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名人关注，围绕兴趣建立社群，以及通过手机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这些都是Instagram的拿手好戏，同时也是Twitter的关注重点。两家公司的发展脉络实在过于相似，有些名人去了Instagram之后便会要求去访问Twitter，仿佛全然不知这两个服务是各自独立的。
2011年底，Twitter交易部门的杰西卡·弗瑞丽主张两家公司合二为一。Instagram的社交网络是建立在Twitter之上的，在基础结构和投资人员上也与Twitter相似。曾经与克里格在斯坦福梅菲尔德项目中有过合作的弗瑞丽敦促多西再次和创始人联系，以商讨并购事宜。多西告诉弗瑞丽，斯特罗姆对于并购很感兴趣，只要他们能给出一个满意的价格。
这一次，埃文·威廉姆斯的反对不奏效了。因为一年前，Twitter原首席运营官迪克·科斯特罗取代威廉姆斯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威廉姆斯则开始负责产品。并且在2011年3月，多西成功说服了Twitter的董事会，自己将会带领Twitter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并成为Twitter的执行董事。在标杆资本投资人兼董事会成员彼得·芬顿的帮助下，正如他们在2008年把多西挤走一样，Twitter董事会把威廉姆斯挤下了台。而多西，在运营Square的同时，也成为Twitter的执行董事，和科斯特罗共同决定产品的发展方向。
当一家公司的指导思想中有竞争两字的时候，这家公司的管理者通常也会为了自己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争个不停，而这通常会对消费者的利益产生影响。管理者的竞争在Twitter的管理过程中随处可见。强调自己CEO身份的科斯特罗和创始人多西经常会争夺主导权。
交易团队的心理价位大概是8 000万美元。科斯特罗认为这不过是一家刚起步的公司，所提供的也只不过是一种在Twitter内部分享照片的方法，不值那么多钱，在新闻价值和公众人物的发帖数量上更是无法和Twitter相提并论。会议室的其他同事猜想其实他心里还藏着一些其他的考量：如果收购成功，多西无疑是最大的功臣。因此，收购被暂时搁置了。
Instagram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它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定位，想要跻身主流应用之列。科斯特罗的质疑丝毫不起作用，金·卡戴珊、泰勒·斯威夫特和蕾哈娜等一众明星都陆续进驻了Instagram。2012年1月，Instagram迎来了Twitter最高价值的用户之一——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总统在党团会议开始那天注册了账号，他要为接下来一年的总统选举做准备。
Instagram在他们的博客上宣称他们想要总统“把日常生活用照片的形式展现在公众眼前”，并且也鼓励记者把竞选过程中的幕后瞬间发布在Instagram上。同月，克里格受邀成为米歇尔·奥巴马参加国情咨文的演讲嘉宾，他们希望克里格能够讲讲如果没有移民签证就无法帮忙开创Instagram的故事。
与此同时，Instagram团队终于壮大起来。艾米·科尔刚从斯坦福商学院毕业，她曾为克莱斯勒的赛车手提供空气动力学方面的咨询。一位朋友在纳帕的一次品酒之旅中听到她对这款应用赞不绝口，于是对她说他可以把她介绍到Instagram。2011年10月，她成为第一位业务主管，尽管当时还没有真正的业务要做。她为公司在对街租下了一间长期的、带有真正的窗户的办公室。格雷戈尔·霍克默思，斯特罗姆联合创始人的首选对象也在12月以工程师的身份加入了团队，帮忙开发更多的滤镜，从当时来看，滤镜是Instagram的杀手锏。
公司的部分选编项目也渐渐正式起来。在Instagram看来，优质内容是有标准的——它应该是通往他人趣味生活的一扇窗户。贝利·理查森是从2012年2月起任职于社区管理团队的成员，他创建了一个“推荐用户”的列表，以供人们关注，好让大众不会一看到Instagram就想到明星。推荐用户列表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艺术家、厨师和运动员，特别是那些积极组织或参与InstaMeet的用户，比如埃斯维恩。又比如@darcytheflyinghedgehog，这个账号是一位喜欢打扮自己袖珍刺猬的年轻日本男生，以及@gdax——一位藏族僧人兼书法家，这些都是理查森发掘的用户。
系统上管理用户的工具似乎还很杂乱无章，或者说并没有这样一个工具。一个冬天，斯库特·布劳恩突然通知Instagram——比伯无法登录了。但是当时Instagram没有一个可靠的重设密码的体系。因此，他们告诉布劳恩可以通过手机重设密码，但是比伯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好吧，”布劳恩说道，“贾斯汀等会儿会给你们打电话。”
理查森接了电话。“嗨，我是贾斯汀。”电话那头说道。由于没有设置安全问题，所以贾斯汀必须要提供足够的信息以证明身份，之后在手机上重设了他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