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命之光”
——新英格兰纺织品和乌托邦愿景
在1842年的美国之旅中，查尔斯·狄更斯花了一天的时间访问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最大的棉花制造中心洛厄尔（Lowell）。这座坐落在乡间的中型城市，诞生于20年前，如今已成为一个由工厂、公寓和教堂组成的热闹的聚居地，街道两旁种满了树木和鲜花，到处都是活泼的年轻女子。狄更斯写道，如果要拿洛厄尔和英国的工厂做个比较的话，“这将是一个强烈的反差，因为它将是善与恶、鲜活的光明和最深重的阴影之间的对比”。在与英国的制造业中心相比时，狄更斯并不是唯一将洛厄尔视为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的欧洲游客。英国人约翰·迪克斯（John Dix）在1845年写道：“拿曼彻斯特来反衬……洛厄尔更加美妙了……简直无法想象。”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迈克尔·谢瓦利埃（Michael Chevalier）将制造业描述为“英国的溃烂”，这至少“暂时涉及最具灾难性的后果”。相比之下，他发现洛厄尔是“整洁、正派、和平、贤明”的。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也就是弗朗西斯·特罗洛普（《工厂男孩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的生活与冒险》一书的作者）的儿子，戏称洛厄尔为“商业乌托邦”。[1]
新世界的希望到洛厄尔旅游的欧洲作家们尤其被美洲新世界的田园风光和年轻的女性劳动者所吸引。“棉纺厂！在英国，这个词本身就是苦难、疾病、贫穷、肮脏、挥霍和罪恶的同义词！”迪克斯写道，“洛厄尔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们这里唯一能听到的是旋转的纺锤声和机器的嘈杂声，在洛厄尔能听到的却是虫儿的鸣叫或知更鸟的歌声。”谢瓦利埃发现洛厄尔“崭新鲜亮得就像一出歌剧场景”。他写道，“衣着体面”的年轻女人“在房前屋后侍弄花草。我告诉自己，曼彻斯特一点也比不上这里”。迪克斯也对洛厄尔工人的“健康、和善、漂亮的面孔和诚实赚来的服装”印象深刻，他写道，与曼彻斯特的工人相比，她们“属于另一个种族”。[2]
如果是在旧世界，棉纺厂会被认为是反乌托邦的，而在新大陆，棉纺厂被多次誉为光明未来的指路明灯。结果却是，新英格兰纺织制造业的许多特点——工厂田园般的环境、整洁的工业城镇和吸引人的年轻女工——只持续了几十年。但是洛厄尔制造业体系的其他方面，很少引起偶然来访者的注意。它正在酝酿着，在近一个世纪后将成为所谓的“大规模生产”模式。通过促使这样理想化的工业小镇成为一个道德提升和文化启蒙的社区，并制定一个成本低廉、标准化制造的系统，洛厄尔传播了这样的观点，即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改善都可以通过技术先进的工业来实现。洛厄尔减轻了人们对工业化的恐惧，同时把进步与消费品的高效生产挂钩。这使新英格兰纺织工业不仅成为大型工厂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成为现代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3]
开端洛厄尔并不是美国发展棉纺织业的第一个尝试。早些时候，该行业已经开始沿着英国的模式发展了。在18世纪后期，人们曾做过一些努力来制造纺纱机和梳棉机。其中有一种机器就像在阿克莱特的早期工厂里一样，把马作为动力的来源。[4]但是，只有当纺织机械师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在1825年躲开英国对熟练的制造业工人移民的禁令来到美国时，这里的纺织业才取得了成功，这与当年隆贝盗窃意大利技术的行为如出一辙。和意大利人一样，英国人希望通过法律的力量来维持自己对先进技术的垄断——纺织机械在1843年之前都不被允许出口——但结果证明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斯莱特出生于贝尔珀，这里的工厂是世界上最早成功的棉纺厂之一。他在杰迪代亚·斯特拉特手下做过学徒，与斯特拉特一家同住，在工厂里工作，在那里他熟悉了阿克莱特的设备。1789年，他偷偷离开了英国，没有把他的内心筹划告诉任何人。到达美国后，他很快就和罗得岛州（Rhode Island）阿尔米和布朗公司（Company Almy and Brown）的股东摩西·布朗（Moses Brown）取得了联系。布朗雇他在罗得岛州的波塔基特（Pawtucket）建造并装备了一个水力磨粉厂。与英国用砖石搭建的工厂相比，阿尔米和布朗公司的工厂是非常普通的，是两层半楼高的木结构房屋，建筑和配件几乎完全由木材制成。刚开始时进展缓慢，它在当地招募了9个孩子，组成了梳棉和纺纱的队伍。到了1801年，已经有100多个孩子在这里工作。[5]
阿尔米和布朗公司的工厂很快有了新的业务，斯莱特和在那里工作的其他机械师做起了他们自己的生意，通常是与商人们合伙。斯莱特的工厂仍然规模很小，因为他把工厂建造在河流边上，这些河流一般只能为小型工厂提供动力。而且，附近没有足够的孩子能被招来当童工，也没有像英国那样的济贫院，可以用来强迫穷人做工。工厂登广告招聘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男工做技工，儿童照看机器。但是在人口稀少的美国，劳动力稀缺，招聘工人是很困难的。因此，扩大生产不是通过扩大工厂规模，而是通过不断复制，工厂进一步向内地转移，在那里可以找到尚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到了1809年，至少有20家工厂在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东部和马萨诸塞州南部运营。[6]
美国的工厂一直模仿英国的做法，最明显的迹象是广泛使用童工，包括年仅四岁的儿童。还有一个比较相似的方面，除了熟练的技工外，它们通常用公司商店的票券而不是现金来支付员工工资，这反映了像英国一样的货币短缺，以及周转资金有限的问题。为了节省现金和留住工人，工厂通常每个季度支付一次工资，甚至间隔时间更长，并且在工人辞职时推迟数周后才发放最后的工资。
起初，美国工厂总产量保持在中等水平。首先，对棉纱的需求是有限的。大多数美国人穿亚麻或羊毛衣服。那些喜欢棉布的人可以购买英国的出口产品。其次，原棉很难获得。当斯莱特刚开始发展事业时，矮种棉花刚刚在美国种植，所以起初他使用从卡宴（Cayenne）和苏里南（Surinam）进口的棉花，到后来才使用美国南部种植的棉花。[7]
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棉织品产量激增。拿破仑战争，《禁运法案》（The Napoleonic Wars，1807至1809年生效）和1812年战争中断了对英国商品的进口，而当时棉织品的需求不断增长，阿勒格尼山脉（Alleghenies）以西居民点的棉织品市场不断扩大，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为了赚钱，商人和机械师在北方各州掀起了一场纺织厂建设浪潮。织布仍然是纯手工制作。在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由全职的熟练工匠生产优质布料。在新英格兰，一些工厂建立了外包工网络来织布，但很少有全职工匠。由于无法及时完成工作，阿尔米和布朗感到很沮丧，于是他们雇了织工到公司的工厂里工作。[8]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es Cabot Lowell）构思了一种新颖的生产棉布的方法。有一位富有的波士顿商人，名叫洛厄尔，在英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他认为可以在一家工厂里的各个工序上都使用动力机械设备，通过大规模的纺织综合体来获得巨大的利润。当时，由于英国的技术禁运，美国很少能够在同一家工厂既纺纱又织布，也从未使用过动力织机。回国后，洛厄尔聘请了一位技术熟练的机械师——保罗·穆迪（Paul Moody），以帮助他仿制出他在英国看到的机器。到1814年，他们有了一台能成功运转的动力织机和一台准备经纱的梳棉机。[9]
与此同时，洛厄尔和其他波士顿商人成立了一个股份公司，即“波士顿制造公司”，来建造和经营一家工厂。投资者意识到，随着英国在1812年战争后全面恢复贸易，他们在国际商业中获取利润的机会将会减少。尽管制造业有望成为一种有回报的选择，但他们仍在继续积极参与贸易和房地产投资。
创立这家公司是一项激进的创新举措。在19世纪初，股份公司是罕见的，每一个股份公司的成立，都需要一个单独授权的州级法令。一般来说，它们只用于公用事业，比如修建运河。公司的组织形式具有很大优势，它是允许少数人承担义务并由多方分担风险的资本聚合体，商人们对此很熟悉，因为他们经常结成合伙关系，为船舶航行提供资金。当投资者选择提取资金和放宽继承程序时，股份公司这一形式还促进了企业的连续性，这对于富裕的、基本上是被动的股东很重要，因而他们会被吸引到纺织业中来。（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新英格兰的多数州里，公司被授予了有限责任，从而获得了额外的优势。）在五年内，波士顿制造公司筹集了40万美元的资本（很快筹集到60万美元）。相比之下，直到1831年，罗得岛州119家工厂的平均资本额还不到4.5万美元。[10]
为了开展运营，波士顿制造公司在波士顿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上游的沃尔瑟姆（Waltham）买下了一家工厂，那里的一家造纸厂已经在使用水力机。在那里，公司建造了一个四层楼高的砖房，宽40英尺，长90英尺，屋顶是圆形的，挂着一个通知员工上班的铃铛。沃尔瑟姆的工厂虽然比美国现有最大的棉纺厂大不了多少，却有根本上的不同，因为它既有纺纱设备，又安装了织布设备，因此在同一个建筑里，打包的原棉直接被加工成成品布运出来。此外，波士顿制造公司招聘了与以前的工厂不同的劳动力，不仅雇用了一些熟练的男性技工，也让当地年轻妇女来操作纺纱设备和织布设备。[11]
波士顿制造公司生产的线是粗糙的、未经处理的纱线——比在英国使用的粗得多——以避免纱线断裂。结果，这家工厂只能生产简单的厚布。起初，这家公司推出了一码宽的白色床单，这种床单是从印度学来的样式，这种产品在日益增多的西方定居点很受欢迎。在那里，家庭纺织不如在新英格兰那么常见，因而人们更重视纺织品的耐用性。有些布是卖到南方给奴隶做衣服的。该公司通过单一代理商销售其所有的产品，收取佣金，而不是选择其他工厂也使用的寄售系统。洛厄尔巧妙地保护了自己的市场，通过游说，让1816年《关税法》（Tariff Act）对廉价的进口纺织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不是对罗得岛州纺织厂生产的价格较高的同类产品加税，这实际上将外国竞争拒之门外。[12]
成立于1814年底的沃尔瑟姆工厂几乎立即就实现了赢利。1817年，波士顿制造公司首次支付了12.5%的股息。到1822年，该公司已全额偿还了其最初的投资者的股本，累积股息达到104.5%。在1816年，该公司在第一个工厂附近建造了第二个工厂，大约有40英尺宽、150英尺长，稍大一些。并且盖了一个单独的小房子用来拣棉，即打开容易产生高度易燃的棉尘的原棉包。像第一个工厂一样，第二个工厂在主建筑的外面有塔来容纳楼梯和厕所（将产生的废物倾倒到查尔斯河中）。[13]
第二个沃尔瑟姆纺织厂建成后，新英格兰北部纺织业的样板就准备就绪了。正如一个世纪前在隆贝的工厂里发生的那样，一种新的生产模式迅速形成，随后是长时间的复制和逐步改进，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1858年，沃尔瑟姆最初的投资者内森·阿普尔顿（Nathan Appleton）指出：“自从在沃尔瑟姆建成第一个工厂以来，后来的安排就没有什么变化。”[14]
是什么让沃尔瑟姆体系如此不同和重要？第一，在一个单一的空间和一套独立的系统里完成生产全程。原料进了工厂，最后成品就出来了。这样就消除了关于不同厂家和外包工在不同生产阶段中协调和运输材料的所有问题和成本，并保证了质量。在同一屋檐下进行所有工序可以提高生产率，例如将纬纱直接纺到用于后续织造的筒管上。
第二，沃尔瑟姆式工厂把精力集中在快速生产标准化产品上。大多数沃尔瑟姆式工厂只生产一种类型的布，或者最多只生产几种布，它们的机器运行速度比英国的同类设备要快。洛厄尔和穆迪推出的创新，牺牲了灵活性，追求速度。他们的“双速”粗纱机，去掉了生产不同类型纱线的昂贵配置，这也鼓励了同类产品的长期生产。穆迪后来采取了其他措施来加快设备的速度，包括使用皮带而不是轴将动力传送到单独的机器，以及用锻铁而不是木头来制造主杆。但是高速设备只能生产相对简单的织物，不能生产有彩色的复杂图案的织物，或其他“花式商品”。
