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我们的学习》本来是《毛泽东选集》收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一篇文章的题目。现在借用这个题目来谈改革试验区的工作，意在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对试验区工作的要求，强调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以使我们在改革试验区的工作中能够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指导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伴随着中国知识阶层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的追求、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而产生的。因此，我们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思想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源于西方的科学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如何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传统理论相结合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居于绝对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客观上也有同样的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个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好。因此，无论是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还是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都曾经老实不客气地告诫人们：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所以才容易上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既然如此，即使是对于从斯大林那里翻译过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过去被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同样也有如何清理在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或其他不合国情的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伪科学的问题。在没有做认真的清理之前，有些理论家认为，强调国有企业占绝对比例就是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反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另外的一些学者则在主张市场经济的同时，“倒出脏水连孩子一起扔掉”，甚至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公开主张资本统治劳动。这两派主流学者无论怎样争论，无论哪派占上风，都不利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因为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农民国家，无论什么外来思想理论，都必须合于国情，也就是要能够解释中国的农村问题，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理论界至今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由于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又被称为三次“土地革命战争”，而土地制度问题正是农村问题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科学理论研究，不仅不可能独立存在于社会科学所具有的阶级属性之外，而且其基本内容本身就使农村问题研究的时代特征、政治特征比一般的社会科学领域更为明显。
我们可以从20世纪初以来的农村问题的主要观点讨论的情况，来分析农村发展的基本脉络。
孙中山早在发动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初所提出的纲领中，就以“平均地权”为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认识到：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平等其实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于是，发动不起农民革命的孙中山转向联络“会党”起义，最终还是使旧民主主义革命沦为被军阀利用的割据战争。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20年代做农村调查，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充分肯定农村中的“痞子运动”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理论依据。从那时起，他在早期的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历程中，尝试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来平均地权，但却“扩红”30万，而“苏维埃”式的革命终于未果。到后来毛泽东历经艰苦长征，几次选择目的地才发现陕北；而其后仅以3万军力在陕北贫瘠的乡村立足，以“延安山沟里也能出马克思主义”的意志力战胜了王明从莫斯科照搬的苏式马克思主义，并终成正果。究其原因（排除抗日战争这个外因），把“分田地”改革为“减租减息”，把“打土豪”改革为承认“李鼎明先生是个开明士绅”，亦即保持农村基层传统的社区精英自治，应是其中的关键。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我党同王明的苏式马克思主义斗争的产物。
