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工业化的共同要求”
——冷战时期的大规模生产
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研究政治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特别是在美国的那些，认为美国和苏联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最终会变得别无二致。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在其出版于1941年的著作《管理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中首次向广大公众阐述了这一观点。伯纳姆是托洛茨基的一个美国支持者，他最初接受的是这个流亡的俄国领导人的说法，即将苏联描述为“工人国家”。但在1939年底，他与托洛茨基决裂，开始将苏联视为一个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种社会组织中，负责管理的精英们通过对国有财产的控制来进行统治。伯纳姆主张，官僚集体主义，或他所称的“管理社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普遍阶段，是资本主义实质上的继承者，而不是一个世纪以来左派分子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苏联是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会采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先行者。[1]几年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从政治权利的角度出发，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看到那些资本主义社会中集体主义的发展，这将这些社会推向了“农奴制”。
关于苏联和美国正在趋于一致的想法很快在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中流行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趋同论”的早期采纳者，这种理论以各种形式被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亚历克斯·英克勒斯（Alex Inkeles）、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等名人接受。米尔斯和马尔库塞等左翼分子担心，苏联令人窒息的官僚体制也会在西方建立起来，而帕森斯和其他支持现代化理论的自由派人士则认为，苏联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像美国。
这些理论所共有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经济发展是趋同背后的原因。正如马尔库塞在1958年所说的那样，苏联和美国都受到了“工业化的共同要求”的影响，这种要求将它们推向了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和组织化。实际上，这些学者认为，现代工业是独立于其所嵌入的经济安排之外的一种社会和文化体系而存在的。最终，它将塑造一个更大的社会。他们采用“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作为描述术语和分析范畴，将铁幕连接起来，抓住了“发达”或“先进”这些国民生活的核心特征。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学术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被视为老掉牙的口号，被认为在理解现代生活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阐释价值。[2]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当左翼、右翼和中间派的一些领导人宣称工业发展正在导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集团趋同的时候，他们的实际工业做法正在分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巨人主义在这两个领域都被采纳，作为一条通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现代性的道路，是艺术、文学和政治上的英雄事迹。但战争结束后，美国公司不再扩大工业规模，认为巨型工厂已经达到了盈利和管控的极限。它们不再继续在巨型工厂里集中生产，而是开始将生产分散在更小的工厂。相比之下，苏联集团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人仍然相信，大型工业项目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手段，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进步的象征。尽管美国、苏联、西欧以及后来第三世界大型工厂的命运迥然不同，但是劳工组织的进程是对它们至关重要的。美国阶级冲突的加剧，给大型工厂里的工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处，使得以往被称为“美国梦”的梦想成为现实，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但这也导致了巨型工厂的消亡。在其他地方，由于劳动力更加老实听话，巨型工厂就继续被视为一条通往未来的可行道路。
巨型军工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出现了最后一波巨型工厂，当时这些工厂是专门生产军用物资的。之后，工厂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员。一些军备生产机构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和运转的。战争期间，这些机构不断膨胀。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Brooklyn Navy Yard）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占用了邻近的土地，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干船坞，使用了世界上最大的起重机，员工人数达到了7万人。但大部分国防生产是在商业公司经营的工厂和造船厂进行的。原有的这些地方都进行了改建，以配合军工生产，或者为军工目的而重建。[3]
阿尔伯特·卡恩在1942年12月去世之前的最后一个项目里设计了一些庞大的战争工厂。其中包括位于密歇根州沃伦（Warren）的克莱斯勒坦克兵工厂（Chrysler Tank Arsenal），位于芝加哥地区东部的美国钢铁铸造公司（American Steel Foundries Company）的装甲制造厂，位于芝加哥市的阿默托普公司（Amertorp Corporation’s Torpedo Plant）的鱼雷制造厂，位于圣路易斯（St. Louis）的柯蒂斯-赖特公司工厂（Curtis-Wright Corporation Plant），位于辛辛那提（Cincinnati）的赖特航空工厂（Wright Aeronautical Plant）和制造航空发动机的道奇芝加哥工厂（最后三个用了极为庞大的结构）。但是卡恩设计的最大的战争工厂，也是最著名的战时国防设施，是福特柳条河飞机制造厂（Ford Willow Run Aircraft Factory）。这是一次尝试，试图把福特主义带入一个比汽车工业更复杂的行业。[4]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近，为了增强美国的空战能力，负责国防的官员以及沃尔特·路则——此时已是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最高领导人——迫切要求汽车工业部分转向飞机生产。福特公司以前曾生产过小型飞机，但收效甚微。该公司的官员提议用装配线的方法来生产新设计的B-24重型轰炸机。在负责国防的官员同意后，在底特律以西25英里的密歇根州伊普西兰蒂（Ypsilanti），在福特所拥有的土地上，人们开始建造一个大型工厂，并配备临近的机场。主建筑占地67英亩，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建筑。它很快就建好了，但投产是另外一回事。事实证明，联邦政府和福特公司的表现并不比苏联好多少，它们如此大费周章地建立工厂，而且是在一个远离现有熟练劳动力源的地区（无论如何，现有的技术工人都太少了，无法满足战时需求），也面临类似苏联那样的问题。
柳条河工厂的生产计划一再延迟——这已成为一个棘手的政治性问题——部分原因是制造轰炸机的技术要求太苛刻了。要制造零件，就要先制造专用工具和夹具，制造出飞机制造业通常使用的标准机床，这就使飞机零件制造迟迟不能开始。
军方一再修改设计方案，也削弱了基于长期标准化零件的制造方法的优势。如同在苏联一样，原材料运送速度缓慢也造成了延误。福特公司内部的联邦国防机构一再重组和人员变动以及管理层的混乱，也是造成延误的原因之一。（与它那理性主义的公共形象相反，福特公司里贪腐严重，高管之间相互倾轧且责任界限混乱不明。）但是，无法找到和留住足够的工人是最大的问题。
在美国各地，国防工业争相寻找工人，特别是具备工业技术的工人。柳条河的偏远位置造成了一个新的负担。管理层人员和生产工人涌入这片原本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后，几乎买不到房子，也租不到房子。这种情况，迫使他们与当地居民同住，或者住在拖车、帐篷或草草搭就的建筑里，这些都有高尔基工厂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的影子。
图6-1 1944年左右，在密歇根州柳条河工厂的B-24“解放者”轰炸机装配线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提议建造一个有万套单元的“国防城”，这是用来安置工人的全新的永久定居点。出生于德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奥斯卡·斯托诺罗夫（Oscar Stonorov）受委托设计“国防城”，之前他在费城设计了一个由工会赞助的住宅区。〔1931年，在莫斯科，斯托诺罗夫在设计苏联宫的国际竞赛中屈居第二，但是击败了勒·柯布西耶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等名人。〕
在“国防城”和联邦官员的“轰炸机城”之类的计划里，提出了多户式建筑和广泛的公共设施，这是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辟的、在高尔基工厂和苏联其他地方尝试过的社会性住房。斯托诺罗夫和他当时的合伙人路易斯·I.卡恩（Louis I. Kahn）（后来以他的现代主义建筑而闻名，与阿尔伯特没有关系）设计了各种各样奇特的居住单元。但在当地房地产利益集团、福特集团，甚至一些工会成员的强烈反对下，什么也没有建成。他们和那些俄罗斯同行一样，更喜欢单独居住（这里指独户住宅），而不喜欢左翼规划者宣扬的社区主义。在这种“开倒车”行为的推动下，联邦当局迅速拆除了预制的临时住所，其中也包括——同样是苏联的阴影——工人宿舍。
因为柳条河工厂的生活条件太差，其他地方的工作很容易找到，所以工人们从柳条河工厂辞工流出的速度几乎和他们流入的速度一样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没有工业生产经验，在开始有效工作之前，需要进行大量的培训。虽然福特一度预计工厂员工人数为10万人，但实际上，该工厂在招到42506人时就达到顶峰，规模虽庞大，但不足以满足生产计划。福特不情愿地放弃了“胭脂河式”的全面整合生产，开始将一些B-24重型轰炸机零部件生产转移到其他工厂，甚至还进行了一些分包。
最终，特制工具做好了，生产方法完善了，足够多的劳动力得到了培训，可以实现高产量了。到1944年，这家工厂每63分钟就能生产一架飞机。到1945年6月生产结束时，该工厂生产了8685架B-24重型轰炸机。有些是作为成套的零件运往其他地方进行最后组装，但是有6792架是被现场组装，然后飞离工厂，许多飞机几乎是立即投入行动。[5]
没有其他飞机制造厂像它一样尝试过大规模生产方法，但工业巨人主义将战时航空工业联结成一个整体。在巴尔的摩北部的中央河（Middle River），格伦·L.马丁（Glenn L. Martin）的工厂雇用的工人比柳条河工厂雇用的还多，有45000人。既生产B-26重型轰炸机也生产PBM水手飞艇（PBM Mariner Flying Boat）。工厂里有一个卡恩设计的巨大的装配车间，其中有人类所应用的有史以来最长的平展桁架，以及允许飞机进出的巨大的升降门。在长岛（Long Island），共和国飞机公司（Republic Aircraft Corporation）的工人从几百人增长到24000多人，格鲁曼飞机公司（Grumman Aircraft）的工人从1000人增长到25000多人。在西雅图（Seattle）地区，波音公司（Boeing）雇用了5万名工人，其中近一半是女性。[6]
战时的造船业，也依靠庞大的设施和装配线操作。在战争爆发之前，船只都是由技艺娴熟的工人定制的，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伯利恒钢铁公司船厂（Bethlehem Steel Shipyard）这样的工厂里，海军船只仍在使用这种做法。该厂雇用了8000名工人。但是，对于大量用于战争的军舰，人们发展了装配线技术，包括设计的标准化、零部件的广泛预制、使用焊接代替铆接，以及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在伯利恒新建的巴尔的摩港费尔菲尔德船厂（Fairfield Yard），在战争期间雇用了45000名工人，生产了400多艘船，其中90%的工人以前从未在造船厂工作过。在西海岸，一家建筑公司的新老板亨利·J.凯撒（Henry J. Kaiser）建造了一系列大型船厂，用大规模生产的方法生产自由轮和其他船只。他所拥有的加州里士满（Richmond）造船厂雇用了大约9万名工人，这使它成为美国历史上雇员最多的工厂之一。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凯撒在洛杉矶东部的丰塔纳（Fontana）建造了西海岸的第一座综合钢铁厂；为他的工人建造了新城市，如俄勒冈州波特兰（Portland）的梵冈市（Vanport），这里为将近一万户人家提供了住房；大肆开展他的预付费全面医疗计划。他将该计划改名为“凯撒永久医疗计划”（Kaiser Permanente）——这完全是美国的“中心”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撒从联邦政府手中租下了柳条河工厂，为新成立的凯撒-弗雷泽公司（Kaiser-Frazer Corporation）生产汽车，该公司一直经营到1955年。[7]