第三，沃尔瑟姆系统使尽可能多的流程自动化，减少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许多沃尔瑟姆式机器有“停止运转”的功能，当一根线断了或者出现了一个别的问题时，设备就会停止运转，减少了操作人员的技术难度，增加了他们可以监视的机器数量。[15]
第四，波士顿集团以企业形式的制造业将大资本和商品生产联系起来。该公司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会成为纺织行业以外制造业的标准，但它所带来的好处，最终使它成为大型工业企业的楷模。波士顿制造公司及仿照波士顿制造公司而成立的其他公司，在厂房、设备和仓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可以建造更大、效率更高的工厂，比以斯莱特工厂为模型的小公司更能承受经济的动荡。
第五，使用单一销售代理，而不是多个批发商，在特定产品和特定公司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这是向后来被称为“品牌化”的现象所迈出的一步。有时是销售代理而不是工厂来决定应该生产什么产品，这很像近两个世纪后的今天所出现的情况，名牌公司和大型连锁店会告诉服装、鞋和电子产品制造商确切信息，让他们知道要生产什么。销售代理，而不是制造商，感应到了市场的脉搏。[16]
第六，沃尔瑟姆式工厂最初是作为国内企业而不是国际企业发展起来的。最近许多关于棉纺织工业的文献都强调了它的全球性。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英国进口原棉，出口棉花制品，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但沃尔瑟姆-洛厄尔棉纺厂使用的是在美国种植的棉花，其产品也主要是销往美国境内。1840年，出口在美国棉布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不到8%，到了1860年，仍然不到10%。国际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利润来源，也是消耗过剩产量的好去处，但不是该行业的核心所在。[17]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不断增长的庞大国内市场，意味着美国工业将主要作为国内企业发展，虽然与国际市场打交道，但不依赖国际市场。
洛厄尔沃尔瑟姆工厂树立了典范，但出名的是洛厄尔工厂。波士顿制造公司建立了这个城市，以扩大自身的生产能力。在沃尔瑟姆建起第三家工厂后，公司的董事们决定建立一个新的综合工厂来生产印花布。当时的沃尔瑟姆，已经没有足够的水力供应给更多的工厂使用了。于是，公司领导在波士顿以北23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处土地，即马萨诸塞州的东切姆斯福德地区（East Chelmsford）。在那里，梅里马克河（Merrimack River）的波塔基特瀑布（Pawtucket Falls）落差高达30英尺，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几年前，一个叫作梅里马克河船闸与运河所有者公司的生意团体在瀑布附近修建了一条运河，以便于航行。波士顿制造公司悄悄地买下了这家公司，以及沿河土地。为了创办新企业，1822年它创立了梅里马克制造公司，向其投资者提供股份。新公司雇用爱尔兰劳工，把原先的运河拓宽挖深，又重修了船闸，以使工厂有充足的水力。在电力设备和炸药出现之前，开展基础设施工程以及建造和装备新的工厂，花费是极其高昂的。只有这群新英格兰最富有的人，才有可能资助如此大规模的工业发展。[18]
在新址上建造的工厂，以及后来模仿它的其他工厂比最早在罗得岛州建立的工厂大得多，也更气派。漂亮、耐用的砖结构建筑，没有太多的装饰，至少在表面上类似隆贝的工厂，当时后者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19]技术因素决定了它们的大小和形状。用来从水车往机器传送动力的木杆装置，只能延伸100英尺长，再长就会从中间断裂。即使在建筑者直接将工厂建造在水车上面，让转动轴可以向水平方向的两边延伸之后，建筑长度也是有限的。由于需要从四周的窗户引来光线，工厂也不能太宽。所以，楼层的面积也不可能很大，比如梅里马克工厂是156英尺乘以44.5英尺。为了拓展出更多的空间，充分利用水车的动力，他们在梅里马克建造了一座五层楼高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阁楼和一个地下室。为了获得更大的生产能力，梅里马克和其他纺织公司建立了多个工厂集群。有时，这种集群是围绕一个中心场地排列组合的。
直到19世纪40年代，新英格兰的纺织公司才大量使用铁质结构材料。铸铁在美国很昂贵，而大木梁是现成的，能承受重压和减轻振动，当地建筑工人也对后者更熟悉。和英国人一样，美国人也担心火灾的危险，但他们采取了一种与英国人不同的方法来避免火灾。他们不是试图用铁和砖来代替木材建造防火建筑，而是通过使用非常厚重的木材来阻止火焰的蔓延，不仅在房梁上如此，在地板上也是如此。当房子烧起来后，这些木材将会缓慢地起火，并能够继续支撑重量，即使它烧焦了，工厂也不至于坍塌。
到1825年，梅里马克已经建成了五座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工厂建筑，以及其他几座用于布料漂白和印花的建筑。每个工厂都是独立的，都有纺纱设备和织布设备，能够把原棉直接织成布。[20]和沃尔瑟姆一样，新工厂很快就盈利了。在投产后的两年内，梅里马克就支付了它的第一笔红利。为了进一步扩张，公司的董事们想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即创建更多的公司，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股东和董事，公司之间的所有权层层重叠。这种结构便于从新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同时允许现有股东从老公司那里撤回资金，投资到新的公司里。
图2-1 一幅描绘19世纪50年代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版画，突出的前景是一派田园诗般的景象
为了促进公司的扩建，梅里马克将它不需要的土地和水力转归重建的水闸和运河公司所有。这些新的公司还接管了波士顿制造公司的机器车间业务。就像英国威廉·费尔贝恩的公司一样，既售卖，又提供运河航运服务，今天我们将它称为“一站式服务”。1824年，汉密尔顿制造公司（Hamilton Manufacturing）成立了，随后是洛厄尔制造公司（Lowell Manufacturing）、阿普尔顿公司（Appleton Company）、劳伦斯制造公司（Lawrence Manufacturing）、博特工厂（Boott Mills）、萨福克制造公司（Suffolk Manufacturing），以及特里蒙特工厂（Tremont Mills），总公司向它们出售工厂和机械，并提供水动力（通常是按转轴数量来收费）。
工厂主们为这些公司做了精心安排。每一家新公司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梅里马克公司是印花布，汉密尔顿制造公司是斜纹布和花呢、洛厄尔制造公司是地毯和棉布等，而不是彼此竞争。许多公司共享同一个销售代理，并定期交换成本信息。到了最后，洛厄尔地区有10家大公司，总共经营着32家工厂。[21]
梅里马克公司和它的子公司们不仅建造了工厂，而且在人口稀少的农业区建造了一个城市。在梅里马克公司的倡议下，工厂和周围的土地被从切姆斯福德地区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城镇，以1817年逝世的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命名。当地人口稀少，无法为迅速建设的工厂配备人员，当务之急是为从远处招聘的工人建造住房。
外部观察人士在报道关于洛厄尔的情况时，通常的关注点是，这家公司的寄宿公寓里，住满了活泼的年轻女性。但是，在沃尔瑟姆并不是这样。波士顿制造公司在沃尔瑟姆的确拥有一些住房，但显然主要租给了男性工人。未婚女工，如果是当地人，就与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如果不是，就借宿在与公司无关的当地人家。公寓模式是在别处发展起来的。波士顿制造公司成立并投入运营后不久，就开始向其他建立纺织厂的公司出售机器和专利权，这些工厂通常以沃尔瑟姆的第二个工厂为建筑模板。在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多佛制造公司（Dover Manufacturing Company）建造了两个工厂，其中有波士顿制造机器公司和一个新的城镇。城镇有街道、公司商店、银行、商业大楼和为女工提供的宿舍。该公司将公寓出租给管家，让他们进行管理，并详细规定了住户的居住准则。新罕布什尔州大瀑布镇（Great Falls）的一个类似建筑群中，也有供女工居住的宿舍。显然，洛厄尔的建造者在综合体中采用了寄宿公寓的模式。[22]
图2-2 《梅里马克工厂和寄宿公寓》，一幅1848年由O.佩尔顿（O.Pelton）创作的版画，描绘了鳞次栉比的公寓房和在街道尽头的工厂
洛厄尔的那些公寓，在设计上并不一致。早期的公寓是用木头建造的，一般有两层楼高，后来的公寓是砖砌的，有三层。到了1830年，梅里马克除了有生产厂房外，还有25套木质公寓、4套砖房公寓、25间农舍、1个为经理准备的房子、1座教堂（包括附属牧师住宅和仓库），以及1个“消防局”、1家商店和2个货栈。随着洛厄尔的发展，这些纺织公司资助建立了图书馆、阅览室和演讲厅。到1840年，洛厄尔容纳了8000名纺织工人，总人口超过2万人，成为美国第十八大城市。[23]
扩大规模尽管核心的纺织投资者——经济历史学家维拉·施拉克曼（Vera Shlakman）称之为“波士顿帮”（Boston Associates）——在洛厄尔扩大产量，建立了多家公司，但除洛厄尔之外，他们在新英格兰北部也建立了新的工业小镇。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附近的奇科皮瀑布（Chicopee Falls）旁，他们成立了4家纺织公司，模仿洛厄尔公司的模式，即另有一家公司负责控制土地和水力发电以及制造机器。其他综合体出现在马萨诸塞州的汤顿（Taunto）和霍利奥克（Holyoke），新罕布什尔州的纳舒厄（Nashua）和曼彻斯特，以及缅因州的索科（Saco）和比迪福德（Biddeford）。19世纪40年代中期，洛厄尔已经挤不下新的工厂了，于是一群波士顿投资者在梅里马克河附近开发了一个新的城镇——劳伦斯，它成为一个主要的羊毛和棉花加工中心。在少数情况下，波士顿集团接管了其他企业建立的工厂，例如多佛的综合体。[24]
波士顿联合公司是个十足的波士顿人的公司。它们的拥有者主要是波士顿居民，这些人早在投资纺织业之前就发了财。大多数人很少去巡视他们的工厂。即使是那些拥有位置较远的工厂的公司，也是由一位住在波士顿的财务主管打理的，他通过往工厂派驻代理来进行经营。相关销售和金融业务也是在波士顿进行的。掌管者缺席、大量的工人是从远处招聘来的，这就意味着工厂和工业城镇往往在当地没有根基。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和在英国一样，纺织业处于领先地位——不是从现有社区里循序渐进发展出来的，而是完全由外部商业资本植入并形成的。[25]
波士顿集团所创造的纺织联合企业，使当代的工厂相形见绌。在1832年，一项联邦调查发现，在36家登记雇员超过250人的制造业企业中，有30家是纺织公司。在南北战争前夕，美国的制造业工厂平均只雇用了9.34名工人。相比之下，1857年洛厄尔规模最大的梅里马克公司有2400名工人，该市其他6家公司的工人数量都在1000人以上。[26]
然而，持续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持续的创新。在最初爆发过创造性之后，总部设在波士顿的工厂的工厂主和经理被证明是很保守的，几十年来没有带来重大的技术变革。直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单个工厂的建筑很少超过第二个沃尔瑟姆工厂的尺寸，一般每个厂房能容纳250至300名工人。这些公司通过加快现有设备的生产速度和依照完善的模板建立起来的新工厂来增加产量。波士顿的投资者们只需要做重复的事情就能获得很好的回报，因此，他们觉得，基本上不需要新奇的东西了。[27]
