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越南的巨大工厂
在2010年的年中，一系列工人自杀事件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鸿海科技集团运营着一家名为富士康的大型工厂。在2007年，《华尔街日报》称这家公司为“你闻所未闻的最大出口商”。2010年在富士康工厂，18名17～25岁的工人试图自杀，其中14人死亡，除了一人之外，其余都是从公司大楼上跳下去的。尽管自杀事件本身足以让人感到震惊，但是，这些自杀事件之所以轰动世界各地，成了一个大新闻，是因为它们发生在生产苹果平板电脑（iPad）和苹果手机（iPhone）的工厂里。为生产时尚和便利的设备而压低人力成本，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1]
委托富士康生产产品的公司，包括苹果、戴尔（Dell）和惠普（Hewlett-Packard），都采取了低调的处理方式，表达了担忧，并表示它们正在调查。当时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r Jobs）称这些自杀事件“非常麻烦”，并补充道“我们都在关注这件事”。直到2012年，在对富士康的负面宣传越来越多之后，苹果公司与非营利组织公平劳动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签约，对富士康的工厂及相关工作场所是否遵守该监督组织的行为准则进行了检查。但是，富士康的主要客户，包括苹果公司在内，没有一个公司与富士康解约，它们推出的新产品仍旧委托它生产。
随着自杀人数与负面报道的增多，以及富士康股价的下跌，公司不得不开始采取行动。2010年6月，富士康将深圳工厂的基本工资从最低每月900元人民币（约132美元）提高到1200元人民币（约176美元），10月又一次上调了工资。它还为员工设立了24小时心理咨询中心，并在其最大的工厂举行了精心准备的活动，包括游行、彩车、啦啦队、蜘蛛侠、杂技表演、烟花表演，以及“珍惜生命”“关爱彼此，共创美好未来”等主题歌咏比赛。[2]
但是，该公司要求员工签署免责声明：“若发生非公司责任导致的意外伤亡事件（含自杀、自残等），同意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本人或家属绝不向公司提出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给公司正常生产营业秩序造成困扰。”但是，这份协议引发了工人的愤怒情绪，因此它很快被取消了。该公司还开始将生产从深圳的工厂转移到中国内地的新工厂里，主要是为了降低工资，但也出于这样的考虑，即如果农民工——绝大多数员工的出身——离家乡更近，他们自杀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最后，公司开始在宿舍的露台和室外楼梯周围安装铁丝网，并把楼上的窗户闩上锁，以防止工人跳楼，同时在工厂和宿舍楼房四周距离地面20英尺的地方安上铁丝网。在这个过程中，富士康工厂使用了超过300万平方米的铁丝网，并把它漆成了醒目的黄色，其面积之大几乎足以覆盖纽约中央公园（New York’s Central Park），如果新的克里斯托有那么雄心勃勃的话。[3]富士康的斯威夫特式（Swiftian）反应似乎又回到了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托马斯·格雷因（Thomas Gradgrind）式的扭曲功利主义。富士康的工厂规模太大了，以至于让曼彻斯特的纺织厂看起来就像家庭小作坊（mom-and-pop shops）一样。[4]
尽管一些关于富士康员工自杀的报道中提到了富士康工厂的巨大规模，但没有人提到，该公司位于深圳的龙华科技园，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富士康城”，它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员工数量最多的工厂。据新闻界和学术界提供的消息，当时龙华科技园有30多万名员工，甚至一度超过40万人，甚至连像胭脂河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这样的工业巨人主义的里程碑式的工厂都相形见绌。这些工厂的工人数量，就算加在一起，总数也比富士康工厂少得多。一位来访的苹果公司高管，发现自己的车被淹没在工人人群里，当时龙华科技园正在换班，他宣称：“这种场面，你是无法想象的。”[5]
在东亚地区，还有很多超大型工厂，虽然它们都没有龙华科技园那么多的工人。富士康公司自身就拥有很多这样的工厂。2016年，该公司在30个国家雇用了140万名员工，其中100多万人在中国境内的工厂工作，这些工厂的用人规模从8万到几十万不等。2010年，富士康在深圳的第二家工厂与龙华科技园紧密合作，雇用了13万名工人。在成都的一家富士康工厂里，有16.5万名工人生产苹果平板电脑。这家工厂在一个10平方千米的工业综合体里，比龙华科技园还要大几倍。在2016年的高峰时期，在郑州富士康工厂生产苹果手机的工人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35万人，这是历史上工人数量最多的工厂之一。[6]
其他电子公司也在中国开设了非常大的工厂。2011年，苹果公司开始把一些苹果平板电脑和苹果手机的生产转移到了和硕（Pegatron），它是一家跟富士康一样的台湾公司。2013年末，和硕公司在上海的工厂里有超过10万名工人，其中8万名工人住在拥挤不堪的宿舍里。[7]电子厂有1万、2万，甚至4万名工人，这在中国并不是稀罕事。尽管以富士康的标准衡量，它们的员工人数还是很少，但它们的员工数量几乎比美国任何一家工厂都多。2006年的纪录片《人造风景》（Manufactured Landscapes）讲述的是加拿大摄影师埃德伍德·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的故事，影片一开始，就是一组在厦门市一家工厂的过道上缓慢移动的跟踪拍摄镜头。这家工厂里有大约2万名工人，生产电咖啡壶、电熨斗和其他小电器。这组镜头很长，持续了近8分钟。它让人感受到，即使只有2万名工人的工厂，也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存在。[8]
在亚洲，除电子业外，还有一些类型的工业有非常大的工厂。华纺集团是中国的代表性纺织集团之一。在它所拥有的一个产业园里，厂房超过100栋，员工有3万多人。有一些玩具制造厂的规模也十分庞大。[9]还有一些生产运动鞋和休闲鞋的工厂，规模也让人叹为观止。
掌管鞋类富士康的是裕元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台湾宝成公司成立于1969年，裕元只是它的一个子公司。从富士康工业城向北驱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坐落在东莞的裕元工厂。在2005年前后，这里有11万名工人，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制鞋厂。工人们每月为耐克等国际品牌生产近100万双鞋（耐克公司在厂内设有办事处），以及裕元自己的品牌YYsports。在中国，该公司开设了许多连锁零售商店，专门用来销售YYsports品牌的产品。像富士康和许多其他中国工厂一样，这个工厂里还包括宿舍和员工餐厅，以及由耐克公司出资建造的阅览室和迪斯科舞厅。在中国，裕元集团还有其他5家工厂，其中有3家工厂也在广东省。在2015年，宝成集团有84亿美元的收入，控制了分布在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墨西哥、孟加拉国、柬埔寨和缅甸的众多制鞋厂。2011年6月，越南一家裕元工厂9万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这可能是几十年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单点罢工。[10]
工业巨人主义的最新篇章，是由两个巨大的变革揭开的。首先，中国和越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开放，这是两国为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拥抱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所进行的努力的一部分。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衡量的。其次是在美国和西欧零售业发生的一场革命。在许多产品线上，商家而不是制造商，成为设计、营销和物流的关键参与者。这些变化加在一起，促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工厂的出现。
在许多方面，21世纪的巨型工厂与早期的超级工厂非常相似，这几乎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它在某些方面与后者截然不同，代表了巨型工厂的一种新形式。当代的亚洲巨型工厂在组织、管理、劳资关系和技术方面都有过去的经验，但与早期的大型工厂相比，它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像过去最大和最先进的工厂一样，今天的巨型工厂体现了大规模制造业的无限可能。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聚光灯下进行的，而不是像以前的工厂那样被隐藏起来。
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过去20多年里，在中国和越南建造的巨型工厂，已经不再被赋予社会机构的性质了。把工厂当作社会性机构的最后一次实质性努力，是在毛泽东时代。1949年，共产党的力量在中国获得胜利。在之后的几年里，在中国朝着工业化的努力中，展开了一个宏大的复杂故事。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新的生产组织方法，而不是满足于简单地把在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下发展起来的工厂移植到革命的中国。
起初，在中国，工厂的故事好像是苏联剧情的重演，就像东欧正在发生的一样。在经历了战争结束后的一段经济复苏时期后，1953年，中国政府在苏联的建议下，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依照苏联的先例，中国的五年计划非常重视工业。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关于工业的投资计划，占一半以上。钢铁、机械制造、电力、煤炭、石油和化工行业在计划中是优先发展的。694个资本密集型的大型项目，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中四分之一将在苏联的援助下建造。中国使用短期借贷的形式，从苏联进口了大量机器和其他设备。和东欧一样，中国也成了一种工业传统的继承者。这种工业传统是从美国经由苏联传入中国的，侧重于特殊的任务和设备、高产量、等级化的管理和奖金。[11]
但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前，中国领导人就已经开始偏离苏联模式。首先，他们拒绝“一人管理”的工厂，寻求党和工人的更广泛的参与，并开始放弃个人奖金制度。其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规划中，重点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项目转向规模更小、分布更广泛的工厂，这被认为更适合中国，因为中国的财政能力很有限。由于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运动，第二个五年计划没有完成。“大跃进”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动员和遍地开花的创新来加速经济增长。在工业方面，新政策包括“两条腿走路”，即在持续进行资本密集型、大规模的现代化工厂建设的同时，促进使用当地资源的、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的、技术简单的工业的发展。其中，微型工业的目的，是把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材料整合起来，为农业服务，并为大型工业提供物资。最著名的是全国各地建造的几十万座非常小的“后院”鼓风炉，这些高炉连同用来满足它们需要的小型矿坑，一度雇用了6000万名工人。在这一时期，地方的倡议在工业发展中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
除了在工厂规模上进行实验外，“大跃进”的支持者还试图打破工厂内部的管理和劳动分工格局，以及格局中的权力和权益分配不平等现象。1957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工厂的所有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把一部分时间用于直接从事生产活动，使他们能够了解工人的处境、观点和意见。同时，工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工厂的管理，或者至少对管理者的决策有一些发言权。工厂里定期举行的工人大会，让工人有机会评价管理层，而壁报提供了一个更直接的批评渠道。一些行政任务、会计事务、日程安排、质量控制、工作分配和纪律管理等程序都从管理者那里被转移给了工人团队。为了使工人能够在知情的情况下处理技术和行政问题，中国启动了大规模的技术教育方案，这让人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
创建小型的乡村工业，让工人在工厂管理上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举措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即把民众动员放在经济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地位。但是，“大跃进”以及其包含的关于工业规模的激进实验，后来被证明是一场灾难。有些产品的产量激增，但质量很低劣，而且往往生产出来不被需要，几乎是毫无用处。与此同时，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乡村工业上，再加上中央计划的削弱和对即将到来的农业收成的盲目估计，导致了严重的饥荒。即使是“大跃进”运动最有力的支持者，包括毛泽东在内，也不得不承认，仅仅通过大规模群众动员是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的。
然而，就在中国领导人叫停了大部分“后院”高炉、恢复中央控制、让专家重返工业的同时，这套实验仍然在继续进行，尤其为毛泽东所提倡。他的目的是避免苏联模式存在的缺陷，以及以牺牲共产主义理想为代价强化等级制度和官僚体制。在再次把工业巨人主义作为国家发展道路的同时，毛泽东希望给予大型企业比较大的自主权，以减少中央计划的复杂性和僵化性，并创造一个工人更广泛地参与管理的环境。