国防生产——特别是在大型工厂里——提高了蓝领工人的社会声望，新政和工会组织运动的内容和良好形象，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政治、军事和劳工领导人一再强调工业家园对胜利的重要性，将爱国主义覆盖在已经与这个巨型工厂及其内部工人联系在一起的普罗米修斯英雄主义之上。悬挂旗帜，推销战争债券，为救济英国、苏联、希腊和中国而献血捐物，这些活动使工厂和造船厂成为爱国情绪表达的舞台。新闻短片、广告牌和杂志里颂扬军工工人——无论男女——的技能和奉献精神，操作巨型机器和建造大型物体的能力，以及他们在保家卫国中发挥的作用。工人们对这样的公开报道、稳定的工作带来的更高收入、工会化和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市场做出了反应，这些在许多战时的短暂罢工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些罢工是对工会运动的不罢工承诺的蔑视，也体现了全国工业劳动力的普遍特点。这可以在战时的照片上看到，工业工人，如多萝西·兰格（Dorothea Lange）在凯撒的里士满造船厂采取的那些。虽然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战争使巨型工厂和蓝领工人达到了美式生活的巅峰。[8]
慷慨的工会化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导致国防工厂的就业迅速萎缩，造成了对大规模失业的恐慌情绪，以及工人和他们的雇主之间结构的崩溃。眼下的问题是工人们渴望提高工资，以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并补偿战争结束后减少的工作时间。但更大的问题是有组织的劳工在战后世界的地位，工会希望巩固他们的新政和战时收益，而雇主希望阻止或者打压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里，500万名工人参与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在1946年1月的失业高峰时期，有200万名工人失去工作，其中包括75万名钢铁工人、17.5万名通用汽车厂的工人、20万名发电厂工人和20多万名肉类加工工人。左翼记者阿特·普雷斯（Art Preis）在匹兹堡写道，钢铁厂“毫无生气”，熄火冷却的高炉钢水“仿佛联结山谷和河岸上下的巨大链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也出现过类似的糟糕局面。工会赢得了一些战役，输了其他一些（包括钢铁罢工），但在压制、经济下滑和政治局势转向保守面前，最终的结果是劳工运动的规模和力量急剧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会运动，见证了一个不同的故事。总的来说，在广泛的公众支持下，大罢工以工资增长到每小时18.5美分（相当于2017年的2.46美元）或相近的水平而结束，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是唯一一次在美国有效地解决全国工资问题。物价上涨很快导致了工资大幅上涨，但罢工标志着产业工人工资和福利的大幅度提高的开始，而这将要持续一个世纪。[9]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新成立的产业工会联盟并没有强调涨工资，部分原因是，那是在通货紧缩时期，稳定的工资就意味着实际收入的增加。相反，它通过工会认可、日益详细的合同、车间管理人员、申诉程序以及在裁员和工作分配中动用资历，来努力制约车间管理层的权力。战后，工会成功地要求越来越多的雇主增加工资和提供福利，包括健康保险、补充社会保障的养老金和补充性失业保险。
累积的结果是，大规模工业工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家庭和社区出现了一场革命。钢铁工人工会主席菲利普·默里（Philip Murray）曾经说过，对于工人来说，工会意味着“墙上挂的画，地板上铺的地毯和家里放的音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工人在资本雄厚、工会化的行业已经实现了这一点，而且还有更多。在工人中间曾经是不寻常的或闻所未闻的事物——拥有独立住房、现代电器、假期、汽车或二手汽车，送孩子们进大学，人生既健康又自由——已经很常见了。工会主义如此的牢不可破，以至于在1949年，一个左翼报纸的评论家写道：“在揭示工厂建筑之美上，［查尔斯］希勒成了福特的拉斐尔。那么，谁将是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乔托（Giotto）？”
由政府和雇主提供的更高的收入和福利项目，包括养老金、失业保险、残疾保险和健康保险，都给了工人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福利待遇。许多人对他们为改善生活方式付出的高昂代价感到不满，特别是福特主义生产中持续已久的专制主义，尽管这种专制已经基本消失，只剩下装配线上单调乏味的工作，以及制造业劳动中的体力消耗。然而，正如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之子杰克·梅茨加（Jack Metzgar）在他的家庭回忆中写道的那样：“如果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的不是解放，那么，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能算得上解放了。”[10]
分散与缩减1945至1946年的罢工浪潮给工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和工会力量的发展，但对工厂主来说，它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教训，一个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罢工期间已经开始受到的教训，也就是大型工厂中工业极度集中的危险。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劳工运动爆发之前，一些大公司就开始对冲它们的赌注，建造更小的工厂以协助它们的主要生产工厂。到20世纪20年代末，三大轮胎制造商固特异、百路驰（Goodrich）和凡士通（Firestone），除了原有的在阿克伦的巨型工厂外，都在洛杉矶建立了工厂，以满足西海岸市场的需求。1928年，固特异又建了一家轮胎工厂，这次是在亚拉巴马州的加兹登（Gadsden），一个远离任何主要轮胎市场的工资低廉、社会主义销声匿迹的地方。其主要目的似乎是降低劳动力成本，并对阿克伦工厂的罢工工人施压。1936年，固特异在阿克伦的主要工厂发生罢工后，该公司扩建了亚拉巴马州的工厂。其他阿克伦公司也开始分散生产。到1938年，阿克伦的凡士通工人已经从10500人降到了6000人，因为公司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了在孟菲斯（Memphis）建立的工厂和其他偏远的工厂。固特异在阿克伦的工厂裁减了五分之一的劳动力。
劳动力并不是轮胎公司开始分散生产的唯一原因。技术革新和轮胎尺寸的日益标准化，使它们有可能建立更小的工厂，其规模比阿克伦巨型工厂更小。随着汽车市场的扩大和人口地区分布的变化，在南部新兴市场附近建厂意味着运输成本的降低。
但最大的因素似乎是，它们不希望再被一小撮工人要挟。轮胎生产的连续性意味着，如果一个部门罢工，整个工厂可能会关闭。这种情况在阿克伦一再发生，在那里，静坐和其他罢工往往在没有正式工会参与的情况下开始，随着罢工风气的蔓延，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1944年10月固特异工厂的罢工中，只有4名工人罢工，却导致5000人无法进行生产。
在选择新工厂地址时，公司寻找劳动力成本较低、工会主义不可能成功的地方，或者至少是一个不那么激进的地方。战前，全美橡胶工人联合会（United Rubber Workers）多次努力组建固特异的加兹登工厂和凡士通的孟菲斯工厂，都以被暴力镇压而告终。亚拉巴马州的暴力镇压力量包括公司雇用的打手和反工会组织者，他们与当地执法部门的人串通一气。[11]
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也迅速对劳工斗争进行了抵制。1936年，一次长达一个月的罢工，克服了外来破坏罢工的势力和警察的暴力镇压，使该公司200万人联合起来。在位于新泽西州卡姆登市、与费城隔着特拉华河（Delaware River）相望的200万平方英尺的建筑群里，有9700名工人（75%是女性）生产该公司几乎所有的产品。几乎是立刻地，美国无线电公司进行了反击，开始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1936至1947年，它在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建立了一个收音机制造厂，在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Bloomington）建立了一个零件工厂，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和印第安纳州的马里恩（Marion）分别建立了管厂，在好莱坞（Hollywood）建立了一家唱片厂，在弗吉尼亚州的珀拉斯凯（Pulaski）建立了一家机壳厂。到了1953年，卡姆登只剩下300个生产电子产品的工人。原来的综合体仍然是该公司的一个重要中心，主要是研究开发以及制造军事装备，但所有关于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都分散到了较小的工厂里。[12]
通用汽车公司同样也很早就意识到了其一体化生产会导致军事化的劳动力形成巨大威胁。1935年，在托莱多变速器（Toledo Transmission）工厂发生的罢工，迫使雪佛兰在北美的所有工厂关闭。不久之后，该公司启动了一项耗资5000万美元的项目，以扩大其制造业规模并使之现代化，其中包括建设新的工厂。这样，仅仅一家工厂的生产停止就不会影响其他地方的工厂运转。大多数新工厂位于工会力量薄弱的小镇或小城，例如印第安纳州曼西城（Muncie）的一家工厂，它补回了托莱多工厂的产量。[13]
通用汽车也进行了一系列筹划，但是它实行的太晚了，未能阻止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在1937年的胜利。弗林特工厂的静坐和随后的罢工进一步强化了有关工业集中化的弊端。虽然在一家工厂专门生产雪佛兰发动机，或者在一家工厂专门为某一特定体型的通用汽车生产车身，可能会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但当工人们变得好战时，这种做法也会带来危险。
没有一家公司，包括通用汽车这样拥有庞大财力的巨头在内，能够迅速地建造工厂，复制它们最集中的工厂里的所有装配线——比如胭脂河工厂，或者道奇工厂，或者弗林特的雪佛兰和别克（Buick）综合工业体系。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开始或推进这一进程提供了机会。就像在苏联一样，国家安全决定了国防工厂在这个国家内部的位置，其首选位置是要免受轰炸的。美国西南地区气候温暖，有大片空旷土地，对做军事规划的人特别有吸引力。在政府的资助下，橡胶公司在艾奥瓦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亚拉巴马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堪萨斯州修建了许多新的轮胎厂，以满足战争需要。战争结束后，华盛顿以低廉的价格将工厂出售给经营这些工厂的公司。其他战时的大型国防工厂也被出售，并转为民用生产，比如堪萨斯州堪萨斯城的北美航空轰炸机厂（该厂有2.6万名工人），被通用汽车公司接管，改为组装汽车的工厂，但是也生产喷气式战斗机。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军工厂，则成了通用电气的“电器园”工厂的核心。[14]
战后的罢工浪潮，进一步推动了工业迁移和更多的小型工厂的建立。这个国家以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罢工不仅规模巨大，而且纪律严明，很少有工人打破集体原则。一些罢工持续了很长时间，通用汽车工人是113天，纺织业工人是133天，玻璃业工人是102天。企业主管们发现，罢工者在工业中心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一点让他们深感不安。在钢铁城镇，一个世纪以来，地方官员、报纸和企业都站在公司那边，支持它们镇压工人，而现在他们保持中立或支持罢工者。罢工的电子业赢得了大学生群体、克利夫兰和匹兹堡市长以及55名国会议员的支持。老兵在战后许多罢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他们提供了自己在战场上获得的道德资本。在新泽西州的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通用电气和西屋电气都有工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的地方支会支持了罢工，尽管这些罢工是由左派领导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保守团体，有反共产主义的传统。在芝加哥，药店和杂货店店员加入了罢工的包装厂工人行列，连牧师也加入了他们。杜鲁门政府在处理罢工问题上摇摆不定，但是它认为工会主义的合法性是理所当然的，并最终动用联邦政府权力来迫使大公司批准大幅加薪的要求。[15]
这些罢工让制造业公司痛苦地认识到，它们对自己最大的那些工厂里的物理、社会和政治环境失去控制了。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在国会提供证词时，愤愤不平地抱怨说，罢工工人霸占了所有设施，禁止他人进入，只要是非工会会员——无论是经理、科学家还是办公室职员——都不能进入。“依我看，一个公司不应该低声下气地去找工会，求它允许把工程师等人带进工厂。”工业社区的政治和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因为左翼政治家当选地方和州政府官员，小企业与工人阶级以及顾客结盟，工会将自己注入了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公益金到娱乐体育再到文化活动，无处不在。在纽约州的扬克斯，像奥的斯电梯公司（Otis Elevator）和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地毯公司——它庞大的工厂里雇用了7000名工人，是全美一流的地毯制造商——这样的公司，已经有效地控制了这个城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税收和公共政策的法令成了争论的主题，组织良好、雄心勃勃的地方劳工运动对它施加了重要影响。曾经是公司权力堡垒的大型工业综合体，已经成为城市中心人口密集的工人社区，在那里，各族裔群体、退伍军人团体以及酒吧、保龄球场等社交场所和教堂、工厂大门内都形成了工人阶级的团结。[16]
通用电气对其主要工厂内部和周边地区激增的工会力量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应。1946年罢工后，该公司任命一位公关专家，莱缪尔·R.博尔瓦尔（Lemuel R. Boulware）为副总裁，负责员工和社区关系。博尔瓦尔对工会采取了强硬政策，要求员工在谈判中必须接受公司的条件，否则必须离开公司，同时通过报纸广告和其他媒体向通用电气工厂所在城镇的雇员和居民论证其合理性。除了宣传公司的优点，博尔瓦尔还努力向通用电气的员工和公众灌输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优越之处，请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作为公司意识形态攻势的代言人。通用电气所做的努力，涉及面非常广泛，是公司重塑公众对经济的思维的广泛运动的一部分，这是一项长期的运动，旨在对抗新政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17]