动力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水力充足，而且煤比英国工厂的更远、更贵，新英格兰的工厂主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才广泛采用蒸汽动力，那时蒸汽动力在英国已经很普遍了。因此，新英格兰的城镇没有英国工业所特有的黑烟和煤灰。洛厄尔的发展和劳伦斯的规划显示，梅里马克河上的公司选择继续使用水力，而不是安装蒸汽机。工厂主们在60多英里之外的新罕布什尔州温尼珀索基湖（Lake Winnipesaukee）的出水口处购买了房地产和用水特权，将更多的水引入河流〔这种傲慢，甚至超过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28]
波士顿纺织投资者所采取的公司式发展模式，使制造业的规模空前扩大。1850年，他们控制的棉纺厂的产量占美国棉纺厂总产量的五分之一。仅在洛厄尔，1857年就有10家工厂，仅仅是洛厄尔漂白厂和洛厄尔机器车间（从运河与机械工厂分离出来）就总共雇用了13000多名工人。[29]
但洛厄尔模式并没有充分利用这种庞大规模所带来的潜在效率。在公司内部，把每栋厂房拆作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来经营，意味着虽然有一些能够降低成本的协作活动——最重要的是购买原棉和销售成品——但在其他方面，每栋建筑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中等规模的企业运营的。完全整合的、合理化的、多地点分布的公司的构想，仍然未能实现。直到19世纪50年代，洛厄尔工厂才开始计算单位成本，所以它们在此之前对不同安排的利弊并不清楚，只是坚持在洛厄尔实行第一个沃尔瑟姆工厂的那套系统。即使在这些公司开始将曾经独立的工厂建筑连接起来，并让那些再也看不到城镇和乡村景色的工人感到沮丧的时候，它们仍然继续把每个工厂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来对待。由于每一家由4个或5个工厂组成的企业集群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组织起来的，因此在采购、销售和管理方面可能产生的其他节余并没有实现。[30]
阿莫斯克亚格制造公司（Amoskeag Manufacturing Company）是个例外。它表明，换一种组织方式，可能会产生更高的效率。19世纪30年代后期，该公司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梅里马克河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纺织中心，也就是一个名为曼彻斯特的大型城镇。该公司最初复制了洛厄尔模式，通过创建一个个新的企业实体来实现扩张。但与洛厄尔不同的是，曼彻斯特两家独立的公司开始在同一管理层的领导下进行整合，直到曼彻斯特的所有工厂都被阿莫斯克亚格控制。合并后的公司结构，促进了生产扩张。在20世纪初的鼎盛时期，阿莫斯克亚格有17000名工人，分布在30个工厂和许多相关的建筑里，在河的一边绵延一英里多，在另一边绵延半英里。它规模很大，使公司几乎可以完全自给自足，甚至在大型建筑项目中使用自己的工人，并自行生产大部分机械供自己使用。[31]
通过复制的模式进行扩张——许多独立的工厂，由许多独立的公司控制——被证明是一个死胡同。这时，其他公司开始接近并超过波士顿联合公司的规模，比如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way）、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和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一些公司尝试了连锁董事制度，以便最迅速地采取行动，加强公司控制和金融监管，即使是对地处最偏僻的设施也是如此。[32]然而，在组织上，是沃尔瑟姆-洛厄尔体系开此先例，把大型工厂带到了美国。在内战之前，正是这个体系代表了政治和文化话语中的工业主义，是评论的焦点，更常见的是，它是对一种全新的社会的赞美。
工厂姑娘1844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洛厄尔的文章，创造了“美国工厂姑娘”一词。文章写道：“她通常是一位农民的女儿，在地区学校接受过普通教育，在工厂里呆几个季度，赚一点钱，为刚刚开始的人生打些基础。她每年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在她父亲家里度过，通常在家乡结婚和定居。许多人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去听讲座和上夜校，在6000多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经常坐在洛厄尔的教堂里聆听讲道，并为她们的座位付钱……她们还热情地认为，禁酒越严格的地方，作奸犯科的行径就越少。”报纸上的描述也许过于乐观，但是介绍的情况基本上是准确的。正是文章中洛厄尔的“姑娘们”和她们在工厂小镇的生活给国内外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她们对美国的工厂和英国的工厂进行了鲜明的对比。[33]
弗朗西斯·洛厄尔和他的伙伴们把乡村女孩作为劳动力来源，主要是由于缺乏其他选择。洛厄尔集团试图避免儿童大规模就业带来的社会不满，而且无论如何，它们的动力机器，需要比较大的力气才能操作，因此需要成年工人。与英国不同，美国既没有人口过剩的城市男性工人，也没有人口过剩的农村男性可以雇用。也许在较早的时代，奴隶曾被使用过，在规模小得多的美国南部的纺织业中，就使用了奴隶。据估计，到1860年，有5000多名奴隶在南方的棉纺厂和毛纺厂工作。但是，当洛厄尔建立沃尔瑟姆工厂的时候，奴隶制几乎已经在北方结束了。
作为替代，沃尔瑟姆-洛厄尔式的工厂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从新英格兰农村地区招聘年轻女性。她们尚未结婚，年龄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之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她们吃苦耐劳，干活勤快，服从男性权威，收入对她们的家庭并不那么重要，即使大规模失业也不会造成经济或社会危机。而且，对工厂主们来说，她们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当在工厂里感到不愉快，或者是找不到工作时，她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待在附近制造麻烦，以避免像英国那样，有一个永久存在的无产阶级，持续成为“不满和混乱的源头”。[34]
对这些工人来说，工厂是机遇的一种象征。在结婚前，她们可以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也可以为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家庭赚些钱。她们中很少有人来自穷困的家庭，迫切需要额外的收入，而这在英国是很常见的。相反，她们通常来自中等家庭，是农场主或乡村工匠的女儿。但金钱确实在她们来的原因中占了很大一部分。通常情况下，她们会保留自己的收入，用这些钱来买衣服、积攒嫁妆、为接受更高的教育攒钱，或者脱离家庭，自力更生。许多人还寄钱回家，帮助偿还农场抵押贷款或家庭债务，供养孀居的母亲，或支付兄弟的教育费用。沃尔瑟姆-洛厄尔式工厂的一大吸引力在于，它们像许多罗得岛州的工厂那样，用现金支付工资，而不是用公司商店的票券支付。当时，除了家政服务（许多新英格兰人认为家政服务者是奴工）、学校教学（比工厂里的工作更具有不定期性）和缝纫工作以外，妇女几乎没有其他赚钱的办法。
但是，钱不是全部原因。工厂还提供了一个逃离家庭、逃离农村生活、逃离无聊和孤立的机会，让她们能够体验一个新的、更国际化的世界和独立的生活，拥有购买消费品和参加广泛的社交活动的机会。靠自己谋生给了妇女独立的感觉，减轻了父母的负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纺织厂的裁员，也成了对家庭经济做出的贡献，那时候年轻女工就会回到家中纺线和织布，供家庭使用或者售卖到市场上。[35]
除了年轻妇女外，工人中还有其他类型。特别是在早期，工厂里有严格的性别分工。除了织布和梳棉外，几乎所有与照料有关的工作都由妇女担任。所有的施工、维护和修理工作都由男性工人来做，所有的管理职务也由男性担任。此外，这些工厂从英格兰和苏格兰招聘有技术的男性工人从事专门工作，这些工作没有合格的本地工人能够胜任，包括在布上印花和生产毛线。也有少数儿童在工厂工作（虽然洛厄尔工厂一般不雇用任何15岁以下的人），还会有几个年长的已婚妇女。1836年汉密尔顿制造公司的劳动力结构是一个典型，妇女占其劳动力的85%。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劳动者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速度缓慢。1857年，除了纯男性的洛厄尔机器厂外，洛厄尔纺织业的全部劳动力中，女性所占比例刚刚超过70%。[36]
洛厄尔式的工厂很少需要登广告来招聘工人。年轻女性——一个关于汉密尔顿集团雇用工人的抽样调查发现，她们的平均年龄在20岁以下——在听说了工厂招聘后，会毛遂自荐或是由姐妹、堂（表）姐妹或朋友介绍。工人的诗歌和小说杂志《洛厄尔奉献》（Lowell Offering）不仅受到了参观访问者的广泛赞扬，也成为公司的一种招聘广告形式（公司一直在默默补贴它）。当附近农村地区的工人都被挖走时，这些工厂就会派遣招聘人员到更远的农村地区去搜寻。在铁路出现之前，一般是用货车把他们招来的工人带回来。[37]女工人的在职时间一般较短。大多数人认为，女性的平均工作时间为4到5年，通常在结婚后就应该辞去工作，回归家庭。[38]
从一开始，工厂主就盘算出，只有在她们的安全和福利得到保证的情况下，父母才会允许女儿离开家庭，去工厂工作。1845年，佛蒙特州（Vermont）伯灵顿自由出版社（Burlington Free Press）写道：“为了不断从乡村引进女性劳动力，有必要确保她们在洛厄尔工作期间得到妥善对待，生活愉快。”为此，这些公司建立了报纸所称的“道德警察制度”。完善的公司规章制度不仅在工人上班时约束着她们，在下班时也是如此。米德尔塞克斯公司（Middlesex Company）宣称：“凡是在安息日缺席公共礼拜及品行恶劣者，绝不雇用。”工人们被禁止在工厂里吸烟和做出有伤风化的事。除非她们的家就在附近，否则她们通常被要求住在归公司所有的寄宿公寓里。同样的，寄宿公寓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包括晚上十点钟的宵禁和所有居住者至少接种一次天花疫苗（公司同意支付费用）。寄宿公寓的女管家必须报告有谁违反了规定，后者可能会被解雇。公司要求员工签一年期合同，并在辞职前两周告知公司。在合同期满前，会发布已经被解雇或已经辞职的工人名单，并对迟到和工作质量差的人处以罚款。[39]
公司的家长式管理，并不仅仅是监管或惩罚性的，特别是在早期，公司试图使工厂变成有吸引力的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洛厄尔是经过精心布局的，宽阔的街道两旁种满了树木，工厂、寄宿公寓和商业建筑也井然有序。公司在建筑物周围和工厂的院子里种植树木并设置花坛，允许工人在工厂的窗台上种植花草。一位新到曼彻斯特的女工对砖房和“非常漂亮的街道”印象深刻，给她的妹妹写信说，她认为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工厂城镇，特别是洛厄尔，以其社交场合，如讲座和文学社团，而受到了广泛的赞扬。这有点夸张，因为由于工作时间很长，工人们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很有限。尽管如此，像洛厄尔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的观感都与拥挤、肮脏、贫穷的英国纺织中心，如威根（Wigan）、博尔顿和同名的曼彻斯特，截然不同。[40]
在工厂工作和在工业城镇生活的经历改变了涌向洛厄尔、曼彻斯特、奇科皮等地的妇女。有两个姐姐在洛厄尔工作过的奥古斯塔·沃森（Augusta Worthen）后来回忆道，她们的家乡是新罕布什尔州的萨顿（Sutton）（在1830年有1424人），她们到洛厄尔或纳舒厄去工作，以便有“一个机会去看看其他的城镇和地方，去看看这个世界，比她们的同龄人所能看到的更多。她们穿着乡间自制的朴素衣服，工作几个月后，就会去旅行，或者结婚。她们还穿着雅致的城市服装，口袋里的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尤其是对寡妇和依靠亲属接济的老处女来说，工厂的工作可能会是个彻底的改变。工人哈里特·罗宾逊（Harriet Robinson）后来想起了她们“沮丧，谦虚，装腔作势，几乎不敢面对别人……但是在发薪日到来之后，她们感觉到口袋里银币的叮当声，并且感受到钱财的妙处后，就变得抬头挺胸了，她们的脖子似乎被铁棒支撑起来了。她们直视着你，愉快地在织布机框里唱着歌，用愉快的步子来回走动着”。
