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精神病院的9天体验

第10章
精神病院的9天体验 第一天

护理记录：2月6日下午，病人39岁，入住南3号病房。

住院史：第一次入住精神病院。

首先，护士把罗森汉随身携带的一个包没收了，里面装有换洗衣服、牙刷和收音机。护士一看到收音机马上就没收了，因为这违反规定，会影响其他病人。护士只给他留了一支笔（很幸运了）和5美元，说一个病人最多只能带这么多东西。然后护士让他把门半闭着脱光衣服。这是安检程序。护士对他的谦逊低调没有丝毫敬意，好像在系统诊断他有精神病的那一刻起，他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尊严。护士给他量了体温，测了脉搏和血压（一切正常），后来又给他测了身高和体重，过程中一句话也没有说。尽管护士在给罗森汉的身体做检查，但她的行为让人觉得罗森汉本人并不存在。

护士把罗森汉带进电梯，上了两层。电梯门打开，可以看到好几扇上了锁的厚重的大门。护士手里拿了很多钥匙，走起路来咔嗒咔嗒响个不停。这种悦耳的钥匙声可以防止她被人误认为是精神病人。护士用其中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门。罗森汉注视着漆黑的走廊。他原以为能听到精神病院里常有的喧闹声，但实际只有护士手中钥匙发出的金属碰撞声，那是自由的象征。南3号病房是男子病房，也是罗森汉的新家。在那儿工作过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在回忆录里写道：“病房的大门一打开，你就感觉好像进入了一个黑洞，危机四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经常担心自己会受到人身伤害。”

罗森汉经过了灯火通明、四周都是玻璃墙的护士站。护士站也被称为“笼子”，一直都锁着。白天，护士不用和病人打交道，在护士站里就可以观察到病人在娱乐室里的动静。

罗森汉闻到了令人恶心的咖啡味、香烟味、氨水味和大小便的臭味，这些气味在大部分医院的娱乐室里都很常见。一个病人跑到罗森汉跟前，给了他一个热情的拥抱。护士把罗森汉与那个人分开，让罗森汉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罗森汉的出现可谓病房里的新鲜血液，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病房顿时乱作一团。

“狗娘养的！”

“浑蛋！”

“我只是用手掌打了他一下而已！”

这些都是罗森汉在等待的时候设法记下的对话片段。有些人得的是紧张型精神分裂症，他们坐在那里，茫然地凝视着前方。其他人走来走去，喃喃自语、挥舞拳头或大声喊叫。一位精神科住院医师看到南3号病房的这一幕场景，不禁自问：“我怎么到了这么个鬼地方？”

罗森汉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坐了两个小时，脆弱无助，完全被吓呆了。他越来越饿，也有很强的尿意。他后来把这种感受称为“冰冻”。他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防御能力。他的大脑开始快速思考：我在哪儿洗脸、刷牙或洗澡？我在这里能做些什么？每一天都该怎么过？有没有电话？可以给妻子和孩子打电话吗？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什么时候才能拿回我的衣服？

“就算我精神正常，也有阅历，我比别人都清楚自己进精神病院的目的，但我还是被吓到了，感到无能为力。”他后来写道。

有人（可能是护理人员）递给罗森汉一盘放凉了的胶状炖肉、一杯温牛奶和一个橘子。罗森汉十分厌恶地看了一眼橘子，还没有意识到，橘子在高墙内是难得的美味。精神病院外生产的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在这里都是奢侈品。

第二天

护理记录：1969年2月7日，夜间病人没有投诉，明显睡得很好。

早上6点半就响起了刺耳的火警铃声。

“快点儿，你们这些浑蛋！走！”

这就是罗森汉住进去后第二天早晨听到的话。他晚上睡得很不好。病房的声音让他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好不容易凌晨刚睡着，很快就因为梦到被揭穿身份而惊醒了。现在天亮了，借助日光他才有机会仔细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他看到了钢床的辐条，简陋的窗户，光秃秃的米黄色墙壁，立在米黄色地面瓷砖上的金属制床头柜，相同规格的床上躺着各种奇怪的人。

“快点儿，你们这些浑蛋！起床！”

罗森汉的室友开始骚动，他们缓缓地抬起身体，就像做慢动作一样。罗森汉移开自己的目光，以免冒犯这些陌生人的晨起习惯，但又十分害怕，不得不用眼角的余光去观察他们的举止。对于这些人，他除了从别人喊叫他们时得知的名字，其余一概不知。他们为什么会在这儿？他们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吗？他们危险吗？他的一个舍友名叫德雷克，因吸胶毒而失去理智。德雷克握着牙刷，经过罗森汉的床位时，和他打了一声招呼。罗森汉在日记里写道：“他知道我一直在观察他们。”