通用电气和其他电气设备制造商也开始将其大型工厂的生产业务转移到位于南部、边境州、西海岸、新英格兰农村、中西部、大西洋中部地区和波多黎各（Puerto Rico）的小型工厂里。因此，旧工厂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当通用电气将其康涅狄格州桥港（Bridgeport）的一些小家电产品转移到位于纽约州的布洛克波特（Brockport）和锡拉丘兹（Syracuse）、宾夕法尼亚州的艾伦敦（Allentown）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波洛（Asheboro）的新工厂里，原工厂的工人人数从6500人缩减到不足3000人。在富有历史意义的通用电气斯克内克塔迪工厂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雇用了4万名男女工人。随着公司将工作转移到弗吉尼亚州、印第安纳州、马里兰州、纽约州、佛蒙特州（Vermont）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工厂里，劳动力人数从1954年的2万人下降到了8500人。[18]
分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通用电气而言，建立地理上分布的工厂是与公司体系相联系的，正是后者创建了分散的生产部门。正如开战前那样，许多公司在不断增长的市场附近建造工厂，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而交通、通信和空气调节系统的改善为工厂提供了便利。现代化，有时需要从头打造基础设施。在像底特律这样的城市，很少有铁路运输便利的大片空地（对于汽车等大型产品的生产商来说是必需的）。制造商寻求用单层厂房取代旧的多层厂房，并为卡车装载码头和员工停车留出空间。它们往往转向郊区、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地区，因为那里有大片土地。地方政府的激励措施也开始起作用，这些措施包括税收减免、免税期限、融资债券和劳工培训计划，这些都被南方各州广泛应用，用来吸引北方的工业进驻。[19]
关于产业区位，有大量的理论文献，但是劳工这个因素受到的关注不多。有时，人们会考虑平均工资的不同，但激进的工人和工会存在与否几乎总是被忽视。[20]然而，在实践中，劳工往往是企业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其中一本名为《供负责评估公司产能布局的主管参考》（For Executives Charged with Evaluating the Placement of a Company’s Productive Capacity）的指南中坦言，并且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一些公司所遵循的非正式决策规则，是避免一个工会化的工厂出现，并且避免工会组织扩大化，其依据的是管理层对其设施的生产力和灵活性一直保持着的关注。”当公司大规模扩张的速度比不上工会组织在工厂里的发展速度时，它们通常会在别处建造新的工厂，“通常是在缺少劳工权利的国家或地区”。通用电气公开宣称，缩小老厂规模和工作迁移的理由是保持竞争力，因为同类公司也在使用南方的低薪劳动力。但博尔瓦尔私下讨论说，原因不仅如此，而且是为了敲打老工人，以此作为约束他们的一种方式。[21]
当一些有全国性工会合同的大公司开始将生产转移到对劳工组织抱有敌意态度的地区时，它们遭到了原有工人的反对。1960年，罢工工人寻求达成一项协定，限制通用电气公司将工作岗位从北方工厂转移到南方，但该公司拒绝了这一提议，这次罢工令人沮丧地失败了。10年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指责通用汽车在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乔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建设零部件厂，并在俄克拉何马市建造装配厂，提出了在新工厂发展组织的“南方战略”。最终，所有的通用汽车工厂都加入了工会。但是，很多公司，比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往往发现，在从老牌工厂搬到新社区的过程中，新工厂的工人可能会加入工会，但工会比老工厂的工会力量弱，也没那么激进。[22]
并不是所有新工厂里的工会规模都比它们取代或部分取代的那些工厂里的小，但大多数如此。有时，这反映了为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开启多源供应的愿望，为以前只在一个大工厂完成的一些生产建造多个工厂。当然，自动化技术也导致了裁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制造商采用了新技术，使机器能够自我调节，可以执行以前需要人力的工作。其动机包括提高准确性和速度以及取消繁重的工作任务。但是，希望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削减工人的力量，这些想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自动化。
在汽车工业中，福特在自动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它成立了一个“自动化部门”，而且开始把生产工作从胭脂河工厂转移出来，因为这个工厂里盘踞着美国最激进的工会之一——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而且在那里“野猫罢工”[23]和减速仍然很常见。事实证明，这样节省下来的劳动力相当可观。20世纪50年代中期，公司将福特和水星发动机的生产从胭脂河工厂转移到克利夫兰一个新的自动化工厂。它还在迪尔伯恩建了一家工厂，用于制造林肯发动机。在胭脂河工厂，制造活塞连接杆需要950名工人，但是在克利夫兰和林肯工厂，只需要292名工人。在20世纪50年代，福特公司将许多其他业务从胭脂河工厂转移到更自动化的工厂，包括冲压、机械铸造、锻造、钢铁生产和玻璃制造。因此，在胭脂河工厂的就业人数从1945年的85000人减少到1954年的54000人，再减少到1960年的30000人，但是，这时的它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工厂之一，尽管只是它在全盛时期的影子。[24]
道奇集团经历了类似的变形，包括与克莱斯勒公司的合并、分散，以及自动化生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人数达到高峰时期的4万人以后，工厂的生产劳动力持续缩减，在1963年已经只有8300人。随着零件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这个庞大的工厂几乎只剩下装配业务。在1980年，当公司完全关闭的时候，只剩下5000名男女雇员。[25]
自动化和机械化促成了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汽车工业的就业人数稳定在75万人，产量却几乎翻了一番。1947至1967年，制造业企业的总就业人数增长了27%，而生产值（考虑了通胀因素）增长了157%。更有效的管理和生产加速是部分推动因素，但新工厂和新设备占了很大的比重。
大型工厂还在继续建设。1967年，美国有574家工厂有2500名以上的工人，而在20年前只有504家。[26]但是，在制造业里，公司很少能建立起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种巨大的、具有示范性的工厂。通用电气位于路易斯维尔的电器园是个例外，该公司在这里生产冰箱、洗衣机、干燥机、电磁炉、洗碗机、售货机，后来还生产空调。这个风景如画的建筑群始建于1951年，占地700英亩（最终扩展到920英亩），包括6座工厂建筑、1个研发中心、1个仓库和许多专属厂房。它甚至有自己的邮政编码。在1955年有16000名工人，1972年达到顶峰时有23000人（其中15000人是工会成员），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这个建筑群都是巨大的。但在其全盛时期，它的员工规模从未达到该公司昔日的斯克内克塔迪综合体的员工规模，只相当于胭脂河工厂和道奇工厂这样的巨头的一小部分。[27]
逐渐消逝的工人随着巨型工厂的缩小和社会的变化，产业工人在大众文化和政治上的显著地位逐渐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短暂时期内，媒体仍在关注他们。1946年，《财富》杂志派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为一篇关于“福特的重生”的报道给胭脂河工厂拍摄照片。[28]早期的电视节目《赖利的一生》（The Life of Riley）的主角是洛杉矶的一名飞机制造工人，首先由杰基·格利森（Jackie Gleason）饰演，然后由威廉·本迪克斯（William Bendix）饰演。这个角色，一边铆接飞机翅膀，一边抱怨着工作和富人的虚荣（尽管大多数电视剧都是围绕家庭琐事展开）。这部电视剧一直播放到1958年。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蓝领工人才再度出现在电视屏幕上。[29]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白领工人的人数开始超过蓝领工人，工会越来越多地融入既定的经济和政治关系里，知识分子也基本上对在大型工厂工作的男女工人失去了兴趣，或者至少不再认为他们是未来的关键。像米尔斯（Mills）和马尔库塞这样的左翼学者以及他们在新左翼阵营的许多追随者们，纷纷放弃了工业无产阶级将充当进步社会变革的代理人的想法。1972年，美国有1350万名制造业生产工人，其中超过200万人在雇用了2500名以上工人的工厂工作。曾经的社会主义者、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第二年出版的书《后工业社会的到来》（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表明了这一观点。对贝尔和其他许多人来说，“知识型员工”或“白领”已经组成了关键的经济群体，并把蓝领工人排挤到了一边。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工人的不满情绪——所谓的“蓝领蓝”——曾短暂地引发了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关注，但经济下滑很快就结束了这种情况。下一次工人引起公众的注意时，是由于去工业化和“锈带”的大规模社会危机。1978至1982年，汽车行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仅底特律地区就有30多家工厂关闭。在同一年中，钢铁行业裁掉了超过15万个工作岗位。伯利恒公司在斯帕罗斯角裁减了一万个工作岗位，并逐步停止了在纽约拉卡万（Lackawanna）和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的工厂的运转。美国钢铁公司在盖瑞裁减了两万个工作岗位，这个举措把这个城市毁了。并且，它于1986年关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霍姆斯泰德工厂。在这个巨大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们，曾经是英雄般的人物，掌握着炼铁高炉和巨大的机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现在却被看作一种返祖现象、一个问题、一个逝去年代的悲哀遗物。[30]
苏联超级工业继续进军在美国的公司缩小规模、分散工厂的同时，世界上其他许多大型工业基地仍在继续建设并备受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恢复了超大型生产设施和随之而来的工人城市的模式。在苏联的影响下，超级工厂模式传播到东欧和中国。在冷战的另一阵营，在西欧的部分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超级工厂仍然生机勃勃。与战前一样，建设规模特别大的工业园区，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快速手段和有效的投资战略，特别是在具有集中规划机制的国家。它们还继续发挥重要的思想文化功能，仍然是现代性思想和美好生活的载体，是维护民族自豪感的手段。在美国，超级工厂正在变成明日黄花，而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超级工厂仍与未来联系在一起。
在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后，苏联一开始是集中力量进行重建工作的。像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这样的大型工厂得到了重建，主要是继续生产军事设备，同时也恢复了民用产品的生产。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曾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的规模又扩大了一倍。到20世纪80年代末，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炼钢厂，拥有6.3万名员工，其中5.4万人与钢铁生产直接相关，每年产出的钢铁数量几乎与英国钢铁总产量相当。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关的新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运河、水坝、电站和灌溉系统——“共产主义的庞大建设项目”也已经启动。[31]
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苏联还建造了一系列新城市作为科学研究和核武器生产中心，如乌拉尔地区的奥焦尔斯克（Ozersk），它是庞大的马亚克钚工厂（Maiak Plutonium Plant）的所在地，是巨型工业模式的变种。科研和核武器城市，很多是由劳役犯人建造的，就像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那样，是独立的定居点，有学校、文化机构和员工住宅区。许多城市是封闭的，非本地居民无法进入，本地居民有时也不得擅自离开。它可能是秘密的地方，在地图或地名目录中根本找不到它的踪迹。[32]
这时的苏联，较慢地接受了消费社会的理念，试图提高民用物品的产量。这批苏联领导者们在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时，有247人接受过技术培训，当过工厂经理，因此他们把目光转向了超级工厂。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塑造自我的经历。1959年访问美国时，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回忆说——可能会遭到他身边的美国人的嫌弃——“当你帮我们建造第一座拖拉机厂时，我们摸索了两年时间才让它顺利运转”。25年过去了，这一幕仍然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里。[33]