20世纪30年代，几乎就在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从鲜血凝成的教训中，逐步纠正从西方的共产国际批发来的“左”倾错误的同一时期，中国知识界曾经有过一次较深刻的讨论。一批注意研究国情的左派学者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称“亚细亚形态”的问题，其意在于引证马克思晚年自省对亚洲古代社会认识不足，因而不能以自己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的有关论点，来分析中国不同于西方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这本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是一线希望的曙光。因为以原始灌溉农业为生存基础，以“群体（家庭）”为社会基因的东方古国，其社会发展过程的确有别于以原始狩猎、采集和畜牧为生存基础，以“个体”为社会基因的西方。我之所以持此观念，还因为我曾经带着这个问题，在搜集了收藏有大量人类文化遗产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和巴黎的卢浮宫的历史资料后，认真地做过观察对比。人类从原始氏族共有制社会向古代封建国家制的社会过渡的历程，东西方差别十分明显。因为人类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结构的社会：西方是以个体为基因的社会，东方尤其是中国，则是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政治形态“夏朝”，产生于“夏禹”带领农业氏族公社对黄河水害的成功治理，而非阶级压迫和战争掠夺，当然也就不会有类似西方的奴隶制国家。
但30年代那次讨论的结果是，随着这批学者被打成“托派”，学术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深入讨论，也因之中辍；而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由于明确了中国也与西方完全一样，存在包括奴隶制社会在内的五段论进化模式而备受赞赏。同理，后来薛暮桥在经济科学领域的崛起，当与其在农村调查中提出“20%的地主占有70%的土地”这样的重大判断，从而为大规模“土改”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关。
另一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像那些力主“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学者一样，一代又一代主张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渐进改良的研究人员，始终在为推动适合中国小农村社实际的农业经济科学的发展而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以梁漱溟、晏阳初为首的中国“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在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的环境中，坚持下基层进行农村“试验区”的实地研究工作；30年代费孝通等人身体力行开展农村调查等。他们当年之所以未成气候，并非学术水平问题，而在于这种研究的确不能服务于革命，不能印证阶级斗争理论，也不能服务于国民党所代表的官僚资本统治。因此，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始终是“非主流派”。不过，如果今人能够站在前人的肩上思考问题，就应当明白，一个阶级在取得政权前后对革命和改良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革命成功之后的统治阶级，更倾向于采取“改良”作为社会整合方式。因此，过去的“非主流派”，应该是现在的“主流派”。
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两次主张恢复农民地权。第一次他失败了，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第二次他成功了，并且进一步否定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于是，正如胡耀邦所形容的“一镢头刨了个大金娃娃”，在1982—1984年，农民以“大包干”为名重新获得地权之后，突然打破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农产品供给长期匮乏的局面，国民经济危困局面得以解脱。由此，被称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良运动随之全面开展，中国也终于出现了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以上分析试图说明：中国历来走着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自从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结合本国的国情对西方经验和理论的探讨。因此，当前或今后一段时间发生一些理论界的争论也是正常的。而且，从我们这些年在实践中产生的感性认识出发，可以认为无论哪一方面的理论都还需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就我们的农村经济而言，理论界至今还在混沌之中，尚未见成体系的、确有指导作用的理论产生。这和大多数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实际，既不下乡调研，又不了解国情有关。基层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大可不必被那些自说自话的人搞乱了方寸。
二、亮剑：全面提高对农村改革试验的认识水平从1987年农村改革试验区创办起，我们已经在这个有利于直接从事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实证研究岗位上，坚持了十年。所谓十年磨一剑，今后不能像毛泽东曾经批判过的，仅仅是看着这把剑连说“好剑、好剑”，而是要扩大试验范围，推广成功经验，指导农村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这就要进一步提高对改革试验的认识水平，对此我认为主要是提高四个方面的认识：一是分析基本矛盾，二是把握发展趋势，三是紧密联系实际，四是不断深化改革。
（一）基本矛盾分析
中国农村发展有两个基本命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四十年间农业经济体制的轮回，或称螺旋式进步，就像是在农村这个广阔而透明的大实验室里做了一次试验，让人清楚地看到了客观经济变化的全过程，有益于我们作为后来者的思考。
1.基本国情矛盾与土地问题