德雷克慢吞吞地走进厕所，开始排队。男人们开着玩笑，挤在一起。罗森汉被那里面的气味熏得退了出来。厕所的污物已经溢出。病人都光着脚丫绕着粪便走，纷纷向护理人员报告这一情况，但护理人员无动于衷。混乱之中，罗森汉设法挤到了水槽前。“我在镜子里看到一个满脸胡须、眼睛红肿的男人，”罗森汉在自己未出版的书稿里写道，“我看上去和我感觉到的一模一样：十分憔悴。”

罗森汉不清楚自助餐厅用餐的规矩，就观察别人，模仿他们的做法。大家都是先取一个塑料托盘和一张餐巾纸，跟着队伍有序向前移动，拿起一道菜放入托盘后向前走，重复这样做。餐台后面站着三位女士。她们的工作就是不让任何一个病人贪吃。

“嘿，只能拿一块黄油。”一位女士说。

“你喝完这杯咖啡才可以再续。”另外一位女士说。

“嘿，你，离开那里！”

“点心对你不好，会让你的牙齿烂掉。”

罗森汉坐下后才发现忘了拿餐具和橘子。他被吓得不敢回去排队了，又是那种“冰冻”的感觉。

独自在走廊或在安静的病房时，罗森汉觉得自己需要时时刻刻观察周围的环境，留意每一个人，左右摇晃，以防有人藏在他的身后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托马斯·萨斯错了。”他写道，“他们真的和我不同。”（人们认为罗森汉与萨斯和反精神病学运动有关联，但罗森汉对自己被划归到萨斯的阵营感到十分不满，因为萨斯并不相信精神病真实存在。）

除了等待，其他什么也做不了。等待早餐，等待午餐，等待医生，等待护士。如果罗森汉想吸烟（他经常吸烟），他得坐在娱乐室里，娱乐室里的电视一直开着。甚至罗森汉想寄信都会受到干涉。住院初期，他主要通过给家里寄信来发送他在医院的秘密观察结果。他发明了一种传递信息的代码，看上去就像一些莫名其妙的胡话（他潦草的笔迹足以帮他实现这个目标），他会写一行空一行，写满一页后，再回到页面顶部，把新的内容写进空行。罗森汉舔了舔信封，刚要封口，护士莫里森夫人就阻止了他。在发出之前医院的员工要看他的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读你的信，”莫里森夫人安慰他说，“只有医生和护士才会看。”管理者没有对信的内容提出质疑，他很快就意识到，没有任何人在乎他写的那些发生在病房里的事情。所以，他不再往家里寄信，而是把所有的观察结果都写在了日记里，而且是公开地写，大家都能看见他在做什么。

“无能为力。”这是他在笔记里重复使用的一个词。病人失去了很多合法权利；行动受到限制；用餐限时段，睡觉和看电视也是如此。便池里的粪便总是溢得到处都是，厕所的臭味直冲向娱乐室。罗森汉发现，写作才是他唯一的自由。

1969年2月7日

早上10∶30

我没有吃药，很疲惫，主要是因为昨晚一夜没睡，当然也因为无聊。

娱乐室里的戏剧性场面反复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在对电视画面闪烁不定的重复抱怨声中，有两个病人因为笑得太猛，摔到了地上，仿佛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一个病人打了另一个病人。

病情较重的病人沃尔特漫不经心地走出厕所，手里拿着粪球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直到一位护理人员发现并让他把手洗干净。

桑尼喜欢在病房里制造麻烦。他打了护士，在大喊大叫中被拖进了一个禁闭室，因为酷热和死气沉沉的气氛，罗森汉几乎错过了整个过程。但每一个人都听到了桑尼在禁闭室撞击墙壁的声音。罗森汉开玩笑地说：“这里的墙壁都是用石膏砌的，他很有可能会破墙而出。”住院时长还没有24小时，罗森汉就开始玩黑色幽默了。

这个笑话是在取笑他自己。一位护士提醒罗森汉，他和负责诊治他的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布朗宁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到了。面谈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布朗宁医生主要把巴特利特博士在摄入性会谈时问过罗森汉的话全部重复了一遍。他们谈到了罗森汉的财务困难，对前广告主管的偏执妄想，当然还有幻听问题。