20世纪60年代中期，汽车工业再次走在苏联工业化的前列。在苏联，由于军事和其他行业的投资地位比较高，汽车生产已经衰退。此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更喜欢公共交通而不是私家小轿车。1965年，这个国家只生产了61.7万辆汽车，主要是卡车和公共汽车，而这时已经衰退的美国工厂里还涌出了930万辆小轿车。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领导人回归了他们早期采取的方式，试图振兴汽车工业。1966年，苏联领导人与菲亚特公司（FIAT）签署了一项协议，为一家新的大型工厂进行技术援助和培训，以大规模生产现在的一种菲亚特汽车。这是自几十年前与福特公司的交易以来，苏联签署的最重要的对外商业合同（按金额计算，它已经超过了前者）。
苏联人在伏尔加河边的一个小城市陶里亚蒂（Togliatti）设厂。在不久之前，这座小城才被换了这个新名字，陶里亚蒂是已故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虽然陶里亚蒂是意大利人这件事并非苏联选择这个地方的主要原因，但双方都充分利用了这个联系，将新工厂描绘成意大利和苏联友谊的典范。这个纵向一体化的工厂，甚至包括属于自己的冶炼厂，最终占地面积1000多英亩。该公司于1970年开始运营时，员工超过42000人（其中包括近35000名生产工人），大多数年龄在30岁以下。该工厂里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增长，1981年达到惊人的112231人（46%为女性）。
为了安置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苏联索性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阿夫托格勒（Avtograd）。就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来自苏联各地的年轻工人来到这里建造工厂和城市（这时已经没有劳改犯了）。和其他苏联工厂城市一样，这里有大量的俱乐部、体育设施、学校、图书馆和日托中心，工厂负责从当地的冰球队到军事博物馆的一切事务。然而，让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是，这里大量生产的产品是小轿车。在这个国家，小轿车一直都是个新奇的事物，很少有人能拥有私家车。[34]
苏联政府在鞑靼斯坦共和国（Tatarstan）的卡马河畔（Kama）切尔尼市（Chelny）纳博日涅（Naberezhnye）建立了第二个大型汽车厂卡马兹（KAMAZ），以制造重型卡车。10万名工人被动员起来建造这个工厂。苏联从外国公司购买了大部分设备，预计每年生产15万辆卡车和25万台发动机。后来，工厂又增加了微型车的生产，周边城市人口增加到50万。[35]
近代这些苏联的汽车制造巨头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时。21世纪初，改名为“拉达”（AvtoVAZ）的陶里亚蒂汽车公司仍雇用了大约10万名工人（有些人在别的城市）。在公司被经理、寡头和犯罪团伙据为己有并被掠夺到濒临崩溃的边缘时，雷诺（Renault）和日产（Nissan）最终获得了公司的大部分控制权。2014年，当它们开始裁员和重组工厂时，工厂里仍有6.6万名工人，比美国任何一家工厂的工人都多，而且，也比胭脂河工厂以外的有史以来美国任何一家汽车厂的工人都多。在一个深陷困境的经济体系中，雇用如此多的员工，相当于分发一种社会福利，很难被一朝废除。卡马兹〔戴姆勒集团（Daimler AG）在2008年购买了少数股权〕也在继续经营，在2012年生产了它的第200万辆卡车。[36]苏联解体后，斯大林式的超级工厂在俄罗斯依然存在。
第一座共产主义之城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苏联帮助东欧当地共产党巩固对其国家的控制权，它也在东欧地区帮助建立了以大型工业项目为中心的典型的社会主义城市。与苏联的情况一样，其出发点是经济发展，通过对重工业的集中投资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东欧的大部分地区，过去是没有多少工业的，只有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除外，而且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工业设施已在战争期间被毁，或者，由于协助德国入侵苏联的缘故，被苏联当作战争赔款拆下运走。但是，工业和城市的综合体也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欧共产党的势力很小，只是因为红军的存在，才掌握了权力。在构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动员民众进行重建（特别是德国和波兰，这两地遭受了大规模的破坏），以及赢得民众对其庇护者苏联的好感方面面临巨大挑战。模范工业城市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前身，其目的是为所有的这些功能服务。[37]
有几个城市支持新的钢铁厂：东德的斯大林斯塔特（Stalinstadt）、匈牙利的斯大林瓦罗斯（Sztálinváros）、波兰的诺瓦胡塔（Nowa Huta）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诺瓦·奥斯特拉瓦（Nová Ostrava）。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与斯大林崇拜有关的“钢铁崇拜”（斯大林这一名字的意思就是“拥有钢铁之躯的人”）。共产党领导人认为钢铁是工业发展和武器生产的关键，随着冷战的到来，这是一个优先发展事项。为了突破这种模式，保加利亚在一座大型化工厂（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和一座大型发电厂周围建立了自己的模范城市——季米特洛夫格勒（Dimitrovgrad）。季米特洛夫格勒和斯大林斯塔特也有水泥厂，这是一种在苏联集团受欢迎的建筑材料。[38]
全新的工厂和城市被大张旗鼓地推出，作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活生生的体现，是维持工业和工人稳定的重要部分。在这些新生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国家的图标和仪式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工厂和工人。1948年，波兰发行了一张100兹罗提钞票，钞票一面的图案是矿工和工业景观，另一面是相当老式的工厂建筑和冒烟的烟筒〔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100美元钞票，一面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另一面是矗立在一片田园风光之中的美国独立纪念馆（Independence Hall）〕。东欧各国政府向人们呼吁，要他们为迅速建立工业定居点付出英勇的努力。它们为短期劳工和全职工人组织了青年旅，后者大多是从农村地区招募而来的。大多数工人是年轻人，他们的出现，正是新社会的光明前景的证明。
虽然每个模范城市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迥异的历史，反映了其所在国的特殊国情，但也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它们的规划者和建筑师都向苏联专家咨询如何搭建整体布局，甚至是个别建筑的设计。新城市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它们的社会主义特点，而是它们的城市主义特点。最初，一些计划设想搭建分散的住房，消除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严格界限，并为种植粮食提供绿色空间和地区。但是，规划者很快就改变了做法，向高密度、人口集中的模式发展，在城市范围内没有给花园留下场地。
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转变。一是成本。建造公寓大楼，往往需要标准化设计，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要使用预制材料，比建造许多独立的小型住宅便宜，对于住房需求很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二是紧凑、密集的城市更容易提供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服务。这是城市的重要特征，预示着社会主义生活将是什么样子。三是工业城市的都市化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战后流行文化的明显排斥：英国的新城镇，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卫星城，美国郊区的扩张。（分裂的柏林成为一个展示双方规划远景的竞技场：东部是高密度和连续的楼房；西部则是大片绿化，低密度和分散的建筑。）大型的林荫大道和大型广场被用作游行和集会的场所，但也有城市主义的小型“姿态”，如拱廊。工业城市代表着现代化、新事物和通向未来的大门。任何带有老旧乡村气息的东西，连同那些组织分散的房屋和园地，似乎都是对现代工业精神的一种反动。
虽然东欧这些城市的出现主要归功于苏联，但它们成了民族主义的中心。虽然对苏联的礼节性的表达方式比比皆是，有纪念碑、苏联人捐赠的建筑物、斯大林的雕像，以及以苏联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一些城市和工厂，但是，这些城镇被视为国家建设的工具，是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抽象的、稀松平常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苏联强行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是通过推广一些模糊的概念——建筑应该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形式上是民族主义的——来实现的。因此，许多新的工厂和伴生城市的建筑物里融入了与民族的过去有关的图案和风格。建设社会主义，在图像上和字面上，都被描绘为一个民族戏剧。
大多数模范工业计划从来没有完成，至少是没有完成最初的计划。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其卫星国集团放松了控制，结束了它们对苏联的仪式性服从。以极快的速度建造的大型工业设施和新城市，被证明是非常昂贵的开支。原本为了刺激更广泛经济发展的大型项目和规模经济，现在看来已不再那么有利。因为，将如此多的金融和政治资本投入少数几个地方所产生的扭曲效应已经显而易见了。这些工业中心计划，在实施了短短几年后，就被削减或放弃了，而经济增长通常是临时性和偶然性的。大多数“第一座共产主义之城”很快就变得黯淡无光，被重新命名，大部分被人遗忘，只留下斯大林时代的残迹。[39]
但诺瓦胡塔，这些新工厂里最大和最重要的工厂所在地，可以说是最后的斯大林主义乌托邦。在波兰中部建造一个钢铁厂的想法，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1947年，波兰政府与弗赖恩工程公司（Freyn Engineering）制订了建立一个大型工厂的计划，这家美国公司以前就在苏联做过项目，其中包括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公司的工厂。但冷战紧张局势的加剧，导致了这一合同的取消。1948年波兰与苏联签订的经济协议，以及第二年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的成立，为一个新的开端提供了框架。这一次，波兰人与苏联人合作，他们要求建立一个非常大的工业体系，为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服务，这个体系的规模要比东欧地区其他模范城市的钢铁厂大得多。苏联借给波兰4.5亿美元（以替代如果苏联允许东欧国家参与马歇尔计划时美国可能借给它的资金），用于建造该工厂。波兰政府在离克拉科夫（Kraków）以东6英里的地方选择了一块场地，设计了工厂，建造了大部分设施，在苏联钢铁厂培训了1300名波兰工程师，苏联还派遣了熟练的工人和专家协助工厂运转，承担了许多外国公司20年前在苏联扮演的角色。
本着斯大林主义的精神，政府做了许多工作，迅速建造了诺瓦胡塔工厂（后来被命名为“列宁钢铁厂”），成了波兰六年计划（1950～1955）的主导项目。这个庞大的企业占地2500英亩，最终包括500栋建筑（包括它自己的电力和供热厂），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步发展起来。1954年，该公司开始运营其首座高炉。更多的高炉、焦炉、平炉和电气钢转炉，还有一个烧结厂，在随后建立起来。到1958年冷轧厂投产时，该厂有17929名员工，年产钢160万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波兰23家钢铁厂全部产量的一半），其中大部分出口到苏联。随着更多的焦炉、平炉，一个管道焊接厂，一个镀锌厂和一个氧气厂（一些冶炼设备需要吹氧气）的出现，这个工业综合体不断成长。1967年，第五座高炉开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炉之一，比苏联的任何高炉都大。这时，该厂的劳动力也达到了29110人。波兰的一篇报道称，这个工厂的持续扩建“清楚地证明了当局对宏伟的热爱——与其说是出于经济考虑，倒不如说是出于政治考虑”。巨大的高炉需要无烟煤，成本高昂。随后，许多新的切割和轧钢工厂也建立了。该工业综合体的年产量，在1978年达到最高峰，为650万吨钢铁，一年后工人达到38674人（比任何美国钢铁厂的工人数量都多，虽然还是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的工人少）。[40]
尽管像工厂一样，诺瓦胡塔市也是国家优先照顾的城市，但事实证明，它的建设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虽然有重型设备，但是是优先用于建造钢铁厂的，资金也很有限，这意味着住宅和商业建筑大部分是人力建造的，用铲子、手推车，偶尔用起重机。材料短缺和管理不善使建筑进度变得缓慢，而建筑材料的劣质，又导致了随后的一系列问题。在这片被称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筑工地”的土地上，当局采用了劳动激励、劳动竞赛（工人之间互相竞争）和义务劳动等一系列方式推动建设的步伐。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建筑工地中，妇女都被大量雇用，以促进两性平等，并帮助满足劳动力需求。许多女性从事传统上为男性保留的蓝领体力工作，比如工厂里的女铸工和城市里的砌砖工、泥瓦工。由于住房建设落后于钢铁厂的发展和大量涌入的工人的需求，多年来，诺瓦胡塔的大多数人不得不住在简陋的、寒冷的、单性别的营房里，有时十几名男子或女子共用一间房，缺乏基本的卫生用品，就像翻版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41]
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住房短缺和普遍恶劣的生活条件开始得到缓解。1949至1958年，工人们在诺瓦胡塔建造了14885套公寓。而最初的计划在两年内就基本上完成了，当时的常住人口达到了10万人。许多波兰人前来欣赏这座城市。[42]