以农民（包括地主、富农）按人口平均占有地权为基本内容的“土改”，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的结果。此后历次关于农业经济的重大政策调整，几乎也都与地权有关。
互助组维持农民地权不变，以自然村为基础建立的初级农业合作社，也允许农民享有土地入社的股权。而从打破自然村（氏族村社）界限，兴办高级社开始，农民则基本丧失了地权。但是从1957年到1962年，仅仅过了5年，在那次导致全国性饥荒的灾难的压力下，农业政策又调整成“队为基础”，亦即自然村为基础；同时还允许“三自一包”，亦即还给农民部分地权。最后，终于还是以“大包干”的形式把土地的大部分产权还给了农民。现在，许多地方进行的股份合作制，中心内容仍然是以农民土地作股的方式来体现并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益。而一些地方发生的政府与农民的重大矛盾冲突，也大多发端于或包含有滥占或低价强占土地的问题。
结合上下五千年中国农业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小农村社经济传统与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相辅相成。正是由于这个“农业中国”的国情矛盾制约，历史上大的事变往往是人祸甚于天灾，往往是豪强大族占田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或者政府大兴土木、连年战争，导致徭役赋税过重引发流民四起、社会动乱。这时若遇天灾、外患，必致“改革中兴”或改朝换代。而其后的第一国策，也往往都是“均田免赋”。所谓“汉唐盛世”，无不与当朝“开疆拓土”扩大了农业的生产力外延有关。
满人入关后，以少数民族身份维持了近300年统治，不仅在于其迅速地改“跑马占荒”为全盘承袭“农业中国”的道统，更为重要的是，清初在疆域广大的资源条件下，一方面“移民实边”，另一方面宣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地调整了人地关系，从而出现了“康乾盛世”。
晚清以降，先是列强入侵，割地赔款，之后又是军阀混战。随着人口的增加，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率已经大幅下降，贫富分化相对加剧。尽管清初开疆拓土增多的农业资源已无作用，但氏族村社内部均衡分配、稳定小农生存这种内部化制度条件下的农村社会，似乎仍可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侵略中国和两次国内战争造成数千万人口减少（为总人口的20%～30%）。这些调整性变量都影响着人地关系，并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别。其直接表现是尽管南方佃农多，北方自耕农多，但农民生活水平却是南方好于北方，因此农民革命在北方形成决定性力量。
再后来，革命成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以“土改”为名给农民按人口分了地；邓小平以“‘大包干’15年不变”为名又给农民均分土地。中国的第三代领导则是“萧规曹随”，向农民宣布了“土地家庭承包权30年不变”的政治承诺。
由上述分析提出的有别于现在农经理论的假设是：“农业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正是因为资源禀赋制约，中国历来并无类似于西方的纯粹“农业”经济问题。我们历来面对的其实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而且，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作为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并非经济理论所讨论的“生产资料”），只好按人口平均分配，亦即只能体现“非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这也就是说：西方式的农业经济科学立论的前提和农经微观研究所追求的目标——“效率原则”，在中国农村还没有条件作为第一原则来体现——除非人地关系这个制约条件彻底改变。
如果此处大胆引入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我们会看到体现中国均平理念的农地初始产权的配置，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政府“改良”；而且历来并不存在完整的“私有”产权。这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国家公有制经济和中央集权政治的基础。
2.基本体制矛盾与农产品购销问题
有位经济史专家曾经指出：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农地产出的商品率就达到15%。近年来有关农户统计的研究表明：我国仍有50%的小农，其土地产出的商品率为0，还有30%小农的商品率低于30%。因此，国家占有的粮食在一般年景仅占总产量的15%左右。
由于上节所述之国情矛盾制约，暴力的革命和非暴力的改良都不过导致“均平”农地，于是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分配制度便成为中国社会的“稳态结构”的内涵，天然排斥西方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式的社会进步。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西方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完成资源瓜分，中国的确已经没有任何余地了，且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险恶。中国必须工业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工业化必须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原始积累不可能在商品率过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4亿农民向5000万城市人口提供农产品还没问题。1950年，通胀危机缓解之后经济复苏，并且在朝鲜战争带动需求的拉动作用下进入高增长，随即出现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开展基本建设。2000万劳动力进城支援工业建设，突然增加40%～50%的城市“商品粮高消费人口”，就突然产生了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更何况在劳动力过剩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进行积累的方式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这使城市工业品几乎占领不了农村市场。工农两大部类无法实现交换！