从他对广告公司同事和朋友的看法来看，他承认自己有被害妄想。

幻听已持续6个月，越来越严重。他刚开始听到的是很多无法区分的噪声，后来是音乐，最近开始听到人说话的声音，但都不是很清楚。他听到有声音在说“空洞，空虚”，“还有一些有关那个主题的声音”。上个月，幻听的问题又加重了。

布朗宁发现，罗森汉有轻度言语障碍，也就是说，他似乎只能表达有限的几种情绪。没进医院之前，罗森汉从来没被指责过为人冷漠，但在医院里，似乎愁容满面或漠不关心的语气都会被看作轻度障碍。没进医院之前，写东西很正常；但进了医院，书写成了一种潜在疾病的象征。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标签理论在起作用。罗森汉自己在变态心理学课堂上也讲过这个现象。

1946年，波兰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研究了一些核心人格特质的影响，比如温暖、冷酷、慷慨和吝啬。这些用词对人的影响很大，几乎能决定我们对他人的看法。“疯狂”和“精神病”这两个词对人的影响要比其他用词更大。在后来的实验中，两位心理学家给临床医生播放了两个男人的一段采访对话。他们告诉一半听众被采访者是一位求职者，告诉另一半听众被采访者是一位精神病人。被告知是求职者的人认为，求职者状态调整得很好，会用很现实、不武断、真诚、热情、有魅力、说话平易近人和很有责任心等词来描述他。那些被告知是精神病人的人用到的词语包括戒备心很强、有同性恋倾向并因此内心感到冲突、有依赖性和被动攻击性、胆怯和有很强的敌对心理。一旦“精神病人”这样的标签被贴在你身上，你就很难通过语言或行为让其消失。面对这些标签，真的是无能为力。

罗森汉被诊断为言语障碍和被害妄想。这些诊断有多少是根据对精神病人的外表和行为的预期来确定的？我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我记得在我住院期间，有一位心理学家注意到我无法阅读或把目光聚焦在眼前的事物上。我在医院待了数周之后，她才意识到我的视力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隐形眼镜卡在了我的眼睛里。我被认定为精神病之后，似乎没有人关心我的视力了，他们对我的其他一切问题都视而不见。

这是“医学凝视”的典型结果。1963年，米歇尔·福柯首次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里谈到了剥夺病人人性的问题。福柯在书里写道，这种置身事外地看待疾病的方式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当时医生对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凭借经验知识而不是神奇的想象来诊断疾病。自那时起，临床医生就高度依赖图表、百分数和实验结果等客观事实，不再观察病人了。罗森汉的切身体验就是这种临床盲视的典型例子。医生看到了罗森汉的图表，但看不见站在他们面前的病人。

医生发现罗森汉有言语障碍，但在其他方面他相当聪明，尤其对时空的认知特别准确。不管是正着说还是倒着说，他都能准确地回忆出一串八位数字，能倒着说出100减去7的倍数后的余数。医生还让罗森汉解释了一些谚语，他的解释令医生印象深刻。比如，对谚语“对一个人来说是肉，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毒药”，罗森汉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对一个人有好处，对另一个人不利。”罗森汉把“及时补一针可以省九针”解释为“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治疗”。真是一针见血。对于“还没走到桥跟前，不要想过桥的事”，罗森汉的解释是“不要预计可能会发生的情况”。这个解释真是恰到好处。

然而，医生的诊断结论是，罗森汉患有精神病，只不过这一次把诊断类型改成了残留性，即病人有精神病的症状，但已经不再是精神病患者。这和一天前的诊断结果截然不同。一天前，医生认为他得的是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学家深受精神分析传统的影响，认为这些差异并不重要。

罗森汉的衣服已经穿了24小时，上面已经有了病房的味道。这种侮辱已经让他忍无可忍。他想要回自己的随身物品。但每次他请求把入院时被没收的包还给他时，都会遭到拒绝。这成了他的心病。他发现自己会低声念叨被没收的衣服。

“我的衣服送上来了吗？”他问一位护理人员。

“什么衣服？”

罗森汉叹了口气，说：“我住院时带了一些衣服，当时留在楼下了。你能打个电话问问吗？”

“不行。如果四点还没送来，我就打电话问问。”

“但他们很可能会在四点关门。”罗森汉着急地说。

“先等等，”护理人员说，“要有信心。”