鞍山钢铁厂与大庆油田一道，成为毛泽东倡导的工业管理的典范。鞍山，位于中国的东北地区，在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之前，它就是中国两个最大的钢铁厂之一，后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的帮助下，鞍钢又被扩建。1960年，毛泽东批准了工厂管理的“宪法”，据说是由工人自发起草的。尽管其细节尚不为外人所知，但它的一般原则强调将政治置于领导地位，依靠群众动员，让工人参与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建立将技术人员、工人和管理层结合在一起的工作团队。鞍钢“宪法”被明确地提出来，作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管理方法的对立面，后者通过一系列限制性的规则和规定使工人处于从属地位。[12]
毛泽东相信，大型工业企业可以成为新社会的支柱之一。钢铁厂不仅可以生产钢铁，还可以经营机械、化工、建筑和其他业务，实际上成为一个样样皆能的商业、社会、教育，甚至是农业和军事组织。这家工厂将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社区的核心，它的延伸意义甚至超越了苏联和东欧的大型工厂。大庆油田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一样，都是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它提供了一个通过构想一种新的聚落来打破城乡分化局面的机会。苏联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以沿袭传统的方式建造了一座新城市。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人在大庆建立了分散的居住区，同时为农业生产以及一系列社会和教育服务提供了支持。[13]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生产关系的进步，而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发展，它既要更快速地发展，也要更加平等。由谁掌管工厂，这决定了工厂的命运。但是在“大跃进”之后，许多中国领导人并没有促进企业自给自足和工人自治，反而呼吁企业和工人更加专业化，更多地采用物质激励措施。
1964年，劳动部部长马文瑞指出——与四十年前的托洛茨基的观点非常相似——现代工业拥有复杂的机器和大量需要工人协同配合的活动，不管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运作，都需要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实现产出最大化以满足社会需要，仍然是国有企业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厂内部固有的阶级冲突，因为所有的产出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工人和管理者不再有利益分歧了。但是，工厂的实际内部组织与资本主义的模式之间，不需要设置显著的差异。马文瑞赞同工人参与管理者的监督工作，但并不希望消除他们之间的区别。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管理权的改变只是改造工厂和整个社会的第一步。他们认为，政治不仅需要在工厂内部占主导地位，在厂外也要如此，要促进的不但是更大的平等，而且是“人的革命化”。社会主义应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以及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差别。
实际上，这意味着要求所有与工厂有关的人都做一些体力劳动，把工人纳入行政和领导机构，并由共产党监督工厂的管理工作。工人可能会继续从事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工种划分会更详细，但他们不会什么都做。他们与那些技术人员和政治干部将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直接参与管理，以确定工厂的各方面运作。[14]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关于谁应该管理工厂和谁该做什么的争论更加激烈了。鞍钢虽然迟迟未被卷入不断升级的冲突之中，但随着动荡的政治环境助长了工人对工厂的领导层及其享有的权利和特权的不满情绪，它最终成为战场的中心。不满的工人们和他们的盟友一齐提出了挑战，对手是他们眼中臃肿不堪的官僚机构。他们认为，官员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工人们却被排除在技术创新等关键领域之外，不得参与。更激进的是，这一热潮的支持者，不再认为工厂应该仅仅被看作一个负责实现生产最大化的经济单位。他们赞同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提出的观点，认为工厂应该是一个社会机构，为工人和周围社区的多种需求服务，即使以生产和利润的减少为代价也不要紧。一些人推动工厂的非专业化，特别是乡村地区的工厂，这样，他们的设备和专门知识就可以满足当地的需要，生产适合当地消费的各种产品，而不仅仅是为适应全国市场而生产的少数几种产品。
这个进行激进实验的时期，是极其短暂的。随着学校、政府机构和工厂中的对立加剧，甚至有可能完全失控，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采取行动，重新恢复了秩序。尽管各个工厂之间的差别很大，工人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管理和实验组织形式。不过，很明显，潮流已经发生变化了。[15]
“摸着石头过河”“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中国与过去的工业决裂。过去的工业，诞生于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以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为基础，生产钢铁和石化等生产资料类产品，而后来的工业，以劳动密集型的私有企业为基础，生产各种消费品。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者们试图重振停滞不前的中国经济，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到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人开始相信，之所以中国持续处于贫困状态，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新加坡这样迅速发展的亚洲国家，是因为缺乏市场。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改革者希望，至少要有限地引入市场。他们还要求政府转变对重工业的投资。他们与半个世纪前苏联的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一样，认为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生产，将为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提供一条更便捷的道路。因为他们所在的国家都缺乏资本，但拥有大量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劳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轻工业积累的资金可以用于投资更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16]
与之呼应的是，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1979年，政府在广东省和福建省建立了一些“经济特区”作为试点，旨在吸引外国商人投资。在这些区域内，企业的税率将低于全国的其他地区。此外，企业还可以享受最多为五年的免税期；将企业利润汇回国内，在合同期满后，可以再进行投资；进口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可享受免税待遇；产品不用支付出口税。经济特区内的地方政府，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一般都支持私有企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沿海的经济特区相继建立，1990年又在上海建立了浦东新区，这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于是，两年后中国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特区。[17]
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对西方市场的力量和效率表示认可。社会学学者潘毅写道，中国的现代化梦想与“资本和市场的伟大信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曾经几乎是靠计划经济一统江山的中国，开始追求市场化，“追求现代化”和“追求全球化”成了流行语。[18]
越南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与美国的长期战争，随后与柬埔寨和中国的战争，以及与柬埔寨开战后被国际社会抵制，这些事情的发生，严重消耗了越南的经济。在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北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调和方面，越共领导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以人均收入来衡量，越南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为了重振越南南部的经济，1981年和1982年，西贡市（Saigon）地方当局允许中国商人恢复活动，这使西贡迅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到了1986年，主导西贡的共产党人赢得了国家的领导地位。他们推动了有利于市场的改革。这场旨在推动越南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其政策包括在国营部门进行改革，并开放外国投资、允许市场活动和出口贸易。[19]
在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新政策迅速改变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面貌。这个地区被选定为首批经济特区的所在地之一。当时，香港（仍在英国的控制之下）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造业、贸易业和交通运输业。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毗邻香港的内地的开放为制造业提供了一个机会，它们可以转移到一个成本低得多的地区。而且，许多香港商人在此地有亲戚关系。起初，港资企业的业务，主要是面向境内市场，但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政府放松对境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越来越流行，首先是在服装行业，然后是鞋类和塑料制品行业，最后是电子行业。
香港与广东的结合，形成了一个获利丰厚的非凡机制。它反映了资本的优势，以及不平衡的全球发展局面。很多有丰富国际贸易经验的香港企业，最初都会在内地得到比香港低廉得多的劳动力和土地，以及它们在管理劳资关系方面的自由支配权。它们将最简单、劳动最密集的业务转移到内地，把商务办公、产品设计和营销业务放在香港，并利用香港先进的基础设施，出口由内地制造的那些商品。香港拥有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和强大的空运能力。正如一篇关于珠江三角洲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地区的成本与发达地区的管理、基础设施和市场知识水平结合在一起。”[20]
香港敢为人先，进行了关于制造业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随后，内地政府进一步放松了监管，为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投入了大量资金，之后，更多的资金流入了内地。香港的公司开始将更复杂的制造流程、物流、质量控制、采购和包装等程序转移到内地。与此同时，台湾的公司也开始在内地投资制造业。日本和韩国的公司紧随其后。但是，日韩企业在一开始对中国进行投资，几乎总是通过香港或澳门的中间商来运营。2000年，美国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第二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的公司也开始将制造业务转移到中国。[21]
打工妹与打工仔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业的爆炸式增长，可以从深圳人口的惊人增长中看出。深圳的人口，从1980年的32.1万上升到2000年的700多万，这是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人口增长之一。大部分新居民是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移民”，他们来到工厂里工作。深圳的工厂遍地开花。[22]随着深圳当地劳动力的迅速枯竭，一个农民工体系形成了。农民工一直是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也使得21世纪中国制造业的超级工厂化成为可能。
苏联和东欧的工厂，招募因农业集体化而流离失所的农民，在中国，却是农业的去集体化解放了劳动力。从此，农民们不再受集体农场的利益和义务的束缚了。改革开放后，集体农场被解散，变成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租给农民个人的小块土地，他们在交过公粮后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剩余的农产品。起初，新制度使农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是进一步的变化，包括国家对粮食进口的开放，以及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成本的上升，使得农村比城市贫困得多。许多出身农村家庭的年轻人意识到，如果留在当地发展，经济和社会机会有限，于是，他们搬到了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制造业中心，在工厂里工作。