于是，中国人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依存的体制；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和科层体制，通过占有全部工农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中央财政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我们以最短的时间跨越了原始积累阶段，形成了国家独立所必需的工业经济基础。这个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特殊历史阶段，由于人人奉献、天下为公，故被称为“英雄时代”。
这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数以万亿计的、以全民所有为名的资产，供后人以各种名义再分配和重新占有，而且是一个城乡分割、对立矛盾的二元体制。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汗牛充栋，本文不赘述，谨就这个基本体制矛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做以下分析。
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10年前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没出路！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城市农产品需求是国家保障的、高度集中的，需求弹性很小；而农民的供给则首先是自给自足的、高度分散的，供给弹性相对较大（这一点与西方完全不同）。由于城乡两种体制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供给需求不可能稳定。因此，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和价格波动就是无序的，导致小农倾向于追求保险的“兼业经营”；这又使得数亿小农从事的农业经营规模更进一步“细碎化”；转而，不成规模又更加放大市场波动……20世纪80年代小农经济恢复以来出现的三次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并呈周期性表现，即可为例证。
不仅如此，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农地对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日益增强，生产功能日益减少。无论是现代科技等新的要素投入，还是政府的价格政策，其效益不仅都融化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往往适得其反，因为这种投入中隐含着的是政府补贴。显然任何政府都补不起如此庞大的、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中国农业人口。
有人极而言之：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欧美国家一贯尽力维护本国通过历史上的殖民地战争掠夺的资源，尤其重视保护与生态相关的农业资源，并不允许农场主充分利用，而且都是以财政补贴休耕限产的。近年来的WTO和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显然操纵在西方手里。如果再考虑到我国小农从事的细小农业面临的国际大农的竞争，20世纪30年代地处“人间天堂”的苏杭小农，在国际农产品冲击之下的大量破产，当属前车之鉴。
本节分析也可以提出一个假设，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农业的“哥德巴赫猜想”：如果1+1=2的问题在数学领域中是女王王冠上的钻石，那么，1个小农加1个小农是否等于2个小农（亦即是否就是规模经营）的问题，则至今是阻碍中国农经研究成为科学的最大难题。
过去我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农业集体化方式搞规模经营，结果是1+1＜2；因为无论是一锄加一镰，还是一个小农加一个小农，都不是生产关系的进步。现在我们也一直没有放弃搞规模经营的努力，但农业人口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就全局的劳动力过剩而言，“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应是最经济的选择；任何局部地区无论多么发达，搞资本密集型的所谓现代化农业，其投入产出比相对于全局性劳动力过剩而言都是不合理的。
我们认为决策者可有两个选择。其一，中国只能以劳动密集就业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此作为第一国策（宁可水平低、速度慢），辅之以全面开通城乡，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此促进农地上承载的过剩人口，实现非农转移。其二，若上一提议难度太大，则只好加强农村社区“非市场”的、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均平的制度建设，同时强调打破流通和金融垄断，通过扩大农业的外部规模来维持小农村社经济。舍此，农民没有出路，农村不得发展；农业也难成为独立产业。当然，这并不妨碍少数大城市带着贫民窟超前现代化，也许其结果会使中国陷入“拉美化”沼泽。
（二）中国农村的发展趋势
从中长期看，今后的农村发展主要有两个趋势性内容：一是城镇化，二是国际化。
1.农村城镇化
根据上文述及中国的基本国情矛盾，我们认为：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内容并不是怎样搞小城镇建设，而是怎样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进入城镇），同时让土地更少地被占用；是要最多地把农业人口离土离乡转移出村，然后让尽可能少的农民在土地上搞农业，特别是促进种植业的规模经营。这是现在的小城镇建设试点要达到的目标。目前最为有效的改革，是允许农民土地作股，发展小城镇。
例如山东省济阳县孙耿镇，就是农村城镇化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镇政府动员农民把各村承包到户的土地每人交出5厘，集中起来滚到镇中心。全镇54个村都不再分散办企业，而是地滚地、地换地，换到镇中心统一建立工业开发区。工业带动的非农就业增长了20%；镇财政从1992年的40万元增长到1996年的1.5亿元。这是基层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可惜很多人对此不理解。套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来评价，这种政府主导的传统农区城镇化、工业化，其制度变迁成本趋零。因为没有同农民发生任何矛盾，地权还归村，各村把土地作股建立镇级农民集体所有的股份公司，统一经营集中到镇中心的1000多亩地，产生的收益各村按股分红。安徽省涡阳县也是试验区，也有相同的做法，各村集地滚地，人均集出2厘地，不花钱就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
