系的研究(9)是从86位经理人和他们妻子共同完成的问卷调查，以及对其中16对夫妇进行的家庭访谈中收集的资料。汉娜·加夫隆的《被缚的妻子》(10)是依据对48位中产阶级女性和48位工人阶级女性的采访而写成的。这些著作也都或多或少附带说明了前面提及的一个或多个问题。例如，加夫隆采访的中产阶级女性样本中有27％是从伦敦周边家庭主妇登记册中抽取的，这是一组由“不满”的家庭主妇自发构成的团体：这就降低了样本选取上的代表性。在法尔夫妇的调查研究中，存在着非常高的受访者不配合概率：113名经理团体中有20名没能完成调查问卷（尽管妻子的调查问卷得到了更高的答复率）；在写信给其中的29对夫妇提出要进行家庭采访时，有6对拒绝了，还有6对没有给出答复。(11)伊丽莎白·博特和她的同事在寻找家庭来参加他们的项目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们共联系了42个“联络机构”，从全科医生、牧师、学生（一名研究人员的授课学生）到工党的一个分支群体，再到简单的“朋友和同事”。总共有45对夫妇被举荐，其中25对夫妇表示愿意接受采访，然而有5对不符合采访研究的标准。这其中也有相当大的拒绝概率。研究所使用的许多联系方式的性质，让人也不禁对样本人群具有的代表性有所怀疑。但是，博特的目的不是检验已然明确的假设，而是对少数家庭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以加深对都市家庭生活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理解。
在接下来的对访谈数据的介绍和分析中，严格来说，我从中得出的结论仅适用于这一研究样本。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样本在其他方面代表性不足。我所使用的抽样样本来自两份全科医师的问诊记录本，很明显，参照上文莫瑟尔提及的三个抽样偏差的原因，它们其实并未涵盖整个家庭主妇群体；当然，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问诊记录本不具有代表性。普通的全科医生并没有因其出色的表现或不同于常规的治疗而享有盛誉。之所以采用两份问诊记录，而非一份，是因为，一份问诊记录中的人数，根本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人员名单以达到进行研究的标准，同时，我也需要来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两个不同阶层的受访者。这两位普通全科医师，一位恰好是在工人阶级聚集区行医，另一位则是在中产阶级住宅区会诊。样本中的姓名，我是按照问诊记录本中的字母顺序来选取的（请参阅附录一），尽管严格来说，这不属于“随机”抽样，但它也显然不会带有任何偏向。样本名单中也有没能联系上的约好的受访者，但联系上的家庭主妇大多没有拒绝我的采访。综合这些考量因素，我坚信，这份研究调查中的女性具有代表性。(12)
在分析家庭主妇工作状况中特定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我使用了许多统计检验，主要是测量显著性的卡方检验。这项程序可能会因为我的样本太小而无法证明其合理性而遭到批评。但是，没有统计学上的学理支持不该对这些数据进行这项测试，实际上，由于偶然性等因素，要是样本数量扩大，说不定检验结果的合理性反而会降低。当然不应忘记，一般而言，这种统计检验能够帮助人们解释数据。“统计”意义和“理论”意义之间是有区别的。(13)某种关系在统计上是重要的，但可能在理论上讲并非如此（因为它是同义重复的或微不足道的）。更为困难的一种情况是，理论上认为应该存在某种关系以致这种关系在研究人员看来似乎已经存在于数据中，但是在统计层面上看，这种关系并未得到证实。最后，对研究数据的解释和对统计检验结果进行应用，则完全落在研究者身上。
毕竟，还有更多的研究工作无法从表格中直接看到，研究人员在解释其（原文如此）结果时，不可避免且一定会受到之前所有研究的影响，也会受到他对数字背后原始资料的熟悉程度以及他自身判断的影响……那些谨慎地将其结论限制在由严格根据数据来进行论证的研究人员，或许可以免受批评，但他们并未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来做出贡献。(14)