睡觉前，罗森汉在护理人员换班时间又去催了一次。

“昨天就送来了。”一位新来的护理人员说，他在忙着检查标签。

罗森汉做了一个鬼脸，这个护理人员说：“或许是放在桌子下面，他没看见。”

第三天

护理记录：1969年2月8日，非常安静。记录了其他病人的情况。病房里没有出现问题。

每天在等待莫莉探访的时候，罗森汉就通过做白日梦、睡午觉、喝咖啡和长时间地观察空间等方式来消磨时间。星期六是最无聊的。病房里医护人员不足，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都回家了。他了解到了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比如，发药的时候要排队（这样就能快速和其他病人一起把药吐到厕所里）；其他病人也可以给他点烟，不必去找医护人员要火；到餐厅吃饭要快，如果晚了就会错过能吃的食物。他还发现，你越健康，精神病医生就离你越远。换句话说，你表现得越正常，他们就越视而不见。

罗森汉在医院里没有特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囚犯”。他把药都吐了，但还是觉得昏昏沉沉，完全是因为环境本身。无论阳光多么刺眼，百叶窗都会被打开。护士几乎一直待在护士站里不出来，病人的不舒服和他们没有丝毫关系。罗森汉在笔记里大致记录了护士到病房来的次数，发现他们只把一半的时间花在病房上，与病人交流的时间少得可怜。他后来写道：“医护人员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他们吃喝闲聊，甚至还有单独的厕所，好像折磨病人的疾病会传染给他们似的。”

有一次，一位护士在20位男病人完全能看见她的地方解开了制服上的五颗扣子，整理自己的胸罩。“她不是在故意诱惑，”罗森汉写道，“她只是没顾及这些男病人。”

后来，罗森汉第一次在病房里发现了两份报纸，一份是地方报，另一份是一周前的《纽约时报》，报纸上的日期是1969年1月31日。他急忙抓在手里，迫不及待地在上面寻找能分散他注意力的内容。他在笔记里是这样写的：

“今天的报纸在哪儿？”我问一位护士。

“下午邮件到了就有了。”

这就是说，每天都有报纸送来，但病人从来没有见过。

他翻了翻报纸，从一些文章中了解到，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在不断升级，美国发射了反弹道导弹系统。尼克松宣布了一项计划，取代了志愿参军的规定。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彩虹酒吧烧烤餐厅，既可以看到歌手弗兰克·辛纳屈的广告宣传，也可以听到老挝重新开战的新闻。

读完报纸，罗森汉继续写作。

“我还需要保密吗？几乎不用了。一个家伙在摇头晃脑，另一个身体前倾，我写我的。”

第三天的日记记录的都是对医院等级制度的思考。他认为医院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精神病医生地位最高，护士紧随其后，病人当然属于最底层。他特别提到，肤色也会决定等级。护理人员比病人高一个级别，但几乎都是黑人。他们的工资最低，待遇最差，与病人的接触最直接。罗森汉将他们看作“地狱里的伙伴”。

“我是鲍勃·哈里斯。”这句话让罗森汉的意识再次回到娱乐室的现实之中。他第一天住院时遇到的那位护理人员在和他打招呼。哈里斯向罗森汉伸出手，罗森汉和他握了握手，这种意想不到的短暂亲切感令罗森汉激动不已。这里还没有人这样和他打招呼。大部分人看到他甚至连眼皮都不抬一下。“我负责这个病房已经6个月了。你是新来的？”

罗森汉说：“是的。”哈里斯向罗森汉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他的经济比较拮据，要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打了两份工（另一份工作是在汽车加油站）补贴家用。他计划参加护士培训，因为护士的工资比护理人员高，护理人员每周只能挣55美元。

两人聊到了病房和病人。“江珀这个病人我有点儿搞不懂，”哈里斯说，“据我所知，他没有什么家人。有一位朋友偶尔会来看他，但现在那位朋友好几个月都没来看他了。他的脾气很暴躁。就在几个月前，他在哈灵顿莫名其妙地胡乱扯掉了衣服。我现在得密切注意他。”

接着他们聊到了卡罗尔。“瞧他取的那个名字，难怪他总是有麻烦。我认为他一直被家人溺爱，即使在病房里也是如此。珀迪夫人真的很照顾他。厨房的员工也是如此。他总能多吃一份点心，这一点你不用怀疑。”山姆住在精神病院是因为同性恋，彼得服用的氯丙嗪剂量最大。就在这时，罗森汉的一位病友慢慢走过。“他是新来的。很可能以前住过院。他怎么看上去一直在住院和出院？他们把他和德雷克、福斯特这两个孩子安排在一个病房。他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他们俩都是麻烦。他们到这里来是因为法院的判决，他们的律师已经来看过他们几次了。两人都被指控吸毒。”