之所以能够实现制度成本最低、经济效益最好的制度变迁，就是因为有效地防止了政府部门和各种资本以国家为名剥夺农民的土地权益。
城镇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一定要成规模的人口才能带动成规模的消费，才能发展第三产业。
在第一、二、三产业中，第一产业的农业、第二产业的工业是可以分散的。当然集中起来才有规模效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乡镇企业有90%以上分散在乡以下，只有7%在乡以上。因为工业产品是可以运输的，所以人们针对这种情况说“要想富，先修路”。然而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是不能分散的。剧院、宾馆、饭店，没有人口规模就没有消费规模。我们现在的小城镇人口平均规模约一两千人，显然不行。即使一万人仍然不够规模，仍然没有成规模的消费，仍然上不了第三产业。有些地方乡镇工业高度发达，但是小城镇却高度浪费。搞了现代化的公路、宾馆，现代化的学校、敬老院，就是没人消费，农民还是都分散住在各村。于是就村村通电话，通柏油路；家家盖别墅，买汽车。考虑上文所述基本矛盾，中国能那样做吗？结果，正是因为大量分散安排福利，造成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乡镇企业不得已向资本密集化发展，然后就负债率过高，一般在7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最后承受不起了，迫使有些地方不得不彻底改制。比如广东省的顺德，只能把大部分原来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搞股份化改造。
搞小城镇建设试验需要在改革区划的前提下加强规划。如果一个县有20个乡镇，都搞小城镇建设，那么即使全县所有的村都取消，农业人口都进城也不够规模。一个县的平均规模按50万人口来算，充其量只能搞3～5个中心镇；每个中心镇聚集的人口规模至少应该在5万以上，否则没有第三产业。不要鼓励镇镇开花，就像我们不鼓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一样。
在这方面，山东省的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经验非常有价值。淄博市的淄川区和博山区大规模地动迁人口，已经积累了非常重要的操作经验。他们主要是利用政府和乡村组织的政治权威和行政能力，给予输入地的村优惠政策，让那些资源过于短缺的山区人口搬到城镇来。这种跨行政区域、跨社区的优化要素是对小农村社制度的最大突破，有必要认真提炼经验在全国推广。
博山区成10万地调动人口，将其集中到城郊和中心镇，给的优惠政策仍然是土地。就是把宅基地指标集中放到输入地的村，让城郊的农民新村建设按城市的标准建楼房，节约土地，但却没有现在城市房地产开发面临的一系列收费太多和中间盘剥的问题。有关资料显示，城市房地产开发的真实成本，如水泥、沙子、原材物料只占30%，另外30%是征地，再有30%是收费，其实只有1/3是真实成本。而博山区和淄川区这样做既没有大量地收费，也没有征地。还是村里的地，只不过是把宅基地指标集中给了城郊农村，然后本村农民搬进楼房，留下旧的房子不拆，让那些从山区搬来的农民住。我去调查的时候，遇到一户从山区搬迁来的农民，住进了城郊农民留下的老宅子，儿子进企业，老汉卖豆腐，人口增加了，豆腐的需求量就增加了，满够生活的。山区人口搬迁出来也不用再往山里送扶贫物资了；生态恢复，水土保持经费也省了。这就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
这样做对于输入地而言也是利大于弊，第一是成规模地增加了消费人口，有利于发展第三产业；第二是降低了城郊乡镇企业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企业效益；第三是以最低的成本推进了农村城市化，能够节省2/3的费用发展经济。这难道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的最好的城镇化方式吗？
2.小农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国际化
1996年的农业生产形势非常好，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同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农工会上的讲话，又明确地提出了丰收之后的问题绝对不可掉以轻心。中国人从来都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形势很好，第二句话是问题不少。
粮食大丰收，甚至粮食产量估计1996年已经提前实现了2000年的目标，达到了l万亿斤的水平。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粮食丰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的生产量绝对地大于供给量的延续，长期维持生产量大于供给量就意味着生产的过剩。如果提前在1996年就达到2000年的目标，就意味着进一步的或一定规模的过剩。
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业要和市场经济接轨，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的大规模增产，已经造成了粮食部门亏损290多亿元，占压资金达到将近1700亿元。西方粮食过剩有过往海里倒的教训，因为往海里倒不占压资金，不占压库存。而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文件要求必须收，实际上无法判断现实情况。中央一再向农民承诺，不许打白条，全额收购，否则影响农民下年生产，但收进来则压库、占压资金。农业生产资金本来就有限，占压数千亿元的资金也必然影响下一年的生产。所以中央领导同志强调丰收之后“不能掉以轻心”。
进一步分析现在粮食供给相对过剩是怎么来的，就会涉及农业的国际化问题。应该看到，在1995—1996年连续两年粮食生产量很高的情况下，特别是1995年、1996年连续两年突破历史最好水平的情况下，有关部门仍然在维持着粮食的大量进口，1995年1月至1996年6月连续18个月进口了600亿斤。一方面是持续高产，一方面是大量进口，结果必然造成供给大于需求。