要是不去推测个人的研究发现在这个研究样本范围之外是否具有普遍性，那么此人就是在推卸责任。特别要注意的是个人的研究发现与他人的相关研究结论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这些大致就是我所采用的方法。我在这一假设上进行研究，尽管我的研究结果只与我采访的有限的40位家庭主妇的样本相关，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结果不与更广泛的家庭主妇相关，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这40名家庭主妇在更为广泛的家庭主妇群体中不具代表性。毕竟，关键的测试在于其他沿着类似路径进行的进一步研究是否可以证实我的这些发现。
从某个重要意义上说，一个人独立计划、执行和分析一项研究，是此类研究的主要优点，同时也是其主要缺点。优点在于单一研究视角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缺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研究者的诚实和判断力值得信赖，他的研究才算得上与此匹配的“好”。这尤其适用于对访谈回复做出的解释和在等级量表的使用上。首先，我的目的是使问题尽可能“真实”。因此，例如，有关家庭的例行常规和丈夫参与分工的问题，我是针对特定的活动和时间段而拟定的，并不是针对“通常”谁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会更具态度性或规范性。这些问题程序的应用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必要的解释。关于评级量表的使用，古德和哈特指出：集众人之力做出的判断可以提高任何评级量表的准确性；只有一名调查者则会降低其准确性。(15)时间和金钱方面的捉襟见肘是我设计研究中的主要障碍。这项研究是为了撰写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而开展的，我每年的最高资助金额为410英镑（这是当时“已婚女性”研究生所领取的补助金标准，比全职研究生的全额补助要少120英镑）。(16)诸种限制影响了样本的大小，也使采用诸如等级量表的多个程序变得困难重重。但是，在本研究过程中，我运用了多项旨在减少偏差可能的技术，这在附录一中有详细描述。
再次回到样本的特征：接受采访的40名女性年龄均在20—30岁，均已婚，并且都为人母，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此外，所有女性均在英国或爱尔兰出生。我用这些标准来选择样本，主要是为了获得相对均质的样本，以研究一群具有相似背景的女性的家务态度。这样，可以避免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年龄段等导致的女人在家务劳动态度上的巨大差异，也使得分析某些家务态度与工作状况中其他因素之间关系的任务变得简单。包括爱尔兰裔女性在内的40人中有6人是爱尔兰人，样本选取标准看起来似乎有违获得均质群体的目标。但是，对爱尔兰农村地区（本样本中爱尔兰女人主要来自爱尔兰农村）和英国都市地区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的研究显示，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种文化十分相似，如性别的劳动分工，婚姻中男女角色的分工，以及女性为居家生活而进行的社会化。实际上，对采访材料的分析并没有表明，爱尔兰裔女人在态度或行为方面有任何特别迥异于在英国出生的女人的地方。在她们的自我概念和社交方面，她们的定位是高度家庭化和以亲属为导向的，样本中的其他女人也具有这些特征。(17)
40名女性中有一半是“工人阶级”，另一半是“中产阶级”；我是根据其丈夫的职业这种传统方式来评估其社会阶层的。使用此种常规方法是与第1章中对传统分层分析提出的批评背道而驰的。当年我选择样本（1970年代末）时，我对分层理论和实践中的男性导向的异议尚处于萌芽状态，社会学家（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其他主义者）中谁都没有对女性在社会学中的地位进行过讨论。当然，采用这种传统方法还有一个压倒性的理由：现存的许多有关女性家庭角色的研究文献都引导人们关注女性在家庭满意度上的社会阶层差异。据说中产阶级女性比工人阶级女性更为不满。因此，为了能将我自己的研究发现与其他研究者的发现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我也必须以相同的方式来评估社会阶层。尽管分析的重点是社会阶层，我也研究了与家庭主妇受教育程度和以前从事（或现有）的工作有关的其他变量：在很多情况下，重要的是这些因素，而不是社会阶层本身。
