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如同从朱庇特大脑中诞生的智慧女神”
——工厂的发明
1721年，在离英国德比市的全圣徒教堂（All Saints’ Church，现在的大教堂[1]）一箭之地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那样，在德文特河（River Derwent）的一个岛上建起了一个工厂，这是第一座兴办成功的工厂。这座建筑，与许多旧式建筑——教堂、清真寺、宫殿，或者要塞、剧院、澡堂、宿舍，或者演讲厅、法庭、监狱，或者市政厅——全然不同。严格来说，它是现代世界的产物，它也为现代世界的构建助一臂之力。早在远古时代，就出现过一幕幕许多工人聚集在一起的景象，他们打响战争，或是建造像金字塔、公路、防御工事和输水管道这样的建筑物。但是，直到19世纪，制造业的规模，通常比前者小得多。它由手工艺者及其助手们单独或者组成小组工作，或由家庭成员从事生产家庭消费的物品。在美国，直到1850年，平均每个制造业企业雇用的工人不到8名。[2]
有了约翰和托马斯·隆贝（Thomas Lombe）的德比丝绸厂，工厂似乎跳过了婴儿时期，一下子就兴旺繁荣起来了。[3]它是一座长方形砖房，有五层楼高，其外立面是一排排格子状的大窗户，外表看起来很像即将出现的数千个工厂，其中有许多工厂，直到今天仍在运行。
它的内部具备了现代工厂所有的主要特征：大量的劳动力使用以动力推动的机械进行协作生产。在这个工厂里，动力来自一个23英尺高的水车。在同一个空间里，提供外部动力的设备和众多的工人一起工作，这也许跟今天不太一样，但在当时，它代表了一个新世界的开始。[4]
图1-1 托马斯·隆贝爵士的德比丝绸厂（拍摄于1835年）
建造第一个工厂，并非出于造福社会的宏大愿景，而是源于从商业机遇中获利的世俗动机。隆贝建造工厂是为了从一种用于经纱的紧俏丝线中获利。在织布时，横向穿插的纱线被称为“纬纱”，与纬纱交叉的被称为“经纱”。由于交替的经纱要被反复地拉起，以使纬纱能够穿过去，因此经纱需要用更结实的纱线。为了织布，要先把家蚕吐出的长丝制成绞纱。这些长丝必须卷绕在线轴上，和其他丝线捻在一起，然后再卷绕，再捻丝，这个过程被称为“抛丝”。在欧洲大陆上，可以用机器来抛丝。而在英国，人们使用的是纺车，这样生产太慢了，无法满足纺织工人的需求。
1704年，德比市的一位律师建造了一座三层的水力磨坊来装配从荷兰进口的抛丝机，但事实证明他无法生产出高质量的纱线。当地的纺织商隆贝接下来尝试了一下，派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约翰去意大利北部学习那里使用机器抛丝的方法。他违反了意大利禁止泄露抛丝机械机密的法律，带着几名意大利工人回到英国，并向隆贝的公司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他们与当地一名工程师合作，建造并装配了工厂。很明显的是，这个工厂里使用的大部分工人是童工。
隆贝声称，他的工厂从来没有赚过大钱，部分原因是他很难从意大利获得生丝。这可能是他使用的一种计策，以防止别人与他竞争，并且能说服议会延长他的机器专利权。然而，在1732年，英国政府为了促进工业发展，让隆贝公开了他的机器模型，并给了他一大笔现金作为回报。[5]
工厂体系传播得很慢。1765年，只有7家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厂。其中一家位于曼彻斯特附近的工厂，到那个世纪末已经有2000名工人，就算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是一个庞大的企业。但是，更多的还是小型工厂，它们往往采用动力推动的机械来生产“缆线”，这是一种强度较弱的用来做纬线的丝线。[6]
在讲求实际的想法的推动下，企业家们谨慎地追随着隆贝的脚步。观察者们几乎立刻就意识到了德比丝绸厂的创新性和重要性。丹尼尔·笛福在18世纪20年代参观了这家工厂，称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珍品”。例如，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里的汤玛斯·葛莱恩（Thomas Gradgrind），就是一个典型的早期工业时代的文学形象。笛福在面对这个现代的奇迹时，倾倒不已地说道：“事实、事实、事实！”“只有事实！”他描绘了隆贝的机器：“包含了26586个轮子和97746个零件。水车每旋转一次，就能织出73726码的丝线。这个水车1分钟能旋转3次，所以，一天一夜就能织出318504960码的丝线。”[7]并且他预见到了，这种惊人的景象会变得不再罕见，未来将会出现无数大型工厂。半个世纪后，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也参观了同一个工厂。他同一群游客一起，在阳光下看到了这个新东西。他对这个机器的描述更加简洁：“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8]
尽管，德比丝绸厂可能仍然是“一个新奇的不可思议的造物”，但是，它带来的是工厂时代的开始。随它而来的是更多的工厂，这将彻底改变英国经济，最终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社会形态。大型工厂将被证明是一个时代先锋，一个更广泛的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它创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棉花隆贝的工厂一直具有重要性，但不是作为丝绸工厂的模板，而是作为棉纺织工厂的模板。英国丝绸的生产受到重重限制，需求有限，国外竞争激烈，而且难以获得合适的原料。但是，棉花的历史是与之不同的，它是工业革命的推动力，并创造了我们今天仍然使用的工厂系统。
用于服装和装饰的棉布，很晚才在英国的棉纺织工厂里出现。在16世纪，印度纺纱工和织布工用简单的手工设备在家里工作，这些纺织品被出口到欧洲、西非和美洲。一个世纪后，它们已经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商品。[9]
直到17世纪晚期，在欧洲很少有人穿棉布衣服，进口的棉纺织品主要用于家居装饰。大多数人穿的衣服是用其他纤维制成的，例如羊毛、亚麻、大麻或丝绸。[10]但是，棉布性能优良和品种繁多的优点，使它很快成为欧洲服装界的宠儿。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人们的需求也被推动着增长了，当地商人试图至少从外国生产者那里接管一部分生产棉纺织品的过程，这是后来被称为进口替代的一个早期例子。[11]欧洲商人不再从印度进口带有印花图案的棉布，而是开始从印度购买纯白的棉布，再由本地工匠进行印花。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各地都有大型印花店在经营，其中有些店雇用了几百名工人。[12]英国商人也开始进口棉纱，与亚麻纤维混在一起来生产粗斜纹布。[13]
1774年，像对待丝绸和羊毛工业一样，英国为了保护本土的全棉纺织业，取消了对棉纺织品生产和印染的限制。管制的放松，再加上棉线的生产扩大，导致了棉纱需求大增。[14]商人、工匠和企业家开始凭借在本土生产的产品占领市场。但他们面临的阻碍相当大。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便于获得足够的棉花。印度的织布者使用印度种植的棉花，但欧洲气候不适合种植棉花。在18世纪晚期，英国从世界各地进口棉花，包括亚洲和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地区。供不应求的状况，导致了在美洲使用奴隶劳动力种植棉花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首先是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然后，在采用了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轧棉机（1794年获得专利）后，美国南部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到19世纪初，英国使用的棉花90%以上是由美洲的奴隶种植的。随着英国纺织品产量的激增，美国的棉花种植者向西扩张，进入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在那里，一个残酷的帝国在非洲奴隶劳工的基础上崛起〔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将“黑奴”劳动力称为“棉花田的粮食”〕。因此，工厂体系的兴起，以及它与现代性的联系，完全依赖于奴隶劳动制度的扩展。“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卡尔·马克思写道——言过其实，但是说得很有道理。[15]
将原棉加工成经线和纬线，需要一定的技术，于是产生了第二个挑战。正如爱德华·贝恩斯（Edward Baines）1835年在《大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历史》（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Britain）中写的那样：“生产丝线，只需要把蚕吐出来的丝拧在一起，让它们足够结实，就完事了。而棉花、亚麻和羊毛，它们的纤维却又短又细，要纺成线以后才能织成布。”英国使用的原棉，一般只有不到一英寸的单纤维长度。要把它变成纱线，必须经过“梳棉”，将缠绕在一起的纤维拉开，并且平行排列，形成一个“条子”。将棉条拉到一定的厚度（粗纱），然后捻制，以获得足够的强度。最后一个步骤被称为“纺纱”，上述步骤的总称也是“纺纱”。[16]
直到18世纪60年代，纺纱还是一种家庭手工业，男性从事繁重的梳棉工作，女性使用纺纱轮来制作成品的纱线，儿童则以各种方式进行帮助。正如贝恩斯所指出的：“他们所用的机器……几乎和印度用的一样简单。”然而，在英国生产棉纱的成本比在印度高，而且生产出来的棉纱质量比较差，不够结实，不能用作经纱。不仅如此，至少要有3个纺纱工和几个辅助工人一起生产，才能保证一个织布工（通常是男性）有足够的纱线用，这就意味着织布工们常常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纺线。在18世纪30年代，飞梭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织布效率，使得棉纱不足的状况更加严重。[17]
一个彻底的变革，已经条件成熟了。扩大棉布、棉袜和其他棉纺织品的生产，将确保发明者和投资者得到回报，如果他们能做到增加棉纱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话。通过组织国内纺纱工和织布工的广泛网络，企业家们已经有了大规模生产的相关经验。由中央代理商向纺纱工和织布工提供原材料，让他们生产特定类型的纱线或布料，并按件支付报酬。尽管，在纺织业上，银行系统的财力和技术能力都十分有限，但制造商、交易商和地主阶级都拥有支持一个新事业的资本。农业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大量闲置，这构成了大规模工业的潜在劳动力库。[18]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英国的发明家、工匠和商人们开发了一系列的机器，用以提高本土生产的棉纱的质量和数量。在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了第一台机械纺纱机——“珍妮机”。事实证明，它的用途很有限。因为它只能用来纺纬纱，而且需要由熟练工人操作。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比他更成功。他是一个小修理工，在理发师、假发师和酒店主的工作中，经历了几番起起落落。阿克莱特于1768年申请了纺纱机专利，并于7年后申请了梳棉机专利。他与别人合作，先是在诺丁汉建了一个工厂，用马作为动力来推动纺纱机。他很快转向利用水力。在此之前，锯木厂、谷物厂、矿石粉碎厂和造纸厂就已经长期运用水力了，但是应用到棉纺织业上，他是第一个成功的。他在克罗姆福德（Cromford）建了一个工厂，选址在德文特河岸边，在隆贝的工厂的上游，两者距离大约16英里。他改进了他的梳棉和纺纱机器，并与各种合伙人在德文特河一带和其他地方建立了更多的工厂。从工厂获取的利润和专利使用费，使阿克莱特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19]
图1-2 英国发明家和企业家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拍摄于1835年）
为了规避阿克莱特的专利，一些不同的梳棉机和纺纱机被开发出来，包括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的纺纱机，以让那些想从事棉纱生产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设备，其中一些更适合生产经纱，一些更适合生产纬纱。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惊人的：最早的珍妮机，将每名工人的产量提高了6倍甚至更多；阿克莱特的设备改进成功后，效率提高了几百倍。18世纪后期，第一台动力织机问世，使纺织生产进一步迈向机械化。早期的织布机有许多问题，只能用来生产一些质量低劣的织物。因此，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手工纺织在棉纺织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甚至在呢绒和毛纺织业中也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不断地改进，在几乎所有类型的纺织业中，动力织机的应用逐渐成为常态。[20]
阿克莱特的诺丁汉工厂雇用了300名工人，大约与隆贝的工厂人数相同。他开在克罗姆福德的第一个工厂规模较小，有大约200名雇员，大部分是童工。他在克罗姆福德建的第二个工厂有800名工人。杰迪代亚·斯特拉特（Jedidiah Strutt）是阿克莱特的早期合伙人，他在克罗姆福德以南7英里处的贝尔珀（Belper）建立了一个工厂综合体，在1792年时雇用了1200至1300名工人，在1815年雇用了1500名工人，到了1833年雇用了2000名工人。1816年，在苏格兰新拉纳克（New Lanark）的工厂有1600至1700名工人，是阿克莱特帮助建造的，但是后来这个工厂由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和他的合伙人接手了。那时，在城市地带，正在建造着蒸汽动力棉纺厂，曼彻斯特有几个工厂雇用了1000多名工人。巨型工厂已经出现了。[21]