1960年以前，诺瓦胡塔地区形成了半个八角形，主要的林荫大道从中心广场的一侧向外辐射（2004年，该广场更名为“罗纳德·里根广场”）。钢铁厂的大门远在半英里之外，所以，从市中心望去，几乎看不到它。毫无疑问的是，在工厂的全盛时期，从工厂烟囱里喷出来的烟雾，是非常明显的污染源，肯定是可以从半英里外看到的。有轨电车将工厂与住宅和商业区连接起来。
一个鲜明的城市主义特征是，这个市中心通过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设计元素（如拱廊和广场）而得到强化，住宅面积大致相当，设计基本相同。这与美国当代工业城镇的住宅开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莱维敦（Levittown）、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莱克兰（Lakeland），后者都是单户式的独立住宅，配有私家车车库。在诺瓦胡塔，公寓大楼排列在主要道路的两旁，并填满了道路之间的区域，每个街区都是可供5000到6000名居民居住的建筑群。从林荫道上望去，两到七层楼高的长屋的立面给人一种很严肃的感觉，但在它们后面是一片封闭的、安静的、人性化的、几乎没有什么车辆往来的空间。草坪、操场、学校、日托中心、车库和晾衣绳充斥着整个空间。每个社区单元，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的。在建筑物一楼，商店、保健中心、图书馆和其他服务应有尽有。电影院、剧院、百货商店、餐馆和公共机构一般离住所只有几步之遥，有轨电车线路则把它连接到克拉科夫（1951年，该线路在行政上被划给了诺瓦胡塔）。实际上，许多社会组织按照高尔基早期工人住房的思路，对社区生活进行了更充分的实现，尽管不像高尔基设想的那么激进。
诺瓦胡塔的城市规划，一直在调整，这在某些方面是对城市发展有利的。最早的住房单元是相当简陋的，但与诺瓦胡塔的构想保持一致，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社会。随后的许多住宅区的建造标准远远高于普通波兰人的居住水平，有更多的空间、私人浴室、内置收音机、大冰箱和阳台，每个楼道入口都有公共电话。20世纪50年代前期建成的街区，与其他地方的类似住宅相比，它们的高度更低，规模更小，不会像东柏林的斯大林莱（Stalinallee）（现在的卡尔·马克思林荫道）那样，成为陈旧的时代产物。它对人类规模的贡献是放弃了建立一个并不吸引人的宏伟市政厅和一座纪念性剧院的计划，而这两者本来是要为城市中轴线压阵的。它将波兰的传统元素融入其中，这成了它的吸引人之处和荒诞不经之处，比如小小的卢多伊剧院（Ludowy Theater）（这是波兰最有创意的建筑之一），比如两座工厂管理大楼中的一座被设计成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带有“波兰护栏”。
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更多的建筑种类进入了诺瓦胡塔人的住房范围，包括现代主义的“瑞典之家”公寓楼，它来自勒·柯布西耶的设想。它削减了成本，却没有了电梯和拼花地板等事物。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超出了原来的预期，在城镇的郊区，新的住宅小区被建造了出来。其中很多建筑是现代主义风格，但建筑质量低劣，无论是低层还是高层建筑都被绿地空间隔开，附近几乎没有商店或相关设施，这种“公园塔”的开发项目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中都市住宅的时尚。[43]
诺瓦胡塔是社会主义在波兰的一个展览品，在波兰全国乃至国际上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多年来，游客包括赫鲁晓夫、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和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这座钢铁厂和附属城镇在无数的小说、新闻报道、电影甚至音乐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家工厂于1951和1964年出现在邮票上。总体来说，宣传和艺术效果都非常积极地将诺瓦胡塔展示为“民族的骄傲”、“我们的繁荣的产物”，以及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开端。但是，在被当局提升到国家叙事中的一个显著位置之后，它也成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批评的一个焦点。亚当·瓦伊克（Adam Wazyk）（当时他被一位作家称为“强硬反共分子”）在1955年的《成人诗篇》（Poem for Adults）里公开批判了波兰社会主义，他为诺瓦胡塔（“一个新的黄金国”）[44]及其居民（“一大群移民，带着混乱的野心……一堆诅咒和羽毛枕头，一加仑的伏特加和淫乱的欲望”）涂抹了一幅丑陋的肖像。安杰伊·瓦伊达（Andrzej Wajda）执导的著名电影《大理石的人》（Man of Marble）于1977年上映，用诺瓦胡塔来讲述波兰共产主义的历史和神话，并预言了即将发生在这个钢铁城市、这个国家的革命。[45]
社会主义之城东欧的这些工业城市，不仅要负责生产钢铁、混凝土和其他重要物资，而且要培育新的男女，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公民树立榜样，就像它们的“老大哥”苏联的城市一样。保加利亚的一个青年旅选择了“我们建造季米特洛夫格勒，这座城市建设我们”作为它的座右铭。但实际情况复杂得多。
一些工人出于对社会主义工程和新人民民主的真正热情，搬到了诺瓦胡塔和其他展示城市。还有一些人发现，帮助开办新工厂和建设城市的经历让人陶醉，他们会深情地回首往事。但许多工人参加了建设工作，并在新工厂找到了工作，不是出于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认同，而是出于实际需要。
同苏联一样，建筑业和工业劳动力的招聘热潮与农村的恶劣条件密切相关，是增税、谷物压价、集体化、长期贫困和多年战争影响的结果。许多移居到斯大林瓦罗斯的匈牙利农民，认为这些政策是对他们家乡村庄和生活方式的破坏。斯大林瓦罗斯没有任何教堂，所以他们对它的感情更加疏远了。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斯大林瓦罗斯不再被看作通向更光明未来的灯塔。来到这座城市的有经验的产业工人则持更积极的看法，他们欣赏这里，因为这里有比其他地方更好的住房和更高的工资。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经常对工厂的专制管理、劳动的高强度以及持续的食品和其他商品短缺感到不满。[46]
在苏联的默许下，波兰没有试图推行农业集体化，因此强迫农民流离失所与诺瓦胡塔的工人招募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然而，大部分的建设力量和新增城市人口来自农村，大多数是30岁以下的人。即使在钢铁厂，许多工作也需要工业技能。在1954年，47%的工人是农民出身，许多是来自附近地区的穷困农民。“展望未来，”历史学家凯瑟琳·莱博（Katherine Lebow）写道，“他们看到了一种残酷的奴役和一种文化荒漠般的生活，并发现这种前景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他们不是被社会主义新生活所吸引，而是更希望诺瓦胡塔能够提供一个获得技能和金钱的机会，摆脱乡村的枯燥生活，实现更光明的个人未来。正如工会成员后来回忆的那样，这种吸引力并不是对在国家主要工业机构工作而感到自豪，而是希望在诺瓦胡塔能苦尽甘来，享受到更好的工资待遇、住房和权利。[47]
对许多新来的人来说，特别是在早年的诺瓦胡塔，由于生活和工作风险很大，比如经常发生工业事故，现实是令人失望的。许多人干脆离开了，这造成了严重的劳动力流失问题（在其他模范城市也是如此）。相反的情况似乎也正在发生，就像共产党人所看到的，是农村的积贫积弱影响了城市，而不是诺瓦胡塔把农民打造成优秀的社会主义男女。同样的，这里居住着一个庞大的年轻男子群体，但妇女少得多，缺乏娱乐、新鲜事物，或精神寄托，这导致这里的生活非常无聊和吵闹。酗酒现象变得很流行，尽管当局花费巨大的精力试图控制它。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冲突和性侵犯，这被共产党官员归为“流氓主义”。随着传统和家庭权威的衰退以及宗教权威的消失、性自由（和性病）的“繁荣”，随后发生的一切让政府官员感到沮丧。曾经的农民确实采用了一种现代化的方式，但这不一定是当局想要的那种。一些年轻男子变成了比基尼男孩（得名于原子弹爆炸地点，而不是比基尼泳衣），模仿美国小青年的服装和发型。
其他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在季米特洛夫格勒，曾经的农民圈占了公园和社区空地，在那里种植蔬菜，并在公寓楼的地下室里饲养山羊、鸡和兔子。直到20世纪60年代，当局才最终设法制止了在城里种地的现象。在斯大林瓦罗斯，来自农村的工厂工人与来自城市郊区的建筑工人经常发生争执。[48]
当局对他们所创造的新生工人阶级的行为和精神面貌非常不满意，经常展开批评，并加强了社会主义文明教育。他们私下里承认，有时甚至在公开场合也承认，向共产主义人格的巨大飞跃并没有按计划进行。但只要这种行为不端不属于政治问题，他们就不会采取激烈的行动。
严重的政治问题，首先发生在斯大林瓦罗斯，不是对钢铁厂特殊条件的反应，而是作为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一部分发生的。斯大林瓦罗斯成了革命行动的中心，工人重新命名斯大林瓦罗斯为“邓纳佩泰勒”（Dunapetele）。邓纳佩泰勒是钢铁厂建立之前这里的村庄的名字。工厂和城市名称的改变，标志着它们从苏联与匈牙利友谊的象征变成了它的对立面。1956年后，由苏联人组建的新共产党领导层提高了工资和社会福利，因而争取到了工人的支持，最终改变了人们对斯大林瓦罗斯的看法。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共同的阶级经验和自豪感逐渐变成了一种当地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又使它被再次称为“斯大林瓦罗斯”。[49]
后来在诺瓦胡塔也出现了麻烦，但是是不同的形式。钢铁工人带头发起了对当权者的挑战，起初不是因为工作问题，而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天主教信仰。像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斯大林瓦罗斯一样，当时的诺瓦胡塔没有设计任何教堂，这迫使居民不得不在附近的村庄做礼拜。克拉科夫教区提出的在该市修建教堂的要求一再遭到拒绝，直到1956年秋天，为了应付广泛的抗议，波兰当局把曾经被监禁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ŀadysŀaw Gomuŀka）释放，并让其担任第一书记。一年后，一个地点被选中，那里竖起了一个十字架。后来，当局开始拖延，1960年，他们把这块地重新分配，打算建一所学校，命人将十字架移走。但是，派去拆除它的人被拦住了，首先来的是一群居住在附近的妇女，然后是一群从工厂里下班的工人。这些人，既唱了《国际歌》（The Internationale），又唱了赞美诗，这表明了他们的多重信仰。当天晚上，居民和民兵部队展开了全面战斗，当局很晚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最后让十字架留下了。几年后，一些波兰天主教领导人在新任大主教嘉禄·沃伊蒂瓦（Karol Wojtyŀa）〔也就是未来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的支持下，要求建立教堂。1965年，政府批准在新的住宅开发项目附近建造一座教堂。在没有政府合作的情况下，天主教进行了长期的活动，为这座建筑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并将其建造起来，被命名为“上帝方舟”教堂，最终于1977年5月由当时的枢机主教沃伊蒂瓦（Wojtyŀa）主持揭幕，共有7万人参加了开幕仪式。[50]
但是，诺瓦胡塔的政治性绝不是这么简单的。1968年，波兰各地爆发了学生抗议活动，当局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阻止诺瓦胡塔的中学和技校学生参加克拉科夫的示威活动。与此同时，钢铁厂的工人坐着公共汽车到了克拉科夫市，殴打了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学生，这或许反映了阶级和文化上的对立，也反映了政治分歧（比如两年后，在美国发生的安全帽示威活动，是建筑工人殴打学生中的反战抗议者）。直到1980年，工厂中大约四分之一的工人是执政的波兰合并工人党（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党员。
在那时，知识分子和工人反对波兰当局的声音越来越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1979年4月，在诺瓦胡塔，一个利用天主教进行社区教育的团体——劳动人民基督教社区（Christian Community of Working People）——在几个月前被政府拒绝使用“上帝方舟”作为活动场所，于是在一个附近的修道院举行活动。“十字架和人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沃伊蒂瓦发表讲话时宣称，“基督与人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已在诺瓦胡塔得到证实。”[51]
国家和地方的发展变化都削弱了钢铁工人对现有政权的支持。1970和1976年的物价上涨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工人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在卡托维兹（Katowice），又一家大型钢铁厂建成，与诺瓦胡塔形成竞争，而且越来越多的批评列宁钢铁厂污染的环保运动兴起，这些都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担忧。[52]1980年7月，当又一次提价导致了新的罢工浪潮时，诺瓦胡塔的工人加入进来，赢得了管理层的让步。次月，工人开始组建独立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该工会是在格但斯克（Gdańsk）列宁造船厂建立的。长期以来，诺瓦胡塔的钢铁工人都有工会，但它几乎没有什么权威，工人们往往希望得到某样东西，即在工厂里真正当家做主的权力。当另一种选择出现时，工人们便蜂拥而至。
到1980年秋季，90%的钢铁厂工人签约加入团结工会，它成为全国工会里的第二大会员活动地，重要性仅次于格但斯克。工人们开始把在“上帝方舟”教堂供奉过的十字架（连同团结工会的旗帜）带入工厂，扭转了文化创造从公民社会流向工作场所的趋势。诺瓦胡塔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也参与创建了工会“网络”，将波兰最大的那些工业工作场所联系在一起，承认它们都具备先锋作用。[53]
