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中心人物，是庇古（A. C. Pigou, 1873-1959）。这位在剑桥承继马歇尔的讲座教授者，写了两本关于福利经济的书，而最重要是一九二○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是巨著，差不多整本是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
庇古的长处，是采用例子很富想象力。但他的分析能力并不超凡，喜欢把一般是同类的例子分类，使论点混淆不清。庇古最弱的地方，是对事实的考证马虎之极。伟大如剑桥的经济学传统，在事实考证那方面是令人失望的。马歇尔马虎，庇古更马虎，而与庇古同期的凯恩斯在这方面也不见得有过人之处。
庇古最有名的关于社会成本的例子，是一家工厂污染邻居。他在书中只用了一句话提到这例子，但因为浅白易懂，也就成了名。一家工厂为了生产而污染了邻居，但工厂不用向邻居赔偿。工厂于是只算私人成本，即是工厂本身需要支付的生产费用。但因为生产而对邻居的污染，其损失是社会成本的一部分。社会成本是工厂生产的私人成本加邻居的污染损失。在不用赔偿给邻居的情况下，社会成本就高于私人成本了。按照庇古的理论，工厂若不赔偿给邻居，政府就要干预，以抽税的办法使工厂减低产量，或迫使工厂搬迁。
骤眼看来，这样的分析若加上数字示范，看到社会的边际成本高于边际产值，政府的税率应该是多少非常明确，所以分析有说服力。一个大学生，上过一课庇古的分析，就可能认为自己懂得怎样改进社会了。后来凯恩斯学派对国民收入增减的数字分析，也同样地可以使学生在一课之内觉得自己学会了济世之法。经济学被认为可以改进社会，这些「秘方」就是原因。
庇古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大地如茵的禾田，火车从中穿过，其火花损害了谷稻，也不用负责。这例子有个真实的笑话。一九六九年，史德拉与艾智仁旅游日本，坐火车穿过田地。他们问火车上的管理员：近于车轨的农地是否因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管理员的响应，是近车轨的地价较高，因为火车的声浪把吃稻的飞鸟吓跑了！
在庇古的巨著中，长篇而大论的例子是农业。这是中国的不幸。庇古分析地主与雇农的合作关系，指出地主若不自耕，对社会总有不良影响。例如，因为租约短暂，农民租用农地不会在地上多作投资，而地主也没有意图多投资于土地，因为农民不会珍惜地主的钱。工具、房产等的投资也如是。总之，地主不自耕对社会一无是处，为祸不浅也。庇古举出爱尔兰的例子，说凡是租用农地的生产都不成话，引经据典，说得有声有色。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在那里的图书馆内作了详尽的追查，找到庇古在脚注引经据典的书籍，这些书籍的脚注提到的书籍，一路追查下去，结果是找不到任何证据说农业租耕地的产量比自耕地的为少。那是说，庇古是胡乱地引经据典，可能希望读者不会像我那样，花一个星期时间去追查他的脚注经典，及经典的脚注经典，查到不能再查为止。
胡乱引经据典的行为可不是庇古独有的。理论上的引经，引者不敢乱来，因为引错了被引的人会反驳。但事实的引经是另一回事，胡乱引的在经济学很常见。一九六九年我研究公海渔业时，就发觉有类同的习惯。一位作者举一个假设的例子，第二个作者引而据之，经过了三几个，就变成了实例，一般学者深信不疑。我对文章的实例抱怀疑态度，上述的经验是原因。有些作者我是不怀疑的，但那是名牌效应了。
我说庇古的农业分析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这分析当时影响了另一个名家──在伦敦经济学院教历史的唐尼（R. H. Tawney, 1880-1962）。此公对农业一无所知，经济也是门外汉。作为联合国前身的一个教育顾问，一九三○与三一年间他两次到中国，勾留了几个月，凭自己的想象力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力》（Land and Labour in China）。这本书十分有名，翻译后在中国洛阳纸贵。
唐尼是社会学家，其思想相当左。他的中国名著用的是庇古的经济分析，引用的事实比庇古还要马虎，论调是针对中国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后来中国的共产革命，唐尼的书受到大事宣扬。
我从来不知剥削为何物，但一九二五至三五年间美国的卜凯（J. L. Buck）教授在南京大学（又称金陵大学）兴师动众，作了历史上最详尽的农业调查。这调查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的农业租耕地的生产效率不比自耕地的差。事实上，租耕地的产量大约比自耕地的高百分之二。后来卜凯教授的几个中国助手也为中国的农业著书立说，其结论也相同。这些结论与同期的唐尼观点是迥然不同的。
卜凯的中国农业研究的详尽调查资料，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了一巨册。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购得了一册，可能是孤本了。几年前一群来自南京大学的学生到港大造访，我把该巨册送给他们，在册上陈述往事，请他们送到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去。不久前听到该大学将有卜凯纪念馆，而我送出的巨册会被陈列云云。
关于中国农业的事实经验，跟庇古与唐尼所说的大不相同，我会在本章的附录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