为什么会有巨型工厂？为什么棉纺织商采用工业化生产？为什么他们的工厂会这么大？在第一座大型工厂建成时，近代学者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直到今天仍未停止。工厂往往被描述为一种由技术驱动的迫切需要，一系列改天换地发明的产物，比如阿克莱特的纺纱机。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证明的，机械发明、社会组织和生产规模之间存在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早期的机械化纺纱设备，不需要在工厂环境里进行运转。最早的阿克莱特机器是小型的，可以在一个农舍的环境里使用，以手摇的形式提供动力。早期的珍妮机和塞缪尔机也是如此。阿克莱特显然不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而是为了保证他能够收取专利使用费，才会推动工厂的集中生产。原因是，如果他的机器在国内被广泛应用于棉纱生产，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他没有收到钱的情况下被复制。因此，他只允许他的设备在千锭或更大单位的情况下使用，仅适用于他自己建造的类似水力磨坊的大型工厂（因此他的纺纱机被称为“水机”）。即便如此，阿克莱特还是竭力保守他设备的秘密。1772年，他写信给斯特拉特说：“我已经把将来的事打算好了，那就是——不要让任何人弄清里头的门道。”[22]
即使在19世纪早期，大型工厂已经成了人们所熟悉的景象时，在英国纺织工业中，它们也不是最常见的生产方式。非制造业的生产不但未消失，而且还在工业的各个部门中继续发展，甚至有所增长。直到19世纪中叶，许多纺织厂都是既有纺纱织布机器，也有由国内的手工织布者组成的供应网。[23]此外，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纺织厂的规模还是很小。1838年，一家棉纺厂平均有132名工人，一家毛纺厂平均只有39名工人。1841年，在最重要的纺织区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1105家纺织厂中，只有85家雇用了500多名工人。[24]
不一定要按照隆贝或阿克莱特的模式去运作一个完整的、以动力推动的工厂。一些工厂收容了大量使用手动设备的工人。此外，到19世纪20年代，工厂通常会把厂房空间和动力租给多个小雇主。1815年，曼彻斯特三分之二的棉纺织公司，只占自己所在工厂的一部分。斯托克波特（Stockport）的一个工厂有27名工头，他们共雇用了250名工人，这一系统与金属加工厂普遍实施的制度并无不同。金属加工厂的工匠为自己人租用工作空间，并使用蒸汽动力。进入19世纪中叶，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在毛纺织业，“工厂的多租户租用、厂房空间和动力的分割租用已经成了共性”。甚至有一些“合作”工厂的产品，是从小生产者手里收购过来的。在丝绸行业，蒸汽织机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使用，当时这种技术在英国已经普遍用于生产。蒸汽机竖立在一排由织工占据的小屋的末端，通过传动轴将动力输送到小屋中，每间小屋里都有几台织布机。[25]
在第一座大型水力棉纺织厂建成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就涌现了无数技术和商业组织的发明创造。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在由单一实体拥有和经营的工厂里使用蒸汽或水力设备，才成为英国纺织工业所有关键部门的主导模式。即使在那时，以当时的标准可以被视为非常大的工厂——雇用了超过1000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很罕见，而不是司空见惯的。[26]但是，在当时和自那时以来，大型工厂受到的关注就特别多，因为它们不仅被视为工业和技术的先锋，也被视为社会规划的前沿。[27]
为什么这些设备的拥有者选择大型工厂，采用大型的、集中的工业模式？伟大的英国数学家和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在其1832年出版的著作《关于机器和制造商的经济》（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rs）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大型工厂的原因和后果”。巴贝奇开宗明义地指出，机械化生产能带来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伟大工业的奠基”。他指出，一个首要的因素，就是高度细化的分工，高效的生产单位必须要把特定生产过程中最有效的劳动分工所需要的工种类别再翻上几倍。他还提到了各种花销的数额。其中包括机器的保养和维修人员以及会计人员的费用，在规模太小的工厂里，他们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此外，将生产的各个阶段集中在一座大楼中，会降低运输成本，并且使一个实体能够负责质量控制，这就降低了失误的可能性。[28]
但是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大”的？巴贝奇阐明了在有效尺寸上设置地板的因素，但没有说明如何确定最佳尺寸。在棉花产业中，一台纺纱机或织布机只需要少数工人就可以操作。实际上，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无论是大型棉纺厂、中型棉纺厂，还是规模比较小的企业，似乎都很少实现规模经济。在19世纪晚期，经济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富有开创性地指出：“似乎……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些行业中，一旦缩小到中等规模，大型工厂从机械经济中获得的优势就会几近消失……在棉纺织业和印花布业方面，相对较小的工厂有自己的工厂，并且在每一道工序中，经常会租用运转最好的机器：因此，一家大工厂只是同一个屋檐下几个并存的小工厂。”[29]
在巴贝奇写了这本书后不久，利兹（Leeds）的记者贝恩斯也附和了他对采用工厂模式的一些解释，同时补充了一些指向不同方向的解释。他认为，集中管理可以让一个老练的监督者对生产的每个阶段进行更严格的监督。这也降低了原料浪费和失窃的风险。最后，它促进了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协调性，避免了“由于某类工人在其他几类工人依赖他们的情况下无法履行其职责而造成的极度不便”。[30]总之，集中给制造商提供了更好地监督协调劳工的能力，许多曾在外包制度下工作的个人将在远离家庭的环境中监督他们自己的雇工（和家庭成员）劳动。
试图解释工厂制度兴起的学者们，详尽阐述了贝恩斯的论点。直到20世纪70年代，研究工业化的历史学家一直强调技术是变革的推动力。1969年，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在他的名著《英国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里“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一章中写道：“在18世纪，一系列的发明改变了英国的棉花生产方式，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工厂制。”新机器创造了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可能性，引发了一系列组织性和社会性的转变，这些转变通常是很突然的，包括大型工厂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就在兰德斯完成他的著作时，新潮的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兴起了。它引发了对工厂的兴起这一事件的重新思考，并指出在工厂制度的崛起中，是劳动监督存在优势，而不是技术存在优势。集中起来的工人可以比分散的工人工作得时间更长、更努力，同时生产出更稳定的产品，并且部分防止偷窃材料和盗用钱款现象。因此，早期的工厂没有引进动力机械或改变生产方法，就已经有了把工人集中在一个屋檐下工作的例子。但是，随后其他学者就对集中劳动力进行工厂生产来节省成本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但他们也承认，巴贝奇、贝恩斯和马歇尔在将曾经分包到外部的多个工序转移到一个地点和单一机构内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些好处：减轻仓储负荷，降低运输成本，以及使生产更适应需求的变化。[31]
就在人们对采用工厂模式的原因进行辩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文献驳斥了工业化必须与过去的做法彻底决裂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经济史学家认为，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始工业化”过程为后来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更为戏剧性和引起广泛注意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到了18世纪初，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商人和企业家正在组织越来越大的本土生产商网络，将产品销售到不断扩大的市场里，并积累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以城市为基础的制造业迁移到农村，在那里，过剩和农闲的农业工作者成为现成的劳动力来源。因此，大规模的、以农村为基础的制造业在动力驱动的机器和大型工厂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使得看似革命性的飞跃并没有那么大。[32]
尽管对工厂制的兴起有了新的解释，但是那时候还不清楚为什么棉纺厂如此迅速地发展到1000～1500人的规模，而在此之后停止增长，新建的棉纺厂规模越来越小了。在工厂发展的初期，鉴于场地相对稀缺以及建造水坝和渠道以向水轮提供稳定流量所需的资本，使用水力的相关效益可能使建造大型工厂有利可图。在新拉纳克，有英国最大的工厂，工人们不得不挖出一条100码长的岩石水渠来给工厂的轮子供应水流。蒸汽动力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虽然一些蒸汽动力工厂的规模也很庞大，这或许只是快速抢占市场份额的一种方式。历史学家V. A. C. 加特里尔（V. A. C. Gatrell）表示，在第一批棉纺厂建成之后，新进入者意识到，如果试图在工厂的规模上与先行者较劲，几乎赚不到什么钱，还会担很大的风险。他们意识到，管理上的制约，可能会造成工厂越大效率越低。[33]
也许工厂的大小，并不仅仅反映经济效益。在英国大多数的财富以土地所有权或政府债券的形式显现的时候，大型工厂提供了一种构建社会地位的新方式。阿克莱特在他的克罗姆福德工厂附近建造了一座城堡——威勒斯利（Willersley），并买下了周围的大部分土地。这位前理发师很快就成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为他的工人建造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后者有义务参加劳动），并为他的工人举办节日庆典。他的劳动者大军里，大部分是孩子。
阿克莱特借给德文郡（Devonshire）公爵夫人5000英镑以偿还她的赌债，他以这样一种夸张的姿态说明他的发明和工厂使社会地位的提高成为可能。他的儿子在继续经营家庭工厂的同时，也在土地和政府债券上投入巨资，为绅士甚至贵族提供抵押贷款，并成为英国最富有的平民。斯特拉特一家，尽管比阿克莱特更家喻户晓，却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1840年，弗朗西斯·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在小说《工厂男孩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的生活与冒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ichael Armstrong the Factory Boy）中，写了一个大型工厂。工厂主马修·道利（Matthew Dowley）爵士有一个庄园，他在里面建造了一座豪宅，从宅邸向外望去，可以看到“面目狰狞的烟囱”，那里就是他的工厂所在了。[34]工厂不仅带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且产生了一批新晋的富豪实业家。他们试图加入统治阶级的精英团体里，而这种尝试会一再发生。
创造工厂的世界最初出现在河谷和城镇中的小型商业和住宅建筑的规模，与棉纺厂的规模相比，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英国拥有庞大的建筑物——大教堂，比新出现的最大的棉纺厂还大。在17、18世纪，新类型的城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医院、兵营、城堡、监狱、学院、仓库和船坞。但大教堂和其他大型建筑内部空间的体系，与制造业非常不同。[35]为了适应可实现大规模生产、由动力驱动的机器和大批工人的需求，需要新的建筑设计和被改进的建筑技术及材料。为满足棉花工业的特殊需要而进行的创新很快扩展到了这一领域之外，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塑造了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建筑环境。显然，阿克莱特在克罗姆福德的第一个工厂是仿照隆贝的建造的，后者也是五层楼高。历史学家R.S.菲顿（R.S.Fitton）写道：“它那长而狭窄的比例、高度、窗户的范围……以及相对完整的大面积室内空间，成为18世纪后半叶以及整个19世纪工业建筑的基本设计。”阿克莱特在克罗姆福德的第二个工厂有七层楼高，120英尺长；他在附近建起的第三个工厂有150英尺长，有一个圆顶。[36]
阿克莱特在他的工厂建筑内部使用大量木质的柱子和梁，这使它们容易受到随时可能发生的火灾的威胁，因为有这么多易燃的线和布，还有空气中的棉絮粉尘。在18世纪90年代初，威廉·斯特拉特（William Strutt）（杰迪代亚的儿子）建造了一个工厂，里面有铸铁的柱子、铁皮包的房梁和砖砌的拱形楼层支撑，以减少火灾的危险。不久之后，斯特拉特的朋友查尔斯·巴格（Charles Bage）设计了一个五层的亚麻工厂，它是世界上第一座完全由铁框架构成的建筑，是所有铁结构和钢结构建筑的先驱，因为它虽然不是钢结构，但是使钢结构成为可能。铁梁的改良也随之产生。用铁代替木料不仅减少了火灾的危险，还增加了可跨越的距离，使更宽敞的楼层出现，以便容纳19世纪20年代引入的大型骡子动力旋转机器。为了使他们的多层工厂保持温度（这样可以减少纺线断裂），阿克莱特和斯特拉特家族效仿了隆贝的工厂的做法，设计了复杂的系统来循环加热空气。[37]
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动力织机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它们变得不易被安装到现有的工厂里了。因为操作它们所造成的震动非常巨大，以至于放在一楼之上的楼层都是不安全的。因此，一个普遍的做法是，搭建一个单层的织布棚子，它往往在毗邻纺纱工厂的地方，或者设置在纺纱工厂的院子里。为了便于采光，这些庞大建筑的屋顶都由一排排倾斜的屋脊组成，每个屋脊的两侧都有窗户，以使阳光透进来。“锯齿形屋顶”很快就出现在各种工业建筑的上面，而且在大西洋两岸比比皆是。[38]