1981年12月13日，一个戒严令被宣布出来，在诺瓦胡塔（和其他地方）开始了团结工会与政府之间的长期“战争状态”，前者被迫转入地下。第二年，工人们在工厂里建立了一个团结工会的秘密组织。这体现了企业的庞大规模和丰富资源将会促进工人的组织化。团结工会成员使用工厂里的材料和印刷机生产地下报纸和大量宣传品，在厂内外流通。工厂技术人员建立并维持了一个能在波兰南部地区沟通联系的秘密无线电网络。他们还从工厂取走物资，分发给其他地方的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海外支持者也向团结工会提供了援助，他们的组织甚至在工厂拥有电脑之前就获得了一台电脑。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内外的抵抗网络迅速发展开来，诺瓦胡塔成为反政府的最激进的中心之一。在1982年，定期的抗议游行开始了，最初是由工人领导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游行的青少年越来越多。抗议者们在出发前往市中心之前，常常聚集在教堂里，不可避免地会与警察和民兵交锋。在频繁的冲突中，至少有三名抗议者被打死。然而，团结工会在工厂内部举行抗议罢工的努力，却不那么成功。
1988年，诺瓦胡塔将波兰彻底推到了危机的泥潭里，这场危机包含经济和政治问题，从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由于物价上涨，本已十分不满的人们再次爆发抗议。为了结束抗议活动，政府联系了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即团结工会的倡导者。最终，政府与该组织进行了谈判。团结工会获得合法地位，并于1989年参加了全国参议院公开选举。团结工会候选人的大规模胜利，结束了波兰社会主义政权的历史，并加速了东欧剧变的进程。[54]
团结工会的崛起过程，以及它的最终胜利，向波兰当局表明了工厂主义和工业城市化的危险，但是为时已晚。诺瓦胡塔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主要由农民子女组成的政治化的工人阶级，这一目标成功了，但是是以一种它的规划者意料不到的方式实现的。根据团结工会成员的说法，诺瓦胡塔工人对在厂里工作有共同的自豪感，这不是因为他们为创建社会主义波兰发挥了作用，而是因为他们在与社会主义波兰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55]正如固特异、通用汽车、福特、通用电气和美国的其他公司在几十年前就了解到的那样，大型工厂里的工人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祈祷、一起喝酒、一起死亡，可以把最大、最重要的工厂从产出效益的场地变成劳工力量的武器。
对波兰工人来说，胜利的成果是讽刺性的。在波兰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为迈向社会主义而建造的工业堡垒，几乎没有几个能完整地幸存下来。波兰的大型工业企业大多投资不足，生产力低下，人员过剩，缺乏像西方那样先进的机器。随着政府补贴的减少、垄断市场的丧失、私有化的开始，它们无法产生竞争力。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经历了多次重组、裁员和私有化，在1980年诞生团结工会时，它有1.7万名工人，到了2014年，却缩减到不足2000人。[56]
在第一届非社会主义政府掌权后不久，在诺瓦胡塔，据一位团结工会主义者估计，在西方，产量与列宁钢铁厂相同的工厂只需要7000名工人，而不是3万名工人，前者是一个更现代化的生产机制，工作情况更紧张，而且没有任何义务保留年迈、生病或酗酒的工人的岗位。随着诺瓦胡塔的钢铁产量急剧下降，1991年，政府在与各种工会（当时成员仅占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谈判之后，开始实施一项整合计划，剥离该地各种附属功能，如内部铁路网和渣料回收，并叫停了20个企业的生产，这些企业总共雇用了约60%的旧劳动力。从那时候起，诺瓦胡塔就只剩下最基本的钢铁业务了。为了减少污染，工厂的大部分地方被草草地关闭了，包括两个高炉、一个平炉、一个烧结厂和一些炼焦炉。工厂的社会职能也迅速缩小，远不如前。多年来，它承担了为劳动力和城市服务的许多职能，包括经营农场、食堂、医疗中心、度假设施，甚至是一个足球俱乐部。这些设施也被剥离或关闭。
2001年，诺瓦胡塔钢铁厂〔当时已经改为波兰工程师塔德乌什·森吉米尔（Tadeusz Sendzimir）的名字〕与国内其他的大型钢铁厂合并。在私有化和后来的合并之后，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的一部分。新老板在该工厂的现代化方面投入了一些资金。在2007年，一个先进的热轧厂开工了。但在2015年，只有3300名员工仍然在工资单上，另有1.2万名员工在与工厂有关联的独立公司里工作。工资一度大大高于正常水平，但现在与其他地区的企业大致相同。像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其他工厂一样，这家钢铁厂已经变得很普通，雇用的劳动力规模也不大，只提供母公司全部产出中的一小部分，而且面临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挑战。[57]
全球超级工厂在美国企业把产能转移到规模较小、分散的工厂的时代，苏联坚持采用巨型工厂模式，并将其推广到东欧。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也在继续建造非常大的工厂，并为之喝彩。一些大型工厂在西欧运营，最显著的是在德国。在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非常大的工厂。
今天，世界最大的汽车工厂在德国的沃尔夫斯堡（Wolfsburg）。在那里，有7.2万名工人在占地1600英亩的工业综合体里工作，每年能生产83万辆大众汽车。大众汽车在全球的员工有近60万人，其中包括德国的27万人，沃尔夫斯堡的员工仅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2%。[58]然而，在欧洲或北美，没有其他任何公司在一个地点集中这么多的工人。
德国的工业史与美国或英国稍有不同。在19世纪，埃森的克虏伯钢铁厂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但在20世纪上半叶，中小型公司主导着德国工业，它们常常相互合作，因为该国的工业实力在于生产多样化的高质量产品，而不是标准化的低成本产品。的确有一些非常大的工厂，其产品是基础的生产资料——主要是钢铁和化学品——但是生产消费品的工厂仍然比较小。尽管福特主义在德国受到了很多关注，但在实际操作中，德国企业在学习应用新生产技术方面行动迟缓，而且由于资本短缺、限制市场规模的贸易壁垒，以及使用的劳动力技术水平较高，因此美国的模式很难在德国工厂里推行。[59]
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汽车公司开始尝试使用装配线，但是转向集成化、大规模生产的速度非常缓慢。当纳粹党掌权时，福特的仰慕者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敦促两家公司联合起来，大规模生产德国的T型车——一种“人民的汽车”或大众汽车。当它们拒绝时，政府索性自己动手办厂。1938年，希特勒在法勒斯列班（Fallersleben）（那时候还是个村庄，后来改名为“沃尔夫斯堡”）为“汽车力量之城”（Stadt des KdF-Wagens bei Fallersleben）——大众汽车工厂奠基。和苏联一样，纳粹党人也从美国购买专用的、单一用途的机械。但是，在大众汽车大规模投产之前，战争就爆发了。这家工厂使用强制劳动力生产军工产品，其中大部分人来自东欧。
在战争期间，德国制造商在大规模生产军备方面获得了丰富经验。到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国内消费能力和贸易的增加，西德的条件成熟，促使这一经验应用于民用生产。沃尔夫斯堡工厂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几乎没有什么损坏，又恢复了原来的用途。就像早期的福特工厂一样，多年来，它只生产一个型号，甲壳虫（Beetle）大众汽车，后来增加了一个与之大同小异的面包车。该公司抵制在海外建厂以稳定产量，并使广泛的自动化技术使用变得有利可图。德国的共同决策模式使工会在企业管理上发挥了广泛作用，高工资和丰厚的社会福利（包括高额利润分享）有助于确保和睦的劳资关系。与当时的美国制造商不同的是，大众公司并不担心工人们会联合起来扰乱生产，并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公司。[60]
虽然中小型企业继续主宰西德的经济，并在后来主宰了合并的德国的经济，但除了大众公司之外，还有一些制造商拥有非常大的工厂。化学巨头巴斯夫（BASF），曾经是法本集团（IG Farben）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一个独立实体进行了改革，进行集中生产。其工业综合体建立已久，位于莱茵河畔（Rhine）的路德维希港（Ludwigsafen）。1963年，该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承认：“一个公司的生产规模集中在一个地区，在许多方面（例如，罢工、地震和其他无法控制的力量）就会变得无比脆弱。”尽管如此，该公司还是决定继续投资并扩大这个工厂，因为这是它历史上的最重要的工厂之一。但是，后来还是增设了其他工厂以增加产能。2016年，在这片占地4平方英里的工业园区里，大约有2000栋建筑，约有3.9万名员工在这里工作。[61]
但是，大众汽车仍然是德国工业的典范，沃尔夫斯堡则是工业巨人主义的殿堂。与亨利·福特一样，大众汽车的管理层也意识到，工厂可以成为广告宣传的工具。大众汽车的管理层在主厂旁边修建了一个汽车主题公园，2014年，那里迎来了220万名访客。许多购买汽车的消费者被公司招待、安排，在那里取走新生产的汽车。德国合并后，该公司在德累斯顿（Dresden）建立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新工厂，专门生产其最高价位的车型。玻璃幕墙使生产过程完全可见，成品车陈列在一个12层高的玻璃塔里，这是21世纪的水晶宫。[62]
如果说，在战后的西欧，大众汽车成为超级工业的典范，通过企业管理和国家社会民主政策来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那么，在埃及，位于尼罗河三角洲（Nile Delta）中心的大迈哈莱（Mahalla el-Kubra）的米斯尔纺纱和织造公司（Misr Spinning and Weaving Company）就是另一个反面典型。后者再次证明了大型工厂将大批工人聚集在一起，并且苛刻对待他们，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年复一年，一个又一个政权在埃及更替，大迈哈莱的工人一直站在埃及劳工运动的最前线，捍卫他们的经济利益，并越来越多地干涉国家的政治事件。
米斯尔公司成立于1927年，由米斯尔银行（Bank Misr）创立，这是一家明确的民族主义银行，目的是为埃及人的企业提供资金。当时，英国仍占领着埃及，并控制着埃及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尽管埃及棉花工业历史悠久，但米斯尔公司开办了第一个由埃及穆斯林拥有的现代化机械纺织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家集纺纱、织布、染色于一体的工厂雇用了2.5万名工人，并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工业企业。
埃及政府和公司高管将机械化的纺织厂定义为“现代化、国家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堡垒”。但是，主要是从农民中招募的劳动力，并不接受工厂是一个共享的民族主义项目的精英概念，他们反复抗议苛刻的工作条件和微薄的工资。1938年，工厂发生了第一次大罢工，工人要求提高计件工资金额，并将12小时工作制改为8小时制。1946年又发生了一次短暂罢工，次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抗议裁员和专制管理。这次罢工遭到政府的镇压，三名工人在冲突中丧生。1952年，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领导的军官组织夺取了政权，推翻了埃及的君主制。工厂的工人们期待自己的条件随之得到改善，但当他们再次发动罢工时，又被军队镇压了。在某种程度上，米斯尔工厂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是，1960年纳赛尔“向左转”，接受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这个工厂是第一个被国有化的工业企业。在政府的控制下，工人们仍然在发扬斗争的传统，包括在1975年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罢工，这使得由国家雇用的产业工人的工资大幅度增加。1986年，工人再次罢工，又赢得了加薪。两年后，他们又发动了罢工，这次是明确地把矛头指向时任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2006年末，当政府拒绝发放已经承诺的奖金时，该工厂的工人进行了罢工，并引发了其他纺织厂的工人随之响应的抗议浪潮，也是2007年规模更大的罢工的序曲。2007年，他们赢得了大幅度上涨的奖金。
2008年4月，大迈哈莱的工人举行了一次抗议活动，数千名警察驱散了示威人群，造成至少三人死亡，这引发了对穆巴拉克的公开抗议，最终导致他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运动中倒台。2014年2月，工人又发动罢工，要求将从穆巴拉克时代起至今仍在公司任职的高管统统撤职。即使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领导的另一个准军事政权掌权之后，纺织工人仍在继续他们的抗争。除了奖金之外，冲突的另一个关键点是，抵制政府结束棉花补贴的决定，并要求罢免腐败的公司高管。就像在其他地方发生的那样，如果以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名义创办一家大工厂，就会创造出一支拥有自我想法的劳动力队伍，而他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法，就会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63]
[1] 伯纳姆的许多论点都是布鲁诺·里兹（Bruno Rizzi）早些时候提出的，但是在左翼小圈子外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大约在同一时期，詹姆斯与托洛茨基决裂，称苏联为“国家资本主义”。James Burnham，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1941]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0）；Isaac Deutscher，The Prophet Outcast；Trotsky：1929-194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459-477；Christopher Phelps，“C.L.R. James and the Theory of State Capitalism，” in Nelson Lichtenstein，ed.，American Capitalism：Soci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6）.