不能只批评进口，因为我们的价格政策有问题。1993年粮食调价，当时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就已经高于国际市场20%以上了。1994年1月l日外汇并轨，人民币贬值了一半，本币的大幅度贬值，使得国内的粮食价格在短时期内低于国际价格。有关部门有利可图，当然要把国内市场的低价粮食拿来，出口到国际市场赚取利差。所以尽管1994年粮食低产，但还是出口了1000多万吨。外贸部门既然是企业，并没有义务承担对国内市场稳定的任务，而是理所当然地参与国内抢购。又由于1994年国民经济高涨，基础建设大上，农民工大量进城，8000万民工进城，城市的粮食成规模的需求又增加，所以内贸也抢购。外贸、内贸一起抢购，就造成国内粮食价格猛然上涨，在1994年上半年短短的4个月时间内突破了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水平，然后就一路上涨，最高的时候，玉米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l03%。这时候，由于国际价格很低，就又造成外贸大量进口，造成国内粮食在生产高涨、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大规模过剩。因此，粮食问题出在流通、金融、财政等垄断体制上。所以这次中央领导同志特别强调一定要抓流通体制改革。
从上述现象来看，农业的国际化对农村发展是有影响的。首先，中国要恢复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地位，那就必须实行农产品关税减让，必须减少对农产品的补贴。假如我们的价格水平大大地高于国际价格（1997年年初，主要粮食品种国内价格还是比国际价格高30%以上），一旦允许进口，国外的大粮商看到有30%利润可图，就会冲进来。小农生产扛不住国际大农竞争！动态地看，美国会削减补贴，为了维持粮食价格，美国是补贴不种地。现在如果不补贴，大农场主增加粮食面积，就意味着粮食的世界供给短期内会大大增加，价格还会下跌。国际市场的价格进一步下跌，而国内市场价格这么高，就意味着国外低价农产品及其制成品更要冲击国内市场。在国家又不能提高关税保护的条件下，中国遍地小农经济，农民扛不住国际大农的竞争。假如沿海省份、大城市都开始吃便宜的美国玉米、泰国大米，国内小农的高价农产品向谁去卖？所以农业的国际化问题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此外，现在国内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原因，是种粮食的比较收益低。已经高于国际价格的粮食，收益还低，还迫不得已调整产业结构。那么如果国内少种粮食，国外不卖给中国粮食怎么办？既然谁都会说农业是基础产业，粮食是战略物资，就需要拿出稳定农业、稳定粮食的治本之策。对此，试验区提出了以“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建设，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设想。而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建设的提法，就源于山东省平度市。
199l—1992年，我们总结山东省平度市农村改革经验时就提出：平度市不仅仅是搞了“两田制”。很多没有深入调查的专家学者断言：平度就是两田制。我说不对，平度实际上搞的是一套相对完整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后来和杜鹰主任及其他参与试验区实践的同志一起讨论，认为提“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概念太宽，还是提“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好些，并向中央搞农村决策研究的同志做了汇报。后来1993年中央农工会的文件，深化农村改革的第一条就是“建立和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这个提法是从平度经验总结提炼出来的。所以，山东平度改革试验区为中国农村的宏观改革，乃至为中国农业国际化做出了贡献。
有人在平度搞两田制试验之初就认为，这是“归大堆”，剥夺农民地权！可是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鹰10年前听平度汇报试验方案的时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平度这个办法好，好在它兼顾了公平和效率两个原则，把我们的传统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
平度的制度安排是相对合理的：给每个农户按人口核定出大致半亩口粮田，这是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保证农民不挨饿的制度体现；其他的地拿出来按市场的原则承包，招标竞争。这就是说不再按人口分包全部土地，也就是把市场配置资源这种体现效率原则的体制搬到中国农村来了。这种做法在客观上有利于解决基本国情矛盾。平度的土地制度安排名义上叫“两田制”，实际上是在农民占有土地的基本财产关系上部分体现了市场原则。很多其他搞两田制的地方“动账不动地”，既不调整土地，也不搞竞争招标，没有引入市场机制，当然就搞不好。然后就有些同志一叶障目，以此来否定平度经验。平度人的经验根本体现在把公平和效率相结合，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经营制度吗？
在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平度同时搞了“三项制度”建设。把竞争招标的资金成规模收回来，用资金办了农民合作基金会。农村最短缺的是资金要素，平度解决资金问题的经验很实际：先划方招标，农民竞争承包土地；资金上过去叫“上打租”，就是竞争包地的农民抢着把承包费先交给村集体再种地，承包费变成农民合作基金会的垫底资金，这样集体就有了一块按市场经济要求运行的货币要素；村、乡、县三级建立农民合作基金会，农业就有了自我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功能。平度农村80%的农业生产资金靠农民合作基金会供给。此外，集体自有资金可以投入发展第二、三产业，安排包不到地的农民进入第二、三产业扩大非农就业。
此外，通过竞争、付费才成规模地包到土地的农民，还必须签订合同，搞以地定养、种养结合，以此保证培肥地力。合同规定每5亩地对应养l头牛或2头猪，客观上推动农民不仅规模种粮而且规模养猪。并且既然是合同规定，那就不管市场价格怎么变也得养。由于猪、粮价格周期不同步，恰恰形成种养农产在扩大了相对规模的条件下，实现了内部收益均衡。平度经验如果推广，就能实现猪、粮两业的价格均衡，也就是以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抗衡了市场经济的风险，实现了农业和市场的接轨。
这就是以农地制度安排为基础，包括积累和管理在内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将来中国农业国际化，还要靠平度创造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保证种养业少受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事实上，从1986年平度开始搞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以来，其农业生产始终是稳定的，始终保持了粮、棉大县的称号。