在早期的纺织厂里，由转轴和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把水车产生的动力分配到一台台机器上。只要有稳定的水流，水力就是便宜、效率高的动力。这意味着工厂必须建在河流上，而且是像德文特河那样有稳定流量的河流。即便如此，有时也没有足够的水流，这使得包括阿克莱特在内的一些工厂主尝试使用蒸汽机——刚被改进用于抽水——把水抽到水池里，从而稳定地向一个水车供水。蒸汽机可以稳定水源供应。
然而，良好的厂址，常常是孤立在荒凉之地的，劳动力供应很稀少，这就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阿克莱特选择克罗姆福德作为他的厂址，部分原因是那里靠近一个铅矿，他希望雇用矿工的妻子和孩子。）[39]使用蒸汽动力直接驱动纺线和织布设备，尽管价格较高，但可以在城市地区建造工厂，为其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并且工厂主不必再为工人提供住所。
从技术上说，只需稍加修改就可以使工厂的设计从水力转向蒸汽动力，但这种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蒸汽机需要燃煤锅炉，这导致了煤炭工业的大规模扩张，这成为工业革命的另一个推动力。蒸汽动力的工厂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无论是煤炭开采还是锅炉排放的煤渣和黑烟都是如此。在《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狄更斯描述了工厂蒸汽机的“嘎嘎作响”和“震颤”，活塞上下跳动，“就像一只大象的头正在癫狂地摆动”，锅炉喷出“可怕的烟雾”，喷吐的黑烟和被污染的空气成了曼彻斯特及其他纺织生产的城市中心和工业革命本身的象征。[40]
在棉纺厂里首次出现的另一个创新是电梯。它是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可以解决人员和原材料快速进出多层建筑的问题。在刚步入19世纪时，斯特拉特的几个工厂里安装了原始的水力升降机。威廉·费尔贝恩（William Fairbairn）在1834年设计了一个大型的蒸汽动力磨粉机，每个侧翼上都装有一台蒸汽电梯，这种装置如此新颖，以至于当时的人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描述才好，他们把这四个玩意儿称为“垂直上升通道”。
费尔贝恩是传播诸多创新设计的关键人物。他的公司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设备齐全的工厂所需物品的清单。“资本家只需说明他的资本多寡、制造物品的种类、预定的地点和与水源或煤相匹配的位置设施，他就可以向前者提供设计、估价和货物。”费尔贝恩的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工厂，包括为土耳其的苏丹在伊斯坦布尔附近建立了一家羊毛厂，以及孟买的一个巨大的纺线织布厂。[41]
在英国纺织区，没有什么比贝尔珀的斯特拉特工厂里建造的“圆形厂房”更能体现发明的感觉了。这座三层的圆形石头建筑，分成了八个部分，显然是出自塞缪尔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设想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它的中心有一个检查站，监督人员可以站在这里观察整个建筑物里的一举一动，实现边沁所倡导的持续监督的理想。斯特拉特采用边沁的设计，可能是为了尽量减轻火灾的威胁，因为中央的监督员可以把建筑内任意部分的大门关闭，以隔绝火焰和保护其余的结构。[42]尽管圆形厂房没有被多少后来者效仿，但持续监视的想法越来越多地成为工厂制度的一部分，并且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变革从高墙环绕的大型工厂开始，逐渐向外扩散。工厂主必须发展物质、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基础设施，以保障工厂的生产。仅仅是把人和材料往乡村地区的工厂送进送出，就需要非同一般的努力。当阿克莱特到达克罗姆福德时，离这里最近的适合轮式车辆行进的道路远在几英里之外。作为原材料的棉花被分成小包，用驮马运过荒野。直到1820年，工厂主们才在德文特河边修了一条新的道路。即使每天步行四五英里去上班，住在工厂附近农村的人也不足以为工厂提供充足的人力。早期的许多工厂主为他们的工人建造了住房，有时包括教堂、学校、旅馆和市场，甚至包括整个新村庄。[43]
在孤零零的工厂附近养活如此多的人，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也是一个挑战。一些工厂主建立了自己的农场，为工人提供食品。通常工人的工资只有一小部分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的，其余部分是以扣除房屋（归公司所有）租金、给“代金券”〔在公司的商店（汤米商店）获得实物〕和偿还账单的方式支付的，这些商店出售食品、煤炭和其他供应品，往往高于市场价格，质量低劣，这也是工人怨恨、不满的一个源头。[44]
代金券帮助雇主们解决了他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即支付员工工资的货币短缺。小面额硬币的流通量不够大，这在工厂出现之前是极不寻常的现象。囤积行为使这个问题加剧。工厂主们不得不拿一些代币或外国货币来支付给工人，或者发行他们自己的钞票，并且希望当地商人能够照收不误。[45]
尽管这些挑战是很困难的，但在纪律问题面前，它们都算不了什么。对于新兴工厂系统的领军者安德鲁·乌尔（Andrew Ure）来说，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训练人类放弃杂乱无章的工作习惯，并认同复杂自动化过程中一成不变的规则。当然，手工操作的国内制造业——就像所有的工作一样——也需要纪律约束，但前者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纪律，工作节奏是完成特定任务的关键。就像农业一样，紧张的活动和空闲的时间交替进行。小生产者将梳棉、纺线和织布与家务、耕作以及其他种类的劳动和休闲交织在一起。众所周知，在许多行业，工人利用“圣星期一”（有时也用“圣星期二”）来处理个人事务，从宿醉中恢复或进入新的宿醉，社交，或干脆懒散地混日子，只投入很少的时间在工作上。在1819年的一个议会委员会上，一位目击者根据回忆做证说：“通常情况下，当一个星期开始时，他们都会喝上一两天的酒，为了完成落下的工作，他们会工作很长时间，直到周末。”
有时候，这种浪漫化的家务自主权，仅限于户主本人，通常是男性。妻子、孩子、学徒和受雇的熟练工对他们的时间并没有同样的自主权。他们受到外部纪律的约束，不仅他们的工作时间和速度被规定，而且生产过程的各个方面也被规定。纪律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是普遍服从于一家之主的。这可能是严酷的，但它仍然是以任务为导向的，市场生产混合在家庭的生产、家务里，如果他们够幸运的话，还有些娱乐。
相比之下，工厂的生产需要数十名或几百名工人的协调活动，这些工人被要求日复一日地同时开始和停止工作。公司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规则和制度，以罚款和禁闭来惩治违反规则的人。监工们监视工人上班下班，以及他们在厂里做了些什么。一些工人的活动被他们所使用的机器的要求制约，必须在机器周期性运行中的特定时间点上做一项特定的工作。乌尔对这种按部就班的劳动的紧张程度嗤之以鼻。在他看来，纺纱的“细纺工”、被指派重接断线的孩子们，每分钟里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休息时间。所以，在他看来，这种工作十分轻松。十年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保养机器——例如，不断地接上断线——是一项需要工人全神贯注的活动。这同时也是一种非常费神的工作，它不容许操作者的思想被任何别的东西占据……［它］使得操作者没有机会进行体育锻炼，甚至疏松疏松筋骨……这完全是最严厉的酷刑……服务于一台永不停止的机器。”马克思在《资本论》（Capital）中写道：“在手工制造业和手工业，是劳动者利用工具；在工厂，则是劳动者服侍机器。”[46]
如果真像大卫·兰德斯说的那样，“工厂是一种新型监狱，时钟是一种新型狱卒”，那么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在一个工人们不拥有钟表的世界里如何守时。在过去，工人们从来不需要守时或将他们的工作固定在特定的时间。为了加强新时期的纪律，一些工厂敲起了晨钟，以唤醒它们的工人。在市区，工人们雇了一个“敲窗人”，他每天早晨用一根长杆敲打他们楼上的窗户，以确保工人们按时起床上班。最终，“敲窗人”变成了兰开夏音乐厅舞台上的一个丑角，在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之外又增加了第二个意思，而后者保留到今天。[47]
工厂旅游尽管最新的学术成果揭示了这样一种观点：工厂制度起源于少数发明者和企业家中的天才，他们改变了一切，而且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他们就预见了即将开始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但工业革命仍然是一场革命，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是这样的。当代的观察家们毫不怀疑，棉纺厂和它所带来的变化代表了技术、经济和社会与过去决裂。从18世纪后期开始，工厂、工厂村和制造业主导的城市吸引了来自欧洲大陆和北美的许多游客、记者和慈善家。[48]新奇是它们吸引人的一部分原因。19世纪40年代初，爱尔兰的一个制造商的儿子W.库克·泰勒（W. Cooke Taylor）在兰开斯特（Lancaster）的工业区游览过。他写道：“蒸汽机没有先例，珍妮机没有祖先，骡子和动力织机进入生产领域，没有任何征兆。它们突然出现，就像密涅瓦（Minerva）[49]突然从朱庇特（Jupiter）的大脑中诞生一样。”[50]
工厂建筑的规模和配置，无论是在乡村地区的河谷还是拥挤的工业城市里，都让游客们感到震惊。英国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Southey）写道，接近新拉纳克工厂使他想起了“蒙希克（Monchique）浴池的宏伟遗址”，这个浴池是由罗马人在葡萄牙南部建造的。和许多其他观察家一样，骚塞也在寻找先例以理解他所面对的新奇事物。他写道，这番景象让他感到惊讶，因为这些建筑“看起来太有规律了”，“如果放到一个天主教国家，从远处望去，可能会被误认为修道院”。1835年访问曼彻斯特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把工厂比作“巨大的宫殿”，在一个很少有这样规模的世俗建筑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普遍的比喻。一位到英格兰北部的德国游客写道：“我仿佛已经到了埃及，因为许多工厂的烟囱……像巨大的方尖碑一样高耸入云。”“正当他们似乎在为自己和事物进行革命，在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马克思在骚塞访问新拉纳克30年后写道，“就在这个革命危机时期，”“（人们）焦虑地把古老的精神召唤到他们的行为当中，把他们的名字、战斗的呐喊和服装一股脑拿来，以便于用这些古老的伪装和这种借用的语言来呈现世界历史的新景象。”[51]
工厂里的机械装置甚至比建筑物本身更令人着迷。在《迈克尔·阿姆斯特朗》（Michael Armstrong）中，特罗洛普写道，参观者被安排了一次工厂之旅：“他们被庞大、美丽、精巧的机械环绕着，这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和惊叹之情。那整齐划一的无休无止的运动，以其强大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活力而获得升华，吸引了每一个观察者的眼睛，并且使每一个观察者的头脑中充满了对神奇的科技力量的无限崇拜！”特罗洛普哀叹游客们对身边的童工漠不关心：“陌生人不来工厂看他们；他们看到的只有大不列颠机械体系的完美无瑕。”法国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写到了她在英国看到的蒸汽机：“站在这样的怪兽面前，你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52]
工厂的现代化，令观察者眼花缭乱。在19世纪初，为了延长作业时间，工厂主开始安装煤气灯，这成了一个奇观，吸引了远近的诸多游客。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把“焦煤镇”的早晨描述为“童话宫殿迸发出的光芒”。工厂和配套仓库的大小甚至使新的娱乐形式成为可能。1837年，在曼彻斯特，山姆·斯科特（Sam Scott）从一座五层楼高的仓库的屋顶上跳下，跳入欧韦尔河（River Irwell），吸引了大批市民围观，后来他又在博尔顿（Bolton）表演了这一特技。另一个大胆的人是詹姆斯·邓肯·赖特（James Duncan Wright），在19世纪50年代，他的表演吸引了更多的人，他利用一个滑轮从连接到工厂烟囱的绳子上滑下来，他声称这让他成为世界上移动速度最快的人。[53]
关于工厂生产制的争论在诸多奇迹中，尽管充满了建筑和机器方面的奇迹，但应用更广泛的是社会方面的创新——后来被称为“工厂系统”的东西——在19世纪上半叶，它是讨论、争论和冲突的焦点。“工厂系统”是一个不够精确的术语，一般是指工厂带来的全新生产方式，包括必须按部就班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工厂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库克·泰勒与新的制造商结成联盟，并认识到，英国“已经被机器填塞得拥挤不堪”，迅速发展的机械化工业生产“打乱了所有现有的社会机器”。“一个巨人强行挤进了拥挤的人群，”他写道，“将痛苦和困扰延伸到最偏远的地方：被他推开的人，依次推开别人……因此，工厂制度使得没有制造业的地区也感受到了它的存在：所有的阶级都在为陌生人腾出空间。”[54]
对于它的许多批评者，甚至一些支持者来说，对劳动力特别是童工的剥削，成为他们评价这一新制度的焦点。虽然未被充分利用的农业人力资源吸引了制造商，但这些工厂的规模之大，使得招聘和留住劳动力成为一个挑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许多当地人不愿意进厂做工，不愿意服从他们不习惯的严密监督和纪律。在任何情况下，工厂主都不希望雇用成年男子来干大多数的工作，他们更喜欢可以少付钱的妇女和儿童，而且他们容易摆弄，没有受过学徒培训后的自豪感和手艺。机械动力的推广，使对大多数重体力劳动的需求消失了，特别是在纺纱过程中。这种新的纱线生产设备需要持续不断的监督，以寻找断裂的线头和其他需要迅速解决的问题，需要灵巧的手指和机敏的头脑，而不是力量。所以工厂主招募了一大批年轻的、主要是女性的劳动力。1835年，乌尔估计英格兰三分之一的棉纺工人年龄在21岁以下，在苏格兰，一半的棉纺工人年龄在21岁以下。[55]许多人的年龄非常小，在克罗姆福德，一些工人只有7岁（尽管工厂更愿意雇用10岁到12岁的工人）。在一些纺纱厂，工头几乎是唯一一个在场的成年人。今天，在美国，工厂与男子气概联系在一起，但在早期，它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的地盘。[56]