许多工厂女工回到家乡结婚，有时像她们的父母一样定居农场。但历史学家托马斯·都柏林（Thomas Dublin）对曾在汉密尔顿制造公司工作过的女性进行的一项详细研究发现，与那些没有去工厂的家乡女性相比，她们通常在较大的年龄结婚，她们嫁给农民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也更有可能在城市里定居，不少人结婚后会留在洛厄尔。虽然新英格兰的乡村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如交通条件在改善、商业也在发展，但对年轻工人来说，工厂的经历加速了她们从半自给的农业社会向新兴商业社会的过渡。即使是那些在家乡定居下来的妇女也和那些从未离开过的人完全不同。[41]
与英国纺织工人不同，那些涌向新英格兰工厂的年轻妇女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几乎所有有文化的人都会写日记、给家里写信、互相写信，为《洛厄尔奉献》、《新英格兰奉献》（New England Offering）和《工业之声》（The Voice of Industry）这样的劳工报纸撰稿，还有一些人写回忆录或自传。在她们的信中，金钱问题被频繁地讨论：薪水多寡、可供选择的工作类型、工作所获收益和开支费用。工作本身并不像工作、家庭新闻或宗教之外的活动那样被写信者频繁提到。虽然工作的节奏也时常被提到，但是机器本身很少被提到。融入社会和赚取工资——这是如此多的工人离开家园的原因——仍然是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和提供这些工作的工厂似乎已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了。[42]
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是，至少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工厂工人一般认为劳动并不特别艰苦。1843年，《洛厄尔奉献》的一篇社论指出：“勤劳是最大的美德。许多从乡下来到洛厄尔的女孩，都从她们优秀的母亲那里学到了这个道理。”对于工厂劳动会产生有害影响的说法，这篇社论宣称，工厂里的劳动是“轻便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从乡下来到这里，摆脱挤牛奶、洗地板，以及其他所谓健康的工作”。
就像在英国一样，经常有新员工第一次走进一家工厂后体验到，机器的噪音和运转的节奏，以及和其他几十名员工共享一个巨大的工作空间，这都让她们感到巨大的压力，而且工作很累人。但是，她们往往很快就会适应。虽然工作的强度差别很大，但至少在最初几年，当公司仍在完善机械和业务，以及保持高盈利时，许多工作并不特别繁重。在纺纱和织布车间，工人们常常有很长一段空闲时间来监视设备，等待断裂的线头或需要更换的线轴。有时还会违反规定，进行阅读或社交。[43]
但是，工作毕竟还是工作。《洛厄尔奉献》引用了狄更斯在《美国纪行》（American Notes）中对“洛厄尔特工”的评论：“这是她们的工作位置，她们就在这里干活……她们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这无疑是个苦差事，工作节奏也很紧张。”长时间重复的动作带来了无聊和疲劳。工厂里的空气常常是污浊的，特别是在冬天，需要蜡烛和灯来照明，就连噪音也会变得沉闷。通常情况下，天气要么太热，要么就太冷。许多工人对严格的生活规定感到不满，一些人称之为“工厂专制”。[44]
工业城镇的生活也有其不利之处。一些新来的人被许多陌生人包围着，她们原本是会在偏僻的农场或小村庄里度过一生的。寄宿公寓里挤满了人，每间卧室都有四到六个女孩（两个人睡一张床），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尽管对那些在新英格兰大农场家庭长大的人来说，这并不新鲜，她们在家里也挤在一起睡觉）。但是，对大多数新来者而言，这是获得更丰富的社会、智力和宗教生活的机会——以及赚钱——似乎益处大于城市化所带来的坏处。[45]
然而，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厂房的爆炸性扩张——斯莱特和洛厄尔式的建筑——开始使布料的供需差距缩小。到1832年，仅在新英格兰就有大约500家棉纺厂。为了在竞争加剧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保持盈利，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公司试图削减成本。薪水不一定是它们最大的支出。在某些年份，公司花在原棉上的钱要比用劳动力把它变成布的钱还多。但后者是它们能够控制的一项开支。[46]
公司以多种方式降低劳动力成本。有时它们只是简单地降低工资率，比如说，对许多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例如，1840年3月，梅里马克制造公司的董事们投票决定，“在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裁员是必不可少的”，授权公司财务主管“在他们认为有利且可行的情况下”削减工资。这些公司也开始以更高的速度运转机器，利用转轴和设备方面的技术改进来削减成本。并且它们开始指派纺织工和织布工照看管理更多的机器。以前，一个工人照看一到两台织布机，到了19世纪50年代，分配给她三或四台织布机是很常见的事。随着产出和工作压力的增加，计件工资率降低了，所以工资增长幅度有限。对新英格兰北部四个洛厄尔式工厂的研究发现，1836至1850年，生产率几乎提高了一半，而工资只增长了4%。[47]
在19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减薪，出现了一些短暂的具有戏剧性的抗议。动员工人的口号和政治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增加劳工组织的时刻到来了。1834年初，洛厄尔工厂宣布将削减12.5%的工资，这引发了一系列集会、请愿和抗议，工人们试图推翻这一决定。当工厂经理解雇了一名抗议活动的领导者时，其他工人也跟着她走了出来，她们在街上游行，到其他工厂巡游，要求其他工厂的工人也走出去。大约有800名妇女参加了游行。但它是短暂而不成功的。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罢工者要么返回工作岗位，要么辞职，工资的削减按原计划进行。
两年后，1500到2000名工人参加了有组织的游行，抗议公司寄宿公寓的租金和就餐价格的上涨，因为这实际上是对工资的又一次削减。在一些工厂，罢工持续了几个星期，至少有一家公司不得不关闭一个工厂，将其中的工人分散到其他工厂中，以保证生产继续进行。一个新成立的有2500名成员的“工厂姑娘协会”组织了这次罢工。虽然确切的结果仍不清楚，但至少有一些工厂部分或全部取消了涨价。[48]
这并不是第一次工人罢工。早些时候，在罗得岛州的波塔基特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和多佛有过短暂的罢工。但洛厄尔罢工的规模更大，而且具有更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们发生在美国最著名的工业城市。此外，尽管美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在革命后不久就断断续续地发展起来，但妇女和工人的罢工仍然是新鲜事。
然而，在其他方面，洛厄尔的罢工符合一种国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共和主义的言论和革命精神被用来动员工人反对被视为正在崛起的资本暴政。在1834年的罢工期间，有一份请愿书说：“我们传播了这份文件，是为了追随我们那些开国先烈的光辉道路。他们宁愿忍受贫穷也不愿受人奴役……贪婪的压迫之手会奴役人们……只要我们自由了，我们就会继续拥有上帝赐给我们的恩惠，让我们继续做自由之女。”罢工者认为，管理者肆意削减工资并强制实行，不仅威胁到她们的经济福利，也威胁到她们的独立和体面，有可能使她们沦为奴隶，不再是自由人或者自由人的女儿。就像在英国一样，工人们担心工厂可能不是自由的源泉，而是其反面。在1836年的罢工中，罢工者排成纵队走过洛厄尔的街道，唱道：
啊，真遗憾，像我这样漂亮的姑娘——
为何要在工厂里终日辛劳？
啊，我不能做奴隶，
我不能被奴役，
因为我如此热爱自由，
所以我不能被奴役。
这里面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模仿了《我不再做修女》（I Won’t Be a Nun）这首歌曲，歌曲中说：“因为我如此热爱寻欢作乐，所以我不能再做修女。”——但是，比原歌的内容更严肃一些。[49]
在洛厄尔，罢工往往是短暂的。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如果说工人对工厂制度的批评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变得更加普遍。和在英国一样，改革者关注的是工厂里过长的劳动时间。“洛厄尔式的苛刻暴政，在美国的工厂里是如此普遍，”《纽约论坛报》写道，“劳动时间过长。”新英格兰的工厂很少昼夜不停地运转，但工作时间很长。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洛厄尔的日常工作时间一般持续11.5到13.5小时，周六的工作时间略短，周日休息。[50]
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人采取了与英国相同的做法，寻求通过立法限制工人的工作时间——10小时——首先是儿童，然后是成年工人。工人向立法机构请愿，组织劳工协会（比如洛厄尔和曼彻斯特的女性劳工改革协会），举行野餐和游行，并发表呼吁以减少工作时间。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确实通过了限制儿童工作时间的法律，但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工人没有赢得涉及成年工人的有效立法。一些洛厄尔的工厂略微缩短了工作时间，但尽管那些组织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关于10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实际上还是失败了。[51]
是天堂还是失乐园？工人对他们的工作、雇主的不满，以及他们所认为的财富和权力方面的明显差距，都对前来参观工厂的游客影响不大。[52]戴维·克罗科特（Davy Crockett），当时是来自田纳西州（Tennessee）的辉格党国会议员，在1834年罢工后几个月拜访了洛厄尔（不到两年后，他就死于阿拉莫战役）。克罗科特写道：“我想见识一下机器的力量……北方人是如何买我们的棉花带回家，加工成布匹带到南方，以超过一倍的价钱卖掉。既生活得好，同时又赚钱。”和许多人一样，他被制作过程所吸引，被那些“操纵机器就像蜜蜂飞舞于花间的姑娘们”所吸引。他写道：“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她厌倦了工作或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鉴于克罗科特是由艾伯特·劳伦斯（Abbott Lawrence）陪同参观工厂，而劳伦斯就是最著名的工厂主之一，所以他产生这样的看法就不奇怪了。“我不禁想到，”克罗科特继续写道，“关于不同国家的女性状况的差异是多么大啊，在其他人口众多的国家，女性甚至被贬低为卑贱的奴隶。”
虽然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是克罗科特的强烈反对者，但是他对洛厄尔的看法与其相似。〔杰克逊并不是第一位参观纺织厂的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在1817年就参观了沃尔瑟姆。〕洛厄尔的大股东们希望在有关关税问题的激烈辩论中讨好杰克逊，这个问题对他们至关重要。他们基本上成功了，在带总统参观梅里马克工厂时，他们组织了一个由数千名身着白裙的女工组成的游行队伍，她们手持阳伞，佩戴着写有“保护美国工业”的腰带。[53]