但是，他们在工厂里通常只是临时工。与英国和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农民并没有被剥夺地产，尽管国家继续拥有全国的农业土地，但是，30年的租约，把实际的控制权给了农民家庭。工人们可以在农田和工厂之间两头忙，而且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如果他们知道家乡的村子里有事情需要他们返回的话。[23]
由于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中国户口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返回家乡。中国公民需要有“许可证”才能在特定地区生活，大多数社会服务，包括医疗保健和公立学校的教育，都与他们所拥有的特定户口相关。移民工人在被雇主雇用后，才能得到暂住证，这个证件在他们结束工作时就过期了。在一个城市取得永久居住许可，是非常难的。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工厂里的工作（以及城市里的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工作）必然是临时的，通常持续几年，一般是在毕业或辍学后到成家之间，就像新英格兰工人的情况那样。[24]
农民工与国有企业的工人性质不同，地位也更低。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之前，中国的国有工厂和集体工厂为工人提供了广泛的服务，包括终身工作资格、培训、住房、终身医疗、养老金和其他福利，甚至还提供剪头发的补贴。一般而言，国有工厂工作强度较低，管理纪律最为宽松。[25]但是国有工厂开始逐渐萎缩，那些蓬勃发展的私有工厂却与前者截然不同。经济特区的工作更替率高得惊人。许多工厂为农民工提供免费宿舍，或者收取一定费用，但工厂不为他们提供任何福利保障。工人有资格领取的福利——包括子女的教育机会和工人的养老金——都来自他们的家乡，他们在户口制度下登记的居住地。法律要求私营雇主为其工人缴纳社会福利基金，但是，与最低工资和限制加班的规定一样，这一要求常常被忽视。私有工厂的工作强度很低，纪律很严苛。[26]
事实上，中国发展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工厂生产体系，一种是国家或集体所有，另一种是私人所有。[27]
农民工体系，为雇主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后者可以随意扩招和裁员。当时农村的青年男女人数众多，在近两代人之后才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这是一个廉价且丰富的劳动力来源。大多数工厂向农民工支付法定最低工资（在中国，这是由地方政府规定的），或者更低，因为执法力度一般很低。它们在农村招聘工人，那里的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远低于城市标准，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工厂，为农民工支付的工资，不必像支付给本地人的工资水平或国有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水平那样高。因为，以农村标准衡量，即使这些工厂开出很低的工资，也能吸引到工人。此外，由于工厂没有为工人所需的大部分社会服务支付津贴，后者实际上享受的是农村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所以，雇用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很低，企业可以将盈余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28]
对于专营产品出口的大型工厂来说，提供宿舍既是必要的，也是一种优势。由于新兴的工业城市里住房短缺和外来务工人员本身缺乏永久居民身份，他们往往难以找到住处。为了吸引工人，工厂自己提供工人宿舍，正如洛厄尔工厂和苏联工业巨头所做的那样。如果这些工人在外面租房子，也会多花很多钱，如果工厂提供宿舍就可以向工人支付远低于它们必须支付的工资。
在私有工厂的早期发展阶段，农民工大多数是年轻女性，所以为她们提供一个严守男女大防的环境，也是重要的住宿要求。有一家大型电子公司，这样要求所有年轻的未婚单身女工：必须住在工厂大楼的宿舍里，否则就不予雇用。即使在男性开始受雇从事生产工作之后，仍然实行男女分宿舍制度，并严格隔离。
宿舍制度的实行，使公司对工人拥有了特殊的控制权。与洛厄尔式工厂一样，很多中国工厂有（现在还一直有）详细的行为准则，不仅对上班迟到、工作质量差、上班时间闲聊的人处以罚款，还对乱扔杂物或离开宿舍的人处以罚款。富士康禁止员工出入异性的宿舍，禁止在房间内饮酒和赌博，并实行宵禁。
工人们住在公司的宿舍里，这样，在需要紧急工作时，工厂就可以迅速动员大量工人，并使大批年轻妇女上夜班更容易。如果工人住在工厂里，长时间的工作——有时是12小时或更长时间——是一种常见的做法，特别是在生产旺季。[29]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估计有5000万～7000万名中国农民工。2008年，上升到大约1.2亿。到2014年，超过2.7亿人，这几乎是美国所有工种雇用的平民工人数量的两倍。这支大军，在农田和工厂两地流动。
乡土人际网络，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农民工会把工作机会和城市生活的状况告诉他们的兄弟姐妹和邻居，并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各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内陆省份帮助沿海地区的工厂招聘工人，鼓励他们把钱寄回家。一些地方政府在深圳设立办事处，将来自本地的工人与外商独资工厂联系起来。没有国家的积极支持，整个系统是不可能建立的。
农民工的城镇就业，使春节那几天变成了关于物流、情感和劳动力招聘的史诗。每年春节，外来务工人员返乡度假，与父母、子女和乡村朋友团聚，这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潮。
2009年，中国铁路系统估计，将在春节假期期间运送约1.88亿人次。大群乘客涌入车站，涌入邻近的街道，挤得满满当当。由于访问量激增，票务系统崩溃了。火车和汽车上挤满了人和行李（尽管最近中国大力发展铁路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混乱）。假期结束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返回工厂工作。每年，都会有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决定待在家里，迫使工厂和其他雇主争先恐后地寻找替代者。[30]
为什么如此大规模？外来劳动力使得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在中国以及越南的迅速扩张成为可能，但这并不能解释工厂建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31]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大小不是生产技术要求的结果。在越南一个大型运动鞋厂的照片中，你很可能看到的是一排排工人坐在单独的工作台前，把预制件组合在一起。（运动鞋和休闲鞋是由橡胶、合成纤维、合成革材料制成的，有时也包括真皮材料。）在同一个屋檐下，可能有许多工人在工作，他们大多是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进行工作，与附近的其他个人或小组的工作内容相同，并不与他们产生互动。[32]在这方面，这些工厂并不像胭脂河工厂或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而更像英国早期的纺织工厂，织布工或纺纱工肩并肩地做各自的工作。
即使产品需要更复杂的装配程序，制造特定产品所需的工人数量和工厂规模之间通常也没有明确的关系。灿坤工厂，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个小型家电工厂，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最著名的照片之一，拍摄的就是它。装配产品的工人们被安置在一个巨大的、现代化的单层厂棚里。但是，它里面的每一条装配线都很短，工艺相对简单。30条装配线生产电烤架，平均每条装配线上只有28名工人，而不是像汽车或拖拉机厂集成装配线上那样，有几百名工人。一排排装配工人在慢慢移动的皮带的两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使用的工具相对简单，也不需要跟随机械的生产节奏，可以从传送带上拿取和放置“工件”，而不是像汽车工厂那样跟随着缓缓移动的部件工作。
电子工厂是出了名的神秘，所以人们很难摸得清它们的生产流程。但是，关于龙华科技园内富士康的苹果生产区的一篇文章中说，每一条装配线的工人从几十人到一百多人不等，比制鞋厂或小家电厂的装配线还大，但与工厂的整体规模相比仍然非常小，因为整个工厂里有几十万人。
纵向的一体化，是工厂规模扩大的原因之一。一些鞋厂先制造合成材料，再用其来制作运动鞋和皮鞋，它们制作模具和预制件，还制作绣花商标。在灿坤工厂里，所生产的产品中使用的大部分部件是自己制作的。富士康制造了一些可以安装在装配线设备中的部件，尽管大多数高端部件是从其他地方购得的。
不过，即使是加入零部件制造这种技术层面的需求，也不能完全解释工厂为什么能扩展到如此庞大的规模。相反，它就像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棉纺织业评论的那样：“所谓大工厂，只不过是同一屋檐下的几家平行的小工厂。”在富士康城，情况几乎也是这样，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建筑物里组装着类似的产品。
在某些领域，生产的规模对经济的影响会减少或消失。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Jr.）在他的经典研究《规模与范围》（Scale and Scope）中指出，世界上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煤油产自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三个炼油厂，他接着写道：“想象一下，如果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鞋、纺织品或木材生产集中在三个工厂里，会是多么糟糕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对排成几英里的机器进行行政协调，以及操作这些机器所需的大量劳动力的集结，既无经济意义，也无社会意义。”然而，在电子产品和一些鞋类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大规模集中生产。以苹果为例，生产集中度已经超出了钱德勒想象的荒谬的程度：每一个苹果平板电脑都是在同一家工厂组装的，而大多数苹果手机的机型只在一两个工厂里组装。[33]
为什么工厂建得这么大？答案似乎在于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在于销售其产品的零售商，而不在于制造者。这反映了两者之间关系的根本转变。直到最近几十年，产品的设计、制造和营销一般都是在一家公司的范围内进行的。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它们就开始脱钩了。正如社会学家理查德·P.阿佩尔鲍姆（Richard P. Appelbaum）所说，在当今的全球供应链中，零售商和品牌人（那些依靠第三方制造产品的设计师和营销商）最有权力制定生产计划和条款，而不是工厂主。工业巨人主义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34]
在制造业的早期历史上，一些最成功的制造商打造品牌，凭借好口碑销售它们的产品，并且形成独立的分销网络，建立它们的统治地位。在美国，洛厄尔工厂率先采用了这种方法，后来这种方法又被麦考米克收割机公司（McCormick Harvesting Machine Company）等采用。胜家缝纫机制造公司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其销售人员和经销代理在欧洲和美洲各地销售缝纫机，缝纫机都是在该公司的两家工厂里生产的。大型汽车制造商也使用这种模式，通过被它们有效控制的专门经销商，销售品牌汽车——福特、雪佛兰、克莱斯勒和凯迪拉克。同样，通用电气、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美国无线电公司也以自己的名义出售或租赁其产品，即使不能完全控制分销网络，也能对它们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制造商为主导的品牌产品体系，一直在欧洲和美国存在着。大众、通用、西门子、索尼、福特、飞利浦、李维斯（Levi）和英国其乐（Clarks）等商品生产商都是家喻户晓的名字（1851年在水晶宫展览上展出产品并赢得奖项后，这些品牌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而现实中，在人们的印象里，这些公司及其产品和生产它们的工厂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35]
20世纪70年代，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了，再加上随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破坏了这种联系。国际竞争加剧、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信贷紧缩和通货膨胀，导致生产利润率下降，许多美国公司在股东的压力下，为了降低成本，不得不削减利润较低的业务。为了变得更精简、更灵活，迅速减少支出，它们开始将原来属于自己的工作外包给其他公司。它们往往从支持服务开始，例如数据处理和通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也开始将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核心功能外包出去。[36]
以运动鞋为例。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运动鞋一般是由同一家公司设计和制造的，这些公司大多是大而古板的橡胶公司，如美国橡胶公司（United States Rubber Company）和百路驰公司（BF Goodrich，PF Flyers）。但是，鞋业逐渐由像阿迪达斯（Adidas）、彪马（Puma）、锐步和耐克这样的公司主导，这些公司是围绕运动鞋和服装而不是橡胶成立的，它们专注于技术创新、时尚设计和营销。到了20世纪80年代，包括耐克在内的大多数行业领先企业，越来越多地将生产外包出去，直到它们本身只剩下了品牌。[37]