在对社会阶层进行评估时，我使用了户籍管理科关于职业分类的方法：Ⅰ类和Ⅱ类（专业类和管理类）被称为“中产阶级”，Ⅳ类和Ⅴ类被称为“半技术型和非技术型的”“工人阶级”。第Ⅲ类又分为：（1）白领；（2）技术型的手工从业者。前者被视为“中产阶级”，而后者被认为是“工人阶级”。在以这种方式得出的社会阶层分类与妻子先前从事的职业、受教育程度或一般生活方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三个案例中，考虑到这一矛盾，我对其社会阶层进行了升级或降级的处理。这是继约翰·纽森和伊丽莎白·纽森(18)等人之后的针对存在男性偏见的职业分类问题上采取的大致可行的解决方案。
样本人群分布的其他两个特征也需做一番说明：就业率和家政服务。在受访时，有6名女性在家庭外受雇工作。一人从事全职秘书工作，一人在工厂做兼职工人（每天早上工作四个小时），有三人兼职清洁工作（其中两个晚上工作，一人早上工作），另有一个家庭主妇星期六在外工作——做美发师的前台接待。将这些女人纳入调查研究中是否会影响调查结果呢？在亨特对女性就业的全国性调查中，照看五岁或五岁以下儿童的女性中有15％—20％受雇工作，其中一半以上是从事兼职工作。(19)本样本中的工作率为15％；这一比率上也并非不具有代表性。有人建议，在研究女性家务态度上，要将受雇女性看作一个特殊群体：对家务不满意的女性也许会将受雇工作当作一种权宜之计。很多研究一般不支持这一论点。(20)在目前40名样本女性中，这6名受雇工作的女性里有两人表示对家务工作感到满意，两名表示不满意，两名则表示非常不满意。这种满意度的分布与整个样本中的分布较为相似。
在家庭主妇的活动中增加一项带薪工作并不意味着她将不再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的定义是根据其经营家庭所担负的职责。因而，这40名主妇中的3人不会因为她们付费购买了家政服务的事实而丢掉“家庭主妇”这一头衔。（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有住家保姆。）
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主要来自混合住房区，租住的公寓和房间中零星散布着一些业主自用的住房。这些住房大多建于1910—1920年，房子状况不佳。该区域的总体外观是灰色单调的：几乎很少有绿色空间，偶尔有几棵树划破了梯田式和半独立式房屋的统一天际线。这里购物场所众多，在纵横通向伦敦市中心的主干街道上，林立着几家大型百货商店，如沃尔沃斯、玛莎百货公司等，还有其他一些便利小商店。交通设施却很不完善，距离最近的伦敦地铁站有20分钟的公交车程。由于目前正在执行一项重大的翻新重建计划，许多贫民窟和半贫民窟的住房都在被拆毁，很多家庭也正迁往新的公营住宅区。这样的搬迁举动已经影响到接受我采访的20个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中的3个了。由于该地区靠近主要的搬迁定居区，这种重新开发给人们带来的人口流动迁移感则更为强烈。
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地区则人口相对稳定和繁荣。大多数房屋是中产阶级业主自有的，并且大多数都维护良好。几个新的私人开发的住宅区是著名的地标，改善过的房屋也带有洗衣房、地下儿童游戏室、整体车库等，明显带有中产阶级的特征。街道上树木茂盛，绿茵草地比比皆是。就像在地理位置上离此处不远的工人阶级住宅区一样，最近的购物中心也有百货商店和大型超市，以及通常可见的各类小商铺。而与工人阶级住处不同的是，购物中心同时也是交通中心：国家铁路网上有一个主要的交通杻纽车站在此，还有两条地下线路将其与伦敦其他地区相连通。
这些，大体就是这40名受访女性的背景介绍。尽管她们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年轻的母亲，她们也代表了占据我们城市的城郊边缘的更庞大、各种各样类型的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中对于家庭主妇形象的描绘不仅能加深人们对当今社会女性状况的了解；而且它也能帮助人们了解都市家庭生活的某个面相。考虑到这一大背景，下一章，我将开始阐述从访谈材料中得出的一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