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政治对手达成一致对洛厄尔式制造业表示反对，是常有的事。在美国革命时代，许多领导人，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担心制造业会威胁到美国以农业立国的性质，他们认为，自由、美德和共和主义的基础就是农业。他们担心，工业会带来从英国那里培育出来的社会弊病和社会分歧。但是，随后的1812年战争使美国人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美国需要拥有自己的制造业来确保其实力和独立性。此外，甚至许多工业发展的批评者开始相信，美国的物质和政治环境将形成一种特殊的制造业体系，这种体系将会规避在欧洲伴随着它而产生的恶。用水力而不是蒸汽动力，意味着美国的工厂将分散在城镇和小城市，避免了像曼彻斯特和其他英国工厂城市那样的拥挤和城市病。利用年轻的乡村妇女作为短期工人，避免了无产阶级的产生。旧世界的制造业为什么如此糟糕？美国的政治和知识界领袖开始相信，不是因为制造业，而是因为旧世界。许多人争辩说，洛厄尔证明了，新大陆的制造业可以与民主价值、道德纯洁和田园和谐共存。[54]
不是每个人都这么乐观。诗人、废奴主义者约翰·G.惠蒂尔（John G. Whittier）在1846年《洛厄尔的工厂姑娘》（The Factory Girls of Lowell）中的描述经常被人引用：“裁量布匹的少女英雄——在新英格兰的万山遍野，在英格兰的青翠山谷，盛开着年轻、优雅、欢快的花朵。”惠蒂尔赞扬洛厄尔是“充满希望的工业”“自由劳工的学堂”，与用“鞭子驱赶着奴隶劳动”的奴隶种植园形成鲜明对比。但在后文里，他批评道：“有许多愚蠢的文章，对劳动的美丽和神圣一无所知。写这些文章的人从来不知道靠挥洒汗水来谋生的真正意义——这些人从来没有年复一年地俯身在长凳上或在蓝天、绿草和甘甜的海水中俯伏，并因此感觉到头昏眼花，四肢因辛勤劳作而颤抖。”惠蒂尔承认：“在工厂操作人员的生活中，有许多工作是令人厌烦和疲累的。”[55]
劳工改革家塞斯·路德（Seth Luther）尖锐地指责了那些仅仅走马观花式地在工厂里参观了一番就大加赞扬的政客，他说：“他用东方浪漫歌曲的语调描述的地区，似乎每天只工作一个多小时（不是14个小时），他完全昏头昏脑了……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各种感觉，由于它们太新奇，他已经无法进行剖析了，他说：‘这是一个天堂。’”但对路德来说，“与其说棉纺厂是‘天堂’，还不如说它是‘失乐园’”，是个充斥着终日劳作、工资微薄的工人和专横的监工的地方。[56]
与英国不同，批评新英格兰工厂工作条件的人，很少声称工厂条件和奴隶制一样糟糕或更糟糕。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倒是个例外，他在对洛厄尔的刻薄评论中，把南方的黑人奴隶与女工“奴隶”等同起来，主要是批评工厂主想过奢侈的生活，自己不工作，“不劳而获，尽情享乐”。[57]但是，批评家仍然把奴隶制当作压迫的象征。例如，《曼彻斯特行动报》（Manchester Operative）在1844年的一封公开信中，将“工厂的铃声”比作“奴隶司机的鞭子”，而对新罕布什尔州的工人来说，工头不受约束的权力，相当于奴隶的管家。一些批评家——虽然不是很多——承认，尽管工厂本身并不是一种奴隶制，它们却深深地扎根于奴隶制度，依靠奴隶劳动来种植它们所使用的棉花，并将生产的纺织品出售给奴隶主，让他们招摇炫富。[58]
尽管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普遍认为新英格兰的工厂没有像英国的那样糟糕，但一些人认为，这种差别可能是暂时的。赛斯·路德宣称，“英国制造业地区的可怕痛苦”是“直接由制造业产生的”，美国正在以可怕的速度追赶上英国这一“光荣榜样”。路德强调在罗得岛州地区雇用童工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是一个严峻的实际问题，而当时的观察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对洛厄尔式工厂的关注往往忽略了这一严酷的现实。路德谴责道，让这些孩子在“穷人的宫殿”中长时间辛苦劳作，必然导致他们缺少教育。面对制造商们提出的异议，他回应说：“要说它还没有英国那么糟糕，人们也可以说‘霍乱疫情在波士顿还没有像在纽约那么严重’。”[59]
安东尼·特罗洛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说，按照英国的标准而言，洛厄尔式工厂的规模更小，因此它的优越条件和家长式管理才成为可能。（在南北战争前夕，英国的纺织工人数量接近美国的四倍。）特罗洛普设想，扩大规模将需要从水力转向蒸汽动力。他写道，如果洛厄尔做出这样的转变，并“广为传播”，“它将失去其乌托邦特征”。约翰·罗伯特·戈德利（John Robert Godley）在《1844年美国来信》（1844 Letters from America）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质疑洛厄尔是否可以用来证明“欧洲普遍存在的制造系统的邪恶，在美国是可以避免的”。他指出，洛厄尔是在“非常有利的环境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口的增加、工资的下降和制造业重要性的增加，他怀疑“新英格兰工厂现在呈现的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优秀反差，可能无法保持下来”。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也看到了欧洲的贫困和社会分裂的状况。贝拉米是奇科皮瀑布地区的终身居民，也是轰动一时的乌托邦小说《回溯过去》（Looking Backward）的作者。他写道：“在美国，甚至在我这个相对富裕的村庄里，也渐渐出现了类似状况。”[60]
1855年，赫尔曼·梅尔维尔在作品《单身汉的天堂和女仆的地狱》（The Paradise of Bachelors and the Tartarus of Maids）中也含蓄地暗示了，在美国已经出现了英国的那种阶级分化。故事的第一部分描绘了一群饱食终日、自我放纵的伦敦律师，后半部分讲述了他们在冬天去新英格兰山谷的一家造纸厂的经历，这显然是梅尔维尔根据自己访问马萨诸塞州道尔顿（Dalton）的一家造纸厂（目前仍在运营）的经历写成的。故事里的叙述者表达了他对造纸机的巧妙和操作技巧的敬畏，他认为“这种笨重的钢铁动物”是“不可思议的复杂的奇迹”。但是他注意到了那些苍白的、不健康的、沉默的“女孩”，那些来自“遥远的村庄”、操作机器的未婚女性，仅仅是“车轮上的齿轮”，与通常所描绘的洛厄尔工人的样子相去甚远。梅尔维尔笔下的年轻姑娘在不见天日的“塔耳塔罗斯”（Tartarus）受苦，而不是在“商业乌托邦”享福，富有的律师们则在大吃大喝，享用美酒。[61]
新英格兰改革家奥雷斯特·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更明确地看到了这个国家被划分为“两个阶级”，即劳工大众和资本家。在一篇关于“劳动阶级”的引起广泛争论的文章中，布朗森以洛厄尔为例，谴责工厂劳动对工人的影响以及工业家和工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暗示只有彻底改造社会才能重建真正的社区。[62]赛斯·路德认为：“新英格兰的整个劳动系统，特别是棉纺厂，是对劳工阶级身体和思想的残酷压榨，让他们身体羸弱，精神困苦。除了让富人‘只顾自己’，而‘穷人要么做工要么饿死’外，没有别的目的。”[63]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也看到了工厂生产带给美国的阶层分化。他预测，大型工厂的生产效率将使制造商们变得更加富裕，以至于他们将成为一个新的贵族，威胁到民主制度，而工人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工厂里的工作具有狭隘和重复的性质。“当工人越来越专注于研究一个细节时，他们的主人却观察到更广泛的整体，而且后者的思维会随着前者思维的缩小而扩大。”工人阶级的分化、工人的集中和经济的周期性，很可能危及“公众的安宁”，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个问题需要以更多的政府管制来避免。[64]
褪色的幻象有关洛厄尔的争论引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工厂制度是本质上就压迫工人、破坏社会凝聚力，还是其性质会随环境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朗森、托克维尔和路德的观点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在英国，棉纺厂的存在很快使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它们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的阶级社会。在美国，曾经有一个空白期，在此期间，存在大型工厂与工业和共和社会可以共存的想法。但是到了南北战争时期，工厂制度本身发生了变化，在洛厄尔和其他棉纺织中心明显可以看到褪色的“商业乌托邦”景象。
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转变改变了公众对新英格兰工厂的看法。到19世纪40年代末，由于不满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的增加，来到工业城镇的新英格兰年轻人减少了，这在19世纪30年代和十小时运动的罢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对年轻女性来说，如果要离开在农村的家，也多了许多其他选择。铁路使人们更容易搬到市中心或西部去。随着公共教育的普及，教师的岗位数量增加了，工资也提高了。[65]
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对工厂主来说幸运的是，在来自美国农村的劳工减少的同时，一个新的劳动力源出现了，那就是从饥荒肆虐的爱尔兰涌来的大批移民。仅在1846年和1847年，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就增加了一倍多，到1851年又增加了一倍多。在洛厄尔和其他工业城镇里，总能看到爱尔兰工人。爱尔兰人开凿运河，帮助建造了工厂。但在1840年以前，纺织公司一般都排斥爱尔兰妇女；1845年，洛厄尔工厂只有7%的劳动力是爱尔兰人。到19世纪50年代初，在洛厄尔和其他工业城镇，爱尔兰人的比例已经占大约一半了。在汉密尔顿的工厂，到1860年，超过60%的员工是在国外出生的。[66]
越来越多的移民工人带来了其他变化。更多的童工开始受雇于洛厄尔式的工厂，尤其是男孩，因为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需要通过工作来养活自己，这与早期斯莱特式工厂的模式是一致的。由于男性移民接受了曾经属于女性的工作和过去只有女性才能得到的工资，因此性别分工被打破了。1860年，在汉密尔顿30%的劳动力是成年男性。
以家庭为单位的移民劳动力，导致了寄宿制和公司家长式的衰落。洛厄尔公司建立工厂的速度比它们建造住房的速度要快，在1848年之后，它们就完全停止了住房建设。机构安排曾经被用于吸引农村年轻妇女并使其父母放心，但如今这种安排变得越来越多余，这些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承认了这一点，当时它们取消了让单身妇女上教堂和寄宿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包括越来越多的单身妇女——住在非公司所有的公寓或出租房里。公司的寄宿公寓仍然存在——1888至1891年，博特工厂四分之一的工人仍居住在归公司所有的住房中——但随着移民劳动力的增加，寄宿公寓的重要性下降了。[67]
图2-3 《铃声响了》，温斯洛·霍默（Winslow Homer）于1868年创作的关于新英格兰工厂生活的版画
随着工厂的新鲜感渐渐消失，“生于沃土的‘少女’”——至少是土生土长的“少女”——枯萎了，公司的家长式作风逐渐消失，旅行者、政客和作家对洛厄尔失去了兴趣。但即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了，工厂仍在继续扩张。内战刺激了经济增长。由于棉花几乎买不到，原棉价格飞涨，许多洛厄尔式纺织厂为了获取暴利，纷纷出售棉花存货，减少或停止了自己的生产经营。一些人也利用经济上的漏洞进行扩张和现代化。在此期间，博特工厂增加了两座建筑物，并更换了大部分机器。在战后的岁月里，它又建造了一个工厂，并开始用蒸汽动力弥补水力的不足。到1890年，它雇用了超过2000名工人，但远不如梅里马克工厂（3000名工人）和劳伦斯工厂（超过4500名工人）的规模大。