在电子产品和计算机行业，一些大公司也开始将它们的生产业务外包出去。升阳（Sun）和思科（Cisco）是美国硅谷的两个成功传奇，它们与专业的代工制造商合作，例如旭电（Solectron）和伟创力（Flextronics）等专业代工制造商（在富士康崛起之前），生产前沿产品，并贴上它们的品牌进行销售。一些公司，包括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得克萨斯州仪器公司和爱立信（Ericsson）（瑞士一家大型的电信设备制造公司），将个别工厂或整个制造部门出售给较小的公司，然后与它们签订合同，生产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合同制制造商在产品设计和物流能力方面变得日益成熟。通过电子数据通信技术，它们与客户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多公司生产系统。[38]
在同一时期，销售领域也发生了革命。这场革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兴的、巨大的低价零售商网络的崛起，另一方面是全球品牌公司的兴起，这些公司本身很少或根本不制造产品。
在美国，新一批大众零售商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包括沃尔玛（Wal-Mart）和达吉特（Target）在内的一系列经常打折促销的连锁超市相继成立。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们才真正开始腾飞。沃尔玛凭借廉价劳动力、低价商品、先进的技术和高效率的物流等优势，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2007年，沃尔玛在美国有4000家门店，在其他国家有2800家。尽管在欧洲和美国，没有一家公司在规模上能与沃尔玛相比，但是家乐福（Carrefour）、乐购（Tesco）和家得宝（Home Depot）等零售商，同样在扩张和收购中迅速扩大规模。
凭借强大的销售能力，大型零售商赢得了比供应商更多的优势，不管是李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这样的知名公司，还是那些在零售商的商店里贴标签销售产品的默默无闻的公司。新的通信和物流技术，包括条形码、计算机跟踪系统和因特网，使零售商几乎能够即时地监测和指导供应商。由于担心大规模订单流失的潜在可能，为大型零售商生产商品的生产商只能任其调遣，并经常调整业务以满足前者的需求和愿望。[39]
在苹果、迪斯尼和耐克等品牌产品公司的发展史上，也出现了类似的过程。这些公司专注于产品设计，尤其是市场营销，使它们的产品象征着时髦、流行、现代和有趣，从而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绝佳销售业绩。一些大品牌在某一特定时期曾自己做生产，但是，通常情况下，它们最终把大部分或全部商品的生产外包出去。1998年，旭电的首席执行官西村光一（Koichi Nishimura）对他的客户说：“较为复杂的公司，是致力于创造财富和创造需求的公司。在这两者之间的所有事，它们都交给别人做。”苹果公司，最初是自己生产产品的，一些产品是在其硅谷总部附近的工厂生产的。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开始出售和关闭工厂，将几乎所有的实物生产外包出去。2016年，苹果在美国只生产一款主要产品，即高端台式电脑。同样，20世纪90年代，阿迪达斯开始退出制造业领域，关闭了所有工厂，只有一家作为技术核心的小工厂除外。而在此之前，它的所有产品都是在德国生产的。[40]
将制造业外包出去的一个好处是，使品牌公司远离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工作条件。寻求更低的劳动力成本通常意味着将制造业转移到低工资地区。如果使用童工、工作时间过长、使用有毒化学品、镇压工会会员等事件发生在一家品牌公司的相关机构内，其形象——最重要的资产——很可能会受到损害。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可以推给供应链上的承包商，对公司形象的损害就会较 低，也更容易处理。在工作条件恶劣和工人待遇差等方面的长期问题被揭露出来后，耐克公司和苹果公司都能独善其身，它们通过指责承包商、承诺进行更好的监管和实现更高的透明度，以及发布新的产品制造准则来化解公关危机，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长期损失。[41]
为大型零售商和品牌公司提供服务的合同制工厂，其所在位置和规模千差万别，而且经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早期，许多美国电子公司与硅谷当地的公司签订合同，由后者制造它们的产品。但是，后勤和政治形势上的变化，使得在远离母体公司的地方建立制造工厂变得更加容易。轮船集装箱运输业的发展和空运能力的加强，使运输速度提高，运输成本降低。通信卫星和互联网的构建，改善了国际通信条件，降低了国际通信成本。关税的降低，使针对制造业的跨境附加费也降低了。
沃尔玛和苹果等零售商和名牌公司不断向供应商和分包商施压，要求它们降低价格。与此同时，这些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低工资地区，用来建立工厂。墨西哥是最受欢迎的地点之一。在苏联解体之后，东欧各国也出现了这种工厂。纺织和服装制造商们，在中美洲、加勒比、南亚和非洲建立了工厂。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吸引了许多代加工电子制造商。而且，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希望在中国建立工厂，因为那里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友好开放的政府机构。[42]
来自惠普、阿迪达斯和沃尔玛等跨国公司的订单数量之大，使得它们可以很方便地利用集中的生产中心进行生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使用许多分散的供应商可能带来的管理和物流成本。现代运输业的发达，使它们可以将生产集中在一个小的地区，或只是一个工厂内。在19世纪和20世纪，即使是以集中生产著称的公司，比如福特，进行垂直集成生产，也要在远离其主要工厂的地区设立分厂，用来组装其产品。但是，由于集装箱海运和高效率港口物流的发展，运输成本大幅降低，运输速度也有了提高。而后者意味着，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可以在一个或两个地点生产特定产品，然后向世界各地的零售商店和互联网客户供应这些产品。[43]
集中生产不一定意味着大工厂，有时它意味着，在一个很大的工业区或工业中心，许多小工厂和辅助服务机构聚集在一起。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袜子——每年90亿双——是在中国大唐镇生产的，不是只有一家公司生产袜子，而是由多家公司生产袜子，然后供应给包括沃尔玛在内的各大零售巨头。领带的集中化生产始于1985年，当时，一家香港公司将领带生产转移到了内地的嵊州。不久之后，领带工厂在这里遍地开花，直到这个城市成为全球闻名的领带之都，能够同时满足许多订单的需求，即使订单所需要的领带多达数十万条。有一段时间，中国的义乌有600家工厂，那里的工人生产了世界上60%以上的圣诞节装饰品和周边产品。但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圣诞节是怎么回事。[44]
在某些情况下，扩大工业规模，只意味着建立一个巨型工厂。对于一些产品，例如鞋类和电子产品，大买家，特别是品牌营销者，比起中小型工厂，他们更喜欢大型工厂，因为后者能够持续稳定地为其提供货源，并能够为生产新产品或满足紧急订单迅速地做好准备。苹果，就是这种走向极端的趋势的一个代表。它生产的产品种类非常有限，但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其营销策略依赖于精心安排，苹果公司每年或半年发布一次产品介绍，用来刺激全球市场，吸引那些渴望得到最新产品的消费者，并展示它在技术、风格和现代化方面的前沿地位。2010年6月，苹果公司在推出苹果4手机后的三天里，售出了170万部。2012年9月，该公司在推出苹果5手机后的第一个星期售出了500万部。三年后，苹果公司在发售后的头三天里售出了超过1300万部苹果6和6 Plus手机。由于最终的产品设计经常是在销售开始前不久才被敲定，苹果公司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动员大量的劳动力来为即将到来的销售高峰进行生产，以保证库存量能满足需求。工业巨人主义，是苹果采取的解决方法，尽管这些巨型工厂并不是它自己的。
依托像富士康和裕元这样的大型代工制造商，苹果、耐克和它们的同类企业能够在没有大量库存的情况下开始运营，如果不这样的话，这些产品会占用资金，并增加仓储费用。更重要的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或运动鞋在本质上属于时尚产业，如果是即时生产的产品，就规避了过时的风险。苹果高管蒂姆·库克（Tim Cook）曾将库存称为“彻头彻尾的罪恶”。库克策划了苹果从内部生产转向外包，之后才接替史蒂夫·乔布斯担任首席执行官。“你要像管理奶制品行业一样管理它。如果过了保鲜期，你的麻烦就大了。”他说。[45]
通过快速动员数十万年轻、低工资的中国工人，富士康和和硕让苹果的“牛奶”永远保鲜。这些工人的工作环境通常是很恶劣的（可能比产品积压还糟糕）。2007年，就在第一代苹果手机发布的几周前，乔布斯突然决定把手机从塑料屏幕换成玻璃屏幕。当第一批玻璃屏幕于午夜抵达龙华科技园富士康工厂时，宿舍里的8000名工人从睡梦中被叫醒，他们得到了一块饼干和一杯茶，并被派去开始12小时轮班，其工作就是把屏幕放进手机框里。工人们日夜不停地工作，很快就能每天生产出1万部苹果手机。有时候，为了完成订单，富士康会把大批工人从一个工厂转移到另一个工厂。要满足激增的需求，不仅需要庞大的劳动力大军，还需要庞大的初级管理人员队伍和数以千计的工业工程师来建立装配线并对其进行监督，这正是中国要做的事情。中国开设了许多技术学校，能提供这么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正是这种快速扩大产量的能力（以及在订单完成时迅速缩小产量的能力），让苹果和其他客户从东亚地区迅速涌现的大型合同制工厂中获得了收益。[46]
福特主义和泰罗主义的结合，促进了快速动员非技术工人的能力。对这种方法而言，苹果手机是最理想的应用对象，因为它要求生产海量的高度标准化产品，就像亨利·福特做的那样。苹果电脑和其他移动设备的一些最终组装程序是高度智能化的，但大多数程序不是。相反，它们包含了细之又细的劳动分工，都是非常简单的工序，被工人们机械地重复着，工人几乎可以马上就学会它。工厂里的工人流动性非常高，而且在接到大订单时需要迅速召集大批新员工，因此，对工人的培训是至关重要的。富士康为新员工安排了关于公司文化和规章制度的讲座，但没有实际生产任务方面的培训。[47]
如果出现了大量的紧急订单，许多大型合同制制造公司也可能将部分工作分包给与它们有关系的小工厂来处理。大工厂和小工厂并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一种共生关系，经常一齐开展工作。在大公司的帮助下，小工厂，有时是家庭作坊，成为前者的零件供应商、分包装配商或加工商。这样的网络增强了大公司在不增加固定成本的情况下快速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48]
一些合同制制造商为了自己方便或出于某种做生意的虚荣心，喜欢选择大工厂，而不考虑其客户的偏好。一家生产电脑和游戏机的公司的负责人说，他更喜欢在靠近主要市场的低工资地区购买土地，建立一个大工厂，并在那里建立供应商网络。他的公司没有跟很多小工厂建立联系，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着六个大型工业园区。为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鞋类公司，裕元建了一些巨型工厂，迅速提高产能以生产大量的鞋子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在扩大生产的热潮中，富士康的龙华工厂变得非常庞大，同时也成为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郭台铭的展示平台。这个综合体的经理觉得它太大了，无法有效地运作。尽管富士康随后的工厂规模相对减小了，但相比于其他大多数工厂的规模，还是相当大。[49]
亚洲的工业巨人主义，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曾一直坚持苏联和早期毛泽东时代的观点，即生产力高度集中是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越南也采取了这一政策）。随着分散式、小型制造业的发展，它不再是主要推动力。集中，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拥有巨大的工厂。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创建规模庞大的中小企业集群，这些企业生产特定产品，政府提供大片土地用于开发，创建工业园，建设基础设施和交通，并提供税收优惠。但是，这常常意味着超大型的工业园区。一位中国汽车行业的经理对社会学家张璐说：“这些企业部分由政府拥有，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机构的大力引导。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和高产量，我们不仅要依靠高度先进的机器，还要依靠勤奋工作的工人——我们的相对优势。”中国的省级政府已将工业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希望建造大型新工厂的公司，获得了土地（有时是免费的）、税收减免、低成本的电力，并且由政府帮助招聘劳动力。[50]
巨兽的体内在现代亚洲的工业巨兽中工作是什么样的感觉？在某些方面，这种经历与之前一代又一代的工人的经历非常相似，甚至几个世纪前的英国、美国和苏联也是如此。像19世纪洛厄尔式的工厂一样，许多青年男女被吸引到20世纪和21世纪的亚洲工厂里，因为他们有机会挣钱、帮助家人建造房屋、用来支付兄弟姐妹的教育费用，以及通过储蓄购置产业或结婚（为妇女提供一些婚后保障，以防万一）。还有一些妇女试图逃避包办婚姻、父权的控制或家庭纠纷。就像在洛厄尔式的工厂一样，大多数工人在工厂工作几年后就回到了家乡，在农村安家落户、务农，有时做了小生意。