工人的工作条件很艰苦。第一次进入工厂，可能会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机器的噪音和震颤；令人窒息的空气，棉絮粉尘弥漫其中，许多工厂为了减少断线而使空气保持闷热；用于润滑机器的鲸油和动物油脂产生的恶臭（在石油产品问世之前）和数百名劳工的汗水气味；工人们苍白的面容和孱弱的身体；工头凶狠的举止，其中有些人还挥舞着皮带或鞭子来维持纪律。在织房里，几十台织布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嗡嗡声，每台织布机每分钟往复60次，使工人们无法听到彼此说话的声音。
在最初的几十年中，工厂主们通常让他们的工厂日夜开动，按照德比丝绸厂所开创的时间表看，是实行两个12小时或13小时的轮班制（包括一个小时的晚餐休息时间）。童工们干活也是两班倒。星期天是唯一的休息日，每周工作超过70小时是寻常现象。为了让筋疲力尽的孩子保持清醒和继续工作，主管和成年工人用皮带、巴掌，甚至是木棍打他们（尽管人们对这种虐待的普遍程度有很多争论）。[57]
也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早期的工厂主们常常发现自己无法为工厂配备心甘情愿工作的工人。所以一些人转向寻找不情愿的工人。济贫院是孤儿和穷困潦倒之人的最后去处，那里的孩子是童工苗子，教区官员让这些孩子去给工厂主做学徒，让工厂主对学徒拥有充分的法律权力，并将儿童逃跑视为犯罪行为。在约克郡（Yorkshire），往往70%以上的劳动力是来自济贫院的学徒。新拉纳克的一个工厂，在罗伯特·欧文接管之前，有些学徒只有五岁。普通学徒是由他们的父母注册的，如果他们逃跑的话，有可能进监狱。如果签订定期合同的工人在合同到期之前辞职不干，也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此外，1823年的一项法律规定，任何未经报告即离职的工人可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因此，政府的强权有助于为新的工厂制度配备和维持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官员和雇主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情况并不少见，因为工厂主有时担任法官，审判的就是涉及他们自己工人开小差的案件。[58]在前几十年的工厂体系里，合法的非自由劳动，在棉花种植和工厂内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在大众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中，工业革命常常与个人自由和所谓的自由市场联系在一起。[59]但是在工厂体系的早期，它可能是一种新的自由形式，同时也可以被称为一种新的奴隶制形式。约瑟夫·利维塞（Joseph Livesey）是一位著名的报刊出版人和戒酒运动家，他自己也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他在书中写到了童年时在工厂里看到的那些学徒童工：“他们在被一个只有西印度奴隶才能与之相比的体系里做学徒。”[60]在《工厂男孩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的生活与冒险》一书中，特罗洛普写道，当学徒的穷孩子“过着悲惨的生活，终日辛劳，贫困不堪，其境况比任何黑人奴隶都更惨。”在小说情节中，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的故事，是拯救奴隶类型故事的翻版，讲述了女主人公——工厂老板的女儿，一个富家小姐——试图将处在凄惨的学徒生活中的阿姆斯特朗从一个封闭的工厂里解救出来并最终成功的经历。[61]
用奴隶制来比喻工厂劳动，无疑反映了19世纪初期关于奴隶制本身的激烈辩论，最终导致1834年英国对奴隶的解放。不过，这也是衡量工人的生活被看得有多么凄惨的一个标准，以至于许多观察家将工厂劳动等同于奴役奴隶。一位名叫“棉纺工观察者”的人写道，纺纱室里酷热无比，工人们得不到片刻休息：“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奴隶，如果在烈日下工作，有时可能会有一点风给他吹吹凉，他还能有一块自留地，还有时间去耕种它。而做奴隶的英国人，却享受不到来自天堂的空气和微风。”恩格斯在特罗洛普之后几年，也写到了英国纺织工人，他相信“他们做奴隶比美国黑人还要低贱，因为他们受到更严格的监督”。他还哀叹，工人的妻子和女儿在奴役中，也不得不满足制造商的“基本欲望”。在其他地方，恩格斯把工厂体系下的工人比作“在诺曼男爵的皮鞭下的撒克逊农奴”。同样，在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小说《西比尔》（Sybil）中，有一个角色宣称：“这个国家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比诺曼征服之后的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野蛮人的状况。”1830年，理查德·奥斯特勒（Richard Oastler）在《利兹水星报》（Leeds Mercury）上发表了一封题为《约克郡奴隶制》（Yorkshire Slavery）的公开信，这封信发起了减少工厂工作时间的“十小时运动”。[62]
图1-3 《梳棉、拉棉和纺纱》（1835年），关于英国工厂生活的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插图
对罗伯特·骚塞来说，奴隶制与工厂制度的联系并不是源于特定的虐待形式，而是源于制度本身的性质。欧文甚至在他思想急剧转变之前就因以人道的方式对待新拉纳克工厂的工人而著称，但骚塞仍然觉得：“欧文实实在在地骗了我。他是一家大企业的股东和唯一董事，他与种植园主几乎别无二致。只不过在他手下干活的人是白人，法律允许他们辞去他这里的工作，但在他们仍然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和那些黑人奴隶一样，都在他的绝对管理之下。”骚塞认为，工厂系统，即使在它最好的时候，也会倾向于“破坏个性和家庭生活”。在最坏的情况下，这里简直是个魔窟。在参观了一家曼彻斯特棉花厂后，他写道：“如果但丁的地狱迎来了一个来自这个工厂的童工，那么童工可以好好跟他形容一下工厂的样子，这样可以为他提供新的恐怖图景。”[63]
工厂体系的一些批评者，以及一些奴隶制的捍卫者，对自由劳动和奴隶制之间的区别提出了质疑，因为工人生活的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1773年塞缪尔·马丁（Samuel Martin）写道，英国劳工“作为必需品的奴隶”，无法“减轻他们的劳动强度”或“增加他们的工资”。欧文提出了关于工人的疑问：“除了外表之外，他们真的是自由劳动者吗？……在这种境地下，除了饥饿的自由，他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或自由？”[64]在这里，有一种批评直指市场关系的传播核心，而这正是工业革命的一部分。
除了虐待劳工，环境破坏在对工厂制度的批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关于曼彻斯特和其他工业中心的报道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了阴暗污浊的空气。1845年，苏格兰地质学家休·米勒（Hugh Miller）这样评价曼彻斯特：“人们第一次从笼罩在城市上空的可怕的阴郁气氛中得到它存在的暗示。”同样，库克·泰勒也写道：“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感受……当我眺望这座城镇……看到一大片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形成了一片漆黑的天幕，仿佛将整个地域都包围并囊括其中。”泰勒观察到，空气被污染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在曼彻斯特本土以外生活的人都这样做了。[65]少将查尔斯·詹姆斯·纳皮尔（Charles James Napier）在1839年被任命掌管包括曼彻斯特在内的英格兰北部地区，他把这座城市描述为“通往地狱的入口”，因为它贫富悬殊、道德沦丧、污染严重，整个城市就像“一座烟囱”。[66]
水污染与空气污染一样严重。休·米勒描述了破布、污水和其他废物对欧韦尔河的污染，因此它看起来“与其说是一条河，不如说是一个流动着的粪坑，在里面什么生命都活不下去”。[67]也许山姆·斯科特飞跃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不是从五层楼坠落下来，而是他跳进含有剧毒物质的污水河里，却幸存下来。
图1-4 《棉厂，联合街，曼彻斯特》，这幅1835年的版画展示了英国工厂数目激增的状况和由此产生的污染
棉花生产对环境的破坏远远超出了工厂本身。棉花种植需要砍伐森林开荒，而种植棉花会迅速耗尽土壤肥力，这也是美国的棉花种植业，以及奴隶劳动力，从东海岸迁移到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原因之一。煤矿开采污染了河流，给环境造成了损害。[68]
也许对工厂制度的最著名的批评——至少是我们这个时代记忆最深刻的批评——用几句话就抓住了掠夺大自然的本质，即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对“黑暗的撒旦工厂”的谴责，他说它玷污了英国“青翠的山冈”和“宜人的牧场”，这是他写于1804年的诗句，构成了他的长诗《弥尔顿》（Milton）序章的一部分。这首诗在1916年被改编为著名歌曲《耶路撒冷》，这首歌至今仍在英语国家的教堂里和足球场上广为传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布莱克似乎是直接对被浓烟笼罩的天空做出了反应，而这种天空正在成为英国城市生活的特征之一。在他伦敦的家附近，一个蒸汽动力的大型磨粉厂运转到1791年时，被大火烧毁了（据一些报道，是愤怒的工人纵火引起的）。然而，对布莱克来说，使工厂成为“恶魔”的不仅仅是烟雾。对于这位伟大的神秘诗人来说，工厂象征着一个精神荒漠，危害着被上帝赐福的前工业时代英国人的世系后裔。布莱克决心要克服这一整套生活方式，以便在英格兰绿色、宜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69]
城市的贫困常常被描绘成另一种形式的掠夺和堕落。棉花工业的机械化使工厂所在地区的人口大量增加。兰开夏郡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1801年的163310人增加到1851年的313957人。恩格斯在1845年写道：“这里曾经是一片荒凉的、人烟稀少的沼泽地，现在已经成了人口稠密的工业区。”如曼彻斯特、格拉斯哥（Glasgow）、博尔顿（Bolton）和罗奇代尔（Rochdale）等工业城镇，“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出来”。曼彻斯特和邻近的索尔福德（Salford）的人口增长了两倍多，从1800年的9.5万人增加到1841年的31万多人。仅在1830年，兰开夏郡就有超过10万名棉纺厂工人。[70]来自英格兰其他地方的农村移民构成了新的工业劳动力的大部分，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新移民也是如此，那里农村的贫困状况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71]
在工厂附近迅速出现的密集的工人阶级社区，其方式与工厂本身一样新奇且令人不安。这么多工人挤在一片弹丸之地，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泰勒写道：“工厂制度最显著的现象是突然在某些点上大量聚集的人口。”“我们的祖辈目睹了每天晚上从（曼彻斯特）联合街的工厂里涌出人群的情景，治安官们会赶来，警员会专门集结在此，骚乱法令被宣读，武装力量被召集起来，而且这里很可能发生一些致命的冲突。”对泰勒来说，最可怕的不仅仅是工人的数量，而且是这样一个事实——工厂里的工人是一种新的生物，一种未知的和不受控制的品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是全新的，是由其生存的条件所形成的，他们几乎无法无天，没有受过多少外部指导和规训。”[72]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一书中，恩格斯几乎同时以最生动的方式描述了英国工人的悲惨生活条件：他们的穷困，他们简陋肮脏的住房，他们破旧的衣服，他们的家和所生活街区的恶臭气味。（曼彻斯特的法律助理专员说，街道上“到处都是垃圾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物质，泥泞不堪，几乎无法通行，散发的恶臭也让人无法忍受”。）和布莱克一样，恩格斯把工厂制度下的生活与前工业时代的理想化生活做了对比，家庭纺织工人生活在“田园诗般的”世界，他们“快乐地生活”，如果不涉足思想或政治意识的领域，他们就能自给自足。对恩格斯来说，使他震惊的不仅仅是新工人阶级的贫困，还有他们的工作本身、机器的生产节奏、监督者要求的“钢铁纪律”，以及“无休止的枯燥工作”。“没有什么是比这更糟糕的命运了，当它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这个人就不得不每天从早到晚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令自己厌恶的工作。”[73]
但是，归根到底，对于像泰勒和恩格斯这样的人来说，大量工人集中在工厂和工厂附近，最重要的影响是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一个“通过引进机械而产生的无产阶级”。恩格斯写道，城市化“有助于将无产阶级凝聚成一个紧凑的群体，使其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以及自己的社会观”。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Thompson）总结了19世纪英国人的普遍情绪：“不管他们对价值的判断如何不同，保守派、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观察家都给出了同样的公式：蒸汽动力+棉纺厂=新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对恩格斯和许多其他人来说，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74]
当然，在全国辩论中，工厂体系也有其维护者。更具体地说，从19世纪初开始，主要是通过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来对他们进行保护。[75]工厂的少数辩护者声称没有任何问题，或者至少没有任何问题是工厂主的责任。被马克思称为“自动化工厂的品达”[76]的安德鲁·乌尔认为，在毛纺厂的“粗纺机”（准备用来纺纱的纱线）上工作的童工挨打，是子虚乌有的事。乌尔声称，粗纱机是手工操作的，如果助手童工们松了手，工头才会打他们。如果在提供动力的设备上设定好劳动的速度，将消除对儿童的虐待。在认识到使用蒸汽或水力的棉纺厂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后，乌尔退回到简单的不承认上，他在走访曼彻斯特及周边地区的工厂时写道：“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对一个孩子施加体罚的例子，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孩子带病工作……这些生机勃勃的小精灵在工作时，似乎就像进行一项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习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令人愉快的灵巧劲儿。”[77]