在附近的劳伦斯，1857年的经济衰退导致它的三家工厂破产，但战争带来了繁荣。与洛厄尔不同的是，劳伦斯的工厂通常保留它们的棉花，继续生产。它们的老工厂扩大了，新工厂也在战后迅速增加并持续增长，其规模超过了洛厄尔。因为棉织品的市场大小不定，大多数劳伦斯的工厂也生产羊毛或精纺呢。20世纪初，美国毛纺公司控制下的一家劳伦斯的工厂——“木厂”，有7000多名工人。马萨诸塞州棉纺织业的就业总人数从1870年的13.5万人猛增到1905年的31万人。在新罕布什尔州，阿莫斯克亚格制造公司迅速扩大，直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纺织厂综合体。[68]
随着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厂不断发展壮大，先前加入的爱尔兰工人又部分被大批法裔加拿大人所取代。在20世纪初，其他移民团体也开始在工厂工作，主要是南欧人和东欧人，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群体，比如叙利亚人。对一些新来的移民来说，他们对工厂工作的感觉，和早年新英格兰人的感觉没有太大的不同。1912年，11岁开始在阿莫斯克亚格工作的法裔加拿大人科拉·佩林（Cora Pellerin）认为：“这里是个天堂，因为你能赚到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其他的许多人对工厂工作和工业城镇生活的态度远没有这么乐观，因为工作条件恶化，工厂城镇出现了普遍的贫困现象。历史学家阿迪斯·卡梅隆（Ardis Cameron）写道：“到1910年，查尔斯·狄更斯的读者会发现，劳伦斯单调的街道、脏乱的小巷、发黑发紫的恶臭的河流、成堆成堆的煤灰、拥挤的砖房、年久失修的阴沟（污水从敞开的下水道中流出，蜿蜒流过城市里的阴暗角落），是他们非常熟悉的景象。”[69]
19世纪50年代以后，当新英格兰的工厂出现在新闻中的时候，通常是坏消息。1860年1月，劳伦斯彭伯顿工厂倒塌了，而从建成到那时只过了七年，质量糟糕的铸铁柱无法承受其机械的重量和振动。倒塌的房屋和随后发生的大火吞没了瓦砾和被困在瓦砾中的人，大约有100人死亡，还有更多的人受了重伤。直到今天，它仍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灾难之一。就连远在夏威夷的报纸和杂志都报道了这场灾难，叙述了“令人心碎和骇人听闻的场面”，并以救援的场面和被烧焦的遇难者遗体来引人注目。一些文章认为，不仅要哀悼死者，还要追究工厂主的责任。一些文章将灾难归咎于拥有工厂的“富有的波士顿慈善家”，以及公司领导人对“员工安全”的“公然漠视”，并认为这种事使工厂主的声誉蒙上了污点。[70]
童工问题也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在20世纪早期，纺织厂是废止童工运动的焦点，这场运动旨在制止儿童进入矿山和工厂。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在1909年为美国童工委员会（National Child Labor Committee）拍摄的在阿莫斯克亚格工作的儿童的照片成为标志性照片。[71]
使新英格兰的工厂避免欧洲工业弊病的想法，被劳资纠纷进一步打消了。南北战争后，纺织业罢工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些罢工涉及相对较小群体的熟练男性工人，如骡子纺纱工。在其他情况下，女工或跨越技能和性别界限的联盟进行了罢工。劳伦斯的工人在1867、1875和1881年举行了小规模的罢工，1882年的长期罢工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劳伦斯和洛厄尔分别于1902和1903年发生了罢工，它们都失败了。[72]
美国最后一次被新英格兰工厂产生的未来愿景所吸引是在1912年，当时劳伦斯市有1.4万名工人举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罢工，以抗议削减工资的决定。该决定是对一项减少工作时间的州法律做出的回应。“劳伦斯市的罢工，”社会主义者、国会议员维克多·伯杰（Victor Berger）宣称，“是工人阶级对无法忍受的苦难的反叛。”在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热情组织者的带领下，来自40个不同种族的男女工人联合在一起，创建了多语种委员会来指导这场斗争。劳伦斯的罢工者所表现出的战斗精神和团结精神——这种人生地不熟的移民工人，原本被主流劳工领袖视为不可能被组织起来的力量——使全国各地的激进分子和工会人士感到惊奇，并让他们开始设想，一场新的劳工运动和一个转型的国家即将到来。
工厂主和政府官员动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宣布戒严、禁止公众集会、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罢工领袖、动员国民警卫队，以及对罢工者及其支持者进行人身攻击，试图以此粉碎罢工。当罢工者的食物和金钱耗尽时，他们开始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城外，与他们的支持者一起生活，警察和民兵试图阻止他们，在火车站用棍棒殴打成年人和儿童。资本家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最后，全国人民的愤怒情绪迫使他们增加工资，以结束工人们的抗议，从而结束了罢工。[73]
罢工之后，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未能巩固其力量。又过了20年，新英格兰的工人才最终建立起稳定的工会。由于现代化进程缓慢，并面临来自低成本的南方工厂（一些由新英格兰的工厂主提供资金）的日益激烈的竞争，那时，它们离结局已经不远了。20世纪初，那些公司开始倒闭。阿莫斯克亚格在1936年关闭，彭伯顿工厂在1938年关闭，最后一个洛厄尔工厂则在20世纪50年代关闭。劳伦斯和新英格兰其他地方的纺织品生产仍在继续，但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发起的伟大实验已经结束。[74]
早在洛厄尔的工厂开始关闭之前，美国就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19世纪80年代中期，从美国工厂流出的货物比从英国工厂流出的要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制造业产量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美国制造业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1890年，美国人口已经接近6300万人，远远超过英国的3300万人、法国的3800万人和德国的4900万人，为高产量的廉价标准化商品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75]
洛厄尔是开创美国工业时代及其在全球工业领域主导地位的功臣之一。它诞生于积极的宣传之中，因为它承诺将机械化制造业与共和主义价值观相融合，它创造了一个“商业乌托邦”，确认了美国是一个拥有新开端和无限可能的国度，没有阶级分歧和旧世界的不平等。洛厄尔成功地为制造业创造了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模式，这有助于缓解长期以来全国范围内的紧张情绪，因为人们都很担忧工业化对以农业立国的共和国的影响。而且它使人们达成新的共识，即机械化和大型企业将提高生产力，也就是实现进步。当洛厄尔的工厂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时，美国人已经坚定地接受了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未来愿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2年，在被人遗忘和衰落之前，当工厂最后一次主导全国新闻时，正是因为洛厄尔的鼓吹者们声称他们的制度会避免那种阶级战争。
[1] Charles Dickens，American Notes for General Circulation（London：Chapman and Hall，1842），pp.152-64（quote on 164）；[John Dix]，Local Loiterings and Visits in the Vicinity of Boston（Boston：Redding & Co.，1845），p.44；Michael Chevalier，Society，Manner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Being a Series of Letters on North America（Boston：Weeks，Jordan and Company，1839），pp.128-144（quotes on pp.136，142，143）；Anthony Trollope，North America（[1862] New York：Knopf，1951），pp.247-255（quote on 250）.
[2] Marvin Fisher，Workshops in the Wilderness；The European Response to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1830-186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32-43，92-95，105-108；Dix，Local Loiterings，pp.48-49，75，79；Chevalier，Society，Manner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pp.133，137.
[3] Caroline F. Ware，Th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A Study in Industrial Beginnings（[1931] New York：Russell & Russell，1966），pp.17-18，30.关于新英格兰纺织业最重要的三部历史著作是由女性作家书写的：Ware’s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Vera Shlakman，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A Study of Chicopee，Massachusetts（Northampton，MA：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Smith College，1936）；and Hannah Josephson，The Golden Threads；New England’s Mill Girls and Magnates（New York：Duell，Sloan and Pearce，1949）。在那个时代，经济史（更普遍意义上是所有的学术知识）几乎完全是男性的事业。也许她们是被大批纺织女工吸引到这个话题上来的。在感谢她们的贡献时，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和唐纳德·贝尔（Donald Bell）写道，这三人“扩大了美国工人阶级历史的范围，使之超出了约翰·R. 卡门（Jhon R. Commons）和其他一些被认为是该学科创始人的学者所确定的范围。她们的书……为思考工人阶级的历史提供了新的方式……她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对新英格兰早期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的历史提出了新的问题”。早在资本主义历史流行之前，这些杰出的学者就在写作。Herbert G. Gutman and Donald H. Bell，eds.，The New England Working Class and the New Labor Histor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xii.