同样的例子还有莱阳跨区域搞农产联，还有的地方农民专业协会，跨8个省、几十个市县，100多个单位会员。这样的专业合作经验也是有利于小农经济抗衡市场风险的，有利于我国农业经济在国际化竞争中不至于衰败。
（三）密切联系实际
把握住了基本矛盾和基本趋势，也就知道改革试验要搞什么。试验区必须根据地方党委政府的长期发展规划，通过调查研究，来把握制约本地经济发展的主要体制矛盾，确定下一步改革试验的主题。制约各个地方的主要矛盾是千差万别的，因此要通过各地搞试验区来超前探索，分散决策风险。
中央的1号文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过大作用，大幅度地促进了农业的增长，粮食产量从6000亿斤左右提高到了8000多亿斤。但为什么中央从1987年以后不再发1号文件了呢？就是因为我们从80年代中期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别是如此之大，各个地方改革的内容、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此不同；靠一声号令、一个文件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再搞l号文件。尽管老百姓对l号文件有很大的预期，但是实际上，老百姓预期的是要求中央每年通过一个文件，继续保证给农民地权，而不是指导千差万别的各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
因此，中央1987年5号文件提出办试验区，当时的目的就是分区决策，分散风险，超前突破，促进发展。所谓分区决策，并不是要地方做中央的决策，而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做本地区的决策；然后中央的决策部门根据各个地区决策的实践情况，来综合提炼，再演变成中央的决策。所以5号文件提出的决策思想是科学的。政治上要保持一致，但在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上要适应本地实际，这就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的紧密联系实际。
无论是谁，都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除非做了调查研究才能说这个地方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才能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我们审批各地试验区的改革方案，要求报一套材料，包括调研报告，就是要根据对地方的经济情况的描述，分析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体制障碍，考虑是不是对应性地提出了改革试验方案。因此，各地方试验区办公室的责任在于要紧密结合当地政府的中长期发展规划，通过调查研究，来发现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试验方案。不要怕试验内容重复，而怕没找准主要矛盾，因为解决同一个矛盾可能会提炼出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操作办法。例如，淄博搞小城镇靠行政力量大规模搬迁人口；济阳孙耿镇就搞土地股份制，靠的是把农村行之有效的“股田”引用到城镇开发上来，搞集体土地入股。
再者，试验区的工作如果不能配合地方党委政府解决当前存在的主要矛盾，工作就没有位置。山东省试验办承担了很多山东省农村经济决策的调研工作和文件起草工作，试验区办公室的工作就有位置。我们必须结合现在的热点问题，从改革试验区中去提炼出有利于本省、本地决策的意见，因为试验区有超前的经验。
尽管我们名义上是农业部的试验区办公室，但在中央农村决策研究工作上能有一定的地位，因为我们所提出的经验和意见能够参与到中央决策工作中去，试验区办公室杜鹰主任的大量时间是给中央写材料，写领导讲话，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向中央报告现在试验区什么经验可以用于决策。我的工作就是长期跑面，回来把地方怎么做的报告给主任，主任给反映到中央决策层。无论谁来主持农业农村工作，都会重视试验区提炼的改革经验。
（四）不断深化改革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更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会不断产生。要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
有人觉得当前农村改革位次不够，这个认识是有偏差的。并不是不够，而是一段时间内城市所表现的体制问题更为尖锐，矛盾更为激烈，中央不得不把大量的决策精力用于解决城市问题。因此，决策的重点在城市，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农业没有位置。农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是历代领导人都强调的。
我国最基本的矛盾一是人地矛盾，二是体制上的二元结构。这两个基本矛盾解决不了，中国不可能发展。有几个国外学者跟我座谈时说，中国肯定会在21世纪末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我说，你的评价太高了。我认为下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大国仍然是美国和俄罗斯。因为我有个基本判断，就是谁占有资源量最大，谁就是将来的胜者。而正是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占有世界上资源量最大的份额。我们资源量少，人力又大量闲置，现在至少有3亿多人不能充分就业。假如我们能够通过深化改革，把人的因素调动起来，与其他要素优化组合，就能保证中国经济维持稳定，维持发展。解决人的问题只能靠改革，这3亿多不能充分就业的人主要是农业人口，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实现农村的要素优化组合。