但是，在中国，工厂里的工作不仅是一种赚钱的手段，也是一种摆脱乡下的狭隘地方主义、体验城市生活和被视为现代化的方式的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第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对未来会发生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回乡的工人，几乎像生活在一个不同世界的广告牌上一样。一位来自广西少数民族的十几岁的女子回忆说，看到村里的年轻人打工归来，穿着新衣服欢庆春节时，她羡慕不已，这与近两个世纪前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青少年的经历是差不多的。她很快就去一家电子厂打工了。后来的农民工新人更加老练，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了城市生活和现代工厂的画面，通过智能手机至少从表面上熟悉了时尚和时尚产品。一位来自湖南的年轻女工，在广州附近的一家电子厂工作，她回忆说：“那时候，我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工厂，它们看起来太漂亮了：房子盖得特别好，瓷砖铺得整整齐齐，环境又那么整洁干净。所以，我觉得那会是个好地方。”[51]
工厂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都来自好几百公里以外的农村，这可能会让人感到非常困惑。如今，工业化的中国城市看起来并不像现代版的曼彻斯特。由于低收入工人大都住在公司宿舍里，所以这里没有贫民窟。一些工业区，如深圳，附近的社区或村庄里面挤满了农民工和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相关人员，再现了一些农村生活的感觉。但是，大多数新兴工业区是现代化和大规模的地方。社会学家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在上海报道说：“新铺设的高速公路完美无瑕，向四面八方延伸。在公路两旁，是新盖起来的工厂——有着高技术屋顶的矮胖的仓库，像货运火车一样长的一排排厂房，还有很多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盒子形建筑，上面印着公司所有者的商标，却对墙里面在做什么只字未提。”尼尔森·利希腾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和理查德·阿佩尔鲍姆驾车横穿东莞，他们看到了“宽阔但交通繁忙的街道，路两旁是商店、焊接店、仓库、小型制造工厂，偶尔会出现大型工厂。这就是旧美国的‘锈带’城市曾经的样子、曾经的气味，甚至是曾经的心跳”。[52]
那些很少离开自己出生地的小村庄的青少年，在富士康这样的大型工厂里往往会晕头转向，找不到出去的路。龙华工厂占地两平方千米以上，从一边走到另一边要花一个小时。富士康工厂的许多标牌都是英文缩写，新来者完全看不懂。他们会感到沮丧，像是突然进入了一个外星世界，变得不知所措。
但是，他们也会感到兴奋。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对全新的景象和经历赞叹不已。一位来自湖南的工人，分配到一间工厂宿舍，他回忆道：“我从来没有住在一个多层建筑里，所以爬楼梯和上楼感觉很刺激。”就像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情况一样，楼梯这类简单的东西——被一些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就像两个宇宙之间的分界线。[53]
中国和越南的巨型工厂，一般来说，是新近建成的，有现代化的外观，尽管外表大同小异。内部大多是干净有序的，有良好的照明。有些厂房是带空调的。一般来说，外资大工厂的工作条件、工资和福利要比当地人的小工厂和车间好。而且，比起小工厂，大工厂更不可能损害工人的利益。[54]
富士康特别注重遵循详细的规则和进行工作指导——一种超泰罗主义——通过一个多级的管理层次来执行。基层领导的工资微薄，他们监督个人的生产工作，反过来又由更高层次的领导来监督。工人们被禁止在工作时间讲话（尽管在实际执行中效果并不理想）或在工厂里随意走动。工厂墙上挂着标语和海报，有些海报让人想起了阿列克谢·加斯捷夫，如“分秒必争、事半功倍”，有的说法更夸张，如“要是不达目标，太阳就不会升起”，还有更粗鲁的威胁标语，如“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
工人参与国企管理的实验，在富士康和中国的其他外资工厂里没有任何反响。近代中国的工业巨擘，其内部组织系统来自西方和日本的管理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早期制度。等级制度是不容置疑的，规章制度是广泛实施的。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质量监督体系，由自上而下的组织实施。[55]
装配厂的工作，需要长时间快速重复一组动作，让人筋疲力尽，甚至不堪重负。这让人想起早期的英国纺织厂，那里的童工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工作，这使他们的身体受到了严重伤害。在富士康的成都工厂，一些工人一站就是一整天，腿肿得厉害，走路都困难。超长的工作时间，也使问题复杂化了。尽管中国法律规定每周正常工作时间为40小时，并将加班时间限制为每周9小时以内，但工厂通常对此视而不见，实际安排的工作时间要长得多。超过60小时的工作时间安排，并不少见。在富士康，通常每天工作12小时（包括加班）。但在那里和其他地方，当订单截止日期临近时，每天的工作时间可能还会延长。富士康工人每月倒班一次，就像美国钢铁工人每两个星期轮换一次，这导致他们睡眠不足，昏头涨脑。尽管工人们喜欢以长时间的加班来提高他们的收入，但他们努力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间，希望提高工资，因此长时间的加班并不是维持体面的生活所必需的。在裕元的一家大型工厂，工人们发现强制加班太累了，于是他们罢工以示抗议。就像马克思的时代一样，在今天的巨型工厂里，劳资之争大多围绕着工作日的劳动时长展开。[56]
纪律是另一个饱受争议的点。公司通常会对工作疏忽甚至轻微的违规行为处以罚款，比如在工作时说笑，这让人想起英国的纺织厂，马克思注意到，在英国纺织厂里，惩罚自然会变成罚款和从工资里扣款，而在这种来格古士（Lycurgus）式的工厂里，如果可能的话，工人违反它的规定，并接受惩罚，比遵守它的规定对它更有好处。（相比之下，在越南，将罚款作为劳动纪律的一种形式，是非法的。）一些外国经理人认为，中国需要采取特别严格的纪律措施，因为中国继承了过去的舒缓工作节奏，还有一种人人“吃大锅饭”的文化，而不是依靠个人的努力获得回报。
在富士康，主管们肆意辱骂那些犯了小错的工人。有一次，一位主管强迫一名工人抄写了郭台铭语录三百遍，这是一种学校式惩罚。保安有时会殴打涉嫌偷窃或违反规定的工人（有胭脂河工厂“服务部”的影子）。[57]
2014年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在报纸《打工诗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的诗，是这样描述工厂纪律的：
流水线旁，万千打工者一字排开
“快，再快！”
站立其中，我听到线长急切的催促
在《我就那样站着入睡》中，他写道：
我被它们治得服服帖帖
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
不会控诉，不会抱怨
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58]
亚洲的一些大型工厂，出现了严重的健康和安全问题。1997年，在耐克委托下进行的一次内部调查报告显示，越南的一家由韩国人承包的大型工厂存在严重的有毒化学品问题。空气中甲苯的含量极高，远远超过了美国和越南的国家安全标准。厂房里到处都是扬尘，闷热和噪音使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在中国，有些制鞋厂的甲苯、苯和二甲苯的含量往往也会超标，形成了危险的环境。在电子工厂中，用于清洁筛网的化学溶剂是一种危险的物质。制造和抛光苹果平板电脑外壳过程中产生的铝尘，是另一种危险的物质，工人们会吸入这种粉尘，而且它具有高度爆炸性，很可能引发事故。2011年，富士康成都工厂发生爆炸，导致4名工人死亡，18人受重伤。[59]
在洛厄尔，工人有寄宿公寓、社交中心和休闲中心，虽然它们都受到公司的严格监管，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工厂里工人工作单调、疲劳和行动受限的状况。在很多中国工厂，情况却并非如此。大约四分之一的富士康深圳员工住在公司的宿舍楼里，30栋宿舍楼位于工厂内，120栋宿舍楼分布在工厂附近。在富士康的宿舍里，通常一个房间要住6～12个工人，比洛厄尔寄宿公寓的房间里住的人要多得多，尽管不像在洛厄尔那样几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而是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床。（许多台资工厂为管理人员提供了更高档的住房。）工人被随机分配到房间，这样的话，朋友、亲戚、在同一生产车间工作或来自同一地区的工人很少会往在一起。由于有些室友上白班，另一些人上夜班，作息被打乱了，所以，在这些房间里不能进行社交活动。像洛厄尔一样，中国工人在宿舍里的行为被严格规范：强制性宵禁，限制访客，并且禁止做饭。[60]
但是，许多巨型工厂，包括一些富士康所在的工业园区，都有大量的社交和娱乐设施，为人们提供放松、社交和娱乐的机会。除了宿舍、生产大楼和仓库之外，富士康还有一个图书馆、几个书店、各种食堂和餐厅、超市，同时配备有大型体育设施，包括游泳池、篮球场、足球场，另外还有健身房、电子游戏室、网吧、婚庆服装店、银行、取款机、两所医院、一个消防站、一个邮局和许多大型LED显示屏，显示屏上面播放工厂公告和卡通短片。在2012年，一个中央厨房，每天为工人们提供饭菜，要消耗3吨猪肉和13吨大米。另一家公司的工厂大楼里，工人们生产用于电子设备和汽车配件的小型发动机，这家工厂还包括溜冰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台球场和一个网吧（尽管工人们抱怨宿舍里没有无线网络）。
在富士康，巨大的户外电视屏幕以及众多的购物和娱乐场所，给工厂本身带来了属于消费文化的现代性，让工人们体验到了他们离开村庄寻找的新世界的滋味。外来务工人员，常常很快就能融入其中。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2012年访问富士康龙华工厂后写道：“在我之前在中国各地见过的工厂里，工人们的外表和行为都和终日辛劳的乡下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富士康的大部分员工看上去像是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许多第二代农民工拥有（或者正在攒钱，准备购买）他们自己制造的、象征着现代化的产品，比如智能手机、时髦的鞋子和服装。[61]
军事化管理法洛斯认为，中国是一个听起来很美好的故事，一个从威廉·布莱克笔下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迅速转变为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那样的生活环境，并且还在继续向上发展的国家。自从开始允许外国资本建立和经营工厂以来，越南的贫困状况也大幅改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1～2012年，超过5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以2011年的美元计算），每日生活费在1.90美元以上。新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岁提高到2014年的76岁。然而，即便是在中国和越南最现代化的巨型工厂里，那些工厂的工资和工作条件高于当地平均标准，工人们也一再通过高辞工率、罢工和抗议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
中国的各种工厂都受到了罢工的打击，包括大大小小的国有和私有工厂。电子和制鞋业的主要工业巨头，因为工资、福利和工作时间等方面的问题，都发生过罢工。工人采取的手段，除了停止工作，还有封锁道路和在政府办公区游行。由于许多罢工者住在公司的宿舍里，罢工往往会成为事实上的占领工厂或静坐抗议。
即使是最大的合同制制造商也受到了冲击。2012年，位于富士康武汉工厂的150名工人花了两天时间待在一栋建筑的屋顶上，威胁要跳下来，抗议公司把他们从深圳调到武汉、新厂的恶劣工作条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减薪。2014年春天，广东省裕元工业园区的一家工厂里，在原本雇用的4万名工人中，大多数人罢工，抗议该公司出台的一项规定，即强制要求工人自行缴纳养老金。这是中国遭遇的最大的单点罢工之一。一些抗议是伴随着暴力的。富士康成都工厂的工人们不满于恶劣不堪的宿舍条件和减薪，用暴力行动表达了愤怒。
大多数罢工是在没有预先组织、没有工会参与，也没有明确的领导人的情况下发生的，最多只能持续一两天。通常当政府介入调停时，它们就会终止。
在越南发生的罢工行为比中国更普遍。那里的工人有合法的罢工权利，尽管实际上大多数罢工是在没有经过授权所必需的复杂步骤的情况下进行的。在2007年、2008年、2010年、2012年和2015年，工人的罢工打击了为耐克、阿迪达斯和其他全球知名品牌生产鞋子的大型韩国和中国投资工厂。2011年裕元工厂发生了抗议低工资的大规模罢工，以其庞大的规模引起了国际关注。
三年后发生的骚乱，更令人震惊。在这场骚乱中，胡志明市郊外的数十家外国工厂遭到了破坏，或者被摧毁。抗议者将攻击目标转向了运动鞋和服装制造工厂，参与者并不是只有越南人，还有许多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或马来西亚人，他们对停滞不前的工资和外国资本的剥削感到愤怒。台湾骏辉制衣厂的职员报告说，大约8000～10000名工人参与了对工厂的攻击，烧掉了“所有的东西，包括所有的材料、电脑和机器”。[62]
在中国，由于国际劳工权益团体和品牌公司的压力，以及工人的持续抗议，制造商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担心被人指责虐待工人，于是增加了工人工资，并且改善了工作条件。即便如此，到2010年，大型工厂在招聘和留住农民工方面还是遇到了困难。制造业的快速扩张、农村人口的萎缩、男多女少的性别不平衡以及服务业女性就业岗位的增长，意味着工厂所青睐的农村年轻女性的资源库实际上已经枯竭了。富士康和其他一些公司被迫扩大招聘范围，转向男性——现在他们构成了富士康员工的大多数——和年龄较大的工人。[63]
为了应对工资成本上涨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制造商开始在中国中部的低工资地区修建新工厂。许多人还采取半强制性的措施来招聘和留住工人，这与工厂成立初期的做法相呼应——尽管这种做法已经远不如以前那么过分了。一些公司坚持要求外来务工人员“交保证金”以获得他们的工作，只有在公司允许的情况下，才会退还这些钱。与之类似，公司扣留工人的部分工资，在年底一并付给他们。[64]更大的工厂，在更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国际标准之下，不太可能采取这种手段。相反，它们转向将实习学生作为一个新的、廉价的劳动力供应源。