[4] George Rogers Taylor，“Introduction，” in Nathan Appleton and Samuel Batchelder，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1858 and 1863] New York：Harper & Row，1969），xiv.
[5] George S. White，Memoir of Samuel Slater：The Father of American Manufactures：Connected with a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England and America（Philadelphia：Printed at No. 46，Carpenter Street，1836），pp.33-42；Sven Beckert，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New York：Knopf，2014），pp.152-154；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19-23；Betsy W. Bahr，“New England Mill Engineering：Rationalization and Reform in Textile Mill Design，1790-1920，”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Delaware，1987，pp.13-16.
[6] 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26-27，29-30，60，82，227.
[7] 仿效这个例子，斯莱特和其他新英格兰南部的工厂老板为他们的童工设立了主日学校。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22-23，28，30-32，245-247，284-285；Samuel Batchelder，Introduction and Early Progress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863），in Appleton and Batchelder，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pp.46，74.
[8] 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17，28，50-55.
[9] Nathan Appleton，Introduction of the Power Loom，and Origin of Lowell（Lowell，MA：Proprietors of the Locks and Canals on Merrimack River，1858），in Appleton and Batchelder，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p.7；Robert Brook Zevin，“The Growth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fter 1815，” in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eds.，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Harper & Row，1971），p.139；Taylor，“Introduction，” in Appleton and Batchelder，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p.9. 洛厄尔还与罗得岛的机械师接触过，他们可以制造纺纱设备。参见Wm. Blackburns to Francis Cabot Lowell，June 2，1814，Loose Manuscripts，box 6，Old B7 F7.19，Francis Cabot Lowell（1775-1817）Papers，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Boston，Massachusetts。
[10] Director’s Records，Volume 1，MSS：442，1-2，Bos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 Records，Baker Library Historical Collections，Harvard Business School，Allston，Massachusetts；Robert F. Dalzell，Jr.，Enterprising Elite：The Boston Associate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 8-10，26；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63，138，147-148.
[11] 梳棉工作是在一层进行的，第二层是纺纱用的，第三层和第四层是织布用的。1820年，在建造了第二家工厂后，波士顿制造公司雇用了230至265名工人，其中大约85%是女性，只有5%是男孩。Appleton，Introduction of the Power Loom，p.1；Richard M. Candee，“Architecture and Corporate Planning in the Early Waltham System，” in Robert Weible，Essays from the Lowel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History 1982 and 1983：The Arts and Industrialism，The Industrial City（North Andover，MA：Museum of American Textile History，1985），pp.19，24，26；U.S. Department of Interior，National Park Service，“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al Places Inventory-Nomination Form，” Bos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accessed Jan. 16. 2015），http：//pdfhost.focus.nps.gov/ docs/NHLS/Text/77001412.pdf；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64.
[12] Peter Temin，“Product Quality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Early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II（1988），pp.893，897；Appleton，Introduction of the Power Loom，pp.9-12；Beckert，Empire of Cotton，p.147；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65，70-72；Zevin，“The Growth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pp.126-127.
[13] 理论上两个沃尔瑟姆工厂仍然存在，但改变了存在的形式，它们的倾斜屋顶被平屋顶取代，它们之间的空间被后来的建筑物填满。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66；Candee，“Architecture and Corporate Planning in the Early Waltham System，” p.24-25；“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al Places Inventory-Nomination Form，” Bos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
[14] 第一版的轧机建立了生产的基本框架，第二版的轧机为未来的轧机建立了物理模板。Candee，“Architecture and Corporate Planning in the Early Waltham System，” p.29，34；Appleton，Introduction of the Power Loom，p.14.
[15] Batchelder，Introduction and Early Progress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p.81；Dalzell，Jr.，Enterprising Elite，pp.30-31，50；Appleton，Introduction of the Power Loom，p.9；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83；Laurence Gross，The 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The Boott Cotton Mills of Lowell，Mass.，1835-1955（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12；Thomas Dublin，Women at Work：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Community in Lowell，Massachusetts，1826-1860[Z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59；Betsy Hunter Bradley，The Works：The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3.
[16] 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63，139，145，184；Gross，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pp. 6-7，229.
[17] 最近强调全球棉花产业性质的报道包括，Prasannan Parthasarathi and Giorgio Riello，eds.，The Spinning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Cotton Textiles，1200-18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Riello，Cotton：The Fabric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and Beckert，Empire of Cotton。关于美国棉花出口，见于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189-191。
[18] Gross，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pp.4-5；Appleton，Introduction of the Power Loom，pp.23-24；Minutes：Directors，1822-1843，shelf number 1，Merrimack Manufacturing Company Records，Baker Library，HBS，pp.5，15；Shlakman，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p.36.
[19] 采用这种设计的工厂仍然可以在新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看到，许多工厂现在被改造成公寓、办公空间、仓库、艺术家工作室、博物馆或文化中心，或者被废弃。
[20] 梅里马克从波士顿制造公司购买了使用其设计和专利的机械的权利。五间厂房的所有空间最初都没有设备，但公司很快购买了更多的机器。Minutes：Directors，1822-1843，shelf number 1，Merrimack Manufacturing Company Records，pp.5，51-54；Bradley，The Works，pp.93，113-114，125-128，133-135，139；Bahr，“New England Mill Engineering，” pp.13，21，27，40-41，44-45；Gross，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p.7. For an example of the concern about fire，see the 1829 report by a committee of the Merrimack Board of Directors about measures “to render the mills at Lowell more secure from fire，” in Minutes：Directors，1822-1843，shelf number 1，Merrimack Manufacturing Company Records，pp. 61，63-65.
[21] Dalzell，Jr.，Enterprising Elite，pp.47-50，47-50；Thomas Dublin，Farm to Factory：Women’s Letters，1830-186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pp.5-8；Appleton，Introduction of the Power Loom，pp.28-29；Samuel Batchelder to Nathan Appleton，Sept. 25，1824，and William Appleton to Samuel Batchelder，Oct. 8，1824，in Minute Books，v.a-Directors，1824-1857；Proprietors，1824-64，Hamil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 Records，Baker Library；F-1 Records 1828-1858，pp.26-27，Bigelow Stanford Carpet Co. collection，Lowell Manufacturing Company records，Baker Library；Shlakman，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pp.38，42. A list of the various Lowell textile firms，their officers，and principal stockholders appears in Shlakman，pp.39-42.
[22] Candee，“Architecture and Corporate Planning in the Early Waltham System，” pp.25-30.
[23] Minutes：Directors，1822-1843，Merrimack Manufacturing Company Records，pp. 23，25-26，81；Candee，“Architecture and Corporate Planning in the Early Waltham System，” pp.38-39；Appleton，Introduction of the Power Loom，p.24；Lowell Manufacturing Company Records，1828-1858，pp.66-68；Dublin，Farm to Factory，pp.5-8；U.S. Bureau of the Census，“Population of the 100 Largest Urban Places：1840，” June 15，1998，https：//www.census.gov/ population/www/documentation/twps0027/tab07.txt.
[24] Shlakman，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pp.25-26，36-37，39-42.
[25] 工厂主雇用了当地工人从事与工厂有关的建筑工程。但即便如此，也有一些外部工人——比如爱尔兰挖运河工人——被引进来。Dalzell，Jr.，Enterprising Elite，pp.x，xi，56，Shlakman，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pp.24-25，49，64-65；Tamara K. Hareven and Randolph Lanenbach，Amoskeag：Life and Work in an American Factory Cit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p.16.
[26] 1845年，洛厄尔机械工厂摆脱了水力动力的限制，雇用了550名工人，使自身成为机械工厂中的巨人。它生产出来的不仅有纺织设备，还有刨床、蒸汽锅炉、天轴，甚至铁路机车。Alfred D. Chandler，Jr.，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60；United States Census Office，Manufactur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0（Washington，DC：1865），p.729；“Statistics of Lowell Manufactures. January，1857. Compiled from authentic sources.” [Lowell，1857]，Library of Congress（accessed Jan. 28，2015），http：// memory.loc.gov/cgi-bin/query/h？ammem/rbpebib：@field（NUMBER+@ band[rbpe+0620280a]）；David R. Meyer，Networked Machinists：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in Antebellum America（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205.
[27] 一些公司确实引进了新型纺纱机，这种机器可以以更高的速度运转。Dublin，Farm to Factory，pp.5-8；Dalzell，Jr.，Enterprising Elite，pp.55，69-71；Daniel Nelson，Managers and Workers：The Origins of the New Facto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1880-1920（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5），p.6；Gross，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pp.37，42；Candee，“Architecture and Corporate Planning in the Early Waltham System，” pp.34，38.
[28] 这些公司最终用更高效的水轮机取代了原来的水车。即使在南北战争之后，它们也只是逐渐安装了蒸汽机。直到19世纪90年代，博特工厂的电力一半来自水。Gross，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pp.19-20，42-43；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144-45. 有关蒸汽和水力发电成本的比较，参见“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st of Power to be Used at Dover the Next 15 Years and a Full Supply of Water，” Box 6，Vol. III-IX，Nov. 1847，Amos Lawrence Papers，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29] Shlakman，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p.37；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86-87；“Statistics of Lowell Manufactures. January，1857”.
[30] Gross，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pp.30-31，37，42，50-53；David A. 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New England Workers & The Mechanized Factory System，1815-185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69-70；Chandler，The Visible Hand，pp.68-71.
[31] Hareven and Lanenbach，Amoskeag，pp.9-10，13-16.
[32] 甚至在规模扩大之后，它的主管仍然来自波士顿。Hareven and Lanenbach，Amoskeag，p.16. 美国管理发展的最好参考仍然是Chandler，The Visible Hand。
[33] New-York Daily Tribune，Jan. 17，1844. 有关英国棉纺织厂年轻妇女的经历，参见Deborah Valenze，The First Industrial Wom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03-111。
[34] Dalzell，Jr.，Enterprising Elite，pp.31-34；Robert S. Starobin，Industrial Slavery in the Old Sout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3；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12-13，198-199，203.在同时代的埃及，奴隶被用于棉纺织业，那时沃尔瑟姆的第一个工厂刚刚调试完成。Beckert，Empire of Cotton，pp.166-168.
[35] Dublin，Women at Work，pp.5，31-34，141；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pp.131，270-271，276；Dublin，Farm to Factory，pp.13-14；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217-218.
[36] Dublin，Women at Work，pp.26，31，64-65；Zonderman，Aspirations andAnxieties，pp.130，138-140. When in 1826 Merrimack Manufacturing wasplanning to print calicoes，it sent its treasurer，Kirk Boott，to England “forthe purpose of procuring a first rate Engraver，or such as he can get，” as wellas to gather information “which he may think will be useful in manufacturing，printing or machine building.” Minutes：Directors，1822-1843，shelf number 1，Merrimack Manufacturing Company Records，pp.32-33.1857 percentage calculated from “Statistics of Lowell Manufactures. January，1857.”
[37] 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212-215，220-221；Thomas Dublin，Transforming Women’s Work：New England Live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p.82-83，89；Shlakman，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p.49；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pp.163-164，166-168.