库克·泰勒承认工人的贫困，并承认“做童工是一种委屈”。他既没有责怪工厂系统，也没有责怪工厂主，而是归咎于英国与法国长期冲突和限制贸易所造成的萧条的经济状况。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在她的小说《雪莉》（Shirley）（以拿破仑战争时期为背景）中也有同样的观点。对泰勒来说，有一件事比少年劳工更糟糕，那就是“少年饥饿”。“我宁愿看到男孩和女孩在工厂里挣钱养家糊口，也不愿看到他们在路边挨饿，在人行道上瑟瑟发抖，或者被塞进马车里拉到布雷特维尔（Bridewell）感化院[78]。”作为对进口谷物征收关税的反对者，泰勒认为，解决工厂弊端的办法在于自由贸易，这将扩大国外市场，降低国内食品的价格。[79]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同意泰勒的观点，即工厂制度的弊端并不是其内在的问题：“织布可以为衣不蔽体者提供衣物。人的成功在于以行为战胜客观条件。煤烟和绝望并不是工厂的本质。它们是可以从煤烟中分离出来的。”这种信念，即工厂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胜利从根本上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并且能够被洗刷掉弊端，从那时起，这一直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信仰。[80]
尽管改革者为工厂系统存在的缺陷进行辩护，但其他人致力于约束工厂。1833年，在关于限制工厂儿童工作时间议案的辩论中，财政大臣阿尔索普子爵（Lord Althrop）担心新的规定会削弱英国的竞争力，减少国际市场对英国纺织品的需求，伤害到那些本应受到保护的产品。一些工厂的拥护者以财产权不可侵犯为由，反对管制。[81]
能为工厂体系辩护的一个潜在的有力论据是，如果条件糟糕的话，也不比其他地方差，而它获得的赞同微乎其微，尽管这种说法在很多方面是对的。库克·泰勒抨击了支持《谷物法》（Corn Laws）的乡村绅士们，声称农业劳工的生活条件比工厂工人更糟糕。乌尔认为，在煤矿工作的孩子比在纺织厂工作的孩子境况更差，比“那些在工厂里照看动力驱动机器的牢骚满腹的工人”还要糟糕得多。恩格斯并不是只反对工厂。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记录囊括了矿工、帮佣工人、陶工、农业劳工以及工厂工人的悲惨处境。在他看来，“最受压迫的工人”并不是工厂的雇员，而是“那些不得不与一台正在取代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竞争的工匠”。[82]
历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在一项关于工厂监管争论的研究中指出了工厂如何成为工业化所带来的广泛变化的象征，并成为改善工人，特别是阻止妇女和儿童沦落到可怕状况的努力的焦点。非工厂的工作者——一些工人在更苛刻的条件下领着微薄的薪水干活——几乎被忽略。新出现的工厂体系带来了对劳动力的剥削，长期以来对农业工人、家庭生产者、仆人（其中所包含的妇女人数几乎是纺织业妇女人数的两倍），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剥削，基本上没有受到政客、记者和作家的注意，他们通常对下层阶级是没有什么兴趣的。[83]
英国议会于1802年、1819年、1825年、1829年和1831年通过的《工厂法》（The Factory Acts）只适用于棉纺厂，而且只管得到童工，对绝大多数英国工人毫无意义。[84]它们对实际情况的影响非常有限，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1833年的法案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结束了对9岁以下儿童的雇用，限制了他们的工作时间，禁止年龄稍大的儿童上夜班。在对1833年法案的辩论中，皇家委员会批准，工厂可以自行管理。这并不是因为工厂必须严酷压榨童工，而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更方便进行管理，即“建造起绝对不会被误认为私人住宅的奇特的建筑物”，在这里，人们比在其他工作场所更加守时和服从“军事化纪律”。正因为纺织制造业已经集中在知名的大型纺织厂里，所以它比分散的就业更容易受到管制和得到改进。格雷指出，在大量的关于纺织厂工人的官方调查和长时间的议会辩论中，“对需要干预的问题进行鉴别，与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批判是分离的，而且监管良好的工厂是社会和道德改善的场所，也是经济进步的象征，这些观点联结在了一起”。因此，这种大型工厂不仅成为不断提高生产力和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也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即一个更人性化的、即将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是可行的。[85]
并非所有人都赞同他。恩格斯在谈到1833年的法案时说：“通过这种行为，中产阶级的残酷和贪婪被用伪善的面具遮掩起来了。”他承认，这项法案制止了“制造商最严重的极端行为”，但他指出，其中的一些规定是无效的，例如，关于工厂童工每天上学两小时的要求，因为工厂主经常雇用不合格的退休工人充当教师。更深刻的见解是，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剥削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而纺织厂是资本主义的主力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苦难是无法从工厂体系中分割出来的，对工人来说，苦难就是它的本质。[86]
马克思的作品《资本论》是对整个体系的抽象分析，论述了资本和与其相关的社会活动的创造、流通和再生产。今天，就其研究范围而言，它通常是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普遍描述和批判。然而，《资本论》一书深深扎根于特定的时代和地点，即在当时纺织业处于主导地位的英国。《资本论》中到处都在谈论棉花：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等核心概念的解释，他对旧的手工生产观念向动力驱动机器生产转变的宏观历史叙述，他对新的阶级关系的评判，他对工人被剥削的愤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关于劳动时间的斗争放到中心地位，“与资本积累进行的斗争，资产阶级与团结起来的劳动者，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他看来，劳动时间是受剥削工人的主要争论点。它是当时全英国范围内关于监管英国棉纺厂这一争论的反映。对于劳动时间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详细地论述过。[87]
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时，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了棉纺厂。在一个典型的章节中，马克思阐述了他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并以实例向读者解释了其背后的崭新原理：“我们先举一家纺纱厂的例子，该厂拥有10000个走锭精纺纱锭，用美国棉花纺32支纱，每个纱锭一周生产1磅棉纱。飞花占6%。因此，每周有10600磅棉花被加工成10000磅棉纱和600磅飞花。1871年4月，这种棉花每磅花费
便士，因此10600磅棉花约为342镑。10000个纱锭（包括粗纺机和蒸汽机在内），按每个花费1镑计算，共为10000镑。”接着他又花了半页的篇幅进行详细的计算。这里没有什么抽象的东西，马克思在谈论日常生产棉纱的细节，他从恩格斯那里获得了许多信息。恩格斯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来协助管理他家族部分拥有的一家位于曼彻斯特的棉纺厂。[88]因此，在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关于工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评论家的思想中，棉纺厂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时，给予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生产形式以及被视为代表未来社会形态的特定工人群体特殊的地位，尽管当时他们在经济活动和工人阶级中仍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为工人愤愤不平的记者、评论家、政府调查委员会成员、小说家，甚至诗人，几乎都来自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在19世纪上半叶，他们对工厂体系倾吐了大量的言论。相比之下，只有一小部分出自工人自己的评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即使不是文盲，也没有什么机会或能力来记录他们的思想，而那些记录形式将得到极大的关注或者被留存多年。[89]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还原工人对工厂体系的态度，但是我们必须通过观察他们的行动，而不是凭借他们的言语来判断。
不过，有一个与其相关的词是由工人带到英语中的，即“卢德分子”（luddite）。现在，卢德分子被用作形容技术恐惧者的流行语，用来形容反对基于机器的进步的人，这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语境了。[90]这个词来自工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在1811年和1812年以及1814年到1817年对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纺织机械、工厂和工厂主的多次袭击，他们在此期间声称自己是在将军（有时是上校或国王）内德·卢德（Ned ludd）[91]的指挥下行动的。
在英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选择将破坏机器作为一种抗议和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一方式早在卢德分子出现之前就有了，在他们之后仍在继续。在纺织业，破坏机器的行为早在1675年就发生了，对丝绸织机的攻击则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对棉织设备的周期性攻击也一直在继续。哈格里夫斯和阿克莱特早期的机器装置都被暴徒破坏了。这使阿克莱特主持设计出了他那易守难攻的克罗姆福德综合体，它地处荒僻之地，墙壁高厚，门户层层设卡，限制出入。[92]不过，卢德分子发动了一个更广泛、更有威胁性、更令人震惊的机器破坏事件，它比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事件都要严重。
在卢德分子发动袭击之前，通常会寄信件给雇主，威胁说要摧毁机器和建筑物，甚至进行谋杀，除非雇主满足他们的特定要求。一封写于1811年的信，显然是寄给一个名叫爱德华·霍林斯沃思（Edward Hollingsworth）的针织品生产商的，上面写着：“先生，如果你不推到（倒）机架（器），或停止计件支［付］工资，那么，我的伙［计］就会［光］顾你那里，让你的机器跟你说拜［拜］……”（抄自受损的原件）签名是“内德·卢［德］”。[93]
针织机的主要用途，是用毛线生产长袜、花边和其他编织品，这些针织机有时是生产者拥有的，但通常是从针织商那里租来的，这些生产者是第一批开始行动的卢德分子。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商人们提高了租金，引进了宽幅针织机。在这种针织机上，可以生产出大块的针织材料，然后裁剪、缝制，以生产包括长袜在内的各种廉价商品。同时，许多商人也开始用期票支付工资，而不是现金。面对日益减少的收入和他们所认为的贸易价值的贬低，针织工人们在神秘的卢德“将军”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敌对目标就是宽幅针织机和压低价钱的商人。在一年的时间里，在诺丁汉、莱斯特郡和德比郡大约有1000台针织机被毁。它导致英国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破坏机器者将被处以极刑。
约克郡西骑区（West Riding）的“收割者”[94]，是卢德“将军”麾下的第二阵营。他们的末日到了，因为一种新的机器出现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可以代替1000名高度熟练的工人完成编织羊毛、梳理绒毛和使用大而沉重的剪刀平整表面的工作。编织羊毛、梳理绒毛、绷架、修剪，原本都是可以使技术熟练者得到优厚待遇的工作。收割者们试图利用诉讼和议会游说来阻止新机器的推广，但没有成功。工匠们对机器所在的工厂发起了一系列武装袭击。大约300名卢德分子成功袭击了利兹附近的一个工厂，在劳福尔兹（Rawfolds）的一个工厂也发生了武装冲突，这两起事件导致两名卢德分子死亡（这为《雪莉》一书提供了情节）。不久之后，一个特别招人讨厌的工厂主被暗杀了。为了恢复秩序，当局派出4000名士兵占领西骑区。[95]
在兰开夏郡，爆发了第三次工人暴力事件，包括食品暴动和用蒸汽织布设备破坏工厂。工厂袭击事件——包括由100多人组成的团体发起的袭击——反映了机械化对手工织布工的影响。他们竖起了卢德“将军”的雕像，并烧毁了工厂主的一座房子，而后一支军队前来镇压，至少打死了7名抗议者。而在一开始，工厂体系曾为手工织布工带来过繁荣时期，因为纺纱机生产了大量廉价的纱线，并产生了对织布的日益增长的需求。1820至1840年，手工织布工的人数可能超过50万人，超过了所有工厂的纺织工人。但是，织工们所谓的“黄金时代”只是昙花一现。甚至在织布厂开始与他们进行实质性竞争之前，那些向织布工提供纱线并购买其产品的企业家就开始压低工资了。一旦他们这样做了，织布工工资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就会造成可怕的压力，因为大规模的贫困——有时是实实在在的饥饿——降临在织布工身上和他们的家庭里。机器编织出现后不久，就几乎消灭了手工劳动。回首这样一段历史，马克思写道：“历史揭示的最大悲剧，莫过于英国手工织布行业的逐渐消亡。”不仅在英国，其他地方的传统纺织业也被工业体系严重破坏了；1834至1835年，印度总督威廉·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报告说：“织工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96]