[2] 这些段落基本上取材于David C. Engerman，“To Moscow and Back：American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Concept of Convergence，” in Lichtenstein，ed.，American Capitalism。
[3] http：//brooklynnavyyard.org/the-navy-yard/history/（accessed Mar. 29，2016）.关于私营企业在战时国防生产中的作用的叙述，请参阅Arthur Herman，Freedom’s Forge：How American Business Produced Victory in World War II（New York：Random House，2012）。
[4] 为了承担战争工作，卡恩公司的员工数量从400人增加到600人。Hawkins Ferry，The Legacy of Albert Kahn（Detroit，MI：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0），pp.25-26.
[5] 为了扩大劳动力储备，福特向女性开放了工作机会，她们最终在该厂占据了35%的比例。然而，该公司背离了高地公园工厂和胭脂河工厂的政策，几乎排斥了非裔美国人。柳条河工厂的工人最终发挥出的生产力远远高于飞机行业标准。柳条河工厂的最新用途是作为无人驾驶汽车的试验场。Sarah Jo Peterson，Planning the Home Front：Building Bombers and Communities at Willow Ru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Allan Nevins and Frank Ernest Hill，Ford：Expansion and Challenge，1915-1933（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7），pp.242-247；Nelson Lichtenstein，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Detroit：Walter Reuther and the Fate of American Labor（New York：Basic Books，1995），pp.160-174；Gail Radford，Modern Housing for America：Policy Struggles in the New Deal Er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p.121-132；New York Times，June 6，2016.
[6] 并非所有飞机制造厂的工人都住在单一的工厂里，共和国飞机公司和格鲁曼飞机公司在主要工厂附近建立了辅助工厂，让工人的工作地点更靠近他们通常居住的地方，减少了通勤和住房方面的问题。T. P. Wright Memorandum for Charles E. Wilson，Mar. 21，1943，box 7，National Aircraft War Production Council，Harry S. Truman Library，Independence，MO；Ferry，Legacy of Albert Kahn，pp.25，127-128；Tim Keogh，“Suburbs in Black and White：Race，Jobs and Poverty in Twentieth-Century Long Island，” Ph.D. dissertation，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16，pp.53-56，77；T. M. Sell，Wings of Power：Boeing and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orthwes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p.19；John Gunther，Inside U.S.A.（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7），pp.142-143.
[7] “Bethlehem Ship，” Fortune，Aug. 1945，p.220；Bernard Matthew Mergen，“A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Union of Marine and Shipbuilding Workers of America，1933-1951，”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68，pp.2-3，103-104，134-137，142；[Baltimore] Evening Sun，Dec. 8，1943；Apr. 5，1944；Apr. 20，1944；May 15，1944；July 1，1944；Karen Beck Skold，“The Job He Left Behind：American Women in Shipyard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Carol R. Berkin and Clara M. Lovett，eds.，Women，War，and Revolution（New York：Holmes & Meier，1980），esp. pp.56-58；Eric Arnesen and Alex Lichtenstein，“Introduction：‘All Kinds of People，’” in Katherine Archibald，Wartime Shipyard：A Study in Social Disunity（[1947]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6），pp.xvi，xxxi-xxxv；Joshua B. Freeman，American Empire，1945-2000：The Rise of a Global Empire，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t Home（New York：Viking，2012），p.21；Peterson，Planning the Home Front，p.279.
[8]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影响，见于Joshua Freeman，“Delivering the Goods：Industrial Unionism during World War II，” Labor History 19（4）（Fall 1978）；Nelson Lichtenstein，“The Making of the Postwar Working Class：Cultural Pluralism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World War II，” The Historian 51（1）（Nov. 1988），pp.42-63；Gary Gerstle，“The Working Class Goes to War，” Mid-America 75（3）（1993），pp.303-322. Dorothea Lange and Charles Wollenberg，Photographing the Second Gold Rush：Dorothea Lange and the East Bay at War，1941-1945（Berkeley，CA：Heyday Books，1995）。
[9] Jack Metzgar，“The 1945-1946 Strike Wave，” in Aaron Brenner，Benjamin Day，and Immanuel Ness，eds.，The Encyclopedia of Strikes in American History（Armonk，NY：M.E. Sharpe，2009）；Art Preis，Labor’s Giant Step：Twenty years of the CIO（New York：Pioneer Press，1965），pp.257-283.
[10] Ronald W. Schatz，The Electrical Workers：A History of Labor at General Electric and Westinghouse，1923-196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pp.105-164；Nelson Lichtenstein，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Detroit，pp.282-298；Freeman，American Empire，pp.119-124；Labor’s Heritage：Quarterly of the George Meany Memorial Archives，4（1992），p.28；Joshua Freeman，“Labor During the American Century：Work，Workers，and Unions Since 1945，” in Jean-Christophe Agnew and Roy Rosenzweig，eds.，A Companion to Post-1945 America（Malden，MA：Blackwell，2002）；Ruth Milkman，Farewell to the Factory：Auto Worker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Charles Corwin in New York Daily Worker，Feb. 4，1949，quoted in Karen Lucic，Charles Sheeler and the Cult of the Machin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14；Jack Metzgar，Striking Steel：Solidarity Remembered（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0），pp.30-45（quote on p.39）.
[11] Daniel Nelson，American Rubber Workers and Organized Labor，1900-1941（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82-83，234-245，257-264，271，307-309，315-317；Charles A. Jeszeck，“Plant Dispers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the Rubber Tire Industry，”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82，pp.31，47-54，106-108.
[12] 在美国无线电公司开始在那里生产电视机之后，布卢明顿工厂的员工人数已超过8000人，但该公司最终将大部分生产先转移到孟菲斯，然后转移到墨西哥华雷斯市（Ciudad Juá）。Jefferson Cowie，Capital Moves：RCA’s Seventy-Year Quest for Cheap Labo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p.10，15，17，22-35，42-43.
[13] 为了避免生产进一步中断，通用汽车与福特不同，它制定了一项政策，使用外部供应商的大多数零件和配件来组装其车辆。Douglas Reynolds，“Engines of Struggle：Technology，Skill and Unionization at General Motors，1930-1940，” Michigan Historical Review，15（Spring 1989），pp.79-80；New York Times，Aug. 12，1935；Alfred D. Chandler，Jr.，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08.
[14] Jeszeck，“Plant Dispersion，” pp.33-35；“Flying High，” Kansas City Public Library，http：//www.kclibrary.org/blog/week-kansas-city-history/flyinghigh，and “Fairfax Assembly Plant，” GM Corporate Newsroom，http：// media.gm.com/media/us/en/gm/company_info/facilities/assembly/fairfax. html（both accessed Apr. 5，2016）；Schatz，Electrical Workers，p.233. 关于西南地区与战争有关的工业发展，参见 Elizabeth Tandy Shermer，Sunbelt Capitalism：Phoenix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3）。
[15] Metzgar，“The 1945-1946 Strike Wave”；Freeman，American Empire，pp.39-41；Kim Phillips-Fein，Invisible Hands：The Making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from the New Deal to Reagan（New York：W. W. Norton，2009），pp.93-97；Elizabeth A. Fones-Wolf，Selling Free Enterprise：The Business Assault on Labor and Liberalism，1945-196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4），pp.138-139.
[16] Kim Phillips-Fein，“Top-Down Revolution：Businessmen，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ians Against the New Deal，1945-1964，” Ph.D. 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2004，p.220；Joshua B. Freeman，Working-Class New York：Life and Labor since World War II（New York：New Press，2000），pp.60-71；Tami J. Friedman，“Communities in Competition：Capital Migration and Plant Relo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arpet Industry，1929-1975，” Ph.D. 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2001，pp.22，70-76，201-204.
[17] Schatz，Electrical Workers，pp.170-175；Phillips-Fein，Invisible Hands，pp.97-114.
[18] Schatz，Electrical Workers，pp.233-234.
[19] Schatz，Electrical Workers，pp.234-236；Freeman，American Empire，pp.303-306；Thomas J. Sugrue，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8-129；James C. Cobb，The Selling of the South：The Southern Crusade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1936-1980（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2）；Friedman，“Communities in Competition，” pp.111-166.
[20] Martin Beckman，Location Theory（New York：Random House，1968）；Gerald J. Karaska and David F. Bramhall，Locational Analysis for Manufacturing：A Selection of Readings（Cambridge，MA：MIT Press，1969）；Paul Krugman，Geography and Trade（Leuven，Belgium：Leuven University Press and Cambridge，MA：MIT Press，1989），esp.pp.62-63 for discussion of Akron.
[21] 与管理者普遍的看法相反，工会工人的生产力常常超过非工会工人的生产力。Roger W. Schmenner，Making Business Location Decision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2），vii，pp.10-11，124-126，154-157，239；Phillips-Fein，Invisible Hands，p.104；Lawrence Mishel and Paula B. Voos，eds.，Unions and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New York：M.E. Sharpe，1992）.
[22] Kimberly Phillips-Fein，“American Counterrevolutionary：Lemuel Ricketts Boulware and General Electric，1950-1960，” in Lichtenstein，ed.，American Capitalism，pp.266-267；John Barnard，American Vanguard：The United Auto Workers during the Reuther Years，1935-1970（Detroit，MI：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p.483；Cowie，Capital Moves，pp.53-58. See also Friedman，“Communities in Competition，” pp.380-381，403-421.
[23] 野猫罢工，指的是没有经过工会同意的罢工，这种罢工形式在许多国家被认定为非法。
[24] Sugrue，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pp.130-135.
[25] Steve Jefferys，Management and Managed：Fifty Years of Crisis at Chrysl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55；Historic American Engineering Record，Mid-Atlantic Region National Park Service，“Dodge Bros. Motor Car Company Plant（Dodge Main）：Photographs，Writte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Data”（Philadelphia：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1980），p.20.
[26] Freeman，American Empire，p.115；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67 Census of Manufactures，Vol. 1：Summary and Subject Statistics（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1），table 1（pages 2-4）.
[27] Charles Fishman，“The Insourcing Boom，” The Atlantic，Dec. 2012；Mark Reilly，“General Electric Appliance Park，” in John E. Kleber，ed.，The Encyclopedia of Louisville（Lexington，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0），pp.333-334.
[28] “The Rebirth of Ford，” Fortune，May 1947，pp.81-89.埃文斯的照片现在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收藏，见于http：//www. 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281891 and http：//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279282（accessed Apr. 11，2016）。
[29] Warren Bareiss，“The Life of Riley，” Museum of Broadcast Communications-Encyclopedia of Television（accessed Apr. 11，2016），http：//www.museum. tv/eotv/lifeofriley.htm. See also George Lipsitz，“The Meaning of Memory：Family，Class，and Ethnicity in Early Network Television Programs，” Cultural Anthropology，1（4）（Nov. 1986），pp.355-387.
[30] Nelson Lichtenstein，State of the Union：A Century of American Labor（[2002]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pp.148-162，215-218；U.S. Bureau of the Census，Census of Manufactures，1972，Vol. 1，Subject and Special Statistics（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68；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New York：Basic Books，1973）；Freeman，American Empire，pp.303-306，344-349；Metzgar，Striking Steel，pp.210-223.