[38] 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224-225；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pp.256-257. Dublin，Farm to Factory，p.110.
[39] Burlington Free Press，Dec. 5，1845；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200，263；“Regulations to Be Observed by All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Factories of the Middlesex Company”（1846）；“General Regulations，to Be Observed by All Persons Employed by the Lawrence Manufacturin Company，In Lowell”（1833）；“Regulations to Be Observed by All Persons Employed by the Lawrence Manufacturing Company”（1838）；and “Regulations for the Boarding Houses of the Middlesex Company”（n.d.），all in Osborne Library，American Textile History Museum，Lowell，Massachusetts；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pp.150，152，157-160；Dublin，Women at Work，pp.78-79.
[40] 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pp.66-67，90；Shlakman，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p.59；Friedrich 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trans. W. O. Henderson and W. H. Chalone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p.30-87.
[41] Augusta Harvey Worthen，The History of Sutton，New Hampshire：Consisting of th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Erastus Wadleigh，Esq.，and A. H. Worthen，2 parts（Concord，NH：Republican Press Association，1890），p.192，quoted in Dublin，Women at Work，p.55；Population of Sutton from New Hampshire Office of Energy and Planning，State Data Center（accessed Feb. 6，2015），https：//www.nh.gov/oep/data-center/documents/1830-1920-historic.pdf；Harriet H. Robinson，Loom and Spindle，or Life Among the Early Mill Girls（New York：Thomas Y. Crowell，1898），pp.69-70；Dublin，Transforming Women’s Work，pp.111-118.
[42] 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p.8. Dublin’s Farm to Factory presents an excellent selection of letters from female mill workers.
[43] The Lowell Offering and Magazine，May 1843，p.191；Dublin，Farm to Factory，pp.69，73；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pp.22-27，30，38-40.
[44] The Lowell Offering and Magazine，January 1843，p.96；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pp.42-43，78-79，82-83，113-114.
[45] 据哈里特·罗宾逊（Harriet Robinson）说，1843年在洛厄尔有“14个有组织的宗教社团”。Robinson，Loom and Spindle，p.78；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p.97；Dublin，Farm to Factory，p.80-81；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256-259.
[46] 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38，85-86，110，112；Shlakman，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pp.98-101，103-107；Dublin，Women at Work，136-137. 正如都柏林所指出的那样，沃尔瑟姆-洛厄尔集团所获得的专利期限以及设备设计的进步，使新公司在竞争中更容易发展。关于原棉和劳动力的相对成本的例子，见于“Bos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 Memo of Cloth Made and Cost of Same 25th August 1827 to 30th August 1828” and “Appleton Co. Mem. of Cloth Made to May 30，1829，” both in Box 1，Folder 16，Vol. 42，Patrick Tracy Jackson Papers，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47] Minutes：Directors，1822-1843，Merrimack Manufacturing Company Records，142；Shlakman，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pp.98-99；Dublin，Women at Work，pp.89-90，98，109-111，137.
[48] Dublin，Women at Work，pp.90-102.
[49] Dublin，Women at Work，pp.93-96. 原歌的一个版本是这样写的：“真可惜，像我这么漂亮的女孩，竟然被送到修道院，憔悴而死！”合唱道：“所以我不愿再做修女，我不能再做修女了！我是如此喜欢享乐，以至于我不能成为一个修女。”Robinson，Loom and Spindle，p.84. https：//thesession.org/tunes/3822（accessed Feb. 7，2015）. 对于南北战争前工人运动的发展，最全面的叙述仍然是John R. Commons et al.，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Vol. I（[1918] 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1966）。
[50] 后来在其他工业城镇也发生了几次罢工，1859年在洛厄尔也发生了一次移民工人群体的小规模罢工。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pp.235，241；New-York Daily Tribune，May 14，1846；Fisher，Workshops in the Wilderness，pp.146-147；Dublin，Women at Work，pp.203-205.
[51] 马萨诸塞州禁止12岁以下的儿童工作，康涅狄格州限制童工每日工作时间在10至14小时之间。新罕布什尔州规定每人每天工作10个小时，但允许合同要求延长工作时间，这使得这项法律规定变得毫无意义。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pp.242-249；Dublin，Women at Work，pp.108-122.
[52] 多年以后，左翼历史学家们可能对罢工和骚动做了过多的报道。有关强调工人抗议行动重要性的论述，见于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Dublin，Women at Work.相比之下，威尔稍早一些，她写道，这些活动“与其说是抗议，倒不如说是抱怨，是一些煽动性的情绪引发的，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但把女孩们刺激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并指出，“公众舆论通常不支持‘哗众取宠的女性’”。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275，277。
[53] David Crockett，An Account of Col. Crockett’s Tour to the North and Down East（Philadelphia：E. L. Carey and A. Hart，1835），pp.91-99；John F. Kasson，Civilizing the Machine：Technology and Republican Values in America，1776-1900（New York：Penguin，1977），p.81；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pp.208.
[54] 有关此演变的扩展讨论，见于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and Kasson，Civilizing the Machine，esp. chap. 1 and 2。另见于Lawrence A. Peskin，“How the Republicans Learned to Love Manufacturing：The First Parties and the ‘New Economy，’”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2（2）（Summer，2002），pp.235-262，and Jonathan A. Glickstein，Concepts of Free Labor in Antebellum America（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esp. pp.233-235。
[55] John G. Whittier，“The Factory Girls of Lowell，” in Voices of the True-Hearted（Philadelphia：J. Miller M’Kim，1846），pp.40-41.
[56] Seth Luther，An Address to the Working Men of New England on the State of Education and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Producing Classes in Europe and America，2nd ed.（New York：George H. Evans，1833），p.19.
[57] Fisher，Workshops in the Wilderness，165；Emerson quoted in Kasson，Civilizing the Machine，pp.124-125.早些时候，爱默生曾称赞制造业将新英格兰从不适宜耕种的条件中解放出来，他说：“如果他们有阳光，就让他们种植；我们这些没有阳光的人，将使用我们的钢笔和水轮。”Ralph Waldo Emerson，Edward Waldo Emerson，and Waldo Emerson Forbes，Journal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with Annotations，Vol. IV（Boston：Houghton Mifflin，1910），p.209.
[58] Zonderman，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pp.115-118.
[59] 直到1853年，有1800多名15岁以下的儿童在罗得岛州的制造企业工作，包括621名9～12岁的儿童和59名9岁以下的儿童。参见Luther，An Address to the Working Men of New England，pp.10，21-22，30；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210；Jonathan Prude，The Coming of Industrial Order：Town and Factory Life in Rural Massachusetts，1810-18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86，213。
[60] Trollope，North America，p.253；John Robert Godley，Letters from America，Vol. 1（London：John Murray，1844），pp.7-11；Edward Bellamy，“How I Wrote ‘Looking Backwards，’” in Edward Bellamy Speaks Again（Chicago：Peerage Press，1937），p.218，quoted in Kasson，Civilizing the Machine，p.192. Relative industry size from Beckert，Empire of Cotton，p.180.
[61] Herman Melville，“The Paradise of Bachelors and the Tartarus of Maids，” Harper’s magazine，Apr. 1855，pp.670-678；Scott Heron，“Harper’s Magazine as Matchmaker：Charles Dickens and Herman Melville，” Browsings：The Harper’s Blog，Jan. 13，2008，http：//harpers.org/blog/2008/01/ harpers-magazine-dickens-and-melvilles-paradise-of-bachelors/.
[62] Kasson，Civilizing the Machine，pp.90-93.
[63] Luther，An Address to the Working Men of New England，p.29.
[64] Fisher，Workshops in the Wilderness，pp.115-116，119，130-135，139-141，146.
[65] Dublin，Women at Work，pp.139-140.
[66] U.S. 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Bicentennial Edition Part 1（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p.106；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pp.227-232；Dublin，Women at Work，pp.138-139.
[67] Dublin，Women at Work，pp.134，140-144，155，198；Gross，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p.83.
[68] Dublin，Farm to Factory，p.187；Gross，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pp.37，42-43，79；Nelson，Managers and Workers，p.6；Ardis Cameron，Radicals of the Worst Sort：Laboring Women in Lawrence，Massachusetts，1860-1912（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pp.xiv-xv，28，75；Hareven and Lanenbach，Amoskeag，p.10.
[69] Dublin，Farm to Factory，p.187；Gross，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pp.80，142；Hareven and Lanenbach，Amoskeag，pp.18-19，202-203；Cameron，Radicals of the Worst Sort，pp.29-30，75，82-83，97（quote）.
[70] 关于死于伯彭顿工厂事故的人数说法不一，从83人到 145人不等。Clarisse A. Poirier，“Pemberton Mills 1852-1938：A Case Study of the Industrial and Labor History of Lawrence，Massachusetts，” Ph.D. dissertation，Boston University，1978，pp.81-84，191-193；Polynesian [Honolulu]，Mar. 3，1860；New York Times，Jan. 12，1860，and Feb. 4，1860；The Daily Dispatch [Richmond，Virginia]，Jan. 16，1860；The Daily Exchange [Baltimore]，Jan. 12，1860；New-York Daily Tribune，Jan. 16，1860；Alvin F. Oickle，Disaster in Lawrence：The Fall of the Pemberton Mill（Charleston，SC：History Press，2008）；Bahr，“New England Mill Engineering，” pp.68-71；Cameron，Radicals of the Worst Sort，pp.18-19.
[71] 到他访问阿莫斯克亚格时，16岁以下的儿童实际上只在新英格兰纺织业占很小的一部分：新罕布什尔州为2.0%，马萨诸塞州为5.7%，罗得岛州为6.0%，而全国为10.4%，密西西比州为20.3%。Hareven and Lanenbach，Amoskeag，p.33；Arden J. Lea，“Cotton Textiles and the Federal Child Labor Act of 1916，” Labor History 16（4）（Fall 1975），p.492.
[72] Gross，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pp.88-90；Cameron，Radicals of the Worst Sort，pp.7，47-62，77.
[73] 伯杰用当时许多社会主义者都赞同的种族主义语言继续说：“任何国家的白人男女都忍受了一定程度的奴役，但这种程度的奴役是闻所未闻的。在劳伦斯，境况似乎是令人忍无可忍了。” House Committee on Rules，The Strike at Lawrence，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Rule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House Resolutions 409 and 433，March 2-7，1912（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2），p.10-11. There is a large literature on the 1912 strike. An excellent account can be found in Melvyn Dubofsky，We Shall Be All：A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69）.
[74] Hareven and Lanenbach，Amoskeag，pp.11，336；Gross，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pp.165，190-195，225-229；Mary H. Blewett，The Last Generation：Work and Life in the Textile Mills of Lowell，Massachusetts，1910-1960（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0）.
[75] 大不列颠的人口，并未将爱尔兰计算在内。Chandler，Jr.，Scale and Scope，p.4；B. R. Mitchell，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Europe，1750-1993（London：Macmillan Reference，1998），pp.4，8；U.S. 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