罗森汉不住地点头，希望谈话能继续下去，因为他觉得这是自莫莉前一天看过他之后，他与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哈里斯继续谈论医院的员工。他说，除了一位名叫赫雷拉的古巴医生是位真正善良的好医生外，其他的外国住院医师都不友好。

他们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哈里斯注意到护士站的那群护士在示意让他过去。他表示很抱歉，说很快就会回来：“这个地方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罗森汉心头涌上一股感激的暖流。或许这个地方还不是那么糟糕。这位护理人员没有把他当成病人来躲避，而是把他当成了人来对待。但是，据罗森汉观察，他看见护士们笑得前仰后合，他们递给了哈里斯一张图表。

他们是在笑他吗？罗森汉变得多疑了吗？一位有家室的中年男人住在精神病院有什么可笑的？

哈里斯并没有像先前答应的那样回到罗森汉的旁边。那天晚些时候，当罗森汉再次遇见哈里斯时，哈里斯看上去闷闷不乐。

“哈里斯先生？”

“我现在很忙。”

罗森汉接受了哈里斯冷落自己的事实，或许哈里斯情绪不好，又或许是病房有什么让他烦心的事情。但后来当罗森汉再次在靠近病房厕所的地方努力与哈里斯搭讪时，哈里斯似乎还是很生气。

“哈里斯先生。”或许他没有听到，“哈里斯先生？”

“我不是说过我很忙吗？”他十分不耐烦。

通常情况下，听到这样唐突无礼的话，罗森汉肯定不会放过对方，但这次他没有鼓起勇气为自己辩解。他感到心烦意乱，快速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甚至连哈里斯毫无偏见的友情也很快就变成了友好的鄙视。”

第四天

护理记录：1969年2月9日，病人花了很长时间写作和看电视。

每一天都无聊至极。特别是冬日的这个星期天，与医院的值班工作人员在一起，简直无聊透顶。当时只有哈里斯值班，他还是对罗森汉敬而远之。病友把毯子披在肩上，就像抑郁的幽灵一样在走廊上来回走动。罗森汉也加入了他们的哑剧表演，把毯子披在肩上，面无表情地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徘徊，坐在那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是我这个正常人会做的事情，经常会持续很长时间。不是因为我疯了，而是因为确实无事可做。进医院72个小时以后，我还认为自己精神正常，但我无法保证未来也会如此。每天除了妻子来看我，能暂时让我忘记这无聊的生活，别的时间我一直都很无聊。我该如何把这种日常的无聊表达出来？显然，精神病行为并不是由精神病本身决定的，而是由空虚和无聊造成的。”

罗森汉勉强吃完早餐，回到通风良好的娱乐室，很快他就在忐忑不安中睡着了。醒来时已经是午饭时间。午饭是“粉色的糊糊”——白酱上面飘着一层粉色的东西。这让一个对能吞咽任何东西引以为豪的人（多亏他母亲是一位糟糕的厨师）忍不住在笔记上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来抨击。“会计部门显然接管了厨房……厨艺更高了，饭菜更好了，该死！营养均衡问题自然会消失！”这些都记录在罗森汉的私人日记里，但他从来没有跟其他人说过。

罗森汉刚开始对大部分病人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但慢慢地就和他们混熟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距离让我们掌控恐惧，让我们将恐惧屏蔽在意识之外！”但是，作为病人，他对那段距离只有一丁点儿的控制权。他到处打听特权，这种探寻最终引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怎么才能出去？一个名叫比尔的病人给他做了精辟的总结：“你得和医生谈，不要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要在公开场合谈。问问他怎么样，要让他感觉好一些。”

让医生感觉好一些？谁在经营这家精神病院？“医生就是用来骗的。”他这样写道。有一个病人的名字也叫戴维，他给罗森汉举例说明了该如何玩这种游戏。“我或许想自杀，但我不会告诉精神病医生，否则他会让我继续待在这里，”他说，“我一出去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另外一个病人保罗也有类似的看法：“如果你想出去，就要合作。只需要合作。不要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保罗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数年来住院、出院折腾了很多次。