[31] Anders Åman，Architecture and Ideology in 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Stalin Era；An Aspect of Cold War History（Cambridge，MA：MIT Press，1992），p.76；Sonia Melnikova-Raich，“The Soviet Problem with Two ‘Unknowns’：How an American Architect and a Soviet Negotiator Jump-Start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Part II：Saul Bron，” Industrial Archeology 37（1/2）（2011），pp.21-22；“History-Chelyabinsk Tractor Plant（ChTZ）”（accessed Jan. 18，2016），http：//chtz-uraltrac.ru/articles/categories/24.php；New York Times，Feb. 25，2016；Stephen Kotkin，Steeltown，USSR：Soviet Society in the Gorbachev Er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p.xii-xiii，2，5.
[32] Kate Brown，Plutopia：Nuclear Families，Atomic Cities，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Lewis H. Siegelbaum，Cars for Comrades：The Life of the Soviet Automobil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p.80-81.
[33] Alan M. Ball，Imagining America：Influence and Images 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3），p.162.
[34] 在阿夫托格勒，大部分住房是5～16层楼的楼房，里面划分出许多为单个家庭提供的公寓。Siegelbaum，Cars for Comrades，pp.81-109；Wall Street Journal，Apr. 11，2016.
[35] KAMAZ，“History，” https：//kamaz.ru/en/about/history/（accessed May 2，2017）.
[36] Siegelbaum，Cars for Comrades，pp.112-124；Wall Street Journal，Apr. 11，2016；KAMAZ，“History”；KAMAZ，“General Information”（accessed May 2，2017），https：//kamaz.ru/en/about/general-information/.
[37] 捷克斯洛伐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拥有一个被大量民众支持的大型共产党。Tony Judt，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New York：Penguin，2005），pp.129-139，165-196；Åman，Architecture and Ideology，pp.12，28-30，147；Mark Pittaway，“Creating and Domesticating Hungary’s Socialist Industrial Landscape：From Dunapentele to Sztálinváros，1950-1958，” Historical Archaeology 39（3）（2005），pp.76，79-80.
[38] 罗马尼亚从来没有一个像东欧其他地方那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城市”。Åman，Architecture and Ideology，77（“cult of steel”），pp.81，147，157-161；Ulf Brunnbauer，“‘The Town of the Youth’：Dimitrovgrad and Bulgarian Socialism，” Ethnologica Balkanica 9（2005），pp.92-95. See also Paul R. Josephson，Would Trotsky Wear a Bluetooth？Technological Utopianism under Socialism，1917-1989（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pp.65-119.
[39] Åman，Architecture and Ideology，esp. pp.33-39，102-103，158，162；Pittaway，“Hungary’s Socialist Industrial Landscape，” pp.78-81，85-87；Brunnbauer，“‘The Town of the Youth，’” pp.94，98-111；Katherine Lebow，Unfinished Utopia：Nowa Huta，Stalinism，and Polish Society，1949-56（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pp.46，52-56.
[40] Paweŀ Jagŀo，“Steelworks，” in Nowa Huta 1949+[English version]（Kraków：Muzeum Historyczne Miasta Krakowa，2013），quote on 18；Lebow，Unfinished Utopia，pp.19-26，36-40，69；Alison Stenning，“Placing（Post-）Socialism：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Nowa Huta，Poland，”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7（Apr. 2000），pp.100-101；Boleslaw Janus，“Labor’s Paradise：Family，Work，and Home in Nowa Huta，Poland，1950-1960，”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XXXIII（4）（Jan. 2000），p.469；H. G. J. Pounds，“Nowa Huta：A New Polish Iron and Steel Plant，” Geography 43（1）（Jan. 1958），pp.54-56；interview with Stanisŀaw Lebiest，Roman Natkonski，and Krysztof Pfister，Nowa Huta，Poland，May 19，2015. 美国最大的钢铁厂，论就业人数是伯利恒斯帕罗斯角钢铁综合体，在1957年有28600名工人，年产量820万吨。1976年，位于印第安纳州盖瑞市的美国钢铁厂达到顶峰，当时估计有2.5万名工人。1996年，仅剩余7800名工人。该厂曾生产了1280万吨钢铁。Mark Reutter，Sparrows Point；Making Steel-The Rise and Ruin of American Industrial Might（New York：Summit Books，1988），pp.10，413；Chicago Tribune，Feb. 26，1996.
[41] Lebow，Unfinished Utopia，pp.37-40；61-62，74-77，82-88，92-93，97-98，103；Janus，“Labor’s Paradise，” pp.455-456；Poland Today 6（7-8）（July-Aug. 1951），p.14. 从下书的照片可以看到诺瓦胡塔建筑工人的照片，其中有女石膏工的照片。Henryk Makarewicz and Wiktor Pental，802 Procent Normy；Pierwsze Lata Nowej Huty [802% Above the Norm：The Early Years of Nowa Huta]（Kraków：Fundacja Imago Mundi：Vis-à-vis/etiuda，[2007]）.
[42] Lebow，Unfinished Utopia，pp.65，71，157-158；Paweŀ Jagŀo，“Architecture of Nowa Huta，” in Nowa Huta 1949+，p.26.
[43] Leszek J. Sibila，Nowa Huta Ecomuseum：A Guidebook（Kraków：The Historical Museum of the City of Kraków，2007）；Jagŀo，“Architecture of Nowa Huta”；Lebow，Unfinished Utopia，pp.29-35，41-42，71-73；Åman，Architecture and Ideology，pp.102-103，151-153；Nowa przestrzeń；Modernizm w Nowej Hucie（Kraków：Muzeum Historyczne Miasta Krakowa，2012）. For U.S. comparison，see Freeman，American Empire，pp.12-27，136-139.
[44] 黄金国（西班牙文：El Dorado）为一个古老传说，始于一个南美仪式，部落族长会在自己的全身涂满金粉，并到山中的圣湖中洗净，而祭司和贵族会将珍贵的黄金和绿宝石投入湖中献给神。
[45] Lebow，Unfinished Utopia，pp.3，146-149；Åman，Architecture and Ideology，p.151；stamps：https：//www.stampworld.com/en_US/stamps/Poland/Postage%20 stamps/？year=1951 and http：//colnect.com/en/stamps/list/country/4365-Poland/theme/3059-Cranes_Machines（accessed Nov. 25，2016）；Anne Applebaum，Iron Curtain：The Crushing of Eastern Europe，1944-1956（New York：Doubleday，2012），pp.360，372，377-378，384-385（quotes from Ważyk in her translation on 384）；Andrzej Wajda，Man of Marble（Warsaw：Zespól Filmowy X，1977）. See also Marci Shore，“Some Words for Grown-Up Marxists：‘A Poem for Adults’ and the Revolution from Within，” Polish Review 42（2）（1997），pp.131-54.
[46] Brunnbauer，“’The Town of the Youth，’” p.96-97，105；Janus，“Labor’s Paradise，” p.454-455；Pittaway，“Hungary’s Socialist Industrial Landscape，” pp.75-76，82-85.
[47] Judt，Postwar，p.172；Janus，“Labor’s Paradise，” p.464-465；Lebow，Unfinished Utopia，pp.45，47，50-51，56；interview with Lebiest et al.
[48] Janus，“Labor’s Paradise，” pp.459-464；Brunnbauer，“‘The Town of the Youth，’” p.105；Lebow，Unfinished Utopia，pp.124-125，138-145；Pittaway，“Hungary’s Socialist Industrial Landscape，” p.87.
[49] 1961年，该城被改名为多瑙新城（Dunaújváros）。Josephson，Would Trotsky Wear a Bluetooth？ pp.85-86；Applebaum，Iron Curtain，p.459；Pittaway，“Hungary’s Socialist Industrial Landscape，” pp.88-89.
[50] Paweŀ Jagŀo，“Defense of the Cross，” in Nowa Huta 1949+，pp.39-40；Lebow，Unfinished Utopia，pp.161-169.
[51] Paweŀ Jagŀo，“Anti- Communist Opposition，” in Nowa Huta 1949+；Stenning，“Placing （Post- ） Socialism，” pp.105-106；Chicago Tribune，June 10，1979.
[52] 克拉科夫的环保主义者经常指责这家钢铁厂造成了该市严重的空气污染，但盛行的风是把诺瓦胡塔排放的废气向东吹离城市，而不是吹向该市。克拉科夫西郊和市内的工业、燃煤炉和不断增加的交通尾气排放更应该对空气污染负责任。Maria Lempart，“Myths and Facts About Nowa Huta，” in Nowa Huta 1949+，p.50.
[53] Judt，Postwar，pp.587-589；Stenning，“Placing（Post-）Socialism，” p.106；Jagŀo，“Anti-Communist Opposition.”
[54] 官方政府认可的工会默认支持1988年的罢工，尽管有自己的更温和的要求。关于诺瓦胡塔的团结的讨论主要来自 Lebow，Unfinished Utopia，pp.169-176，and my interview with Lebiest et al。See also Jagŀo，“Anti-Communist Opposition”；New York Times，Nov. 11，1982，Apr. 29，1988，May 3，1988，and May 6，1988；and Judt，Postwar，pp.605-608。
[55] Interview with Lebiest et al.
[56] “Poland Fights for Gdansk Shipyard，” BBC News，Aug. 21，2007，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6956549.stm；“Gdansk Shipyard Sinking fromFreedom to Failure，” Toronto Star （accessed May 6，2016），https：//www.thestar.com/news/world/2014/01/27/gdansk_shipyard_sinking_from_freedom_to_failure.html）.
[57] New York Times，Nov. 27，1989；interview with Lebiest et al.；Jagŀo，“Steelworks，” pp.19-20；Stenning，“Placing（Post-）Socialism，” pp.108-110，116.
[58] New York Times，Oct. 6，2015，and Oct. 7，2015.
[59] Harold James，Krupp：A History of the Legendary German Fir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39；Werner Abelshauser，The Dynamics of German Industry：Germany’s Path toward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American Challenge（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5），pp.3，85-86，89.
[60] 尽管在某些方面，沃尔夫斯堡工厂是仿照胭脂河工厂建立的，但大众集团并没有向后整合以生产其所有零部件，而是从一个紧密联结的供应商网络中购买许多零件。Abelshauser，Dynamics of German Industry，pp.91-104，108-109；Volker R. Berghahn，The Americanization of West German Industry 1945-1973（Lemington Spa，NY：Berg，1986），pp.304-309.
[61] Werner Abelshauser，Wolfgang Von Hippel，Jeffrey Allan Johnson，and Raymond G. Stokes，German Industry and Global Enterprise；BASF：The History of a Compan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487-499（quote on 488）；New York Times，Oct. 27，2014；“BASF Headquarters”（accessed May 16，2016），https：//www.basf.com/us/en/company/career/why-join-basf/basf-at-a-glance/basf-headquarters.html.
[62] New York Times，Oct. 6，2015；Gillian Darley，Factory（London：Reaktion Books，2003），pp.187-189.
[63] Joel Beinin，Workers and Peasant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99-113（“citadels” on 109），127，158；Beinin，“Egyptian Textile Workers Confront the New Economic Order，”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roject，Mar. 25，2007，http：//www.merip.org/ mero/mero032507；Beinin，“The Militancy of Mahalla al-Kubra，”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roject，Sept. 29，2007，http：//www.merip.org/mero/ mero092907；“The Factory，” Al Jazeera，Feb. 22，2012，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revolutionthrougharabeyes/2012/01/201213013135991429.html；“Mahalla textile workers’ strike enters eighth day，” Daily News Egypt，Feb. 17，2014，http：//www.dailynewsegypt.com/2014/02/17/mahalla-textile-workers-strike-enters-eighth-day/；Alex MacDonald and Tom Rollins，“Egypt’s Mahalla textile factory workers end four-day strike after deal reached，” Middle East Eye，Jan. 17，2015，http：//www.middleeasteye.net/news/egypts-mahalla-textile-factory-workers-end-four-day-strike-after-management-agreement-260129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