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责（shirking）的问题是我在一九六九年首先以文字提出的。近二十年来博弈理论大行其道，这提点是导火线。在师友之间我以口述提出卸责的问题，是一九六七年初。跟在六八及七○年我先后举出两个例子，提出两个问题，经济学就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但改变的方向我是反对的。
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那长文中，那两个例子与问题的回顾是这样的：
例一：「两位仁兄要从山上把碎石搬到山下（是昔日香港西湾河山上石矿的例子了），每个人分开来搬，一次可搬五十磅，二人加起来是一百磅。若二人合作抬碎石下山，一次可抬一百二十磅。然而，合作之下，甲方要将重量推到乙方（是卸责），而乙方也要把重量推到甲方（也是卸责），那么二人合作的一次重量，必定少于一百二十磅。但不会低于一百磅，因为低于一百磅，他们分开来搬石的收入会增加。我问：假若二人合作，一次下山所搬的重量是一百一十磅，在有多人搬石的竞争下，这重量是从何而定的？」
例二：「抗战期间，我和母亲在广西逃难，坐船江上行，见到船是由岸上的多个劳工用绳拉行的。每个拉船的人都意图卸责，大作用力之状，其实把船的重量推到他方去。因此，有一个拿鞭子的人，判断谁有卸责之意，挥鞭而下。我问：这个挥鞭的人可能是由被鞭的劳工聘请的，究竟谁是雇主，谁是被雇？」
这卸责问题当年在芝加哥大学与高斯研讨了一段日子，到最后大家同意不管用，需要放弃。我的观点，是卸责与盗窃等是同类的行为，都是自私范畴内的表现。说人自私（争取极大化），又说卸责，岂不是重复了？还有另一个问题。说人会卸责虽然十分可信，但在观察上我们怎可以鉴定哪一种行为是卸责呢？像说谎那样，不是绝对不可以鉴定，起码法庭可以那样说，但要众所认同就会有困难。
当年我想，卸责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验证假说我们可选「卸责」或交易费用。二者可选其一，但不可二者兼选。我选交易费用。这些费用是约束行为的局限，虽然考查其高低或转变往往不容易，但可以做到。卸责不是局限，而是行为本身的自私假设。像自私一样，其或大或小或转变就不容易考证了。
七十年代中期，与卸责类同的术语──如opportunism、holdup等──在经济学急升。把这些概念数学化，就是博弈理论（theory of games）。这理论起于四○年代初，主要的贡献者是数学大师温纽曼（J. von Neumann, 1903-1957）。是一门精彩的学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了协助战略而兴起的。一九六二年我拜读过温纽曼与经济学者摩根斯坦（O. Morganstern, 1902-1977）的经典名著，《博弈理论与经济行为》。当时该书还是洛阳纸贵，但过了几年行内就失却了兴趣。今天博弈理论在经济学大行其道，是卷土重来。
毋庸置疑，博弈理论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解释行为是另一回事。我认为博弈理论是不可以用作解释行为的──到今天，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以博弈理论为基础而又验证过的解释行为的假说。有时一些「卸责」的假说看来是解释了行为的，但其实是利用了局限条件的转变。
我认为今天博弈理论的盛行，主要是因为考查交易费用的转变很困难，有时花几年工夫也一无所获。一九九八年我说过一句今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常被引用的话：「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一个希望拿得终生雇用合约的年青助理教授有胆染指的。」我说经济学可以解释世事，可没有说可以容易地解释。
且让我以《博弈理论的争议》一文内提出的贺泰伦反论（Hotelling paradox，是博弈游戏）来解释一下。我写道：
「这个反论说，一条很长的路，住宅在两旁平均分布。要开一家超级市场，为了节省顾客的交通费用，当然要开在长路的中间点。要是开两家，为了节省顾客的交通费用，理应一家开在路一端的四分之一，另一家开在另一端的四分之一。但为了抢生意，一家往中移，另一家也往中移，结果是两家都开在长路的中间，增加了顾客的交通费用。
「这个两家在长路中间的结论有问题姑且不谈，但若是有三家，同样推理，他们会转来转去，转个不停，搬呀搬的，生意不做也罢。这是博弈游戏了。但我们就是没有见过永远不停地搬迁的行为。」
数十年前，玩这个游戏的人把数字加加减减，或把直路改为弯路、球形等，这些都是游戏。
解释上述的地点选择的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只有两点。第一、我们要问：依照需求定律，节省交通费用是不是唯一的考虑？第二、两家或更多的超级市场之间的协议费用究竟是怎样的？一家可以收购另一家，或者大家合并，或者不言自明地各自选取顾客交通费用最低的地点，又或者集中在一起，使交通费用增加。
只要你让我随意假设交易（协议）费用是如此这般，你要我把多少家超级市场安定地放在什么地点我也可以做到。困难是考查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究竟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