卢德主义，虽然是大多数关于工业化的争论的焦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间接地与最新出现的那些大型工厂联系在一起。18世纪，袜类针织品一般是在规模不大的作坊里生产的。同样，羊毛纺织一般不会在大型工厂进行。在工业巨头的地盘上，只发生过对毛线机的袭击。
卢德分子通常更在意的是他们对特定雇主的不满，而不是抽象地反对技术。有些机器故障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谓“集体谈判式暴动”传统的一部分，即利用破坏财产的行为迫使雇主提高工资和做出其他让步。许多卢德分子自己也操作机器，尽管是手动的，并且大部分要依靠工厂生产的纱线谋生。[97]
卢德主义，与其被理解为反对机器或工厂体系，倒不如被理解为工人对痛苦的反应——工厂在与他们竞争，却根本不与他们接触——即在19世纪上半叶混乱的工业化中经受痛苦的工人采取的一种抗议形式。工人采取这样的形式行动，部分是因为其他形式的集体活动受到阻碍。工人们集中在工厂和城市居民区，这种情形积累了产生一个政治讨论和劳工组织的临界量，正如汤普森所说的那样[98]，“工人阶级创造了自己”的环境。但他们采取行动的渠道是有限的。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人被排除在直接参与管理的权限之外。在工厂成为一个关键的社会机构的头几十年里，妇女和工人阶级中的男子被排除在投票之外。工人们确实向议会寻求过补偿，提出过法律建议，提交过有许多签名的请愿书，在委员会听证会上做过证，并派代表团游说过议员们，但通常收效甚微。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宪章运动的活动者领导了大规模的民众动员，要求实现男性普选和议会民主化，但他们的要求被置若罔闻。[99]
政府还严格限制工人们联合起来向雇主施加压力以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行为。由于18世纪后期工会组织的激增（在工厂劳工群体之外），以及法国大革命引发的英国统治者对任何激进主义或民众行动的恐惧，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工人组织的法律——最重要的是1800年的《组合法令》（Combination Act）。1792至1815年，英国当局在工业区建造了155个军营。[100]
尽管有法律上的禁令，工人们还是成立了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组织，举行罢工，参加游行和大规模示威。在19世纪初，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有些罢工有数以千计的棉纺工人参与。政府的反应是严厉的，它把主要的活动家逮捕、监禁，并将他们流放到殖民地。有时候，如果是卢德分子的话，就判处绞刑。1819年，大约6万名抗议者聚集在曼彻斯特，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一支由当地工厂主、商人和店主组成的军队对和平人群发起了镇压，导致11人死亡，并在被称为“彼得卢大屠杀”（Peterloo Massacre）的行动中造成数百人受伤。政府的反应是通过更严厉的立法，逮捕、监禁了50多人。
19世纪20年代，更多的罢工、机器破坏和改革运动接踵而至，在19世纪30年代，它们成为限制工厂工作时间立法的巨大推动力。1842年，在工厂工人和矿工中爆发了一场大范围的罢工，被称为“塞子暴动”（Plug Riots），因为罢工者从蒸汽机上取下塞子，使它们无法运转。到19世纪50年代，在纺织工人中开始形成更大、更稳定的工会（虽然仍主要是地方工会）。一些人发动了大规模的、长期的、通常不成功的罢工。在第一个巨型工厂建立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尽管它们不断地、反复地做出大规模的努力，它们内部的工人们仍然缺乏有效的政治或组织方法来改变他们的命运或塑造他们所生活的社会。[101]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比欧洲大陆更自由的社会。一些学者，如兰德斯，认为这是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兴起的原因之一。[102]但对工人，特别是工厂工人来说，英国远远不是一个自由社会。工厂是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至少对工人来说是这样的。工人没有投票权，没有集会的权利，没有权利联合起来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权利辞职，也没有权利说任何他们想说的话。国家对新兴工业体系给予支持的最“好”表现，莫过于对不攻击他人、仅仅攻击没有生命的物件——破坏机器的犯罪者处以绞刑。工厂制度是在严格限制工人权利成为可能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后来却作为一种新形式的自由的胜利而被歌颂。国家的压迫力量使这类大工厂能够在未开垦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一直延续下来。[103]
归于平凡19世纪下半叶，在关于英国社会结构及其未来形态的讨论和斗争中，棉纺厂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一方面，它们不再是新奇的。那时，几代人已经在大型工厂的包围中长大，后者成为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一些新的奇迹取代它成为现代化的象征，最重要的是铁路，这引起了作家、艺术家和公众的极大关注。1829年，约有1万到1.5万人聚集在兰开夏郡，观看新设计的机车的竞速测试。第二年，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通车，将利物浦与曼彻斯特连接起来，政要们挤满了第一列火车，铁轨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正如托尼·朱特（Tony Judt）所说，火车成为“现代生活的化身”。[104]
纺织厂在规模上也不再处于第一位，因为其他类型的工厂已经赶上或超过了它们。铁路系统占用大量的劳动力，一些商店建造和维护相关设备，它们雇用的工人和大型纺织厂一样多。其他行业，尤其是金属加工，也建立了非常大的工厂。到19世纪40年代末，威尔士（Wales）的道勒斯（Dowlais）钢铁厂雇用了大约7000名工人，他们围绕着18个鼓风炉，以及炼铁炉、轧钢厂和矿山等工作，即使是最大的纺织厂也相形见绌。[105]
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使公众对纺织厂的关注减弱了。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开始显著改善，国际市场对英国纺织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促进了收入的增加和工人工作条件的改善。立法还开始实现工厂员工的诉求，特别是1831年的《工资法案》（Truck Act），该法要求以现金支付工人工资，1833年通过了关于童工的法案，1847年又通过了一项法令，将工厂中的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时间限制在10小时以内，实现了工人阶级改革者的长期目标。1849年，恩格斯重返曼彻斯特，在他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此地做调研的七年之后，他发现曼彻斯特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城市，它更加繁荣与和平。“英国无产阶级，”他抱怨道，“实际上正在变得越来越资产阶级化。”[106]
这种转变既是政治上的，也是经济上的。宪章派未能实现他们的诉求，尽管他们在动员支持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激进运动的势头却被大大削弱了。与此同时，强调男性投票权的宪章运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女性和儿童工人身上转移到了成年男性身上，如工匠、建筑工人和其他非工厂雇员的劳动者。反对《谷物法》的运动始于1838年，在八年后大获全胜。这场运动也改变了政治格局，实际上让工人和工厂主结成联盟，一致反对地主阶级，至少在这一备受争议的问题上如此。为了进一步缓解与工人的紧张关系，更多工厂主开始采用家长式做法，这种做法在一些最早出现的纺织厂里实施，如阿克莱特和斯特拉特，但其他的工厂大都没有采纳。[107]
纺织工人们继续抗议他们在工厂面临的恶劣条件，但他们的斗争并不比矿工和通过工会行动的其他团体更突出。19世纪中叶以后，中产阶级改革者和观察家的注意力从工厂转移了，尽管工人的条件得到了改善，但通常还是压迫性的，童工——尽管年龄稍大一些——直到20世纪仍在被广泛使用。围绕大型纺织厂和它所产生的工厂体系问题，被转变为关于劳动权利和标准的一个更寻常的、不那么悲惨的争论的一部分。到1849年夏洛蒂·勃朗特出版《雪莉》的时候，她把围绕工厂制度的巨大戏剧性斗争看作过去的东西，并认为大型棉纺厂已经成为社会改良的源泉。[108]
那时，这个巨大的棉纺厂已经带来了组织生产的新方法、新社会关系和看待世界的新思维方式。除了最顽固的捍卫者之外，所有人都认识到，这类大型工厂在短期内给工人和流离失所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工厂带来了一个关于更美好世界的希望。在一篇即将成为《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基础的未发表的文章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正是大规模工业的体量制造了当今社会中所有的苦难和所有的贸易危机，也正是前者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这个社会组织将铲除日后所有的痛苦和灾难性波动。”[109]不管是好是坏，工厂这个非凡的社会发明，是首先以隆贝的工厂和早期棉纺厂的形式亮相的。工厂的巨兽，代表了朝向崭新世界的一个巨大飞跃。这个新世界，就是我们的现代世界。
[1] 大教堂（Cathedral），意思是教区主教的座堂，教区内的其他教堂与它是从属关系。——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在1721年以前，只有少数英国工厂有集中的生产设施，按照后来的标准，这些工厂相当小，比如诺丁汉的机架编织工厂，每个工厂里雇用几十名工人。在中欧和西欧，有一些大规模的、非机械化的生产作业工厂。Maxine 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Industry，Innovation and Work in Britain，1700-1820（Oxford：Basil Blackwell，1985），p.212；Fernand Braudel，The Wheels of Commerce：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Vol. II（New York：Harper & Row，1982），pp.329-338. U.S. Figure Calculated from 1850 Census Data in U.S. Census Office，Manufactur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0（Washington，D.C.，1865），p.730.
[3] 德比丝绸厂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第一个工厂和工业革命的先驱。但是，其他一些早期的生产机构，也具有现代工厂的某些特点，虽然不是全部的特点，它们包括博洛尼亚（Bologna）在16世纪的丝绸厂，这些工厂发展出来的一些机器和组织后来被隆贝剽窃了。Anthony Calladine，“Lombe’s Mill：An Exercise in Reconstruction，” Industrial Archeology Review XVI，1（Autumn 1993），pp. 82，86.
[4] Calladine，“Lombe’s Mill，” pp.82，89；William Henry Chaloner，People and Industries（London，Frank Cass and Co.，Ltd.，1963），pp.14-15. 1891年的一场大火摧毁了这座建筑的大部分，人们后来进行了较小规模的重建。现在这里是德比丝绸厂博物馆。
[5] S. R. H. Jones，“Technology，Transaction Costs，and the Transition to Factory Production in the British Silk Industry，1700-187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VII（1987），p.75；Chaloner，People and Industries，pp.9-18；Calladine，“Lombe’s Mill，” pp.82，87-88；R. B. Prosser and Susan Christian，“Lombe，Sir Thomas（1685-1739），” rev. Maxwell Craven，Susan Christian，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online ed.，Jan. 2008，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16956.
[6] 和约翰·隆贝一起回来的意大利工人约翰·瓜迪瓦格里奥（Jhon Cuardivaglio），帮助隆贝在曼彻斯特附近建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可以用从波斯进口的生丝制成丝线，这比购买高档意大利或中国丝线更容易。Calladine，“Lombe’s Mill，” pp.87，96-97；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pp. 202-203；Jones，“Technology，Transaction Costs，and the Transition to Factory Production，” p.77.
[7] Daniel Defoe，A Tour Thro’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3rd. ed.，Vol. III（London：J. Osborn，1742），p. 67；Charles Dickens，Hard Times for These Times（[1854]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p.7，1.