中国的职业学校，要求学生在毕业前完成6个月或1年的实习。富士康和其他一些公司利用这一要求，与政府、学校和相关教育部门合作，将大批实习学生和他们的教师一起送到工厂。2010年夏天，在深圳观澜的富士康工厂有15万名实习生，其中超过2.8万人在生产苹果系列产品。一般来说，实习生从事的是基础性生产工作，与他们的研究领域并没有什么关系。实习生得到的是基本的入门级工资，但没有正式福利，这使工厂雇用他们比雇用正式员工更便宜。虽然他们不像英国纺织厂的感化院学徒一样被束缚，但他们也不是通过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接受雇用的自由劳动者，尽管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工厂劳动力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65]
隐蔽在视线之外在中国和越南开设的巨型工厂，并没有像早年在英国、美国、苏联和东欧开设的那些工厂那样引起广泛注意。中国农民工的困境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尤其是在电影中，但公众对他们工作的工厂的关注要少得多。[66]部分原因是工厂主有意保守秘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看到工厂主允许看到的那部分，而不利的部分被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各公司把自己的工厂看作活广告、它们在工业领域前沿地位的象征，以及使它们的产品在消费者中更广为人知的途径。苏联和东欧当局认为，他们的巨型工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象征，同样以不同的方式展示着它，吸引着公众的目光。
相比之下，中国和越南大型制造企业的所有者，不希望工厂与公众有任何瓜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客户不是最终端的产品用户，而是中间的经销商。至于那些经销商，总的来说，对制造工艺了解得越少，对自己越有好处。
首先，像苹果和阿迪达斯这样的公司，希望对即将推出的产品的制作工艺和相关细节保密。另外，加工工厂担心人们对生产产品的恶劣工作条件提出批评，后者包括国际社会上那些经常传播“工厂虐待劳工”的图像和信息的公益团体。虽然普通游客以前曾经参观过，并且现在仍然可以参观胭脂河工厂，但是，参观富士康工厂或中国其他的大多数大型工厂，是不可想象的。学者、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很难通过工厂的大门，即使进入，他们也会受到警卫人员的严密控制，不能完全“为所欲为”。在英国纺织工厂、洛厄尔工厂、霍姆斯泰德工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和诺瓦胡塔工厂的时代，主流媒体上充斥着它们的形象。相比之下，富士康、和硕和裕元的工厂照片却出奇地不起眼，关于它们的照片更是少得多。[67]
亚洲这些最大的工厂，并不具有做产品的广告或符号的宣传功能，因此，亚洲的制造商没有动力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制造商那样为独特的或创新的建筑花钱。在中国没有贝尔特圆形工厂（Belper Round Mill）或菲亚特林戈托（FIAT Lingotto）那样的环形工厂。相反，工厂里的建筑很普通，看起来是很现代的，但完全没有装饰，也没有与其他建筑相区别的特点，甚至连大窗户也没有，而这曾经是生产场所的主要标志。许多中国工厂看起来就像郊区的办公楼。《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形容富士康工业城，充斥着灰色或白色的混凝土楼房，“单调且实用”。近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领先的知名建筑师的乐土，他们在这里建造不同寻常的、大型的、现代主义的建筑，但后者往往是办公楼、音乐厅、体育馆、博物馆、图书馆、购物中心和酒店，而不是工厂。[68]
近年来，在中国和越南建立的工厂，并不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洛克（Braddock）和波兰的诺瓦胡塔建造的工厂那样被当作民族自豪的源泉。与过去那些巨型工厂不同，在中国和越南新建的大型工厂主要是外国所有的，由外国经理人经营，生产的产品大部分是为了在海外消售。它们并不象征着东道国的发达程度，而是提醒人们，要在技术、设计和管理方面赶上韩国和日本等，他们必须在多大程度上付出努力。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把本土拥有的、大规模的制造业视为他们真正的目标，也没有将其视为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标志。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一直在削减自己的大规模生产制造业，转而专注于生产高端的专业产品、设计、技术创新、营销、服务和金融。无论好坏，基础制造业在许多发达国家似乎都像过时的东西一样，特别是在美国。这种对待制造业的态度，在欠发达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精英紧紧盯着生产线。相反，他们把大规模制造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和落伍的阶段。中国官员仍认为，大规模生产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希望通过将低端、低薪制造业转移到比较贫困的内陆地区来实现这一目标。在中国较富裕的地区，包括经济特区，官员们希望推动更高层次的生产，超越装配线基础作业。深圳是中国工业巨人主义的中心，在那里，老旧的工厂正在被拆除，地皮被腾出来建造高档住宅和商业建筑。[69]
中国和越南的工厂被视为一种必要手段，而不是胜利，这些工厂缺乏早年的大型工业项目、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项目（如三峡大坝）、摩天大楼、桥梁和高铁线路所带来的英雄色彩。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个性别问题：现代服装、鞋类和电子工厂的工作人员都是女性，不像在钢铁厂、汽车厂和大型建筑工地等地方，男性是主要劳动力，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女性工人较多的行业，有时被与乌托邦梦想联系在一起，比如早期新英格兰的纺织工厂。但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开拓精神，通常与强壮的男性工人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形象就如同普罗米修斯本人一样。[70]
亚洲巨型工厂生产的平庸产品决定了它们本身的平庸。在21世纪，员工最多的工厂通常是生产小物件的工厂，比如咖啡壶、运动鞋或智能手机，这些东西可以装进一个小盒子或捏在手心里，而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最大的那些工厂生产的巨大的、令人敬畏的大炮、超级计算机、机器、汽车和飞机。全球数十亿人可能想要苹果手机或耐克运动鞋，把它们视为现代化的象征，但这些东西太不起眼了，缺乏昔日巨型钢铁厂和汽车厂所生产的产品的历史厚重感和宏大气魄。
现代的巨型工厂，并不代表着人类精神力量的蓬勃发展，而似乎常常象征着它的衰落。中国工厂的形象，通常不是对机械或人类掌握自然的赞美，而是对单调乏味的现实的记录，或者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复制。[71]伯汀斯基拍摄的中国工厂照片，非常与众不同。其原因并不是中国人对材料和机器的掌握，或者机器本身的美观和人类的力量，而是这是许多早期工厂描绘的主题。在他拍摄的照片里，展示的是在工厂巨大空间中的一排排网格里，人头攒动，每个人就像蚂蚁一样渺小。与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一样，伯汀斯基也以拍摄越南和中国的工厂以及公共场所的壮观照片而闻名。他通常从远处拍摄大画面，以抽象的模式展示人类，像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和沃克·埃文斯这样的早期工厂摄影师那样。他们很少关注单独的某个人，偶尔几次除外。[72]
富士康、裕元和其他现代亚洲制造业的巨头，代表了工业巨人主义的顶峰。它们以过去为基础，吸收了有关聚集和协调工人群体的所有经验、详细的分工、外部动力设备、部件的装配体系和生产节奏、规模经济以及其他影响工人生活的方面。过去的所有事物，在当下依然鲜活。但未来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至少技术会有创新。巨型工厂不再代表一个全新世界的到来、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或者一种新的梦魇。富士康式的现代化，可以与更高的生活水平和创新的技术联系在一起，却不再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它不再像曾经的巨型工厂那样了。那时，在英国和美国出现了全新的阶级社会，而苏联和波兰出现了新型无阶级社会。未来已经来临，而我们似乎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
[1] Pun Ngai，Shen Yuan，Guo Yuhua，Lu Huilin，Jenny Chan，and Mark Selden，“Apple，Foxconn，and Chinese Workers’ Struggles from a Global Labor Perspectiv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17（2）（2016），p.166；Jason Dean，“The Forbidden City of Terry Gou，” Wall Street Journal，Aug. 11，2007. Ngai，Chan，and Selden have written the most important study of Foxconn and of Apple in China，Dying for an iPhone，from which I have greatly benefited. It is forthcoming in English but available in Spanish and Italian editions，Morir por un iPhone（Bueno Aires：Ediciones Continente S.R.L.，2014）and Moirire per un iPhone（Milan：Jaca Books，2015）.
[2] 为了抵消工资的上涨，富士康也提高了产品价格。New York Times，May 25，2010，June 2，2010；Elizabeth Woyke，The Smartphone：Anatomy of an Industry（New York：New Press，2014），pp.135-136；Bloomberg Businessweek，June 7，2010，Sept. 13，2010；“Foxconn’s Business Partners Respond to Suicides，” CCTV Com English，May 20，2010，http：//english.cntv.cn/program/china24/20100520/101588.shtml；“Foxconn Shares Dive on Suicides，” CCTV Com English，June 29，2010，http：//english.cntv.cn/program/bizasia/20100528/102843.shtml；“Foxconn to Hike Prices to Offset Pay Increase，” CCTV Com English，July 22，2010，http：//english.cntv.cn/20100722/104196.shtml；“Foxconn Hikes Salaries Again in South China Factory After Suicides，” CCTV Com English，Oct. 1，2010，http：//english.cntv.cn/program/20101001/101698.shtml.
[3] 此句为调侃之意。克里斯托是一位艺术家，他和同伴一起在纽约中央公园进行了名为“大门”的艺术展，在37千米长的路径上安装了7503个塑料门框，每个门框上都悬挂一块黄色的尼龙面料。
[4] Ngai，Chan，and Selden，Dying for an iPhone；Bloomberg Businessweek，Sept. 13，2010；James Fallows，“Mr. China Comes to America，” The Atlantic，Dec. 2012.
[5] 有关2010年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人数的各种陈述，请参阅“Foxconn Hikes Salaries Again in South China Factory After Suicides，” CCTV Com English，Oct. 1，2010；Bloomberg Businessweek，June 7，2010，Sept. 13，2010；New York Times，May 25，2010；Pun Ngai，Migrant Labor in China：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Cambridge：Polity Press，2016），pp.101，119。See also Charles Duhigg and Keith Bradsher，“How the U.S. Lost Out on iPhone Work，” New York Times，Jan. 21，2012（“unimaginable”）.
[6] 在中国以外的富士康工厂一般都要小得多，在某些情况下，规模不大。为当地市场服务的大型装配厂可用于规避关税。富士康的一些工厂为多个客户生产零部件或成品，包括微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英特尔、思科、通用电气、亚马逊、惠普、戴尔、摩托罗拉、松下、索尼、东芝、任天堂、三星、乐金、诺基亚、宏碁和联想。有的工厂只服务于一个客户，甚至只生产一种产品。Ngai，Migrant Labor，p.105；Rutvica Andrijasevic and Devi Sacchetto，“Made in the EU：Foxconn in the Czech Republic，” WorkingUSA，Sept. 2014；Devi Sacchetto and Martin Cecchi，“On the Border：Foxconn in Mexico，” openDemocracy，Jan. 16，2015，https：//www.opendemocracy.net/devi-sacchetto-mart%C3%ACn-cecchi/on-border-foxconn-in-mexico；Ngai，Chan，and Selden，Dying for an iPhone；New York Times，Mar. 29，2012；David Barboza，“China’s ‘iPhone City，’ Built on Billions in Perks，” New York Times，Dec. 29，2016.