要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一要稳定人心，坚持中央的30年不变，保证农民已经到手的基本财产权利关系不变，这也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深化改革的有机统一。现在有人不理解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的关系，我们在实践中的确感到有必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因为我们在试验区搞的股份合作制，给职工和农民分配“职工基本股”“劳动贡献股”的股权，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体现，而“只允许卖”的提法正是资本统治劳动的体现。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讲的四句话中，第一条是产权明晰。而我们要求改制中劳动者占有自己的剩余价值形成资产的那个产权必须明确。现在各地农村大量发展的股份合作制，之所以不合学者们的意见但非常有效，就是因为广大劳动者对自己的产权予以明晰之后有了积极性。所以，深化改革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产权制度建设。
中央在l997年新年伊始就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农村工作会之后就是全国乡镇企业会，几乎所有领导同志都讲话，表示中央对农村、农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重视。重视的原因在于：一是乡镇企业解决了1.3亿的农村人口就业，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有重大的社会效益；二是乡镇企业产权相对明确，能够影响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所以股份合作制要正式立法。
股份合作制的发祥地，就在山东周村试验区。周村的股份合作制并不像西方那种私有制，而是集体经济的不同实现形式，农民作为成员对集体经济的财产收益权，是通过股份合作制来实现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股份制的论述，首先要承认农民的产权，才能够形成集体的产权。周村股份制改革是“先有长行村，后有王村镇”。就是集体经济的所有权维持不变，把价值形态的财产做股量化到每个农民头上。长行村是1984年大包干的时候，就把当时集体积累的几百万元固定资产做股量化到每个农民头上；王村镇1992年把镇办企业资产按各村村民代表大会代行股东代表大会的形式，让村集体按股占有乡镇级企业的资产，这就解决了镇级企业产权不清的问题。所以，周村人的创造有全国意义，甚至有世界意义，解决了中国式的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同时又兼顾个人财产权利的难题，这是西方人做不到的。
周村能够在淄博市发育出一个淄博乡镇企业基金和全国唯一的一家淄博证券自动报价系统，是因为当年周村搞试验方案设计的时候，加上了谁也没有注意的“第六条设计”，提出要搞规范的股权流转、上市交易。1988年，国务院批准了周村试验方案，后来经过努力，就在深圳、上海两个股票市场之外搞了一个规范的场外交易。中国证券管理监督委员会不干预淄博的场外交易的原因是有国务院批准的试验方案。所以搞试验方案的同志注意，既要有比较明确的内容，又要用比较抽象的语言，不要去触“高压线”。比如，河南有个试验区搞供销社体制改革做得很好，总结经验时明确揭示了“租壳子、卖瓤子”的清晰集体和职工产权的做法，但是有些人否定说，这是把供销社的集体资产流失了。如果当时在材料上写“全员全额承包”，改革内容还是一样，经验就有可能得到肯定。
第二，产业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工农一体化，也不是一般意义上讲公司加农户、企业下乡。姜春云副总理到中央工作以后，重视山东的产业化经验，就因为农业和农村长期以来处在两头被垄断控制的局面之中。农业投入，无论是资金还是生产资料都是垄断控制；农业产出也是长期被垄断控制的。改革以来，农产品市场放开了一部分，比如水产品、蔬菜、果品等放开了，但大宗农产品仍然维持垄断而且越统越死，比如棉花大幅度下跌，就是垄断控制“三不放开”的结果。粮食、外贸的高度垄断，再加上在产量连续提高的情况下还大量进口，内贸和外贸抬价抢购，造成物价上涨，也造成了市场的大起大落。所以农业发展并不是仅仅维持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发展，产业化真实的含义在于打破投入产出的两头垄断。山东的同志在产业化上做了很多工作，无论是让供销社牵头，还是让市场牵头，又或是让企业下乡牵头，要想和生产者结合，就要和生产者建立大致平等的利益关系。诸城养鸡成功，在于它保证每只鸡l.5元的利益，意味着无论企业当期赚不赚钱，都必须让农民生产者得到大致合理的、稳定的利润。
1995年我们做产业化研究的时候就已经提出：平均利润是检验农业产业化的根本原则。假如哪个地方的产业化不能让生产者分享到平均利润，就不是产业化；假如哪个产业化是有利于原来垄断局面的，就不是产业化。我们希望不要“产业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但一夜之间，全国到处都是产业化。
试验区尤其要看生产者是否拿到大致均等的收益，平均利润这个原则是否实现。这就要通过改革试验做很多工作，就有很多体制弊端要克服。有的省出现了农民闹事，就是没有照顾到农民作为生产者的利益，只照顾了公司的利益。很多企业家说愿意投资搞农业，可是跟农民打不起交道。其实根本问题是企业想要追求短期利润。那企业可以去股票市场搞投机，不要到农业中来；农业投资只能追求中长期收益。所以，搞产业化必须严格约束企业，告诉企业家必须建立和农民的稳定的利益关系。
山东经验中值得推崇的是莱阳的农民把土地入股建立公司，产加销之间不是买卖关系，而是最后按股分红；三九集团在临沂搞的农业公司，农民土地股占30%，也是一个好例子。我们主张紧密型的利益关系和股份型的合作关系，不主张公司与政府合作，农民处于无权的地位。如果与农民纯属买卖关系，发生农民撕毁合同的情况就很难处理。地方政府也不能解决小农不守信用的问题，不能保护只和农民建立买卖关系的企业。政府的保护和政策优惠，应只给和农民建立财产关系的企业，因为他必须实现按股分红的平均利润，而且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第三，搞好集体经济和规模经营。如果能按照股份合作制的原则来搞，就能够实现规模经营。如果强行推，那就必然失败。平度实现了规模经营，一个万亩千斤方，牵扯到8个村，不外乎大家产权清楚，可以实现“六统一”。
不要以为把地集中了才叫规模经营。所有统一的、能够产生规模效益的服务都叫规模经营，所以“六统一”就是规模经营。美国式的大农场规模经营在中国是实现不了的，我国曾经有意识地进口大型机械在黑龙江搞大农场，即使成功也没有推广价值。
“六统一”服务就是集体经济。没有经济实力做到“一统一”也行，哪怕统一规划也是规模经营。有一个地方搞的30万亩蔬菜基地就是统一规划的结果。这绝对不是一定要让农民把地交出来，而是在稳定农民财产权利的基础上，通过统一规划实现规模经营。如果能够像平度那样，集体把招标拿来的承包费变成农民合作基金的生产费，就是在资金供给环节上实现了规模经营。假如生产资料能够统一供应，农产品统一销售（有个材料介绍组织实现了30多亿元的销售额），也是规模经营。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的农村发展，需要改造我们的学习，重新认识我们面临的环境，重新认识改革。