1969年2月9日 星期天

下午1∶45

我很绝望，有点儿想哭。悲伤情绪让我瞬间泪奔。我住院的时候是个正常人，我无法解释自己在扮演病人的过程中怎么会变得如此忧郁。

那天晚些时候，罗森汉回到餐厅，吃完晚饭后在娱乐室里又碰见了心怀敌意的哈里斯先生。

“你现在有时间吗？哈里斯先生？”罗森汉问。

“我难道没有告诉过你滚开，不要来烦我吗？”哈里斯火气很大。

罗森汉看着自己逃离了这场交流，“他的行为举止完全像一个病人”。罗森汉教授从来不允许任何人，没错，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和他说话，但病人戴维·卢里这时羞愧地耷拉着脑袋。他走到厕所，把水洒在自己脸上，看到了镜子里自己的形象。这次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病人，还看到了一个穿着宽松休闲裤和有点儿皱了的白色带扣衬衣的中年男人。这种意识把他从麻木状态中唤醒了。他看上去像一位教授、一位学者、一位知识分子。尽管内莉·布莱做了伪装，法官还是识别出了她温文尔雅的气质。同样，穿破旧的其乐鞋和被虫蛀过的衬衫也掩藏不了罗森汉的气质。罗森汉意识到，哈里斯一定误以为他是精神病医生，精神病医生的地位高，哈里斯想给罗森汉留下好的印象，于是就产生了与他亲切交流的动机。当护士向哈里斯透露了罗森汉的身份后，他的幻想消失了。哈里斯脸上的表情十分尴尬。罗森汉感觉自己很无辜：“他认为我是一个正常人。”

罗森汉恳请医院让自己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家人的情况，但护士不同意，说他没有打电话的特权。打电话，到医院的院子里散步，取得白天通行证，拿到夜间通行证，被转到一栋奥斯蒙德风格的开放性建筑，被医院释放，这些都是医院分阶段给予病人的特权。罗森汉得证明自己有能力负责。“我当时还幻想着踢门，努力把门砸开。”他想象自己大摇大摆地走进昏暗的囚牢。“你以为我是真正的病人，我不是，我是正常人。我假装成病人混进医院是为了做一项研究。事实上，我不叫戴维·卢里，我是心理学教授戴维·罗森汉！”

就像当初布莱试图说服医生相信她是正常人一样，结果总是徒劳。护士会问：“你经常认为自己是戴维·罗森汉吗？”

第五天

护理记录：1969年2月10日。病人很配合。病人下午有人探视。至此还没有投诉。

第五天早晨，罗森汉醒来后听到一位护理人员在训斥一个病人，说他淋浴时间太长，这让罗森汉的心情非常糟糕。“令人气愤。”他写道。他跌跌撞撞走到厕所才发现，头一天晚上门把手被拧开了，就连保护隐私的幻想也破灭了。“还有更加令人气愤的事情。”薄饼日[1]那一天，在自助餐厅，罗森汉向负责打饭的女士要一些糖浆。她们让他去找那位正拿着装有枫糖浆的瓶子吃饭的护理人员。

罗森汉请护理人员把糖浆递给他。

“没有了，”护理人员回答，“你应该去吃果冻。”罗森汉盯着护理人员，只见他把很多褐色液体倒在了已经浸满糖浆的煎饼上。

罗森汉气愤至极，差点脱口而出“你以为我们都是瞎子吗？”但他及时阻止了自己，因为他意识到，不管有多么充分的理由，愤怒在这个医院里都会被看作病态、不正常。

他想出院。他还记得一个病人给他的建议：“不要告诉他们你好了。他们是不会相信你的。告诉他们你还病着，但有好转，这叫识时务。这样他们就会放你走。”

罗森汉回到娱乐室里继续写作。

“你在写什么？”一个病友问他。

“一本书。”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的病友注意到他在坚持写作了。另一个病友也问过他是不是在写一篇有关这个精神病院的文章。其他病友的问题更为直接：“你是卧底记者吗？”一位精神病医生似乎也发现了，还这样说：“卢里先生，你在做什么？写东西揭发我们吗？”当罗森汉请他重复一遍他的问题时，医生摆手示意说没什么。这只是一个笑话。戴维·卢里当然不是要检举揭发。那太不明智了。

罗森汉在娱乐室里目睹了发生在哈里斯和一个18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汤米之间的一幕。

“我喜欢你，哈里斯先生。”

“给我过来。”

哈里斯把汤米推进了病房。“你的床在哪儿？”

“请不要这样。我什么也没做。”