[7] Ngai，Chan，and Selden，Dying for an iPhone；New York Times，Dec. 11，2013；“BBC Documentary Highlights Conditions at a Chinese iPhone Factory，But Is It All Apple’s Fault？” MacWorld，Dec. 19，2014，http：//www.macworld.com/ article/2861381/bbc-documentary-highlights-conditions-at-a-chinese-iphone-factory-but-is-it-all-apples-fault.html.
[8] Ngai，Migrant Labor，p.102；Boy Lüthje，Siqi Luo，and Hao Zhang，Beyond the Iron Rice Bowl：Regimes of Produc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Frankfurt：Campus Verlag，2013），pp.195，198；Hao Ren，ed.，China on Strike：Narratives of Workers’ Resistance，English edition edited by Zhongjin Li and Eli Friedman（Chicago：Haymarket Books，2016），pp.11，201-203；Jennifer Baichwal，Manufactured Landscapes（Foundry Films and 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2006）.
[9] David Barboza，“In Roaring China，Sweaters Are West of Socks City，” New York Times，Dec. 24，2004；Ngai，Migrant Labor，p.102.
[10] New York Times，Nov. 8，1997，Mar. 28，2000；Nelson Lichtenstein，The Retail Revolution：How Wal-Mart Created a Brave New World of Business（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9），p.173；Richard P. Appelbaum，“Giant Transnational Contractors in East Asia：Emergent Trends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Competition & Change 12（Mar. 2008），p.74；“About PCG，” http：//www.pouchen.com/index.php/en/about/ locations，and “Yue Yuen Announces Audited Results for the Year 2015，” http：//www.yueyuen.com/index.php/en/news-pr/1147-2016-03-23-yue-yuen-announces-audited-results-for-the-year-2015（both accessed June 3，2016）；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2012 Annual Survey of Violations of Trade Union Rights-Vietnam，June 6，2012，http：//www. refworld.org/docid/4fd889193.html.
[11] 有一万名苏联技术人员被派往中国协助工业化建设，而中国赴苏受训的人数是苏联来华人数的近三倍。Carl Riskin，China’s Political Economy：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53-63，74；Nicholas R. Lardy，“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1st Five-Year Plan，”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4：The People’s Republic，part 1：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49-196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57-160，177-178.
[12] Riskin，China’s Political Economy，pp.64，117-118，125-127，133，139，161-165；Kenneth Lieberthal，“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Split in the Yenan Leadership，”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4；Stephen Andors，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Politics，Planning，and Management，1949 to the Present（New York：Pantheon，1977），pp.68-134.到20世纪90年代，鞍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雇用了大约22万名工人。“Anshan Iron and Steel Corporation，” in Lawrence R. Sullivan，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econd edition（Plymouth，UK：Scarecrow Press，2007），pp.24-26. See，also，Cheng Tsu-yuan，Ashan Steel Factory in Communist China（Hong Kong：The Urban Research Institute，1955）.
[13] Andors，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pp.144-147，158-159.
[14] Andors，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pp.135-142.
[15]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非专业化得到了推动，但在生产过程中显然并没有将工人个人的工作非专业化，尽管他们被赋予了在管理工厂及其他方面的更大的角色。Andors，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pp.160-240.
[16] Ngai，Migrant Labor，pp.11，15.
[17] Henry Yuhuai He，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London：Routledge，2015），p.287；Michael J. Enright，Edith E. Scott，and Ka-mun Chang，Regional Powerhouse：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Rise of China（Singapore：John Wiley & Sons，2005），pp.6，36-38.
[18] Pun Ngai，Made in China：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7.
[19] Gabriel Kolko，Vietnam：Anatomy of a Peace（London：Routledge，1997）；The World Bank，“Vietnam，Overview，” Apr. 11，2016，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vietnam/overview；Nguyen Thi Tue Anh，Luu Minh Duc，and Trinh Doc Chieu，“The Evolution of Vietnamese Industry，” Learning to Compete Working Paper No. 19，Brookings Institution（accessed Aug. 13，2016），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 L2C_WP19_Nguyen-Luu-and-Trinh-1.pdf.
[20] Enright，Scott，and Chang，Regional Powerhouse，pp.6，12，16，36，38-39，67-68，74，98，101-102，117.
[21] Enright，Scott，and Chang，Regional Powerhouse，pp.75，98，108；Andrew Ross，Fast Boat to China：Corporate Flight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ree Trade-Lessons from Shanghai（New York：Pantheon，2006），pp.24-26；Bloomberg Businessweek，Sept. 13，2010.
[22] Enright，Scott，and Chang，Regional Powerhouse，p.47.
[23] Ngai，Migrant Labor，pp.2，20-21，25，32，76-78.
[24] The Guardian，July 31，2014，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 jul/31/china-reform-hukou-migrant-workers；Ren，ed.，China on Strike，pp.4-5；Ngai，Made in China，pp.36，43-46.
[25] 要了解20世纪80年代国有工厂生活的有趣写照，请参阅 Lijoa Zhang，“Socialism Is Great！” A Worker’s Memoir of the New China（New York：Atlas & Co.，2008）。See，also，Ching Kwan Lee，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p.35-36；Ross，Fast Boat to China，p.57.
[26] Ngai，Migrant Labor，pp.35，93，128-129；“Workers Strike at China Footwear Plant Over Welfare Payments，” Wall Street Journal，Apr. 16，2014，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626304579505451938007332；Ren，ed.，China on Strike，p.186.
[27] Ngai，Migrant Labor，p.31. 关于中国制造业系统的深入比较，参见 Lüthje，Luo，and Zhang，Beyond the Iron Rice Bowl。
[28] 在高成本地区，工厂的工资和福利将不足以支持工人在当地养活家庭，向他们提供的服务也不够，“社会再生产”的成本很高昂。Enright，Scott，and Chang，Regional Powerhouse，pp.192，250；Ngai，Migrant Labor，pp.32-35.
[29] Ngai，Migrant Labor，pp.83-104，123；Hong Xue，“Local Strategies of Labor Control：A Case Study of Three Electronics Factori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73（Spring 2008），p.92；Anita Chen，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Armonk，NY：M.E. Sharpe，2001），p.12；Ngai，Chan，and Selden，Dying for an iPhone；Duhigg and Bradsher，“How the U.S. Lost Out on iPhone Work”；Ren，ed.，China on Strike，pp.7，184.
[30] 要获取有关农民工家庭和他们回家过程的详细描述，参见the documentary film Last Train Home，directed by Lixin Fan（EyeSteel Films，2009）。Ngai，Migrant Labor，pp.30-32；Xue，“Local Strategies of Labor Control，” pp.85，98-99；U.S. 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The Employment Situation-May 2014，”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6062014. pdf（accessed July 16，2016）；Michael Bristow，“China’s holiday rush begins early，” BBC News，Jan. 7，2009，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7813267.stm；Ross，Fast Boat to China，p.16；New York Times，Jan. 26，2017.
[31] 和中国一样，在越南，外来务工人员在外资工厂劳动力中占了很大比例，尤其是在胡志明市附近。参见Anita Chan，“Introduction，” in Chan，ed.，Labour in Vietnam（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1），p.4。
[32] 除了彼得·查尔斯沃思（Peter Charlesworth）为工人们拍摄的制作锐步鞋的照片外，还有Dong Hung Group，“Shoe Manufacturers in Vietnam”（2012），http：//www.donghungfootwear.com/en/phong-su-ve-dong-hung-group.html，其中包括工厂照片和一段视频，显示制作运动鞋的过程。另外可参见，Tom Vanderbilt，The Sneaker Book：Anatomy of an Industry and an Icon（New York：New Press，1998），pp.78-80。
[33] For EUPA，see the documentary film Factory City（Discovery Channel，2009）. Ngai，Chan，and Selden，Dying for an iPhone；Dean，“The Forbidden City of Terry Gou”；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 London：Macmillan and Co.，Ltd.，1920），8th ed.，IV.XI.7，http：//www.econlib. org/library/Marshall/marP25.html#Bk.IV，Ch.XI（accessed Sept. 22，2014）；Alfred D. Chandler，Jr.，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5.
[34] 关于阿佩尔鲍姆的分析，主要见于Appelbaum，“Giant Transnational Contractors”。
[35] 关于制造业和分销之间联系的重要性的经典论述是Alfred D. Chandler，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See also，Nelson Lichtenstein，“The Return of Merchant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81（2012），pp.8-27；http：//www.clarksusa.com/us/about-clarks/heritage（accessed July 19，2016）.
[36] Joshua B. Freeman，American Empire，1945-2000：The Rise of a Global Empire，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t Home（New York：Viking，2012），pp.343-354.
[37] Vanderbilt，Sneaker Book，pp.8-25，76-88.
[38] Boy Lüthje，“Electronics Contract Manufacturing：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and Innovation，9（3）（Dec. 2002），pp.227-247.
[39] 有很多论述零售业变化的文献。In addition to Appelbaum，“Giant Transnational Contractors，” particularly useful works include Charles Fishman，The Wal-Mart Effect：How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mpany Really Works-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the American Economy（New York：Penguin，2006）；Lichtenstein，The Retail Revolution；and Xue Hong，“Outsourcing in China：Walmart and Chinese Manufacturers，” in Anita Chan，ed.，Walmart in 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1）.
[40] 要了解对现代品牌的开创性评论，请参阅 Naomi Klein，No Logo：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New York：Picador，1999）。Lüthje，“Electronics Contract Manufacturing，” p.230（Nishimura quote）；Marcelo Prince and Willa Plank，“A Short History of Apple’s Manufacturing in the U.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Dec. 6，2012，http：//blogs.wsj.com/digits/2012/12/06/a-short-history-of-apples-manufacturing-in-the-u-s/；Peter Burrows，“Apple’s Cook Kicks Off ‘Made in USA’ Push with Mac Pro，” Dec. 19，2013，http：//www.bloomberg.com/news/ articles/2013-12-18/apple-s-cook-kicks-off-made-in-usa-push-with-mac-pro；G. Clay Whittaker，“Why Trump’s Idea to Move Apple Product Manufacturing to the U.S. Makes No Sense，” Popular Science，Jan. 26，2016，http：//www.popsci.com/why-trumps-idea-to-move-apple-product-manufacturing-to-us-makes-no-sense；Klein，No Logo，pp.198-199.
[41] Vanderbilt，Sneaker Book，pp.90-99；New York Times，Nov. 8，1997；Klein，No Logo，pp.197-198，365-379；Donald L. Barlett and James B. Steele，“As Apple Grew，American Workers Left Behind，” Nov. 16，2011，http：//americawhatwentwrong.org/story/as-apple-grew-americanworkers-left-behind/；David Pogue，“What Cameras Inside Foxconn Found，” Feb. 23，2012，http：//pogue.blogs.nytimes.com/2012/02/23/ what-cameras-inside-foxconn-found/.