[8] James Boswell，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Vol. III（London：J.M. Dent & Sons，1906），p.121.
[9] 虽然印度是最著名的棉纺织中心，但也有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东南亚、波斯湾沿岸和奥斯曼帝国）的工匠们生产印度棉布的仿制品。Prasannan Parthasarathi，“Cotton Textile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1200-1800，” pp.17-41，and Giorgio Riello，“The Globalization of Cotton Textiles：Indian Cottons，Europe，and the Atlantic World，1600-1850，” p.274，in The Spinning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Cotton Textiles，1200-1850，ed. Riello and Parthasarath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7-41.
[10] Giorgio Riello，Cotton：The Fabric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126；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Moral，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1835；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1967），p.12.
[11] D. T. Jenkins，“Introduction，” in D. T. Jenkins，The Textile Industries（Volume 8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ed. R. A. Church and E. A. Wrigley）（Cambridge，MA：Blackwell，1994），xvii；Riello，Cotton，p.127.
[12] Riello，Cotton，pp.172-173，176；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p.205.
[13] 由于亚麻经纱更有韧性，在织造过程中比棉质经纱断裂的可能性更小，因此这种布比全棉织物更容易生产。
[14] Riello，“The Globalization of Cotton Textiles”，pp.337-339；Riello，Cotton，pp.217，219.
[15] 19世纪50年代，英国进口的原棉有77%来自美国，法国进口的原棉有90%来自美国，俄罗斯进口的原棉有92%来自美国，德意志各邦进口的原棉有60%来自美国。1820至1860年，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数量从101878人增加到768357人，主要是为了种植棉花。R. S. Fitton and A. P.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1758-1830：A Study of the Early Factory Syste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8），pp.347-348；Riello，Cotton，pp.188，191，195（Marx quote），200-207，259；Frederick Douglass，“What to the Slave Is the Fourth of July？” in Frederick Douglass：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ed. Philip S. Foner（Chicago：Lawrence Hill，1999），p.197；Sven Beckert，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New York：Knopf，2014），p.243；Walter Johnson，River of Dark Dreams：Slavery and Empire in the Cotton Kingdo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56.
[16] Edward Baines，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Britain（London：H. Fisher，R. Fisher，and P. Jackson，[1835]），p.11；R. L. Hills，“Hargreaves，Arkwright and Crompton，‘Why Three Inventors？’” Textile History 10（1979），pp.114-115.
[17] Baines，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p.115；Deborah Valenze，The First Industrial Wom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78；David S. 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57. 长期以来，欧洲的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一直声称，印度的工资远低于英国，这导致棉制品价格下跌，但最近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一些观点独到的作品，见于Beckert，Empire of Cotton，p.64。一个重新评估认为工资几乎相等，请参阅Prasannan Parthasarathi，Why Europe Grew Rich and Asia Did Not：Global Economic Divergence，1600-18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35-46。
[18] Jenkins，“Introduction，” x；Franklin F. Mendels，“Proto-Industrialization：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I（1972），pp.241-261；S. D. Chapman，“Financial Restraints on the Growth of Firms in the Cotton Industry，1790-1850，” Textile History 5（1974），pp.50-69；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p.182.
[19] Hills，“Hargreaves，Arkwright and Crompton，” pp.118-123；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p.236；Fitton and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pp. 61-68，76-78，94-97；Adam Menuge，“The Cotton Mills of the Derbyshire Derwent and Its Tributaries，” Industrial Archeology Review XVI（1）（Autumn 1993），p.38.
[20] 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pp.236，239，244，248，258；George Unwin，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24），pp.30-32，71，124-125；Landes，Unbound Prometheus，p.85；E. P. 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 London：Pelican Books，1968），p.327，335；Jones，“Technology，Transaction Costs，and the Transition to Factory Production，” pp.89-90.
[21] Chaloner，People and Industries，pp.14-15；Fitton and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pp.98-99，192-195，224-225.
[22] 小型的四轴手摇纺纱机，是根据阿克莱特的设计，作为示范模型而建造的，可以在克罗姆福德和贝尔珀的博物馆看到。Hills，“Hargreaves，Arkwright and Crompton，” p.121；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p.236，239，242，246；Menuge，“The Cotton Mills of the Derbyshire Derwent，” p.56（Arkwright quote）.
[23] John S. Cohen，“Managers and Machinery：An Analysis of the Rise of Factory Production，”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20（1981），pp.27-28；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pp.19，24，40-42.
[24] Jenkins，“Introduction，” xv.
[25] 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pp.40-41，231-232，282-283；Pat Hudson，The Genesis of Industrial Capital：A Study of the West Riding Wool Textile Industryc. 1750-18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37；Jones，“Technology，Transaction Costs，and the Transition to Factory Production，” p.89-90；Roger Lloyd-Jones and A. A. Le Roux，“The Size of Firms in the Cotton Industry：Manchester 1815-184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 33，No. 1（Feb. 1980），p.77.
[26] V. A. C. Gatrell，“Labour，Power，and the Size of Firms in Lancashire Cotton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 30，No. 1（Feb. 1977），pp.96，98，112；Jenkins，“Introduction，” xv.
[27] 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pp.23-24；Thompson，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pp.208-211；Robert Gray，The Factory Question and Industrial England，1830-18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 3-4.
[28] Charles Babbage，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rs，4th ed.（London：Charles Knight，1835），pp.211-223.
[29] Gatrell，“Labour，Power，and the Size of Firms，” pp.96-97，108；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London：Macmillan and Co.，Ltd.，1920），8th ed.，IV.XI.7，http：//www.econlib.org/library/Marshall/marP25.html#Bk. IV，Ch.XI.
[30] Baines，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pp.184-185.
[31] Landes，Unbound Prometheus，p.41；Jones，“Technology，Transaction Costs，and the Transition to Factory Production，” pp.71-74；Jenkins，“Introduction，” xiii；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pp.23-24，190，246；Hudson，Genesis of Industrial Capital，pp.70-71. 马克思做了长篇论述，用来解释规模经济效益与工厂体系，见于Karl Marx，Capital：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1（[1867]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chap. 13 and 14（“Cooper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ur and Manufacture”）。
[32] Jenkins，“Introduction，” x-xii；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p.24；Hudson，Genesis of Industrial Capital，pp.81，260；Thompson，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pp.299，302.
[33] Gatrell，“Labour，Power，and the Size of Firms，” pp.96-97，107.
[34] 关于当时大不列颠人的健康状况，见于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113-120，129-131。Willersley Castle now is a Christian Guild hotel. Fitton and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pp.91，94-98，102，169，246；R. S. Fitton，The Arkwrights：Spinners of Fortune（[1989] Matlock，Eng.：Derwent Valley Mills Educational Trust，2012），pp.224-296；Frances Trollope，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ichael Armstrong the Factory Boy（[1840] London：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1968），quote on 76.
[35] 然而，当地的教堂塔楼在高度上的确与工厂不相上下。Mark Girouard，Cities & People：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p.211-218；Thomas A. Markus，Buildings and Power：Freedom and Control in the Origin of Modern Building Types（London：Routledge，1993），p.263.
[36] Fitton，The Arkwrights，pp.30，50，81.
[37] Fitton，The Arkwrights，pp.30，81；Thomas A. Markus，“Factories，to 1850，”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rchitecture，Vol. 1，ed. Patrick Good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304-305；Fitton and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pp.200-207，211-212；Malcolm Dick，“Charles Bage，the Flax Industry and Shrewsbury’s Iron-Framed Mills，” accessed Mar. 29，2017，http：//www. revolutionaryplayers.org.uk/charles-bage-the-flax-industry-and-shrewsburys-iron-framed-mills/；Markus，Buildings and Power，pp.266-267，270-271，281-282；Menuge，“The Cotton Mills of the Derbyshire Derwent，” pp.52-56.
[38] A. J. Taylor，“Concentr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in the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1825-18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ies，I（1949），pp.119-20；Markus，Buildings and Power，p.275.并非所有的动力织机都位于棚子里，一些制造商建造了多层织布工厂。见于Colum Giles，“Housing the Loom，1790-1850：A Study of Industrial Building and Mechanization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Industrial Archeology Review XVI（1）（Autumn 1993），pp.30-33.Betsy Hunter Bradley，The Works：The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92-193.
[39] 早年的克罗姆福德钢铁厂，虽然靠近德文特河，但是是从它的一条支流小溪获得水力，而不是河流本身。Fitton，The Arkwrights，pp.28-29.
[40] 蒸汽动力最早于1789年被一家棉纺厂使用，但数十年来，水仍是最常见的动力源。1870年的一次工业普查发现，棉纺厂所使用的蒸汽机产生的动力比任何其他工业都要多。Fitton and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p.103；Unwin，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p.119；Markus，Buildings and Power，p.265-266；Parthasarathi，Why Europe Grew Rich and Asia Did Not，p.155；Dickens，Hard Times，pp.22，69；W. Cooke Taylor，Notes of a Tour in the Manufacturing Districts of Lancashire，2nd ed.（London：Duncan and Malcolm，1842），pp.1-2.
[41] 在工厂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中，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把电梯描述为“一个上升和下降的房间，蒸汽推动它移动”。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p.32-33，44-54（“upright tunnels” on 45）；Markus，Buildings and Power，pp.275，280-281；Gray，The Factory Question，pp.92-93.
[42] 这个工厂建造于1803到1813年之间，一直存续到1959年，当拆除它的时候，发生了安全事故，4名工人死亡。Fittonand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p.221；Markus，Buildings and Power，p.125；Humphrey Jennings，Pandemonium，1660-1886：The Coming of the Machine as Seen by Contemporary Observers，ed. Mary-Lou Jennings and Charles Madge（New York：Free Press，1985），p.98；Belper Derbyshire，Historical & Genealogical Records，“Belper & the Strutts：The Mills，” July 20，2011，http：//www.belper-research.com/strutts_mills/mills.html.
[43] 阿克莱特在克罗姆福德建造的房屋，现在还有人住。一排房子是给织工居住的阁楼，他们从阿克莱特那里买纱线加工，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他的工厂里干活。Fitton，The Arkwrights，pp.29，187；Arkwright Society Presentation at Cromford Mills，May 15，2015；Fitton and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pp.97，102-104，246；Chris Aspin，The First Industrial Society；Lancashire，1750-1850（Preston，UK：Carnegie Publishing，1995），p.184；Unwin，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p.95.
[44] Fitton and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pp.246，252；Unwin，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p.191；Fredrich 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trans. W. O. Henderson and W. H. Chalone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205.
[45] Fitton and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pp.240-244；Unwin，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p.178.
[46]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p.150，283-284，312；Fitton，The Arkwrights，pp.146，151；John Brown，“A Memoir of Robert Blincoe，An Orphan Boy（1832），” reprinted in James R. Simmons，Jr.，ed.，Factory Lives：Four Nineteenth-Century Working-Class Autobiographies（Peterborough，ON：Broadview Editions，2007），p.169；Cohen，“Managers and Machinery，” p.25；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pp.174，199；Marx，Capital，Vol. 1，p.422. 关于从计件工资制到计时工资制转变的经典研究是E. P. Thompson，“Time，Work-Discipline，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Dec. 1967），pp. 56-97。
[47] Landes，Unbound Prometheus，p.43；Ellen Johnston，“Autobiography”（1869），reprinted in Simmons，Jr.，ed.，Factory Lives，p.308；Aspin，First Industrial Society，p.92；“knocker，n.” OED Online. September 20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oed.com/view/Entry/104097；“knock，v.” OED Online. September 20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oed.com/view/ Entry/104090.
[48] Fitton and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p.97；Gray，The Factory Question，p.136；Giorgio Riello and Patrick K. O’Brien，“The Future Is Another Country：Offshore Views of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2（1）（March 2009），pp.4-5.
[49] 密涅瓦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她的父亲宙斯有一天头痛欲裂，命人劈开了自己的大脑，而她就从脑中跳了出来，就此诞生了。
[50] Taylor，Notes of a Tour，p.4.
[51] Robert Southey，Journal of a Tour in Scotland in 1819，quoted in Jennings，Pandemonium，p.156；Steven Marcus，Engels，Manchester，and the Working Class（New York：Random House，1974），pp.34-40，60-61；Riello and O’Brien，“The Future Is Another Country，” p.6；Benjamin Disraeli，Sybil，or the Two Nations（London：Henry Colburn，1845），p.195；Karl Marx，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1852；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3），p.15.