哈里斯把汤米按倒在地板上，还把膝盖压在他的胳膊和肚子上。汤米大喊大叫，竭力反抗。哈里斯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又把汤米扔到了床上，还把手伸进他的裤裆，像是抓住了他的睾丸。

一位护士终止了这场袭击事件。她威胁说要把汤米关进隔离病房。

汤米后来打伤了一个病人的脸，这次护士毫不犹豫地决定把他送进隔离病房。他又叫又踢，挥舞双臂，高声大喊，找了两个护理人员和一个护士才把他推进病房。罗森汉透过门上方的玻璃窗看到了汤米的一举一动。

他开始砸墙，先是用床，后来就用两只手。他大声尖叫，没人阻止他。他的双手，甚至脸和胳膊都被裂开的石膏弄伤了，在流血。没有人给他注射镇静剂。护士、护理人员和病人都在透过隔离病房的那扇小窗看着他，他们挤在一起，观看一位生活在地狱的病人把自己撕扯得头破血流、精疲力竭，并以此为乐。

第六天

护理记录：1969年2月11日。很安静，很配合，没有投诉。大部分时间都在娱乐室里看电视和写作。

一定是一位护士把罗森汉带到病房会议室的。看到十几双眼睛盯着他看，他会不会大惊失色？当然有一些他认识的人，比如精神病学家巴特利特、布朗尼、病房的护士长；也有陌生的面孔，比如男性病人事务处处长、医疗主任和社会工作者。所有在场的人都是来评估他的病情的。

这类评估并不是一帆风顺、充满尊重的。以1967年的一个病例研讨会为例，一位病人承认患有梅毒，医生问他的阴茎上是否有溃疡。那名男子摇了摇头，但医生命令他当众脱下裤子。当时没有人质疑医生的做法，也没人想过这会给一个心灵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的病人造成何种影响，一切都由精神病学家说了算。

通常病人会经历多次评估。但罗森汉不想经历第二次了。他想出院。他接受了其他病人给他的建议，用评估人听得懂的叙述方式说服他们。他说自己跌入了谷底，是哈弗福德州立医院帮他走了出来。罗森汉解释说，他在住院之前已经和费城的一家广告公司约定了面试时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该离开医院了。

工作人员让罗森汉离开会议室，这样他们就能讨论他的病情了。他们再次改变了诊断，现在的诊断结论是“急性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病情有了部分缓解”，并允许他抽一天时间去参加面试。他们还提醒他说，他的强制住院时间快结束了，意思就是，他很快就可以出院了。但他们坚持认为，他还需要继续接受门诊心理治疗，这一点十分重要。

第七天

医院判定，罗森汉已经康复到在医院走动可以不用陪护的程度，并给予了他医院特权（“这已经打破了纪录。”他在日记里写道）。他可以参加病房活动、散步和打电话。他还有去健身房的特权。他写道，在健身房，“根本无法把病人和工作人员区分开”。他在病人面前感受到的那种对空虚和无聊的恐惧完全消失了。

健身结束后，自助餐厅的门还没有开。罗森汉就在餐厅外等候，来回踱步打发时间。在此期间，他和别人聊了起来。

“紧张啦？”护理人员福斯特问他。

“无聊，无事可做。”

罗森汉的行为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他有精神病，所以他才会来回踱步；他来回踱步，是因为他有精神病。尽管来回踱步可能有多种原因，比如说纯粹是因为无聊，但诊断结果让你的每一次交流、每一个动作，甚至走的每一步路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天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亲耳听到厕所里的一段对话。一位护理人员在为一位病人刮胡子。病人因为水太凉和担心刀片会伤到自己的脖子有些害怕。

“听我说，或许有点儿凉，但这已经是最好的条件了。”护理人员说。罗森汉笑了。这就是你们提供的最好的条件？

第八天

护理记录：1969年2月13日。晚上8∶30，病人临时外出后已经回来。

（他说他过得很愉快。）

医院允许罗森汉临时外出参加面试，但我觉得这一天他是同妻子莫莉和两个孩子在一起。他在笔记或书稿中都没有记录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第九天

护理记录：1969年2月14日。病人出院，由他的妻子看护。

早上8∶35

离开真的很不容易。

他的意思是说出去不容易，还是说他很难在心理上走出这段经历？这些都不是很清楚。在有关病房的最后记录里，罗森汉刻意粉饰了一番他与病友的友情：“感觉我把朋友抛弃了。我和这些饱受折磨、被人诅咒的人成了战友。我个人运气好可以出去，但却感觉像是件不幸的事情。”