[42] Lüthje，“Electronics Contract Manufacturing，” pp.231，234，236-237；Boy Lüthje，Stefanie Hürtgen，Peter Pawlicki，and Martina Sproll，From Silicon Valley to Shenzhen：Global Production and Work in the IT Industry（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13），pp.69-149；Appelbaum，“Giant Transnational Contractors，” pp.71-72.
[43] 有关物流革命，请参见 Marc Levinson，The Box：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44] David Barboza，“In Roaring China，Sweaters Are West of Socks City”；Oliver Wainwright，“Santa’s Real Workshop：The Town in China That Makes the World’s Christmas Decorations，” The Guardian，Dec. 19，2014，https：//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architecture-design-blog/2014/dec/19/santas-real-workshop-the-town-in-china-that-makes-the-worlds-christmas-decorations.
[45] Ngai et al.，“Apple，Foxconn，and Chinese Workers’ Struggles，” p.169；Wall Street Journal，July 22，2014；Adam Starariano and Peter Burrows，“Apple’s Supply-Chain Secret？Hoard Lasers，” Bloomberg Businessweek，Nov. 3，2011，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1-11-03/apples-supply-chain-secret-hoard-lasers；and Adam Lashinsky，“Apple：The Genius Behind Steve，” Fortune，Nov. 24，2008，http：//fortune.com/2008/11/24/apple-the-genius-behind-steve/（Cook quote）.
[46] 2004年，富士康在深圳就雇用了5000名工程师。Ngai，Chan，and Selden，Dying for an iPhone；Lüthje et al.，From Silicon Valley to Shenzhen，p.191.
[47] Lüthje，Luo，and Zhang，Beyond the Iron Rice Bowl，pp.188-189；Ngai，Chan，and Selden，Dying for an iPhone.
[48] Ngai，Migrant Labor，pp.102-103；Xue，“Local Strategies of Labor Control，” pp.88-89.
[49] Lüthje，Luo，and Zhang，Beyond the Iron Rice Bowl，p.197；http：//www.yueyuen.com/index.php/en/about-us-6/equipments（accessed Dec. 20，2016）；Dean，“The Forbidden City of Terry Gou”；lecture by Pun Ngai，Joseph S. Murphy Institute，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Feb. 23，2016.
[50] Barboza，“In Roaring China，Sweaters Are West of Socks City”；Lu Zhang，Inside China’s Automobile Factories：The Politics of Labor and Worker Resista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8，23，60；interview with Qian Xiaoyan（First Secretary，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S.A.），New York，Apr. 16，2015；Ngai，Migrant Labor，pp.115-119. For Vietnamese government policy，see Nguyen Thi Tue Anh，Luu Minh Duc，and Trinh Doc Chieu，“The Evolution of Vietnamese Industry，” pp.14-24.
[51] Ngai，Migrant Labor，pp.66，72，78；Ngai，Made in China，pp.2-3，55-56，65-73；Ren，ed.，China on Strike，p.96.
[52] Ngai，Migrant Labor，pp.86，101；Emily Feng，“Skyscrapers’ Rise in China Marks Fall of Immigrant Enclaves，” New York Times，July 19，2016；Ross，Fast Boat to China，pp.164-165；Richard Appelbaum and Nelson Lichtenstein，“A New World of Retail Supremacy：Supply Chains and Workers’ Chains in the Age of Wal-Mart，”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70（2006），p.109.
[53] Ngai，Chan，and Selden，Dying for an iPhone；Ren，ed.，China on Strike，p.97.
[54] Ngai，Made in China，p.32；Ren，ed.，China on Strike，pp.5-9，27.
[55] Ngai，Migrant Labor，pp.120-123，128-129；Ngai et al.，“Apple，Foxconn，and Chinese Workers’ Struggles，” p.174；Duhigg and Bradsher，“How the U.S. Lost Out on iPhone Work”；Wall Street Journal，Dec. 18，2012. See also Lüthje et al.，From Silicon Valley to Shenzhen，pp.184-187.
[56] Charles Duhigg and David Barboza，“The iEconomy；In China，the Human Costs That Are Built Into an iPad，” New York Times，Jan. 26，2012；Ngai，Chan，and Selden，Dying for an iPhone；Ren，ed.，China on Strike，pp.7，184；Xue，“Local Strategies of Labor Control，” pp.89，92. For comparison，see William Dodd，A Narrative of the Experience and Sufferings of William Dodd，A Factory Cripple，Written by Himself，reprinted in James R. Simmons，Jr.，ed.，Factory Lives：Four Nineteenth-Century Working-Class Autobiographies（Peterborough，ON：Broadview Editions，2007）.
[57] Chen，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pp.10，12，23，46-81；Xue，“Local Strategies of Labor Control，” pp.91-92；Ngai et al.，“Apple，Foxconn，and Chinese Workers’ Struggles，” pp.172-174；Karl Marx，Capital：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1（[1867]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p.424；Jee Young Kim，“How Does Enterprise Ownership Matter？Labour Conditions in Fashion and Footwear Factories in Southern Vietnam，” in Chan，ed.，Labour in Vietnam，p.288；Ngai，Made in China，pp.80，97.
[58] “The Poetry and Brief Life of a Foxconn Worker：Xu Lizhi（1990-2014）”（accessed Aug. 4，2016），libcom.org，https：//libcom.org/blog/ xulizhi-foxconn-suicide-poetry.
[59] 尽管这些问题十分严重，但与资源较少和国际监督较少的零部件小型供应商相比，大型工厂通常拥有更好的健康和安全设备及记录。在耐克公司的压力下，越南工厂的条件得到了改善，更多地使用了毒性较低的水基溶剂。New York Times，Nov. 8，1997，Apr. 28，2000；Chen，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pp.82-97；Duhigg and Barboza，“The iEconomy”；Ngai，Chan，and Selden，Dying for an iPhone；Lüthje et al.，From Silicon Valley to Shenzhen，p.187.
[60] 一些中国工厂有意识地在装配线上混合来自不同地区的工人，以削弱工人的团结性。其他的，通常是较小的工厂，往往从特定地区甚至村庄招募工人，以便把家乡的纽带延伸到工作场所和宿舍。Ngai，Chan，and Selden，Dying for an iPhone；Ngai，Migrant Labor，pp.129-130；Lüthje et al.，From Silicon Valley to Shenzhen，p.190；Xue，“Local Strategies of Labor Control，” pp.93，97-98.
[61] Bloomberg Businessweek，Sept. 13，2010；Duhigg and Bradsher，“How the U.S. Lost Out on iPhone Work”；Lüthje，Luo，and Zhang，Beyond the Iron Rice Bowl，p.187；Ren，ed.，China on Strike，pp.201-203；Ngai，Migrant Labor，pp.119，130；Fallows，“Mr. China Comes to America，” p.62. See also Factory City.
[62] 越南政府通常更多地支持针对外国公司的工人罢工，并且较少使用镇压来对付他们。Benedict J. Tria Kerkvliet，“Workers’ Protests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and Anita Chan，“Strikes in Vietnam and China in Taiwanese-owned Factories：Diverging Industrial Relations Patterns，” in Chan，ed.，Labour in Vietnam；“10，000 Strike at Vietnamese Shoe Factory，USA Today，Nov. 29，2007，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news/world/2007-11-29-vietnam-shoe-strike_N.htm；“Workers Strike at Nike Contract Factory，” USA Today，Apr. 1，2008，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money/economy/2008-04-01-1640969273_x.htm；“Shoe Workers Strike in the Thousands，” Thanh Nien Daily，http：//www.thanhniennews.com/society/shoe-workers-strike-in-the-thousands-16949.html；“Vietnamese Workers Extract Concessions in Unprecedented Strike，” DW，Feb. 4，2015，http：//www.dw.com/en/vietnamese-workers-extract-concessions-in-unprecedented-strike/a-18358432（all accessed Aug. 8，2016）；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2012 Annual Survey of Violations of Trade Union Rights-Vietnam；Kaxton Siu and Anita Chan，“Strike Wave in Vietnam，2006-201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45：1（2015），pp.71-91；New York Times，May 14，2014；Wall Street Journal，May 16，2014，June 19，2014.
[63] 农村人口的减少和性别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影响。Ngai，Chan，and Selden，Dying for an iPhone；“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of China from 2004 to 2014，” Statista（accessed Aug. 16，2016），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8566/urban-and-rural-population-of-china/；Ren，ed.，China on Strike，p.21-23；Ngai，Migrant Labor，pp.35，114.
[64] Bruce Einhorn and Tim Culpan，“Foxconn：How to Beat the High Cost of Happy Workers，” Bloomberg Businessweek，May 5，2011，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1-05-05/foxconn-how-to-beat-the-high-cost-of-happy-workers；Ngai，Migrant Labor，pp.114-115；Xue，“Local Strategies of Labor Control，” p.96；Chen，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p.9.
[65] Zhang，Inside China’s Automobile Factories，pp.57-59；Ngai，Migrant Labor，pp.117-118；Ngai，Chan，and Selden，Dying for an iPhone.
[66] 有关中国工厂和农民工的电影，请参阅 Elena Pollacchi，“Wang Bing’s Cinema：Shared Spaces of Labor，” WorkingUSA 17（Mar. 2014）；Xiaodan Zhang，“A Path to Modernization：A Review of Doc-umentaries on Migration and Migrant Labor in China，”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77（Spring 2010）。
[67] 对于将工厂作为销售工具，请参见Gillian Darley，Factory（London：Reaktion Books，2003），pp.157-189。在中国，EUPA似乎是个例外，允许电影制作人和摄影师为其工厂拍摄照片视频。有关其严格控制的流程，请参见 James Fallows，“Mr. China Comes to America，” and Dawn Chmielewski，“Where Apple-Products Are Born：A Rare Glimpse Inside Foxconn’s Factory Gates，” Apr. 6，2015，http：//www.recode.net/2015/4/6/11561130/ where-apple-products-are-born-a-rare-glimpse-inside-foxconns-factory。
[68] Bloomberg Businessweek，Sept. 13，2010；Xing Rung，New China Architecture（Singapore：Periplus Editions，2006）；Layla Dawson，China’s New Dawn：An Architectural Transformation（Munich：Prestel Verlag，2005）.
[69] Neil Gough，“China’s Fading Factories，” New York Times，Jan. 20，2016；Feng，“Skyscrapers’ Rise in China Marks Fall of Immigrant Enclaves”；Mark Magnier，“China’s Manufacturing Strategy，”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8，2016.
[70] 例如，美国摄影师拍摄的两组图片的比较。Lewis W. Hine：Hine，Men at Work：Photographic Studies of Modern Men and Machines（[1932] New York：Dover，1977），and Jonathan L. Doherty，ed.，Women at Work：153 Photographs by Lewis W. Hine（New York：Dover，1981）.当然，性别模式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变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在重工业工作的妇女比在资本主义国家要多，性别不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
[71] 通过谷歌搜索中国工厂的图片，可以看到无数的例子。
[72] 伯汀斯基的照片见于http：//www.edwardburtynsky.com/site_contents/ Photographs/China.html（accessed Dec. 2，2016）；古尔斯基的照片见于Marie Luise Syring，Andreas GuGursky：Photographs from 1984 to the Present（New York：TeNeue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