[52] Tollope，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ichael Armstrong，pp.236-237；Flora Tristan，Promenqades dans Londres（Paris，1840），quoted in Riello and O’Brien，“The Future Is Another Country，” 5.
[53] Dickens，Hard Times，p.69；Aspin，First Industrial Society，pp.4，239-241.
[54] 泰勒把社会比喻成机械从而对它进行描述，这种比喻手法在18世纪以前是很罕见的，这反映了工业系统的传播速度之快。Gray，The Factory Question，pp.23-24；Thompson，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p.209；Taylor，Notes of a Tour，p.4-5；“machinery，n.” OED Online. September 201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http：//www. oed.com/view/Entry/111856.
[55] Thompson，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p.341；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p.20-22，474.
[56] Fitton and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p.226；Katrina Honey-man，“The Poor Law，the Parish Apprentice，and the Textile Industries in the North of England，1780-1830，.” Northern History 44（2）（Sept. 2007），p.127.
[57] Brown，Memoir of Robert Blincoe，p115-118，132，173；William Dodd，A Narrative of the Experience and Sufferings of William Dodd，A Factory Cripple，Written by Himself（1841），reprinted in Simmons，Jr.，ed.，Factory Lives，pp.191，193-195；Fitton and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pp.98-99，103，226；Fitton，The Arkwrights，pp.152，160-161；Honeyman，“The Poor Law，” pp.123-125；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p.171，179-180，299，301；Jennings，Pandemonium，pp.214-215.
[58] 一些工厂扣留了部分合同工人的工资，直到每个季度末才一起发放，用这种手段把他们拴在工作岗位上，防止他们离开。Fitton and Wadsworth，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pp.104-106，226，233；Aspin，First Industrial Society，pp.53，104.
[59] Parthasarathi，Why Europe Grew Rich and Asia Did Not，pp.3-4，53-54. See，for example，Thomas E. Woods，Jr.，“A Myth Shattered：Mises，Hayek，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ov. 1，2001，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https：//fee.org/articles/a-myth-shattered-mises-hayek-and-the-industrial-revolution/；“Wake Up America，” Freedom：A History of US（PBS），accessed Dec. 8，2016，http：//www.pbs.org/wnet/historyofus/web04/.
[60] Livesey quoted in Aspin，First Industrial Society，p.86. See also，Brown，Memoir of Robert Blincoe，pp.91，109，138-139.
[61] Trollope，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ichael Armstrong，quote on 186.
[62] 英国的工厂工人与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的对比，不仅被工厂系统的批评者所提到，而且也被奴隶制的捍卫者所提到，他们认为奴隶实际上比工厂工人的境况要好。Thompson，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p.220；Engels，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pp.202，204，207-208；Disraeli，Sybil，p.198；Catherine Gallagher，The Industrial Reformation of English Fiction：Social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Form，1832-1867（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p.1-2.
[63] Southey，Journal of a Tour in Scotland in 1819，quoted in Jennings，Pandemonium，p.157-158，Robert Southey，Espiella’s Letters，quoted in Aspin，First Industrial Society，p.53.
[64] Gallagher，Industrial Reformation of English Fiction，pp. 6-21（quotes on p.7，10）.
[65] Jennings，Pandemonium，pp.230；Taylor，Notes of a Tour，pp.1-2，30.
[66] Marcus，Engels，Manchester，and the Working Class，pp.45-46.
[67] Jennings，Pandemonium，p.231.
[68] Johnson，River of Dark Dreams，pp.154-157，180-183；Paul L. Younger，“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Coal Mining and Associated Wastes：A Geochemical Perspective，” Geological Society，London，Special Publications 236（2004）pp.169-209.
[69] William Blake，Collected Poems，ed. W. B. Yeats（[1905] London：Routledge，2002），pp.211-212. Blake’s original manuscript，with the punctuation used here，can be seen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_did_those_feet_in_ancient_time#mediaviewer/File：Milton_preface.j pg（accessed Dec. 6，2016）. Steven E. Jones，Against Technology：From the Luddites to Neo-Luddism（New York：Routledge，2006），pp.81-96.
[70] 1881年，兰开夏郡的人口又翻了一番，达到了630323。GB Historical GIS/University of Portsmouth，Lancashire Through Time | Population Statistics | Total Population，A Vision of Britain Through Time（accessed Oct. 5，2016），http：//www.visionofbritain.org.uk/ unit/10097848/cube/TOT_POP. 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p.16；Tristram Hunt，Marx’s General：The Revolutionary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9），pp.78-79.
[71] Landes，Unbound Prometheus，pp.116-117.
[72] Taylor，Notes of a Tour，pp.6-7.有一个与之不同的观点，它强调工厂主和工人都受到贪婪的影响，请参见Robert Owen，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2nd ed.（London：Longman，Hart，Rees，and Orml，1817），p. 5-9。
[73] 写这些话之前不久，恩格斯辞去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前往他家族在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工作，他自己很讨厌后一份工作，却还要再干20年。Engels，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pp.9-12，153，174，199-202.
[74]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及马克思对曼彻斯特和工业革命的观点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直接在英语世界造成影响，因为直到1886年，也就是在德文版出版四十年之后，它才以英文出版，当时是在美国出版。直到1892年才在英国出版。Engels，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pp.13438；Thompson，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p.209；Hunt，Marx’s General，p.81，100，111-112，312.
[75] 有关工厂立法争论的历史，参见Gray，The Factory Question。
[76] 品达是生活在约公元前518年到公元前438年的希腊抒情诗人。他以《颂歌》而闻名，该颂歌庆祝奥林匹亚和其他地方的体育比赛中的胜利，并将其与宗教和道德主题联系起来。
[77] Marx，Capital，Vol. 1，p. 418；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p.17-18，171，179-180，290，299-301.
[78] 布雷特维尔感化院，是英国第一所济贫院，在亨利八世时代修建，用来收容孤儿和流浪者，后来改为监狱。由于条件恶劣，劳作任务繁重，成为流浪者监狱的代名词。
[79] Taylor，Notes of a Tour，p.3-4，46，237-238，330.
[80] Thomas Carlyle，Chartism，quoted in Jennings，Pandemonium，p.35.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相信，工厂制度的兴起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在他们眼中，工厂制度为一个崭新的、更加民主平等和有创造力的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示例见于Hunt，Marx’s General，pp.323-324。
[81] Gray，The Factory Question，pp.100-101，103-104；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295.
[82] Taylor，Notes of a Tour，pp.80-82，223-224；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p.334-338；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pp.27，156，278.
[83] Gray，The Factory Question；Valenze，The First Industrial Woman，p.5.
[84] B. L. Hutchins and A. Harrison，A History of Factory Legislation（London：P.S. King & Son，1911）.
[85] Gray，The Factory Question，pp.23-24，59-60，72，88（quote from Factory Commission First Report），p.130；Michael Merrill，“How Capitalism Got Its Name，” Dissent（Fall 2014），pp. 87-92.
[86] 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p.195.
[87]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论述了“工作日”，资本主义的“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的欲望”，其中包括对工厂管理规定的详细论述。Marx，Capital，Vol. 1，pp.231-302（“struggle” on 235；“vampire” on 256）. Engels analyzed the Factory Act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pp.191-199.
[88] Marx，Capital，Vol. 1，p.219；Hunt，Marx’s General，p.1，7，179，198，234. 正如亨特（Hunt）反复指出的那样，恩格斯担任棉纺厂经理期间，不仅向马克思提供了有关该类企业如何运作的详细信息，而且为他撰写《资本论》提供了资金支持。
[89] Janice Carlisle，“Introduction，” in Simmons，Jr.，ed.，Factory Lives，pp.27-28. See also David Vincent，Bread，Knowledge，and Freedom：A Study of Nineteenth-Century Working-Class Autobiography（London：Europa Publications，1981），and Kevin Binfield，ed.，Writings of the Luddites（Baltimore，MD，and London：Johns Hopkins Press，2004）. 该书论述了一个事实，即工人阶级对工厂系统的了解十分有限。
[90] 在《对抗科技》（Against Technology）一书中，史蒂芬·E.琼斯（Steven E. Jones）追溯了20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文化中对卢德主义的理解的演变历史。
[91] 内德·卢德是生活在18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个平民，在1779年曾经因砸坏两个纺织机而被当局逮捕并当众鞭打。“卢德分子”为卢德抬高了身份，有向英国政府和工厂主调侃和挑衅之意。
[92] 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p.262；E. J. Hobsbawm，“The Machine Breakers，” in Labouring Me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1964] 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67），p.7-26；Fitton，The Arkwrights，p. 51，53-55.
[93] 关于卢德主义有大量的著作，特别有价值的有Hobsbawm，“The Machine Breakers”；Thompson，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chap. 14（“An Army of Redressers”）和Kevin Binfield，ed.，Writings of the Luddites（quoted letter on 74）。
[94] 指羊毛纺织工匠。
[95] Thompson，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pp.570-591，608-618.
[96] Maxine 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pp.42，259；Aspin，First Industrial Society，p.67；Thompson，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pp.211，297-346，616-621；Marx，Capital，Vol. I，pp.431-432.
[97] Jones，Against Technology，pp.9，47；Hobsbawm，“The Machine Breakers，” p.9-16.
[98] 然而，汤普森质疑恩格斯的描述，即棉纺工人能构成新兴劳工运动核心这一描述。Aspin，First Industrial Society，p.55；Engels，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pp.24，137，237；Thompson，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pp. 211，213.
[99] 不仅工人没有投票权，而且由于席位分配的方式，工厂所在的地区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也严重不足。Aspin，First Industrial Society，pp. 56-57，153-154；Henry Pelling，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Hammondsworth，UK：Penguin Books，1963），pp.18-19.
[100] Pelling，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pp.24-29；Beckert，Empire of Cotton，p.196.
[101] 霍布斯鲍姆总结了1800至1850年英国爆发的主要动乱，见于Labouring Men，p.155。也可见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p.287，366-367；Pelling.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pp.29-33，36-37，43-44，46-49；and Thompson，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pp.308，706-708，734-768。
[102] Landes，Unbound Prometheus，pp.48-50，62，71. Walt Rostow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见于W. W. 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pp.33-34，54。
[103] 冯·米塞斯（Von Mises）在书中是这样描述早期的工厂的：“工厂主没有权力强迫任何人接受工作。”但是，忽略了国家代替他们履行这一职能的事实。关于绞死卢德分子的论述，见于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Auburn，AL：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1998），pp.613-619.Thompson，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pp.627-628，以及Lord Byron’s Eloquent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Against Making Machine Breaking a Capital Crime，http：//www.luddites200.org.uk/LordByronspeech.html（accessed Oct. 7，2016）。
[104] Patrick Joyce，Work，Society and Politics：The Culture of the Factory in Later Victorian England（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55；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94；Aspin，First Industrial Society，p.15-17，23-30；Mechanics’ magazine，Sept. 25，1830，reprinted in Jennings，Pandemonium，pp.176-79；J. C. Jeaffreson and William Pole，The Life of Robert Stephenson，F.R.S.，Vol. 1（London：Longmans，Green，Reader，and Dyer，1866），p.141；Tony Judt，“The Glory of the Rails” and “Bring Back the Rail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 57，No. 20（Dec. 23，2010），and Vol. 58，No. 1（Jan. 13，2011）.
[105] Timothy L. Alborn，Conceiving Companies；Joint-Stock Politics in Victorian Englan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182-183；Jennings，Pandemonium，pp.311-312；Landes，Unbound Prometheus，p.121.
[106] G. W. Hilton，“The Truck Act of 1831，”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 10，No. 3（1958），pp. 470-479；Hutchins and Harrison，History of Factory Legislation，pp.43-70；Hunt，Marx’s General，pp.184-186.
[107] Gray，Factory Question，pp.140，163；Aspin，First Industrial Society，p.185. On Paternalism，see Joyce，Work，Society and Politics，esp. pp.135-153，168-171，185.
[108] Brontë，Shirley，pp.487-488；Pelling，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pp.43-49；Carlisle，“Introduction，” in Simmons，Jr.，ed.，Factory Lives，pp.63-65.
[109] Engels，“Principles of Communism，” quoted in Hunt，Marx’s General，p.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