罗森汉的笔记透露出了一丝较为绝望的语气。帮他办理出院手续的医生迟到了，如果医生不能按时来，罗森汉就不可能在周末之前出院，还得在医院待三天。罗森汉开始吸烟，一支接着一支，他想让自己保持镇定，担心任何的不安或攻击性迹象都会让他出不了院。

后来，迈伦·卡普兰医生到了。卡普兰发现罗森汉会开车，还会管钱，就把他交给了他的妻子，让他出院。卡普兰医生交给罗森汉一份诊断书和一个处方，建议他继续接受门诊心理治疗和化学药物治疗（这个术语在精神药理学中已经过时）。

你会发现，医生并没有说卢里的病已经痊愈（没有人能治好精神病），他的病情处于缓解期。疾病会复发，再次发病的威胁始终与病患相伴。

大约在罗森汉第一次住院的时候，研究者就在研究精神病诊断留下的烙印问题。“Stigma”在古希腊语中是指在奴隶身上做的标记，是地位低下的象征。烙印创造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既涉及外部因素（你周围的世界），也涉及内部因素（你自己的羞耻感）。正如罗森汉在论文里所写的那样：“精神病标签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一旦人们认为一位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就预计病人会一直如此……即使出院了，这个标签也继续存在。”

这不仅对病人有影响，还会影响病人周围的人。从罗森汉生活的时代到今天，接二连三的研究已经证实，人们对重度精神病患者大部分持消极看法。精神病人通常被看作性格暴躁、危险和不值得信赖。罗森汉从哈弗福德州立医院出院的三年后，也就是在1972年，美国参议员汤姆·伊格尔顿在竞选副总统时失去了民主党的支持，就是因为公众知道了他曾因抑郁症在精神病院住院治疗。当时正逢冷战，人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真的想让这个家伙靠近“（核）按钮”？住院治疗这个陈年往事以及他已经康复的事实都不重要。一旦被贴上了标签，他就和其他病人一样，被认为总是会复发，而且永远不可能胜任其他工作。

我多想了解罗森汉回家后和他的家人团圆的温馨画面。我多想采访莫莉，听听她的看法。我多想看到罗森汉本人，听听他说话的声音。他是不是很累？他的衣服是不是皱了？他看上去有何变化？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打开他的大脑，挖出他所有的记忆。他住院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过自己的弟弟？他有没有根据新的诊断调整过自己的行为？意识到轻而易举就被披上了精神病的外衣，他有没有被吓一跳？他在住院期间行为是不是有些偏执？内心有没有觉得不值？他的医生在做出重大误判的过程中偶然发现过多少事实真相？

他的研究助理帕特森告诉我，罗森汉回去以后似乎“抖得很厉害”。“看得出来，（在医院）发生的一切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帕特森说，“他变得更加安静，更为克制。”我采访过他的变态心理学研讨班上的一些学生，他们对我说，罗森汉从医院回来之后情绪十分低落。他似乎很谦卑。一位学生回忆说，他看上去很沮丧、很疲惫，比以前苍老些。学生恳请他多讲一点，但他拒绝讨论。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他们不准备继续实验下去。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

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这段经历在一个教授的一生中可谓黯然神伤。为了保护学生，教授承担了极具挑战性且十分痛苦的一个角色。这个研究原本可以简单地采用假设分析的模式。他的笔记可能会丢失，他的日记可能会不翼而飞，他的经历可能会被简单地视为一生中一段十分有趣的插曲而已。但这些都没有发生。

在1969年2月戴维·卢里出院到1972年罗森汉完成《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初稿期间，这个纯粹的教学实验已经变成了某种更大的事件。尽管罗森汉宣称这么做很危险，但还是有7位志愿者加入了实验，最终成了这个研究的一部分。他们愿意像罗森汉一样去承受同样的屈辱，并在这个过程中巩固罗森汉在精神病学史上的贡献。

精神病院的生活让罗森汉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创伤，但他一定也明白深入了解病房生活的意义以及最终让“正常”世界关注精神病人的重要性。在他之前，也有内莉·布莱、多萝西娅·迪克斯和肯·克西以及很多其他勇敢的人做过类似的工作，但没有人认真聆听他们。所以，他需要世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去认真聆听他的讲述。为了让大家关注州立医院里的悲剧，他还需要更多证据，也就是更多的数据、更多的医院和更多的卧底。他要创立一种无法被人忽视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需要可靠的数据支持，必须科学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